牛狼商道 (原创)-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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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文革后才知道，这些“半截鞋”以及全国性的法制践踏给我们民族造成了难以弥合的深重灾难。

　　据统计，“文革”十年中，全国被立案审查的干部高达230万人，占“文革”前夕全国1200万干部的。中央和国家机关各部委被审查的干部有29885人，占干部总数的。其中，中央副部级和地方副省级以上的高级干部被立案审查的达75％。据最高人民法院1980年9月统计，仅因刘少奇问题而受株连的“案件”就有万多件，被判刑的达万多人。

　　仅刘少奇问题就株连判刑几大万，我们被讹一只鸡算啥子呕。如果这些事发生在没有当家人的军阀混战时期你顶多说它是“恶之花”；发生在国民党被撵走，恶霸被枪毙，地富反坏斗得头都抬不起，连我父亲这种“上中农”也已经赶到田坝驶牛去了的时候，那怎么也得给它安个“恶贯满盈”——这是一沟绝望的“死水”。

　　一路上，大哥骂了许多话，只有一句我记得清楚，“老五，你以后当了官，一定要整这些杂种”。（遗憾的是老五一直没有当官，让那些龟儿子侥幸逃脱，此生之憾也。）

　　天蒙亮，我们兄弟走完50里路到了内江。

　　“倒弯”菜市场依然是看不懂的红男绿女，依然是爽心悦目的嘈杂。我蹲在地上抱一只鸡等候买主，突然我听到大哥跟一个买主扯起来了，后来我问大哥什么事，他说：“一个驼子跟我扯称，说我的定盘星有问题，老子看她歪拽拽的还戴个手表就生气。”

　　今天农民也戴手表了，甚至戴手表都过时了；那个时候戴手表可是洋盘得很啰，像大哥这样伸展的小伙子看到城里的驼背儿戴手表是有点不平衡噻。现在想来，驼子也算残疾人，这样说不好。

　　中午，鸡卖完后，大哥带我去城里幺姨婆家吃饭。

　　姨婆住在内江半坡井，相邻两排楼房与山垂直排列，因地处陡坡，半山腰有口水井，故名半坡井。站在姨婆家阳台山可俯视今天的街心花园一片城市风景。

　　“幺姨婆，你这里好漂亮呵！”我兴奋的说。

　　“漂亮啥子，满眼都是灰色的，连人都是灰的”姨婆不以为然。

　　那时我哪里知道灰色是陈旧的颜色呢？更不知道老舍先生对旧北京“灰色的城墙、灰色的人力车夫”是如此伤感。我只知道那幢3层楼的灰色房子很雄伟，那些大人穿起灰卡奇制服很洋盘。因而，梦寐以求的就是长大了穿灰卡奇衣服。

　　姨婆比我妈小八岁，那时还很年轻，她家孩子也很多，个个都长得白白生生的，穿得干干净净的。姨婆做的菜用盘子端上桌看起来有些炫目，盛进碗里的干饭一颗杂粮都没有。

　　我们两兄弟狠狠的吃了一顿饱饭。临走时，姨婆拿出一大堆布茬茬，叫我们拿回去，说：“让你妈拼接起来，可以做棉衣被套，裁缝铺里这种破布头多得很，拼完了又来拿。”

　　从此，我们家的布券都拿去卖钱，很难得扯新衣服，十几年来，我们几姊妹的衣服、裤子、书包还有被单都是母亲在油灯下用一块一块的破布头拼接起来做成的。从此，我们不再挨冻。

　　二十年以后，到我女儿出生的时候我母亲还习惯用小布条拼“巴巴”给娃娃做衣服做背裙。节俭早已成为家族，甚至民族传统。

　　回家的路还是50多里，可能是吃了干饭的原因，也可能是没有背东西，走起来格外轻快。大哥说，姨婆读过大学，他们家顿顿都吃光干饭。

　　无法想象，顿顿都吃光干饭。

　　或者是为了吃上光干饭，或者是为了报复“半截鞋”，我在心里发誓——一定要读大学！

　　那年月，读完高中也跟小学差不多，读九年书除掉下午回生产队劳动，除掉几乎从来不考试，再除掉教高中的老师也只有初中文化，再除掉读书被人讥笑，读书父亲要骂的负面影响。我看我的学生时代有效时间最多也就3…5年。

　　现在的孩子只听过不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一定不知道“好好读书要挨打挨骂”，父亲骂得最多就是“一天到黑给老子鬼画符”，还有“老子读了十几年书，比他中央干部还读得多，还不是一样挖泥巴，有球用呵”。

　　不过毛主席去逝前后几年，四川农村的确诸事不顺。

　　水旱不从人，种点水稻、苞谷“干”成“索索”，没有多少收成；喂猪猪死，喂鸡鸡瘟，一年半载总要分几次瘟猪肉，一年半载总要去请外公吃几次瘟鸡。我想瘟猪瘟鸡体内可能不会有“三聚氰胺”吧，要不，我们吃了好像没事，有时馋了还巴望着生产队死猪哩。

　　天灾也罢。上面那些人还要经常用麻绳绑一串人来斗争，地主斗来差不多了就斗做“鸡生意”的，斗打“川牌”的。我听那些“半截鞋”说：“打啥子吃啥子，给老子把川牌吞下去！”有点像傻儿师长处罚下属“吃麻将”，那些龟儿子干得出来吔。

　　还有就是没完没了的抓赌。记得我们生产队几个社员打“包谷籽”，就是“和”了牌赢5厘钱，因为世界上没有5厘的钱，所以用苞谷籽代替，总之纯粹“玩”；但上面的人说这是赌博。要所有的人把钱拿出来；那个时候的农民有多少钱，还不是你几毛我几毛，都给了上面的“半截鞋”。

　　好在我们在成都换“搭伙票”没有被发觉，要不，我们也要挨斗，也要挨整，说不定也会强迫我们吃点什么怪模怪样的东西，或者把你包包头那几个分分钱给你没收了。

　　我捡过十年狗粪同时牧放十年小猪，不管是狗粪捡少了，还是猪放跑了都可能挨骂甚至挨打。记得有一年冬天，数九寒冬，因为读《高玉宝》，读到“高玉宝给地主放猪”读入了迷，结果猪跑出去把生产队的庄稼糟蹋了一点，父亲狠狠地打了我一顿。在卖这笼小猪时，母亲拿出一张10元的票子给我看：“五儿，看看嘛，这就是‘吆’了两个月的钱”，当时没有乳猪饲料，我们连买苞谷喂猪的钱都没有，敞放，小猪就一只鸡那么重，能卖几个钱嘛。

　　隔壁赵大爷说：“洪五儿就是一根筋，这会儿，哪个还读书嘛”。　

　　从此，我在生产队成了“迂腐仔”的代名词，跟父亲解放初期的名声差不多。

　　不过，现在我的孩子也有人这样评价，我听起来很高兴。我希望她不要因为“一碗干饭”动摇把学问做穿的志向，更不能像她老爸那样非得“为两斗米折腰”。

　　中国太需要一门心思做学问的人。我希望父辈已经创造生存条件的优等生多一些“硕士…博士连读”。

　　原资中县的县委书记杨秀彬给我说：“娃娃读得就是要让她多读书，不要急着叫她挣钱”，这位杨老弟的娃娃就是“本科…硕士连读”，还有原内江市卫生局局长甘华平，最先他的娃娃想早点工作，他也怕娃娃书读多了以后脑袋转不过弯，我给他说：“只有书没有读进去才转不过弯，因为他不知道如何转弯，真正读懂了，再大的弯都转得过”，后来他也动员娃娃读了研究生。

　　我不敢奢望所有的朋友都听我的，至少希望我的孩子创造“对金钱泰然处之，对学问一往情深”的奇迹，争取出几个“牛顿”，出几个“亚当斯密”，再出几个“比尔盖茨”。

　　我们时代需要能够叩开世界科技、经济和财富大门的顶尖人才，而不是拾人牙慧的模仿的跟随的“一步落后步步落后甚至甘于落后的”的下三流人才。

　　一句话，我们要“沉得下来”，就像我们那代“饭都吃不饱，字都认不全”仍然苦学的“伤痕者”、“反思者”和“改革者”一样。

　　当年，好在我有大学梦，好在有位堂兄当民师，好在我是“五分加绵羊”。

　　一般的农村娃娃，只读了学校那薄菲菲的两本书——语文、算术，而我却在牧猪、牧牛，甚至捡狗粪的间隙，大量阅读父亲挂在屋梁上已经发霉的古印本《千字文》、《增广贤文》、《水泊梁山》、《说岳全传》及部分《古文观止》，还有大哥的《林海雪原》、《红旗谱》及八大样板戏剧本。特别是样板戏，直到今天，绝大部分台词依然倒背如流。因而，写起东西来，自然具有“东风劲吹”的清爽和“红旗飘飘”的火热。

　　在那个“交白卷”的时代，在几乎所有的老师都不太重视或不敢重视教学的时代，我的堂兄也是我的老师是个例外，他常常因为我们这些娃娃不好好读书又不敢放手教学而痛心疾首，甚至嚎啕大哭。小学五年，我每天上下学都跟他一起，形影不离。在我幼小的记忆中，我这位堂兄老师没有说一句脏活，没有说一句落后的话，没有写一个不规则的字，没有一分钟不在尽职尽责，全身散发出“温良恭俭让”的君子之气。在生产队我们一起劳动，我听人家说他是“一根筋”。如今，我堂兄快70岁了，据说政府给了民师晚年保障，好在还有一个讲道理的政府。

　　因为堂兄教学的严谨执着，我小学五年从未得过“5分”以下，尤其是写毛笔字从不马虎，近乎苛刻；初中两年绝大多数100分，偶有99分，老师也会按100分宣布；高中两年班主任宣布好成绩名单是以我的平均成绩作标准的，考多考少，洪正举都是“第一位”。一句话，老师们十分珍爱班上的“尖子”。多年以后，老师们仍然以之激励学生发奋读书，“生子当如洪正举”已在家乡传为佳话。

　　小学毕业有幸由村小保送到乡中心小学读初中，初中毕业幸遇恢复考试制度，又以全公社第一考上高中。

　　内江县全安公社初七七级1000多名学生只有两名学生两科总分120分以上（数理化一科，语文政治一科）达到及格标准。如今，一位当农民（意指农村户口），一位是年薪百万的高技术人才，特大型企业总工程师。当然我也曾经作过特大型企业“临时总经济师”，只是年薪不到10万，比我们邱茂同学少了十几倍。

　　1966年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爆发，它的发展让人惊愕、恐慌、不可思议、不可抗拒。红卫兵打着“造反有理”的旗帜，打砸抢抄抓，横扫“牛鬼蛇神”。在“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资产阶级知识分子统治我们学校的局面再也不能继续下去了”、“以学为主，兼学别样；既不但要学军、学农、学工，也要批评资产阶级”等“左”的思想影响下，废止考试和升留级制度，学校成了重灾区。

　　前后十年###，整整贻误了一代人。从1966年到1976年，十年没有组织过正式高考，交白卷也可以上大学。1982年人口普查统计表明，当年全国文盲半文盲多达23000万人。

　　难怪，我的班主任唐松涛老师不无自豪地说：我教了10年书，第一次教出一名真正的初中毕业生。

　　升入乡办民办高中（我们叫“农中”）后，开始接受同样准备考大学的老师的教导。老师们和我一样，上午教书，下午回生产队劳动。到了晚上，老师们还得找出他们或五十年代或六十年代的已经泛黄的初中、高中课本重新学习，因为他们原来是村小民师，曾经“挨门乞讨渡春秋”，靠学生家长交粮食度日。他们连教初中都有点勉为其难，何况高中，加之，是教参加高考的高中。

　　现在的学生只知道有“农大”，却不曾听说还有“农中”。就连乡下的孩子说起“农中”也直摇头。“农中”与民小一样属乡村民办性质，是由1950年代的私塾发展而来的，师资不是国家公派，而是由农民中推荐出来的老秀才和回乡“知青”担任。

　　“农中”一般为初级中学，像我们这种“贫困乡村‘高级’中学”外国绝无，中国罕见。

　　邱茂同学不一样，因为他父母是老师，有法让他读正规高中，后来考上正规大学，分到正规企业，担任正式职工，跟其他参加正式工作的同学、同事一样，该学习就学习，该升职就升职，无须为人做“嫁”。因此他达到了我等难以企及的人生高峰。

　　记得有位小学毕业读过初级师范的老师老是把化学方程式正不平，上有机化学像讲天书一样。

　　这些年近半百教书几十年的老师，身份还是农民，还得回家种地。既便如此，老师们仍然坚持和同学们一起苦学。是考试制度让他们焕发了新的久违了的对知识的渴求和对学生的期盼。

　　不难想象，那个黑色七月对我们来说是“黑色”的，当年我们全班没有一人考上。

　　我比其他同学拼命得多。在全体同学都不上晚自习的情况下，我到学校附近水库管理站的柴房，在堆满苞谷芯的柴楼上，用一个铁盆，放一盏油灯，靠在一捆苞谷杆上，不知疲倦的学习。结果还是以一分之差破碎了儿时的黄粱梦。

　　清代王永彬先生《围炉夜话》中有一句话：家纵贫寒；也须留读书种子；人虽富贵；不可忘力穑艰辛。

　　但愿这是一颗会发芽的“读书种子”。　。。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三）
带着“枷锁”挣文凭

　　——“官本位”误导农民工

　　在1980年代，靠自考挣文凭对我们这些文革时期的中学生而言，有如登天。

　　1988年，我给内江市自考办写了个自考体会《带着枷锁挣文凭》。

　　1982年，因太想读大学，太需要拿文凭，就整天盼望有一种不进校门又承认学历的考试制度。

　　早些时候，有个函授教育叫“四川青年自修大学”，主要通过《四川青年》杂志函授。我交了点钱，报了个名，但不承认学历，书也没有拿齐，因此还抄了两本四川师范大学汉语言文学专业课本。

　　几年来，全安乡场镇外那条茅草路我端着书本走了几百遍，从汉语拼音开始，也就是相当于从今天的幼儿园语音训练开始，苦练，最后语音近似广播电台专业播音，文字平生难遇不认识的字，文章远远超过电大，甚至川师大学生。我曾经到自考辅导班参加模拟考试，四川师范大学本校学生平均考60多分的题，自考辅导班平均80多分。辅导老师：“自考大学生是全国最过硬的大学生，因为正规大学不是全国统考，正规大学有考前辅导，甚至有方向性提示，正规大学考不及格，可以立即补考，但你们要一年后才有复考机会，意味着你得重新学习和复习。”

　　的确，我的《现代汉语》、《哲学》都考了四年，仅这两科就经历了四个“黑色七月”，当然也像嚼馍馍一样嚼了四次四个半年。

　　有人问我现代汉语和哲学达到啥子水平，是不是刚好60分多一点。我说：“就那薄薄的两本书而言相当于专科，但就这两本书阅读揣摩的时间和次数而言，相当于博士”，陈咬金那三板斧为什么那么厉害，那是因为他在三板斧上揣摩最多，孰能生巧。

　　苍天不负。两年后如愿以偿，自考真的开考了。

　　今天的孩子听说抄书一定觉得“傻”，其实，抄书与老师罚写作业一样，是一种被动学习，被动多了就主动了。

　　就这个问题，我请教过我那位在内江当校长的哥们徐文益，他说教育方法因人而异，能督启当然好，但督而不启，怎么办，那就得机械记忆，就像老师有时“罚”娃娃抄十遍甚至二十遍公式定理一样，现在看来是机械的，但慢慢就会转化为知识，甚至是掌握得最好的知识，就像你洪正举四年考了四次《哲学》，啥子概念，课本上教你那些哲学思想已经进入你的骨髓了。

　　记得《历代文学作品选》我抄一遍后，大部分的古文都差不多能背诵了，接下来再研读一下，豁然开朗。

　　还有抄书可是练字的好办法。在古文内容或激情澎湃，或忧郁凄婉，或大声疾呼，或浅唱低吟中，你的笔似乎有了灵气，时而铁骨铮铮，时而优雅顾盼，时而笔走龙蛇飘逸潇洒，时而字字珠玑朴茂沉雄。

　　对国家的自考制度，我当时就想机会总是追着勤奋的人，就像1980年考大学落榜遇到内江第一次不开“后门”公开招聘公社干部一样，平民子弟同等机会，怎么也算政治开始清明了。

　　当我为有自考政策而欢欣鼓舞的时候，聘用制干部，包括聘用制记者低人一等的地位总是阻碍自考进程。

　　所谓带着枷锁挣文凭，说起来也真有几分酸楚。

　　城里人不屑参加自考，因为他们参加进修的机会多的是——电大、夜大、职大、进修班，不一而足。

　　城里人想读书单位支持领导鼓励，在办公室上班想看书就看书，从来不会担心工作“耍”脱。

　　我农民临时工想自学，只能挤时间，如果在办公室偷偷看书，当心饭碗整脱。

　　尽管自己小心翼翼的处理工学矛盾，但仍难摆脱“无法续聘”、“爱莫能助”之命运，香火坐进了箩兜——搬家，读书也就只能搁置一边了。

　　下面两则是单位给我求职的回信：

　　洪正举同志：

　　你好！来信收悉。

　　你的来信我们送交局领导阅示。现将局领导研究的意见转告给你：“人才可贵，但因受编制所限，难于聘用”。感谢你的一片热情，如有机会再联系。

　　致礼

　　凉山州广播电视局

　　一九八八年三月三日

　　洪正举同志：

　　对你求职的艰辛我们深表同情。农村人找工作的确不像城里人那么顺当，招工指标、户口等问题单位无法解决。所以如果你是城市户口或正式职工，一切事情就可迎刃而解。

　　致礼！

　　内江县印染厂

　　一九###年五月八日

　　什么叫“编制”，什么是“城市户口”，什么是“正式职工”，在什么都讲计划的时代，在城市农村两重天的时代，对农村上进青年来说，这就是“生死符”，是“魔咒”。

　　既然读书比登天还难，为什么还要登这个天呢？

　　因为别的路子根本走不通。

　　我们一批的经营管理干部也有几位转为正式公社干部，但人家是中国党员啊，1982、1983、1984年我也曾经争取入党，甚至于任何一位公社干部都交活儿让我干，名曰：党在考验你。最后还是入不了党。后来，临时工作都整脱了，那有条件入党啊。

　　在我的自考“黑色生活”中，有位本区的同事，也是自考同学——刘成伟给了我莫大的鼓励和支持。他是另一个乡的副乡长，比我小一岁，少年得志。他是我张罗新竹文学社时才走近的，每次考试前他都把我叫到他家里，好吃好住几天，静心复习几天。

　　这位刘贤弟脑袋非常好使，我学半年他只需一个月；平民意识很强，强得来已经有“农民情结”；具有开放思维，正乡长都当上了还出去“包工”，据说挣了不少钱。我们俩曾经在我下放当广播员的四合乡“任点江山”，经常秉烛讨论一些当代三流学者也许一辈子都弄不明白的问题。

　　尔后漫长的岁月里，我们一直惺惺相惜，都愿意视对方为一辈子的朋友。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三章　“二元社会”透视（四）
愿为两斗米折腰

　　——机关“农民工”命运探索

　　一九八〇年，两斗米值元

　　一九八四年，两斗米值40元

　　一九八七年，两斗米值47元

　　一九八八年，两斗米值“一身汗水”

　　两斗米，即我的衣食住行，我的温饱。算起来这“两斗米”X12=414元钱比起务农的哥哥姐姐就算跳进“钱罐”了——1980年农民人均纯收入不到我的一半，并且我还仅仅是一个153CM，37KG的小大人，回家种地100元钱都挣不到。

　　我常幼稚的幻想，要是那天有陶老夫子一半就好了，收入“两斗半”，要我怎么折腰就怎么折腰，可不要像他老人家一样“不为五斗米折腰”呵，五斗米值多少钱啊？！

　　在《晋书&；#8226；陶潜传》中潜叹曰：“吾不能为五斗米折腰，拳拳事乡里小人邪！”

　　陶老夫子说的“五斗米”，即是晋代县令的俸禄。

　　那一年，已过“不惑之年”的陶渊明在朋友的劝说下，再次出任彭泽县令。到任八十一天，碰到浔阳郡派遣督邮来检查公务，浔阳郡的督邮刘云，以凶狠贪婪闻名远近，每年两次以巡视为名向辖县索要贿赂，每次都是满载而归，否则栽赃陷害。陶渊明叹道：“我岂能为五斗米向乡里小儿折腰。说完，挂冠而去，辞职归乡。

　　陶老夫子没有想到乡里小儿属“狼”，别看他们不读书，不看报，不学文件，不干正事，但他们知道在弱肉强食的社会抢权力，抢票子。你陶夫子属“牛”，你不折腰，别的牛还得折腰——洪某人折腰几十年，腰已经佝偻了。

　　以前在生产队劳动，时间干长了感到腰痛，就想以腰痛为由回家耍，这时，大人就会说：“娃娃家有啥子腰杆啰”。说是身体好不怕腰痛，但“骨气”却是该有的。

　　为什么你洪某人连“骨气”都没有了呢？

　　年龄大一点的人应该有体会，“骨气”不是想有就有的，在那个年代，相当一部分农村人，特别是想追求个人前途的年轻人都不敢随便奢求“骨气”，除非你想挖一辈子泥巴，受一辈子穷。

　　我知道，青年时期能够在单位存在就是真理，单位再不如意都比回农村强，因为在单位顿顿都可以吃到光干饭，还有美好前途等着你哩。

　　不过，这次真的要回农村了。

　　1987年底，在当了四年乡镇干部，四年编辑记者，发表文章数百篇，新闻和书法比赛多次获奖，自创“新竹”文学社风风火火、自考大专文凭即将到手之际，无可赖何的回到了农村老家。

　　我的老家徐家岔和川东南所有的浅丘一样，山不大但足以遮挡视野，地不多但一年365天难有闲时，钱不多但地方干部免不了经常叨扰，人不少但难得有当官发财的“发小”。

　　在我这个土地里走出来的年轻人看来，我的家没有如画风景、没有精神文化，只有总也摆不脱的泥泞，总也赶不走的蚊蝇，总也听不完的叹息，总也伸不直的父兄的脊梁。

　　村民们依然背地里叫我“迂腐仔”或“一根筋”，想叫你“洪书记”吧（农民习惯称乡干部为书记），你又垮台了，听说当过记者，还是百里挑一，谁信啊。

　　本来就是农民，既然回村了种地就种地吧，何况，大家知道我不偷懒，干活路儿也是“一根筋”，因此很快就融入了咱农民大家庭。

　　我的父亲是民国时期的初中毕业生，加上私塾，读书十几年，书法苍劲，算盘娴熟，帮人写的检讨文从字顺，在家乡绝对算一流秀才，也是家乡出了名的“老好人”。如果放在机关，放到部队至少也该有所作为，结果因为家庭出身“上中农”，一肚子的知识沤烂了。

　　试想，像我父亲的时代，革命干部连字都写不起几个，人家也不愿拉你“入伙”，至少敲敲边鼓也可以呀。终生无此好事。

　　今天那些革命干部的接班人至少读过小学、初中啊，尽管好多人不思进取；但人家不是“一根筋”，他们知道“人不为己，天诛地灭”，他们知道“为天下难，为自己易”，他们知道“22岁结婚，25岁入党，30当官，人生一步慢步步慢的道理”，他们中不少人签“同意”二字还可见书法功底。你想，他们如此懂得人生，还有必要拉你“入伙”吗？——难怪我拼命工作挣表现，三次入党申请都批不下来。

　　当时可能是有点消极，但，现实的确没有踌躇满志的理由。

　　当然，我的父母兄弟姐妹是为我伤心为我不平的，他们了解我，知道我的抱负，觉得我无论如何不能像老父亲一样一辈子“糅泥巴”。

　　记得有一天到水井挑水，因力气不过拗，水桶摔坏了，父亲很生气“无用之才”，还未出嫁的七妹一边修桶一边流泪，她在为被迫回家务农，被乡里小儿瞧不起的哥哥伤心。

　　七妹比我小五岁，又是女孩子，但在大哥分家、姐姐们出嫁以后，分担父母的担子就落在了她的肩上。在相当一段时间“洪正举、洪菊英、洪桂兰”三张奖状总是一起带回家，全安小学的第一支笔蔡老师写我们几姊妹的奖状至少写了五年五次。七妹没有读完初中就辍学回家了，当了我这个哥哥的铺路石。

　　试想，我不为这些亲人发愤图强，对得起谁呀？

　　的确，我和历史上所有因落魄躬耕的文化人一样：手叉水，脚叉泥，披蓑戴笠，日晒雨淋，但“不坠青云之志”，时常苏东坡般“竹杖芒鞋轻胜马，一蓑烟雨任平生”。

　　白天地里流大汗，晚上挑灯读青史——常常沉浸在无尽的思索中。

　　为什么单干；甚至做“包工”比做“点工”，农民多干活，地里多打粮，连我们小孩都知道，那么多领导，那么多专家却不明白呢？

　　就像亚当斯密在《国富论》中写到的，面包师、理发匠等各行各业的人，工作的目的并不是为了方便他人和为社会做贡献，只是为了赚更多的钱。但是，即使他们各自的目的是赚钱，最后的结果确是方便了他人，促进了社会进步。

　　亚当斯密错了吗？

　　马克思指出：人们奋斗所争取的一切，都同他们的利益有关。人们的一切行为都是为着自己的利益。当这个为着自己的利益的行为对人类历史有推动作用时，这就是善、是功、是德！而当这种行为对历史发展有阻碍作用时，这就是恶、是过、是罪。

　　马克思错了吗？

　　为什么人人都想跳出“农门”；为什么城市只属于城里人，这个叫“二元”社会结构的东西是古已有之，还是某种理念、某个政策或者某些人促成的呢？

　　胆大个体一夜“暴富”，价格双轨“倒爷”大发“横财”，企业“经营承包”部分厂长经理顺利实现财富转移。似乎满眼都是“原罪”，那么，“原罪”有功还是有罪呢？

　　弘扬传统文化会阻碍西方先进思想吗，那么，长城是炸还是修呢？

　　海南省市场经济的社会主义能搞下去吗？如果搞下去，国家会不会走上另一条道路呢？因为亚当斯密说过：市场经济的前提是私有制、契约化、责任自负啊？

　　文化产业“允许无益无害”，这是内江市一位负责宣传的领导从深圳考察回来后告诉我的；那么，思想底线和道德底线又在那里呢？

　　我们时代有最强音吗，如果有，是“红太阳”吗？因为1980年代末新版“红太阳”很流行，并且常常见到中央电视台“红太阳”专场演出、全场直播。

　　为什么老百姓不记恨当年被捆手脚而感恩现在松绑呢，如果说松绑人是邓小平，那捆绑者又是谁呢？

　　我们这个时代有领袖吗，如果有，是邓小平吗？但为什么会议室挂的伟人像只有“马恩列斯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