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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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实践证明，这是一条高速公路，一条希望之路。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刷”出来的“中华饲料王”
“刷”出来的“中华饲料王”

　　——解剖饲料墙体广告

　　——注意力、冲击力、接近性、重复率、记忆度、性价比

　　——任意点评：农村墙体都是饲料广告之首选

　　——先想到先占位

　　——都想到——狭路相逢“狠者”胜

　　——希望饲料墙体广告让全世界眼花缭乱！

　　——希望饲料墙体广告令广告人找不着北！

　　1993年，本人第一次应聘走进希望集团携带的全部家当就是一袋排刷、毛笔等书写工具。我来自农村，对农民心理已实现无障碍沟通，我深知农村墙体广告是一种长期存在却不被重视的广告形式。因此上任伊始，就积极献言加强户外墙体广告。

　　本人认为饲料广告受众主要是农民，他们接触最频繁，性价比最高的就是外墙广告。　

　　首先，对1990年代的农民而言，接触广告的途径非常少，墙体广告在农村便有大显身手的机会。

　　其次，墙体作为广告媒介在农村具有得天独厚的优势，包括低廉的广告制作费，几乎为零的媒体占用费，出门就见的接触率，直接对准养殖户这个目标市场的针对性和一年365天的重复率等。

　　本着对老板负责的原则及长期形成的实证精神，1995年，我在苏北组织了一次墙体广告传播调研。调查共发放了250份问卷，回收有效问卷200份。调查对象男女比例为2﹕1，年龄为20—60岁。

　　一、墙体广告传播价值分析

　　（一）墙体广告是农村第一媒体

　　对于相对欠发达地区的农民而言，其接触信息的途径较少。据调查结果，看电视是农民最喜欢的活动，但因不具强制性，收看率不到50％，报纸接触率最低，仅为5％，而墙体广告达到100％。作为媒介组合的重要组成部分，墙体广告在农村推广中无疑应为首选。从广告效果来看，墙体广告主要解决知晓问题，产品品质宣传还需借助别的推广形式。

　　（二）墙体广告性价分析

　　1、低廉的制作发布费用

　　墙体广告比较简单，制作不需要复杂的技术。发布媒体是现成的民房墙面，媒体占用费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根据我们实际操作的情况，委托广告公司制作发布1平方米只要几元钱。在媒体广告刊播价格不断攀升的今天，墙体广告低廉的成本优势成为吸引企业投放广告的关键。

　　2、十分显著的传播效果　

　　其一，100％的接触率

　　除农民100％接触外，公路两旁的墙体还将旅客纳入受众，极大了拓展了墙体广告传播范围和效果。

　　其二，没有信息干扰　

　　一面墙只发布一个墙体广告，不会有其他信息干扰。相对于其他媒体各类信息眼花缭乱，在我看来“墙体广告就像当年组织农民学习中央文件那么直接，那么到位。”

　　其三，针对性强

　　墙体广告具有较强的针对性，发布内容一般都与农民生产生活直接相关。

　　其四，365天天天回忆

　　80％的访问对象能够回忆起曾经打过的广告内容。

　　其五，利益承诺广告吸引力最强

　　调查发现，农民对价格、有折让的广告最感兴趣。　

　　二、墙体广告传播问题分析　

　　1、设计制作粗糙

　　目前墙体广告的表现形式大体分为两种，最为常见的是纯文字形

　　式，其次为图文结合，图为企业或产品标志。有创意制作精美的广告很少，形式单一、冲击力弱，一定程度影响广告阅读记忆。

　　一些文化较高的地方干部建议我们跳出文字广告，创作一些群众喜闻乐见的有发布地文化特色的墙体广告，一来增大传播效果，二来提升农村形象，为农村精神文明建设贡献力量。

　　2、计量困难

　　计量困难是墙体广告面临的新问题。企业投放广告传播效果怎么样很少发布者去统计去监测。往往用“应该可以”模糊回复。这是广告管理必须补上的漏洞。

　　三、结论

　　独有性、单纯性、针对性及低廉的制作发布成本，给了我们不争的结论，墙体广告好得很！需要注意的是提升设计制作水平，注重当地接受习惯，注重产品价值诉求，注重对比度、冲击性，加强监管测评，充分发挥媒介组合的增效作用，迅速抢占稀缺的外墙资源。

　　围绕这个调研分析，加之我自身对农村、对农民的深刻认识，在主持希望集团宣传工作，特别是任希望集团华东地区特派员助理（分管宣传广告）期间始终把饲料广告的重点放在外墙。据1995年华东片区11个希望饲料厂统计，外墙广告占广告投入50％左右，华东大地几乎被希望饲料广告覆盖，当年华东11厂销售收入接近10亿元，广告总投入不到400万元，以不到的广告投入换回如此巨大效益，在全国广告推广案例中也不多见。

　　希望饲料1989年问世以来，先后荣获国家星火科技成果二等奖（饲料行业最高奖）、国家星火成果博览会金奖等七个国家级大奖，还被评为“中国饲料工业百强第一”。到一九九六年，希望饲料年销售收入已达50个亿。

　　希望饲料主要靠刷墙体广告打出了全国饲料第一品牌，成为大江南北名副其实的“中华饲料王”。

　　1993年8月10日，我将希望员工对希望饲料的真切感情抒写成篇——《“中华饲料王”名不虚传》，现摘录如下：

　　希望集团借助科技的优势、专家的力量、坚忍不拔的精神，十年创出亿元家业，四块金牌，数以百计的荣誉，被誉为“中华饲料王”。

　　今天的希望已不再是一个企业，它是一个鼎盛的家族，一个智力集团，一个充满生机和活力的企业群体。

　　敞开希望的大门，你看到的是：年生产能力100万吨，产值可达15亿元的实力；上海希望、南昌希望、汨罗希望、昆明希望、希望食品公司及汇集专家学者的希望研究所、电子研究所等庞大阵容。

　　打开希望陈列馆，让你目不暇接的是：首届全国农业博览会金奖、全国饲料新产品特别金奖、全国星火成果博览会金奖、全国星火科技金奖以及希望集团近年来对国家民族的卓越贡献。

　　希望的效果如何？听一听农民兄弟的肺腑之言：“吃一斤，长一斤，希望牌奶猪饲料就是精”、“加入二两希望精，一天可长一两斤”、“养猪希望富，希望来帮助”。金牌饲料，专家杰作，名不虚传。

　　希望是一本线装的书，里面记载了四位大学生，四位同胞兄弟辞职办饲料工业的动人故事。

　　希望的未来充满机会和挑战，正如集团总裁刘永好在全国政协会大会发言所预示——三、五年后希望饲料将覆盖全国，走出国门，希望集团将成为跨行业、国际化的现代化企业王国。

　　如今，刘永好的预言已经实现，今天的希望饲料已经成为中国第一品牌，越南等许多国家和地区都办有分厂，饲料销售更是早已走出国门。

　　做农村市场就是要有“农民情结”

　　——希望饲料“乡村干部式”销售服务队

　　我进“希望”后，也带了几个兄弟进希望作销售员。我家最小的老九洪正东经常自豪地给我说：“卖希望饲料，就像当乡干部，宣传、动员、指导、服务，总之，就是真心实意的做好群众工作。这样做了，做好了，你说的消费拉动的事情就解决了，再加上工厂和经销商利益推动、品质推动，不就实现了你经常给我吹的‘惊人一跳’吗？”

　　我说他是“农民情结”，他的回答是：“做农村市场就是要有农民情结”。

　　对涉农产品经营，“公司＋农户”，甚至还加其他外协单元成为最常见的经营模式。一些城里出生的老板专门到农村考察，试图通过亲历一线市场触摸到更多农村消费者的脉搏。希望集团及许多员工都不必走这个过场，因为本身就是农民，从农业起家，如今希望集团产业已经辐射到饲料生产、畜禽养殖、流通加工和销售的全过程，形成了延伸的产业链。

　　在与农民做生意的过程中，如何发掘他们的需求，如何克服他们的弱点，如何激发他们的消费欲望，他们如数家珍，驾轻就熟。

　　眼见为实，无障碍沟通

　　农民特有的乡村文化表现为：眼见为实、随大流、求实惠，一般不敢轻易预测未来（因为上代人几乎没有理想主义传承），生存不易使其视野受限，对似乎总也说不清的规则、总也无法兑现的合同缺乏基本的认同。因此影响农民的最佳方式只有——眼见为实的“口碑”。

　　二十多年前，特别是十五年以来，希望饲料凭借墙体广告覆盖全国，不少广告从业人员认为“没有创意，档次太低”，在国际广告规范上甚至没有“墙体广告”这种媒体的概念，但这并不妨碍它的有效性。对此，前文已经详细阐述。

　　希望饲料进入市场前期，为农民培训养猪技术，农民根本不领情。“当时的培训班，根本没有农民去听。”后来才知道“培训方法不适应农民”。

　　我们靠回忆想像当初咱农民的精神生活，找仍然生活在农村的兄弟们询问，我们感到放电影是个好办法。先把人吸引过来，就象先把报办好再拉广告一样。后来，各地子公司都尝试借助电影作饲料宣传，效果的确不错。此举，既丰富了农民的业余生活，让他们得到最新的养殖技术，又让希望集团成为农民议论的话题，品牌也得到了很好的宣传。

　　针对农民“眼见为实，爱随大流”的特点，我们采用树立样板的方法推广，如“养殖公寓”、“养殖样板间”等，效果也很好。

　　在和农民的交往中，我们还比较准确的把握了地域特性。比如广州农民就比四川农民有市场意识，广州农民会研究“香港市场有什么需求，我们就生产什么样的鸡肉”。由于香港人比较喜欢吃“白水鸡”，即把肉鸡煮熟吃就可，更强调鸡肉的原汁原味，因此广州农民就会让饲料在注重营养平衡时，还讲究鸡的颜色。而四川在吃法上更偏好做麻辣鸡，因此四川农民只关心鸡长肥长壮就可以了。

　　事实上，现代农民也在转型，面临着消费意识转变带来的生产意识转变。以前是“把有营养的东西卖出去，把没营养的东西买回来”。生产意识上更多是自己养猪是为别人生产，只求多产快长就行。但是随着失地农民增多、加上农民收入总体收入增加，农民自身的肉禽蛋消费也在增长。这就涉及到自身食品安全问题，因此现代农民在食品安全、营养成分调控上会更有意识。比如说会根据市场上瘦肉价格比肥肉价格贵，就多买点能催长瘦肉的饲料，以期能卖更好的价格。

　　细心发现农村的变化，研究农民思想转变，根据差异调整自己的营销方式，调整饲料的营养含量，就可持续占领这个市场。

　　走近农村，把网络建到基层

　　在农村，如何做到与农民走得更近是个必须解决的问题。农民既是消费者又是生产者。一方面要解决好成本问题，另一方面又必须把握市场情报，平衡两者关系。因此必须十分注重市场反馈，避免生产与销售脱节。

　　一度时期，希望饲料实行的是直接交给经销商销售。经销商为了利润最大化，一般不会顾及农民的实际需求，不注重实时调配，往往只把精力放在销量上。

　　通过一段时期过渡后，希望饲料的经销商合作模式逐步成熟，实现了渠道下沉。一般采取经销商和厂家服务小分队两条腿走路的方式，走专业化、差异化客户服务之路。

　　公司一般聘请畜牧业专业的大学生，组建类似乡村干部抓中心工作那样的“服务小分队”，进行“技术营销”和“数据营销”。

　　小分队通过专业的技术以及跟踪调查累积而来的数据库分析，有针对性地进行服务销售，甚至每个购买了饲料的农户养猪的情况都被他们登记在案，形成系统全面的信息反馈机制。

　　这些富有乡村特色的服务小分队成员，每天都在走村串户，和农户打成了一片。农户家里有几口人、哪些成员外出打工了、去了哪个厂都了解得十分清楚。农户一遇到什么问题，第一时间想到的就是这些小分队人员。在一些养殖集中区，几乎所有的农民都认识这些队员。依靠专业贴身的服务，使小分队成为离农民最近的销售力量。　。。

“原罪”无罪吗？
“原罪”无罪吗？

　　
　　改革开放三十年来，特别是城市经济体制改革24年来，我们国家在许多领域都放开手脚进行了大胆的改革。失误难免，漏洞也肯定不少。

　　在改革中，一些思想解放比较彻底，风险意识强，有一定背景的人抓住了更多的机会。其中，造成负面影响的我们批评他们是“官倒”。当然这“官倒”的含义可不仅仅是倒腾生意，还包括许多“权力寻租”，简单说就是“有偿租用各类权力为我所用”或者叫“有偿出租各类权力为我谋利”，通俗的说叫“勾兑”。今天偶尔见诸报端所谓“原罪”就是对各时期善于投机者或者叫善于抓住机遇者，获取第一桶金的合法性、公正性提出的质疑。

　　因此，我对“原罪”作了一个不确切判断。

　　既然“原罪”只是老百姓对第一桶金的质疑，并非结论。加之当时的法律制度或操纵法律制度的人已经给他放行。因此现在来讨论这个关系老百姓心里平衡的问题就应该理性、公正，并且依法进行。要不，就可能矫枉过正，对谁都不好。

　　作为问题探讨，我的看法是“原罪”主要分两种情况。

　　一是“权力寻租”东窗事发者，这种原罪自然有罪。尽管时过境迁，迁延困难，但道义上就叫第一桶金挣得不光彩。如果形成社会舆论，极可能影响今天的发展。

　　二是因信息不对称、宣传不到位、操作失误等原因致使所谓有背景者抓住机遇的情况，说来好像也有“原罪”之嫌。但这种“原罪”似乎不应迁延追究。

　　毫不疑问，第一种“原罪”是有罪的。在追求社会公平正义的过程中，应予申斥，甚至敦促有关方面加大侦破力度，将不法之徒绳之以法。

　　难点是第二种情况，坊间人士常说的程序合法，操作得好，该人家发那笔横财。

　　我这几年做策划遇到的这类现象很多，现在看来，也许正是这些所谓“原罪”改变了整个中国经济总的治理结构。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俄罗斯的改革思路是所谓的“休克疗法”，就是将原来全民所有变为单位集体所有，甚至落到具体的人头上。有点像我们农村土地下放，自主生产，自主经营，自负盈亏。只是操作上适应大生产的需要而已。简单的看：企业几十年积累的国有资产公平的分给了全体员工，似乎公正。但谁对这些资产负责仍然没有落到实处，所谓“谁都负责谁都不负责”，所有者缺位问题仍然没有解决。从有关报道来看，苏联前期改革效果不好。

　　中国的城市经济改革走的是另一条道路，先是将企业交给经营班子，签订经营承包责任书，后来发现不少企业越包越穷，庙穷和尚富的现象比比皆是。

　　我看过当年艺术家们对这种现象作的漫画，一幅说：走一个厂长倒一片车间。还有一幅漫画说：船坏了，钉子还可卖钱，最后一任厂长抠钉子卖的情况。

　　为什么艺术家和我们这些迂腐小文人都看到了，上级领导和所谓的“改革之父”、“经济之母”们就看不到呢？这倒好，让某些关系户好好的“权力寻租”了一把。不久一批新贵应运而生。

　　过了好些时候，大概小平同志南巡谈话以后，上边看到了，知道再这样下去，祖宗那点东西就保不住了。比如，金阳县1994年虽然迟了点但毕竟还是进行了商业企业改革。

　　十四届三中全会《关于社会主义市场经济若干问题的决定》出台后，在城市经济生活中“改制”成了善抓机遇者津津乐道的话题。

　　各地纷纷送出靓女“投怀送抱”，搞的许多已经获得第一桶金或者随时可以通过融资获得资金的各色人等，像野狼抓小羊般席卷全国，我把它称之为“狼性扩张”。

　　记得四川有位搞茶的老板，请我给他做策划。我们俩一边喝酒一边聊工作。他向我谈的第一件事情就是改制。

　　他说：“洪老师，你晓得我这个厂好多钱买的不？”

　　“好多钱嘛？”我问。

　　他兴奋地说：“老子100万元买的，叫朋友划100万给我，拿到会上亮一下，第二天老子就拿去还了。”

　　看他得意的样子我即为他高兴也为我们这个体制担心。

　　乖乖，这不是原罪是什么？鼓起眼睛，伙起权力机构整钱嘛。

　　对这事尽管我一提起就激动，最近，从报纸上知道这家企业搞得非常好，税收多多的，就业安置多多的，茶农收入多多的。你再想说它“原罪”似乎已经说不出口，只能说：“运气来登了”。

　　这个典型改制案例以及其他许多放手兼并国有企业的案例告诉我。在上世纪九十年代及本世纪初叶那股兼并重组浪潮中，迅速发达的老板们相当部分是有“原罪”的“功臣”。

　　为什么这样说，讨论起来比较复杂。

　　国有企业也好，乡镇企业也好，总之打伙干的企业，包括现在有些合伙企业，干起来都很费力。政治经济理论家说是企业治理结构问题。也许是。但在我看来主要还是：“所有者缺位”，或者说没有“守夜人”。偌大的摊子谁是老板，谁说了算，谁对后果负责。此时，我突然想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我在内江遇到的怪事，领导说：“农村改革能不能深入关我屁事”。

　　是啊，不关我事！难怪柏杨先生说“三个中国人是条虫”，实际上只要没有责任意识，没有责任制度，三个外国人同样是一条虫。人家之所以变成了龙，甚至在商业竞争中称霸世界，不就是人家几百年前就把“守夜人”的问题解决了吗？

　　最可气的是，上世纪七十年代，连我们这些娃娃都看出来了，那些“之父”、“之母”们八十年代，甚至九十年代似乎浑然不知。

　　1999年4月，在参加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中小国企改革研讨会”时，有位一线专家给我聊到建立市场经济的前提时谈到三个概念：

　　一、归谁所有；即产权问题。

　　二、谁来负责，即责任意识和责任制度问题

　　三、契约化，即法律意识淡薄问题

　　所以，我对发横财者说：“你们有功”，原因就是这么三条。是，随便怎么说第一桶金，甚至后来继续寻租权力得来的钱都不光彩。但他的的确确解决了社会公共资源、资产长期无人对它真正负责的问题。

　　单纯的集体负责最后总是落不到实处，因此与其让他几爷子“愰”脱，还不如“零价或低价承债式”交给能人治理。就像上面谈到那些老板，个个整得风车斗转。资产可能名字变了，支配人变了，但价值基本上还未变，甚至变多了，变强了。

　　面对不公平竞争，面对权力寻租，面对第一桶金表现出的诸多“原罪”，亡羊补牢未为晚。在处理未来的社会资本及其他公共资源时，但愿更理性、更科学、更公开、更公道。

　　现在要研究的问题不是要他们偿还，而是要鼓励他们发展，创造更加适合他们发展的条件。不要几弄几不弄，又把他们弄到国外去了。这样你想让老百姓原谅你当初搞出的那些“原罪”的东西都难。难道你还想用“手艺不好，交点学费！”搪塞过去。梦嘛。　。　想看书来

世上官多不太平
世上官多不太平

　　
　　天上星多月不亮，

　　地上坎多路难行，

　　河上滩多行船险，

　　世上官多不太平。

　　还在生产队种地的时候就听过这一段民谚，因查不到相关资料，因而作了修改。总之，这段闪耀朴素辩证法思想光辉的民谚给了我大半生的启示，或者给了我大半生的误导，让我对“官”的印象一直不太好。

　　我和所有传播这段民谚的老百姓一样，没有想过或者很少构想把“官”推翻，只希望这个世界“官”少一点。

　　单就财政支持而言，这官多了就是负担。我有位做汉区县委书记的朋友，他告诉我，他们县财政收入1个亿，财政支出5个亿，需要上级财政作4亿元的转移支付。

　　我给他开玩笑，你叫你那帮“文武大臣”像农民一样安排外出务工，不说多了，每年给县上寄回1个亿，那么这5亿元可以买稻谷5亿斤，全县人民人均可无偿分配500斤，温饱不就解决了吗？吃饭问题解决了，农民不就可以轻松奔小康了吗？

　　书记付之一笑：你尽出“馊主意”。

　　还有位作县委副书记的朋友，他在少数民族地区工作，他们县财政支持个亿，财政收入3300万元，仅财政渠道国家就要解决亿元，这个县人口只有15万，如此计算，人均可以无偿分得2000斤稻谷，干部们也别出去打工，就在当地组织老百姓退耕还林，要不了几年不就实现了我们梦寐以求的水土保持、长防长治和建设秀美山川的目标了吗？

　　这主意“馊”吗？

　　尽管我出了一道极端数学题，但“官”多粮饷不够的确是历朝历代非常普遍的问题，我们这个时代也不例外。

　　如果“官”们只吃饭倒还简单，殊不知还会形成“繁文缛节局”，就是狄更斯在《小杜丽》中描述的社会现象。

　　狄更斯在小说中成功地杜撰了一个“繁文缛节局”，该局的工作原则是“想法子不干事”，它是英国官僚政治机构的缩影，多少人被它拖垮而破产。英国整个官僚机构为少数豪门所控制，它们像蚂蟥一样吮吸着国内外劳动人民的血汗。“繁文缛节局”由一个意近蚂蟥的巴纳克尔的家族所控制，地球上哪里有“繁文缛节局”的踪影，哪里就有巴纳克尔家族的代表。

　　不知道是不是“巴纳克尔”到了中国，反正似曾相识。比如：一个事情拖几年，办一个立项文件要盖几十，甚至几百个公章，不就是这只“蚂蟥”吗？

　　当然现在好多了，有政府办事中心了，不过“官”们又会生出其他许多事来。

　　最令人不能容忍的就是“权力寻租”，中央要求“心为民所想，利为民所谋，权为民所用”。但毕竟权力太多太大，特别是因信息不对称，加上老百姓对“官”的习惯依赖，就像有的患者不给医生送红包不敢上手术台一样，也许是自己多心了，多得来成心病了。因此，“官”们还是有法生事。

　　还有“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甚至在某些行业形成“潜规则”，你想“官”多了，还了得。

　　看过电视剧《纪晓岚》的朋友都知道，皇上批评纪晓岚：“你把肥鸭子给我杀了，又弄来一批瘦鸭子，以此往复，我这江山还不给吃垮吗？”

　　无独有偶，有些单位给“官”发廉政补足，或者年初收廉政保证金，年末双倍发廉政奖金。

　　另外，深圳有家名气很大的企业老总说：“我给主要干部发高薪，高薪养廉，高得超过普通员工18…20倍，红塔山香烟随便抽（当年红塔山香烟是上档次的商务烟），我看你还收不收红包”。说得振振有词，可这家公司的问题多多。

　　对此，我与四川大学一位哲学学者做过一次面红耳赤的争论。

　　他说：“只要财富达到极大的丰富，实现各取所需了，廉政问题就迎刃而解了”。

　　“什么叫极大的丰富，什么叫各取所需，我想到银河系去旅游一下，不过，我不喜欢有人和我同船”我狠狠地幽了他一默。

　　资源的有限性和欲望的无穷性决定了“必须抑制没完没了的欲望”，只是抑制的办法未必只有所谓廉政建设。办法多的是。

　　一是通过政策的、宣传的、经济的等多种手段弱化“官本位”。据说深广地区“官本位”就不是太强。让人的价值可以在更广阔的空间体现，就像我们农民，如果国家早几十年把“三农”问题解决好了，我上什么凉山，到什么海南，挖什么“野斋”，像人家三圣花乡的农民那样开个茶馆多好。所以，治“官”之道还在于社会公平。如果老是“自古华山一条路”，老是“考不起就走独木桥”，老是看到当“官”的“工资基本不动，烟酒基本靠送”，你看谁还想做生意、谁还想挖泥巴，还不如想点“歪点子”整个“官”来当，稳当些。

　　二是弱化公共权力，许多东西能往下交就往下交，能够依靠那只“看不见的手”，最好不要“统起干”。就像当年我们在生产队干活，挑土边、撕包谷可以计件，能干“包工”就不要吃“大锅饭”。

　　对这个问题，发达国家几百年前就看到了，特别是亚当斯密就特别推崇那只“看不见的手”，甚至有人说：“维多利亚女王做的最重要的事情就是生了9个孩子”，可见其看待权力的态度。因此，应该学学人家，更多的依靠市场平衡供求，调节资源，“官”们当好裁判，当好参谋，做好协调服务工作就行了。

　　当然，我们国家大，群众的文化、觉悟、法律意识、自我意识差异很大，现在又出现较大的贫富悬殊，因此中国“官”的作用肯定比欧美发达国家的作用要大，不能按他们的说法，把政府搞得小小的，把“官”搞得少少的。但往“小”努力，往“少”做文章肯定是方向，不应该有丝毫的含糊。

　　对此，企业走到了前面。我曾经提到希望集团子公司的机构设置，在统一、精简、效能的一般原则指导下，其管理体系非常精干。我知道的上海希望饲料公司就只有7个主要干部。几个亿的摊子几个人就玩得风车斗转，并且，一个个干得非常起劲。

　　当然，人家解决了“能上能下”的问题，和你那个仅仅停留在制度层面的能上能下不一样；干不好，说走人你就得走人，不需要取证、不需要讨论，更无须考虑以后不好见人，因为主仆双方都知道什么是“双向选择”。

　　我们国家关于机构精简的文件发了很多，开的会也很多，多得来就连我们这些秘书都记不清楚。正如老一辈作家马识途《十日谈》中“再论文山会海”所批评的一样：一个县委书记一月收到文件资料13斤6两，怎么读？天书！

　　所以，文件也不要发了，来点真格的，像希望集团那样，干不好就走人。当然最好不提“干不好给老子爬”！因为听起来好像在骂我们农民工。

　　“世上官多不太平”这句民谚不知传了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