牛狼商道 (原创)-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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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骂我们农民工。

　　“世上官多不太平”这句民谚不知传了多少年，也不知还要传到什么时候，但愿越传传少。书包　网　。　想看书来

从传销看“经济邪教”
从传销看“经济邪教”

　　
　　1991年，金阳县几位老师准备组织“养生益智”培训班找到政府办要我帮他出个手续。

　　我问他们可有依据，他们拿出当时中央政治局领导级别的人题的词想说服我。我一看领导的题词是“可以探索”，于是对他们说：“人类对生命本身的确尚有许多未解之谜，‘养生益智’可以探索，既然是探索，你让我同意‘普及’怎么行呢？不能拿我们的身体给你‘张天师’做试验嘛。”

　　遇到咬字眼的，莫法。手续虽然没办，但课我还是去听了一次。老师在上面说：“两眼微闭…手心向上…屏气…发热没有？”

　　有人说：“发热了！”

　　“你们看到了什么？”老师问。

　　“没有”我们回答。

　　老师说：“我看到张天师了，张宏堡老师红光满面，穿套西装，向我们走来了”，言下之意，他开天眼了。

　　过了一会老师开始传授用“养生益智功”治病，他叫一个正在生病的学员上讲台，他伸手在病人胸前一晃，一个抓的动作，说：“我把病魔抓住了”，然后又一个往地下甩的动作，念念有词：“入地三尺”。

　　我在下面说怪话了，“老师，下面还住着一家人啰，传染给人家怎么办？”

　　老师自己都稳不住笑了。

　　后来到了成都，有位朋友叫我陪他到青城山“生命科学院”，说是去给张天师过生日。

　　好家伙，数千人，我还以为张宏堡要来呢，结果说是全国都在给他“老人家”祝生日。

　　在参加完山呼海啸般的生日庆典之后，晚上我和那些来自全国各地的学员住在一个宿舍。我原想，与这些素昧平生的人说话可以随便一点，没曾想伤了他们的自尊心“你居然敢对张天师产生怀疑”、“你居然说出如此大不敬的话”。

　　乖乖！文革没有赶上，今天碰到了，人上了神坛那就不是“人”了，是“人仙”，就像“济公活佛”一样。

　　有过了好多年，家里几位老年亲戚在练“###功”。

　　呵！更神。

　　好在这些老年人连字都不认识几个。听人家说练“###功”对身体有好处，所以没事就练，练些什么，我也搞不懂，反正他们说：“练了，精神好多了，身体好像也好些了”。

　　我说：“既然对身体有好处，你们就练吧”

　　没过多久，上面说“###功”是邪教。

　　乖乖！把他们吓惨了。

　　我说：“你们邪没有邪？”

　　他们说：“我们连正反都没有搞清楚，那里知道邪没有邪呢？”

　　看到这种现象，我就想起《王保长》

　　李老栓回答王大爷说：“管他蒸熟（征属）还是炕熟（抗属），反正都是拿来吃的”。

　　王保长纠正李老栓：“啥子讲种菜呵，那是蒋总裁！就是总发财，反正都是有钱的”。

　　对普通下层老百姓而言，你“剿共”也好，抗日也好；你种菜也好，你总裁也好；一点区别都没有。

　　就像我那几位练“###功”的亲戚，上面喊不准练，他就觉得自己好像犯罪了。

　　中国人多了，林子大了，什么鸟都有，什么“鸟叫”都有人欣赏。

　　时下，比较流行的民间活动就是传销了。

　　我1998年花了700多元钱成为某产品“消费”经营者，就像我推销“佳禾月饼”策划的“提前购买，消费增值”一样。

　　无论你走进传销的那个会场，无论你认识还是不认识，人人都把你当亲人般接待，在会场上几乎人人都异口同声的说“好！”就像赵本山在小品中当选奥运火炬手即席发言，言不由衷的自我欢呼“好！好！好！鼓掌！”

　　有位级别很高，号称年薪百万的传销“老师”，是我以前的同事，他对我说：“你娃就不敢当众说‘吔！吔！吔！’嘛，不疯狂怎么能把你这只孤雁裹进群里，群众运动都不晓得嗦”。

　　有一次见一位邻居对她的上线，她们称“老师”，佩服得五体投地。我给她开玩笑。她一下就生气了，其他“传销”也跟着说：“你不了解传销，不怪你”

　　别的传销更是“吓死背时”。

　　由此，我联想到“养生益智功”、“###功”，传销又是个什么“功”呢？也有如此魔力，让人疯狂！

　　后来，我在想：中国这个林子真的太大太大了吗？随便弄一个什么东西出来，都会有成千上万的人响应，并且达到膜拜的程度。

　　如果说毛老人家一挥手有成千上万的崇拜者，那是人家打了那么多大胜仗，那硬是“诸葛亮在世”啊，人家这尊神那是真神呐！就是今天哪个怀疑，也会被“骂脱”呵。

　　那么，张天师，还有###怎么给毛老人家比，魂都不在了嘛？

　　特别是“传销”说起来好像比对毛主席都好，怪哉！

　　“传销”的理论依据是减少中间环节，将用于渠道建设和广告推广的钱让利给消费者，从而理解为“靠消费损钱或者叫赚钱”，由于中间环节取消了，生产者和消费者之间就只能靠“人”来进行，因此就需要“传”，即“一传十，十传百”的“传下去”，要不商品交换的链条就会断裂，生产经营就无从开展。

　　为了提高“传播”的有效性，所以他们总结出八字真言“打货，卖货，带人，听课”，还有许多类似“开口即开业，闭口就关门”等许多经典口号和经典活动。

　　最近几年“传销”活动频繁，传销者不失时机、无孔不入的市场渗透，包括观念渗透，已经成为新时代难得一见的奇特经济现象。

　　有人说，中国数以亿计的闲散或半闲散人员，如果“观念、利益”双双到位，足可掀起一场“经济邪教”，因其与个人利益充分联系，其影响将远远超过“政治邪教”。

　　但愿不是危言耸听。

共享经济
共享经济

　　
　　
　　我经常给老板们讲：“企业是什么？企业是社会资源和企业利益总的协调者和分配者”，有些老板就是听不进去。当老板就应该“以天下之财，利天下之人。”

　　“天下之财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大家创造，天下之利公平分配，合理分配，和谐分配。”一句话“大家的事，大家办；大家的钱，大家分！”

　　1994年，金阳县分管经济的副县长马海瓦尔委托我代表他参加凉山州《建立现代企业制度与“四大”体制改革》培训班。我有幸聆听了当时国内一线专家讲课。从那时起我就醉心于研究思考企业治理问题，特别是分配问题。

　　这个马海后来作了凉山州布拖县县长，与我同岁，我的工作时间稍微比他长一点，因为他是正式工，该入党就入党，该提干就提干，所以得志得早。不过，他可从来没有把我当秘书。他说：“现代企业制度和四大体制改革是培训县长的，你就代表我去接受培训，回来后，该怎么整，还要你拿主意呵！”

　　人家马海县长在用人上还是有一套呕。

　　1996年，成都商报约我写篇民营企业改革的文章。我当时想民营企业在市场经济条件下，那么成功，还需要改革吗？

　　我当时刚好离开“上海希望”，准备去“迪康”。正好，上海希望饲料公司总经理王长清离开“希望”后，准备搞一个“王牌”饲料。他让我帮他参详。在闲谈中，我们一边总结私营企业的得与失，一边解剖自己的沉与浮。

　　我们感到私营企业开始出问题了。

　　一是高层劳方与资方没有建立利益机制，也就是管理者与企业没有利益关系，像1995年，你几爷子“司刀令牌”都甩完了，弄了个2000多万，结果拿了1000多元的奖金。第二年大家就没有什么心思干了。

　　为了说服大家，我和当时的总经理还给大家来了段佛理：“发上等愿，结中等缘，享下等福”，“向远处看，往高处走，靠平处坐”。道理是很有道理，特别是和平时期要多宣传这些东西，把大家的性子搞柔和一点，这也许就叫“和谐社会”吧？

　　但我老实觉得像是我妈经常教育我们“气力干了是有的”一样；有点宿命，有点忍让，有点“老好人”的味道。

　　其实，对普通人员来说，要走几个人完全没有关系，按人才市场的规则就是同样的钱请得到人就行了。但掌握技术、掌握关系、有领袖形象的人走几个问题就大了。这可不是杞人忧天呵。

　　二是责任没有落到人头上，人人都在负责，人人都不负责，主人翁意识极端淡薄。

　　因为我们身处其中，所以很快找到症结。于是一种叫“共享经济”的东西就在王长清办的长青饲料厂里实行了。

　　王老板搞的那套就是核心层依其在公司的价值给予股权，让公司主要操心人都以主人翁的姿态工作。理由是我帮他找的，即马克思剩余价值理论：“剩余价值是不变资本和可变资本创造的”。因此，代表可变资本的劳动者，起码现阶段公司操心层应该参与剩余价值分配，拥有分配权，即股权。

　　这样一来，一向公认的股权认定办法，即资金、设备、场地等折算成资本参与股权分配办法就被打破了。

　　1988年9月5日，小平同志在会见捷克斯洛伐克总统胡萨克时，提出“科学技术是第一生产力”。在企业界解决了技术入股问题。管理入股仍然没有解决。怎么办？能突破吗？

　　人家王长清当时已经差不多60岁的人了，刚从新津县一个乡党委书记的岗位上退下来，却把这个“砍”迈过去了。

　　有些国内同僚看不惯美国等国家大型企业给职业经理人动辄发几千万，甚至上亿的年薪，认为没有必要。现在都还有人对善经营会管理，兢兢业业的大型企业经理人多得一点年薪“红眼”。可知，企业系统是谁在控制局面，是谁在启动航程，是谁在鼓满风帆。

　　一句话，企业的生存和发展靠人。

　　关于怎么对待企业人的因素我的心得是：

　　一、一般员工不应与企业效益直接挂钩，而主要依据劳动力市场行情。也就说，你企业亏本也要保证工资；企业赚钱收入也高不到哪里去。

　　二、经营者要与企业效益挂钩，同时与风险挂钩。通常20％…50％以现金支付，50％…80％靠年底效益提成。具体依据劳资关系而定。

　　王长清弄的那套共享经济第一年效果很好，后来情况不太清楚。但我相信，企业出了问题总会有办法解决的。

　　新世纪以来，与“共享经济”相类似的企业治理方略很多。迪康集团对待员工的办法大概也可称之为“共享经济”。

　　迪康集团的做法是：针对不同层次人员，利用相关手段，解决“三大共同体”的分配及价值取向问题。即：

　　“利益共同体”；范围为公司普通员工，为其支付与自身价值相符合的工资报酬。

　　“命运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研发、经营、管理中层骨干，为其安排期权股份。

　　“理想共同体”：范围为公司的高层管理人员，导入合伙制，使其在利益上有更大的保障。

　　据了解，希望集团现在的激励机制效果也很好，早已摆脱当初个别子公司人浮于事，离心离德的局面。

　　总之，“共享经济”无非就是希望建立利益共享，事业共创的劳资和谐局面。实现：企业利润，企业创造，员工创造；利益分配，效益优先，贡献优先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灰色营销”与“社会公平”
“灰色营销”与“社会公平”

　　
　　党的十七大对“公平”、“正义”提得很重，“灰色营销”这种典型的普遍的“权力寻租”活动无论如何都应该成为众矢之的。

　　上世纪###十年代改革开放从思想到实践时间紧任务重，可以叫拨乱反正，因此，权力寻租比较突出，很多人因此发了财，获得了“第一桶金”，以至后来离开机关到企业后继续当我们这些普通人的老板。

　　十六大，特别是十七大召开后，我们国家在经济和社会发展的许多方面都比较从容了，有精力、有时间务虚了，研究科学发展了，就不应该总是匆匆忙忙的定事、做事。搞得“公平”、“正义”这些争取了100年的民主权利还得重新思考和解决。

　　至今仍然十分流行，被我的许多同仁视为“杀手锏”的“灰色营销”几乎无处不在，可谓“有权利的地方就有灰色营销活动踪影”。

　　国外对“灰色营销”这类带有商业贿赂的行为也想了很多办法治理，但常见报端的还是谁、谁、谁被绳之以法。因此，他们的所谓“代表”不主张权力集中，主张法制化，主张小政府。总之想方设法降低“人为”的操作因素。

　　好在我们的政府也在社会化上有相当的进步，政府直接操控指挥经济活动的频率不断减少。只是中国人长期形成的“权力寻租”习惯仍然使得一些行业“灰色营销”盛行，群众意见很大，社会矛盾相当突出。可能最典型的就是医药行业和正在显现化的教育战线。总之，公共权力越集中，权力寻租为己牟利的现象就越严重。

　　为此，我们有必要对权力寻租作一番探讨。

　　权力寻租是指握有公权者以权力为筹码谋求获取自身经济利益的一种非生产性活动。以新闻界为例，最基本的方式是利用操控新闻报道权，来达到向报道对象“寻租”的目的。方式主要有两种：一是假借曝光之名威胁、敲诈报道对象；一是为报道对象胡编乱造，大肆吹捧，以换取经济回报。除了赤裸裸的权钱交易外，还有变相的拉赞助、拉广告、收礼品、到企业兼职、参加企业出钱的旅游活动，等等。

　　有一句说得好，“权力导致腐败，绝对权力导致绝对腐败”。

　　据报道：张维迎教授分析过中国转轨过程中实际腐败增加的五大原因：

　　一是随着经济发展和货币化程度的提高，权力的经济价值增加了，如过去盖一个公章可能只值几百元，现在值几十万甚至几百万。

　　二是经济关系的复杂化使得合法与非法之间的判别模糊不清，监督腐败行为越来越难。

　　三是市场机会的增加使得官员的“保留效用”（即因腐败受处罚离开政府后可得到的效用）上升，过去开除公职就得回老家当农民，落入社会最底层，而现在开除公职后还可以经商办企业或谋个其他差事。

　　四是惩罚力度降低（如达到死刑的最低贪污额大大提高）。

　　五是政府官员正式工资的增长幅度相对较低。

　　我们希望政府从弱化不必要的公共权力入手，学一学武则天的“节俭和诛杀”，提高法检威慑力，尽全力减少不必要的社会矛盾，让倡导了上百年，甚至几千年的公平、正义重回我们的和谐社会。　txt小说上传分享

智者居“上”又如何？
智者居“上”又如何？

　　
　　“迪康”曾像所有的追星族一样，追过有大师之誉的深圳大学老师，当时三十多一点的下伙子余明阳。

　　1987年，我们从德阳追到绵竹，在从绵竹追回德阳，最后终于把余老师请到了会议室。

　　余老师给我们上了半小时的课。我记得最清楚的是“贤者居上，能者居中，工者居下，智者居侧”。

　　听了这话，我给曾总开玩笑：“曾总，我没有位置了哈”。

　　是啊，的确只能居侧。

　　智者，倾听太多，伏案太多，沉思太多。所谓习惯决定性格，霸气、杀气就会越来越少。按照国内比较常用的管理模式——泰勒式管理以及党政机关习惯的管理思路，这种人被认为“劈不倒邪”、“镇不住堂子”，因而居中不行。从我的经验来看，也是如此。“老洪，交几个秀才给他，还可以带一带，要让他管‘杂痞’，不得行”，所以希望集团刘总裁夫人李巍说：“小洪放到适合的岗位就是人才。”

　　当然，居上就可能也有问题。一般来说，居上者无非这么几种人。

　　一、办事公道，一碗水端平，帮老板当好家、看好家、守好家。需要忠厚，最好是“愚忠”。

　　二、善于协调各种矛盾和关系，使之形成团队合力。

　　三、有号召力，善于鼓舞斗志。

　　四、做事精明，善于“诡”道。

　　咋看起来，我可能算其中某类人，因而有时也曾高高在上。

　　为什么“也曾”、为什么“有时”呢？

　　说到底还是你在老板心目中是智者，说白了“智者”一般不往实惠的岗位上放，让你越纯洁越好。决策者希望你多作调研，出谋划策；决策以后，希望你最好靠边，旁观者清嘛。

　　所以企业策划主管有个“三年魔咒”：第一年你是公司请的军师，第二年点子少了、旧了，没有什么激情了，权且当师兄弟，第三年居然还学着“贤者”的样子偶尔摆摆谱，像工者的样子发发牢骚。

　　该走了。不走，你生气我也生气。老板一般不会受气，除非有新的项目需要你这个军师。

　　试想，如果老板和智者之间是这样一种“召之即来，呼之即去”，还有诸葛孔明和鲁子建吗？

　　怎么解决，余明阳“智者居侧”似乎说得过去。就像我由“洪策划”变成“洪老板”一样，签起合同干，给钱出点子，不给钱吹空龙门阵。像上世纪九十年代咱们那帮不计个人利益，有点“臭”的策划人已经不好找了。

　　签起合同干就干得好吗？成都房地产项目与深广沪所谓的策划大师签的合同还少吗？要么水鸭子般浮在面上，要么蜻蜓点水，要么老板用了人家的智慧不认账。结果弄得老板们赤膊上阵，甚至还有老板自己兼任“策划主任”的。

　　可笑之极，岂不知术业有专攻。就像我私下埋怨老板：“改那么细干啥子嘛，改得颠三倒四的，鬼才读得懂；你跟我比写文章，下辈子吧”。

　　智者居上不可能，居中也不合适，居下人家不愿意，居侧效果又不好。那么，智者不是没有位置了吗？

　　知识经济时代，智者没有位置，岂不怪哉！

　　2001年我在“洪顾问工作室”宣传册的封底手书了一句话也许是解决这个二难问题的办法。

　　“策划不是一套方案，而是和决策者交流的过程”。

　　和决策者交流，一直交流，像诸葛亮一样与刘玄德几乎形影不离，这不是“居上”又是“居”那里呢？

　　智者居上，君臣一心，耳提面命，同仇敌忾。能不打胜仗吗？

　　兵者，诡道也；商者，何尚不是有所约束的“诡道”呢？

　　智者圣贤书读多了，所谓行为决定性格，一般都具君子之风，比看到钱，看到权眼睛就“绿”，脑袋瓜里就没有祖先的东西的那些人比起来，不知道要可靠多少倍。

　　让智者居上，有什么可顾虑的呢？　。。

“气力干了是有的”吗？
“气力干了是有的”与“等价交换”

　　
　　当所有打工仔都觉得“气力干了是有的”，老板怎么想。难怪，几乎全世界的用工单位都说：“四川人勤快！”，“中国人勤快！”。

　　从1970年第一次参加生产队劳动，与其他妇女儿童一道干轻体力活儿开始，母亲就经常给我和姊妹们念叨“气力干了是有的”。以后到乡政府上班，去广播电台当记者，去海南岛打工，去凉山州吃“国家粮”，以至在后来到私营企业挖“野斋”。几乎每一次出门母亲都会敦敦告诫“气力干了是有的哈”。

　　如今，快到50岁了，腰腿那里都在痛，母亲也已到垂暮之年，她再也无力告诫了。我该不该拖着疲敝的步履告诫我的孩子“气力干了是有的”呢？

　　社会发展到今天，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问题早已解决，人才劳动力市场那番讨价还价已经证明一切。但我们这些生长于奉献时代，接受过太多“温良恭俭让”教育的兄弟姐妹似乎总也硬不起心肠，说话也许还发几句杂音，发几句牢骚，甚至数落几句。但总是一边数落一边干活，绝不会让人家老板吃亏。不说三分劳力一分代价，起码做到两分劳力一分代价，想都没有想过“一分劳力就会有一分代价”。有一天某老板大发恻隐之心，突然给我“一分劳力，一分代价”，我会受宠若惊，恨不得为其“两肋插刀”。

　　七十年代，在生产队理苕藤，大人理一沟我理两沟，大人挣6分，我挣2分，按三毛劳动日值算一天可挣6分钱。公分少一多半，活路儿多干一半，我从未怨言。后来才知道那叫“大锅饭”。

　　以后打工收入也不高，甚至想都难得想要挣很多钱，十几年收入从未超过“两斗米”，并且“愿为两斗米折腰”。

　　清贫半生，功业也建了不少。总结起来是“个人要求少，工作机会多，社会价值大，久而久之，收入也比较高”，今天能安居都市，适当照顾亲朋，比起一起捡粪，至今仍在乡下吆猪的张二娃等兄弟伙比起来，足矣！

　　这也许是中国劳动者，特别是下层劳动者至今仍然保留在骨子里的奴性，封建社会几千年，在上述到遥远的奴隶时代，也许我们血液里至今仍然流淌着上古祖先习惯被人奴役的基因，就像日本鬼子骂我们为“木头”，似乎永远也摆不脱为人驱驭的命运，难怪清朝有位叫袁枚的文人能写出“驭使山君（老虎）为儿戏”，只要你不吭声，或者个别人发点杂音，在上面看来“玩”你还不给玩“木头”一样——不信你进茶馆听听有的老板得意忘形时怎么说，进酒楼听听那些“半截鞋”恶贯满盈时怎么说——老子杀你十次，老子收拾你像拧蚂蚁一样。

　　不知道什么时候咱们这些农民兄弟才能像臧克家笔下的老马“抬起头望望前面”。

　　说是这样说，但许多血泪事实叫我们不得不低头。打工做事讲价钱，好不好？好。市场经济就劳动力市场而言就是自由经济，比如，我就是为追求自由平等竞争离开政府机关接受人力市场选择的，我觉得这样“可以卖一个好价钱”。

　　当然，太爱计较也不好。打工做事讨价还价稍微“过”一点，一是机会丧失了，二是印象降低了。

　　印象管理是中国人管理企业的常用方法，原因主要是祖先给我们留下的东西定性的多，定量的少；上一代人，甚至再上一代人传下来来的就是“印象管理”，即便我们这些偶尔读一点西方管理学，常常给所谓管理大师一起工作的人，真正做起事情来，还是喜欢“印象”那一套，理性的成分不多。

　　人家请我，我表现出“君子之风”，羞于谈钱。我请别人更多的也是凭“印象”。

　　既然如此，“气力干了是有的”，错了吗？冷静分析，的确有落后的一面。试想，劳资之间如果不建立你情我愿，互惠互利关系；不建立契约关系；不建立利益共同，命运共同，甚至理想共同的紧密关系，老板生意做不好，劳动者的利益也得不到保障。

　　所谓“先说断后不乱”，“亲兄弟明算账”嘛。那种“气力干了是有的”，短期可以，奉献精神极强可以；但时间长了，精神疲了，利益刺激多了，就不利于合作，不利于工作了。

　　时代在往前走，观念拖也要拖着往前走。科学时代、信息时代，不能提倡“印象管理”，也不能提倡“气力干了是有的”，更不能保留“两分劳力，一分代价”的奴性心里。

　　和我一样仍然奴性缠身的劳动者要自我解放，不要顾虑，该怎么讨价还价就去争、去要，劳动力市场应该是一个全面竞争的市场，“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天经地义，没有羞羞答答，无须“君子之风”。

　　一句话劳动力是用来交换的，必须遵循“等价原则”。

耍起该不该拿钱？
耍起拿啥子钱啰？！

　　
　　我曾经介绍我妹夫到希望饲料厂干搬运，所以有事无事喜欢到他们那个烂蓬蓬头喝“烧酒”，吹“闲条”。有一句话感动了我十几年——耍起拿啥子钱啰？！

　　耍起该不该拿钱，对咱可爱的农民兄弟来说，想都不会想——肯定不该拿钱！

　　按照“劳动法”耍起该不该拿钱呢？肯定有个说法，生活费起码是要给的。就像将国有资产“扳一块”给下岗职工，财政“拿一坨”解决城市困难群众，农民工既然离开土地到了你那个车间，你那个工地，干不干活儿都得吃饭——饭钱得管。

　　但多少年来，谁想过管一管，多少年来，咱农民兄弟要求谁管了，管得很少嘛。他们很厚道——一分劳力一分代价，干活儿拿钱，不干活儿就不该拿钱。直到今天，耍起也要拿点钱的农民工也少之又少，并且几乎没有怨言——这样的兄弟伙，你想不喜欢他们，想不关注他们都难——这是我们时代的“非物质遗产”——这是我们民族生生不息的基石。

　　但，城里人不一样，至少多数城里人与我们农民兄弟都不一样。

　　1990年代，我常与效益差，甚至下岗的职工跳舞、唱歌、喝茶。老实说，那些年我一个月四五百元还得租房子，与他们的日子过得差不多。

　　这些城里的兄弟最喜欢怀念毛泽东时代。怀念毛主席没有错，但老实怀念那个时代就有些问题了。

　　有位小兄弟，单位垮了，日子过得不太好。一天，我去他们家玩，他父亲见我是个“穷秀才”就给我大倒“苦水”，说起说起就抱住毛主席的像框流泪了。人家解放前就跟共产党了，我不好给他争论什么，所以随便安慰了一下，就和我那位小兄弟离开了。

　　我们一起来到府南河边上一个茶馆，开始给他“洗脑”。

　　“兄弟，你我都是‘五大生’，算有文化的人了，还当不到我那些农民兄弟呀。人家靠劳力吃饭几十年、几百年，几千年了，什么时候想过政府发点什么补助，给点什么机会。”我说。

　　他说：“你不晓得江山都是我老汉儿他们打下来的，政府的钱有我爸一份噻！”

　　“又不对哈，如果谁打下江山谁就坐享其成，那过几天我也带我的兄弟伙把你老汉儿的江山夺了。你砍我，我砍你，看谁来创造财富。”我说。

　　他说：“那我老汉儿冒着生命危险打江山，就白打了！”

　　“没有啊，他这一打，把‘规矩’打出来了啊。过去他们蒋家几爷子把中国赚钱的生意都做了，把竞争的‘规矩’兴坏了，社会没有公平正义，没有自由，“碰倒”就抓人，就打人，就杀人——你老汉儿一打就打出了个重新洗牌，重新定‘规矩’，重新找回公平正义——你老汉有功啊！”我说。

　　他说：“有功就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