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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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娱乐性活动主要是听戏。他去戏园子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饮宴时叫人来陪，其中有三个人是常常来的，艺名叫霞芬、梅云、素云。其中霞芬与他关系非同一般，几乎每次聚宴必到，还有多次聚会的地点就在霞芬家里，而他每次必在日记里记下来。这一年，他送给霞芬的钱就有44两银子。霞芬有时也到他的住处去。
　　这个霞芬当年在京城的梨园界可是个人物，他是梅兰芳祖父梅蕙仙的入室弟子，人称“花榜状元”，也就是唱戏的头牌演员，如今的“名角”或“大腕”。只是当年唱戏的没有社会地位，被称为“优”、“伶”或“戏子”，不像如今被尊为表演艺术家。当时唱戏的演员没有女性，唱青衣花旦的都是些面目清秀的青少年，由于像个姑娘，所以称为“像姑”，后来被讹称为“相公”。
　　由于清代法律规定官员不能狎妓宿娼，但没有禁止与伶人的暧昧关系，所以“养相公”成了京城文士的一种时尚，李慈铭也是“好这一口”的。与李慈铭关系非同一般的京城名伶还不止上面几个，钱秋蓤、傅芷秋、时琴香等人也都是与他有来往的。
　　文化生活费用方面的花费也不少，主要是买书，花了约200两银子。买的书有明刻本《初学记》，殿版“三通”（《通志》《通典》《通考》），南监本《辽史》《金史》、《明史稿》，以及《唐摭言》、《苕溪渔隐丛话》、《万历野获编》等，其中“三通”费银最多，需92两银子。买书的方式，有时是自己到琉璃厂书肆去买，有时是书商自己送上门来，来往最多的是琉璃厂翰文斋。书钱也不一定马上付，说好价钱之后可以先支付一部分，过一段时间再结余钱。
　　此年稍显特殊的一项支出是买妾。买妾是四月二十日的事，花了180两银子。此妾姓王，20岁，卢沟桥人。日记里多处留下“夜王姬侍”的记录。日记详细到了哪位小老婆陪睡都要记下来，这大概也只有李慈铭才会这么干。李慈铭本年有一妻两妾，其中一个跟随李慈铭已十年的小妾在二月份离开了，过了不到两个月之后买了这个年轻的小妾替补。
　　从李慈铭的年度支出项目中可以看出，李慈铭的日子过得相当不错。消费中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不过是250两银子光景，只占到总支出的八分之一。如果把这些支出视为消费结构中的生存消费，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消费并不高，对李慈铭来说没有任何压力。他的钱大多花在享乐性消费上。如果按照现代考量生活水平标准的恩格尔系数（食物支出/消费支出总额）计算，他即使不在系数≦20的极度富裕之列，至少也会在系数20—40的富裕水平之中。
　　

三　京官哭穷现象（1）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的生活和收支结构为我们提供了一个了解清代京官生活的典型案例，案例的后面则隐藏着帝国社会的大问题。
　　第一个问题是京官哭穷现象。本年李慈铭得到了135两银子的薪俸和养廉银，以及几石米，这些收入对于他的生活来说是车水杯薪，根本就不够用。但是，本年度官俸方面的收入对他来说已经算是高的了。本年因为已经实现历史性的突破，结束了在户部十几年的“行走”、候补生涯得以实授官职，此前所得更微，“行走”是没有薪俸的，候补最多也只有几十两。实授官职之后薪俸也只有一二百两，相对于年度开支来说，几乎起不了什么作用。于此也可看出，正式工资远远不够生活开支，仅仅依靠官俸生活是不可能的，实际上京官们也不指望以此为生。
　　京官即使做到各部的“一把手”——尚书，官至一品，已经是高官显宦，薪俸已经封顶，但每年俸禄也不过是俸银180两、俸米90石，即便没有因为筹措战争费用等原因而予以打折发放，再加上同样标准的“恩俸”（恩俸加上原来的俸禄叫双俸双米），所得仍然是有限的。而支出，张之洞曾经说：“计京官用度，即十分刻苦，日须一金，岁有三百余金，始能勉强自给。”（《请加翰詹科道津贴片》）一天最少也得一两银子的用度，正式工资没有多少人能达到这样的最低标准。李慈铭的历年花费，从记载来看，以本年最高，其他年份，直到三年之前，都没有突破千两银子大关，而此后则都在千两以上，但在1500两以下。以此看来，正式薪俸无论如何都是不够开支的。
　　京官靠工资生活肯定是不够的，其他的收入又不稳定，这就使得时时有告穷之忧，京官哭穷也就成了一个突出的现象。从这个角度讲，京官的穷是真的，他们确实有不得已的苦衷，不得不哭穷。李慈铭在光绪十年主讲北学海堂之前，每年都是入不敷出，靠典当和借钱过日子。北学海堂请他当主讲并给予丰厚的报酬，有李鸿章特别安排的用意，给他年薪1200两银子，也是当时同类职务的最高纪录。南京的钟山书院，由曾国藩主持修定的章程规定，书院山长每年可得到的报酬，是800两束修，160两伙食补贴，24两节敬，共984两。（《续纂江宁府志》卷五十七）书院山长相当于校长，主管全院事务，年薪也没有超过千两，天津书院给予李慈铭的应该说是特殊的礼遇了。
　　有人认为，李鸿章给予李慈铭这样的待遇，是因为李慈铭的名气和信口月旦人物的性格起了作用，李鸿章不想遭到像他这样有影响力的清流人物的批评。李慈铭也的确没有批评过李鸿章，即使后来身任御史，别人都对李鸿章提出激烈批评的时候他都一直三缄其口，时人都认为这不正常。所谓吃人的嘴短，书院的束修解决了他的生活难题，他不能不记这个情。问题在于，即使这些束修只是对他的学问和教学工作的合理报酬，那也只是像他这样的著名学者才有的收入，其他官员既没有他这样的学问，也就不可能有这项收入，而没有了这项收入，他们必然入不敷出。光绪十年到十二年李慈铭是请假（职务仍挂北京）去天津任教，本年他已回京，仅是评批考卷，书院仍给予束修1000多两，不下10万元人民币，这已经是当时给予学者们的最高标准，相当于时下全国文科学者所能得到的最高奖励——长江学者特聘教授的岗位津贴了。
　　京官的穷还可以有一种理解，是低级京官穷，而不是所有的京官都穷。李慈铭本年之前一直处于候补的状态，在候补之前属于“行走”。候补可以看作是大学生毕业参加工作之后的见习期，“行走”则相当于还没毕业时到单位的实习。这两种状态，候补拿一半工资，“行走”则没有工资。没有工资倒不是什么大事，因为工资本来就不多，重要的是“行走”和候补连正式职位都没有，自然也就没有权力，没有权力就没有地位，没有地位自然就没有人巴结奉承，没人巴结奉承自然就没有人送礼，没人送礼自然就穷了。
　　据当年的官员名录（光绪十三年秋季本《大清缙绅全书》）记载，光是李慈铭所在的户部，就有七品以上的“额外司员”（“额外”，即名额＇编制＇之外）429人，其中郎中这个级别的待岗人员也有82人。这些人都是在户部“行走”，他们人数不少（超过正式编制），而收入缺少来源，穷应该是真的。李慈铭在户部“行走”多年，此中体会很多。

三　京官哭穷现象（2）
李慈铭在光绪五年（1879）六月初九日的日记中记下了一段酸溜溜的话。李慈铭说，京官穷得没办法，每逢一个地方官进京，都要摸摸底，看看有没有同学、老乡什么的关系可以拉得上，如果有的话，就要想方设法拉上关系，先是去拜见，然后是请吃饭，希望从中获得一点好处。地方官是把他们剥削得来的钱稍稍拿出来一点，大头用于贿赂权要，小头分散给各中央部门，中央各部司的人得到一点点好处都感到庆幸。于是更加挖空心思打探消息，找到一点关系，就奔走相告，大家都趋之若鹜。像他这样靠捐钱买官的人（“赀郎”）比虱子还多，个个穷不聊生，所以就像苍蝇往有腥味的地方钻一样，更显得卑微低下。而那些地方官则越来越傲慢，即便是有同学、同乡关系，但如果平时没有多少来往，就拒绝见面，也不回拜，让你一点好处也弄不到手。李慈铭说这段话的时候想必受了什么刺激，以致有点愤愤不平的意思。但一个“赀郎”，没有实权，人家自然不把你放在眼里，所以除了在日记里发发牢骚，也没有别的办法。
　　与李慈铭同时代的何刚德（1855—1936）曾经任吏部考功司郎中，他也有与李慈铭相似的体会。何刚德说，地方官给京官送炭敬、别敬都是看人下菜，趋炎附势。本来，地方官送炭敬，是“以官阶大小、交情厚薄为衡”，就是说，送不送炭敬，除了官位，还要顾及一点交情。而“后来渐重官阶而轻交情矣”，慢慢的就只看官位而不怎么看交情了。至于别敬，“光（绪）、宣（统）之际，公行贿赂，专重权贵，末秩闲曹愈难沾丐矣”。（《春明梦录》卷下）就是说，别敬只送给那些手中有权的大人物，小官（末秩）和不重要的岗位（闲曹）连残羹冷炙都没份了。所以官越大，越有实权，你的好处也越多，小官和没有多少实权的人就只好被人冷落了。在北京，那些五品实缺之下的各类小京官，“沾丐”都不容易，怕是真要受穷了。
　　所谓官大一级压死人，官大一级的待遇也会气死人。李慈铭任户部郎中的上司——户部侍郎（相当于财政部副部长）的状况就大不一样。光绪五年，王文韶任户部左侍郎，并入值军机处（相当于军委委员），他的正式工资也不算多（见于记载的仅秋俸银两，其他三季应当差不多），一年还不到200两，就算它是200两吧，工资外的补贴——“饭银”却高达两（据王文韶日记统计），平均每月约2000两（该年有闰月，按13个月算），是工资的130倍。
　　由此可见，所谓京官的穷是一种权力结构性的穷，关键是看你在权力结构中占据了什么样的位置。靠捐钱买官而处于“行走”和候补地位的没有实权的小京官，哭穷是必然的。
　　

四　穷京官的阔日子
京官，特别是下层京官的日子不太好过，这是一个历史事实。然而从京官的实际生活来看，他们的生活水平并不差。李慈铭的日记显示，他本年的日子过得很好，很有品味，质量很高。按照前述张之洞的说法，京官即使生活“十分刻苦”，每天也需要一两银子的花费。但是，张之洞所说的“十分刻苦”到底是个什么标准呢？社会生活史的研究表明，清代的老百姓一家一年如果有几十两银子的花费，已经算是小康水平了，并不至于“十分刻苦”。而京官一年花费300多两银子才算是“勉强自给”，显然这是持着不同的生活标准。官场上的人对自己生活质量的要求显然与老百姓不一样，他们追求“高品质”的生活。官员本人养尊处优自不必说，出门讲排场才有面子，这些都需要花费。李慈铭本年度的花费中，做为基本生活不可少的花费并不太多，也不过是二三百两银子，并没有超过张之洞所说的300多两的标准。试想住着一处大宅院，年租金也不过是72两银子，只占到300两银子的24％，刚好相当于现在北京一个年薪10万的白领租住月租2000元的一个普通二居室的花费。反过来说，如果把房租看作物价的标准，那么当时一年花300两银子就相当于现在花10万元钱，而现在一年能花10万元生活应该算是很不错了吧！
　　李慈铭本年的花费高达2000两，是张之洞所说的300两的六七倍，如果按房租算，则相当于现在六七十万元，这自然是超标准的高质量生活。其实李慈铭的支出单上如果删去那些不必要的费用，有个六七百两银子日子应该说是过得去了。而六七百两银子的收入，即使没有书院的1000多两束修，光靠薪俸、馈赠、印结银三项已经足够。馈赠和印结银虽不稳定，但每年几百两的银子还是有的。这样，我们就可以说，京官的穷是假的。京官的穷，与他们的生活态度有关，是因为他们要求过体面的生活所致。
　　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从许多小事上可以看出来。李慈铭是行必有车，本年唯一一次因为自己的专车被小老婆所用，来不及接他，需要走路回家，他便大叹苦经。六月六日，几位朋友邀他到什刹海庆和堂吃饭，时当盛夏，“赤景方中，车行如坐炽甕”，他开始后悔在这样炎热的天气出来，自叹“历十余里赴诸少年之约，六十老人亦太多事矣”，又说自己“平生简绝交游”，还赴这样的宴会，“尚有此恶剧酬应，可笑也”。他的心情好转，是因为吃饭的这个地方风景极佳，“地展胜绝，花事方浓”。六月正是什刹海荷花盛开的日子，是京城赏荷消夏的佳处。李慈铭继而关心起旁边的一座房子来，“比邻一楼，晶窗华敞，钗光鬓彩，满倚朱阑，尤觉池沼增妍，人花两艳”。他感叹自己工资太低，住不起这样的好地方，“闻此宅近归都统荣禄，月以六十金赁之，安得俸过十万，移家其间耶”。仅仅是天气热了一点，让他出行受了一点辛苦，他就觉得满心不愉快，而看到好房子，他就觉得如果自己也能住进去有多好，李慈铭的生活态度于此可见一斑。
　　李慈铭还嘲笑一位清苦自厉的官员李用清，说他“惟耐苦恶衣食”，是土老冒，不懂生活，“生长僻县，世为农氓，本不知有人世甘美享用也”；李用清徒步而行，不坐车轿，则被他讥笑为“捷足善走”。（光绪十一年六月十三日日记）李慈铭显然认为自己不是那种小地方出来的乡下人，知道什么是“人世甘美享用”，也乐于“人世甘美享用”，因此他不以节俭为美德，反以为耻。这样的生活态度，在帝国的官场大有市场。一旦侧身为官，他们便自觉地追求“甘美享用”，以区别于那种“世为农氓”的人。而工资不够用，则可以典当，也可以借贷，但不能委屈了自己，更不能玷污了自己的身份。所以京官的“十分刻苦”是不同于民间生活的“十分刻苦”的，他们的“穷”与民间的“穷”是两种穷法。
　　京官的生活，几乎是日日聚宴。清人张宸的《平圃遗稿》说，京官聚宴习以为常，“若不赴席、不宴客，即不列于人数”。也就是说，别人请客你不能不去，别人请客你也不能不回请，否则你就不是圈子里的人，自绝于广大的人民群众。李慈铭本年的日记也充分说明了京官几乎每天聚宴的生活。李慈铭因为不喜交往，他的朋友圈子并不大，但已是你请我我请你，除了生病，几乎没有闲着的时候。这方面的花费，仅仅是支付各个酒店的饭钱就达到160两，而一次的饭钱不过二三两，这意味着李慈铭自己请客达到七八十次，差不多是五天一次。如果是五六位朋友互相请客，那么就是每天都要在饭店吃一顿饭，每天都要下馆子。这就是中国官场生活的特点，所谓饭菜基本不弄。
　　此前十年的光绪三年，李慈铭曾经因为弟弟去世而大为悲痛。他认为弟弟是因饥寒而死，自己对此负有责任，离别七载，自己寄给弟弟的钱还不到10两银子，而自己在京城的“酒食声色之费”，一年至少也不下百两银子。〔1〕历年关于此项花费的统计数据证明李慈铭这句话完全属实。聚宴再加上听戏、犒赏等项费用，花费的确不少，最多的一年（光绪十一年）竟然高达两。〔2〕就在请来请去“习以为常”的日子中，银子像流水一般花掉了。家乡的弟弟因为饥寒而死去，自己却在京城每天喝酒听戏，李慈铭虽然偶有良心发现而悲伤悔恨的时候，但在绝大多数情况下他已经不会思考自己这样生活是否应该的问题了，因为他已融入了京官的生活圈子。
　　京官哭穷是明清时代一个突出的社会现象，但是从李慈铭的例子可以明显看出京官的穷是一种消费结构性的穷，与老百姓没有饭吃的穷不是一回事。一边哭穷，一边过着追逐酒食声色的阔日子，这就是帝国京官的典型生活。
　　

五　京官突围
京官既有自己的生活圈子，这个圈子又形成了自己的习气和作派，而维持这样的生活习气和作派，俸禄又肯定是不够用的，这就要求京官们开动脑筋，想出突围的办法。办法可以有以下几种：一是外任，二是办差，三是接受外官礼银，四是贪污受贿。贪污受贿属于典型腐败，这里姑且不论，我们只说其他几种非典型腐败方式。
　　外任，就是干脆不当京官了，地方上油水多，清代京官希望外放的情况非常普遍。不过外任的机会也很有限，如果这条路走不通，那么可以降低要求，比如办差。
　　办差有几种情况，一种是皇上特命办案专差，称为“钦差”或“案差”；另一种是与考试有关系的，称为“试差”；还有一种是特别任命去地方主持教育工作，称为“学差”。
　　“钦差”到地方办案，有时是直接调查地方官员的贪污腐败行为，其调查报告对地方官员的升降荣辱直接相关，地方上对于这种中央调查组都敬畏有加，奉承巴结唯恐不及，接待上一般都大大超标，致送“站规”、“门包”，离开时一般都会致送“程仪”（路费）。“程仪”数量可观。嘉庆年间的广兴，第一次到山东办差，不知道地方行情，只收了二千两银子，心里还有点不安；此后他到河南办差几次，因为已经了解情况，所以第一次收到为数不多的公送盘费（路费）的时候非常不高兴，第二次、第三次当地官员不敢惹钦差生气，共送程仪二万两，才打发了他。（广兴事见清宫档案及《清仁宗实录》卷二○六）
　　帝国三年一次的乡试（举人考试）和会试（进士考试），由中央委派官员出任正副主考，称为“试差”。被派“试差”有一个非常大的好处，就是你出任了乡试和会试的正副主考官，考上了的人成为门生，不仅以后在官场上有帮手，更重要的是这些门生在逢年过节的时候要给你送礼。可以想一下，会试录取的人一次是三百人光景，如果每个人一年“三节两寿”每次给你送10两银子，一年就得送50两，300人就是15000两，那岂不是就大发了。
　　中国人向来尊敬老师，特别是在乡试、会试这样的人生重大时刻给予提携的主考官，学生的感激之情是发自内心的，所以北京的风俗里面就有专门歌咏“拜老师”风俗的诗：“房师座主重科名，衣钵渊源尚有情。可笑捐输登士版，也求大老认门生。”（徐永年增辑《都门纪略》之《都门杂咏？风俗门》）考试取中的人拜老师是理所当然的，没有通过考试而捐钱买官的人想拜老师还要被取笑。一个人有一次主持考试的机会，就等于上了养老保险。即使不是每个学生逢年过节都送礼，送礼也不一定“三节两寿”都送，但肯定有一些学生会送，这样一年几千两银子的收入就有了保证，所以这种差使极为难得，竞争非常激烈。
　　“学差”就是外放学政，这个职务类似现在的省教育厅厅长，主管一省教育事务，三年一任，养廉银有二三千两，还有大量外快，可以收取“棚规”——　学政每年要在省内的几个府和直隶州监督考试，每次进考棚监考可以获得几百到上千两银子，这叫做“棚规”。有的还编印教学参考书卖给省内学生赚钱。
　　进士考试的正副主考一般是尚书、侍郎那样的大官，而且三年一次，只有两位，一般京官是没有指望的。举人考试（乡试）要分派到各省去，清代全国有18个省，一次可以派36位，而且对官位的要求也低一些，所以出任乡试正副主考官还有一些机会，但由于大家都盯着，竞争也非常激烈，有幸派到的都引以为荣。“试差”和“学差”经常委派翰林，因为翰林有学问，但在北京却没有六部官员的实权，灰色收入尤其缺少来源，更显穷酸，所以这种差使算是一个补偿机制，以免翰林这个群体过于穷困。翰林们都渴望“试差”和“学差”，当时的人说：“翰林仰首望差，阅三年得一试差，可供十年之用；得一学差，俭约者终身用之不尽。”（胡思敬《国闻备乘》卷一）由于灰色收入丰厚，连六部长官（京堂）都有点眼红。（陈康祺《郎潜纪闻三笔》卷二）
　　如果外任、办差都没有机会，那么只好立足北京，寻求出路。出路不外是接受外官礼银，比如冰敬、炭敬、别敬等，以及印结银、饭银之类。
　　印结银在晚清对京官的生活非常重要，民国初出版的杨寿枏《觉花寮杂记》一书说，京官“俸入无多，专恃印结费”，而“月得数十金，既充然有余”。虽然印结银有点不稳定，并不是每月都能得到“数十金”，但京官对这种收入寄予厚望则显而易见。
　　“印结银”到底起于何时现在已经搞不清楚，但从史料看，它应该是在太平天国运动爆发以后清廷为了筹措军费而大肆卖官以后发展起来的，此前似乎不是京官收入的重要来源。此前一直是冰敬、炭敬、别敬等各种形式的馈赠唱主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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六　被破坏了的帝国秩序
京官外出办差接受地方官员馈赠，在京接受甚至谋求地方官员的别敬、炭敬、冰敬等馈赠，地方官的钱从哪里来？京官收取印结银，捐官的人白白多了一项费用，他们当官之后会怎么办？答案其实很简单，但顺着这个思路推理下去，问题就不那么简单了。
　　我们只说冰敬、炭敬和别敬。
　　根据李慈铭同时代人何刚德的分析，同治、光绪以来，冰敬只有总督、巡抚等地方高官送给军机大臣，其他的京官只送炭敬。这个说法其实不能概括所有情形，李慈铭本年也收到过冰敬，只是数量甚微，所以大致不虚。冰敬因为送得少，可以暂时忽略。
　　炭敬有点像现在的年终奖金，只不过给他们发奖金的不是朝廷，而是地方官员罢了。实际上，炭敬就是春节过节费，在地方上叫节敬。何刚德说，炭敬是“馈岁”（新年礼物）的意思，所以地方官员赠送所附的信里一般不直接说数目，而以梅花诗八韵、十韵或数十韵来代替，如果是四十两银子就说是“四十贤人”，三百两就说“毛诗一部”，显得很儒雅。有人送贝勒载涛一千两银子，信封上写的是“千佛名经”四个字，可是这个花花公子连这个意思都不懂，还拿给别人看，后来拆开来，才发现里面是一千两的银票。（《春明梦录》卷下）送炭敬，最少的是8两，多的是300两（多是送给军机大臣这样的高官显宦的），至于像“千佛名经”这样的厚礼比较少，大概只是少数人给那些掌权的亲贵送的。
　　别敬是由被召见进京述职的地方高官、从中央外放为地方高官的官员向京官“道别”时的一种馈赠。还有一种情况是三年有一次大考评，那时地方官员要进京。按照何刚德的说法，送别敬是很普遍的，地方大员——总督、巡抚、布政使、按察使到京，除了朝贵之外，同乡、同年，以及籍贯在自己当官的那个省份的京官，一般都得馈送，标准是银子10两左右，后来也有降到6两的。但是这个标准显然过低。道光二十七年（1847），张集馨出任四川按察使（类似于省政法委书记），送别敬留下了具体的人和标准：“军机大臣，每处四百金，赛尚阿不收；上下两班章京，每位十六金，如有交情，或通信办折者，一百、八十金不等；六部尚书、总宪（都御使）百金，侍郎、大九卿五十金；同乡、同年以及年家世好，概行应酬，共用别敬一万五千余两。”从张集馨的这份送礼名单来看，从军机大臣、六部长官，到一般的同乡、同年，几乎都要送到，最多的送到400两，最少的16两（没有具体列出来的是不是有比这个少的不知道），总数则达到了让人惊讶的15000余两。这个总数估计没有水分，因为张集馨记录的其他几次情况和这一次差不多。比如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送17000两；　1849年出任贵州布政使，送11000两；1850年出任河南布政使，送12000—13000两。（《道咸宦海见闻录》）
　　在张集馨生活的道光时期，银子是比较值钱的，2两银子大概可以买一石米，换算下来，一两银子大概值155元人民币。那么10000两银子就值155万元钱。这就是说，张集馨每送一次别敬，就送出去不止155万元的钱，多的达到263万还不止。张集馨哪来这么多钱呢？以1845年出任陕西粮道那一次为例，他是向朋友借钱加上向银行贷款才凑齐的。其中向广东洋行借的9000两，要九厘利息，向一个叫汪衡甫的人借的500两，利息竟要二分。花利息借钱送别敬，难道不要还吗？当然是要还的。还的钱从哪里来？那就只有到任之后收取陋规了。
　　晚清思想家冯桂芬说：“大小京官，莫不仰给于外官之别敬、炭敬、冰敬。”（《校邠庐抗议？厚养廉议》）京官没有地方官的馈赠无法生活，他们势必想方设法让地方官吐血，所以有些地方官开始害怕和讨厌京官的这种“专以咀嚼外官为事”的倾向，并且“以进京为畏途”（《道咸宦海见闻录》咸丰九年日记）。咸丰九年（1859）三月，段光清因升任浙江按察使进京，同年、同乡和浙江籍京官都为他接风饯行，经常是一天要赴七八处宴会，他不能推辞，每次都去赴宴，但都是“饮酒数杯，略话寒暄，又赴他席”，这样“酬应数日，酌留别敬”，段光清说自己“已花银数千”，但是仍然感觉在京官那里“不见讨好”。（《镜湖自撰年谱》）
　　张集馨和段光清都不是贪官，按照一般的标准来看，或许还能算是比较清廉的模范官员，但是他们每到一次北京，送别敬就要花费数千到一二万两银子，而他们又不能赔钱当官，可以想象，即便是他们这样的人也是需要接受陋规，甚至也不少收的。那么，大清帝国还可能有清官吗？
　　我们可以再问一个问题：清代的京官一年大概收受了多少地方官的馈赠礼银？在李慈铭的时代，不算为数众多的“行走”、候补京官，在职京官大约有6500名。李慈铭任正五品的郎中，在九品官制中刚好处于中间的位置，我们可以以他为例子去推测京官收受地方官馈赠礼银的总额。如同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所显示的那样，不算实物型礼物，也不算那个绝大部分官员都没有的书院束修收入，只算那些馈赠礼金、印结银和乡贤祠外官捐银（及团拜银）三项，它们的总数是两。取个整数，是大约1000两。这个数字作为所有京官平均每年收受的工资外收入应该是不算高的。以这个数字为标准，6500名在职京官收受的工资外收入达到650万两银子。这个数字意味着什么呢？
　　要知道这些银子都是地方官赠送的（印结银虽不是现任地方官所送，但捐钱买官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