亚财政-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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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明代的俸禄标准是朱元璋时代确定下来的。问题在于，朱元璋在制定工资标准的时候，难道会不给他手下的官员基本的生活费？这不合情理，显然也是不可能的。朱元璋认为，他给官员的工资是够他们养家糊口的。
　　朱元璋出身底层，完全了解下层百姓生活的艰苦。洪武二十五年（1392）八月他颁布了一份反腐教材，名为《醒贪简要录》，教材里面详细地计算官员所得的俸米如果折合成稻谷是多少、按照平均亩产折算需要多少亩地、农民耕种这些地需要花费多少劳力等等，希望通过“谁知盘中餐，粒粒皆辛苦”式的忆苦思甜教育来唤醒官吏们的良心。
　　《醒贪简要录》历史上不知道是否有单行本传下来，在明代流传颇广的百科全书（当时的类书）《三台万用正宗》里面能够看到一些内容，这些内容记载的是正一品官员俸禄的算法。正一品官员的俸禄是每月支米87石，一年1044石。折算成稻谷，需要2620石（稻谷辗成米有较大损耗，从这里提供的数字看出米率只有40％）。要生产2620石的稻谷，需要用田873亩。种田需要耕牛，按一头牛耕地50亩计算，需用牛17头。田间劳作方面的人力花费，按一个人种田15亩（书中误刻为50亩）计算，需要57个人耕种。收割之后，农夫挑一担（未脱粒的）稻禾只能出4斗稻谷，所以需要6550挑（书中误刻为6050挑）。如果从田里把稻禾挑到打谷场是一里路，再回去挑也要走一里路，来回就是2里，这样算下来为了挑担就得走13100里。
　　因此，正一品官员俸禄每月87石米，看起来似乎不多，但为了这份俸禄老百姓却不知要花费多少劳力和辛苦。光是挑担就是一个万里长征的路程，你能说这不辛苦？“如此筋骨劳苦，方得许多粮米”，朱元璋反问：“你们这些当官的拿着朝廷的优厚俸禄还不满足，不肯为老百姓造福，一味贪污腐败，破坏朝廷法度，那么到时候被杀头抄家，还能怨别人吗？”
　　反腐教材的算法让人触目惊心，但是似乎也没起到多少效用。在制定和颁布《醒贪简要录》之前，朱元璋对大臣们说过一番语重心长的话：“四民之中，士最为贵，农最为劳。士之最贵者何？读圣贤之书，明圣贤之道，出为君用，坐享天禄。农之最劳者何？当春之时，鸡鸣而起，驱牛秉耒而耕；及苗既种，又须耘耨，炎天赤日，形体憔悴；及至秋成，输官之外，所余能几？一或水旱虫蝗，则举家皇皇无所望矣。今居官者，不念吾民之艰，至有剥刻而虐害之，无仁心甚矣。”（余继登《皇明典故纪闻》卷五）在《醒贪简要录》中，朱元璋又拿坐办公室的人员和“披坚执锐，卧雪眠霜，不胜劳苦”而每月只有一石米工资的士兵，以及没有时间耕种自己的土地，“如此艰难，犹且趋事赴功，不敢有违”的驿站人户做对比，指出“各衙门吏员止是书写，夏坐凉房，冬居暖室，比当军、当站的十分安闲”，如此“心尚不足，仍复贪赃坏法，百般害民”，朱元璋觉得他实在不了解这些坐坐办公室而享用朝廷俸禄的官吏们还有没有一点体恤百姓的良心。
　　这么看来，朱元璋当时制定的官吏俸禄标准也是有他合理的依据的，不能说是违背人情事理，对官吏要求太过苛刻。朱元璋认为官员“若将所得俸禄养家，尽自有余”。以七品县令的工资标准而言，月薪是石大米，一个成人的月需米量不过3斗，石大米是25个人的口粮，你说它低了，那么要多少才算高呢？县令年薪90石米，与正一品高官相比，只值其年薪的1/12，与其月薪87石米差不多。但按照《醒贪简要录》的算法，也需要70多亩地、5个农民专门为之生产，光是挑那些稻禾就需要走1000多里地。而生产这些米的农民“炎天赤日，形体憔悴”的辛苦更不用说。　。　想看书来

三　朱元璋的理由（2）
明代及以后的人认为明代官员俸禄低得留谱，连著名思想家顾炎武都感叹“自古官俸之薄，未有如此者”（《日知录》卷十二），除了主观方面从士大夫的立场出发之外，还有这个俸禄标准执行不到位等各方面的客观原因。俸禄标准虽然以米石来计算，但发放时却没有全支本色米石，而是执行了“钞俸折色”的政策。“钞俸折色”实际上使官员的薪水打了折扣，特别是在中央财政紧张的时候，七折八扣的结果是官员工资大大缩水。
　　以海瑞在淳安任上为例，年薪如果全支本色，那么90石米按时价每石两银子计算会有63两，而实际上海瑞领到的是12石大米、两银子和360贯钞。钞已经很不值钱，嘉靖七年（1528）官定的钞银比价是钞每贯值银两，到了嘉靖四十五年，一贯钞仅值银两。如果以钞每贯值银两来计算，360贯钞值两银子，按市价可以买到石米；如果以钞每贯值银两来计算，360贯钞仅值银两，只能买到石米，几乎可以忽略不计。海瑞在淳安的嘉靖三十七年，我们从优计算，就当这360贯钞可以买2石米，这样算下来总共得到的大概也只有53石米或37两银子，还不到全支本色薪水的60％。这就是说，工资至少缩水了四成。本来可以养活10个人的工资现在只能养活6个人了。这是一个方面。另一方面则是薪酬标准不变而物价增高受到的影响。
　　一般来说，帝国前期物价水平比较低，银子的购买力比较强。但随着时间的推移，经济发展，人口增长，物价上涨，货币贬值，同样的工资，实际购买力已大大降低。这是官吏工资缩水的另一个表现。以米价为例，明前期的宣德、正统年间一两银子可买4石米（《明史》卷七十八），而中期一石米值银五钱是“江南之平价”，海瑞生活的嘉靖、万历时期米价是每石六七钱银子光景。到了明末，崇祯五年（1632）上海的米价还是一两银子一石，到了崇祯十二三年，已经涨到一两###钱才能买一石米。（叶梦珠《阅世编》卷七）至于到了崇祯末年一石米需要十几两银子，那属于非常状况，不能用正常情况来讨论。银子购买力降低了，而薪酬标准没有相应调高，同样的薪水大大缩水。
　　一方面是“钞俸折色”，一方面是物价上涨，而薪酬还是两百年前的老标准，万历时代的帝国官员叫穷可以说是情有可原。但是，要说这工资是穷得没法过日子，或者是工资低而导致贪污腐败，却还是要慎重一些。要知道，官员的穷，是不同于老百姓的穷的，相对于他们庞大的家口和喜欢娶年轻漂亮女人为妾的兴趣，无论多少工资都是不够的。因此，迫使官员寻求法定工资之外的钱财的，首先是中国传统社会的家庭制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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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　工资要养多少人
中国历代人口统计数据表明，中国古代户均人数为5人左右。海瑞在淳安的时候，淳安一县有11371户，46505口，平均每户4口，而官员的家庭人口则远远超过了这个平均数。海瑞的家庭结构已经相对简单，但也已不止十口，其他官员的家口庞大可想而知，《红楼梦》中的贾府为我们提供了一幅生动的图景。
　　根据日本学者衣川强先生的估计，宋代官员家庭平均为30人光景。宋代是中国历史上文化昌盛发达的时代，众所周知，唐宋古文八大家中有六位生活于北宋。他们之中有几位偶尔也谈到自己的家庭情况。比如王安石说靠自己的俸禄为生的有数十人；苏轼在被贬官的路上，携家挈口，跟随左右的还有20余人。其他有名的文人，比如杨亿说有30余人依赖自己生活，石介说有50多人，张耒、陆游则说过靠自己的俸禄生活的有10人。因此，大略估计一下，宋代官员的家庭平均是30人光景。
　　明清时代的家庭人口与宋代是不是一样呢？按道理来说应该是一样的，但是史料表明似乎明清时代的官员家口绝不止30人。以清代为例，在乾隆七年（1742）进士考试的殿试试题中，乾隆说“凡州县莅任，其亲戚仆从仰给于一官者不下数百人”，就是说靠一个州县官员生活的有数百人之多。乾隆的这个说法自然不会是信口胡说，因为这个说法还有几个人说到，甚至还不止数百人。如康熙四十一年（1702），御史刘子章上了一份奏折，说：“臣见外任官员，除携妻子兄弟而外，其奴婢有多至数百人”（《节仆从以省扰累疏》，贺长龄辑《皇朝经世文编》卷十六）。就是说，不算官员的妻儿兄弟等直系亲属，仅仅是为其家庭服务的家人奴仆就有数百人。乾隆年间人阮葵生也说：“近日州县长随，多者数百人矣。”（《茶余客话》卷四）道光、咸丰时期的王侃则说，汉代的制度是诸侯王可以有奴婢二百人，关内侯三十人，而现在州县的长随，“多者过于汉之列侯，少亦过于关内侯”（《放言》卷上）。“长随”，是官员的仆人。数百人之说似乎尚不算是过分，还有更为危人耸听的，如说督抚“置买奴仆太多，有至千人者”（福格《听雨丛谈》卷五）。〔1〕
　　为了控制官员的家人数量，朝廷不得不正式发文，如康熙四十一年吏部议准：汉族地方官所带奴仆，总督、巡抚限50人，布政使、按察使限40人，道台、知府限30人，同知、通判、知州、县令限20人，州同、县丞以下限10人。这是奴仆，是男性家人，女性家人即仆妇、婢女也按这个标准执行。以上的标准是针对汉族地方官的，而旗人的标准又不一样，总督、巡抚的家口是不得超过500名，其他官员在汉族官员的基础上准予增加一倍。（《清圣祖实录》卷二○八）这就是说，一位七品县令，如果他是汉族的，他所带的仆从可以是男性20人、女性20人，共40人，而满族官员则可以达到80人。但是，这个标准中的仆从好像还是不完全的，因为咸丰、同治时期人福格在其所著《听雨丛谈》中说，“厨役等不在此数”，就是说管饮食等方面的人员不算在内。那么，即使严格按照康熙四十一年确定的标准来执行，一个县令的仆人少说也有几十个。事实上，恐怕许多县令会突破康熙四十一年的标准。雍正六年（1728）曾任山东新泰县令的朱成元被查处，抄家的结果是朱县令家口总共有86人，考虑到朱县令是旗人（见乾隆《蒲台县志》，朱县令的事详见本书《送礼政治》一文），86人中包括直系亲属，因此仆从可能没有超标，但接近超标的限度了。
　　这样问题就出来了，我们知道，宋代是中国历史上官员待遇最好的朝代，那么宋代官员的俸禄够花了吗？仅以养活家口而论，研究者得出的结论就很悲观。衣川强先生的结论是这样的：“能够全赖俸给生活的官吏，是不存在的；也就是说，纯靠俸给生活的官僚是不可能有的。”〔1〕这就是说，哪怕宋代官员的薪水很高，而平均家口以30人计，按照当时的物价水平和消费项目来计算，一般来说宋代官员的俸禄仍然是不够养家糊口的。这是一个让人沮丧的结论。它似乎证明，中国历史上的官员贪污（如果获取法定收入之外的收入都算是贪污的话）是必然的，无论工资多少都是没用的，哪怕是调整到像宋代那样给国家财政造成很大负担的标准，仍然不能使官员养活他们的家人。
　　帝国在这里陷入了困境。帝国财政不仅要养活官员本人，还要代他们养活家口。如果帝国官员的家庭像老百姓那样平均每户只有5口人，那么事情还好办。问题是，帝国官员们要娶一大堆妻妾，生一大堆子女，有一大堆为之服务的奴仆，还要过上舒适甚至奢靡的生活，在这种情况下，多少工资才够他们用？
　　因此，认为哪朝哪代工资低而导致贪污的议论是可以商榷的。因为工资高低固然对官员生活有点影响，但在官员的家口、生活水平没有办法约束的情况下，工资永远都是不够的。如果工资不够就能成为“当贪官的理由”，那么这个理由永远存在。如同我们在海瑞的生活中所看到的那样，尽管七折八扣之后工资大大缩水，但如果海瑞的家庭和帝国的老百姓一样只有5口人，那么淳安县令的工资已经足够养家了，日子还会过得不错，根本就不存在买不起两斤肉的问题。海瑞如果能够免俗，少纳一个小妾，日子也会过得好一些，不至于到死的时候才留下十几两银子。
　　从官员的家庭生活来看，我们发现帝国存在重大的危机，也可以说在这个看似平常的地方，却隐藏着历史的机奥：按照朱元璋的逻辑，他已经按超过老百姓家庭一家五口人的生活标准向县令支付工资，但是一个县令家庭，直系亲属有10个人光景，奴仆人数按清代限制奴仆的法令中的最低标准40人来计算，他实际需要养活的是50个人。以5个人生活的工资应付50个人的生活，这意味着什么呢？这意味着，他实际的收入必须达到法定收入的10倍才行。如果以县令做为官场的平均标准，那我们就可以得出一个推论：整个官场的收入必须是法定薪酬总额的十倍，才能让官员家庭过上基本的生活。由这一点就可以知道，官员追求法定福利之外的收入的动力有多大，要想让官员不贪又有多困难。
　　当然，这是对绝大多数官员来说的，有些人家境特别好，或者家庭结构特别简单，生活又极其简朴，那么他可以不贪，这种情况虽然存在，但不是主流。绝大多数人的情况是和海瑞相似的，家里有几亩薄地，有条件读点书，然后通过科举出仕为官，从宋代开始，这种情况就是主流了。
　　

一　李慈铭的年度收入（1）
在晚清，李慈铭（1829—1894）是个大名士，用现在的话说，就是文化名人、学界泰斗。文化人靠著作出名，李慈铭却不写专著，这是他的特别之处。李慈铭的出名是因为他的日记。从咸丰四年（1854），到光绪二十年（1894），李慈铭写了40年日记（《越缦堂日记》）。在日记里面，不仅记录生活，也谈学问，这方法对他的同乡后辈蔡元培、鲁迅等很有影响。李慈铭的日记因此成了一座“富矿”，备受重视。胡适说，李慈铭日记“记时事也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的确，李慈铭的日记“可补历史”，但它“有许多地方可补历史”，而不仅仅限于“时事”。一直以来，人们对明清时代京官的生活如同雾里看花，看不真切。李慈铭在日记里面详细记录了自己的日常生活和家庭收支情况，恰好为我们提供了一个正史所没有的极为难得的生动案例。我们且翻到光绪十三年（1887），看看做为京官的李慈铭的生活到底怎么样？京官的生活对帝国政治又有什么影响？
　　本年五月，李慈铭被授予户部江南司郎中一职。此前七年，他中了进士，说是“即用”为郎中，实际上却一直是“候补”，直到本年才正式获得任命。
　　李慈铭一直在户部当官。户部相当于现在的国家财政部，是总管全国钱粮的部门，被称为“富部”。户部下面有14个司，一个司管一二个省的钱粮奏销事务，有的司再兼管一些专门事务，如山东司兼管盐务，云南司兼管漕粮，广西司兼管钱法，贵州司兼管关税。
　　江南司是户部第一司，也称“头司”〔1〕，因为它主管全国赋税最多的江南省（包括现在的江苏、上海、安徽），而且兼管江宁（南京）织造、苏州织造的奏销事务，及各省动支“平余”〔2〕银及地丁逾限事。按理说，这是个肥缺，有很多油水可捞。不过实际情况比较复杂，李慈铭似乎没有得到什么好处。
　　郎中是一个司的长官，相当于现在的司长，按理说权力也不小了，只是清代的情况有点特殊。清代各部的司下面有两个郎中——满（族）郎中和汉（族）郎中。满郎中的地位高于汉郎中，管着司里的印把子，所以称为“掌印”，相当于“一把手”。由于满郎中的文化水平一般不如汉郎中，司里文件起草的任务一般由汉郎中主持，这叫“主稿”，　相当于“二把手”。名义上司里的事务要由“掌印”和“主稿”两个人共同决断，但事实上多是满郎中说了算。当然也有一些脾气好的，或不想干事的满郎中，那样实权可能会转移到汉郎中手里。当然，也会有不想干事的汉郎中，比如李慈铭。从本年日记记载的情况看，李慈铭基本上不去衙门，只在任职履新（报到）去了一次，年终考核去了一次，其他时间基本上不管司里的事，自个儿看书、听戏、会朋友。
　　工资都是司里的工作人员送到家里来的。四月十六日，送来春夏两季俸银45两；五月初三，送来养廉银10两；八月十日，送来秋冬两季俸银80两；十一月初五，送来糙米七石八斗，每石130斤（约合现在市斤）。这就是说他和司里的关系，几乎和离退休人员差不多。但是这不是他一个人的工作态度问题，而是北京官场的风气。十二月初三，因为年终考核的事他一早起来去司里，发现很多人都还没来，吃过中饭以后人才到齐，开了个简单的碰头会。司里具体办事的是那些书吏，当官的只是在报表上签签名而已。
　　合算下来，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工资是135两银子，和大约1200市斤糙米。京官一般不吃官仓发放的糙米，而是将之卖给米店，再从米店购买好米吃。当时京城的米价大致是一石3两银子，按现在的米价和人民币折算，大约是当时一两银子值现在的100元钱。这样，135两银子大约只值13500元人民币，月工资只有一千来块。这些钱自然远远不够用，实际上只是他的年度花费的一个小小的零头。李慈铭这一年的花费，高达大约2000两银子，相当于人民币20万元。相差如此悬殊，李慈铭怎样过他的日子？揭开了这个秘密，也就大致知道了帝国官场的奥秘。
　　李慈铭有其他的收入。这些收入大致是如下四类：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　。。

一　李慈铭的年度收入（2）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收入表
　　收入类型 收入名目 　　　　数　　额
　　工资收入 俸银 　　　　　　　　　　　两
　　养廉银 　　　　　　　　　　　　两
　　俸米 　　　　　　　　　　　　　石
　　工资外收入 馈赠（礼金） 　　　两
　　印结银 　　　　　　　　　　　两
　　外官捐银、团拜银　　　两
　　天津问津书院束修　　两
　　———————————————————
　　总　计 　两、米石
　　馈赠，众所周知清代京官有地方官送的冰敬、炭敬和别敬等。本年李慈铭所得的这一类收入总共是418两。冰敬、炭敬以夏天送冰、冬天送炭为名，但从它赠送的时间——一般是端午节和春节前后来看，实际上是过节费，与地方上的“三节”节敬性质一样，只是少了一个中秋节。李慈铭的日记里没有提到冰敬，不过端午节的时候他收到一个名叫周学熙的人送来的20两银子和一部《太平寰宇记》，还有长芦盐运使贺良栋的节敬16两。中秋节，有广州的陶少实寄来的8两银子和10匣“午时茶”。由此可见，端午、中秋两节的收入非常有限。较为丰收的是作为春节礼物的炭敬，他得到12人次、每次12—50两不等的馈赠，共计288两，如果加上翁同龢送的压岁钱（“馈岁”）12两，刚好是300两银子。所收别敬不多，只有一次，20两。
　　印结银，除了一、二两月不见记录，其他11个月（本年有闰四月）总共有两。这项费用从何而来呢？
　　清代各省人士到北京办理捐官等事宜，要请同乡京官证明其申请材料（身世、履历等）所说情况属实，为此需要一份盖了印的保结文书——印结，得到印结要付一些银子，这被称为“印结银”。为了办事方便，也为了对“印结银”进行“合理”的分配，各省京官后来成立了一个类似同乡会的组织，叫做“印结局”，需要盖印都到“印结局”去办，盖印收多少钱也专门定了标准，得到的钱每月汇总之后，在月底或下月初按官职高低分送到京官手里。每个京官每月所能得到的印结银多少不一，或几两，或几十两，每年一二百两较为常见，多者可至三四百两。
　　李慈铭这一年得到的印结银以十月份最少，只有两，而闰四月、五月合在一起则有108两。十一月、十二月也比较多，共有90两，那是因为该年郑州黄河决口，修理需要花钱，新开了一个捐款项目，叫作“郑工捐”（就是郑州黄河工程捐款的意思）。本年李慈铭所得“印结银”总数达两，是比较多的一年。
　　乡贤祠外官捐银，本年有两次记录，共138两，另有性质类似的越祠团拜费60两，加起来达到198两。李慈铭是绍兴人，鲁迅先生同乡，与鲁迅的祖父周介甫有交往。鲁迅先生写自己在S会馆（即山会邑馆）居住的日子，谈到过乡贤祠，估计李慈铭所说的乡贤祠就是绍兴府山阴、会稽两县在京人员设立的山会邑馆里面的乡贤祠，这是纪念同乡中有德行、有成就的杰出人士而设立的基金会，由同乡中的地方官捐献，其纪念聚会余剩的钱便分给了京官。
　　书院束修来自天津历史最悠久的两家书院——问津书院（包括下设北学海堂）和三取书院。这两家书院的日常费用来自长芦盐运使衙门。北京、天津、河北及河南部分地方在清代所吃的食盐来自长芦盐场，总管这些地方食盐专卖事宜的是长芦盐运使衙门，这是一个著名的肥缺，与设在扬州的两淮盐运使衙门一样肥得流油。长芦盐运使衙门设在天津。李慈铭于光绪十年接受李鸿章的邀请主讲北学海堂，每年的薪水（束修）是1200两银子。光绪十三年，李慈铭已不在天津讲课，改为在北京评改学生每个月的作业——月考试卷。这项工作有点像是现在的兼职教授，收入相当丰厚。该年长芦盐运使贺良栋送给他束修两，另有端午节节敬16两，及预付次年的聘金12两，总共两。
　　以上馈赠、印结银、乡贤祠外官捐银、书院束修诸项合计共两银子，加上工资135两，本年收入总额达到两。这属于货币化的收入，另外像俸米以及别人送的各种实物礼品不计在内。礼品总类丰富，有茶叶、烟草、火腿、鱼翅、笋干、糕点、水果以及毛笔、书籍等。茶叶有杭州龙井、白菊花、碧螺春等。李慈铭有吸水烟的习惯，馈赠的烟草已经使他不必到市场上去购买。三月十五日，他收到杭州朋友寄来的烟丝四包（前两日已收到四包），兴奋地在日记里写到：“从此碧桶不空矣。”如果将该年李慈铭的工资收入与工资外收入做个比较，那么可以发现工资外收入大约是工资收入的15倍，这是个让人吃惊的数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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二　李慈铭的年度支出
与收入相对应，李慈铭本年度的支出高达2000两银子，基本上是收支平衡，而能略有盈余。当时的2000两银子，按米价折算，大致是现在的20万元人民币。年支出达20万，这在当代中国已经算是富人了。而光绪十三年的北京物价比之今日明显要低得多，以住房一项的花费而论，李慈铭租房住，每月的房租是6两银子，相当于现在600块钱，只够与人合租一个十平米光景的小房间，但是在当时月租6两的房子已经是很好的房子了。
　　李慈铭住的这套房子在保安寺街，这条街在当时是很著名的，街上都是大宅门，不是深宅大户，就是地方会馆。住过这条街的清代文化名人，有大书法家、金石学家翁方纲和著名学者王士祯等人。会馆方面，江西的广丰会馆、丰城会馆、奉新会馆，以及湖南湘潭会馆、陕西关中会馆、广东三水会馆，都在这条街上。这条街离“中央行政区”（估且比附现下北京CBD——中央商务区之说）也不远。清代的六部及其他重要衙门都在紫禁城南面，即现在天安门广场这块地方。保安寺街在城南三里，与此相距不远。李慈铭租住的这幢房子，是以前闽浙总督季文昌的住宅，小轩花圃，花木扶苏，宽敞气派，住得非常惬意。至于这所房子的具体情况，曾朴的《孽海花》有详细描写，可以参看。
　　李慈铭当年的各项具体花费，我们可以将之分成四类：家庭日常费用、社会交往费用、文化生活费用、特殊费用。
　　光绪十三年李慈铭支出表
　　支出类型 支出项目 数额（约数）
　　家庭日常费用 米 　　　　　　　　70两
　　煤、炭　　　 77两
　　房租 　　　　　　　　72两
　　抓药、人参 40两
　　糕饼面食　　　　　　　150两
　　衣饰 　　　　　　　500两
　　其他 　　　　　　　　80两
　　社会交往费用 馈赠　　　　　　　　　　　200两
　　犒赏 　　　　　　　100两
　　饮宴 　　　　　　　160两
　　娱乐　　　　 60两
　　文化生活费用 购书 　　　　　　　200两
　　其他　　　　　　　　　　　　30两
　　特　殊　费　用 买妾 　　　　　　　180两
　　———————————————————
　　总　　计　　　　　　　　　　　　　　2000两
　　家庭日常费用，共花费了大约1000两银子。这其中，用于日常生活之必需的各项花费大约250两，占四分之一。此中房租按月支付，其他各项，如米、煤、油等，按照京城商家的习惯，是平时赊账，过节时——端午、中秋、春节结算。
　　生活中花费最多的是添置衣饰，花了将近500两银子，占到了年度家庭花费的一半，非常可观。食不厌精，衣不厌美，六十岁的李慈铭似乎对此还挺爱好和讲究。闰四月二十五日记：“四月间制珠毛皮小貂袖银红江紬袍一领。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以袖甚佳，有承平密致之风，团花绣球，俨然宫体。”此袍虽花去他20两银子，但他没有心疼，反而颇为得意，称“平生衣服，无此都丽也”，听口气，似乎此件衣服是他最满意的一件了，但实际上这件衣服并不是他本年花钱最多的一件。
　　社会交往费用，主要是几个方面：馈赠、犒赏、饮宴、娱乐等。其中红白喜事的人情往来，节日对师友、亲属的馈赠，以及对朋友家庭的周济等项，花去他200多两银子。犒赏车夫、厨子和酒店伙计等花去了约100两，付给各个饭店的平时聚会饮宴方面的钱则有160多两。娱乐性活动所花的则有60多两。吃饭常去的酒店，有宜胜居、万福居、便宜坊、庆和堂、福隆堂、轩翠舫。他有一帮比较固定的朋友，或是同乡，或是同年，或是同事，人数不多，一般刚好凑成六七人的一桌，或是他约朋友，或是朋友约他，三天两头就有宴饮。当时下一次馆子吃得不错也不过是花二三两银子，而他一年之中就花了160多两，可见次数之多了。最忙的是十月十九日这一天，从下午到晚上忙着“赶场子”，下午先去庆和园听戏，傍晚去宜胜居吃饭，饭没吃完，另一帮朋友又催，他只好过去，直闹到三鼓才散。
　　娱乐性活动主要是听戏。他去戏园子的次数并不多，主要是饮宴时叫人来陪，其中有三个人是常常来的，艺名叫霞芬、梅云、素云。其中霞芬与他关系非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