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九次崛起-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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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此这些国有企业也都显得规模庞大，有上千员工的企业稀松平常。。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4）
国内经济和国际经济的繁荣使得宋帝国拥有了巨额资本，这在社会方面引起了城市化，中国的真正城市化时朝就是在宋帝国时期。这时超过百万人口的大城市有两个，一个是汴梁，一个是临安；超过20万人口的有6个，而有10万人口的城市就更多达二三十个。
　　国内贸易、国际贸易、大型企业活跃、城市化运动，这四者的同时作用又对产业结构产生了重大影响。在宋帝国时期，中国实际上已经出现了脱离农业社会向商业社会转变的趋势，以现代衡量社会进步的标准第一、第二、第三产业在经济中的比重来看，宋帝国时期的第二、第三产业已经占有很大比例。其实仅从城市化的程度上也能看出，宋帝国已经有大量城市人口并不直接从事农业，而是服务于第二、第三产业。有这样一组数字，在1077年，北宋的财政总收入是7070万贯，其中来自农业的是2162万贯，来自商业企业和海外贸易的是4911万贯，两者之比为3∶7，显然，按照这个标准，北宋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国，而是一个工商业帝国。
　　宋帝国在遇到经济危机的时候，已经在国家政策上使用金融手段进行改革和调整，著名的王安石改革有一项内容就是青苗法。青苗法的实质就是利用金融调控手段刺激经济复兴。所谓“青苗法”其实就是一种新贷款措施，也就是在每年青黄不接的时候，政府向农民发放一笔贷款，这笔贷款要在夏秋两次收获之后连同每年的税收一起归还。当然，贷款就要有利息，这笔贷款的利率是二分利，也就是20％，但夏秋是两次收割庄稼，因此也就相当于两笔贷款，因此利息合计是40％，这是一个相当高的利率，不过怎么也比没有贷款强，因此，青苗法还是刺激了农业的复兴。王安石的这个算盘打得可是很好，照他的话说就是“民不加赋而国用自饶”，政府这时又成了高利贷商人，可见宋帝国在驾驭经济方面已经达到了怎样高的水平。
　　也许很多人并不知道，商业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它们一般都会使用雇佣兵，也许很多人会惊讶——难道宋帝国的军队是雇佣兵吗？不错，正是！宋帝国的繁荣在今天看来都是令人惊羡的——它竟然能养得起一支百万规模的雇佣兵！
　　其实，这并不奇怪，欧洲历史上有很多商业国家都使用雇佣兵，从雅典时朝开始就有了，雅典也是依靠强大的经济实力而在战争来临的时候大量征召雇佣兵。罗马帝国后期更是大量招募雇佣兵，最后发展到了雇佣兵成了罗马帝国的核心，决定了谁来当皇帝。今天的美国军队也是世界上最大的雇佣兵军队，美国实行的不是兵役制。有买的就有卖的，由于欧洲雇佣兵市场庞大，因此有些民族就以出售雇佣兵为行当，比如普鲁士、黑森等德意志各邦，就以出售雇佣兵为国家政策。
　　宋帝国实行募兵制，募兵制的意思也就是大量征召自愿参军的人，军队待遇又很高，因此，宋帝国的军队可以说是标准的雇佣兵部队。
　　宋帝国的军事的确很弱，但有没有想到一个问题：宋帝国为什么会签《澶渊之盟》？很多人都会说，这还用说，打了败仗呗！打了败仗不假，《澶渊之盟》是一个屈辱性条约也不假，但不要用今天民族大义这个观点来看商业王国的行为，商人是不做亏本买卖的。我们不妨算一笔账就清楚了。1004年，在订立《澶渊之盟》的时候，宋帝国每年支付给辽30万两白银，这笔钱占宋帝国财政收入的多少呢？当时白银与铜钱的兑换比率是一两白银兑一贯铜钱，1021年宋帝国的财政收入是15000万贯，通常宋帝国的年平均财政收入都在8000万—10000万贯。而在当时，以陕西一地的军费为例，平时的军费就是2000万贯，战争时则达到3200万贯，也就是说，宋帝国的军费开支已经因战争而急剧扩大，整个财政收入几乎都用来养兵了，而这些军队的作战效能却很低。比较而言，30万两白银这个数字对比庞大的军事开支来说，实在是微不足道，因此，用30万两白银购买和平比用庞大的军费开支维护和平要划算得多。　。　想看书来

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5）
另外，宋帝国由于拥有巨额军费和强大的科研实力，因此在军事科学技术上也是当时领先的，宋帝国军队当时的装备也是最先进的，它是世界上第一个大量装备火器的军队，曾公亮就在1044年编著了《武经总要》，其中记录了三种火药配方，还有为数甚多、种类齐全的火药武器，从“步枪”到“地雷”都有，甚至还有“枪榴弹”以及“火焰喷射器”。
　　但是，永无休止的战争还是严重影响了宋帝国的经济，不知读者有没有注意到两个数字，即1021年宋帝国的财政收入是15000万贯，1077年财政收入是7070万贯，下降了一半多。1066年，财政也出现了巨大赤字，就是因为军费开支实在是惊人。
　　鹬蚌相争，蒙古得利
　　当宋、金、辽三国混战的时候，金和辽都无暇顾及草原的统一，这给了成吉思汗一个非常难得的机会，当蒙古崛起后，三国就逐一被消灭。
　　宋朝是中国历史上极少重视商业的王朝，发达的商业在今天看来是繁荣的代名词，但其实在农耕文明中，商业活动过于活跃则弊处更大，因为商业活动实际上是在农业基础上进行的，因而大量土地被兼并，这导致产生大量流民，失去土地的人口众多必然引发严重的社会危机，这与英国资产阶级革命前的圈地运动是一个道理，正是这种大规模的圈地运动导致社会出现大量失业人口，最终引发革命。而宋帝国距离资本主义时代还远着呢，因此，这些流民就成为游荡于社会底层的不稳定力量，宋帝国虽然有军队可以吸纳流民，但毕竟吸收量有限，传统的农耕文明也没有用这些流民编组军队进行对外扩张的想法和渠道，因此，只能用高压办法压制这股底层不满力量，因此，经济发达的宋帝国实际上有着很深的内部矛盾。
　　南宋继承北宋，仍是一个经济强国，经济十分发达，但这样的国家也有一个致命弱点，那就是过分重视商业利益，商业阶层左右了国家政策，使得国家政策变得狭隘。当时南宋中也有主战派，但在南宋民间的商业阶层并不支持发动一场旨在收复北方的战争，因为他们担心收复北方之后会加重税收，用以进行战后重建，其实，这情景和柏林墙倒塌后，东西德国合并中西德人的想法是一样的。
　　宋帝国在与金、辽、蒙作战中，从头至尾就没有取得过一次战役级别的胜利，但取得胜利的次数倒是不少，不过这些胜利往往都是杀死敌军几十人、几百人的胜利，如果上千的胜利那就是大捷了，而宋帝国一次大战役的失败，其损失往往就是几万、几十万人，土地一丢就是一大片，可见其军事作战能力之弱。所以，中国就靠文学作品中的杨家将、岳飞来撑面子，其实岳飞倒是有这个人，不过也没打过什么像样的战役。整个宋帝国，无论北宋、南宋，直至灭亡也没有出现一个能称得上卓越的军事将领，倒是有不少著名的卖国贼。
　　南宋时期是中国历史上又一个三国时期，而且最后这三个国家也和前一个三国时期一样，最后都被另一股力量灭亡了，前者是被晋灭亡了，后者是被蒙古统一了，这其中有一个重要的历史因果关系：如果不是三国纷争，蒙古人恐怕是没有崛起的可能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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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1）
蒙元帝国并非是通常印象中的只有残暴的压制，其实当时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在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庞大疆域中，在所建立的几个大帝国中，蒙元帝国是最富庶、最繁华的，而且文化也相当自由，东西方贸易也达到一个巅峰，马可？波罗没有虚构。实际上蒙古人治下的蒙元帝国不比唐帝国逊色。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他们把被征服地上的人分为四个等级，汉族为第三等和第四等，蒙古人完全用一种奴隶主的态度来统治中国。
　　蒙元也有辉煌的一面
　　蒙元帝国并非是通常印象中的只有残暴的压制，其实当时这个帝国是世界上最繁荣的帝国，在整个蒙古人统治的庞大疆域中，在所建立的几个大帝国中，蒙元帝国是最富庶、最繁华的，而且文化也相当自由，东西方贸易也达到一个巅峰，马可？波罗没有虚构。实际上蒙古人治下的蒙元帝国不比唐帝国逊色。
　　应该承认，蒙元帝国不但疆域广阔，而且以历史的标准来衡量，这也是一个繁盛的社会，而不是一个黑暗时代。因为作为征服者的蒙古人有一个明显的特点，就是他们无论走到哪里，征服到哪里，他们总会选择适应当地的政治、经济、文化、社会生活等制度，当然他们也有他们另一个特点，那就是游牧式的野蛮，这个在后面再说。蒙古人征服*地区后就遵从*教的特点，甚至很多蒙古人也皈依了*教，他们征服了欧洲基督教地区后也是如此，征服了儒家文化区后也同样继承了宋帝国、金帝国、辽帝国的儒家文化和其他文明的传统。自然，在东方儒家文化是最强势的，因此蒙元帝国仍然是一个儒家帝国。在经济上，蒙元帝国也继承了宋帝国的主要经济制度，而且由于蒙古人打通了欧亚大陆，因此丝绸之路变得畅通，唐宋时期兴起的远洋贸易此时也更加发达。
　　蒙元帝国在当时的世界中不但是最大的经济体，而且也是最先进的经济体，当时纸币交钞是蒙元帝国的主要货币，并且也是一种国际货币，整个欧亚大陆都承认这种货币。而且，众所周知，今天的美元是一个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货币，而交钞实际上也是一种依靠政府信用发行的货币，其本身并没有与黄金、白银或者铜质货币挂钩，在忽必烈时期，由于蒙元政府的强大，也由于蒙古人征服了欧亚大陆的大部分，因此，交钞是当时已知世界中的坚挺货币，其地位与今天的美元不相上下。在历史上，也只有蒙元时期出现过这种在已知世界通用的货币。当然，蒙元货币既然是一种政府信用货币，也就具有这种货币的天然弊端——一旦政府有意失信，那么就立刻变成掠夺民间财富的工具，这在汉武帝时期就已经出现，也就不必多说。
　　蒙元时期另一个经济盛世就是国际贸易的大规模展开，蒙古人狂风暴雨般的征服战争也带来了一个显著的需求，就是交通和物资的大规模流通。客观来说，战争虽然不是好东西，但人类的文明一脚是和平，另一脚就是战争，和平是一种积累，那么战争就是一种迈进，没有战争，恐怕人类至今还生活在石器时代，顶多是新石器时代。大部分的科学技术都可以寻找到战争根源。蒙古人的大规模征服战争不管三七二十一，一举打破了欧亚大陆千百年来的屏屏障障，什么边界、城墙、关税，一律都要给蒙古人让路。蒙古人打碎了他们所见到的一切屏障、阻碍后成为主人，他们就重建了一套交通系统，由于原来重重阻隔被打得粉碎，因此东西方的交通从来没有这么畅通过，在蒙古人所建立的各个帝国内掀起了一个交通建设高潮，蒙元帝国的交通业因此也是当时最热的行业，帝国政府对交通的投资也可以说不遗余力，驿站、道路、漕运在蒙元时期都得到大发展。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2）
蒙元时期的文化也可以用辉煌来形容，所谓唐诗、宋词、元曲并称中国三大文化，关汉卿也被抬高到了“中国的莎士比亚”的地位。
　　其实，蒙古人之所以能以不足20万的兵力横扫欧亚大陆，有一个很重要的政策，那就是卓越的用人机制——蒙古人真正做到了唯才是举，这是成吉思汗最大的特点。在忽必烈尚未继承大统前，他攻略南宋，主要部队并不是善战的蒙古骑兵，而是降服的北方汉人，其中既有军事素质不错的将领，也有谋臣政客，如帮助蒙古人灭金、灭宋的著名汉将张弘范。忽必烈也曾下令“诏军中所俘儒士听赎为民”，而蒙元帝国时期也是中国历史上唯一没有文字狱的时期，谢枋得在他的著作中经常使用“胡虏”一词，而且对蒙古人也多有不满和嘲讽之言，如果放在清帝国那可就是文字狱了；郑思肖也把蒙古人说成是“犬羊”，也没什么事。耶律楚材这个人也很有名，堪称一代名相，是我的偶像，但我觉得他还不够有名，至少柏杨先生没有把他列入中国最伟大的政治家之一。
　　蒙元时期完全可以称得上是一个盛世，与最负盛名的唐帝国相比也毫不逊色，就连造反的朱元璋也对元朝的盛世大加赞赏，在《明太祖实录》中他赞叹道：“天生元朝太祖皇帝起于漠北，凡达达、回回诸番君长尽平定之。太祖之孙以仁德著称，为世祖皇帝，混一天下，九夷八蛮海外番国归于一统。百年之间，其恩德孰不思慕，号令孰不畏惧。是时，四方无虞，民康物阜。”朱元璋不同与中国历史上所有造反成功的皇帝，他是一个真正的农民起义领袖，明帝国也是唯一一个农民起义成功的帝国，朱元璋对底层生活是有切身体会的。当时来到元帝国的欧洲人对元帝国的祥和安定十分惊讶和赞叹，那个著名的旅行家马可？波罗在他的游记里就大赞元帝国，还有法国传教士鲁布鲁乞对元帝国的社会有过一段很细致的描写：“一种出乎意料的情形是礼貌、文雅和恭敬中的亲热，这是他们社交上的特征。在欧洲常见的争闹、打斗和流血的事，这里却不会发生，即使在酩酊大醉中也是一样的。忠厚是随处可见的品质。他们的车子和其他财物既不用锁，也无需看管，并没有人会偷窃。他们的牲畜如果走失了，大家会帮着寻找，很快就能物归原主。粮食虽然常见匮乏，但他们对于救济贫民，却十分慷慨。”
　　蒙古皇帝蔑视汉文化
　　元帝国的蒙古皇帝几乎没有会说汉语的，大多数蒙古地方官也不会，也看不懂汉字，他们从根本上就蔑视汉文化，这在中国所有统治者中绝无仅有。尽管蒙古统治者统治中国上百年，但其实仍然是一种“游牧心态”，即根本没有把中国当成是自己的国家，而是当成了一个敛财的地方。
　　徐大焯在《烬余录》中说，“鼎革以来（元灭南宋），编二十家为甲，以北人（主要是蒙古人和色目人）。衣服饮食惟所欲，童男少女惟所命。”至于现在流传蒙古人享有初夜权一事在正史中从未被提到，明代编撰的《元史》中也未见提及，不过，占有女人这事估计蒙古人也没少干。
　　元末士人叶子奇在其笔记《草木子》中，给我们描述了这样一幅元末社会的图景：“元朝末年，官贪吏污。始因蒙古、色目人罔然不知廉耻之为何物。其问人讨钱，各有各目，新属始参曰拜见钱，无事白要曰撒花钱，逢节曰追节钱，生辰曰生日钱，管事而索曰常例钱，送迎曰人情钱，勾追曰赍发钱，论诉曰公事钱。觅得钱多曰得手，除得州美曰好地分，补得职近曰好窠窟，漫不知忠君爱民为何事也。”虽然中国历史上贪官遍地都是，但元帝国的官吏并非简单的贪，而是出自浓厚的奴隶主心理，也就更加野蛮。元帝国政府也继承了以往宋、辽、金各政府中一切野蛮无耻的政策，如官田（指死于战争的人，其田地被充公）、公田（从汉人手中夺取的土地，因各种原因被罚没的土地），这些土地被蒙古政府获取后很快就被重新分配给蒙古王公贵族，而蒙古王公贵族手中除了有赐田之外，还享有分地管辖权，因此很多土地都集中在蒙古人手中，其中有的蒙古王公享有的土地面积能达到两三千平方公里。这些来自草原的蒙古人刚刚入主中原的时候竟仍然喜欢游牧生活，因而故意将大片的土地闲置，使之荒废，为的是让他们在此找到草原生活的感觉，重温草原上放纵驰骋的日子，其面积有时达到数万公顷。

第六章　　　　第六次崛起：开历史倒车的蒙元帝国（3）
在蒙古统治者的下层，还有一大群被称为“驱丁”的人群，他们的地位相当于牛羊，对他们而言，是完全回到了奴隶社会。在初期，蒙古人将大批南方汉人送往北方，然后当做奴隶变卖。元帝国的佃户制度和之前朝代不同地方是将奴隶制度和农耕制度结合到了一起，形成了独特而野蛮的奴隶—佃户制度，也就是说，佃户全家和所有土地都是管辖他们的蒙古人的私有财产，男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奴隶，女人是这个蒙古人的婢女，所以，蒙元帝国是中国历史上自秦以来最野蛮的帝国，是一种用奴隶制的方式管理下的农耕社会。
　　蒙古人奴隶主般的统治方式导致社会严重的两极分化，一方面是奢华的蒙古贵族和各族官僚，另一方面是大多数平民百姓在温饱线和贫困线之间长期徘徊，一个很好的证明就是在蒙元时期涉及民生的产品生产工艺出现了大幅倒退。本来，蒙古人是最需要两种人的，一个是宗教人士，一个就是技术人员。他们在征服战争中经常大屠城，但总是不杀这两种人，宗教人士是蒙古人最尊敬的，各种技术人才则是蒙古人最需要的，但最尊敬的和最需要的这两个词在这里不能颠倒使用——蒙古人需要技术人才，但并不尊重他们，而仍是把他们当做奴隶使用。在蒙古军队四处征战的时候，总是有大批技术人才或者跟随军队行动，或者在后方进行各种技术生产。蒙元帝国时期，蒙古贵族和其他官吏的家中拥有大量的奢侈品，而普通民众的生活用品则显得很粗糙，其生产工艺要求已经达到了最低点：能用就不错了。
　　蒙元帝国最不得人心的政策就是民族隔离政策了。在今天看来，种族隔离制度是一个法西斯制度，遭人痛恨，但在工业革命以前，种族隔离制度算得上是一个正统的政治制度，欧洲有贵族制度，印度有种姓制度，中国有世族制度，蒙古人的制度也不过是另一种形式的社会分层制度。但人们是不会因为历史上一直存在过，或者其他国家也流行过而原谅这种制度，容忍只是因为无奈，或者说还能活得下去，而一旦生存成了问题，那就必须纠正平衡了。蒙古人这种制度与中国传统的世族制度相比，蒙古人的制度还是显得太*裸、太野蛮了，世族制度有着根深蒂固的经济原因，而蒙古人的这种制度则是来源于冷酷无情的征服。作为最低等的南人，即使做了高官上朝时也必须做出一个姿势，就是双手背后，“南人仕于朝者，每当参礼既毕，必交手于背，作反接之状，虽（南人）贵官亦然，以示归顺之意。（曹春林《滇南杂志》）”即使是在忽必烈使用汉人较多的时代，也只有史天泽和贺惟一两个汉人出任宰相一职，而这也是以汉制汉。忽必烈甚至还曾下诏：“以蒙古人充各路达鲁花赤，汉人充总管，回回人为同知，永为定制。”
　　蒙元帝国的种族制度使得社会也出现很多分层，谢枋得在其《叠山集》中有一篇《送方伯载归三山序》，其中说道：“滑稽之雄，以儒为戏者曰：‘我大元制典，人有十等，一官二吏，先之者，贵之也。贵之者，谓其有益于国也。七匠八娼，九儒十丐，贱之也。贱之者，谓无益于国也。嗟乎卑哉！介乎娼之下、丐之上者，今之儒者。’”尽管儒家思想仍是蒙元社会的主体思想，但儒生的社会地位却非常低，按照谢枋得的说法，仅仅比乞丐强一点。元帝国也曾因蔑视汉人而一度中止了科举考试，直到元仁宗的时候才恢复科举。
　　蒙古人一向只注重武力，而对精神统治不那么在乎，因此也没有像满清那样因为辫子问题而屠城，也没有要求被征服地服从蒙古习俗，倒是蒙古人会入乡随俗，接受当地的文化——不过在中国的蒙古统治者对汉文化很蔑视，因此蒙古统治者始终在说蒙语，使用蒙文，而不像在*地区的蒙古人很快就成了*教徒。
　　普鲁士的腓特烈说：“如果你喜欢别人的领土就把它拿过来，辩护律师总是请得到的。”蒙古人是喜欢别人的土地就拿过来，根本不请律师，因为蒙古人脑子里根本就没有抢了别人的东西还需要法理辩护这个概念，蒙古人其实很简单，抢劫就是抢劫，战胜了，我们就是主人，我们就开始享受，如果发生*，那就*，*不了，军事上失败了，那就撤回蒙古草原继续过游牧生活。蒙古人其实把全世界都当成了劫掠场，他们根本没有想过征服了之后要治理，认为被征服地从此就是自己的家园了，但根本不是这回事。
　　前面一节说蒙元帝国如何是一个盛世，这一节又说蒙古人如何野蛮，如何建立一个野蛮的奴隶帝国，这好像很矛盾，其实一点也不矛盾，就是因为蒙古人如此简单才使得元帝国很特殊：既有盛唐一样的繁荣，也有奴隶国家般的黑暗，原因和汉帝国“文景之治”时相似——蒙古人只注重对钱财的获取，至于国家管理则不那么关心，因此也就是在实际上实行了一种无为而治，蒙古人甚至懒到了把税收这样的国家大事都承包出去，因此，蒙元帝国很繁荣是真的，很黑暗也是真的，因为国家的基本面是自由的，经济是自由的，国际贸易是自由的，但蒙古人普遍的贪婪也是真真切切的，只不过在前半期基本面起主要作用，后半期蒙古人的贪婪起主要作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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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1）
在明帝国的300年中，只有“靖难之役”后的30年是最安定幸福的，其余的时间都是在各种斗争中度过的。明朝绝大多数皇帝身旁总是有一个手握权柄的太监，这导致明帝国实际上是一个宦官帝国。而中国的历史表明，宦官当政，绝对祸国殃民。
　　宦官作乱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研究明史的人分成很多派，也就是所谓的学派，其中有一派认为明朝从制度上有三大隐患基因：一是废除了宰相；二是设立了锦衣卫和东厂；三是宦官获得了太大的权力。一些著名学者还著书立说，称此举加强了皇权，使权力更加集中，因而产生了多少多少危害；另一派于是也赶紧著书立说，阐明废除宰相设立内阁大学士并没有加强皇权，甚至还削弱了皇权。宰相是政府组织机构的首脑，相当于总理，废除宰相制，改为内阁学士制，其实我认为这种内阁学士制就相当于现在的美国总统制，总统下面并没有总理，虽然有一个国务卿，但这个国务卿与总理不可相提并论，他实际上相当于总统第一助理，也就相当于内阁首辅。也就是说，明朝实行的相当于总统制，以往有相位的朝代相当于总统—总理制。这其实并没有太大的区别，就像无论是总统制还是总统—总理二元制并没有改变西方*政治这个根本一样，不过是在*政治的框架内做了些具有本国特色的调整，这也根本没有必要纠缠皇帝的权利到底因此是大了还是小了，中国学者往往就有这种孔乙己精神，喜欢研究茴香豆的“茴”字问题，为此还争得面红耳赤。明朝的皇帝、太监、文臣三者形成了三角力量，皇帝的权力是有所失衡，但比较前朝历代皇帝来说，皇帝的权威在这种制衡体制中并没有多少根本上的损失，只有相对的权力衰微。
　　至于锦衣卫倒是明朝一大特色，而且也的确是祸害的根源之一。其实，警察制度在任何国家都存在，这是内部的免疫系统，必须要有这么个组织，但凡事都有个度，超过了这个度就会失去平衡。
　　其实，任何朝代的衰亡，都有中国历史中固有的因素，比如外患问题；也有这个朝代自身的问题，如秦、隋等内部压力过大，宋朝文强兵弱等。世界各国也都是有这样的因素，不过中国环境相对隔绝，受外界干扰较少，因而显得更加明显。
　　明太祖设立锦衣卫，明成祖设立东厂，其实都是内斗达到了高潮的表现。中国历朝历代从生产力和生产关系来看，长期处于停滞水平，只不过表现在一些技术性的前进，比如小农耕作水平越来也高，最后达到了世界最高水平的精耕细作。但在内部统治艺术方面却每朝每代都在改版和升级，如汉朝鉴于分封制导致七国之乱，后来改为郡县制；隋朝鉴于魏晋南北朝世族屡屡掣肘皇权而设立科举制；宋朝鉴于唐藩镇制度危害不浅而杯酒释兵权；到了明朝，明太祖为了加强皇权而废除宰相制而设立了一个参谋性质的内阁大学士制，另外又设立了中国古代最发达的特务警察制度，目的都是为了加强皇权。如同杜勒斯家族那样，在兄弟二人中，一个身为国务卿，一个则成为中央情报局的局长，形成一个有效的“权力—情报模式”，朱元璋也是为了建立一个有效的政治权力控制模式，只不过有时候事与愿违，内阁大学士制度从根本上还是没改变什么，严嵩、张居正虽然没有宰相的名号，但他们都可以称得上是宰相，其位置、权力、施政都与宰相并没有太大的区别。但特务警察制度就不同于以往了，锦衣卫、东厂等特务警察组织比以往任何朝代的同类组织权力都要大得多，对国家和社会产生的影响也大得多。　。　想看书来

第七章　　　　第七次崛起：本应称霸世界的明帝国（2）
如同门阀制度在魏晋南北朝横行一时一样，到了明朝，科举制度所造成的文官集团也形成了强大的群体，所以，为了对抗庞大的文官集团，皇帝就设立了锦衣卫、东厂这种特务组织，以便更直接地掌握信息，采取行动，打压文官集团，遏制潜在的各种危险。
　　明朝的另一股力量就是宦官力量。中国的宦官在历史上曾有过三次“黄金期”：汉朝、唐朝和明朝。王振、汪直、刘谨、魏忠贤是明朝的四大宦官，虽然他们真正横行的时间加起来不过20年左右，这对有300年历史的明朝来说似乎不值一提，但这些宦官所产生的危害却是不小，他们在短时间内造成的裂缝基本上就再也没有愈合过。
　　宦官在唐朝末期一度达到了为所欲为的地步，如同罗马帝国时期雇佣兵随意更换罗马皇帝一样，这些太监们也随意更换唐朝皇帝，