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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崛起-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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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3）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的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他们灭亡的原因也有相似之处，其中明显的一项是都有大工程。农耕时期的大工程在今天看来也是规模不小，比如隋帝国建造宫殿、修建大运河等，这些工程相当于现在的修建奥运场馆、南水北调。在现代，这些工程虽大，主要依靠机械力量，并且有专业的建筑承包商，而在秦、隋的农耕文明时期，这样庞大的工程就非得征调几十万、上百万人才行，这对农耕文明来说是个沉重的负担，这么多的劳动力全都去修工程了，农业生产必然要受到影响。而且，这不仅仅是直接修工程的人，还要有配套服务，因此，一个宫殿工地上假设有10万人的话，那么后勤、原料、运输、管理等就有几倍的人在为其服务，因此，一个大工程的牵涉面很广、很深，往往是牵动整个国家的。隋帝国灭亡的两大直接导火索就是两项：一个是庞大的工程，一个是对外战争。隋炀帝曾三次远征高句丽——这里也看出，秦帝国是以统一六国为完成统一大业，而隋帝国则不满足于统一中国本部，而是谋求向外扩展，将朝鲜半岛纳入中国范畴。其实，更准确点说，应该是把朝鲜半岛归属中国固定下来，或者叫做收复朝鲜半岛，因为在公元前108年，汉武帝就在朝鲜半岛设立了乐浪郡和带方郡两个行政机构，朝鲜半岛大部分就归属这两郡管辖，在东汉末年，也就是三国时期，由于军阀混战而给了中国边疆和周边地区闹独立的机会，朝鲜半岛也就是在这时候分离出去的，高句丽在313年终止了乐浪郡和带方郡的行政管辖权。
隋帝国是一个升级版的秦帝国，但隋帝国不如秦帝国的是，它没能将中国的统治圈成功扩大。隋统一中国后显然认为自己负有更大的使命，就是将中国传统的统治圈再次扩大，并稳定下来。除了秦汉帝国时期的统治地域外，隋帝国显然认为可以将周围一些小国或者原番薯地纳入中国直接统治之下，变成中国的一个个行政区。看看《隋书》、《资治通鉴》就明白，隋帝国不仅仅是想征服高句丽，而是在向四面八方扩张。在南方，大业元年（605年）一月，隋炀帝就任命刘方为罐州道行军总管，征服越南。占领交趾（今河内）后，接着刘方就进军林邑，也就是越南南方地区。刘方和部将宁长真兵分两路，宁长真率领步兵和骑兵从陆路攻击，他自己率领舰队从海路前进，然后在海口登陆。当时林邑王曾在阇黎江设防堵截，没成功，当隋军渡河之后又在南岸进行一次决战，并且使用了东南亚地区惯用的战术，即使用战象，但这些大象被隋军的弓弩一阵射击之后掉头冲垮了自己的部队，结果，林邑王再次战败，这场战役很像是在印度河曾发生过的几场战役，似乎已经形成了一个定式：使用大象作战的一方，经常会被自己的大象冲垮。但东南亚地区的人似乎一直没有总结出这个危险。刘方率领的隋军此后连战连捷，最终占领整个林邑王国。攻占林邑，是中国历史上除元帝国时期外，陆军攻击的最南位置（明郑和海军还曾在东南亚岛国作战）。
其实，征交趾应该是一次收复行动，因为越南北部在历史上早在秦统一六国之时就顺便被一起统一了。公元前111年，汉武帝灭了南越，建立交趾行政区。但越南和中国很多边疆地带一样，都曾有过多次征服又多次反叛的经历，征服本身就是一个反复的过程，征服是一个长期的过程，几次征服几次反叛这都是常有的事，尤其是要将某地长期归属，就需要相当长的时间来培养被征服地区的归属感。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4）
也就是在刘方进军越南的时候，即大业元年，北方的契丹人习惯性地又来劫掠，地点是营州。隋炀帝一点没犹豫，立刻下诏命令韦云起与突厥启民可汗一起率领突厥两万骑兵征讨契丹。与汉武帝声势浩大而又战果平平的对匈战争不同，韦云起与启民可汗来了一次漂亮的突袭就解决了问题。因契丹与突厥本来都是游牧民族，此时关系尚好，因此突厥骑兵的出现并未引起契丹人的警觉，所以，在黎明时分发起的突然袭击一举摧毁了契丹人。隋帝国这一战役打得比历史上任何一次北伐战争都干脆利索，汉武帝如果知道此事不知是否会感到羞愧。
在南征北伐之后，隋帝国在东面的大海上也同样有所作为，大业三年（607年），隋炀帝派朱宽下海探路，看看大海里有哪些还没被征服的国家，结果发现了琉球，就抓了一个人，拿着他的盔甲返回。于是在历史上，《隋书》中就有了《琉球传》，这时琉球还被称为“琉虬”。隋炀帝于是来了一次先礼后兵，先派人去招降，琉球拒绝了，隋炀帝又命令组建远征舰队，这场远征打得也很顺利，几次战斗下来就占领了琉球。
在解决琉球的第二年，即大业四年（608年），隋炀帝又把目光转向了西域。这次隋炀帝命令他的爱将薛世雄再次和突厥启民可汗合作，一起出兵西域。但启民可汗却未能出兵，薛世雄于是单独出玉门关，与征服契丹一样，薛世雄也是以一次漂亮的突袭一举占领伊吾城，并在汉朝伊吾城旁另建了一座新伊吾城，设伊吾郡，开始行使行政管辖权。伊吾城和柔远城此后成为中央政权在西域的两大战略支撑点。
但在后期隋炀帝征高丽却失败了，高丽国将隋军阵亡者尸体筑为京观，631年唐太宗派遣使者到高丽交涉，拆毁京观，收拾隋军骸骨，祭而葬之。什么是“京观”？就是战争中战胜一方会将战败一方阵亡士兵的尸体堆积在大道的两旁，堆筑起来，再覆土夯实，于是一场战争过后，大道两旁就会多出很多“金字塔”，以炫耀武功。高丽国就将阵亡的隋帝国士兵尸体筑成京观炫耀胜利。由于战争失败和大工程积累矛盾，最终使得积压已久的底层怒火爆发。
在历史上，任何一次改革都必然会激化出很多矛盾，所以，改革的前提是要有充分的稳定能力，一旦矛盾出现，要有能力应对，否则，轻则改革失败，重则国家倾覆。其实，所谓的改革就是一场利益重新分配，所以，利益被削减的人自然要闹事，秦帝国的改革之所以能完成，是因为有秦帝国统一六国强大的威势，无论是秦帝国内部还是被征服土地都明白无法与强大的秦兵对抗，所以，虽然改革得以完成，但改革中积累的矛盾，征服战争庞大的需求，统一后巨大的工程，没有一丝弹性的法律，这些使得社会底层积聚了太多的怒火，因此，当秦始皇一死，再没有一个人能压住民间怒火。隋帝国的改革、战争和工程也起了同样的效果，但隋炀帝不是秦始皇，所以，他根本就压制不住民间和官僚队伍中的反对。
唐再盛也跳不出历史游戏圈
李隆基之后的李氏皇帝就没有几个像样的人了，李纯曾有过重振中央权威的努力，但他既没有这个才能也没有多少支持者，这样，李氏王朝的一帮笨蛋皇帝和一群心怀叵测的宦官以及一群拥兵自重的藩镇将领，这些人叠加起来，整个帝国也就离分崩离析不远了。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5）
要干好一件事，就必须要具备充要条件，初唐就是最幸运的，因为这个时候有李世民这样的明君，有魏征这样的能臣，有尉迟敬德这样的武将，还有科举这类良好的制度，可以说有了封建王朝所需的最好的人和制度，并且各得其位、各谋其政，配合默契，因此唐帝国是最繁盛的，在它276年的生命期内，一半的时间都是黄金岁月。
唐帝国其实是一个胡汉混合政权，在唐时期，最盛行的就是“胡风”，当时各种胡乐、胡服、胡食大行其道，因此胡文化在当时是非常吃香的。很多人都知道白居易的《长恨歌》，但今天很少有人知道他曾写过很多“毡帐诗”，更少有人知道白居易晚年是居住在帐篷里的。唐文宗太和三年（829年），白居易辞去了刑部侍郎的官职，离开长安来到洛阳，居住在洛阳履道坊宅，但从他住在这栋宅子里后，他实际上就再没在房子里住过，而是一直住在宅子里的一顶青毡帐里，直到死去，他竟然在这个帐篷里住了18年。就在这18年里，就在这个帐篷里，他写了很多诗，这些诗被后人称为“毡帐诗”，如《别毡帐火炉》、《池边即事》、《府酒五绝》、《雪夜喜李郎中见访兼酬所赠》、《青毡帐二十韵》、《风雪中作》、《酒熟忆皇甫十》、《初冬即事呈梦得》等，很多。宋朝程大昌对唐人也曾有过研究，他说：“唐人昏礼多有百子帐，特贵其名与昏宜，而其制度则非有子孙众多之义，盖其制本出塞外，特穹庐、拂庐之具体而微者。棬柳为圈，以相连琐，可张可阖，为其圈之多也，故以百子总之，亦非真有百圈也。其施张既成，大抵如今尖顶圆亭子，而用青毡通冒四隅上下，便于移置耳。”
唐人喜欢帐篷，长安、洛阳等大城市内经常能看到帐篷，尤其是大户官宦人家经常会在院子里发现大帐篷，如果那时有卫星地图，那就会像是今天用谷歌地球看蒙古首都乌兰巴托一样，会发现很多很多小圈点，那就是帐篷。唐人不仅喜欢在帐篷里举行酒宴，而且当时也流行在帐篷里举行婚礼，《唐会要》这本书对此有很多记录。其实，不仅是帐篷，当时游牧民族的很多习俗都在唐朝流行，比如唐征服突厥后，突厥文化也曾流行一时，唐太宗的儿子李承乾就非常喜欢突厥文化，《旧唐书》中的《太子诸子》就对李承乾的爱好描述了一番：太子“好效突厥语及其服饰，选左右貌类突厥者五人为一落，辫发羊裘而牧羊，作五狼头纛及幡旗，设穹庐，太子自处其中，敛羊而烹之，抽佩刀割肉相啖。又尝谓左右曰：‘我试作可汗死，汝曹效其丧仪。’因僵卧于地，众悉号哭，跨马环走，临其身，剺面。良久，太子欻起，曰：‘一朝有天下，当帅数万骑猎于金城西，然后解发为突厥，委身思摩，若当一设，不居人后矣’”。
唐风其实很剽悍，体现在国家政策中就是有一股对外*的表现。唐明皇废除府兵制，改用募兵制，经常对周围游牧部落发起攻击，这倒是一改往日游牧民族经常侵袭内地的传统。
李世民在边疆地带实行了民族和平政策，允许北方各族内附，这虽不能说从根本上解决了北方纷争，但基本上消除了北方的战乱，所以，和汉高祖之后一样，也迎来了一个70年和平繁荣期。其实，北方游牧民族和中原农耕民族就是东方的天生矛盾，因为这是地理经济所致，是两种文明之间的自然冲突，不仅在中国，在整个世界范围内，农耕文明和游牧文明就是一对天然的矛盾，是人类文明的自然矛盾存在，谁也无法从根本上解决，汉武帝倾全国之力无法彻底消除匈奴，只能继续用和亲的办法维持和平；唐太宗改用以胡制胡的办法，允许大批胡人内迁，这显然要比汉朝的和亲政策高明，但后人也因此指责李世民导致河朔胡化。如果从汉族的角度来看，的确河朔胡化是李世民的功劳，但从大历史东亚民族融和的角度来看，这是在促进民族融和。从当时现实主义政治的角度来看，不用以胡制胡、引胡内迁的办法还能有更好的办法吗？打？汉武帝已经证明了，打是解决不了的。那就只能和？用什么办法和？还是继续送女人？那也只能是维持大体和平，或者说表面和平，其实汉朝的和亲政策只是掩盖了从来没有间断过的匈奴劫掠边境，历史资料早就有过统计，大约每隔10年，北方的游牧民族就会有一次大规模的侵掠，这和北方人口增长需要大量的资源一致，北方的游牧方式养活不了这么多人口，只能采取劫掠的办法，因此，小规模的劫掠几乎年年都有，人口增长到一定程度，资源需求加剧到一定程度，北方游牧民族必然要进行大规模劫掠来解决问题。这和西方需要经常用战争解决市场和原料问题是一回事。李世民本身就是胡人，因此，他十分清楚怎么才能更好地解决游牧民族和农耕民族的矛盾，那就是允许游牧民族和平地获利，因此，李世民在位时期的北方问题处理得是很不错的，当然，最好的是元朝，清朝还有葛尔丹的问题。 电子书 分享网站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6）
但有句话叫“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这是光绪三十年（1904年）最后一次科举考试恩科会试时候的试题，全名为“周唐外重内轻，秦魏外轻内重，各有得失论”。这场恩科会试的状元刘春霖在答卷中就此论题第一句写道：“天下之患无常处也，惟善谋国者，规天下大势之所趋，揆时度务，有以制其偏倚之端，则不至于变起而不可救。”正所谓水无常形，谁也无法预料到哪一国会在哪一天因为哪一件事而走向灭亡，但总能看到大势的变化趋向，就像预测地震，现在已经能知道哪里是地震多发区，但究竟哪一天会具体在什么地方发生地震就无法预测了。不过统治者可以通过多建坚固的房子和多采取预防措施来减小地震损失，这样也就不至于因此亡国了。
有些大势是很早就能看出来的，杜勒斯在冷战初期就预言说，要把社会主义阵营崩溃的希望寄托在第三四代人的身上，果然，1989年柏林墙倒塌，立国70多年的强大苏联轰然倒塌，而且不是通过猛烈的战争，这在历史上非常罕见。从冷战的铁幕落下到1989年，也正好就是三四代人的时间。
唐帝国的毁灭始于藩镇制度，因为这和周王朝时期的分封建国很类似，实际上都是导致了权力分散，中央政权衰落，而诸侯、藩镇权力得到加强，而秦魏则是相反，是中央集权的盛世时期，秦的郡县制让地方权力变得十分分散而弱小，无力挑战中央。中国的三大矛盾就是农牧矛盾、中央和地方矛盾、官民矛盾，中国的改朝换代也都是因为这三个矛盾，要么被异族征服，要么被割据王侯取代，要么被农民暴动推翻，从周至清都是如此，只不过中国本身在发展，各朝各代也各有不同，所以具体会有所不同，但基本矛盾就是这三个。
藩镇割据看似是唐帝国灭亡的主要原因，安史之乱似乎又证明以胡制胡不可靠，唐明皇改用募兵制，奖励胡人将领创立军功似乎是鼓励了胡人征战，结果最后唐帝国毁于自身的制度，其实不然，以胡制胡早在李世民时期就存在了，但为什么李世民时期没有发生安史之乱呢？因为他治理得好，就像一艘船，进行优良的设计提高安全性是一方面，配上老道的船长是一方面，不是说有了优良的设计和坚固的船体就高枕无忧了，“泰坦尼克”号的沉没就说明，再宏伟坚固的船只如果航行失误也会有毁灭的危险，小心航行才能驶得万年船。
藩镇割据其实不是*，也不在于是否是胡人当统帅，根本原因还是中国内部无法解决的老问题，那就是诸侯割据问题。安史之乱其实不是简单的胡人反叛，安禄山的部队中其本族部队不到一万人，大部分都是汉兵，后来各割据藩镇中，曾经建立政权的沙陀人本族的兵力也不过两三万人，大部分还是汉兵，所以，这并非是汉胡问题，而是地方诸侯争权的老问题。
如果说错，那唐明皇把府兵制改为募兵制应该是个错误，用来戍边的部队以往都是来自府兵，几年一轮换，这样虽然削弱了部队总体的作战力，但对帝国安全的威胁也要小一些，因为士兵轮换会导致将领难以深入控制部队，士兵的家眷都在内地，并不愿意参与反叛，因此反叛难度增大；相反，改为募兵制后，增强了部队的战斗力，士兵接收训练的时间长，战术素养提高，但也增强了对将领的忠诚度，将领与士兵更容易融为一体，因此反叛难度大大降低。募兵制应该只能在国家遇到强敌的时候才实行，并且战后立即恢复府兵制。
历史上的选择其实不是往往不能用正确或者错误来定论，绝大多数政策实际上都冥冥之中注定的，也就是唯一的选择，或者说历史那个阶段的必然性，我就觉得，如果没有希特勒，德国仍然会发动二战，甚至没有纳粹党，德国还是会发动二战，因为当时只有战争这一条路可走，只有战争才能解决西方世界的危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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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1）
宋已经不再是一个农业国，而是一个工商业帝国。商业国家有一个明显的特点，那就是这类国家一般都会使用雇佣兵，也许很多人会惊讶——难道宋帝国的军队是雇佣兵吗？不错，正是！宋帝国的繁荣在今天看来都是令人惊羡的——它竟然能养得起一支百万规模的雇佣兵！但这百万雄师屡战屡败。
有钱有兵，但一打就败
为了解决藩镇割据，防止帝国重演“安史之乱”的悲剧，宋太祖杯酒释兵权，立国之初就削夺了将军们的兵权，由此，宋帝国变成了一个无壳动物。然而，当将军们都变成了家奴后，帝国也严重削弱了抵御外敌的能力。其实，陈寅恪甚至把中国称为“无兵之国”，中国军队的最大的作用不是用来防卫侵略，而多是用于*内乱。
宋朝是一个比较典型的“君主与士大夫共天下”的帝国，经过唐帝国多年的科举培养，宋帝国的文官集团已经形成了一个强大的势力集团，因此，宋帝国时期已经形成了皇帝—士大夫模式，国家大事与政策制定均需要皇帝与士大夫们一起研究，而皇帝一般无法*，也就是人们所说的“权归人主，政出中书”。宋太祖曾经勒石立誓，并将石碑锁置殿中，后世之君需要跪读，上书“不得杀士大夫及上书言事人，子孙有渝此誓者，天必殛之！”这等于说给士大夫和上书言事之人一道免死金牌，由此也可以看出士大夫文官集团的强大能量。
文人至上也使得人们通常认为，宋帝国是一个软体动物，没有强大的军队，其实不是那么简单，宋帝国有一个优秀的军事制度，军队规模也在百万左右，而且宋帝国是一个众所周知的经济帝国，因此军费也可以说充足，战争基础都很不错，但宋帝国确实是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窝囊废，这是为什么？
其实，赵匡胤出身自军队，本身也称得上是一位卓越的军事统帅，宋帝国的军队也正是在赵匡胤手里被打造成一支精兵。安史之乱后，唐帝国走向了末路，藩镇势力日渐强大，重演军阀割据的老剧。唐藩镇制度和边疆扩张政策造成的一个结果就是藩镇军事将领和部队的紧密结合，各藩镇统帅都征召了大量的职业军人，这些职业士兵作战相当勇猛，而且将领也更愿意四处扩张，因此，藩镇制度演绎出优良的职业军队。这时的职业士兵们已经变得非常好战，他们甚至暴躁到了经常更换主帅的地步，在军队中有一批势力很大的“少壮派”。在唐末的军阀混战中，朱温成了一个幸运儿，他的军队也成为最具实力的一支部队，他也因此取代唐帝国，建立了后梁小帝国。
当时，后梁的军队中最精锐的是直属于中央的禁军，这也是朱温鉴于唐帝国因藩镇而灭亡所吸取的教训，他将各藩镇中最精干的士兵和部队调入中央，编组入禁军中，这样中央就有了一支作战实力最强的部队，而藩镇手中的部队则处于二三流水平，因此，藩镇也就不敢轻易挑战中央，同时期的其他各国也相继建立了这种禁军制度。如前所说，新制度会产生新问题，禁军制度的好处是压制了各藩镇，但禁军将领由此成了具有决定权的人物，并且逐渐演变到了罗马帝国那种程度，即皇帝的废立有雇佣兵首领们说了算。而赵匡胤也正是被胡作非为的禁军拥立为帝的，大宋帝国由此建立。
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2）
赵匡胤当然清楚禁军制度的利弊，所以在他登基之后，他首先要解决的就是禁军问题，否则，说不定哪一天，他又成了禁军的刀下鬼。他首先通过“杯酒释兵权”这个不出血的办法解除了一些大将的兵权，这样就在短时间内让禁军难以预谋什么新计划，新换上来的将领没有什么号召力，因而也就无所作为。赵匡胤撤换了一批将领，但却没有任命新的禁军统领，殿前都点检和侍卫亲军都副指挥使的位置一直空着，实际上，这是赵匡胤有意将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分开。掌管禁军的是三衙，当时各藩镇的厢禁军也归属侍卫马军和侍卫步军，因此，三衙相当于国防部，掌管全军。但由于禁军的主要位置都空着，三衙也就变成了一个空架子。赵匡胤有他的如意算盘，他对军队来了一次大改革：一改以往部队的统帅模式，过去最有实权的三衙现在实际上成了武器装备和训练部，它的主要职责变成了抓平时的训练；而征召士兵、各级将领的晋升、军队的调动还有军令的发放则归由枢密院；等到军队出征打仗的时候，则由皇帝另外指派将领，并且，战争一结束，将领就必须立即交出兵权，把部队交还给三衙，而将领则从哪儿来回哪儿去。因此，赵匡胤实际上设计了一套军队分权管理制度，即将平时的军队训练权、调兵权和战时的统兵权分开，这样就有效地防止了军队发动政变的可能性。
除了防范军队发动政变外，赵匡胤还想办法消除民间暴动的隐患，他把这个和军队的改革联系到了一起，他倒是想出了一个好办法，那就是加大军队士兵的淘汰，把老弱残兵都淘汰回家，然后一方面从各藩镇选调精兵充实到禁军中，一方面把社会上的流民也编入各地军队和禁军中，这也就是北宋的募兵制。于是，北宋的大街小巷中就少了很多流民、饥民，甚至一些监狱罪犯也被编入军队。赵匡胤此举可谓高明，这样一来，地方军队总是不如禁军精锐，各地城市中也少了很多*的隐患。
另外，针对职业军队中士兵经常犯上作乱的行为，赵匡胤又制定了严格的军阶管理制度，规定下级必须服从上级，上级有生杀的权利。
再有，赵匡胤又在全国的兵力部署上也采取了“强干弱枝，内外相维”的政策，也就是将精锐的禁军放在首都，而将侍卫亲军分布到全国各地，中心兵力强于周边。分布在全国的禁军也和各地方部队相互掣肘，使其难以兵变。
最后，赵匡胤还制定了“更戍法”，也就是说，禁军还必须轮流戍边，这样既能让军队得到锻炼，也不让其在一地呆得太久。
宋太祖赵匡胤这套精心设计的军事制度可以说很高明，也相当有效，使得宋帝国始终没有发生安史之乱那样的悲剧。但世界上根本就没有完美的制度，这套精心设计的制度还是产生了严重的问题，那就是军队作战力严重下降，在作战的时候，由于将领是临时委派的，就使得将领并不熟悉他所率领的部队，士兵也不熟悉这位将领的军事能力，一句话，军队中兵和将之间没有默契，因此，宋帝国军队的作战指挥显得很弱。而赵匡胤之后，军队士兵大量征召流民，这些流民并没有接受过良好的军事训练，因此作战能力也很弱，这两个弱加到一起就让宋帝国的军队虽有百万规模，但却屡战屡败，而且经常是数万人的大败。
第五章 第五次崛起：边读宋史边叹息（3）
每看宋史就叹，看一次叹一次，叹到最后就恨，直到蒙古人灭了它。
如果排除军事无能这一项，宋帝国无疑是中国历史上最令人赞叹的帝国，在这里仅仅说上几项就能明白所言非虚。
在中国，人们很少用发明的多少来衡量一个帝国的发达程度。就是在现代，这么强调科技的时候，很多人也没有意识到科学技术对古代中国的重要性，就用一个简单的数字来说明宋帝国在中国科技史中占有什么样的地位吧：宋帝国的发明占中国现代之前所有发明的一半，几乎在所有领域宋帝国都是当时世界上当之无愧的科技中心。造纸术、印刷术、指南针这些中国经典的科学发明此时早已转化为生产力，造纸和印刷已经成为一个支柱行业；《梦溪笔谈》是一部科学总结性著作，《洗冤集录》是世界上最早的法医专著；宋时期纺织技术也达到了巅峰，最高级的纺织机竟然有1800个零部件；造船业大量吸收了*造船技术后又超越了*人，当时宋人已经能制造有四层甲板的大型远洋商船，航海学也得到*人的传授而得到大发展。
宋帝国的经济发达是人所共知的，但究竟发达到什么程度呢？宋朝最主要的经济发达标志可以说就是纸币的大规模使用和银行的产生——我们的中学课本中说中国最早使用纸币是在宋帝国时期，其实这是一个错误，纸币最早并不是诞生在宋帝国时期，而是在唐帝国时期就已经出现，并且曾有小规模的使用，只不过真正成为通用货币则是在宋帝国时期。银行也不是诞生在宋帝国时期，但大规模的金融活动却是在宋帝国时期。以货币发行增长量来看，宋的规模就远远超过唐，宋神宗时，全国每年铸币达到506万贯，而唐玄宗时期年铸币量也不过是32万贯，相差悬殊。这时候还能从货币角度来说明宋帝国国际贸易的发达程度，当时，宋帝国的基本货币已经是铜币和银锭，而中国的传统货币是铜币，因此只有大量白银的输入才有可能奠定银的货币地位。纸币“交子”的出现则更加证明了宋帝国时期国际贸易和银行业的发达，因为无论是铜币还是银锭都是沉重的金属，不利于长途携带和大宗商品交易。另外，考古学也能证明宋帝国时期经济是何等的繁荣，在东南亚、日本、朝鲜、泰国、缅甸、西域等地区发现大量的宋朝钱币，这很平常了，而在中东地区、欧洲、非洲印度洋沿岸发现宋朝货币就说明了宋帝国的远洋贸易已经遍布印度洋，宋帝国货币已经成为一种国际通货。宋帝国时期泉州已经是一个国际港口，其地位相当于17世纪的荷兰。当时在以泉州为中心的地区居住着很多印度人、*人、东南亚人、日本人，也有欧洲人，当然也包括犹太人，这一地区出现了大量的清真寺就是一个明证。那些远达非洲、欧洲的宋帝国铜钱也许并不是中国商人直接带过去的，更有可能是*人和印度人带过去的，因为在相当长的一段时间里印度人和*人是印度洋贸易的主要经营者。
经济发达的另一个标志就是企业的活跃程度，宋帝国时期有很多企业，不过，宋帝国的商业，尤其是利润稳定而获利巨大的一些行业还是被政府所垄断，比如冶金、盐业、茶叶、造船、远洋贸易、造纸、瓷器等，这些行业都是关系国计民生的，因此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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