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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九次崛起-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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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实淝水之战根本就称不上是一场真正的战役。
383年这场中国南北方一决雌雄的决战其实是一场实力悬殊的较量，悬殊程度比当年的赤壁之战双方的实力差距还要大。东晋只有8万人，前秦兵力达到90万，相差10倍多，结果当苻坚撤回长安的时候，只剩下不足10万人，他培养起来的力量差不多毁于一旦。当一回事后诸葛，就会发现这其中可叹之处太多。战前，前秦已经灭亡前燕十多年，基本统一了北方，正是气势如虹的时候，前秦部队甚至可以用战无不胜来形容，基本没有在大战役中失败过，而且，无论国势还是士气，前秦灭亡东晋都不成问题。但看似强盛的前秦却隐藏着诸多问题和裂缝，所以当苻坚抡起这柄大锤的时候，稍稍一经撞击就发现碎的不是他砸的东晋，而是他手中的铁锤，因为那铁锤是拼接起来的，连焊接都不是，是用蜡粘贴在一起的，这样的铁锤不碎才怪。
苻坚最大的问题还就是王猛临死前说过的，东晋虽然软弱不堪，但东晋毕竟还是个整体，而前秦在短时间内兼并了太多的国家，最要命的是这些国家还不是一个民族，而是多民族，尤其是鲜卑族，本身就是一个勇猛好战之族，所以王猛临终遗言就是要严防鲜卑、羌等族，因为他们虽然亡国，但实际上他们只是被拆散了，个股力量仍然存在，只要有机会他们就很有可能重新拧成一股绳，那就会勒死前秦。果不其然，当淝水战役结束后，90万部队被打散了70多万，而慕容垂的三万人却完好无损——换个角度，如果这场战役是由慕容垂来指挥，那么东晋必然灭亡。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5）
前秦要命的地方还不止这一个，前面说过，氐族人口太少，虽然善战，但却没有形成一致核心力量，也就是说，氐族人都去当官了，他们竟然没有一支完全由氐族人组成的精锐部队，强大的前秦没有核心力量，这是非常可怕的事。试想，这样一个庞大帝国完全依靠降服的异族部队去征战，根本没有凝聚力啊！历史上不乏人口较少的民族大规模征服四周，最明显的就是蒙古大征服了，但蒙古人有自己的精锐部队，外围才是大量的仆从国部队；满清征服中原也是如此，满洲八旗是满人的精锐；拿破仑征服欧洲的精锐是法军；纳粹德国征服欧洲主要依靠的是德国国防军，而苻坚没有这样一支核心部队。所以，依靠大量仆从部队去完成统一大业实在是勉为其难了。在欧洲，希波战争中，波斯军队就是这样一支充斥着杂牌军的乌合之众，所以，人数众多反而失败。
前秦的根本问题归结起来就是这一个：拼接起来的各族各有异心。战前，在讨论是否远征东晋这个大政策时就已经出现了分裂，当时，前秦大多数贵族并不支持苻坚南下，他们倒不是有先见之明，能预测到淝水战役的结果，相反，没多少人相信东晋会重演赤壁之战，他们是不愿意南下，因为他们在这场大规模战争中没有什么明显的利益可得，所以，前秦贵族大多数态度消极，尤其是鲜卑、羌、汉等大族，几乎从贵族到士兵都很不情愿参加这场苻坚的战争，所以说，淝水之战应该有个更文学的名字，叫“一个人的战争”，这场战争差不多是苻坚一个人推动起来的。
当战争发起后，“非我族类，其心必异”论得到了很好的印证，苻坚派遣汉人降将朱序前往东晋劝降，但没想到朱序竟然与谢安、谢玄达成秘密协议，一个等级并不高的降将就谋划了整个战役。朱序将前秦军的弱点完全告知谢安、谢玄，并且还搞了一个大策划：“若秦百万之众皆至，则莫可敌也。及其众军未集，宜在速战，若挫其前锋，可以得志。”也就是首先歼灭渡江而来的前秦先锋部队，之后隔淝水与前秦军对峙，之后，再要求苻坚退避三舍，让出地方决战。
朱序和谢安、谢玄的谋划精妙就精妙在这儿——退避三舍，让出地方决战。这里就有两个问题了：其一，这三人怎么知道苻坚能退避三舍呢？其二，这三人又怎么能判断出苻坚不会半渡而击呢？谁都知道在敌军半渡的时候能一击而胜，这样的风险可是太大了，但这三人偏偏就定下了这样的胜敌之策，他们怎么能有这么大的把握？这其中，起关键作用的应该还是这个朱序，因为他对苻坚最了解，三人设计的这套策略完全取决于苻坚能否让出地方，并且保证不会半渡而击，这就需要十分了解苻坚的内心和性格了，朱序正是抓住了这点，他看出苻坚虽然是一个英明的君主，但却有点书呆子的腐儒主义，没有了老谋深算的王猛，苻坚这时候还真成了刘备，身边没有了诸葛亮，刘备就被陆逊一把火烧了个屁滚尿流，有点志大才疏了。不会半渡而击，这是朱序看透了苻坚的骨子里有一种腐儒主义，看圣贤书看多了的苻坚还真如朱序所料，真的在战场上来了个谦谦君子。雄才大略不如把问题看透，淝水之战中真正应该得个一吨重的勋章的就是这个小人物朱序。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6）
实际上，作为君主和军队统帅，苻坚不可能一点不了解自己的“混合部队”，当他登八公山山头创造成语“草木皆兵”的时候，就是因为他发现东晋的部队十分整齐有序，反言之，前秦的部队就散乱得多了。也许，在他撤退时创造另一个成语“风声鹤唳”的时候，他就真正体会到率领一群杂牌军远征的滋味了，九十多万的部队，差不多是一哄而散，那是一个多么壮观的场面。
一个家族都阳痿
自从司马懿父子以过人的智慧开创了晋帝国之后，似乎这个家族的智慧就已经被透支光了，此后再没有一个司马家的人有所作为，这就是君主制的悲哀，一旦家族不能出贤君，帝国也就跟着软弱无力。
也就是在五胡十六国时期，前凉张重华的手下的司马张耽向他举荐主博谢艾，说了一段话，说得非常好：“臣闻国以兵为强，以将为主。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故燕任乐毅，克平全齐；及任骑劫，丧七十城之地。是以古之明君靡不慎于将相也。今之所要，在于军师。然议者举将多推宿旧，未必妙尽精才也。且韩信之举，非旧名也；穰苴之信，非旧将也；吕蒙之进，非旧勋也；魏延之用，非旧德也。盖明王之举，举无常人，才之所能，则授以大事。今强寇在郊，诸将不进，人情骚动，危机稍逼。主簿谢艾，兼资文武，明识兵略，若授以斧钺，委以专征，必能折冲御侮，歼殄凶类。”
其中这句“主将者，存亡之机，吉凶所系”可以说指出了专制权力社会的一个致命问题：一旦“主将”成了问题，那整个国家、整个社会都会跟着倒霉。
在人类千百种疾病中，有一种病叫早衰症，很少见，大概800万新生儿中有一个，患上早衰症的儿童出生时很正常，但在一年之内就会出现衰老症状：个子矮小，脱发，皮肤松懈，牙齿脱落，还有老年斑，内脏器官还有多种老年疾病，比如什么心脏病、关节僵硬之类的，看起来就像是六七十岁的人。美国对比研究了一番后说，这是由于基因突变引起的，是有一种蛋白基因发生了变异，结果导致细胞核处于不稳定状态。
晋帝国就患上了这种早衰症。
司马懿父子灭了魏蜀吴三国后，完成了统一大业，按理说，晋帝国应该又是一个鼎盛的朝代，起码也应该在前期有个什么“文景之治”之类的，但从晋武帝之后大一统的晋帝国就早衰了。
和早衰症一样，也是帝国内部的基因出现了问题，导致帝国本应有的稳定轴心出现了不稳定，或者说过早地衰弱了，这个轴心就是皇帝或者权力中心。中国的历史早就表明，皇宫内必须要时刻有一个稳定的轴心，帝国才能围绕它旋转起来，否则帝国就要崩溃。一般来说，这个稳定的轴心是由坐在皇位上的那个人来承担，如果皇位上的人软弱无力，那么旁边也要有另一个稳定的轴心代替他，这个副轴心可能是皇后、皇太后，或者具有领导力量的皇亲国戚，或者与皇帝有密切关系的辅政大臣，总之，皇宫里必须要有一个轴心，哪怕是个傀儡也行。但帝国必须要有一个具有实力的领袖，司马炎可以说是晋帝国的开国皇帝，但他这个皇帝得来的全不费功夫，司马懿、司马昭早已大权在握，司马炎不过是继承家业的花花公子，其实我觉得中国的皇帝——也应该包括外国皇帝，不过用中国人概括起来比较简洁，只有四个人：周武王，秦始皇，汉文帝，阿斗。能臣也只有四个人：管仲，赵高，陈平，韩信。司马家族中大部分都是阿斗，没一个中用的。个人只是历史芸芸众生中的一个，不能从根本上改变历史，像阿基米德想象中用一根棍子撬动地球的人永远不会出现，上帝也不能把他屁股底下的地球撬动，单纯从能力上来说，没有什么人真正牛逼到无人取代的地步，孔子他娘如果生的是女儿，那中国还会有第二个孔子。但皇帝不行，因为帝制中皇帝是轴心，皇帝不行也不影响整个历史，只要还有个强有力的副轴心也行，再不济，家族中有其他的强人取而代之也行，可惜，司马家族再没有出现一个司马懿。范文澜先生在著作《中国通史》中对司马家族下了这样一个评价：“封建统治阶级的所有凶恶、险毒、猜忌、攘夺、虚伪、奢侈、酗酒、荒淫、贪污、吝啬、颓废、*等龌龊行为，司马氏集团表现得特别集中而充分。每个阶级都有自己的道德观，封建统治阶级当然也有它的道德观，但在司马氏集团里，封建道德是被抛弃得很干净的。”在天有灵的司马家族如果还有那么一点羞耻感的话，听到这话会再次郁闷死；如果一点羞耻感都没了，那会哈哈大笑。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7）
作为皇帝，享受一下人间乐趣也未尝不可，或者说也是应该的，不过凡事都应该有个度，晋朝之前的皇帝在享乐上也都很奢靡，大概只有汉文帝和王莽是禁欲主义，不怎么享受，而综观中国各朝各代，大多刚建国的时候都要清廉一阵，树立一个好风气，但司马炎作为开国皇帝首先立下的不是勤政的风气，而是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这就为晋帝国从一开始立下了享乐的旗帜。273年，司马炎下令，从中层官吏家中选女入宫；274年，再次从下级官吏和普通士族中选女入宫，数目达到5000人；当吴国灭亡时，又从吴国选了5000人，所以，他的后宫总是人满为患，大约总有一万名女人等着他享用。《晋书》记载，司马炎自己都不知道该到那个女人那里去睡觉，于是就让羊车随便溜达，停哪儿算哪儿，于是“宫人乃取竹叶插户，以盐汁洒地，而引帝车”。上梁不正下梁当然歪，西晋官吏们当然也都喜好这种奢靡生活，酒筵奢华不说，甚至到了在酒筵中把杀人当娱乐项目的地步，西晋官员石崇请客，客人就要求看杀人，于是他就接连杀了三个女奴。另外，各种荒淫无耻的事在西晋也都能看得到，司马炎的女婿王济就喜欢用人奶喂猪，因为他觉得这样喂出的猪肉味道更香，晋武帝为此还夸他，真不知道王济是否用司马炎女儿的奶喂过猪。西晋尽管也坚持儒家学说，但《晋律》中明文规定，除了死罪不能赎外，其他所有犯罪都可以用缴纳赎金的方式抵消，这不就是继承了汉武帝时期纳钱赎罪之政吗？其实死罪也不是不能赎，只不过贵了点，大概需要黄金二斤。
当上层社会奢靡淫乐之风盛行的时候，文人们也开始拍马屁为他们构筑奢靡理论，当时就出了个《扬朱篇》，大意是人生苦短，做圣人要死，做恶人也要死，反正都是死，那还不如及时享乐；如果人活着要禁欲，那还活个什么劲——这不简直就是将胡亥的及时享乐主义理论化了嘛！
当然，身为皇帝、身为官吏，总要有台面上的政治言论，但他们又根本不想做什么，于是，晋朝诞生了中国最著名的时尚之风——清谈之风，也就是所谓的魏晋清谈。其实完全没必要说得这么文雅，就是光说不做。
供奉儒家学说的西晋司马家族率领贵族士大夫们就是这样修身养性的。
290年，晋武帝司马炎一死，这个帝国也就急转直下，“八王之乱”开始，中国从此又进入到了一个为期三百年的大*年代。
其实，每逢建国后不久就会进入柏杨所说的“瓶颈”期，这段时间里建国前的战乱已经平息，经过一段休养生息后各地也都恢复了活力，而那些开国文臣武将们也都差不多死的死、亡的亡，开国皇帝也死了，而继位的第二代、第三代君主一般都没有开国皇帝那样的威势，因此，各地王侯对中央也就不那么恭顺，而中央为了压制地方诸侯，开始削减他们的权力和实力，这又加剧了中央和地方的矛盾，结果就会引发战争，但一般来说，这种战争中央取胜的概率多一些。晋朝的“八王之乱”与汉朝文景时期的“七国之乱”很相似，但有那么一点不太相同的就是，汉朝文景时期的中央政权是图谋向上的，中央和地方矛盾的起因是中央要削减地方权力，而削弱地方权力是为了维护中央的权威，维持大一统的全局，但晋朝的“八王之乱”则是因为中央权威几乎落到了可以蔑视的地步，如同衰落的东周中央。
第三章 第三次崛起：早衰的晋帝国（8）
然而，司马家族的子孙及时行乐可以，搞政治、搞军事就没有几个人能赶得上他们的祖先司马懿、司马昭了，所以，别看八个司马王侯打成一片很热闹，但没有一个人具有明显优势，没有一个人具有领袖气质，因此，司马家族不过是一群混蛋和另一群混蛋之间的斗殴，没一个能成事的。无奈之下，稍聪明点的人就想到了要联合当时的士族势力，加强自己的号召力，于是有了司马越与琅琊王衍的联盟，形成“王与马共天下”的局面。王衍是什么人？他就是“清谈”之风的领袖，不过王氏家族在东海地区有很高的地位，所以，司马越与他联合，就能赢得清谈一派的好感，也能获得地方士族的支持。
我前面说过，中国的能臣只有四个人，王衍就是赵高一样的能臣，他信口雌黄，看似清谈领袖，他实际上是一个纵横家，他绝对有能力，但不是王猛那样的伟大政治能力，而是赵高一样能在纷繁复杂的朝堂权力争斗中左右逢源、纵横捭阖的权术家，所以，他始终高高在上。与苻坚和王猛这对搭档相比，司马越和王衍这对搭档就可以用狼狈为奸来形容最合适了。
很有意思的是，在司马越和王衍联合的同时，另外还有一对“王与马共天下”的搭档，那就是琅琊国的司马睿和王衍的堂弟王导。《王导传》中说：王导“参东海王越军事。时元帝为琅琊王，与（王）导素相亲善。导知天下已乱，遂倾心推奉，潜有兴复之志。帝亦雅相器重，契同友执。帝之在雒阳也，导每劝令之国。会帝出镇下邳，请导为安东司马，军谋密策，知无不为”。
王衍和赵高一样，对天下大势实际上也有很清醒的认识，为此，他有过一个很有名的“三窟理论”，“说东海王越曰：‘中国已乱，当赖方伯，宜得文武兼资以任之。’乃以弟澄为荆州，族弟敦为青州。因谓澄、敦曰：‘荆州有江汉之固，青州有负海之险，卿二人在外而吾留此，足以为三窟矣。’”其实，若就论天下大事的分析和战略预谋而言，王衍也算得上是一个伟大人物，他的“三窟战略”和诸葛亮的“三分天下”不相上下，但不同的就是出发点，诸葛亮是为刘备图谋天下，而王衍实际上是在为他自己和司马越找退路，这就是三分天下和狡兔三窟的根本不同之处。所以，王衍对他的弟弟们说：“今王室将卑，故使弟等居齐楚之地，外可以建霸业，内足以匡帝室，所望于二弟也。（《晋阳秋》）”他原本在荆州和青州各建一“窟”，但最后的结果是他的弟弟王导和司马睿在江南建立了东晋。
司马家族的那点能力全用在了享乐和内斗上了，其实，有那么一两个皇帝无能、享乐也没什么大不了的，帝国不会那么轻易崩溃，但司马家族连起码的继承人都没有安排好，如果前一任皇帝自甘堕落，但后一任皇帝能奋发图强的话，帝国还是可以重现辉煌的，如苻生残忍好杀，但苻坚登基后前秦重新变得强大起来。但如果连续几任皇帝都是胡亥的话，那就危险了。再者，皇位继承人还有一种客观的选拔方式，那就是几个有实力的皇室家族成员自相残杀，最后胜出的一个人得到皇位，这也是一种凭实力和智慧做后盾的选拔机制，这样胜出的继承人一般也较强，如李世民。但八王之乱的结果证明，司马家族出不了一个李世民——这就是个人是否具有领袖能力的问题了。具有领袖能力的人会早早在自己周围凝聚一大批人才，大多数都是一些重臣或者有兵权的人；而没有领袖气质的人，就没有这个凝聚力。而能否聚集一批能臣良将，也就决定着政变成功的概率，因为任何政变都不是某个人凭自己的力量完成的，而是集团对集团的结果。司马家族的优良基因不知什么时候丢失了，没有传下来，所以，司马家族众多的成员没有一个能重振晋帝国。
所以，晋帝国的衰落直接的结果就是中原陷入权力真空，导致北方各族崛起，否则，北方各族根本没有机会互相争霸。
再退一步说，就是西晋灭亡了，东晋也还有强大的实力，论经济实力，东晋仍是十六国时期最强盛的，但司马家族仍然没能出现一个孙权一样的领袖，东晋帝国实际上仍然继续西晋的风气，整个帝国没有一点阳刚之气。尽管这个帝国也曾几次北伐，但最大的成就也就是灭亡了成汉帝国，收复了四川一带，仅此而已。当然，任何帝国都会有一些真正的能臣武将，关键就是帝国能不能给他们这个机会，桓温是东晋的实力派，也是最有北伐之心的人，他主张北伐，也曾亲自北伐，灭成汉就是他的最大功劳，但南迁而来的那些原西晋士族官僚对北伐根本不感兴趣，他们更愿意过以前那种及时行乐的生活。另外，东晋其实也是一片乱象，各种叛乱迭出，所以，从上至下、从里到外都像是熟透了的柿子，就等着有人摘了，怎么可能还有北伐的心思呢？所以，东晋的北伐次数倒是不少，不过失败的也同样多。除了桓温之外，祖逖也是一个*人物，但他没有桓温那样的实权，他的北伐几乎没有得到东晋中央政府的任何支持，更像是民间的自发北伐，当然无果而终。
东晋那点荷尔蒙全用在了享乐和争权夺利上了，好好的一张弓，却没射出过一支箭，所以，我说，东晋真不该在淝水之战中获胜，它应该一败涂地，这样，一个强大的前秦会让当时的中国人早点过上盛唐的生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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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1）
旧金山金门大桥的不远处还有一座桥，其实和金门大桥差不多，但人们只知道金门大桥而不知这座桥，这就是第一和第二的区别。秦始皇是第一，杨坚是第二，隋帝国和秦帝国一样伟大。唐继承了隋，就像汉继承了秦，中国由此进入第二个循环。
隋炀帝和秦始皇是难兄难弟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的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命性的变革，都很短命。
没有隋炀帝的中国很难说是一个什么样子，当然，按照恩格斯“他人替代论”，肯定会有隋炀帝第二出现，但按照我的相对论历史观，这个隋炀帝第二哪怕延后一分钟出现，历史也将大为改观。可惜我们无法证明，除非出现历史平行空间，而且这个平行空间还得可控，以便进行模型观察。
不过历史其实也就是一场游戏，游戏里面的人物可以投掷骰子做出选择，但无论你怎么折腾，你也跳不出游戏设计者的掌心，在西方，这个游戏设计者叫上帝；在东方，这个游戏设计者被称为辩证历史观。
分久必合，合久必分，是东方封闭环境中的必然规律，八百年周王朝早已分崩离析，之后早晚要被某一个国家统一，但究竟是谁统一，什么时间统一，怎么个方式统一，那就是游戏玩家的事了，而不是游戏设计者的事。隋炀帝就是一个历史牛人，他的作用就是大大地影响历史进程，或者说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毁灭，加速某种制度、体系的新生，不过隋炀帝肯定没学好辩证历史这门课，他的历史表现证明他这门课挂了，不过他其他课程不是优秀得一塌糊涂就是糟糕得一塌糊涂。
隋朝的伟大，就是大量打破了旧制度，创立了很多新制度，这让中国又完成了一次蜕变，所以说隋帝国虽然短命，但对中国来说意义重大，由于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国北方长期各民族混居，这客观上是给中国输入了新鲜血液，北方的蛮族文化与传统的中原文化大规模交融，使得重新统一的中国有了改革的沃土，隋帝国的各种改革没必要细说，关键就是隋帝国用各种新制度为中国重新建立起一个平衡的社会，当然，在改革中产生的火花却产生了爆炸，结果隋帝国把自己个葬送了，唐帝国和当年的汉帝国一样坐享了前朝丰硕的成果。
自东汉以来，中国实际上由于失去了平衡而四分五裂，重新回归平衡本来应该在晋帝国时期完成，但司马家族的无能导致这个动作又延后了数百年。隋帝国的改革非常全面，不多说，以门阀制度和科举制度看隋文帝、隋炀帝怎样将中国复归平衡。
高颍和苏威并称“开皇明相”，两人配合得也很默契，高颍负责拟定改革政策，苏威负责维护实施，这小子颇有后世魏征胆大直言的风格，敢拦着怒气冲天想要持刀杀人的杨坚。
高颍改革的主要方面就是几个，一个是对政府职能进行了大改革，建立“五省六部”制度，也就是让政府职能部门更加专业化，另外也有利于分权制衡，不让权力过于集中，这个机构改革很合理，因此一直沿用到清朝。另一项改革是地方行政，西周建立了分封制，秦汉时改为郡县制，经过魏晋南北朝几百年的混乱，地方管理制度也混乱不堪，官僚队伍也很臃肿，到了“十羊九牧”的地步，高颍就来了一次大瘦身，把三级的州郡县改为州县两级（后改为郡县两级，其实一样）。另外，把地方官的各级任命权全部收归中央，这样就大大削弱了地方官扩展自己的势力，并且，为了防止地方势力坐大，隋朝改革还规定必须“异地为官”，任何一个官员也不能两度担任同一个地方的官员，任期也调整到只有三四年，后来又规定官员上任不能带父母或者15岁以上的儿子。进京述职的规定也是这时候开始正式实行的，被称为“朝集使”。经济上隋帝国实行了“均田法”，这是带有农业文明理想主义色彩的田亩制度，虽然因为过于理想化而实行起来没有到位，但怎么说也以前要好得多，最起码基本保证了人人有田，这就很不错了。徭役方面也实行租庸制度，这样农民的负担也轻了不少。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2）
隋帝国的改革其实收效明显，《隋书》把描写盛世的词汇都用上了：“躬节俭，平徭赋，仓廪实，法令行，君子咸乐其生，小人各安其业，强无凌弱，众不暴寡，人物殷阜，朝野欢娱，二十年间天下无事，区宇之内宴如也。”
汉武帝的*专制产生的另一个社会毛病就是门阀制度，当时这还不是一种制度，但根源却是在汉武帝这里。汉武帝推崇儒学，于是政客官吏们纷纷改弦更张，抛弃以往的黄老哲学和其他各种学说，开始研究儒家经书，学问大的就开始开业授课，在官场里开业授课是什么后果，小学生也懂，于是，门徒就成了派系，到了刘秀时候，这小子当上了皇帝，于是广加封赏，出现一批新政客。这时候门阀就渐渐成了社会的主流，到了魏时期，就已经设计出了九品中正制度，这也就是门阀制度的正式确立。这种选拔人才的制度倒是和欧洲的贵族人才选拔制度较为相近，有个门槛就是出身一定要是世族，于是，世族占据了所有的官吏位置，而低层的人就根本没有了多少上升的渠道，除非你有特别的功绩，比如战功什么的，但这样的机会也很难得，因为别说将军级别，就是中层军官也都是世族子弟。
世族成为主流对皇帝来说也不是什么好事，因为对统治者来说，任何势力过大都不是好事，皇帝其实是个势单力薄的角色，他主要是通过平衡各种势力来取得优势，这就需要高超的操控能力，所以说皇帝也不是谁都能干的。世族势力太大，皇帝自己也就难免受其影响，这对皇帝来说是个巨大的压力，因此，到了隋帝国，杨氏家族就要想办法改变这种世族力量过大的局面，怎样改？那就是打破门阀制度，换一种新的人才选拔机制，从底层引入一股新的力量上来，用来平衡世族势力，所以，我后面说科举制度实际上并不完全符合世族的利益，甚至可以说是世族的对立力量。
每一种制度的确立都是为了解决旧体制难以解决的问题，但又会产生新的问题，不过历史也就是这样前进的。科举制度的正式确立产生的另一个问题就是中国此后渐渐形成了一个文官社会，武官的地位只有在战争期间才超越文官，大多数时候文官是政治和官僚队伍的主流，国家大政方针主要是文官决定的，社会风气也渐趋阴柔，战国时的尚武精神基本上销声匿迹。因此，中国在文化上越来越高深，但在武略方面就常常让人扼腕叹息了。不过，中国文化的所谓高深也不是向高级阶段迈进，而是一直在倒退，这在以后的篇章中再说。
隋帝国和秦帝国都有一个致命错误，那就是不应该频繁地发动战争、开建大工程，远征高丽、扩建洛阳、开凿御道、修造运河，这些都和秦始皇修建阿房宫一样，闹得民怨沸腾，虽然杨广做的这些工程远比政绩工程强，很多都是利国利民的大好事，是造福子孙的大实事，但严重透支一代人的幸福去为子孙造福，结果必然适得其反。
当一代帝王成就了他的霸业的时候，他接下来思考的就是如何保持这一权力和如何使它不断地扩大。
隋帝国的改革虽然相当成功，但隋帝国也犯了和秦帝国一样的错误，那就是大型工程太多了，对外的征服战争也实施得早了些，再加上这么大动作的改革肯定会有不小的社会矛盾，这三者同时作用，任何帝国都承受不了。
第四章 第四次崛起：好皇帝，好班子，造就盛唐时代（3）
隋帝国与秦帝国出奇的相似，都统一了中国，都进行了一场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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