草根家事-第2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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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3　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3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1997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夫人在家收到了一份厚礼，一条20多斤的大鱼。那天上午我不在家，不知道这礼物是哪位朋友送过来的，送礼的人她根本不认识。我在想，我没有什么权利与人做交换啊，也没有为谁办过叫我记忆的事情啊？更想不到送礼的人是出于什么心情和目的，很是纳闷儿。

我还在想，大概是他吗？我把电话打过去，他先是笑了，接着只好如实“招供”。他是我的同僚，交通管理站的站长刘春州，我这才把心放下。因为我担心别人求我办事，我也办不了什么大事。

刘春州的礼我敢收下，不犯什么忌讳。我们是“政见”苟同的一族，是淡若清水的君子之交。我们同属猴，他比我整整小一轮，都有那么一点猴脾气，不听邪，爱谁是谁！

春节一到，送礼之风猛于虎，更猛于流感，无处不在，席卷整个社会，刮得乌烟瘴气。单位的头相互送礼，求人办事提前答谢或超前送礼……似乎人人都得送礼，不送礼就过不去这个年，不送礼也不叫过年。不然就没有“有礼行遍天下”那句话了，“无礼不成年”也自然顺理成章了。

过了春节，见到刘春州我就和他开玩笑道：“我也太死板了，来年也开个先例，给兄弟送点礼，不然的话，你在路上一栏我，我可就没有办法上班了……”

运输管理站有这个权利，管理交通车辆的权利。他对工作很认真，对手续不健全的车辆一律按章行事，或扣押或罚款，一视同仁。大多手续不健全的车主都有背景，从来不办理什么执照，缴纳什么管理费用，草民哪个敢目无法纪？刘春州倔强得很，你越是和某某结缘当靠山，我越是跟你不讲“人缘”，当你的拦路大山，就先拿你以身试法。开始，他给“靠山”的面子，反正你还得栽到我的手里，吃惯这碗饭了，他们不会放弃。所以，第二次被扣车，领导不好说话了，只得任惩认罚。他的原则是：我只给你一次机会，下不为例！这也是只给你领导一次说情的机会。

我和他开玩笑说要给他送礼，他哈哈一笑。真要一提“送礼”俩字，他保准火冒三丈，气不打一处来。他说：“这些车主们，给靠山送礼的钱，足够缴纳管理费的了，我不明白他们为什么要这样做，图的是什么！”我问他，既然你有权利，那些人为什么不给你送礼？他笑了，说，给我送礼只能解决放行这一件事，给靠山送礼不仅可以放行，还能拉上关系办其他的事，一举两得，比给我送礼便宜多了。是的，市场经济嘛，人人都会算账，怎么个算法各不相同，算眼前算长远更是大不相同。

刘春州的父母都是河北昌黎人，同我的岳母是老乡，有时候我们之间也会以此为话题闲聊。他父亲刘景权原来在本乡粮库上班，后来乡里成立了粮食管理所，他就到乡里上班了，我们就认识了，也有了更多的交往，那时刘春州还小。爷俩个为人性格大体一致，但他们的闯劲却是天壤之别，一个是守业型的，一个是创业型的。

在我出任鞋厂厂长的时候，刘春州正在筹备建房，准备搬出乡政府大院另起炉灶，干了一番事业。和他同时另起炉灶的还有林业站，干到半路就停工了，直径依然是一片废墟。相形见绌，刘春州想干事能干事，且又雷厉风行，人人称道。刘春州的办公官邸落成了，一不请客收礼，而不声张造势，悄悄地把事先多建的房屋出租了，解决了招待费用的开销，处处为公，精打细算。于是人们慨叹着：有些人连自己的小家都管理不好，让他去管理大家，让他去闯，只能闯出一个又一个破破烂烂的大窟窿。这样的人和事还少吗？比比皆是！

从1984年起，辽河连年水患成灾，沿河五个行政村无疑幸免于难，村里的经济早就越过崩溃的界线。这其中无不与“乱闯”有关系，创出了一个难以弥补的大窟窿。

五个指头伸出来不一般齐，但也不能差得太多。且不说长论短，那也得个有功能和长处吧。我们那五个村，除了二道房村外，他们既有内债又有外债，方方面面无一是处。这五个村的地理条件相同，村干部们从小也不比谁缺奶，差距怎么会那么大呢？同在一块蓝天下生存繁衍，很难找出先天不足的差别，客观上不同之处，怎么就“性相近，习相远”了呢？听听老百姓唠的实在嗑，也许会找到答案。

“人家二道房村干部，没有一个人打麻将的，俺们的书记主任可好，把村部鼓捣成麻将社了……”

一语道破天机，整天夜以继日地沉湎于“万、饼、条”，那还有心思顾上群众的“吃、喝、烧”啊？二道房村干部是个啥样的人？

杨焕杰（也作杨桓杰），党支部书记，新民市人大代表，别说是本村人对他有口皆碑，就是外村人说起他来也无不交口称赞。

他这个代表是由五个村共同选举出来的，没有真本事可能吗？再说了，其他那五个村的干部谁不想弄个代表当当？没有不争这个头衔的，那是至高无上的荣誉！选民的眼睛是雪亮的，代表岂能是争来的？他们也不想想为什么争不来，而年年去争。

我和杨焕杰一无亲二无故，经济上更没有任何交易，没有一分钱的来往。有的是经常性的思想交流，和对农业生产上的技术交流与探讨，情感日浓。那时候的乡村干部都在上级的指示下，进行“进修”，参与“中央农业广播学校”的学习，毕业了学历是中专，国家承认。杨焕杰靠理论与实践互动取得了毕业证书，不像党委书记赵国林委派他的手下去替考混文凭。

他家房前屋后的菜园子和我家的一样，是一块杂七杂八的试验田。有一次，他对很晚播种的玉米，到秋天也“成熟”了有些不解，认为有效积温不够，是不能成熟的。对这种现象我也有过观察和思考，我的看法是：种子虽然没有播下去生根出土，但因为气温很高，种子已经打破了休眠状态，有效积温已经对它起作用了。也就是说，种子没入土出芽之前，它已经获得了有效积温。所以，它的有效积温已经在这以前开始积累了。他对我的论证表示赞许，我们的交流都是有关这方面的探讨。当然，除了知识，我们也谈政治。

那天我去他们村蹲点，我就问他：“别的书记都打麻将，你成了个别分子，人家不奚落你吗？”

“怎么不会，没办法我也去，他们玩，我看书……”

新安堡的村书记用公款打麻将，被群众告发，撤了职。其他村的书记们是不是也在公款中“娱乐”呢？不然的话，他们哪来那么多的钱成年累月地玩？今天你到我村来玩，我酒肉伺候，明天你再回访，吃喝也跟着升级，感情嘛。也许玩麻将的赌资就从“招待费”里报销了。尤其是乡里开会过后，更是他们进行欢乐的大好时机。一是好向村里交代，“我开会去了，什么时候回来我也不知道”。二是可以对家属瞒天过海，“我开会去了，什么也没有干，别找我”。所以，这些村干部就盼开会，会还没等开上，去哪里娱乐却事先选好了，只恨领导讲起来没完没了，急得像热锅上的蚂蚁。

他们如此这般的花天酒地纵欲行乐就没有管管吗？

我还问你呢，谁来管？管谁呢？老鸹落在猪身上，彼此一样黑，大官大耍，小官小耍，“臭是一窝，烂是一块”，臭味相投，谁也不嫌弃谁。耍谁呢？老百姓！有道是：“群众气得怨声载道，酒店乐得鸣鞭放炮”，“有人欢乐有人愁，有人做马有人牛”。牛，村干部真牛！

于是乎，有几个村干部看出了这里的无限商机，自己开了酒店，一条龙地作威作福，其乐融融，其乐也无穷。

翻开个个债台高筑的欠债村的账簿，你是看不到一笔“吃喝玩，贪占送”的开销的。这些开销数额巨大，却不显山露水，其中自有门道，变通就是通则，就是法宝，＇奇。书＇人人都掌握得纯熟干练。对此，上面也是睁只眼闭只眼，甚或他们就是授予变通技巧的大师，瞒天过海的教练，休戚与共的连体，不一而足。

众所公认，多年来，杨焕杰没有一张饭店的条据在饭店那里“扣押”，没有一次“随大溜”或单独去领导那里拜年、“燎锅底”……我曾问过他，“你就不怕丢官吗？”

他说：“全村2000多口人不怕的事，为什么唯独我自己害怕？”

这回答太深刻了，可见他真的是“另类村官”。

或许是惺惺相惜吧，他很敬重我：“大哥，你这个人了不起，太随和了，乡里的领导和同志们，当面背后没有说你孬的……”

我笑了：“你随和吗？不吃不喝，不玩不送，绝对没有说你坏话的。”

我们这号人实在没有什么别的“乐趣”，只能是孤芳自赏和相互吹捧了，但我们笑得很惬意，很开心。

1999年12月底，我从北京回单位办理“提前离岗休息”的手续，幸运的见到了杨焕杰。上面的话就是我们的谈话，也是一次没有酒水没有肴馔的“精神会餐”，但却无比的香甜。

村里的干部像杨焕杰这样的也还有，只是为数不多。按我的标准，村干部大体可以分为两类。一类是“职业干部”，一类是“业余干部”。

业余干部能上能下能官能民，下台后照样活得很好，且无怨无悔。业余干部为什么会下台？原因的差距很大，有的是自作自受，有的是败在宗族派系上。有的是自己自愿解甲归田，不愿意与“世俗”同流合污……或者说，他们“处人待事”很外行，很业余。这些干部口碑都很好，治家也是内行，官方认为“保守”不新潮……

职业干部和业余干部恰恰相反，想方设法保住自己的乌纱帽，一干就是十几年，还有几十年的，就像皇上。有的儿子接着老子继续干，世袭了，好像不当干部就活不了似的。事实也真是如此，“在位就富，下台就穷”。其实这些人就是社会上的混混，混社会，社会养了这么一帮混混。他们“头脑灵活，手脚笨拙”，“干啥啥不会，吃啥啥都香”；是“不拿白不拿，拿了不白拿”，“不吃白不吃，吃了不白吃，白吃谁不吃”那一族人，厌弃得很……

这也是“另类村官”吧！

　5　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5同道挚友（久别重逢）（1）

什么是同道？我认定为“人生之道”。给我生存以勇气，生活以快乐，生机以能量的，都是我挚诚挚爱的挚友。同窗、同队、同行、同僚，都在同道之列。他们和我一样有自己的“鸿鹄之志”，也和我一样走实现自己的人生之道。我也常和他们在一起“论道”，没有什么最终满意的结论，倒是留下一个很难解释的怪题：有没有同道的人生。时至今日，我终于清楚，同道人生处处有。

小学的时候我和他是同学，学校里我们又是同行，文字中我们是文友，他也是和我探讨“同道人生”最多的人，他就是陈日久。

陈日久与我同庚，生日在我之后。小学毕业后，他没有升入初中，因为他是个“坏学生”。他说老师给他的毕业鉴定一塌糊涂，这和我的如出一辙了，学习再好也没有升学的机缘。可悲啊，这么小的孩子就是“坏孩子”了，我至今不能理解，大概是那时候太“政治化”了吧，连年幼的孩子都不放过，被“政治”了。

些不说他怎么个坏法，就年龄而言，他能反共还是能破坏社会主义？其实，就是老师不得意他，成了师道尊严的牺牲品，没等展开翅膀就沉落了。

虽然我们是小学的同学，但相处的时间很短，我不是随父亲的调转而“四处流浪”嘛，而且我们不住在一个屯子里。直到我高中毕业后到乡里工作了，才有更多的机会见到他，都当老师的时候，我们不在一个学校任教。

陈日久患有先天性的“腰病”，干不了繁重的庄稼活，早年就在101国道（当年叫沈承公路，沈阳到承德）和辽德公路（辽中到德盛堡）的交汇处，开一个小小的修车点，主要是修理自行车。他白天修车，晚上看书学习，想闯出一条人生之路。70年代处，他曾写出一个大部头的小说，送到出版社很快就退稿了。理由很简单，只有几个字：文笔可以，人情味太浓了，阶级斗争的弦绷得不紧。

毋庸讳言，阶级斗争的年代能有什么好的文学作品？又有哪个作家真心去写阶级斗争？纯文学的东西在那个时代弱不禁风，纯文学人在那个年代更经不起风吹雨打，一腔热血就这样被冻结了。但是，就凭“文笔可以”，他的作品足以证明他的价值所在，足以引起很多人对他的“高看”，都把他看作是个农民自己的作家啦。

那时候我没有写作，但我有那个“花心”，自然会闻风而动，去拜见我的老同学。我们谈论的话题除了他的大作，更多的就是人生之道。他对写作的“失败”很是失意，也很茫然。我也觉得走这条路太狭窄太坎坷，就劝他莫不如退一步海阔天空。退到哪里？我们达成了共识，以该行为先导，把希望依托于下一代……

果然，陈日久凭借自己的文学素养和功底改弦更张了，当上了民办老师。三年后，通过考试，他和妻子刘碧霞同时转正为公办教师，泥饭碗变成了铁饭碗，自己的人生之路走上了正轨。从教期间，陈日久博览群，书写下了许多教改方面的论文，他的成果得到省市有关部门的肯定与推广。1993年，他的两个儿子在他精心地辅导下，同时考入中专学校，实现了他寄希望于下一代的的愿景。1998年，无党派人士的陈日久被选为新民市政协委员。

我在乡政府上班，他在学校教书，平素很少有时间见面。但到了彼此“关键”时刻，我们会不约而同地走到一起。1987年，那是我经济危机的时刻，大儿子在吉林大学读大二，二儿子刚考入省重点高中，小女儿正在念初三，个个都是花钱的大户，弄得我入不敷出捉襟见肘。更为要命的是，这时我家的房子年久失修，眼看就要坍塌了，也就没有修缮的价值了，逼着我扒倒重建。

那个年月，别人家盖三间房子至少要花去1万元，而我的房子只用了3650元，笔笔费用我都有帐可查。扒房子重建宜早不宜迟，雨季怎么施工啊？更害怕连阴雨冲倒了摇摇欲坠的破房子。那时候我手里只有500元钱，其余的就得靠亲友帮助了。我是个不爱张嘴的人，跟人借钱走到半路就回来过两次，难哪。但没有钱拿什么建房啊？我又厚着脸皮出去了。

刚走出村子，我又回来了……

我真没有想到，陈日久来给我送钱，我也没打算和他借钱，知道他和我一样靠工资过日子，没有太多的闲钱。

陈日久解决了我近三分之一的建房款，之后我又从银行贷款500元，勉强在雨季来临之前把房子建完。两年后，我还完了所有的欠款，先是银行的，最后是陈日久的。

早些年，陈日久一直为自己的理想和生活打拼着，加之他身体不是那么健壮，婚姻也一直在拖延中等待。在农村，他是少有的晚婚典型，他的孩子比我的孩子就小得多。我的孩子上大学高中了，他的孩子才上初中。我的三个孩子在初中时有好多好多的课外图书，都是我出差时口挪肚攒的见证。有的是从沈阳买回来的，也有的是去北京带回来的，还有一部分是我念初中的时候留下来的，每册每本都有一个奋发学习的小故事在其中，值得我珍惜与珍藏。1988年暑假，经我整理，一共两大袋子都送给了他的孩子们。他的孩子很听话的，我对他们也很有信心，所以我也把我多年教育辅导孩子的做法与“经验”一起送给了他们夫妇。

记得我念小学一年级的时候有这样一篇课文：工人爱机器，农民爱土地，战士爱枪又爱炮，学生爱的是书和笔……我赠送他们这么多的书，一下子把孩子的精力吸引过来。他们很快从玩童过渡到“书童”中来。

他们夫妇不愧是园丁，顺势鼓励孩子：“李伯伯家的哥哥姐姐，就是靠这些书考上高中大学的，你们可得向他们学习啊。”

为着改变我们之间“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的局面，我做了很多让陈日久到乡政府来工作的努力，比如到文化站当个站长什么的，适合他。开始他还挺配合我的，不久又改变了主意。

他看到我们的工作很“辛苦”，下乡蹲点是家常便饭，吃住都在村上，很艰苦的。陈日久有胃病，觉得自己身体受不了，再有就是上班也很远。所以，我的努力只好半途而废了。我本想和他一起走“人生”之路，不想刚刚启动就告吹了。

“志同道合”没有错，但同“道”实在是难以实现了。这如同非洲草原上“同路而行，同地而眠”的斑马，看上去那斑纹一道一道一模一样，实际上，没有同样斑纹的斑马，相像就是“同类”吧。

物以类聚，人以群分。以文学分野，吴书纯就是我的同道文友了。

吴书纯比我小很多，有十来岁吧，但他比我先到乡政府工作几年，在电影放映站做放映员。他是我在乡政府里最先认识的人，因为他是我初中同班同学吴义纯弟弟。他能干上这个差事，是他哥哥对他鼎力相助苦苦“举荐”的结果。

吴义纯是乡卫生院的大夫，和那时公社的一位大员“关系不错”，就极力地推荐吴书纯做“文化工作”。吴书纯的绘画很出色，胜任做电影的“广告”，于世，“举荐”很快就一蹴而就。

没过多久，吴书纯在我任广播站编辑的时候，他当上了文化站站长，我们的文化交流便开篇了。他最吸引我眼球的是绘画，尤其是玻璃画，达到了“炉火纯青”的地步，好多人为了求得一幅玻璃画，至少要等上几个月，甚至是一年。我的内弟结婚的时候，就是他给炕柜画的玻璃画，至今依然夺目如初。

有那么一天，我突然发现一个秘密，也是出乎我意料的惊喜，吴书纯不仅仅是个“画家”，而且还是个诗人！他的处女作赫然间出现在沈阳日报上。“一诗惊四座”，引起一个不小的轰动，也使我走上创作之路。

在这以前，除了我，我们那里没有谁的文字见诸报端，我的文字也仅仅是新闻之类的，极少部分是报告文学。他的诗，无疑是个划时代的产物，开启了我们地区文学园地的新篇章。

他不想做个平庸的，尸位素餐名不副实的文化站站长，力求名副其实。于是，吴书纯潜心写作，终于有了可喜的成果，终于有了他实现梦想的根基——成立“文学社”，那时就叫“新星”。因为我们乡叫以前叫“新兴公社”，文学社就以“新星”为名应运而生了。

文学社刚成立时只有我们两个人，但我很惭愧，我不能算“文学人”，就和他学习有关文学创作的基本功。我还没有入门，“新星”的土壤又有一颗新星崭露头角，她叫王玉娥。王玉娥是写小说的女孩，20多岁，高中毕业后待业。其实，农村的青年无所谓“待业”，毕业就失业很正常。由此，文学社的文学氛围愈加浓重了，相继，段景汇、陈日久、周岐山、朱尚泉等十来个文学爱好者先后走进“新星”的队列，文学创作在我们那里蒸蒸日上如火如荼。

大约1年以后，我的散文《庄稼院的门与路》刊发在沈阳日报上，继而散文诗、寓言等文学作品开始散见报刊上。与此同时，吴书纯的诗画不时地获奖，“新星”也如日中天，引起文化部门和诸多媒体的关注。

为了提高“新星”的品味，在吴书纯的倡导下，我们一起去了沈阳日报，辽宁日报（农村版）请副刊编辑来讲课。

那是夏天，辽宁日报的贾恩禾，沈阳日报诗人解明、胡中惠前来我们乡讲课，受益匪浅。之后，著名作家马加不顾年迈也来看望鼓励他的家乡文学爱好者，是我们的创作之路越走越宽广明亮。

一年后，根据工作需要和个人能力，吴书纯被调到新民文化馆任创作员。不久，他又从新民调到沈阳群众艺术馆，工作至今。其间，吴书纯的作品难以数计了，成了名副其实的作家。遗憾的是，自从他去了沈阳，我们一直没有谋面，只能在电话里沟通情感。

2004年初春，我突然接到一个陌生的电话。我家的电话具有报号功能，这个电话头一次打进我家。我没有想到，这个电话是吴书纯打过来的。他首先对我表示祝贺，祝贺我获得辽宁省第一届文明短信大赛获得二等奖。

是的，颁奖仪式在昨天举行，地点在辽宁电视台演播大厅。“你是怎么知道的？还有我的电话……”他笑了。

原来，颁奖的时候他就坐在贵宾席上，把我看得一清二楚，只是不能随便说话打招呼，电视台在录像，五一要播出。

颁奖仪式上除了省市有关领导为我们颁奖之外，还演出了很多节目，都是些大碗登场。这些语言类的节目，正是吴书纯主笔成就的。至于电话，他不说我也明白了，是他从主办单位那得到我的“秘密”的。在以前，我们失去了所有的联系，我不是去北京了吗，由来的电话作废的作废，改号的改号，升级的升级……若不是我获奖，若不是他给节目组稿，我们真的很难再见了。

同道挚友“重逢”自然喜不自禁，感慨万分。那么，古有“花为媒”，我们是什么为媒呢？

　5　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5同道挚友（穷困教授）（2）

毋庸讳言，我们成为同道挚友绝不仅仅是文字的缘分。说一件小事吧，小事验证了一个大道理。

那是一次机关劳动，大家边干活边闲聊，围绕“诗”争论了起来。那个姓冯的党委副书记说他也会写诗，而且说“写诗算得上什么啊？”我和吴书纯就问他“那怎么没有看见你写的诗发表在报刊上啊”？他说“没意思”。

这个领导确实也有那么几笔，但又难登大雅之堂，分明是“酸葡萄主义”，嫉妒心理在作怪。我们没有和他继续争执也就算了，他却以领导的身份和语气反过来来教训我们说“务点正业吧”。

还有这样的领导吗？我和吴书纯“同仇敌忾”对他进行毫不客气的反击，引来其他领导对我们一致的敌视。从那时起，我们领悟了，我们和领导之间不是一个战壕的战友，不可同日而语，“道不同不与谋”。

后来，吴书纯走了，去了新民、沈阳。但是，“文人”与官员之争并没结束，我依然我行我素，直到他们在心里服输，觉得他们的工作和“前程”离不开“文人”和笔杆子为止，相安无事，各行其是。

他们也懂得，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吴书纯去了沈阳就是例证，服了，他们也想去，就是难以成行。

农村是个出人才的地方，我不否认。可是，农村又是个人才匮乏的地方，这也是事实。应该说，有谁不愿意离开农村呢？又有谁心甘情愿地到农村来扎根落户呢？那么多的知青不都回城了吗？轰轰烈烈的“上山下乡”在一瞬间就烟消云散了，知青没给农村带来什么知识，那时的知青知识的含量太低了，竟然冠以“知识”的头衔，可悲、可怜，不可思议。

决策者们也看出了农村“没有知识”在制约着“三农”的发展，也采取了很多向农村输送知识的决策，所以就有了许多次城里科技人员下乡任职的决策，包括大学生到村里当村委会主任的决策。

1992年，有两名沈阳的科技人员到我们乡政府任科技副乡长。其中的一位，给我们引进来一个假专利，这个专利就是“晴天省力保健些”。正是这个科技人员，极力地把李晴天推荐到我们乡来的，也是他鼓励领导与李晴天紧密合作的。等这场戏演砸了的时候，这位科技副乡长早就杳无音信了，连单位都找不到了。

另外一位科技副乡长，是东北大学的教授葛延津。他协助周乡长抓乡镇工业的时候，正是我下海任鞋厂的厂长的那段时间。我们也算是上下级的关系，彼此交往很多，相互都有很深的了解和留下不错的印象。

葛教授，大连人，比我小一岁，人很厚道，内向的外表，外向的性格。他爱人姓王，王桂兰，医生，很漂亮，可惜已去世多年。她留下一儿一女，男孩叫葛长振，女孩葛玉，我认识他们的爸爸时，他们分别在念高中初中，现在大学都毕业了工作了。

葛教授来我们乡工作，很少回家，家里就两个孩子了，只好自己照顾自己。现在想起来他该有多难，他图什么？放心家里吗？

在我后来担任保安器厂厂长的时候，葛教授是我们的技术顾问，他就是搞自动化的。他对我那套管理模式和“对外”的态度原则很欣赏。我对他的尽职尽责的精神及艰苦朴素的生活作风则感到很惊讶。他总是穿着那一套青呢子中山服，一双黑面的皮鞋已经裂了几道口子。因为我兼管鞋厂，就特意给他做了一双棕色的皮鞋，他拒绝了。

我第一次到他家的时候，简直就不敢相信这就是教授的家庭。屋子很窄小，仅仅40平吧。出了书柜和床，很难找到下脚的地方，卫生间漆黑。厨房杂乱不堪，几小堆青菜已经蔫巴了，肯定是买来的“堆菜”。他自己也直言不讳：每天都是我买菜，等到早市要散的时候再去买菜……果然是“堆菜”，便宜。

那时，他一个月的工资才500元，维持这样一个家庭其难度可想而知了，两个孩子都是花钱的大户，一分也不能少。

1994年春，葛教授和我一起去长春推销电子保安器。我进了一家旅社，一打听住宿费每天一百多元，吓得他拔腿就跑。一连转了六七家，最后选定每宿15元的住下了。晚饭我们没有出去吃，吃了在火车上吃剩下的面包和香肠，连咸菜都没有，只有开白水。

第二天我给他买了一只6元钱的钢笔，好做洽谈的记录。他一个劲说太贵了，心疼了好几天。

当了我们的技术顾问，葛教授不在乡政府住了，就住在保安器厂里，条件很差，他什么也不说，任劳任怨。保安器厂离我家只有5华里，我要他到我家吃住，他拒绝了。我只好在方便的时候给他做些饭菜，带到厂子来……

那年的五一他要回沈阳休假了，我把自家院子里的菜给他带上一些，他高兴得不得了。一周以后，我和技术员去沈阳买电子元器件到了他家，又带上许多家常菜看看他。意想不到的是，上次他带回去的菜，只吃了一半。我实在不忍心他这样过日子，临行前给他留下200元钱。我说什么也不要，经过和我同行的人“说劝”他才表示谢意。他“拒收”的理由是——“你是厂长，千万别拿公家的钱教个人人情……”

听了他的话，我的眼睛有点湿润了。一个穷困潦倒的教书先生，他始终遵循的是做人的要义！

我说我不会拿公款做人情，有我的技术员在场作证，我绝对不会下账本！

科技下乡也是一阵风，不久，葛教授又回到他那三尺讲台。一年后，学校分给他一套140平的新房，孩子也挣钱了，生活有了新起点。那是我已经在北京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