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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2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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怎样？
在一次学习会上，李局长故意卖弄他的学问，被我当场诘问，揭穿了他的“伪说”，弄得他气急败坏，尴尬至极。
会上，他挖苦我们不注重学习，眼前常用的字词往往都不会写，并胸有成竹地问大家：“‘尴尬’两个字，你们有谁会写？”
他问过，没有人回答。即使有人会写，谁会在这个时候说自己会写啊，你就老老实实听他的说教就是了。李局长嘿嘿地笑了，继续挖苦我们：“这会知道自己尴尬了吧！”说罢，拿起粉笔转身面向黑板。
说实话，这两个字能够写出来的实在不多，都等着李局长赐教，会场上鸦雀无声。
李局长写完了“尴尬”，他自己尴尬了，怎么看怎么不像“尴尬”。这时，我想起他对的蔑视和嘲讽，忍不住了。
“李局长，您写的是‘尴尬’吗？”
他无言以对，引起一片笑声。
后来，我反复的琢磨，终于得出了他敌视我的另外一个原因。
李局长值得我佩服，小学文化能提高到这样程度实在是难能可贵，而且还写一手好字，书法的功夫令人折服。
他儿子的心计和他差远了，虽说书念得也不多，但后天却不像李局长那么努力。不过，小李人很厚道，没有半点高官的架子。老子看儿子不行事，就把他安排在自己的身边，当了广播局的司机。这倒好，儿子开车，老子坐车，倒也和谐得很。小李子论个头，论相貌无可挑剔，德行也没的说，就差头脑。李局长为了他的对象没少思谋，在广播圈子里，也有不少他看上眼的女孩，其中之一就是我当红人的那个。无奈一厢情愿，让他的梦想成了瞎想，落个竹篮打水一场空。
俗话说，一家女百家求，她愿意嫁给他，与我何干？红人我当了，这既不违法又合天理，你怎么把“闺怨”嫁祸于我啊？于是，我就成了他的冤家，眼中钉和肉中刺。那几年，李局长牵头到各个乡镇做年终检查考评，我们乡年年倒数第一！但乡里的领导对我这个“成绩”毫不在意，还对我竖起大拇指，因为我发表在省市报刊上的新闻稿件比全新民市的总和还多。李局长的“一厢情愿”丝毫无损我和我们乡的知名度，反倒让人觉得他心胸狭隘，公报“私仇”。
我愿意和他说话，没有什么好话，爱咋咋的。其他人则不同了，尤其是广播局他手下的职工……
3 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3同行诸友（冷暖人间）（7）
各乡镇广播站的编辑们，来自不同的时间和不同的岗位，文化程度更是参差不齐。作为市广播站的总编辑的苏桂琴有些忧心忡忡，在她的的主导和主持下，每个月都有一次学习会，以提高大家的写作能力和水平。其实，学习会也是互相借鉴共同提高的讨论会，大家各抒己见，“百花齐放”。
“我们是同行，好的稿件我评论得不一定中肯，所未有欠缺的稿件，也许是我的偏见和误识，我们的目的不是评头品足，而是互相学习……”
这就是她每个月例会的宗旨，和她同大家相处的立足点。这样的肺腑之言，她得偷偷地说，在李局长不在的时候说，否则就会被他批评一顿，说她收买人心自立山头。
市县广播局和他领导下的广播站，是指导与被指导的关系，但绝不是领导与被领导的上下级关系。这种认知是正确的，也是苏桂琴与李局长的矛盾所在。李局长唯恐自己管辖的范围缩小，影响力被边缘化，所以学习会他每会必到，到会必讲，讲必卖弄。所以，他的形象越来越矮，威信越来越低，脾气越来越大，矛盾越来越深，越来越不得人心。在广播局，没有一个人不在背后议论他的，甚至是他的副手。于是间，很多有背景的人，纷纷作鸟兽散，剩下的人出工不出力，只有苏桂琴苦苦地支撑着。
1991年起，苏桂琴升任为广播电台台长，但她仍然经常下乡干记者采访的苦差事，可谓兢兢业业。1974年，她特意来找我，要我协助她去电台工作。我就以年龄偏大，行动迟缓为由谢绝了。后来她又让我坐班当责任编辑，也被我以眼力不济推脱了。再后来，她又找我，我终于实话相告。
我有三个孩子都在读书，电台那些工资能供得起他们吗？好在夫人有几亩责任田，能解决一家人吃饭的问题，离开土地就离开了生活的根基。再说了，假如这些问题都得到了解决，谁来关照督促孩子们学习？思来想去，苏桂琴只好以遗憾作罢。
她没有因为我的拒绝而断了到罗家房的脚步，时常来看看我。我向她推荐兴隆堡的编辑段连河到电台工作，她采纳了。
段连河年轻机敏，对新闻事业很专注很热心。年轻是他的优势，也是相对的劣势，缺乏交际艺术吧。经过一个时段的磨合，段连河的业务有了很大的突破，不足的地方也得到很大的填补，很快成了一名干练的记者。用苏桂琴的话说，他是新闻战线的得力干将。
苏桂琴比我小一岁，她的爱人历会芳是我同学历会祥的弟弟。她叫我李大哥心悦诚服，我们也是半个老乡吧。
一次，堂堂的电台台长、新闻记者却被地头蛇给纠缠住了。情急之下，她想起了我，打电话要我过去解围。那时我不在广播系统了，下海当厂长。
事情是这样的——
三道岗子乡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来就不对，但粮食部门是老大，谁都惹不起的主。苏桂琴的采访车经过这里时，尽管紧靠路边行驶，但还是轧了粮食。粮库耍起了大牌，非让她们赔偿损失不可，否则人车俱扣！
所话说的好：清官难逃狡猾吏，强龙难压地头蛇。无可奈何，好说歹说，粮库最后只答应先放一个人去取钱，其他人和车不准动一步！
苏桂琴只身打车来罗家房找我，两个乡镇相距20多华里。我们乡政府的车都不在家，我只好借银行的车一用。
到了三道岗子乡政府，苗书记、郭志彪乡长正好都在，是刚从新民开会回来的。大家见了面，情况很快得到了逆转。
粮库在公路上晒粮食本身就是违章，强行扣人扣车属于违法行为，两位领导对此再三表示歉意。只不过还有点遗憾，我对苏桂琴和两位领导说：“可惜了，要不是书记乡长出面，今天的负面新闻就不会泡汤了。”说罢，大家都笑了。
我和郭志彪本来就是要好的同学，今天他不会放过我，也为了答谢免除被曝光之灾，晚上他埋单了。
苏桂琴原来在这个乡的广播站做播音员了，今天旧地重游不但没有兴致，反而窝了一肚子的火，有些不那么痛快。这就苦了我了，怎么说也得让她高兴而来，满意而归吧，谁让我是她的大哥了。
酒桌上，我借题发挥，向他们各位“卖鞋”，逼着他们买，我就是鞋厂的厂长嘛。我从来没有白送给谁鞋，这次送给她一双，新出厂的新款，当然，我按规定自掏腰包，成本价。
苏桂琴终于“破涕为笑”了，不是因为那双鞋，而是我对她的慰藉。情至真处苦也甜，那是任何物质都难以刺激出来的回馈，印证冷暖人间。
1997年末，苏桂琴被市委调任到“新民市报报社”，任社长。1998年秋，我去北京前专程和她作别。她约了一些好友为我送别，我也彻底地告别了以她为标志的“广播事业”，也告别了我工作的历程。
在去北京的12次列车上，我浮想联翩，我坚信朋友的路永远都不会走完。想起我这些年来的同僚密友，个个历历在目，心又回到从前，也有无尽的挂念……
3 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3同僚密友（结义不义）（1）
同僚，字典上指的是，在一个衙门当差的官吏。官吏有别，官是首长，州官、府官、县官，相当于现在的省长、市长、县长吧。在官的属下当差的便是吏了，我就是那吏的一类了。“清官难逃狡猾吏”一说，就是官与吏分野的佐证，也道出了官吏之间某种冲突与利害之关系。现如今某些官所以怕吏，倒不是吏的狡猾而是官之不清。
1998年末，乡镇政府机构有了很大的变数，“老的”退下来一大批，“提前离岗休息”了，我在其中。“庸的”被摘下了乌纱帽，“告吏还乡”。刹那间，臃肿的机构立时消瘦下来，许多“肥差”出了空缺，当官者发财的天赐良机有一次光顾他们。
一心想捞肥差的，只要破费一点，当官的绝对让你如愿以偿。大家都这么想，为官的能不这么想吗？可是，不如人愿的是，当政的那个高官太傻了，傻透腔了，所有顺理成章的事都“倒反天干”，叫你觉得太阳从西边出来了。
还没等有人出来活动活动，那个傻官突然做出一个让你意想不到的决定，其结果是：许多根本不想捞取肥差的得到了意外的收获，一贯狗狗蝇蝇善于到处钻营的人什么也没有得到，其位置反而不如以前了。这个看似傻，实则公允的明智之举，比机构改革往下裁员的震动还要大！这个决策人，正是党委书记刘国成。
机构改革本来就造成人心强力的动荡，对改革后的人事安排不当机立断，则会形成“动乱”。你想，要捞取肥差的纷纷给领导“点炮”，这种耗费金钱的狂轰滥炸，一则有违廉政、二则有失为人、三则有误工作，这不是动乱吗？这些捞肥差的人都神通广大，弄不明白你刘国成，我就会让比你官还大的官为我“说情”，迫使你就范！总而言之，人事重组的工作拖延一天，麻烦的麻团就会多一层乱线，让你难以理顺。相反，要是当官的想发财，多拖一天，钱包就像雪团那样越滚越大。时尚的选择是“滚雪团”，傻透腔的才会选择前者。其实，刘国成一点都不傻，他自有自己的道理在其中。
这次机关干部爵位的调整幅度很大。刘国成的原则是，“有真才实学者上，顺风说好话者让”。于是间，一辈子都不想往上爬的大学生李玉新，当上了农技推广站的站长。爱说直话，说话挺“臭”，“六官不认”的大学生王昌超，坐上了农机管理站站长的交椅。机关通信员出身的王昌义，人很老实，接任了退下来的计划生育委员会主任的角色……
新的调令是刘书记自己运筹的，他不想把麻烦留给其他人。主意一定，他立即主持了党委会，并取得一致通过的支持。
党委会刚散会，旋即召开了机关全体干部大会，当场宣布人事调整的决定，让有些人感到迅雷不及掩耳。这些新任的站长、股长、所长，一时间有“平民”变为“高官”，做梦都没有料到，个个百感交集。
刘书记的用人原则，其实就是我们党的用人原则。冠以刘书记的原则，说的是这条原则很少有人去执行。人们感到新奇，别开生面，才说是他的用人原则了，听起来别扭，但这是事实。
这次改革，有一位干部因考试成绩太差，被列为革职回家的一类。刘书记考虑他一直在乡食堂操劳了20多年，便决定以临时工的身份留用下来。他很是感恩戴德，说什么也要向刘书记表示一下心情。他说：“你不收下我的‘表示’，我心里不平衡啊。”刘书记回答说：“我理解你的心情，你的生活条件还不如我，收下你的‘心情’，我是啥心情？我会平衡吗？”
刘书记的诚恳，使他很受震动，只好收回自己的“心情”。他感慨地说：“领到这样对待我，我更从心里感谢你了。”刘书记笑了“这也不必感谢，这是你多年工作和为人的结果，我当领导的有责任这么做。”
是的，贪得之人接受别人的“心情”，什么时候想到别人的生活啊？因为他们就是一帮敲骨吸髓的强盗，泯灭人性的魔鬼！
世界上，钱财易得、名利易得，人心难得！我的朋友都是知心至交，彼此肝胆相照，我得他心，他得我心，心心相印。
这次机构改革，除12名一般干部和临时工被裁减下来之外，副乡长一层的领导也有一人超编了。那么，究竟谁退下来呢？
党委副书记张玉钧也属于副乡长一级，他大学毕业，正值年轻，正是“大展宏图”大有作为的黄金时代。另一位副书记张春刚，初中毕业，教师出身，50出点头。四个副乡长依次是：赵国权，50出头；禇桂琴，女，不惑之年；孟庆华，40开外；张宁，系市里下派的年轻干部，“储君”一类，大学毕业。如果以年龄为界限，赵国权、张春刚被裁员理所应当。论水平能力和群众测评，所有的副职都退居二线后，才能轮到赵国权。
1998年12月，我在北京从赵国权的电话里得知，他退下来了，是他自己向刘国成书记主动提出来的。他说他的决策基于几个方面的原因：一是不让刘书记难心。二是不让那几个人因为去留问题而提心吊胆，三是他干腻了。
他腻在哪里呢？简单地说，他和他的亲戚周乡长在一起干腻了。周乡长周春林的亲侄媳妇，是赵国权的亲妹妹。赵国权同周乡长的年龄相当，两个人的文化水平都是小学毕业，但他们的性格与为人却迥然相异。周春林没有一个真正意义上的朋友，和他亲近的无一不是在一种交易中走在一起的“利益伙伴”，交易之后就分道扬镳了，都是些“露水夫妻”。赵国权讲求的是，“四海之内皆兄弟也”，宁让人负我，我绝不负人的人。他对周春林那副老子天下第一的派头，见了谁都冷嗖嗖的面孔十分讨厌。工作上，周春林说一不二，真理永远在他手里，容不得半点意见的作风尽人皆知。赵国权则是广纳贤言，讲上级与群众意志的统一，为人谦恭。他们的处世哲学，就应了那句话：铁匠铺下雹子——水火不同炉是也。现在他们早就都退居二线了，有点同病相怜的味道，关系得到了融洽，往来也频繁了。都想通了吧，“固执己见”不如“相互融合”。
再就是，他和他的义弟孟庆华在一起干腻了。
20年前，我们三个人因为和别人说笑话站在了一起，被称为“三兄弟”。这种“结拜”没有插草为香的仪式，也没有信誓旦旦的宣言，仅仅是“矛头一致对外”而已。我们的“公敌”是武装部长郭士文，相互之间有“论头”，亲家和姐夫小舅子的关系。别人跟着凑热闹，就叫我们为“三兄弟”了。我比他们俩都大，是他们的大哥，孟庆华是小老弟，我们的共同点都是“海交”。我和赵国权的“海交”是有原则的，也是无代价的。我们的老弟“趋光性”很强烈，不管是否腌臢，只要有“光”就去依附，有利可图就忘了“义”的内涵。赵国权层直言不讳地批评过他，他依然我行我素，不以为然。孩子大了不由娘，何况我们是“松散”的义兄义弟的关系呢。
1997年，按上级指示精神，乡政府增设工会主席一职，属于副乡级级别。乡里先是从党委委员中提名，结果没有人愿意干这个有职无权的差事。孟庆华当时是党委委员之一，我任办公室主任。我考虑自己年龄偏大了，也不想掌握什么实权，只要轻松一点就满足了。别人不爱干的事我去干，总不能说我是有利可图吧。于是我和领导提出了“申请”。结果，王广福书记对我的想法处之冷漠。在冷漠中，情势很快发生了逆转，孟庆华出尔反尔，把工会主席的位置抢占了。
赵国权对此很恼火，他说：“你原来不干，大哥才提出要干的。他眼看就要退休了，能往上上一步还有机会吗？你怎么和他抢位子啊？”孟庆华笑道：“这你就不明白了，王书记说了，我们们就从这个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
其实，从党委委员的位子上过渡到副乡长的机会更大。我们都不知道他是怎么想的，赵国权不再和他理论了，不再对牛弹琴。
3 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3同僚密友（自毁前程）（2）
孟庆华和贾书记“很要好”，贾书记走后和王书记也“很要好”。逢年过节那些村官们或肩背手提、或腰缠兜揣地去朝拜领导，哪次不是不是他为渊驱鱼为林驱鸟的呢？这就是“很要好”的妙处，要的就是领导对他的好。王书记真的够君子，从不背信弃义，好处统统都会给予他。在有谁来担当工会主席举棋不定的时候，为他指出了一条明路，他如愿以偿了，为自己的仕途铺就了一条坦途。他在王书记调走之前，顺利地由工会主席过渡到副乡长的“彼岸”，心满意足，春风满面。
王书记走了，刘书记来了。第一个叫刘书记“五哥”的就是他。后来我才知道，刘书记在家族中排行老五，就是“五阿哥”了。他离我们那么远，没有两下子的人怎么会对他了解得那么详尽？大概是刘书记不买“五哥”的账，不拿“五哥”换钱财，更讨厌他那张似笑非笑的脸，所以“五哥”对他并不感冒。
赵国权干腻了，只好“让贤”，以此来“求闲”，求个清静，有些累了。
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从齐齐哈尔铁路中专毕业，先后被分配到沈阳铁路局下属的同一个单位任职。和我一样，为了孩子操劳了大半生，早就想退下来歇歇了。我们在一起的话题是共同的、愉快的，相互之间得到的都是教益和互补，还有勉励与鼓励。工作上，只要我们在一起就是默契，再难的任务也都会很顺利地完成。
1998年春，农村第二轮土地承包开始了，我们被分配到问题最多，难度最大的，群众工作最难做的那家村。结果，那家村第一个结束了这项工作，没遗留一点后遗症，群众皆大欢喜。那一年的工作，也是我一生中最后的一次工作了，当时我并没有想到，年底我就“提前离岗休息”了。我没有任何遗憾，对待工作与朋友都是尽心竭力，不遗余力。
人生在世谁也离不开交往，这是事实。以真诚把交往延续下去，交往则是永恒的。把交往当作牟利的过程，交往就变得龌龊而被别人抛弃，那是暂时的，利益也昙花一现，最终蜕化为泡影。这和婚恋差不多，相互爱慕的结合是甜蜜的幸福的永久的，为了钱财和地位的结合，这样的婚姻是暂时的苦涩的。即使能勉强维系终身，也是貌合神离同床异梦。难怪人们在交往中都是那样的小心翼翼，慎之又慎。其实，大可不必，因为诚恳与真诚是交往的最好触觉。有了这个触觉就有了心心相通，我的另一个同僚李士和就对此深信不疑。
李士和小时候父亲就病故了，是他的祖父和母亲含辛茹苦地把他们兄妹三人拉扯大的，又走向了社会。我从来没见过他皱过眉头，他总有办法摆脱困境，而从不回首自怜。
他比我先一步下海，任乡办企业“丹侬洗衣粉厂”厂长。无论是经营之道还是对外交往，我们奉行的原则都如出一辙，不为流行的处世哲学所左右。我们负责的两个乡镇企业可有一比，是“同船之鸟”，都是获利渔翁放出去的鸬鹚，来捕捉我们所需要的鱼。然而，人算不如天算，乡镇企业的大环境十分恶劣，虽然苦苦的支撑，但难得咸鱼翻身。后来，我们几乎在同时与企业“合作者”一刀两断，斩断套在我们脖子上的绳索，企业不再为他们被它们勒得不过起来，也不再为他们所宰而流血。当我们全身而退的时候，企业的损失减小到最低程度，是一个没有任何依附的独立企业了，没有留下任何债务和债务纠纷等遗留问题。
我们的使命完成了，“安全”地撤退回大本营，那一段工作得到上上下下的一致肯定。但这期间并不一帆风顺，领导曾经不允许“下海者”上岸，不让我们回复原职到乡里上班，他们违心地自食其言了。经过一番努力，我们才得以“复辟”，领导的目的是想让我们继续支撑下去，没有合适的人选继任，担心企业一蹶不振。李士和终于回去了，还是做他那个党委秘书的工作。两个月后，我也上岸了，我的要求是换一个岗位。领导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考虑到下海期间虽然没有给乡里捞到什么大鱼，但也把船完整无损地开回港湾，功不可没。我的功劳在于：把原来的股份企业的股份，完全收回乡政府，主权不在旁落，挽回被他人“窃取”的资产100多万元。
回乡里后，我任乡政府办公室主任一职，和原来的职位属于平级。回来后，我和李士和的工作有进一步的密切起来。
他和我的工作性子相类似，浓缩一个字就是“写”。我们写的东西大体相同，或叫做完全一致，都是些汇报材料、经验材料、年终总结、年初计划、会议纪要、政府报告……之类的官样文章。所以，我们是同僚、同志，也是“笔友”“文友”。只要是领导一张嘴讲话，我们不是动腿就是动笔。还好，两个人一个动腿跑材料，一个动笔写材料，分工明确相辅相成，倒也其乐融融。动笔动腿这两种功能我们都兼具，所以写起来我们用不着精推细敲就能心照不宣，一笔成就了。对于材料，我们真真假假虚虚实实，该完成的必须完成，能推脱的绝不抢时间去完成。但是，我们这种工作作风与态度还有速度把领导坑了，养成一些人懒惰的坏习惯，也坑了自己受苦不小。他们把我们当成了写字的机器，有些材料在限定的时间里用嘴说都说不完，何况一笔一划地写啊？后来我们明白了一个道理也悟出了一个法则，“糊弄”。结果，糊弄的材料也能糊弄过去，看来，天下没有什么比糊弄更好糊弄的了，就像天下所有的东西都是假的一样，不糊弄就违反了客观规律，天理不容！
我们心心相连息息相通互溶互补。我从他身上得到的是坚毅，他诚恳地接受着我的阅历。我比他年长十来岁，他常和我探讨有关孩子们的成长教育等家庭问题，我们无话不说。
一种向往，往往就是收获的开始，没有向往，人生的路也就走到了尽头。正因为如此，他才和我交流，也得到了“教益”。他的一男一女两个孩子先后考上了省重点高中，这让他亦喜亦忧。他那几百元的工资供两个孩子念书，只能是杯水车薪。为了生活计，灵人也得出笨招，李士和夫妻俩承包了某军区农场60多亩稻田，以解决家庭财政之逆差。他用最脏的写字的手，换取最洁净的钱心安理得，虽苦犹甜，值得人们称道。孩子们深知父母的艰难与不易，学习上更加用心刻苦了。孩子们能有这样的心态对待父母和学业，是多少钱也买不到的，也不是苦口婆心所能凑效的。几年后，他们都考上了大学。由此说来，“文人”官人靠务农挣钱看似笨招，其实是高招绝招，总比靠权钱交易要干净得多，文明得多吧。
有人善意地开导他：在机关，你是少有的函授大专生，论能力水平，还是为人德行，混个领导当当还有问题吗？你怎么就不活动活动啊？工会主席空位，副乡长增编……
谁都明白，“生命在于运动，当官在于活动”这个真理。他也清楚“花钱买官，升官发财”是硬道理，是一本万利的真经。但是，他执意不去念这个经，也不和任何人说这是为什么，只有自己坚守着自己的信念和原则。这很像年轻人看对象，不乐意就是不乐意，为什么还要说出“不乐意”的道理啊，“埋汰”人家啊！你觉得那样做恶心，也许别人很得意，各取所需，任由自己吧。每个人都有自己的是非标准，“苦口婆心”的说教开导是毫无作用的。再后来的换届选举中，他按着“自然”法则，当选为副乡长，但被调离罗家房去了兴隆点镇政府，一直到如今。
有的“平民”不刻意钻营官位，有的“高官”却会把触觉伸向“平民”。确切点说，狮子大张口的领导，巧妙地为你设计一个让你自投罗网的感情投资的环境，外人称之为陷阱，或叫做“情网”。段景汇就被领导导演成了猎物，心不甘情不愿地坠入这个情网之中。
段景汇同我是文友，十多年前迈进了乡政府这个大院，做了一名电影放映员，官方身份是电影管理长的站长。他年轻我十多岁，有很扎实的文学功底，他的诗《我们农民是画家》曾获得辽宁农民报诗作大赛一等奖。在很多人的眼睛里，都认为段景汇前途无量，眼下只是缺少一块能敲开封侯挂印那扇大门的“金砖”而已，还有敲门的时机与胆量。
时机终于来了，不是等来的，而是领导主动送上门来的。
那一天下午，他突然接到领导的电话，盛情约请他星期日早上到新民市区内帮领导搬家。幸福从天而降，他反到犹豫不决了，摊上了令他心烦意乱的麻烦事，感到是个灾难。去，还是不去？他拿不定主意就找我商量。
我说，领导搬家就是乔迁之喜，找你“帮忙”是瞧得起你。你不能不去，也不能空手白去，不然人家为什么不雇力工啊？道理就是这样的简单明白，不愿意做的事，不等于不去做，违心的事就得违心去办，你不违心日后会有你的好果子吃吗？
段景汇乘早班车去了新民，到领导那里他才知道，前去帮忙的不止他一个，有的人头一天晚上就去了。
事后，我没有问他付出多少感情投资的价码，这种羞于启齿的问题是难以启齿问答的。但我还是安慰他——“帮忙”是在劫难逃的，花钱免灾也是不幸中的万幸啊！他点头……
段景汇是文学青年，我借了他的光才有人称我们是文友的，或称我是“文人”文化人。在农村，被称为文人的人是很有光彩的，很是受人尊重的。我们那的文人就很多，能在省内外发表过文学作品的人不下十几个，唯独段景汇获过大奖。两年后，段景汇改行了，做了文化站站长。这本该是发挥他潜能和灵感的地方，然而，他自己也难料到的是，写过一篇报告文学后又改行了。
这篇报告文学是赵国林请他写的，那时赵国林已经去了另一个乡任党委书记了。
谁都晓得报告文学的分量，给个人写的报告文学胜过于撰写“功垂千古”功劳簿。也就是说，一篇报告文学顶得上十本功劳簿，凭此可以连升三级！对此约请，段景汇不情愿，就像去领导家里“帮忙”，但所有委婉的推辞与借口都被赵书记一一驳回了。上次因违心帮忙遭重创的伤口还没有愈合，这一次又让他的违心雪上加霜。从此，他竟然和写作一刀两断，废了“文功”，毁了自己的文学前程，可悲。于是，他从文化站去了林业站当站长一直到现在。
赵国林大功告成，当上了新民市水利局局长。文人成了政客的“御用文人”，政客都需要这样的文人为他粉饰，甚至是文过饰非！
段景汇自毁“文学前程”，就像谁都乐于按自己的意志行事，我行我素。但是，谁都无法摆脱他人的意志，“他人”则可以按自己的意志行事了，这叫受制于人，无可奈何。他人就志得意满，春风得意，你为他人做嫁衣。可见，“他人”是多么的“高尚”、神圣，难怪很多人都抛弃了自我而要“他人”，或不惜一切地争做“他人”！不过，也有宁要自我，不要“他人”的人。
3 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3同僚密友（另类村官）（3）
1997年春节前的腊月二十八，夫人在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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