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草根家事-第2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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科技下乡也是一阵风，不久，葛教授又回到他那三尺讲台。一年后，学校分给他一套140平的新房，孩子也挣钱了，生活有了新起点。那是我已经在北京了，是电话中得知的。我回沈阳后，特意去见他，他请我去下饭店，今非昔比了。可我还是“可怜”他，他依然形单影只“茕茕孑立，形影相吊”。和他做伴的，还是那只“高龄”的乌龟，在屋里屋外地爬来爬去。那乌龟是他爱人留下的，是当时治病的药物，她爱人没舍得用，他没舍得丢弃，“相依为命”，相濡以沫……
5 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5同道挚友（台海情深）（3）
同我有很深交往的教授还有两位，一是辽宁大学中文系的教授江帆，另一位是台湾中正大学国文系教授陈益源先生。他们都是搞民间文学和民俗学研究的学者。我们的相互认识还得从谭振山老先生那说起。
谭振山老先生是新民市罗家房乡太平庄村的农民，我“三集成”接触他时已过花甲之岁，现在是耄耋老人了。2006年，他成了全国唯一一个以个人为单位的“非物质文化遗产保护对象”。20多年以来，他的名声从家乡起步远播海外，是一个世界级的民间故事家。
“三集成”是80年代初全国的民间文艺的普查，对于继承和发扬民族历史文化意义重大。前文我说过了，在我们乡里，这项工作由我具体“执行”，就发现和认识了谭老先生。
老先生博闻强记，能讲述1000多则民间故事，都是地地道道的民族的地方的特色故事。其文化价值、学术价值和历史价值都是无法估量的。其后，受日本国学院野村纯一教授的邀请，东渡扶桑讲学，引起很大的轰动。在这之前，野村纯一教授和日本东京女子大学稻田千百子教授一起来谭老先生家做客，由我国著名民俗学家乌丙安教授作陪。我作为他的故事的整理人也在其中，就这样，我和江帆教授认识了，并以其对他的故事做进一步的搜集整理，我们的接触也越来越多了。
那时，江帆又是省民研会的秘书长，谭老先生的故事对她的学术研究提供了难得的素材。不久，她多次在全国学术界发表了很有分量的论文，得到同行们的一致好评。这也是她与我同台湾陈益源先生相识的媒介。几年来，陈先生四次来谭老先生家采风走访，我们之间的友情不断的加深延续着。
陈先生为了把中华民族的传统文化，介绍给他的学生和台湾民众，决定在台北一家出版社出版《谭振山全集》，一直在努力中。其中的首要问题，是“著作权”。老先生是故事的讲述人，我是他故事的整理人，我们都有权决定是否可以出版和出版的条件及权益。我们的目的很明确也很坦白，只要对民族的传统文化的“传承”有益，其他的事是不用“商量”的。对此“无价转让”，对陈先生震动很大，因为我们提过任何“钱的问题”。
和我们相比，这两位教授很年轻，也是和我接触时间最少的朋友之一，淡情意浓浓。每逢节假日，陈先生都要写信问候我，热情洋溢，尽述友情。我求他办事，他从不怠慢，认真地履行，这也是我的朋友为我有这样的朋友而羡慕我。
他第一次来大陆，我受朋友之托，请他在台湾寻找朋友的一位亲属。陈先生“受命”后四处奔走打探没有结果，只好在《中央日报》上刊登广告。或许是所寻之人已经不在台湾了，也许是因他孑然一身不在人世了，始终没有找到他。我的朋友对这个人起初也没有抱太多的希望，而陈先生对此却总是耿耿于怀，自责没有尽到朋友的责任，让我好生感动。
我去北京后，我懊恼把我们的联系电话丢失了，从此失去了联系。后来，情势有了逆转。下面是我的一篇博客——
台海情，波涛难阻；驾扁舟，心驰神往
心如一叶扁舟，驶向了茫茫的东海。开通阻隔彼岸的光，已经驱散了我渴望的阴霾，照亮了我朦胧的双眸。脑海中满是波光粼粼的浪花，还有曾经丢失的贝壳在那闪烁不已。
一切都是来得那么的突然，就像我突然重拾起遗落的记忆。今天早上，海的那边一束晨曦，让我的希冀不再迷离，一个电子邮件，给予我瞬间的惊喜——
會元先生：
很高興收到您的e…mail
我期待很快可以再見到您
？K且為譚老叔多做點什麼
我在台灣高速公路發生嚴重車禍
只是半個月前的事
現正休養中，暫不多說
保持聯系，好嗎？
祝您2008新年快樂
？益源12/15台灣
我五年前？闹姓髮W轉到成功大學中文系任教，一切大致順利
很高興得知您與家人的許多好消息
虽然是“只言片语”，但足以让我感到：海，并不苦涩；分离，在酝酿着更值得珍惜的甜蜜。我更不会忘记台湾的博友TANG，他的热心打消了我对陈益源先生寻觅是否成功的猜疑。那是我难以忘怀的消息——
先生午安
？教授昨天？硇诺轿业男畔洹！Ｒ韵挛淖质撬？硇艃热？
你的這位網友（我行我素）……是我敬佩的民間文學第一線的工作者……多？有他……大陸現存最優秀的民間故事家譚振山才得以被發現，？K獲得保護……
〃我行我素〃可能不曉得……我今年1月曾特別再到譚振山老先生家去探望他全家……？K且允諾一定在台灣為譚振山出版一本書……讓台灣各界知道撸鼘幱形蛔T振山，是中國民間文學的一座寶山
5 同道挚友（如此耿直）（4）
5同道挚友（如此耿直）（4）
热心难得，真诚似金。
刘晓维，怕是我离开罗家房去北京前在家乡交往的最后一个挚友了。确切点说，是最后一个送我离开故土的挚友。
他比我小12岁，他和他爱人石荣芝都是我的学生。他们都是老师，也总叫我老师。刘晓维的父亲和家父是老同志，10年前在曹家中学校长兼书记的岗位上去世了，是英年早逝，50岁刚出头。刘晓维的母亲孙丽妍曾在二道房学校和我是同志，那时候刘晓维正在念书，小学生。
刘晓维自强心很强，他没有接父母的班，而把这个机会给了他的弟弟刘晓峰。他自己当上了随时可以解职的民办教师。通过自学，他的英语水平提高很快，经过考试由民办教师转正为公办教师。我的三个孩子的英语他都教过，成绩很好。
原来我们居住得很近，经常见面。刘晓维结婚后搬到他爱人那个村子，我们见面的机会相对少了。想不到，几年后我也搬到那个村子里，相距不到40米，比原来还要近。
刘晓维从来不像其他人没有事就打麻将，东门出西门进，看书是他的业余专利。自打我去了之后，他不安分了，常常走出来和我一起深谈，有时一坐就是半夜。他的孩子小，念初中一年级，而我的孩子都在念大学。于是，我们的话题常以育人成才作为切入点。他感到，我们一家出了三个大学生，是他探讨不尽的课题。我是从期盼孩子成长的煎熬中走过来的人，自然知道此时此刻他的内心在想什么，在焦虑什么。所以，对他的探讨，我则不揣肤浅倾囊相叙。我承认自己有那么一点点育人成才的“秘笈”，我也从来不把它据为己有而缄口不言。我信奉的是，“有饭送给饥人，有话说给知人”。世上许多人让孩子笃信“四面见光，八面见线”的为人处世哲学，那你就必要苦口婆心好为人师来说教人家，奉行你的那一套。我们算得上臭味相投，所以“知无不言，言无不尽”。后来，他的女儿也考上了很好的大学，人遂心愿了。
刘晓维一家是个地地道道的教师之家。他们夫妻是教师，他的父母是教师，他的弟弟和弟妹也是教师。他的两个妹妹中专大专毕业后也是教师，一家有8个教师，可谓创了吉尼斯记录了。
教师之家爱才，更期盼自己的子女成才。也许是欲速不达的原理在左右着人们的渴望，一时间刘晓维对自己的孩子似乎失去了信心，觉得她“技不如人”，很是苦恼。这也是他亲近我的另外一个原因吧。
他在教育女儿的方法上，和邹和昌老师是一师之徒，甚至是有过之而无不及。
那时，我刚从下海中回来，有一段时间没还没有上班，闲暇得很。刘晓维抓住了这个空档，请求我辅导他的孩子，包括、物理的、数学的、化学的……所有的初中课程。对于我，这些课程都不是那么的重要，为有心理的课程至关重要！于是我答应收下这个“关门弟子”，但我有一个条件：我要他先接受我对他的辅导。那就是先治治他的急性病！
江山易改，秉性难移啊。但是，为了孩子的前程，他还是咬紧牙关坚持住了——不打骂孩子，尽管很是让他生气。
一年来的时间总算没有白白浪费，1997年暑期，他的女儿考上了省属重点高中——新民市高中，一只脚已经迈进了大学的门槛。
所有正直的人对时弊无不深恶痛绝，所有钻营的人对龌龊无不趋之若鹜。
他的一个亲属在村里也是个头目人，只因他看不管他那套“腐朽”而日渐疏远。他交的朋友完全是遵照志同道合原则的同道者，无一例外。一些有点权势的家长，为了孩子向他靠拢以示亲近，刘晓维从不接受他们的暗送秋波。他不花他们的脏钱，更不愿意看他们那张笑不由衷的嘴脸。但是，家长归家长，孩子归孩子，只要肯学习，只要他有希望，他都是尽心竭力地辅导，让孩子如愿以偿。我也正是感受到他这种人格的力量，才有“力量”直言不讳地同他的“弊端”较量，毫不客气地批评他。这就是真诚吧……
刘晓维有一个很有权势的亲戚，是新民市人事局的局长。通过他，刘晓维可以辞去老师的职业，到官场上风光风光，或者就地升官，当个主任校长什么的干干。他不去想，更不去做，也从来不张扬自己还有这么一个“权倾朝野”的贵族，来为自己撑门面。
有好多消息灵通人士，知道他和人事局长有这么一层关系，也知道我和刘晓维的关系非同小可，就求我为他们投石问路。我说：刘晓维自己都不去麻烦他，怎么可能为了你的事和他“低三下四”啊？
1998年，我55岁了，刘晓维43岁。我们应该是成熟的人了，会有更成熟的话题交流探讨。可惜的是，9月20日，我辞别了所有的朋友去了北京，也告别了多年朝夕相处的乡邻。
乡邻，永生难忘，却难在一别。
第六章 我的乡邻 1 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第六章我的乡邻1儿时的邻居（兵燹战乱）（1）
屈指算来，从我有了记忆时起，到现在我一共搬了18次家。逃避辽河泛滥搬家，躲避兵燹战乱搬家，随父亲工作调动搬家，“树大分枝”另起炉灶搬家，“父随子往”搬家……在搬家中，我饱尝了“穷搬家，富挪坟”的苦楚，也感受到了“人挪活，树挪死”的快慰。苦楚中，一想起我的乡邻就感到一丝难忍的惆怅，人又在回忆中体现着以往的快慰。快慰中，留恋之情又让我陷入不泯的深思而感慨。
1946年冬，正值八路军和国民党的中央军在辽河两岸“拉锯”时期，可谓朝秦暮楚，民不聊生。祖母父母抱着我去了姥姥家躲避兵荒马乱。等稍微“太平”一点回家过年的时候，所有的家资被国民党洗劫一空。骡马和铁车被八路军“借去”了，没留下欠条，是通过邻居借走的，回来时他们转告父亲说的。
那时，平日生活都得靠借米下锅，大年初一还能吃上饺子吗？和我们家住在一个院子里的是老王家，老王头排行第八，我叫他王八爷，他的大名叫王永升。他们家是贫农，五六个孩子，日子过得也很紧巴。好在王家平素节俭度日，口挪肚攒，过年时和我们比自然丰盛了许多，老老少少都在盼望过年吃上一顿饺子。
大年初一早上，我就被祖母叫醒了，他背着我去街上转。祖母是个很有心计的人，所以把我早早地叫起来，就是怕我闻到老王家的饺子味哭闹。我虽然还很小，但也懂得“人味”，看大人那种沮丧的神情，就处处听从大人的摆布，不声不响。
祖母背起我还没等出屋，王八爷和八奶就端着饺子过来了。祖母好说歹说只留下一碗饺子给我吃，其余的只好端了回去。王八爷知道祖母的为人和性格，只好打着咳声离去。
王家全是男孩子，有两个比我还小，我们经常在一起玩。八爷八奶从来都告诉他们不要欺负我，我们也从来不打架吵架。等我长大了，我懂得了，是八爷八奶弥补了我一生唯一的一次缺憾——我没有一年没吃上饺子，即使是三年的经济困难时期。
20多年过去了，我的孩子和我当年一般大了。家家户户虽说不至于吃不上饺子，可吃饺子的味道也是“千年等一回”，眼睛都盼红了。孩子们盼的就是大年初一那顿饺子。苦熬苦盼的酸劲儿，何止可以用“千年”来描述啊！那一年，我家后院老夏家那个十四五岁的男孩子，一顿就吃下90多个饺子，得2斤白面才能包下来！于是我想起了当年八爷八奶家的孩子，也会有人一顿吃下那么多的饺子的，那时比现在还“熬苦”啊。他们把自己孩子的口福给了我，可我没有什么可以报答他们的，仅仅留下一个美好的回忆，也是遗憾。
1997年夏天，王八爷的五儿子王文明从沈阳来乡里办理户口手续见到了我，好不亲热，我们好久不见了。
王文明比我小一岁，他的对象是沈阳的知识青年。10多年前他随她去了沈阳，办的是假离婚手续，现在要复婚迁户口。
来到乡里没认出我来时，王文明满脸的愁云，不知道找谁可以顺利办手续。我主动认识了他，王文明立即“多云转晴”。他万万没有想到，几道“复杂”的手续，在我这都简化了，都由我签字盖章，2分钟了事。
但是，其中有一条，必须先有原户口所在地认可后方可盖乡政府的公章，急得他冒汗。打电话，村里没有人，他父母家里也没有人，农忙时节都忙在地里啊。我对他的情况很了解，这道手续就免了，章照样盖，字照样签，用不着在我这卡壳。他百感交集，他说，今天办不成就白跑二年了，时效过期，所有的手续就是废纸一张。我送他出办公室，他向前紧走几步又回过头来瞅瞅我，似乎有什么话要说。我摆摆手，表示知道他要说什么，他一转身急忙向车站跑去。
也许他根本不知道“饺子”的故事，或是早就忘记了。但那是历史，是绝不会被时间淡化的。
“大乱进城，小乱下乡”。1947年春沈阳地区两军决战，就要“大乱”了，我们全家再一次搬到沈阳广宜街附近的太清宫那里躲避战火。当时母亲就要生孩子了，家里却没有滴米，常常上顿接不上下顿。为了能让我隔三差五吃上一顿饱饭，母亲就领我去附近的舅舅，我们住得不远，算是邻居吧。
舅舅也是逃难的，老家在我老家的东面八九华里路的石佛寺。老舅和姥爷一起生活过得很殷实，来沈阳前就把许多的粮食拉到城里来，母亲事后说那粮食吃上几年都不会空。可是，每当我来舅舅家吃饭的时候，母亲从来不吃一口。那时的粮食比黄金还要贵，吃人家的饭就等于变相拿人家的钱。那时的沈阳物价飞涨，一袋子钱买不来一袋子米。后来很长时间不去老舅家了，是母亲再也不想看老舅和老舅妈那两张阴沉的脸了。
为了糊口，父亲经过考试当上了警察，仅仅当了十几天的警察。
母亲生孩子了，就是我的二弟，小名叫“二孩子”，我至今记得的。父亲忙于，祖母不在母亲的身边，没有一个人来照顾我们母子三人。幸好一个姓郭的大娘长带些米面来我家，她一边照料来月子的母亲，一边让她的女儿陪着我玩。这个小女孩比我大一两岁，很是瘦弱，但很机灵和善懂事，我实在记不起她叫什么名字了，当时也不知道她叫什么名字。我们住在一个大杂院里，院门朝南开的，院子里有一家开买卖的，进货出货免不了掉这掉那的。人家不在乎这些小东西，我们俩就捡着玩，每一次她都比我捡的多。最后我们把捡到的东西放在一起平均分配。这些东西很像冰糖，白色透明的，一块一块的，我们不认识是什么。拿回家里，母亲说是白矾，闹嗓子、包红指甲都用得着，母亲精心地留下了。解放后了，我还用它包过红指甲呢，小学毕业的时候这些白矾还有很多。
回想起“白矾”，我的心里总有那么一点苦涩，倒不是苦在那时像白矾一样的生活，而是我以后再也没有见过那个小姐姐，她现在还好吗？家在哪里……
半个月以后，父亲辞官不做了，不久又搬回原址——董家窝铺老家。老家太平了，结束了“拉锯战”给人们带来的蹂躏之痛。城里大乱了，八路军就要围城开火了，我们就是在开火前离开沈阳的，那时叫奉天。再后来，只要我去沈阳，就要到太清宫那转一转看一看。我大了，但我依然幼稚，即使我真的看见了那个小姐姐，我们还会认识吗？
解放后1949年的第一场大水冲倒了老家的房屋，从此开始了随父亲四处漂流的历史，一直住着租用别人家的房子，成了新一代无产阶级，到了1963年才有了自己的家。
我们落脚的第一站是董家窝铺东南3华里的团山子，因为父亲在那教书。房东姓曲，我们住在他们三间房东屋的北炕，南炕是曲家，他们人口多西屋住不下才住在东屋南炕的。
曲家有个比我小一岁的孩子曲作兴，我就像哥哥那样带着他玩。他有一个哑巴哥哥比我大三岁，我们从来不打架，晚上睡在一个屋子里，就是一家人。
刚刚解放，日子是舒心坦意的了，生活还是那么的拮据。冬天一到就没有什么青菜可以吃到，白菜萝卜甚少见，土豆更是稀罕物。一天两顿饭，副食就是大咸菜，主食是大饼子高粱米稀饭，白开水是“高汤”，只有逢年过节才能吃上几块豆腐。离曲家几步远就是豆腐坊，母亲几乎没有买过豆腐，我不会忘记。因为好奇，我就和曲作兴去了那家豆腐坊看看热闹。
做豆腐的是个高个子老头。现在我想：一定是他本来不那么高，小孩子个子太矮，看谁都是高大的吧；看谁都是老头吧。他好像认识我，笑眯眯地攥着我的手：“你妈妈总舍不得买块豆腐，唉……”说着，他拿过两个碗来，给我和曲作兴每个人盛了满满一碗豆腐……
以记忆为标准，我平生第一次尝到豆腐的美味，至今仍然是我的偏爱。
那么，他是谁？吃完了豆腐，我不懂得谢谢人家，只好带着这个问号回家了。
1 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1儿时的邻居（远近亲情）（2）
祖母和母亲一再叮嘱我不要随便吃人家的东西，但我经不起诱惑，吃了陌生人的豆腐，不知道会得到什么样的处罚，懒洋洋地往家走。
母亲知道了这件事，她没有责怪我，只是打了个哀声：
“唉，你小孩子哪知道，那是你的大舅啊。”
大舅？我心里好不疑惑，我怎么有两个大舅啊？我认识的大舅不是那个老头啊……
我的大舅和母亲是一父两母生的，对我特别的好，我是有记忆的。沈阳的老舅和母亲是一父一母所生，这个大舅当然也姓慈，是母亲远房的哥哥，不是一个祖太爷的了，农村叫做“出五服”的了，也就是说他们不是五辈以内的直系血缘关系。可是，这个大舅对待我们就像亲大舅那样好。只要大舅出来卖豆腐，他总在我们家停留一会，等母亲出来“卖豆腐”。母亲是不轻易出来的，大舅就喊：
“老李，你出来一下啊！”
母亲出去了，大舅捡几块豆腐给母亲，嘴里还要埋怨他几句：
“你们大人节俭也就是了，孩子太‘熬烤’了，这是‘豆腐边’不算钱的……”
大就叫母亲“老李”，我明白，那时候娘家人都把过门的姑娘称作“老李”“老王”什么的，我听惯了，悟出了这个“习惯”。不过，什么叫“豆腐边”我不明白。母亲告诉我，“豆腐边”就是整板的豆腐经过打刀后剩下的“边”，很窄的一小条豆腐。一个多年的豆腐匠是有经验的，是打不出豆腐边的。大舅为了能让我吃上豆腐，就时不时地打出豆腐边来，就在门口喊“老李”。母亲不忍大舅这么做，劝他多卖几个钱，孩子也该娶媳妇了，用钱的地方多着呢……大舅说：“我是你哥哥，怎么一过门就成了两家人了？”母亲没有什么好办法推脱，只好领受了。
母亲对大舅说的孩子，叫慈明信，我的表哥，他比我大许多。我们住在团山子的第二年他结婚了，结婚的时候还不到20岁。母亲领着我去吃喜酒，大舅迎出门来好远，满面的喜气。我们母子是上宾，是本家的姑奶奶嘛。临回来的时候，大哥把红烧肉、丸子揣给我慢慢一兜子，我过年了。
自从60年代初成立堤防管理所，大哥就在那工作，一直到1998年退休。他的为人就像他的名字，明理、诚信、仗义、热心。在乡里，上上下下都和他保持着密的切友善关系。他搞过气象，是和河道管理有关系的，兼职的，在全县很有名气。1976年，乡里筹建成立气象哨，大哥是最佳人选。他没有去，而是把这个机会让给了我。他主动向有关领导推荐我，说我从理论到实践都比他强多了……之后，大哥又约请新民气象站的老师来指导我，我的工作很快走上了正轨，也没有辜负大哥对我的一片赤诚之心。
2007年10月28日，我参加了新民高中百年校庆，顺便到新民气象站看看我的老师——丁林。他老了，精神还是那么矍铄，依然谈笑风生。我们所以亲密，情谊深厚，慈明信大哥就是我们的桥梁。我们有30多年没有见面了，过去的话题自然是主题，自然会说到大哥的一些情况，我也有整整10年没有看见我的大哥了。
在丁老师家的酒桌上，我提起大哥，丁老师黯然了，他说听说大哥死了！
我很愕然，酒也喝不下去了……
2008年春节前，也就是校庆后3个多月后我回老家一次，和内弟提起大哥的死，让我震惊了——大哥没有死！
大哥的身体不是很好，退休后得了脑血栓。我去北京的时候特意去他家和他告别，那时他还能少量的喝酒，精神很好的。据内弟说，现在躺在炕上了……要不是有急事回来，我连夜也要看看他，错过了一次难得的机会，心里很是暗淡。
1 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儿时的邻居（指腹为亲）（3）
1950年春末夏初，我们终于有了属于自己的房子，自己的家。这房子盖在孟家窝铺，在团山子以西3华里。房基地是我们自己的地皮，那时还没有实行合作化。姥姥是个很迷信的人，说那年盖房子不能改正房，也就是算命先生说的不能“修正”。所以，这两间土草房就改成了东厢房，正房的位子只好空着，引来了一场灾难。
1951年辽河发了大水，听老人们说这大水是亘古没有的，冲毁了我们家的房子，很多家居家用也都冲走了，弄得我们家一贫如洗。
洪水过后，父亲在正房的位置上盖起了“新房”。什么新房？利用旧房剩下来的“残砖碎瓦”盖起的房子——一间土草房，和马架子大小差不多。
从团山子搬到孟家窝铺，东西两邻和前后院都是大人们熟悉的人家，我也就没有了陌生感。东院是老丁家，老丁头卖香烟烧酒，开个小杂货铺兼做粉条，人称“丁粉房”。西院住着王宝富老两口，老王头买文具纸张，也卖炒花生。前文说过，我所以认识了王小浮，就是通过王家老两口这层关系。
东西两邻的买卖算不上火，常常是几天也看不见一个顾客。那个年代有几个人会喝酒的？酒可是高档的奢侈品而不是日常的消费品，只有逢年过节才有屈指可数的人家买酒。花生、烧饼、麻花、冰糖葫芦、脆管糖（学名麦芽糖），那得等孩子闹了小毛病，家长才买上一点以示抚爱。孩子们有病很少吃药，这些小食品好像比药好使。再说了，那时候的农村医生很少，药价却很高，看不起病，吃不起药。十里八村有个药方先生，那药也都是草药、膏药之类的，自己配出来的，你敢吃嘛。大人们不懂得什么叫流感，也没听说过这个名词，把孩子的“热病”统统叫做“撞客儿”。“撞客儿”大意是撞上了“客人”。“客人”是神灵鬼怪的意思，忌讳这么说，就把神灵鬼怪说成是“客人”了。既然得了邪病，当然就得“歪治”。比如：在一面镜子上立个鸡蛋，大人的嘴里再叨叨咕咕地细数已经死去先人的名字。鸡蛋立住了，就说明鬼神作祟。其实，只要你有耐心，鸡蛋一定会立住的，我就在镜子上立住过鸡蛋。之后，就烧香祷告，祈求神灵保佑，答谢他们对你开恩。几天之后，孩子的病好了，就说是先人显灵了，日后可要好生恭敬，不然的话还要拿你有病！其实，孩子有小病没有什么大不了的，不治也会好，还可以增强免疫力，更用不着如此的虔诚。
假如这些招法都不见效，大人们还有另外一道招法给孩子治病。
一次我的了疟疾，烧得厉害，昏昏沉沉的，滴水不进，难受死了。祖母给我煮了一个鸡蛋，那叫偏方，偏方治大病。按照治病的程序，祖母先剥去蛋皮，然后双脚跨在外屋的门槛子上，再用一根针在鸡蛋上扎一百下，然后把鸡蛋叫我吃下。这个偏方果然见效，早上吃的鸡蛋，下午病就好了。可是，没过两天，病又复发了，祖母说这鸡蛋没有把病完全带走，还得继续治疗。
祖母领我走到街上，等别的孩子走过来她就叨念：“求你把病带走吧，你是好人……”
还好，疟疾轻了一些，但没有彻底好。其实，得了疟疾就是这样的反复，周期性的发作，那是没有人明白。
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最后一招只好派上用场。她去东院老丁家买回一两酒来，又煎了两个鸡蛋，让我连酒和鸡蛋一起囫囵吞下。看来这个法子不错，过年的时候大人都很少喝上酒吃上鸡蛋，我“享受”了，因祸得福啦。为了治好我的病，祖母豁出去了，肯花钱。不过，鸡蛋我是吃下去了，酒刚沾嘴唇儿就吐出来了，喝不进去！这可是我有生以来第一次“喝酒”，酒后，病果然好了。祖母很高兴，她说“偏方就是能治大病”！我想，老丁家的酒大概就卖我们这样的客户吧。待我长大了，也明白了个中道理，“打摆子”就是这样的反复，闹几天也就过去了，可以不治自愈。但可要小心，弄不好会有危险的，且不可以我的经历作经验……
住在孟家窝铺时，常来我家串门的是老曲家二大娘，她住在东街，离我们很近。二大娘的奶奶婆婆是我的亲姑太，我们是老姑舅亲。二大娘的大女儿叫曲风云，比我大三四岁，我每天都是跟着她去团山子学校上学。曲风云比我还小的时候就有对象了，未婚夫姓石，叫石振才，我们也认识。他们是父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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