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1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外交部紧密磋商后选定的。

基辛格在备忘录中明确表述道：“与提高生产能力而额外对灌溉、发电站和工厂等项目的直接投资相比，控制人口的开销要少得多。”这与英国19世纪帝国主义的解释没什么两样。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已经作出秘密政策宣言的美国政府已经奉行这样一项议程，它不仅会导致美国经济的崩溃，而且会给广大发展中国家带来无尽的饥荒、痛苦和不必要的死亡。这13个被基辛格的研究备忘录选定的目标国家是：巴西、巴基斯坦、印度、孟加拉国、埃及、尼日利亚、墨西哥、印度尼西亚、菲律宾、泰国、土耳其、埃塞俄比亚和哥伦比亚。

第十章　各个击破　压制一切独立的发展力量

〖英美精心设计的石油美元体系，席卷了世界各地的财富。围绕着控制与反控制，欧洲共同体、不结盟运动以及其他国家与英美金融集团之间展开了一场持久、血腥而不见硝烟的战争。〗

【深受石油危机之害的发展中国家】

虽然1974年石油价格暴涨对世界造成了巨大的经济和金融冲击，但到1975年下半年，部分地区的工业已经开始恢复发展，尽管遭受了巨大的打击，但还是回归到了原有的发展道路上。1974年的石油冲击为达成英美彼尔德伯格集团的某些目标提供了保证，但是，全球工业发展的指标并没有完全朝着令他们满意的方向改变。他们想长期支配世界经济的战略构想仍然面临致命的威胁。

世界钢铁产量以及航运贸易量，为世界经济发展的健康状况提供了明显的衡量指标。20世纪50年代初，全世界在第二次世界大战的废墟中开始重建，以公吨计算的世界粗钢产量开始稳步上升。钢铁的产量，直到今天都是用来评价一个国家经济的总体发展程度的重要标准之一。不像现在比较时髦的GNP（国民生产总值），它衡量的是价格水平，而不考虑该经济活动是生产性的还是非生产性的。举个例子来说，对于一项经济活动，GNP并不管你是基础设施建设还是在拉斯维加斯赌场中的赌博消费。而以公吨计算的钢铁产量是无法造假的。此外，钢铁还是运输、建筑和各种基础设施建设的基础。

西方世界，包括发展中国家，钢铁产量从1950年的不到1。75亿吨稳步上升到了1974年受石油危机影响时的差不多5亿吨峰值。钢铁产业同时也是能源最密集的产业之一。在石油危机之后的两三年里，世界钢铁产量反映了经济所受到的影响，从1974～1975年的钢产量高峰期迅速滑落了几乎15个百分点。但是从1976年起，钢铁产量又开始稳步爬升。

世界海运贸易也发生了同样的变化，作为对1974年石油冲击和世界经济严重滑坡的反应，海运总量急剧下降，但是在1977～1978年又得到缓慢稳固的恢复。1975年见证了从1945年二战结束以来第一次的世界贸易大幅下降，降幅达6个百分点，但是后来还是得到缓慢复苏。

然而，战后没能从金融和通货膨胀的大冲击中恢复过来的地区之一是那些南半球的欠发达国家，尤其是石油不能自给的国家。整个20世纪60年代，对绝大部分发展中地区来说，石油危机意味着发展的结束，金融业和农业也无法改进，使很多地区人们改善生活的希望落空。

似乎祸不单行，此次石油危机在1974～1975年间正好与几十年来最严重的一次全球干旱不期而遇，农作物严重歉收，特别是在非洲、南美洲和亚洲的部分地区，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达到最大。当时，大多数发展中国家正面临饥荒，由于急需从美国和西欧进口比以往更多的谷物和其他食物，又无法负担食品进口增长所需的资金，更谈不上为应对石油冲击提供资金了。

英美在1971年8月将美元与黄金脱钩，以及后来强迫油价暴涨四倍，给世界上大多数生活在发展中地区的人民带来了灾难。

意大利银行董事长贵多·卡里指出，在当时，“人们越来越对银行怀有敌意……不信任的感觉是从人们确信商业银行对货币的主导权太大开始的。”卡里于1976年初在一次对银行界同仁们的演讲中描述了石油冲击对世界金融的影响。在1971年美元与黄金脱钩和浮动汇率的情况下，新的油价造成了世界性的通货短缺。“国际通货短缺是由银行造成的”，卡里指出，“而且很大一部分是由美国银行通过它们的海外机构造成的。”

卡里评论道，有人把这个过程看成是对某些人的“邪恶企图的验证”，这些人躲在后台，推动建立所谓新的与黄金兑换无关的美元货币秩序，“黄金与金融体系的脱钩，而且未能用官方认可的工具取代，证实了这是一种为强化美国银行的主导地位而设计的恶意图谋”。

确实有人认为这是恶意的。到1975年，工业化国家从最初的石油冲击中得到一定的缓慢恢复，然而，由于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发展中国家经济的总体状况进一步恶化。发展中国家常规项目的总赤字从20世纪70年代初的平均每年约60亿美元上升到1974年的每年超过260亿美元（又一次上涨四倍，与油价上涨倍数相等），到1976年又上升到无法承受的七倍——420亿美元。这些赤字绝大多数发生在处于发展中地区的国家，而这些国家的人均收入水平也是世界上最低的。

在无法从世界银行和其他工业化国家的私人银行借到更多钱的威胁下，这些欠发达国家被迫将本应用于工业和农业发展的宝贵资金用来减少贸易赤字。她们必须支付石油进口所需的费用，而且是用美元，但是她们的原材料出口收入却在1974～1975年间的全球不景气中急剧下降。

在彼尔德伯格集团“石油美元再循环”战略下，美国和欧洲的私人银行开始打开向这些国家借钱的突破口，但是它们这么做只是为了“平衡”那些由英美造成的石油冲击废墟中残留下来的账号，而不是为建设必要的生产基础设施或技术发展提供资金。这些私人的石油美元贷款来自以伦敦为基地的美国和英国的欧洲美元银行。沙特阿拉伯、科威特和其他国家的石油收入，是用美元支付的，而且这些美元被输送和“引导”向海外的伦敦欧洲美元银行，由这些银行再借给那些在石油危机中受到伤害的发展中国家。

基辛格博士和他的朋友们没有给这个过程留下任何漏洞。一家美国投资银行的一位处在欧洲美元市场中心的资深合作伙伴——大卫·马尔福德，当时也是怀特·韦尔德公司驻伦敦的欧洲美元业务主管，被委任为沙特阿拉伯中央银行的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局长和首席投资顾问；作为欧佩克最大的产油国，沙特阿拉伯被美国大石油公司所控制。这个极不寻常的任命并没有让多少人知晓，而仅在数月前，沙特阿拉伯也宣布了石油禁运。同怀特·维尔德公司一道，沙特阿拉伯货币局也得到了来自伦敦商业银行——巴林兄弟银行的秘密投资建议。

作为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局长，大卫·马尔福德是确保沙特当局“明智地”利用其新的金融横财的关键人物。为了让马尔福德先生的角色轻松一点，与埃克森公司和参与到沙特阿拉伯美国石油公司（ARAMCO）里面的美方石油公司联系密切的纽约花旗银行，令人费解地成为当时能够在沙特开展业务的唯一全外资银行。毫不奇怪，1974年，整整70％的欧佩克石油剩余收益被投资到境外的股票、债券、不动产或其他领域。在这总计570亿美元的巨额资产中，有60％以上直接进入到美国和英国的金融机构。

早在1974年6月8日，在美国国务卿的权力范围之内，亨利·基辛格签署了一项建立美国－沙特经济合作联合委员会的协议，这一协议没有引起人们的关注。除了其他一些项目以外，协议范围还包括“金融领域的合作”（基辛格占据了空前的双重职位：总统国家安全事务顾问和国务卿，后一职位一直担任到福特总统任期时）。

到1974年12月，尽管沙特政府和华盛顿都严格保守了秘密，但这种合作的性质是比较清楚的。美国财政部在利雅得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签署了一项协议，此协议的任务是为了“通过纽约的联邦储备银行，与（美国）财政部借贷业务建立一种新型关系。在此安排之下，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将购买持有期至少为一年的美国财政部新的有价证券”。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对此作出了说明；他后来成为埃克森公司的董事。对这些两个月以前达成的协定进行解释的贝内特备忘录，标注的日期为1975年2月，并全文报送国务卿基辛格。

其中，杰克·贝内特的职业生涯是值得注意的。1971年，他被尼克松政府的财政部从埃克森公司借来工作，任务是帮助保罗·沃克尔准备应对即将到来的“石油美元”货币体系中可能产生的金融问题，并停止使用金本位。经过1973～1975年石油危机并成功建立石油美元循环体系之后，贝内特又回到了埃克森公司。与此情况很类似，1971年，维克托·罗斯柴尔德离开皇家荷兰壳牌公司战略研究部门领导岗位，去领导直属于英国首相的中央政策评估组。在这一岗位上，他对英国的能源政策有着非同寻常的影响，因为他在1973年石油危机之前就很“幸运地”预测到石油价格的上涨。这一时期，他与美国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基辛格保持联系。

对于不了解英美在波斯湾利益发展史的人来说，对美国与沙特阿拉伯之间的这一系列协议真正感到震惊的是，欧佩克石油国家只接受美元作为石油交易的结算货币，这是一项排他性政策；只是美元，不是德国马克，也不是日元、法国法郎或是瑞士法郎，尽管它们都有明确的价值。

用美元给石油定价，最初是二战以后美国主要石油公司和纽约的银行家们推出的一个作法。在1974年初石油危机之后，为了满足石油进口的需求，主要欧洲国家都启动了与阿拉伯石油供应国的认真谈判，确保长期石油购买合同，她们打算用本国货币来支付——这是一个极其明智的举动，因为这可以大幅降低石油冲击对欧洲的影响，这对欧佩克来说非同寻常。德国或者法国本来可以更加容易地使用她们的货币——德国马克或法郎来确保支付石油进口费用，而不需要购买美元来换取同样的石油。更令人好奇的是，欧佩克的部长们在1975年开会同意接受美元作为石油出口的唯一支付货币，其余货币概不接受，就连英镑也不行。

这样的安排，不用解释，事实上证明对美国美元和纽约的金融机构以及伦敦欧洲美元市场具有极大的价值。整个世界被迫不断地购买大量美元，来支付它们至关重要的石油进口。更不寻常的是，即使在接下来的十年甚至更长的时间里，美元螺旋式的涨跌使欧佩克也遭受了巨大的损失，但这种美元定价协议依旧保持了它的影响力。

这些石油美元在伦敦和纽约受到引导的循环的一个后果，是使得美国的银行成为世界银行业的巨头，同样也使它们的客户——“七姊妹”石油跨国集团成为世界工业的巨头。英、美石油和银行业的联合，压倒性地打破了一般企业的平衡，以至于它们的影响和权力看起来变得不可战胜。

通过美国财政部和大卫·马尔福德的行动，以及欧佩克奇怪的美元定价规定与沙特的美国－沙特联合协定等秘密安排，华盛顿和纽约的银行有效地将它们已经有缺陷的战后布雷顿森林黄金交易体系转换成了一种新的、极度不稳定的以石油为基础的美元交易体系，这个体系不像黄金交易体系那样可以通过它们的算计来控制。基辛格和纽约及伦敦的金融界有效地将战后世界旧黄金交易标准替换成了他们自己的“石油美元标准”。

说到底，究竟是谁真正控制着欧佩克呢？只有在政治上天真的人才会相信阿拉伯国家会突然获得允许在关乎英国和美国重要利益的问题上独立行事。如果真的认为石油冲击是一件致命的事情的话，华盛顿会有很多的办法让欧佩克把油价恢复到合理的水平。他们要的就是高油价，而且他们需要的就是让欧佩克来背黑锅。

布雷顿森林体系的两种储备货币——英镑和美元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美元新秩序中保持了它们的中心地位。英镑可以通过对北海石油的大量开采轻松获利，也可以像前面提到的那样，及时从油价膨胀四倍中受益。英镑被公认为“石油货币”。

美元也是通过上述途径获利的。显然，1973年5月彼尔德伯格集团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的谋划就已经算计好了谁赢谁输。对他们来说，不管怎样人为制造油价暴涨，都只是一种操纵世界经济的方式，它确实造成了全世界整体财富向极少数国家转移的空前后果。如果不是这样的话，那亚当·斯密的市场“魔力”还有什么意思呢？

如果把这些方式看成是老式黑手党“保护伞”游戏的一种不正当变通，似乎就可以理解了。通过操纵政治事件使油价上涨四倍的英美利益集团，把目标转向了那些石油冲击的受害国，“主动”借给她们石油美元来资助她们购买昂贵的石油和其他至关重要的进口货物——当然，这些都是要用极高的价格才能买得到的。

世界上绝大多数地区的工业和农业发展，以及居住在欠发达地区人们的生活，深受英美石油政策之害。石油美元只是用来填补赤字，而不是用来资助建设新的基础设施，以发展农业和提高世界人民的生活水平。

在整个1975年，英美自由派的政策机构——纽约的外交关系理事会在纽约律师赛勒斯·万斯的指导下，草拟了一系列为20世纪80年代设计的政策蓝图，就像50年代后期经济大萧条转折点时所做的一样。在考虑未来全球货币秩序时，理事会声称，“世界经济中一定程度的‘有控制的解体’对80年代来说是一个合理的目标。”但是，正在解体的是传统工业和农业发展的整体结构，这在发展中地区尤为明显。

在接下来的8月份，在斯里兰卡首都科伦坡，85个国家的首脑和所谓不结盟运动的成员国的政府要员在主办国总理斯里马沃·班达拉奈克的主持下召开了一次会议。出席的领袖中，包括印度的英·甘地和众多非洲、亚洲和拉丁美洲国家首脑，包括阿尔及利亚和伊拉克的政府首脑和要员。

【不结盟运动】

科伦坡会议在短暂的奏乐声中开始。它与无休止争论、充满花言巧语的许多前殖民地国家会议其实没有什么区别。但是，班达拉奈克总理是一位经验丰富到的政治家，她在早期与英国和美国殖民者的的斗争中积累了丰富经验，在60年代早期又刚刚没收了英国和美国的石油公司，因此，她决定将8月的峰会开成对不断恶化的发展中国家经济进行干预的会议。基辛格搞的石油危机已经造成了这种恶化不仅发展中国家，发达国家也在尝试寻找一种替代办法，缓解20世纪70年代石油冲击的债务压力。在1977年初发表的建议中，日本三菱研究所所长中岛政喜提议建立一个他所谓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他建议：

石油危机之后的这些年里，受到世界经济衰退的困扰，世界上的每个国家都在寻找摆脱危机的办法。这里建议的全球基础设施基金就是日本考虑的一种承担国际责任的概念……这个建议将使这个国家产生5000多亿美元的需求……假定所有工业化国家和石油生产国互相配合……瞄准开发新的能源和增加粮食产量……实施这里提出的各种“超级项目”，一定会导致对制造业需求的平衡增长……在发达国家，技术进步将替代军火生产……现在是人们坚持一个富有想象力和长远目标的时候了。

所长中岛政喜列出的大项目单子里包括了绿化萨哈拉沙漠，用于农业生产；喜马拉雅山脉水利灌溉工程；在乍得和刚果修建中非湖；在南美建造系列水坝。在日本工业联盟的支持下，1990年的瑞士达沃斯世界经济论坛对所长中岛政喜的建议进行了讨论。

科伦坡会议在1976年8月20日发表的最终宣言，与其他任何一次发展中国家领导人在战后制定的文件都不同。这次由85个不结盟国家参加的会议主题为公开宣布的“公平公正的经济发展”。宣言认为，“经济问题已经成为国际关系中最艰难的方面……发展中国家已经成为世界性危机的受害国”，这场危机正在阻碍这些国家消除饥饿、疾病和文盲的努力。

宣言中，提到了自1973年石油冲击发生以来已经接近翻番的外债负担，以及原材料出口贸易条件灾难性的恶化。宣言提出了建立一种国际经济新秩序的几个具体步骤。

宣言正确地指出，现有秩序已经崩溃，而且它也是导致限制性的保护主义政策、萧条、通胀和失业的原因。因此，宣言主张：“对国际贸易体系进行根本性的重组，以改善贸易条件……对工业生产进行世界性的重组，让发展中国家以更加优惠的条件获得工业产品和技术转移。”在提到现有布雷顿森林体系的混乱情况时，宣言提到了“汇率浮动的无政府状态”，主张对国际货币体系进行一次彻底的修改，以确保将足够的投资资本转移到发展中国家。但是，从纽约和伦敦金融机构的观点看，科伦坡宣言最让人担忧的一个方面，是呼吁对“公共债务问题令人满意的解决方案（特别是对那些最不发达和受到严重影响的国家）”。外债这个爆炸性的问题第一次摆到了谈判桌上，这不是由一国政府提出，而是85个国家的集体行动。

班达拉奈克领导的斯里兰卡（前英国殖民地）和英·甘地总理领导的印度为在大会上进行85个国家参与的辩论仔细准备好了议程，并与另外一个位于南美洲东北岸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圭亚那达成一致。圭亚那在科伦坡会议上的主要谈判代表是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值得注意的是，三个新独立的前英国殖民地国家领导人领导了科伦坡倡议，该倡议主张并创建了一个新的联盟，这一联盟很可能把工业化和发展问题提上优先考虑的日程。

对不结盟倡议来说，最重要的是确定了下一步行动计划。一个月后在纽约举行的联合国年度大会将是一个论坛，在这个论坛上，她们将向全世界提出她们的建议。1976年9月末，威尔斯被指派作为科伦坡会议的代表。在小心翼翼地宣布与战后两大超级大国集团“不结盟”之后，威尔斯继续向大会代表宣布近期通过的科伦坡宣言。

在过去的那些年里，为了发展经济，发展中国家不断地进行尝试，这也符合工业化国家经济安全的利益，说到这里，威尔斯扔下了一颗政治炸弹：

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和布雷顿森林货币体系必须为其他可供选择的组织机构留有发展的空间，比如各类国际开发银行，这类机构的目的不是欧洲的恢复和重建，也不是为了市场经济发展而设置的优惠协议，而是对不平等的全球经济体系统中的收益进行公平分配。

威尔斯总结说：沉重的债务和偿债问题已经到了相当严重的地步。正如在科伦坡会议中提到的，如果不采取某些形式的债务调整或延期偿还，发展中国家就没有能力满足最基本的要求。我们必须尽一切努力来反对通过“一事一议”分裂我们的企图。我们决不允许让我们的子孙替我们背负沉重的债务包袱和毁灭性的债务偿还。延期偿付债务的时候到了。

科伦坡宣言和联合国宣言相结合产生的影响是直接的。在华尔街，交易商们开始讨论起“信心危机”。美国银行的股价开始下滑，特别是那些参与欧洲美元市场、把钱大量借给发展中国家的银行——花旗银行、摩根担保银行、银行家托拉斯和大通曼哈顿银行。联邦储备银行被迫进行干预，支持不断下滑的美元。发展中国家对美元债务协调一致的行动暗示，已经把这场冲击渗透到了整个金融体系。

但是，威尔斯代表85个不结盟国家在当年秋天的联合国大会上提出的科伦坡解决方案，只是某个可能正在迅速形成的联盟的一部分，即主要产油国与某些欧洲工业国家（可能还有日本）形成的联盟——这是一种从没有过的，能对英、美布雷顿森林体系秩序发起决定性挑战的联合。

回顾1976年发生的事件，威尔斯若干年后告诉本书作者：当人们知道什么是第三世界时，约80％的人类生活在超级大国的对立一方，他们为第一世界和第二世界的加工经济提供原材料，而且努力想成为第一世界市场经济中的延伸市场。

然而，当时第三世界的政治家们对他们在世界上扮演的角色有不同的看法。他们认为，政治独立仅仅只是增长和发展道路上的一个实质性步骤。他们寻求普遍的科技进步，这些技术进步应当与农业的多元化和能够促进工业化的基础设施建设关联起来，从而弥补三个世界之间的巨大差距。

威尔斯继续解释了如何实现上述行动：由英国和法国领导的第一世界经济理论家认为，第三世界的出口收入将决定她们发展的快慢和质量，而且，当发展的速度和质量不尽如人意时，就应当求助于布雷顿森林体系，其机制建立于20世纪40年代后期。最重要的是，这意味着请求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同意，而且要接受该组织的一系列苛刻甚至粗暴的条件，这些条件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干预的依据。

这就是1976年斯里兰卡科伦坡不结盟国家峰会的背景。世界在呼唤一种新的基金机构——国际资源银行来替代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不公平的新殖民主义。同时，还呼吁减少第三世界国家对英国、法国和美国经济的纵向和结构性依赖，增加第三世界国家之间的横向联系，并呼吁建立地区性的关税同盟或海关联盟，以保护第三世界工业，并呼吁开展技术转让，以缓解不发达国家的严酷形势。

联合国被选定为期待中即将出现的全球合作新时代的舞台。这些期待从没有实现过。第三世界的杰出倡导者们一个接一个地在他们各自的国内斗争中被赶下了台，而且他们之间的团结被惯用的“各个击破”原则破坏殆尽。出口收益和进口价格仍被操纵，造成巨大的收支缺口，第三世界国家被告知，在得到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许可之前，任何国家或私人机构不得预付任何贷款。国际货币基金组织坚持以货币贬值为基础的紧缩计划，这增加了第三世界国家的苦难；它应对疾病的蔓延负直接责任，还怂恿了毒品的种植，因为这些不幸的国家追求来钱快的经济作物，以此作为医治她们捉襟见肘的财务状况的万应灵药。

关于第三世界的石油出口国，威尔斯继续补充道：第三世界在经济领域中唯一受欢迎的原材料就是石油了，但大部分的石油储量都集中在中东。对阿拉伯国家之间和阿以冲突的操纵，加上灌输对赢得威望的项目的偏好，不切实际地追求好项目，意味着第三世界石油储量无法成为第三世界发展的推动因素。通货膨胀和饥荒在一个又一个第三世界国家接连发生。由于相伴而来的是低寿命和高婴儿死亡率。坎宁和卡苏里、皮特和狄斯雷里〔均为殖民主义时期的英国首相或高官。——译者〕的旧秩序依然如故。

这里应该提一提英国19世纪外交大臣卡苏里的方法，这位英国外交艺术大师在1815年维也纳会议上运用了均势外交，那位利用美国政府和情报系统的权力和经济影响力，打击1976年科伦坡会议的倡议人——美国国务卿亨利·基辛格正是卡苏里的一位虔诚的信徒。

当欧共体的外长们在1976年开会讨论与不结盟运动国家开展合作的可能性时，基辛格给与会代表发了一封电报，警告说：美国认为，工业化国家加强与世界经济合作大会（也是南北大会）和欧佩克之间的联系是危险的。许多欧佩克成员国的发言人希望公开澄清，油价的最终决定很大程度上依赖工业化国家向世界经济合作大会的让步。这样将造成我们想要的（与欧佩克国家的）联系向相反方向发展，从而使欧佩克国家与其他不发达国家的关系得到加强。

基辛格遮遮掩掩的威胁，成功地干扰了欧洲国家对欧佩克和不结盟运动国家的任何可能的支持。亲自参与了这些谈判的外交官们称，当时对合作最开放和响应最积极的两个国家就是意大利和联邦德国。1967年12月12日，意大利报纸报道了一场由政府、工业界和贸易协会主要代表参与的会议。德国和意大利政府主办了此次会议，主题是针对不稳定的石油美元带来的破坏性影响而建立一个欧洲的防御体系。据报道，施密特领导的德国政府曾经与华盛顿有过一次私下会谈，华盛顿称，如果波恩胆敢以任何严肃的方式接受不结盟国家的建议，美国将撤走军队。安德雷奥蒂领导的意大利政府被孤立了，它不可能单独行动。基辛格的“各个击破”战术至少在当时是再一次得逞。

科伦坡不结盟宣言的主要战略家们，在数月内就都被迫下台了。按基辛格的话说，这也是“一事一议”。在印度，总理英·甘地被迫参加1977年2月的选举，而在选举过程中，以贾格基万·拉姆为首的几个国大党重要人物公开变节，决定与激进的人民党成立一个新的反对党联盟。争论的关键问题是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主导的国内紧缩政策。同年3月，也就是不结盟运动在联合国发表宣言后不到六个月，甘地下台。1月初，在斯里兰卡，一个与工会有联系的由“托洛茨基分子”领导的政党发起了一轮罢工，使得班达拉奈克夫人执政的自由党和整个国家陷入瘫痪，传闻该党与英美情报机构有密切的关系。当时，班达拉奈克作出的恢复秩序的努力毫无作用，她指控有“外国势力干预”。到1977年5月，班达拉奈克被迫下台。1978年2月14日，也就是情人节那一天，在圭亚那，在不断受到外部压力的情况下，总理福布斯·伯纳姆和外交部长弗雷德里克·威尔斯也被迫辞职，威尔斯是不结盟运动国家经济发展倡议的第三位重要战略家。

根据熟悉情况的外交情报来源，每一次的权力更迭都有基辛格插手。观察家称，“这也是与英国人密切合作的结果”。“要知道，英国人是非常狡猾的。他们很乐意让美国在前面干脏活和背黑锅，而他们自己却小心翼翼地躲在后面行动。这种事情不像是吉姆·卡拉汉这样的人干的。而只有‘查达姆之家’里面诸如迈克尔·霍华德、赛西尔这样的人和军情五处这样的情报圈子里的人才会采取这样的行动反对科伦坡。”关于基辛格承认在他担任国务卿期间与英国外交办公室有非常密切的联系，详见本书第9章的相关注释。

很显然，第三世界针对英美秩序和反抗英美通过石油美元向全球征税的斗争被镇压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欧洲美元银行开启了防洪闸，借更多的钱给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