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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很显然，第三世界针对英美秩序和反抗英美通过石油美元向全球征税的斗争被镇压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欧洲美元银行开启了防洪闸，借更多的钱给选定的服从国际货币基金组织严厉条款的第三世界国家，来弥补后者的石油赤字。

【和平利用原子能反而成为干涉内政的借口】

但是，世界各地越来越多的迹象表明：从主要欧洲国家和日本向特定的发展中国家转移技术的现象时有发生，而且存在进一步采取更加有力、更具决定性作用的行动的可能性。当科伦坡前线实质上失守时，南北经济合作的观念正以戏剧性的新方式产生实质结果。

1975年末，巴西政府与德国施密特政府达成了一项关于建设核电站、浓缩燃料设备和相关技术的协议，与德国核反应堆制造商KWU签订了当时世界上最大的单一核能合同。德国将以“交钥匙”方式建设八座核电反应堆，以及包括浓缩设备在内的全套核燃料循环设施。此项工程预计在1990年之前完成，总耗资达50亿美元。欧洲的铀浓缩集团尤伦科公司将在初期提供铀燃料。1975年，巴西还与法国签订了25亿美元的合作协议，建设试验性快速核反应堆。华盛顿采取一切办法迫使德国和巴西取消这个项目。如果此计划付诸实施，巴西将成为能源上不受英美控制的国家，而且更重要的是，还可以摆脱英美的石油勒索。

墨西哥，在20世纪70年代还不算一个重要的石油出口国，但出于明显的经济原因，也决定发展核电，作为其快速工业化计划的一部分。这样，它的石油“遗产”就可以用在其他方面，例如赚取出口美元。在初期的核能计划中，墨西哥与日本三菱公司和德国西门子公司签订了合同。1975年，石油危机初期，墨西哥国家能源委员会决定，燃烧碳氢化合物发电是一种浪费和效率低下的方式。随即他们宣布在20年内建设15座新核电反应堆的计划。

在布托总理领导下的巴基斯坦政府以加快小规模核能计划的方式回应了1974年的石油危机。为了追寻独立的国家发展政策，布托带领巴基斯坦退出了英联邦。

布托政府与法国就在巴基斯坦建设燃料浓缩设施问题进行了谈判，谈判在1976年3月终结。巴基斯坦正在成为一个有说服力的说客，游说所有中东国家，让她们相信除石油资源以外，发展核能最重要。1976年8月，美国国务院和基辛格本人开始对法国和巴基斯坦施压，目的是让她们的交易流产，并声称这显露了发展核武器的野心。尽管巴基斯坦有国际原子能机构的批准，认为其有足够的安全监督人员来保证原子能的和平利用，但还是于事无补。据巴基斯坦方面称，这一年年初，在拉合尔，基辛格直接威胁道：如果布托不放弃与法国的核再处理项目谈判，那么“他将使巴基斯坦成为恐怖的榜样”。

1977年，齐亚哈克将军领导的政变推翻了布托政府。在被处以绞刑之前，布托控诉了美国国务卿基辛格是此次政变的幕后黑手，因为他坚持发展巴基斯坦独立的核能计划。行刑前，布托在狱中写下的自辩书称：作为美国的国务卿，亨利·基辛格博士有着聪明的大脑。他说：我不该说为了满足巴基斯坦的能源需求就有必要建设再处理厂，这样的言论惹恼了美国情报部门。作为回应，我告诉他，我不是以讨论巴基斯坦能源需求的方式来惹恼美国情报部门，但是同样地，他也完全不应该以讨论核设施的方式来侮辱巴基斯坦人的主权和尊严……我被判了死刑。

齐亚哈克将军放弃了布托的独立外交政策，迅速投入了华盛顿的怀抱。随之而来的是大量的军事援助。

但是，发展中国家在1974年石油危机初期最令人印象深刻的一次核能举动，绝对是来自伊朗国王。伊朗国王的上台，归功于1953年英美情报机构策划的一次政变，那次政变推翻了民族主义者摩萨台政府，恢复了亲美的君主政体。伊朗国王看起来是一位对美国20多年来军事和其他援助充满感激的接受者。在1974年1月的欧佩克大会上，他甚至同意基辛格关于欧佩克基准油价上涨到11。65美元/桶的主张。

但是，随着新的石油收益越来越多地流入美国财政部，伊朗国王看到了实现古老梦想的机会。伊朗可以用石油财富建立世界上最现代化的能源基础设施之一，在核能发电的基础上，它将改变整个近东地区对电力和其他能源的需求。

到1978年，伊朗制定了世界上第四大，第三世界国家第一大的核能计划。伊朗国王的计划主张在1995年以前安装20座核能反应堆，提供总量为23兆千瓦的电力。伊朗国王认为，核电是改变伊朗对汽油的依赖、使能源更加多样化的一种合理方式，而且也是抵抗华盛顿和伦敦使伊朗的石油美元流向纽约和伦敦银行的一种方式。

伊朗国王发展核能计划的主要伙伴是法国和德国。早在1974年，伊朗就已经和法国签订了一项建设五座核反应堆和一座核能研究中心的临时协定。此项协定在1975年扩充至建设八座总耗资为86亿美元的反应堆。另外，伊朗购买了法国在特立卡斯坦正在兴建的铀浓缩设施10％的股份，还给这项设施的建设提供了10亿美元的贷款。

1976年，伊朗和德国的核能公司KWU签订了一项总额为78亿德国马克的合同，建设两座核反应堆和基础设施。接下来在1977年，又签订了一项提供另外四座总耗资为190亿德国马克的反应堆协议。除此之外，以国王的名义，伊朗对主要的欧洲工业公司进行投资，包括在德国克虏伯公司参股25％，并投资法国的核浓缩设施。伊朗与欧洲大陆的经济联系正在大幅增加。那个时期，在卡特总统严厉的反核政策下，美国并没有参与出口核反应堆技术，而且一直在努力封锁德国和法国的交易。

1973年石油危机之后，无论是西欧还是发展中地区，在每一个国家，核能设施正逐步成为除石油外增长最快的能源基础设施。

【“危险”的欧洲新生力量】

1975年4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大卫·洛克菲勒和彼尔德伯格集团创始人乔治·波尔组织的一次私人内部会议在东京举行，精心挑选的政策发言人在会上讨论了一项特殊计划。华尔伯格银行董事长洛尔勋爵和英格兰银行的一位董事出席了会议；大卫·奥姆斯比·戈尔、哈莱赫勋爵也出席了会议，其中哈莱赫勋爵在关键的60年代肯尼迪时期担任英国驻华盛顿大使。巴克莱银行董事长安东尼·图克先生也参与了那年4月的东京秘密讨论；克罗墨伯爵、乔治·巴林也同时与会，乔治·巴林与纽约的摩根信托担保银行和皇家荷兰壳牌石油公司有着密切的关系（在基辛格的石油冲击时期，巴林还是驻华盛顿的大使，当时美国国务卿对其与英国外交部政策非同寻常的紧密协调是比较认可的）。在东京重要谈话会议中出席的还有皇家荷兰壳牌公司董事局主席约翰·劳顿，他也是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顾问委员会成员之一。

在4月洛克菲勒新成立的三边委员会会议上，关于国务卿基辛格和共和党政府对世界其他国家继续推行咄咄逼人的外交政策，一百多位有影响力的政策制定者表示关心，认为这一立场是非常危险的。不管是欧洲、发展中国家还是欧佩克国家，基辛格将她们一个又一个地孤立起来，为的是“各个击破”，并把欧佩克描绘成破坏发展中国家经济增长的坏蛋，让它为彼尔德伯格集团1973年的石油政策背黑锅。

到了1975年，基辛格赤裸裸的“暴徒式”国际外交手段十分危险，正引起国际社会的强烈反对。有必要树立一个新“形象”，来说服全世界相信仍需要维持美国的霸权。因此，4月在东京的三边委员会议上，也就是离1976年美国总统大选还有差不多一年半的时间，洛克菲勒向他那些有影响的国际友人介绍了一位成为下届美国总统的人。这位来自佐治亚州小镇、喜欢人们称他为吉米·卡特的花生种植者，即使是在美国也默默无闻，更不要提外国了。关于建立三边委员会的背景，请参见本书第9章注释。这一机构成立之初受到比德伯格集团的多方影响，比德伯格集团是在西欧推行盎格鲁－撒克逊政策的工具。三边委员会试图适应变化了的地缘政治版图，这就是日本已经成为国际经济的巨人。北美、欧洲和日本三足鼎立。在欧洲，这是一个由各派组成的混合集团，包括了德国的拉姆斯朵夫伯爵。许多三边委员会的欧洲成员长期以来都是洛克菲勒的好友，全部都是他战争期间的欧洲商业网的老成员。在亨利·基辛格与民主党候选人大卫·洛克菲勒的门徒卡特之间没有根本的政策分歧，这一点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得到佐证。基辛格离开政府后，洛克菲勒提名他担任大通曼哈顿银行咨询委员会委员，在布热津斯基主理卡特的美国外交政策之时，又提名基辛格接替布热津斯基担任三边委员会执行主任。

在1975年东京会议露面之后，《纽约时报》等自由派媒体集团为卡特打造了不同寻常的公共关系形象，他被吹捧为美国“新南方”充满活力的代表。1976年11月，尽管在选举中被怀疑有违规行为，卡特还是成了美国总统。

卡特让许多三边委员会成员成为他的顾问，以至于人们给了他一个“三边总统”的称号。不光是他的副总统沃尔特·蒙代尔，就连他本人也是三边组织的秘密骨干成员。还有他的国家安全顾问兹比格纽·布热津斯基、国务卿塞鲁斯·万斯、财政部部长迈克尔·布卢门撒尔、国防部长哈罗德·布朗、驻联合国大使安德鲁·扬以及国务院高级官员理查德·库珀和瓦伦·克里斯托弗，都是这个三边俱乐部的成员。

卡特总统对外展示的执政形象是，为了第三世界国家的“人权”，“提倡协商，放弃对抗”。他将自己塑造成一个华盛顿权势集团的“圈外人”，但是，在卡特领导下的美国政府，连同他的选举委员会顾问们，推行的政策是不惜一切代价维护“美国世纪”。在“改革美国外交政策”的外衣下，卡特政府继续推行“新马尔萨斯主义”的基本战略，这一战略是由基辛格在国家安全委员会上根据“国家安全研究备忘录200号”制定的。其目的是阻扰第三世界发展，推行“增长极限论”的后工业政策，用以维护美元霸权。为了证明对第三世界目标国家内政进行干涉的正当性，“人权”成了卡特政府的一个有力武器。

石油冲击之后时，产生了一个严重问题，威胁到新的英美“石油美元货币体系”。1974年，欧共体委员会就已经向其成员国的中央银行提出建议，用黄金解决欧共体成员国内部的贸易结算余额，市场价标准为约150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欧洲提出的这项建议，将大幅减轻许多欧洲国家购买石油的负担，也将降低美元的影响。出于维护美元霸权地位的政治原因，美国财政部强硬地坚持中央银行将美元与黄金的比价人为地维持在42。22美元兑换一盎司纯金的低水平。黄金价位定在较高的水平，可能会打开欧共体与两个主要黄金出产国——南非和苏联建立大规模贸易关系的大门。美国财政部部长助理保罗·沃尔克在1974年秋访问伦敦，严厉警告那些在石油危机期间想把黄金拉回到货币体系中的欧洲国家，不要轻举妄动。

但是，欧洲的想法并不会自然消亡，而是与此相反。约翰·福尔斯特领导下的南非政府，其石油主要依赖进口，正在油价暴涨开始时艰难地维持着南非的经济稳定。同时，尽管在国内有着严厉的种族隔离制度，南非还是试探性地向非洲国家伸出了加强经济合作之手。

安哥拉富藏石油，但南非有安哥拉和其他非洲国家所需要的工业技术和基础设施。这个地区需要经济投资和对外贸易出口。1974年末，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对欧洲的辩论做出了响应，公开要求各国中央银行，把黄金价格重新定到市场水平。

我一直在向货币当局施压，应当允许中央银行之间以市场价格买卖黄金……中央银行金库里的黄金应被重新定价；而且将会有更多的钱支付给阿拉伯国家；其次，美元应贬值。

与此同时，德国和意大利启动了一个双边协议，在此协议下，黄金将作为德国贷款的抵押，价值为当前市场价格（150美元/盎司）的80％。很明显，就如何有效地利用黄金，使之成为占统治地位的美元标准之外的另一个标准，欧洲国家讨论这一问题的动力越来越大。

但是，这些加强欧洲大陆和南非贸易和经济联系的可能性遭到了破坏性的打击。在苏联和古巴的支持下，安哥拉马克思主义人民解放运动（MPLA）将安哥拉带入了与比勒陀利亚敌对的政权统治下。此外，美国官方的储备黄金不断地进行不公开销售，大量流入市场，极大地压制了世界金价，使南非至关重要的采矿业陷入不断加重的经济困境。随后，1976年5月，在南非的索维托镇发生了骚乱。凑巧的是，这次骚乱正好与美国国务卿基辛格访问南非的时间一致。南非警察在索维托对暴民残忍的镇压引起了国际上的政治反响，也使得南非与欧洲国家建立有效的经济联系变得更加困难。但是，在随后的几个月，形势变得相对稳定以后，会谈继续进行；在任何稳定世界货币关系的行动中，让世界上最大的黄金出产国参与是至关重要的。

1977年7月，南非商业月刊《国际观点》发表了对联邦德国重要银行家，德累斯顿银行董事长儒尔根·庞托的采访报道。采访中，庞托阐述了他对解决整个南部非洲经济和种族危机的办法。庞托强调，欧洲必须在解决非洲危机中扮演重要的角色。为此，欧洲必须首先在与石油有关的经济危机之后，恢复她自身的经济秩序。为了做到这些，庞托谈道：必须把建立稳定的货币体系放在优先位置；只要欧共体这样的虽然面积不大但经济上十分重要的地区首先动手，消除其自身的货币混乱，我们将会很快走上实现上述目标的正确道路。

庞托进一步阐述了欧洲经济发展对整个南部非洲的意义，包括让非洲富裕国家如南非、象牙海岸和阿尔及利亚帮助那些最穷的国家发展，“假如消除某些发展限制，她们可以为整个大陆生产足够的粮食，提供工作机会和教育机会”。庞托是南非财政部长尼古拉斯·迪德里希和其指定继任者罗伯特·斯密特的私人密友。更高级别的讨论显然已经在有影响力的欧洲银行业、工业与富含资源的南非政府之间继续展开。一个潜在的联合体正在浮现，这个联合体将改变整个英美世界的地缘政治布局，让纽约和伦敦处于明显的不利地位。

然而这一年7月31日，在法兰克福，儒尔根·庞托被自称属于巴德尔－迈因霍夫帮的恐怖分子暗杀。数星期后，在科隆，德国雇主联合会主席哈恩斯－马丁·施莱耶被同一个组织绑架并杀害。尽管刺客的踪迹指向东边，但有足够的理由相信，某些强大的西方国家情报系统在这两起暗杀事件里扮演了某种角色。在此次事件中，联邦德国陷入了政治混乱，而且恐惧还在蔓延，这在战后时期从未有过。与南非发展关系的可能性也随着庞托和施莱耶的被杀而消失。打破美元统治地位的尝试暂时告一段落。

【围剿伊朗】

采访中，庞托预测的一种可能确实发生了。1978年6月，由于在核能政策、国际货币政策、美元自由贬值和其他所有对欧洲大陆有重要意义的政策上，欧洲与卡特政府的摩擦和公开政策冲突日益增长，在法国和德国的倡议下，欧洲采取了一系列行动，进入建立欧洲货币区的第一阶段，这是第一次将欧洲大陆从美元体制冲击中摆脱出来的尝试。

德国总理施密特和法国总统吉斯卡尔·德斯坦提议，建立一个机构，使其作为欧洲货币体系（EMS）的第一阶段。在此体系中，九个欧共体成员国的中央银行同意相互稳定它们的货币。随着欧共体内部商业贸易量持续增长，欧洲货币体系为保护欧洲内部贸易和货币关系提供了基础。

1979年初，欧洲货币体系开始远作，而且它在稳定欧洲货币方面的效果是明显的。但欧洲货币体系的前景令伦敦和华盛顿担忧。不祥的预兆显示，欧洲货币体系将成为世界货币的新种子，这样一来，必将威胁到当前“石油美元货币体系”的霸权地位。确实，当时的一位德国官员私下把新的欧洲货币体系比作“代替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的种子”。而且，当时的法国政府也这样公开评论。欧洲货币体系以每个成员国20％的黄金和美元储备作为启动资本，建立了一个欧洲货币基金，总价值约为350亿美元。另外，瑞士也在事实上将其货币与欧洲货币新体系联系起来。

早在1977年，德法两国政府就已经开始考虑与某些欧佩克产油国签订某种协议的可能性，在此协议之下，西欧国家将向欧佩克出口高科技，作为回报，欧佩克向西欧长期提供价格稳定的石油。在此协议下，欧佩克国家轮流将她们的财政盈余存入欧洲大陆的银行，而且这笔资金最终将进入欧洲货币体系，以此来建立一个基金，用于其他发展中国家的长期工业发展。

伦敦对德法欧洲货币新体系概念的每一处都持反对意见。由于不能阻止此项计划的实施，伦敦拒绝加入这项新安排。伦敦金融界另有想法。

1978年9月在亚琛召开的德斯坦和施密特的首脑会谈中，德法两国达成了一项关于科技教育和核能合作协定。另外，德斯坦的法国民主联盟为欧洲大陆和其他发展中国家提出了一项总计1000亿美元的五年发展计划建议。1978年7月，卡特总统对波恩和西柏林进行了国事访问，只是增强了法国和德国追求独立政策的决心。

卡特政府制定的《核不扩散法案》并没有成功阻止施密特政府放弃向发展中国家出口核技术的计划，法案的基础是基于和平利用原子能技术会带来核扩散威胁，这种论调本身就是错误的，完全站在英美石油和金融公司的战略立场上。

因此，尽管从20世纪70年代初期开始就作了很多努力，在华盛顿和伦敦的政策制定者心里，以低于至高无上的美元价格来独立自主地发展工业和贸易，这一政策措施对美元霸主地位的“威胁”变得越来越真实。他们认为需要用更加猛烈的打击来动摇某些国家追求科技和工业进步的决心。

确实，他们下手也够狠的。

1978年11月，卡特总统任命彼尔德伯格集团的乔治·波尔领导白宫的伊朗特别工作组，这个工作组直属于国家安全委员会的布热津斯基。波尔同时也是三边委员会的成员，他建议白宫取消对伊朗国王的支持，转向支持伊斯兰激进派阿亚图拉·霍梅尼领导的反对派。中情局的罗伯特·波威是此次由中情局领导的反国王政变行动的现场指挥官之一，在25年前，也是在他们的隐秘行动中国王才登上了权力的宝座。

他们的计划以对伊斯兰激进派的细致研究为基础；研究先由英国伊斯兰专家伯纳德·刘易斯博士提出，后来又在美国的普林斯顿大学继续。刘易斯的计划在1979年5月于奥地利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会议上披露，为了鼓励整个近东伊斯兰世界部族和宗教的割据，计划认可了霍梅尼身后的宗教激进组织运动。刘易斯辩称，西方应该鼓励诸如库尔德人、亚美尼亚人、黎巴嫩宗教激进组织、埃塞俄比亚科普特人、阿塞拜疆族土耳其人及其他人自治。他把这种混乱的蔓延称为“危机拱门”，混乱也将延伸到苏联的伊斯兰地区。

针对伊朗国王的政变，就像1953年针对摩萨台的政变一样，由英国和美国的情报机构策划，夸夸其谈的布热津斯基，骗取公众的“信任”，称这是为了帮助伊朗清除“腐败”，英国再次安然地躲在了后台。

整个1978年，国王领导的伊朗政府与英国石油公司关于修订已经有25年历史的石油开采协定的谈判一直在进行中。直到1978年10月，谈判破裂，破裂原因是英国要求对伊朗未来的石油输出拥有专有权，但又不保证一定会购买。显然，依赖英国控制的石油出口几近结束，伊朗似乎快要独立制定自己的石油销售政策了，这是自1953年以来的第一次，而且有像德国、法国、日本等急切的大买家。当年9月，伊朗刊物《可汗国际》在其社论中评论道：回顾与（大英石油公司）财团之间25年的合作和之前50年的关系，伊朗并不满意……展望未来，伊朗国家石油公司（NIOC）应该自己计划管理所有的经营事务。

通过拒绝购买伊朗的石油产品，英国当时正在勒索伊朗，并对其施加巨大的压力；英国当时每天只向伊朗购买约300万桶石油，但两国的协议是英国必须每天购买不少于500万桶。这给伊朗造成了巨大的收益压力，并创造了一种环境，英美情报机构到处安插受过严格训练的煽动者，大肆煽动对国王的不满情绪。另外，在这个节骨眼上，石油工人的罢工使伊朗石油生产几乎瘫痪。

由于伊朗的国内经济麻烦不断，伊朗秘密警察的美国“安全”顾问实施了空前残酷的镇压政策，以最大限度地激起民众对国王的不满。与此同时，卡特政府不无恶意地开始对国王“践踏人权”提出抗议。

有报道说，依靠其对伊朗金融和银行业的巨大影响力，英国石油公司开始策划从伊朗撤资。BBC广播公司波斯语广播节目，将许多说波斯语的“通讯员”派往甚至是伊朗最偏僻的乡村，报道针对国王的抗议，大肆鼓吹反对政府的言论。当时BBC在伊朗内部给阿亚图拉－霍梅尼提供了足够的宣传平台。这个受英国政府控制的广播机构拒绝给国王平等的回应机会。国王本人对BBC不断的抗议并没有结果。英美情报机构继续着颠覆国王统治的行动。1979年1月，国王逃亡；2月，霍梅尼飞往德黑兰，宣布取代国王的政府。

几个月后，也就是国王去世前，他在流亡中记录道：当时我并不知道——也许我并不想知道，但是，现在我很清楚——是美国想除掉我。显然，这也是那些美国国务院的人权鼓吹者想要的结果……我为什么要让白宫的前副国务卿乔治·波尔当伊朗的顾问呢？……波尔就是那些想遗弃我并最终遗弃我祖国的那些人中的一员1978年，伊朗报纸发表了一篇文章，指责霍梅尼是英国的代理人。作为反应，神职人员组织暴力示威，导致后来国王的逃亡。

在驱逐伊朗国王的过程中，BBC波斯语广播所发挥的作用，在2001年9月24日《伊朗人》上发表的Hosse　in　Shahidi的文章“BBC　Persian　Service　60　years　on”中有详细阐述。BBC与霍梅尼的观点如此相同，以至赢得了阿亚图拉BBC的美称。

随着伊朗国王的倒台和政权转向霍梅尼的拥护者，混乱开始滋生。到1979年5月，霍梅尼政府搁置了伊朗的核电发展计划，并且宣布取消与法国和德国的核反应堆建设计划。

伊朗对世界每天约300万桶的石油出口突然被切断。令人好奇的是，沙特的石油产量在1979年1月也每天消减了大约200万桶。为了给世界石油供应施加更大的压力，英国石油公司宣布，由于不可抗力，取消有关石油供应的合同。鹿特丹石油市场的价格受到英国石油和皇家壳牌公司这些最大的石油公司影响，在1979年急剧攀升。20世纪70年代第二次的石油冲击全面开始。

所有这些都表明，在伦敦的极少数人和美国自由派权势集团的高层人物实际策划了伊朗的这次政变，他们决定对卡特总统隐瞒相关政策及其最终目的。接下来在美国发生的能源危机是卡特一年后竞选连任失败的一个主要原因。

全世界从没有经历过真正意义上的石油供应短缺。数月后，一项由美国审计总署进行的美国国会调查确认，沙特和科威特的现有产能可以在任何时候弥补每天500万～600万桶石油供给的临时性不足。

“七姊妹”石油跨国公司的石油储备量下降，造成了毁灭性的世界油价冲击，在某些等级的原油市场上，原油价格从1978年的约14美元/桶向天文数字般的40美元/桶的价格攀升。抢购石油的长队遍及美国，造成了普遍恐慌。1979年2月，卡特的能源部长和前中情局局长詹姆斯·施莱辛格告知国会和媒体，伊朗石油不能供应世界市场的后果，比1973年阿拉伯石油禁运“预计更加严重”，这不仅没有对缓解紧张局势有所帮助，反而使之进一步恶化。

为缓和国际关系，德、法两国曾希望与苏联发展更具合作性的贸易、经济和外交关系，但卡特政府三边委员会的外交政策进一步使德国和法国在欧洲作出的所有努力陷入混乱；而且许多苏联与西欧之间的能源协议也难以幸免。

卡特的安全顾问布热津斯基和国务卿万斯施行了他们的“环形危机带”政策，将伊朗革命的不稳定因素扩散到整个苏联周边地区。横贯巴基斯坦到伊朗的伊斯兰区域，美国的行动造成了不稳定甚至更坏的结果。

接下来，布热津斯基开始打“中国牌”，1978年12月给予中国外交承认，同时恢复了中国在联合国安理会上的合法席位，允许中国获得美国的技术和军事援助。在1979年1月的一次峰会上，德国总理施密特向卡特总统提出强烈抗议，他认为，卡特的新“中国牌”政策会使莫斯科感到，北约正在以制造混乱和军事敌对的弧形带包围苏联，从而恶化本来就很脆弱的德苏关系。

1979年10月，在第二次石油危机最严重的时候，英美再次发起了新一轮的毁灭性的金融冲击。当年8月，在大卫·洛克菲勒和其他华尔街银行机构的建议下，卡特总统任命保罗·沃克尔为联邦储备委员会主席，在1971年8月，他也曾是美元与黄金脱钩政策的主要策划者。沃克尔，这位洛克菲勒大通曼哈顿银行的前官员，当然也是洛克菲勒三边委员会的成员，成为纽约联邦储备委员会这个世界上权力最大的中央银行的主席。

尽管40美元/桶的油价代表了美元地位戏剧性的提高，但是石油危机的规模，加上国际社会对卡特政府的无能越来越警觉，进一步造成了美元的弱势。从1978年初开始，美元兑德国马克和其他主要货币就已经下降了15个百分点。黄金价格迅速上涨，在1979年9月达到了创纪录的400美元兑换一盎司黄金。阿拉伯国家和其他投资者更愿意在黄金上投资，而不是美元。1978年9月，当人们得知沙特阿拉伯货币局已经开始抛售数十亿美元的美国财政部债券时，美元遭遇了近乎恐慌性的崩盘。甚至对美国坚定的盟友来说，在卡特的总统任内似乎问题太多。

纽约和伦敦的政策战略家接下来准备在石油危机之后实施马尔萨斯主义货币冲击，以使世界发展的天平向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