石油战争-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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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73年10月16日，石油输出国组织（欧佩克）在维也纳召开了一次关于油价的会议，之后，他们将油价从每桶3。01美元提高到每桶5。11美元，涨幅高达令人惊愕的70％。在同一天，欧佩克组织中的阿拉伯成员国在历数美国在中东战争中支持以色列种种罪状的同时，宣布停止对美国和荷兰出口石油——鹿特丹一直是西欧主要的石油港口。

1973年10月17日，沙特阿拉伯、科威特、伊拉克、利比亚、阿联酋、卡塔尔和阿尔及利亚宣布，她们10月份的石油产量将在9月份的基础上削减5％，而且以后每个月再降低5％，“直到以色列从1967年6月所占领的所有阿拉伯领土上完全撤离，并且巴勒斯坦人民的权利得到恢复。”世界上第一次“石油危机”，或者像日本定义的“石油轰动事件”，已经迫在眉睫。

值得注意的是，石油危机在1973年末才真正到来。当时，美国总统正好卷入所谓的“水门事件”，亨利·基辛格因此成为事实总统，全权负责处理危机中的美国政策。

1974年，为了设计一项迫使欧佩克降低油价的战略，尼克松政府派遣一位白宫高级官员前往财政部，但他被粗鲁地赶出了门。在一份备忘录中，这位官员描述道：“是银行界的领袖们不愿意接受让石油降价的建议，极力主张使用‘再循环’计划来适应高油价。这才是致命的决定……”

当时的美国财政部，在部长助理杰克·贝内特的领导之下，与沙特阿拉伯货币局（SAMA）达成了一项秘密协定，该协定于1975年2月在由财政部部长助理贝内特写给国务卿基辛格的备忘录中被最终定了下来。贝内特曾经帮助尼克松总统制定了至关重要的1971年8月的美元政策。秘密协议条款规定，沙特阿拉伯的大部分石油税收收益将用于弥补美国政府的财政赤字。年轻的华尔街投资银行家、当时的怀特维德公司驻伦敦分公司专门经营欧洲债券的负责人大卫·马尔福德被派往沙特阿拉伯，担任沙特阿拉伯货币局的首席“投资顾问”。他的任务是指导沙特阿拉伯把石油美元投资到正确的银行，自然都是些伦敦和纽约的银行。彼尔德伯格计划正在按计划推进。

作为尼克松总统最权威的国家安全顾问，基辛格已经牢牢控制了整个美国的情报系统，还控制了美国的外交政策，就在十月赎罪日战争之前，他说服尼克松提名他为国务卿。由于扮演着重要角色，基辛格拥有两个头衔：白宫国家安全事务助理和国务卿，这是空前绝后的。在尼克松总统任期的最后几个月，没有任何人像基辛格一样拥有这么大的权力。更加有意思的是，基辛格还在1973年获得了诺贝尔和平奖。

就在1974年1月1日德黑兰会议之后，第二次石油价格上涨开始了，这一次油价上涨了一倍，欧佩克原油基准价达到11。65美元。这是伊朗国王强烈要求的结果，是基辛格秘密施加压力让他这样做的。他提出这样的要求，真是令人吃惊，就在几个月前，他还反对欧佩克把油价涨到3。01美元，因为他害怕这会使西方出口商提高出口到伊朗的工业设备的价格，这些设备是伊朗推进雄心勃勃的工业化进程所急需的。华盛顿和西方国家在十月战争中对以色列的支持，激起了与会欧佩克国家的愤怒情绪。就连基辛格掌管的国务院都不知道基辛格与伊朗国王之间的秘密诡计。

从1949年到1970年末，中东原油价格平均约为1。90美元/桶。在1973年初涨到了3。01美元/桶，也就是在那时，彼尔德伯格俱乐部在索尔茨约巴登会议上讨论了未来欧佩克石油价格上涨四倍。到1974年1月，油价上涨四倍已成事实。

【石油危机的经济影响】

1973年底，对美国的石油禁运所产生的社会影响可以用“恐慌”二字来形容。从整个1972年到1973年初，以埃克森公司为首的大型跨国石油公司一直在奉行造成美国国内原油短缺的政策，这一点十分奇怪。尼克松在幕僚建议下所做的一系列不寻常决策，为这些公司开了绿灯。因此，在1973年11月石油禁运的时候，影响可以说是剧烈的。根据1959年美国贸易协议法的规定，白宫有责任控制美国的石油进口。

1973年1月，尼克松任命财政部长乔治·舒尔茨为总统经济事务助理，主管白宫的石油进口政策。财政部副部长威廉·西蒙，曾是华尔街债券商，他被委以石油政策委员会主席的重任，导致10月石油禁运的关键几个月的石油进口供应政策，就是由该委员会制定的。

1973年2月，尼克松被说服建立一个特殊的“能源三人执政”体系，也就是白宫特别能源委员会，其中包括舒尔茨、白宫幕僚约翰·厄利希曼和国家安全事务助理亨利·基辛格。尽管在华盛顿或其他地方没有人意识到，但一切正在悄悄地按照彼尔德伯格的计划布局。到1973年10月，美国国内原油库存已经处于令人担心的低水平线上。欧佩克的原油禁运引发了公众购买汽油的恐慌，纷纷呼吁实行配给制度，随之产生了排长队加油的现象和经济衰退迹象。

石油危机对美国最大城市纽约的影响最为严重。1974年12月，世界上最大的九家银行，由大卫·洛克菲勒的大通曼哈顿银行、花期银行和伦敦－纽约投资银行、拉扎德兄弟银行牵头，通知老派古板的政客——纽约市长亚伯拉罕·毕姆，要他把纽约的巨额养老基金的管理权交给这些银行成立的委员会，即市政协助公司，否则这些银行和他们的媒体伙伴将施加影响，摧毁纽约的财政。毫不奇怪，这位强势市长屈服了，而且纽约市被迫大幅削减了公路、桥梁、医院和学校的投资，用于偿还银行债务，使得数万工人下岗。这座美国最大的城市开始变得支离破碎。拉扎德兄弟银行的菲利克斯·罗哈庭开始成为新银行家们的收款代理人，他也被媒体授予“巨无霸”称号。

在西欧，油价上涨的冲击和禁运也同样产生了巨大的影响。从英国到欧洲大陆，一个一个国家相继感受到了30年代以来最严重经济危机的影响。整个欧洲，破产和失业已经达到令人担忧的程度。

德国政府制定了周末禁止开车上路的紧急规定，为节约石油进口成本进行最后的努力。到1974年6月，石油危机的影响导致德国赫尔斯塔银行的倒闭，德国马克陷入危机。1974年，随着德国的进口石油花费增至骇人听闻的170亿德国马克，估计有将近50万人由于石油危机而失业，通货膨胀率已经达到了令人担忧的8％。危机带来的影响使德国基础能源价格突然增长400％，对工业、运输业和农业带来了毁灭性打击。关键产业如钢铁、造船和化工也陷入了深重的危机。

受国内石油危机的影响，再加上其顾问根舍·纪尧姆涉嫌东德间谍活动被曝光，维利·勃兰特政府倒台。1974年5月，勃兰特向联邦总统海涅曼递交了辞呈。随后，总统任命赫尔穆特·施密特为总理。那个时期，多数欧洲国家的政府都因为石油危机影响经济而被迫下台。

对世界上的欠发达国家来说，能源价格一夜之间上涨四倍的影响显得更为严重。她们大多数没有多少国内石油资源，现在突然不得不面对出乎意料的四倍能源进口成本，已经支付不起，化工原料和肥料就更不用说了，因为这些都是从石油里提炼的。这个时候，评论家开始讨论“治疗类选法”，这是一种根据紧迫性和救活的可能性等因素决定在战场上优先治疗哪些伤员的方法，并且出现了“第三世界”和“第四世界”（非欧佩克国家）等新词汇。

1973年，印度贸易收支盈余，正处于经济发展的健康轨道上。1974年，印度外汇储备为6。29亿美元，但要支付的年石油进口账单几乎是这个数字的两倍，达到12。41亿美元。苏丹、巴基斯坦、菲律宾、泰国和所有非洲及拉丁美洲国家在1974年都面临巨额的贸易赤字。国际货币基金组织称，1974年，发展中国家承受了总额为350亿美元的贸易赤字，这在当时已经是相当巨大的数字了。而且，毫不奇怪的是，这比1973年的赤字增加了四倍，油价也正好上涨了四倍。20世纪70年代初，工业和贸易在经历了几年迅猛增长之后，发生了1974～1975年席卷世界的工业滑坡，严重程度超过了战后任何一次。

就在基辛格谋划的1973年石油危机给世界工业增长造成毁灭性打击时，却给某些人带来了巨大的利益——主要是纽约和伦敦的大银行和号称“七姊妹”的英美跨国石油公司。到1974年，埃克森公司超过通用汽车公司而成为美国总营业收入最多的公司。它的姐妹公司——包括美孚、德士古、雪佛龙和海湾石油公司与埃克森公司的情况也相差不多。

欧佩克美元的大量收入，即基辛格的“再循环石油美元”，被存入了伦敦和纽约的主要银行，这些银行不光处理美元业务，同时也参与国际石油交易。大通曼哈顿、花旗、汉华实业、巴克莱、劳埃德、米德兰——全部在石油危机中发了横财。接下来，我们将看到它们在20世纪70年代如何再循环使用它们的石油美元，以及这一点是怎样为80年代严重的债务危机埋下伏笔的。在20世纪70年代的石油危机期间，基辛格与英国外交部之间的关系十分密切。为了说明这一点，引用一段讲话非常有用，这是基辛格博士1982年5月10日在皇家伦敦国际事务研究所的讲话。讲话十分坦率。在对两个世纪英国娴熟的“均势”外交大肆赞扬了几分钟后，基辛格对战后美国与英国的“特殊关系”给予了满意的评价，他说：

“战后的外交史充满了英美之间的‘和解’与‘理解’，有时甚至是在一些关键问题上，这些都没有写在正式的文件中……英国给予美国的实际帮助很多，甚至像是参与到美国的内部筹划中。这种紧密程度，在历史上任何两个主权国家之间从来没有过。在我任职期间，英国在某些美国与别国的双边谈判中发挥了根本性的作用……我在白宫时，与英国外交部保持密切的信息交流，甚至比我与美国国务院的交流还多……”

随后，基辛格举了美国在罗德西亚前途问题谈判上的例子，“在我参与罗德西亚谈判时，甚至还没有搞清楚工作文件和内阁批准文件间的区别，就匆匆拿着英国人用英国英语起草的方案上阵了。合作促成了我们的今天……”

【剪掉“核玫瑰之花”】

关于油价上涨四倍，笔者关注的主要一点是，如何确保这一激烈行动不会驱使全世界加速另一个已经很强的势头——建设核电站，这是一种效率更高、花费却更少的替代能源。

基辛格在哈佛时的院长，也是他短暂担任约翰·肯尼迪政府国家安全委员会顾问时的上司麦克乔治·邦迪。邦迪1966年离开白宫，担任美国当时最大的私人基金会——福特基金会的董事长。在任福特基金会董事长期间，他扮演了影响美国国内政策的重要角色。1971年12月，邦迪拿出400万美元和三年时间，在基金会设立了一个新的重点项目——能源政策项目，项目负责人是大卫·弗里曼。在1974年的石油危机中，邦迪主政下的研究报告《时机选择：美国能源的未来》在争议声中发表，目的是为了在石油危机的关键时刻形成公开辩论。

美国权势集团内部第一次出现了欺骗性的论题，而且被公布于众：“能源增长和经济增长是可以分开的，它们不是双胞胎。”弗里曼的研究提倡新奇且效率低下的“替代”能源，例如风力、太阳能光伏板和燃烧可循环废料。福特报告对核能进行了猛烈的攻击，声称与核能发电有关的技术理论上可以用来制造原子弹。报告宣称：“燃料本身或它的副产品钚，可以直接用作或加工成为制造原子弹或其他爆炸装置的原材料。”

福特报告准确地注意到，未来将挑战石油而成为能源霸主的主要竞争者是核能，并警告：“由于核技术的发展，核能在世界上每一个地方都将快速蔓延，特别是快速核反应堆（快堆）和提炼浓缩铀的离心分离机技术。”邦迪项目确定了美国金融机构的“绿色”反核框架。

到20世纪70年代早期，核技术已成为未来高效发电方法的首选，比石油或煤炭更加高效（而且更有利于环保）。在石油危机的冲击下，欧共体已经开始了大型核能开发项目。1975年，参与此计划的成员国主张，到1985年要在欧洲大陆建立160～200座核能发电站。

对于1974年石油危机的影响，1975年，西德施密特政府作出了理性的反应，决定建设发电量420亿瓦的核电站项目，其发电总量将在1985年占整个德国用电量需求的约45％。在欧洲，只有法国超过了西德，法国要在1985年前建成发电量450亿瓦的核电站。在1975年的石油危机冲击中，意大利工业部长卡洛·多纳特·卡廷指示意大利核能公司ENEL和CNEN草拟一个在80年代早期建成约20座核电站的计划。甚至刚刚从佛朗哥40年的统治下摆脱出来的西班牙，也提出要在1983年前建设20座核电站的计划。一座常规的十亿瓦核设施基本可以满足一座百万人口的现代工业城市的所有电力需求。

1974年石油危机发生时，欧洲的核能工业开始快速增长，尤其是法国和西德。法国和西德第一次在核出口市场成为美国的竞争对手，此前一直是美国主导着这一市场。法国方面收到伊朗国王的一封信，要求帮助伊朗建设四座核反应堆，联邦德国电力公司也收到了同样内容的信。而此时，法国已与巴基斯坦布托政府签订了协议，帮助巴基斯坦建设现代化的核基础设施。西德政府与巴西的谈判在1976年达成协议，在和平利用核能方面加强双方的合作。协议包括由西德建立八座核反应堆和再生及浓缩铀反应堆燃料。德法两国的核能公司完全按照艾森豪威尔1953年“和平原子能宣言”的精神，在各自政府的全力支持下，开始与经过挑选的一些国家进行谈判。很明显，英美对能源的控制，是以控制世界主要能源资源为基础的，如果这些相当可行的计划继续下去，那么英美的地位将会受到威胁。

战后，与石油相比，核能更能代表技术的进步，这如同在19世纪末，当费舍尔勋爵和丘吉尔争论是否应该把英国海军从使用煤作燃料转向使用石油时，石油要比煤炭更加先进一样。不同的是，在20世纪70年代，英国及其美国兄弟牢牢地控制了世界的石油供给。特别是，如果商用快速核反应堆和热核反应计划得以实现，核能技术将预示着世界能源供给可能将不受限制。

1974年石油冲击的直接结果是，在世界核工业内部建立了两个组织，很有意思的是这两个组织的总部都设在伦敦。1975年初，一个非正式半秘密组织——“核供应商集团”或者叫“伦敦俱乐部”成立了。这个组织包括了英国、美国和加拿大，还有法国、西德、日本和苏联。这是英美早期的一种努力，目的是为了在核出口问题上自我约束。1975年5月，另一个秘密组织——“伦敦铀学会”成立，核供应商集团得到了补充。伦敦铀学会由历史上的英国殖民地国家所主导，包括加拿大、澳大利亚、南非和英国。这些“内部”组织是必要的，但却还不足以让英美利益集团遏制住20世纪70年代初期的核“威胁”。就像一位来自阿斯彭研究所的美国杰出反核人士所说：“我们必须把‘核玫瑰之花’剪掉。”他们确实也做到了。

【“绿色行动”遏制核能发展】

无独有偶，在1974～1975年石油冲击衰退之后，西欧人口不断增长，特别是西德，由此引发了战后第一次讨论“增长极限”或者说环境威胁问题，而且开始对他们的工业增长和技术进步的信念产生疑问。很少有人意识到，在一定程度上，他们的新“观点”受到某个网络的精心操纵，这个网络由英美金融和工业圈子建立，它们与躲藏在索尔茨约巴登石油战略之后的利益圈子完全相同。

从20世纪70年代开始，一批经过精心挑选的英美智囊和杂志发起了一轮可怕的宣传攻势，目的是为了形成一种新的“增长极限”议程，以确保猛烈的石油冲击战略取得“成功”。出席1973年5月在索尔茨约巴登举行的彼尔德伯格俱乐部会议的美国代表、石油巨头罗伯特·安德森是执行英美生态议程的关键人物。这是历史上又一次非常成功的欺诈行动。

这一次，他们将目标对准了核能，安德森和他的大西洋利奇菲尔德石油公司通过大西洋利奇菲尔德基金会将数百万美元注入被选定的机构。安德森慷慨赠予的主要受益人是一个名为“地球之友”的组织，它当时是靠安德森拿出的20万美元成立的。安德森的地球之友最早期的行动是，通过其反核行动对西德核工业进行突袭。1976年，地球之友的领导人霍尔格·斯特罗姆发动的早期行动之一就是“反对布洛克多夫核电站”大游行。地球之友在法国的主管布莱斯·拉隆德是洛克菲勒家族的公司——库德特兄弟公司的巴黎合伙人，他后来在1989年成为密特朗的的环境部长。正是地球之友组织阻止了日本－澳大利亚供铀协议中的一项主要条款。1974年11月，日本首相田中角荣在堪培拉会见了澳大利亚总理高夫·惠特拉姆。双方达成了一项承诺，澳大利亚向日本提供潜在价值达数十亿美元的铀矿石来满足日本未来的需求，并与日本合作开发浓缩铀技术。英国铀矿开采巨头力拓锌业公司为了动员各方反对未决的澳日协议，在澳大利亚秘密安插了地球之友组织，结果造成了几个月后惠特拉姆政府的垮台。地球之友在伦敦和华盛顿的高层有许多“朋友”。

不过，在美国和欧洲传播“增长极限”，罗伯特·安德森主要依靠的是阿斯彭研究所的人文研究项目。阿斯彭研究所所长是安德森本人，副所长是大西洋利奇费尔德基金会领导人托尔顿·布拉德肖。20世纪70年代初，阿斯彭研究所曾是研究机构中开展反核活动的主要财务渠道。

当时，在人们所熟知的阿斯彭研究所理事中，世界银行总裁、越南战争的主谋罗伯特·麦克纳马拉也是其中之一。其他精心挑选的理事还包括牛津大学的布洛克勋爵，亲英派美国经济学家理查德·贾德纳（后来的美国驻意大利大使），华尔街银行家、雷曼兄弟公司的拉塞尔·彼得森以及埃克森公司董事会成员杰克·克拉克、海湾石油公司的杰瑞·麦卡费和美孚石油公司董事乔治·麦基，他也是出席1954年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立会议的前美国国务院官员。同样在早期加入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的还有汉堡《时间》杂志出版人马里恩伯爵夫人敦霍夫，以及前大通曼哈顿银行董事长和驻德高级专员约翰·麦克洛伊。

罗伯特·安德森还从麦克乔治·邦迪管理的福特基金会邀请约瑟夫·斯拉特担任阿斯彭研究所的所长。在20世纪70年代早期，这确实是一个团结紧密的英美大家庭。在阿斯彭研究所，斯拉特启动的最初项目的目的，是为在全球范围内有组织地反对工业增长——特别是核工业做准备，这一项目用的是联合国的赞助（和资金）。斯拉特保证，即使面对发展中国家的强烈反对，瑞典驻联合国大使思维克·阿斯特罗姆也会提议联合国召开一次关于环境问题的世界大会。

1972年6月，联合国环境大会在斯德哥尔摩召开。从一开始，这次会议就是由安德森的阿斯彭研究所操办的。加拿大石油商人、阿斯彭研究所理事毛利斯·斯特朗担任了大会主席。在联合国的支持下，阿斯彭研究所还筹资建立了国际零增长网络——国际环境和发展研究所，其理事成员包括罗伯特·安德森、罗伯特·麦克纳马拉、斯特朗和英国工党的罗伊·詹金斯。这个组织立即编写了一本书——《只有一个地球》，作者为洛克菲勒大学副教授雷纳·杜博斯和英国的马尔萨斯主义者巴巴拉·瓦德。这一次，他们还说服国际商会支持毛利斯·斯特朗和阿斯彭研究所举办的研讨会，向国际商业人士宣传新的环保主义理念。

1972年斯德哥尔摩大会建立了一个国际组织和宣传平台。到1973～1974年发生石油危机时，大西洋里奇菲尔德公司与石油的相关业务渠道、洛克菲勒兄弟基金和其他英美公司已经准备了数百万美元的资金。在这些资金的资助下，大规模的反核宣传攻势得以启动。这些资金赞助的机构，包括超级精英人物参与的世界野生动物基金会，该基金会先是由彼尔德伯格俱乐部成员伯恩哈德王子掌控，后来是皇家荷兰壳牌公司的约翰·劳顿操纵1973年6月，由大通曼哈顿银行主席大卫·洛克菲勒提议，在比尔德伯格集团建立的基础上，成立了一个非常有影响力的国际新机构，即三边委员会。这个机构的第一个执行理事是比尔德伯格活动的参加者布热津斯基。三边委员会也是战后第一次吸收日本财政与商业精英参加英国政策的制订。1976年，基辛格与布热津斯基互换了位置，变成了三边委员会的执行理事，布热津斯基接替基辛格担任新总统吉米·卡特的国家安全顾问，卡特本人与他内阁的许多重要的部长也是半保密的三边委员会成员。

这些机构对美英媒体有着不可抵抗的影响力，主要表现是：在罗伯特·安德森资助的反核攻势中，没有听到任何可能产生利益冲突的公众的声音，而且事实上大西洋里奇菲尔德石油公司就是1974年油价上涨后的主要受益公司之一。安德森的ARCO公司、埃克森公司、BP公司、壳牌公司和其他“七姊妹”公司已经投入数千万美元在阿拉斯加的普拉德霍湾和英国的北海建立高风险的石油基础设施。

如果1974年的石油危机没有使石油市场价格上涨到11。65美元/桶或邻近价位的话，那么安德森在北海和阿拉斯加的投资，以及BP公司、埃克森公司和其他公司的投资，就会导致财务崩溃。为了保证英国媒体出现友好的声音，安德森当时买下了伦敦的《观察家报》。事实上，也没人会问，安德森和他那些影响力巨大的朋友们怎么知道，基辛格将为他们创造油价上涨四倍的条件这一部分的背景是作者在长达16年的时间里的广泛调研和对企业进行研究的结果。

为了不错过任何一个宣传零增长的机会，罗伯特·安德森还给另一个项目捐助了一大笔资金。在洛克菲勒的意大利贝拉乔别墅，洛克菲勒家族和奥雷利奥·佩切伊、亚历山大·金启动了这个项目。1972年，罗马俱乐部及罗马俱乐部美国协会，在公众中大肆宣扬由丹尼斯·梅多斯和杰·弗瑞斯特通过计算机模拟出来的、名叫“增长的极限”的科学欺诈理论。梅多斯和弗瑞斯特在毫无可信度的马尔萨斯理论中加入了现代计算机图表，并坚称世界由于缺乏足够的能源、食物和其他资源而即将毁灭。马尔萨斯也是这样认为的，但他们忽略了技术进步为改善人类条件带来的影响。他们所要表达的是一种紧张阴暗的文化悲观主义情绪。

这次新的英美反核攻势的首要目标之一是联邦德国。法国的核能计划即使不比联邦德国更加宏大，至少不差，但由于二战后联邦德国被占领，英美情报机构更有可能取得成功。1975年，施密特政府关于核能发展计划协议的墨迹未干，突袭行动就开始了。

这次行动的关键人物是一位名叫佩特拉·凯利的年轻女性，她的母亲是德国人，继父是美国人，而且她一直在美国生活到1970年，除了为美国参议员胡伯特·汉弗雷工作以外，没有做过任何其他工作。在美国期间，佩特拉·凯利与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建立了亲密联系，该委员会是麦克乔治·邦迪任董事长期间福特基金会创立的英美反核组织新的领导机构之一。当时自然资源保护委员会的理事包括巴巴拉·瓦德（杰克逊女士）和劳伦斯·洛克菲勒。70年代中期，凯利在西德开始组织合法的抗议活动，攻击政府的核能建设计划，结果是导致花费巨大的计划停滞，最终，西德的整个核能计划被削减。

【控制别国人口增长以保美国安全】

1798年，默默无闻的英国牧师托马斯·马尔萨斯由于提出了“人口原理”，受到极力吹捧，而一夜成名。他当时在英国东印度公司的海利贝里东印度学院任政治经济学教授。他的论文本身就是一种科学欺诈，他大量剽窃了一位威尼斯人对美国人本杰明·富兰克林积极人口理论批评的内容。

1774年，那位威尼斯人对富兰克林理论的抨击被吉安玛丽亚·奥特斯记录下来。马尔萨斯的奥特斯“理论”的改写版经过炮制，披上了数学合理性的外衣，他称其为“几何级数法则”。“几何级数法则”认为，人类的人口总是呈几何形式扩张，然而从算术上说生存的资料却是有限的，或者说是呈线性增长的。马尔萨斯论点的缺陷是，自1798年以来，人类文明、技术和农业生产力的大力发展无可辩驳地证明：马尔萨斯故意忽略了科学和技术进步对粮食总产量、劳动生产率和其他方面的贡献。

到20世纪70年代中期，英美机构的新宣传攻势取得明显效果，美国政府在记者会上公开自夸他们是忠实的“新马尔萨斯主义者”就是证明。仅仅在十年以前或稍早，他们还在茶余饭后取笑马萨斯主义者。但是在美国，没有什么地方比基辛格的国家安全委员会更加疯狂地迎合英国马尔萨斯主义经济学了。

1974年4月24日，在石油危机中期，白宫国家安全顾问亨利·基辛格签发了《国家安全委员会研究备忘录200号》（NSSM200），主题是“世界人口增长对美国安全和海外利益的含义”。备忘录被转发给所有的内阁部长、参谋长联席会议成员，以及中情局和其他重要机构。1975年10月16日，在基辛格的力主下，杰拉尔德·福特总统签发了“加强美国在世界人口问题上的领导”的备忘录，该备忘录的基础是NSSM200。这份文件在美国历史上第一次让马尔萨斯主义成为关乎美国安全政策的重要内容。更具讽刺意义的是，这是由一位在德国出生的犹太人发起的。甚至在纳粹统治时期，德国政府官员也对是否给予这些内容以官方支持持谨慎态度。

NSSM200声称，在某些发展中国家，人口增长对美国国家安全产生了“威胁”，而这些国家往往都拥有对美国经济而言非常重要的战略资源。这份研究备忘录警告，在国内人口增长的压力下，在与美国的贸易中，拥有重要战略资源的国家将试图寻求更高的价格和更好的条件。在备忘录的内容中，有13个国家被列入名单，成为美国人口控制努力的“战略目标”。这个1974年拟定的名单是指导性的。毫无疑问，正如基辛格作出的其他重大决定一样，这些目标国家都是在与英国外交部紧密磋商后选定的。

基辛格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