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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的怀乡病-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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的价值所在。
“我已经闷得发霉了”，卡罗尔一心寻求新的刺激，“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最初的日子里，你可以进行巨大的改变，接下来，你可以进行不错的变革，但再接下来，你的花招用完了。但是世界上永远有等待改变的事情。而且当你看到你改变的事物发展越来越大时，你几乎找不到比这更令人兴奋的工作了。”从发行量为万份的《莱克兴顿先驱领导报》到销量为万份的《巴尔的摩太阳报》，如今的挑战是发行量100万份的《洛杉矶时报》。
卡罗尔了解新工作有多么刺激。《洛杉矶时报》曾经破烂不堪，但自从1881年创办以来，它始终是加州的主宰。尽管内容糟糕无比，但它却垄断了美国西岸的舆论，创造了令人吃惊的财富。大卫·哈斯塔姆说，在东部，只有洛克菲勒家族与苏兹伯格家族加在一起才可能与之媲美。
在第四代发行人奥蒂斯·钱德勒（Otis Chandler）的指挥下，《洛杉矶时报》成功地从暴发户过渡到以杰出人才、最新电脑设备与公正的编辑理念为核心的文明的新型报业巨子。从1960年成为发行人起，奥蒂斯·钱德勒这个英俊非凡的年轻人利用20年时间玩了一个令全世界瞠目结舌的游戏。
20世纪60年代，杰出报纸的标志是它的华盛顿分部与驻外记者的实力，政治与外交是那个时代的核心。而在1958年前，总统杜鲁门曾称《洛杉矶时报》为“全国倒数第二的报纸”。
奥蒂斯·钱德勒知道《洛杉矶时报》倘若要与东部的 《纽约时报》一争高下，就必须抛弃西部粗俗的左派，接受东部新闻界的游戏规则。他说服《前锋论坛报》的华盛顿分部负责人鲍勃·唐纳凡跳槽，在整个华府，唐纳凡是仅次于《纽约时报》的詹姆斯·莱斯顿的第二号明星，他知道如何优雅地报道政治新闻，并以翩翩风度赢得信任。
拥有唐纳凡是《洛杉矶时报》变革的第一步，它一下子就获得了同行们的尊敬。像本·布莱德利改组《华盛顿邮报》一样，奥蒂斯·钱德勒马不停蹄地招徕明星记者，给他们最好的待遇，最宽松的环境。在这样以智力取胜的行业中，明星记者们迅速让这份曾经丑陋不堪的报纸跻身于最杰出的报纸之列。到了1980年奥蒂斯·钱德勒退休时，《洛杉矶时报》已经被普遍视作是全国最佳的3至4份报纸之一，与《纽约时报》、《华尔街日报》、《华盛顿邮报》比肩而立。而它在商业方面也取得空前的成功—它的母公司时代—镜报集团成为全美第二大媒体公司。奥蒂斯·钱德勒遵循着传统报业的习惯—拥有伟大的新闻产品，财富的获得是必然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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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3）
约翰·卡罗尔知道奥蒂斯·钱德勒创造过的不朽传奇，也清楚如果他将《洛杉矶时报》带出目前的僵局自己将获得怎样的成就感。自从进入20世纪90年代以来，《洛杉矶时报》就进入了发展停滞状态。1995年，华尔街宠儿马克·威利斯成为时代—镜报的首席执行官，他雄心勃勃地试图改变现状，然而却将《洛杉矶时报》引入尴尬的境界。
这位传统公司的负责人显然不了解一张伟大的报纸意味着什么。马克·威利斯为了节约成本，先是关闭包括《纽约日报》（Newsday）这样的分公司，甚至鲁莽地打破了报业中的长期传统—编辑权与经营权的分开。他将报社看作是一家简单的产品生产公司，编辑部不过是像市场部门、广告部门一样的平行部门。他在报社内设立总经理，全权负责所有事务，然后将不同版组演变成不同的生产部，每个部门由一位经营人员负责，称作“产品经理”，每版编辑与“产品经理”一起商讨确立版面内容。
为了吸引广告客户，《洛杉矶时报》推出“垂直客户产品”，比如销售人员发现《洛杉矶时报》在富有的金融业广告中缺乏份额时，产品经理就与编辑们坐下来一起讨论设立“投资版”，广告商驱动力正在慢慢取代“读者的需要”。
同时，迷恋于数据增长的马克·威利斯不仅想看到广告额的增长，还希望将发行量提高。报纸的价格降低到25美分，新闻的标题与图片加大。而为了吸引文化程度不高的读者，图表的比例被大幅增加。这位没有任何新闻背景的最高长官说，他喜欢富有情感而非理性分析的故事，因为这样容易吸引女性读者。
马克·威利斯对此怀有简单的理念：必须打破编辑部门与经营部门各自为政的状态，他们都应该为报社的整体利益考虑。尽管一些编辑说，威利斯的举动至少打破了报社内的沉沉死气，但是相当多的编辑人员则对此充满怀疑。一位叫詹姆斯·瑞尼的地区版作家甚至开始怀念20世纪80年代初的岁月，作为年轻记者的他亲眼看到当时的编辑吉姆·李维如何坚守横在编辑部与经营部之间的那道墙：当时该版的编辑与广告部员工在同一个大工作间办公，但这个满头白发的强势编辑只要看到广告部人员靠近编辑部这边，就会大声喊道：“你这个广告蠢蛋，你到这边儿干吗？”
1999年，以商业需求主导新闻操作的《洛杉矶时报》犯下了致命的错误。它的广告部门与当时洛杉矶新建体育馆Staple Center签下了利润分成协议，而编辑部在不知情的情况下大幅度地报道了该体育场馆。这则被其他媒体披露的新闻迅速成为美国新闻史上最著名的丑闻之一，整个舆论界表现出极大的惊恐—美国最著名的新闻机构之一居然公然出卖它的新闻理念。
300名《洛杉矶时报》员工联名发出抗议信，对编辑人员被暗藏的商业利益无耻利用表示深深的震惊，并相信报社的信誉已被颠覆性地破坏，因为这等于向公众暗示，新闻是可以被收买的。尽管《洛杉矶时报》在它的头版上刊登了道歉信：“当编辑独立原则与商业利益冲突时，毫无疑问，我们将首先考虑编辑原则……”包括马克·威利斯在内的所有高层人员都表示歉意。威利斯承认，需要重新确立编辑部与经营部门之间的界限。
这份曾经如此伟大的报纸陷入了空前的混乱与不安，它的大量杰出记者转投《纽约时报》，而剩下的编辑记者们则惶惶不安，他们依旧不熟悉新的游戏规则。每个部门由不懂新闻的产品经理负责，当一位记者外出几天采访时，他就会担心回来时自己的职位是否已经丢失，因为竞争者很可能说服产品经理采取这种非理智性措施。
这种混乱局面终于致使时代—镜报集团成为收购对象，论坛报业集团出资90亿美元于2000年3月兼并了该公司。批评家们几乎一致性地将指责泼到了马克·威利斯身上。这位华尔街宠儿在任期5年内尽管一直试图获得更多利润，但公司股票在美国历史上最著名的牛市期间却几乎没有任何实质增长，发行量却加大了亏损，新增加的读者群缺乏实质的商业价值。更重要的是，在以信誉取胜的报业，《洛杉矶时报》的新闻理念倍受怀疑，士气跌到了谷底。
约翰·卡罗尔希望他能够重温奥蒂斯·钱德勒时代的辉煌，在新搭档发行人约翰·普尔纳的配合下，他开始雄心勃勃的重建工作。他们一方面裁减冗员、关闭效用低下的机构，另一方面在全球报业不景气的情况下雇佣更杰出的报道人员。他们扩大了对国际务事务的报道，在韩国设立新分社，不惜为好新闻花更多的钱—仅仅在佛罗里达州令人尴尬的选举上，报社便花费掉上百万美元。
这位从未掌管过如此大发行量报刊的总编辑说：“我的策略就是在寻找更杰出的关键人物的问题上毫不妥协。只要他们在，一切都会好起来。如果我需要哪些人，我将尽我所能。一份报纸不过是许多工艺的结合，我们将每一环节上做到最好：写作、报道、摄影、图表、设计、文字、标题……尽管它们不一定就能确保成功，但每一样都不可或缺。”
从前只有《洛杉矶时报》的人员投奔到《纽约时报》，而现在，约翰·卡罗尔开始招徕《纽约时报》最优秀的编辑了。迪安·班奎特，《纽约时报》全国版编辑，1988年普利策调查新闻奖获得者，一位被同事形容为具有“绝妙创意，不知疲倦”的杰出编辑开始考虑是否去西部工作了。他已进入《纽约时报》的最高决策层，是非洲裔美国人在新闻界的最闪耀明星。但是，卡罗尔不停地给他打电话，飞到曼哈顿同他共进晚餐，向他描述重塑一份伟大的报纸是多么激动人心……而当时的《纽约时报》执行总编辑约瑟夫·李维勒在得到风声后，邀请班奎特到他的农场度假，向他说明其他报纸都如此脆弱，而只有为《纽约时报》工作才是最值得的，况且这里有这么多人喜欢他。接着，总编辑比尔·凯勒也开始游说班奎特，他甚至开玩笑说，喝西部的水会造成阳痿。
《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4）
但是，班奎特无法抵制住卡罗尔的诱惑，他们要一起迎接一项非凡的挑战，并获得无可比拟的胜利喜悦。班奎特的离开使得李维勒大为恼火，却使《洛杉矶时报》一片欢呼，这不仅削弱了对手，更重要的是极大地鼓舞了士气。《洛杉矶时报》的员工们相信，伟大的改变正在到来。他们不断从《迈阿密先驱论坛报》、《费城问询报》寻找来优秀的人物。
一个朝气蓬勃的新团队给人以无限希望，正如发行人普尔纳所说，现在“他们要将《洛杉矶时报》改造成全美最佳大都会日报，要在新闻上同《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一争高下。”同时，他们也将使报纸集中于受过良好教育的人群，因为这些读者最有价值。
令卡罗尔稍稍不安的是，《洛杉矶时报》的影响力依旧抵不上《纽约时报》，当加州州长格雷·戴维斯写文章向布什汇报加州的能源危机时，他选择刊登的媒体是《纽约时报》，而非自己家乡的《洛杉矶时报》。
这是《洛杉矶时报》120年历史中的又一个关键时刻，在很多人看到希望的同时，一些批评者也表达了他们的忧虑。著名新闻人比尔·托玛斯在与约翰·卡罗尔共进午餐时说，《洛杉矶时报》已不可能成为最伟大的报纸，因为对于一家公开上市的公司来说，如果投入不能带来相应的利润，公司就不会继续投入。事实上，将新闻水准由高水准提到更高水准，所需要的编辑成本将大大增加，而这却不一定带来相匹配的利润，尤其在短期内。
尽管卡罗尔不同意批评者的观点，并为自己目前的工作骄傲不已，但是这个问题的确已经触及到更深层的公司管理结构问题。所有伟大的报纸，往往都是由家族掌管的，因而较少受到经营压力。就像斯坦福大学新闻学教授威廉·伍所说，新闻业从一开始就是一项生意。只不过在最初，这项生意不受华尔街的干扰，由报业家族的传统所支配。但是当报业公司公开发行股票时，它的压力就猛然加大，报纸就要面临咄咄逼人的盈利压力，短视的管理者常常会做出马克·威利斯式的决定。
但不管华尔街分析家怎样说，经营报业的确与经营其他产品不同。正如奥蒂斯·钱德勒当时对马克·威利斯的抗议：“我不能想像报业公司由两位毫无新闻经验的人在经营……新闻业的确与其他生意不同，在Staple Center上的作为极大损害了《洛杉矶时报》在读者、广告商与股票持有者间的信任度……”媒体经营似乎往往遵守“看不见的手”式的游戏规则，当编辑部与经营部彼此不相干时，公司往往处于最佳时期，而当它们彼此帮助时，灾难可能就会出现。从奥蒂斯·钱德勒时代到马克·威利斯时代，就表现出了这种微妙关系。
当然，约翰·卡罗尔仍不需要思考这样的问题，《洛杉矶时报》在他手中正在迎来一个新的春天，他卷起袖子，不知疲倦地监督着每一个新闻产品的出现，并致力使它们面貌一新。拯救衰亡事物的过程永远都充满魅力，尤其当你知道自己的每一点努力都将透过100万份报纸向世界宣称时。奥蒂斯·钱德勒曾为此兴奋，如今是约翰·卡罗尔和他骄傲的伙伴们为此在不懈努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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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1）
“哦，亲爱的，战争改变了一切。”老套得令人心碎的好莱坞台词，如今变成了美国新闻界的真实写照。听听昨天还对康迪特议员的绯闻、辛普森案件支离破碎的进展而喋喋不休的CNN新闻主播阿容·布朗在说些什么，这个美丽而饶舌的女人竟然对从五角大楼的废墟、世贸大厦的浓烟、阿富汗的战况发表着近乎稳健的看法。从前，她们对一条裙子上残留的精液兴致昂然，如今她们对炭疽菌的分子结构了如指掌。
梅尔·卡迈津，维亚康姆公司（CBS的母公司）首席运营官，一位长期以来背负了“为了广告销售额不择手段”恶名的商人，在广场饭店里宣讲新闻业的责任。他不断引用马丁·路德·金与爱德华·默罗）的名言，当他说道“我们将遵循自己的使命”时，大厅内NBC、ABC、CNN、FOX电视台的同行们起立鼓掌—为卡迈津，当然更为自己。
AOL…时代华纳公司的杰拉德·莱文开始重拾亨利·鲁斯的理想了：“AOL…时代华纳不但要为股东负责，同样也要承担社会责任。我会为CNN、NY1以及所有的杂志提供任何所需的资源，为此我将做一切可能做的事。我已经没有兴趣去听这些花费会带来多少利润。事物已经发生了真正的改变。”在演讲结束时，他甚至补充道：“我会坚持使用‘社会责任’这个词，就像《时代》所做的那样。”一直对利润具有强烈追逐欲的《纽约时报》的发行人小阿瑟·苏兹伯格在广告收入大幅度下滑时则一再强调：“新闻质量是公司成功与否的关键。我们仍将竭尽全力为用户提供一流的新闻报道。”媒体分析家说，媒体公司为报道这场战争（指阿富汗战争）至少多花费了5亿美元，这还不包括“9·11”事件当天电视网不播出广告而损失的5亿美元。
似乎在转瞬间，所有的新闻工作者都从战争报道中寻找自己的尊严感—我们不是小报记者；媒体公司的出版商们则向公众显示自己的社会良心—责任感比利润更重要。拉里·弗林特先生（Larry Flynt），最富盛名的色情出版业巨子，如今开始状告美国国防部，因为后者拒绝了《好色客》（Hustler）杂志派随军记者前往阿富汗采访的申请，而弗林特先生的理由是：“基于长久以来对重大国际及国内问题的关注，我们杂志要全面而详实地报道反恐怖战争。”
当沃尔特·艾萨克森（Walter Isaacson）成为CNN新任董事局主席时，这位《时代》前主编打算大面积地引入娱乐化新闻，他甚至启用演员充当新闻主播，以突显戏剧感。艾萨克森遵循了他在《时代》的成功原则—这个时代的人们不喜欢严肃地谈论政治，他们需要更花哨的东西。这种潮流在20世纪90年代大行其道，媒体公司的总裁们被华尔街催促着考虑如何开源节流。报道政治与国际事务需要大量的经费支持，但是却只能吸引喜欢严肃思考的小众，而以时尚、绯闻、明星为主题的软性娱乐化新闻却吸引了大量的观众，并且投入相对较低。
在柏林墙倒塌、前苏联解体的20世纪90年代，美国公众似乎第一次感受到从核冷战阴影下解脱出来的畅快甚至自满。从前，他们关心国际事务是因为他们的世界随时可能陷入毁灭的危险，关心世界就是关心自己。所以，他们关注美苏争霸，关注古巴危机、越南战争、星球大战计划，也因此出现了沃尔特·克朗凯特（Walter Cronkite，美国著名电视节目主持人）这样富有责任感的新闻主播。但是20世纪90年代之后，似乎没什么值得关心的世界事务了，海湾战争、波斯尼亚战争，那不过是自满的90年代的一个迅速被遗忘的插曲罢了，公众喜欢看到喜剧与闹剧。即使在2000年的总统竞选的辩论中，“恐怖主义”也只被提及过两次。
20世纪90年代也是媒体公司并购的年代，越来越庞杂的公司结构使得原来的新闻机构失去了曾经的影响力。上市的媒体公司是被华尔街而非新闻人主宰的，在利润与新闻质量之间，他们毫无疑问地选择前者。当花费巨资获得的硬新闻并没有比肥皂剧与花边新闻赢得更高的收视率时，那么它们就理应被压缩。
媒体经营者与公众共同主导了琐碎而庸俗的20世纪90年代的新闻界，它由跟踪戴安娜王妃的“帕帕拉奇”（狗仔队）、斯塔尔报告、O·J·辛普森案件、古巴小男孩埃连的命运、《幸存者》和《谁嫁给百万富翁》游戏、肥皂剧《性与城市》共同构成。他们将对私人生活的窥探几近无耻地美化成“它不是一个绯闻故事，它关系到我们的政府是被什么样的人所运转。”
在1988年，三大电视网平均每年播出2000分钟的国际新闻；到了2000年，这个数字下降到1200分钟。在2001年9月11日前，每天只有9％的时间留给国际新闻。而非FOX新闻台的主导的娱乐化新闻（infotainment）成了主导。CBS最令人尊敬的新闻主播丹·拉瑟（Dan Rather）（沃尔特·克朗凯特的传人）批评道，国际新闻正在“变得好莱坞化与轻佻化”。为了所谓的收视率，主持人把自己变成Talk Show演员。媒体经营者称，人们总是关注自己身边的事情。
悲剧发生后，他们才开始发现自己错得多么厉害。除了声誉卓绝的《纽约时报》、《华盛顿邮报》（它们分别保持了26家、22家分社的规模），所有媒体机构都意识到自己的驻外记者少得可怜。ABC只有9名驻外记者，其中5名在伦敦；CNN拥有30个驻外机构，是三大电视网的综合，但驻外记者们常常发现自己被采访经费困扰。《时代》巴黎首席记者则抱怨道，杂志社正在减少海外事务的报道。结果也正是如此，这本以严肃著称的杂志在2001年的大部分时间里正在失去其全球性、富有智力性的视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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严肃新闻回潮，它能够坚持多久？（2）
现在，从AOL…时代华纳到维亚康姆再到NBC的母公司通用电气，老板们慷慨得令人感动。NBC的新闻主播汤姆·布罗考（Tom Brokaw）乐观地相信，“9·11”事件可能会使国际新闻重又回到中心位置，每个人都开始深入思考全球化的问题了。但是，丹·拉瑟的乐观态度却谨慎得多，他不知道公司的慷慨会维持多久，是否很快又回到追逐利润与收视率的年代。
在20世纪60、70年代辉煌无比的前《纽约时报》记者大卫·哈伯斯塔姆度过了痛苦的90年代。这个热衷于重大事件的杰出作家，始终拒绝去写闹剧式的90年代题材（比如硅谷传奇）。他在内心深处怀念那个更加严肃的时代，被战争、混乱考验的时代。那个时代的伟大新闻人是受人尊敬而非取乐的。人们依靠克朗凯特的“新闻60分”了解世界，通过詹姆斯·莱斯顿的专栏体验政治的乐趣。詹姆斯·莱斯顿在1991年出版的自传中回忆50年来新闻业的变化时同样充满怀旧色彩地说，他们年轻时阅读的是沃尔特·李普曼的《道德序论》，而现在的年轻记者则衷情于《今日美国》创始人艾伦·纽哈斯（Al Neuharth）的自传《一个狗娘养的自白》。对于昔日的过分眷恋与美化，是每一个人都可能犯的错误，但它也的确映衬了时代的改变—一个严肃得刻板的时代正让位于更轻松的岁月。
“9·11”事件很难重新让一头扎向娱乐化的新闻业真正回头。这不仅因为从前单纯的新闻机构变成了庞大的媒体公司，更因为我们的世界、人们的心理已经不可掉转地改变了。看看今天主持美国三大电视网的新闻主播们吧，CBS的丹·拉瑟已经70岁，ABC的钱宁斯63岁，NBC的汤姆·布罗考62岁，他们三个或许是美国新闻业残存的具有克朗凯特时代风格的严肃新闻主播，他们的最终离职将最终切断新闻业与往日光辉岁月的联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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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艺杂志的理想（1）
1993年，《纽约客》（New Yorker）的新主编蒂娜·布朗（Tina Brown）在大胆引入青春、嬉皮风格后，仍无力地看到《纽约客》的读者群在年收入6万美元、45岁上下的群体中执着地徘徊—它不能满足老板士毅·纽豪斯寻求更富有、更年轻、更具广告价值的阅读对象的要求。
抱怨则相伴而生—“我们希望在这里读到别的地方无法提供的东西。”一直以来，《纽约客》在提供什么？哈罗德·罗斯（Harold Ross），一位经典的、不拘礼节的乡巴佬，却要命地迷上了纽约风格。20世纪20年代的纽约，正致力于取代伦敦，成为新的世界中心。无线广播、电影、T型车、华尔街的牛市使20年代的纽约生活富足、喜气洋洋。如果你愿意寻找个性与忧伤，可以尽情沉醉在爵士乐与菲茨杰拉德的小说里……在哈罗德·罗斯看来，纽约的城市生活让正在消失的村镇式美国相形见绌，后者是辛克莱·刘易斯（Sinclair Lewis，美国著名作家）笔下的《大街》—乏味、暗淡、偏狭……
于是，罗斯—这个喜欢在阿尔贡京饭店中与专栏作家、记者们聊天、打牌、开一些低俗玩笑的家伙，最终在1925年出版了《纽约客》杂志—一本着力描绘纽约新兴文化生活的周刊，它极力强调一种新颖的幽默感。对于自己略显土气的长相耿耿于怀的罗斯觉得，幽默感是大都市的象征。
没有人比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James Thurber，美国著名的幽默作家和漫画家）更能彰显《纽约客》的气质了。前者总是略带忧伤，力求文字尽善尽美，而后者则深谙嘲讽能让世界变得更富有趣味。当面对越来越庞大、复杂的世界时，一颗敏感、羞涩又略带骄傲的心灵该怎么办？《纽约客》继承了法国人蒙田的气质—承认自己的弱点，并一笑置之。
《大西洋月刊》、《哈泼斯》（Harper’s）、《纽约书评》（The New York Review of Books）、《泰晤士报文学增刊》（The Times Literary Supplement）、《纽约客》，这样的文艺性杂志姿态各异，关注的方向或偏于思想，或偏于文学艺术，甚至政治，但它们无一不突破了狭隘的专业限制，将视野扩大至整个知识领域。你可以称它们为知识分子杂志，但是它们又摒弃了学院派的艰涩与狭隘。文化发明的过程，是人类摆脱野蛮的过程，是理性取代偏狭的过程，也是摆脱了物质困扰的人们寻求心灵慰藉、满足永无休止的好奇心的过程。
《纽约客》成熟的过程就是纽约与纽约市民成熟的过程，同样也是美国从欧洲人口中的“野蛮人”变为在世界文化中占据领先位置的国度的过程，《纽约客》无与伦比地展现了纽约成为国际化都市的过程。《纽约客》的订户们一方面在这里看到了世界的急剧变迁—广岛原子弹报道、卡西尔的环保主义作品《寂静的春天》、微软的反托拉斯官司等，同时也在这本杂志中看到了人类亘古未变的情感—爱、欲望、权力、孤独、荣誉、勇气……76年以来，《纽约客》始终从一种充满温情与善意的嘲讽的角度来观察世界与我们自己。
综合性文艺杂志不仅给我们提供了无比丰富的知识，更重要的是，它们以一种独特的视角来提醒我们，在这个如此庞杂无序、纷纭变幻的世界中，我们如何保持自己头脑的完整与内心的湿润。而这些杂志的读者们，正是这个世界上一群过于敏感的人们，他们无法与强悍、高速运行的世界进行更正面的交锋，他们喜欢寻找安逸的角落躲藏起来，半是自怜、半是充满优越感地品尝自己的孤独与智力上的骄傲。
今日的中国同样处于一个高速变迁、意欲极力融入全球文明的时代。在旧日的观念被抛弃之后，在目不暇接的变化令人疲惫的时候，中国新兴的读书人渴望有相应的杂志能够满足他们的好奇心，并抚慰他们与周围格格不入的窘迫的孤独感。
《读书》杂志曾经在20世纪80年代的中国充当了这个范例，它同时被学院派知识分子与高三学生所热情地接受。如孩子般兴致勃勃的沈昌文，将无限的好奇精神与知识分子的启蒙责任感巧妙结合在一起。倘若这种精神可以延续下去，它有可能升华为一种更为宽阔的视角与更富艺术性的表现力，并有潜质最终成为一本具有国际水准的文艺杂志。但是乏味的、往往是空洞的后现代术语最终主宰了它，今日的《读书》杂志看起来更好像是一本技术性读物。
迅速夭折的《书城》成为20世纪90年代末的一个有趣的代表。批评者们用“白领读物”、“小资读物”来指责它。煽情与滥情的确是这本杂志无法忽略的弱点，但是《书城》却相当成功地使自己成为90年代后期城市精神的表征，它比中国其他杂志都更接近于《纽约客》。《书城》涵盖了商业、文学、电影、音乐、思想、学术、时尚等领域，随意性是它的最大文体特色。当《书城》杂志将自己的编辑成本降至最低时，它的主编李韧（惟一的编辑人员，而且是兼职）也将阅读的门槛降至最低。它对稍有文化追求的人都构成吸引力，同时由于充分的兼容性，它对于成熟的（不追求枯燥的）知识分子同样也构成吸引力。它的庞杂选材范围满足了读者的好奇心，它对于城市文明的不自觉的热爱与抒情，极大满足了急于赋予自己国际化身份的中国年轻人。一个受过大学教育的中国大城市青年，怎么会不喜欢在杂志里看到哈佛大学的图书馆和巴黎的咖啡馆、领略奥格威的广告魅力和德鲁克的管理艺术呢？当然，过于低廉的编辑经费与过于短暂的生命，同样没能让《书城》摆脱消费感与肤浅化的倾向。
文艺杂志的理想（2）
只出版过三期的《大视野》谈不上具有任何实质性的影响，它普遍让人回忆起《书城》。这本杂志的令人赞叹之处是它对精致设计的追求与近乎恬不知耻地大量引入西方最佳杂志文章的举动，以及张扬地标榜自己为新文明精英的姿态。形式上的突破，是它最易于被记住的特点。
《书城》与《大视野》的夭折，暗示出中国媒体投资者陈陋的心态与粗鄙的投资眼光。他们不知道，中国融入世界的过程必然催生出更年轻化、时尚化与国际化的读者群。这群读者急需确立他们的身份标志，他们不仅仅需要《时尚》杂志，或是一本中国的《时代》，更需要一本可以满足他们文化需求的、富有温情的读物。
《万象》或许是这块阵地上最后的旗帜。尽管在表现力与视野的宽阔程度上，它要落后于《书城》，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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