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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的怀乡病-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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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万象》或许是这块阵地上最后的旗帜。尽管在表现力与视野的宽阔程度上，它要落后于《书城》，也尽管它对于老上海喋喋不休的怀旧可能会让人厌烦，但是《万象》还是敏锐地捕捉住了人文情怀中偏于软弱的一面，这令它在没有完全变得技术化的文人中寻找到呼应。在旧闻轶事中，读者们躲避了现实的乏味与锋利。这本带有典型的遗老遗少风格的杂志的成功，更多是因为它是一片凋零的文艺杂志市场上的惟一幸存者。这种地位赋予它即使不是什么好杂志，也不是一本“最坏的杂志”。如何更勇敢地自我更新，是《万象》杂志发展的关键。当然，这其中所涉及的不仅有编辑者自身的问题，更有体制的问题。
不管是《读书》、《书城》、《大视野》还是《万象》，它们都不可能获得多么巨大的商业成功，《纽约客》的读者调查表明了这一点。但是，它们却又在我们的生活中扮演着令人吃惊的角色。只要人性中温情与柔软的一面没有消失，只要这个世界上依旧有那些“即使在人群中也倍感孤独”的人存在，这些杂志就有理由继续存在下去。但对于今日已发生巨变的中国来讲，这样的杂志可能会成为更为激动人心的变革者。
一种文化已经死亡，而另一种文化尚未形成。乡村式的、狭隘的、封闭的、单调的中国，正在演变成一个全球化的、消费性的、丰富多彩的中国。哪本杂志试图承载并指引它的变化，试图以更深层次、更接近灵魂的方式向读者传达信息，哪本杂志便会获得独一无二的成功。文艺杂志的理想，其实不过是哲学家、文学家、经济学家、首席执行官们理想的综合体，它会被那些杰出的编辑们赋予一种人文色彩。
笔者承认这种归纳浮华而令人吃惊，但是谁能说一本伟大的杂志不意味着一场伟大的变革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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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1）
在评价E·B·怀特的一部书信集时，《纽约时报书评》提到了一张《纽约客》的作家群像（读者们很少能见到）：“……从照片上看来，他们一个比一个忧郁腼腆，一个比一个眉头紧锁、态度畏缩，一听到细微的声音便如惊弓之鸟，平常则处于蛰伏状态。”
没有人比怀特更能代表《纽约客》在20世纪30、40年代的风格了。这个一参加公众活动就头昏脑涨并且胃痛的男人，轻而易举地在文字中寻找声音、维度、旋律的完美搭配。幽默感、敏锐的紧张、孤独的忧伤、脉脉温情、行云流水……这些词汇似乎都不足以说明怀特的风格，怀特知道如何这些元素比例协调地搅拌在一起，他一生都在推敲这种分寸感—左右彷徨、小心翼翼。怀特无法创造宏篇巨作，这不仅因为才华与韧性的欠缺，还因为他令人绝望的完美主义所致。不过，如果一个人能够将给送牛奶人的信写得令很多作家彻夜不眠而写出的作品黯然失色的话，那他也不该抱怨什么了。
当威廉·肖恩在1935年成为《纽约客》的一名编辑时，这本以幽默感见长的文艺杂志正在走向第一个繁荣期。从某种程度上来讲，它仍是喧闹的20世纪20年代美国的产物。当哈罗德·罗斯在打桥牌的搭档弗雷西曼的资助下于1925年创办《纽约客》时，前者的志向是记录正在蓬勃兴旺的大都市文化，包括令年轻人陶醉的爵士乐、百老汇歌舞剧等，当然还有罗斯与那帮记者、明星、艺术家们在阿尔贡京饭店里那些有趣甚至有些不无低级的玩笑。
喜欢在办公室里吵吵嚷嚷的罗斯具有天才鉴赏力。他有时粗俗的举止不妨碍他写信给尚未成名的年轻作家弗兰克·奥哈拉（Frank O'Hara，纽约派重要诗人）：“我不知道你未来会怎样，但如果我是你，我会一直坚持下去。”所以你可以想像罗斯发现怀特时的惊喜，他可能隐隐意识到这个家伙正是急于确立自己独特风格的《纽约客》所需要的人，怀特与他最著名的追随者詹姆斯·瑟伯一起缔造了“纽约客”文风。
威廉·肖恩要命地喜欢《纽约客》，所以当这位26岁的年轻人从欧洲归来后，就加入了它。他喜欢写作，但肯定缺乏怀特那样的才华，所以在短暂地为“本镇絮语”栏目撰稿后，罗斯让他当了编辑。因为谁都看得出来他的头脑是多么清晰，多么善于看出文章的弱点所在，并教导作者修改。
沉默寡言却敏锐而勤奋的肖恩成了热衷于更换编辑的罗斯的最得力助手。前者几乎每天工作18个小时，每周工作7天。作家莉莉安·罗斯在1945年去《纽约客》求职时注意到执行主编（managing editor）肖恩满脸孩子气，迟疑地不知该问些什么。他穿白色的衬衫，系蓝黑色的领结，着灰色外套，每个钮扣都扣好。对于E·B·怀特仰慕之至的莉莉安并不清楚对面这个人是谁，但是他的安静、绅士风度与通常充满吵闹声和烟雾弥漫的编辑室内的编辑们截然不同。但正是这个安静略显胆怯的人，帮助哈罗德·罗斯将《纽约客》由一本较纯粹的幽默文艺杂志转向更宽阔的领域。
1945年，肖恩说服罗斯用一整期《纽约客》刊登了约翰·赫赛长达31247字的文章《广岛》，这篇卓绝的报告文学描述了原子弹爆炸的威力与被这种恐怖力量摧毁的居民的命运。它不仅成了新闻史与文学史上的一篇标志性作品，也成了《纽约客》的转折点。《先驱论坛报》评论说，这本杂志已经摒弃了“习惯的谐噱、讽刺与漫画式的传统”。它获得了巨大的成功。
詹姆斯·瑟伯在回忆录中说，“倘若没有肖恩的艰苦工作与经常性的建议，罗斯是无法创造在二战期间精彩绝伦的编辑成就的。”到1952年罗斯去世时，几乎没有人会怀疑43岁的肖恩是必然的接班人，正如当时的编辑吉尔所说：“我们不可能认为还有别人可以接受这个位置。”
罗斯固执地认为，杰出人士必须遭受宠爱与纵容，所以《纽约客》的编辑部内充斥着一些神经兮兮的大孩子，他们随时可能翻脸，也随时可能做出奇怪的举动。E·B·怀特在其盛年离开了一手缔造的《纽约客》，因为他想一个人清静清静，类似的奇特行为还发生在后来的J·D·塞林格（）身上……肖恩却在这群刻薄而敏感的艺术家与作家中获得了几近一致性的尊崇。
成为《纽约客》总编辑的威廉·肖恩先生看起来依旧是一个不折不扣的小人物，尽管他编辑着一本或许是英语世界中最杰出的杂志。他的身材矮小且毫无吸引力，他从不过夜生活，他认为一顿丰盛的午餐不过是在阿尔贡京饭店的“罗斯厅（纪念哈罗德·罗斯）”点上一杯橙汁与一份燕麦片。他还受不了自动电梯，多年之后《纽约客》的办公楼依旧专门为他保持一架人工的电梯。
当25岁的年轻作家韦德·梅塔第一次与威廉·肖恩通电话时，他甚至不知道对方是谁，尽管他是如此崇拜《纽约客》。因为肖恩从不允许自己的名字刊登在杂志上，作为他倔强性格的反映，他从不在《纽约客》上刊登自己的电话。除了向大学生不打折扣外，它也不怎么在乎广告商。肖恩先生也尽量避免谈论自己，除了他最亲近的朋友，没人知道他的出身状况。与E·B·怀特一样，他不接受采访，只是偶尔会接受演讲的邀请，不过只有在说到那句“我在芝加哥长大”时，他才言语流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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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2）
在哈佛念书的韦德·梅塔有一次与同学曾在校园里遇到肖恩一家，他觉得他们一家仿佛来自小人国，他们是那么不起眼。他多么希望告诉身边的同学，这就是编辑出《纽约客》的人。
肖恩与罗斯太不相同了，这种差异之大类似于后来的蒂娜·布朗与肖恩。肖恩也喜欢幽默，但是幽默在肖恩时代却已不再是《纽约客》的标签了。一方面是因为那一代杰出的幽默作家E·B·怀特与詹姆斯·瑟伯都已老去，新一代还无法把握住他们的神韵；另一方面，肖恩个人比罗斯更具有严肃的社会意识。正如E·B·怀特曾写道的，罗斯是20世纪20年代的产物，那是一个喧闹的年代，而肖恩则是30年代的产物，那是人们在街头兜售苹果的凄惨岁月。
《纽约客》在肖恩的年代除了保持了固有的文学成就外，它更变成了探讨严肃社会议题的舆论领袖。当然，肖恩从来不把自己当作领袖看待，他愿意把自己知道的一切和他的作家与艺术家们分享。后来成为他终身的亲密伴侣的作家莉莉安·罗斯说，肖恩是一个诗人与小说家，并终身保持着对写作的渴望，但当他成为编辑后，他便将这种才华完全贡献给了他的作家，所以他比别的编辑更能体会到当作家的障碍与欢欣。他是那么的低调，他称所有的人为“先生”，并保持着父亲般的奉献精神，很多《纽约客》的作家们在其著作上写明“献给肖恩先生”。韦德·梅塔在刚开始为《纽约客》工作时，发现肖恩先生竟然会在任何时刻都耐心地给他打电话，为了一个不那么重要的细节而反复讨论，这使梅塔觉得似乎肖恩只对他这一名作家负责，他常常怀疑肖恩怎么会有那么多时间去与那么多作家进行类似的交流。
肖恩的完美主义使《纽约客》成了新闻界的“奥林匹斯山上的宙斯”。很多稿件都是经过一年以上的反复修改之后而完成的。尽管一些作家抱怨终稿失去了最初的神采，但这的确将错误减少到最低。肖恩将一本杂志推向了它不应该具有的位置—它甚至比书籍更耐读与准确。美国的几代作家都知道，成名的最简洁方式是在《纽约客》上刊登作品。你可以想像23岁的杜鲁门·卡波特（Truman Capote，美国著名作家）因为在《纽约客》上发表小说就名扬四海了吗？就像韦德·梅塔回忆的，你在这本杂志上发表文章，就意味着你被广泛地谈论。约翰·厄普代克（John Updike，美国现实主义文学大师）、菲利普·罗斯（Philip Roth，美国小说家）、J·D·塞林格等，战后美国最好的作家们都与它保持着密切的联系。塞林格称肖恩是“最不可思议的天才艺术家编辑”。
从1945年的《广岛》报道之后，肖恩继续使《纽约客》保持着社会良心的领导角色。尽管他从来都是那样温和，但却暗暗使《纽约客》承载了教育的使命。20世纪60年代初，杂志发表了著名黑人作家詹姆斯·伯德温关于黑人凄惨命运的小说，成为民权运动中最著名的篇章之一；雷切尔·卡尔森（Rachel ，美国生物学家）的作品《寂静的春天》也是最初在《纽约客》发表并掀起了环保主义风潮的。一次，肖恩邀请政治哲学家汉娜·阿伦特（Hannah Arendt）为杂志撰写关于极权主义的文章，后者则担心这样的题目是否对读者来说太艰深了，但我们的肖恩先生则用他著名的缓慢语气回答说：“不，他们需要读这些。”
在文学形式上，肖恩则加强了《纽约客》“文学性新闻（literary journalism）”的影响力。1965年，杜鲁门·卡波特在此发表了纪实性小说《冷血》。这部以一桩离奇的凶杀案为题材的冷静而富有想像力的作品，除了给卡波特带来巨大的荣誉外，也使“新新闻写作”成为20世纪60年代最有影响的文学与新闻界的变革。
肖恩以他的谦和与创造性赢得了几乎一致性的尊敬。普通读者依旧不知道威廉·肖恩是谁，但是在文学界与新闻界，他则是圣徒的象征。正如汉娜·阿伦特评价道：“行为与判断有如圣人，肖恩具有完美无瑕的道德尺度。”
当不知深浅的汤姆·伍尔夫（Tom Wolfe）以肖恩为题撰写了人物特写《小不点木乃伊》并准备发表在《先驱论坛报》时，肖恩写信给《前驱论坛报》的发行人约翰·海·惠特尼，请求压下这篇稿子。伍尔夫的编辑菲尔克公开了这封信。文章发表后，整个新闻界以前所未有的庄严感自发地向沃尔夫展开了全面的###。约瑟夫·阿尔索普、莫利·开普顿、奈特·汉多夫公开诅咒这篇文章；德怀特·麦克唐纳（Dwight Macdonald，文学批评家）则在《纽约书评》上发表文章，攻击伍尔夫；沃尔特·李普曼丝毫不讳言地说他视沃尔夫为“一头无能的驴子”；已经退隐的J·D·塞林格用一封只有一句话的电报向惠特尼开火，宣布将与这件事有关的所有人永远为敌。据说菲尔克因其所作所为被世纪俱乐部拒之门外〔这是对他的罪行的正当惩罚〕，而《先驱论坛报》在此事后不久确实关门倒闭，《纽约客》则卖出了比往年多得多的广告。
美国新闻界在20世纪70年代迎来了类似于20年代的重大变革。随着越来越多的媒体公司将自己推向华尔街，新闻业的纯真年代结束了。媒体不再仅仅是编辑记者们的手工品，它更被股东与盈利需求所左右，但肖恩主持下的《纽约客》却似乎依旧保持着哈罗德·罗斯时代的单纯。罗斯对于编辑人员的溺爱简直令人难以想像，他从不允许经营部门走进编辑部的大门，似乎也从不考虑他的商业合伙人弗雷西曼的感受。如果《纽约客》赚了更多的钱，那么就必须提供更好的报酬给作家们。强势的罗斯使弗雷西曼无可争辩，但随着杂志的成功，后者也的确赚了更多的钱。到了弗雷西曼的儿子彼得·弗雷西曼与肖恩搭档时，前者对后者的尊敬犹如儿子之于父亲，没人质疑这是一本以编辑部为核心的杂志，或者说这是一本肖恩个性的杂志。肖恩几乎一个人完成所有的工作，他很少考虑是否该把工作分给别人。当小弗雷西曼在1974年的股东大会上被人问道“肖恩先生是否有副手时”，这位发行人不能肯定地支吾道：“我想他没有”，他的确不了解编辑部的情况。
圣徒威廉·肖恩（3）
肖恩自己也清楚《纽约客》杂志多么与众不同，它从不需要取悦市场，也没有经营的压力，并且它还盈利，且利润丰厚。在20世纪70年代中后期致编辑人员的一封信中，肖恩承认，《纽约客》的编辑部简直是在一种完全理想的状况下运行的。别的地方是以商业分析为导向，而这里完全是另一个极端。而在此之前与在此之后，这种情况都不可能得以维系。当越来越多的人为肖恩之后的《纽约客》担忧时，肖恩却没有做好寻找接班人的工作。他挑选了年轻的编辑乔纳森·秉汉姆作为继承人，但后者虽是一个杰出的记者却非一名好的主编。他刻意模仿肖恩，却不了解肖恩的真正魅力所在，这个试探性的任命在一片抗议声中夭折。
到了20世纪80年代，《纽约客》面临着一个越来越严峻的生存环境。媒体世界已经变得庞杂无比，电视而非过去的印刷品才是核心力量。人们也越来越追逐有趣的东西，在1974年创刊的、以电视明星为报道对象的《人物》（People）杂志大获全胜。《纽约客》严肃的报道方式虽然依旧盈利，但是利润却越来越微薄。早在1974年它的销路已跌至每期万份，1983年虽增至51万份，但1年以后又跌至50万份。
所以在20世纪80年代初，关于《纽约客》将被出售的传闻已经出现。贝克夏投资公司的沃伦·巴菲特与福特基金会的负责人麦乔治·邦迪都曾私下与肖恩联系，倘若出现意外，他们愿意出资帮助肖恩，以延续《纽约客》的传统。肖恩婉言谢绝，并从未将此事告诉发行人彼得·弗雷西曼。
但最终彼得·弗雷西曼还是抵制不住纽豪斯出版集团亿美元的出价。1985年，以出版小报与空洞的时尚杂志为主业的士毅·纽豪斯拥有了他垂涎已久的《纽约客》。这项交易最初并未激起肖恩与其他作家们的愤怒。因为纽豪斯已经信誓旦旦地承诺将继续保持《纽约客》的传统，他还公开宣称肖恩是他的精神导师之一。而肖恩也一直对士毅·纽豪斯不无好感，他觉得在20世纪60年代时自己曾在某个俱乐部见过这个孩子。而他的信心也体现在当期的《纽约客》中。他破例在杂志上写道：“《纽约客》商业经营的所有权或可以易手，但是《纽约客》的基本构想—《纽约客》的传统、《纽约客》的精神—从来不曾为任何个人所拥有过。它是不能被买卖的。它存在于许多作家、艺术家、编辑和编辑助理们的心底深处，他们为了文学、新闻、美学、道德原则的共同理想而结合在一起工作。”
但肖恩显然是过于乐观了。他已经76岁了，是世界上最年长的主编，尽管他的头脑依旧敏锐，但一些人或多或少觉得他已经有些不合时宜。他们批评他将《纽约客》变成了一个老友俱乐部，他不舍得解雇与他相伴多年的作家与艺术家，为了照顾他们，他不得不发表一些已经不再受欢迎的作品。杂志的销量与广告额继续下降。
在1987年1月的一封公开信中，纽豪斯强迫肖恩在当年3月1日退休，并选择格特利布而非肖恩推荐的查尔斯·麦格拉斯（Charles Mcgrath）作为继承人。这个令人震惊的声明，使肖恩感觉到一种背叛感。比肖恩更愤怒的是《纽约客》的150多名艺术家与作家。一种类似于亚特兰蒂斯岛沉没的绝望感扑面而来。整整35年来，肖恩指导着《纽约客》有条不紊地运转着，他几乎要克服年龄的障碍，似乎要将这种指导永久性地持续下去，因为人们暗暗意识到，那是肖恩的职位，会有合格的继承人出现吗？
那次发生在《纽约客》总部的抗议成了全美新闻报道的中心。同情《纽约客》作家群的媒体哀叹这是“一个时代的终结”，而反驳者则相信，这是再自然不过的人事变更了，那些抗议的作家们是一群被宠坏的孩子，实在不够成熟。理查德·科恩（Richard Cohen，《华盛顿邮报》的著名专栏作者）在《华盛顿邮报》刻薄地写道：“《纽约客》的作家，其中一些你可能认为早已死掉了，其他一些作家则像逝去的人一样写作，他们抗议肖恩被突然性地替换了—经过仅仅35年之后。”
纽豪斯的举动使肖恩最后两年的任期看起来像是一个过渡，他在1985年表达的对肖恩的推崇似乎完全是为了稳定人心。但是据莉莉安·罗斯回忆，肖恩从未责怪过纽豪斯，他对后者依旧充满着某种父亲式的情感。肖恩的告别书弥漫着一个79岁老人的伤感，并暗暗地流露出他所推崇的那些品质正在变得不合时代节拍：“在这混乱的时刻里，我五味陈杂而茫然不知所措，几乎静不下心来和诸位道别……我们用诚实和爱心完成了我们的工作。《纽约客》……，曾经是最高雅的杂志，或许可以称它是空前最伟大的杂志，但是这份工作上的成就比起我与诸君之间的情谊，它的意义变得微不足道。真正最重要的，在于你我曾经共同工作……，我们曾经不断地努力，试图发觉事实、传播真理。”
在与肖恩长达半生的相处中，莉莉安·罗斯发现这个男人总是被一种死亡感压迫着，他很少有放松感，他必须时刻通过工作来对抗死亡对他的召唤。他有自己的妻子与两个孩子，他的家人与朋友知道他与莉莉安的情人关系，因为他与她都不喜欢虚伪的隐瞒。他热衷于音乐，他的家是《纽约客》作家们喜欢去的地方，他为客人们弹钢琴。在他年轻的时候，他的音乐天赋使他成为《纽约客》作家聚会时的明星。他几乎从不外出渡假，书桌是他自认为最好的休息场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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圣徒威廉·肖恩（4）
现在他退休了，他的确有点兴奋地重操旧业，他开始写作剧本。35年以来，肖恩先生与《纽约客》紧紧相连，后者诱惑与吞噬了他的全部精力与时间，而他本人也成了新闻史上最温柔、最伟大的独裁者，一些作家声称竟然在他身上发现了丘吉尔式的特质。
但一直到1992年12月8日死亡之日降临前夕，肖恩还打算与新总编蒂娜·布朗一起探讨《纽约客》的未来。在格特利布继任后，杂志的销量与广告依然不见起色。肖恩甚至一直期待纽豪斯能够再次询问他的意见，他随时准备再次投入全部精力帮助这本杂志。当以拯救《名利场》（Vanity Fair）而著名的蒂娜·布朗继任格特利布之职时，纽豪斯已准备要完全抛弃肖恩那一套了。但肖恩对他的继任者并没有发表过任何负面的评价，他总是期待能够提供自己的帮助，但从未有人问过他。
1992年10月5日，在蒂娜·布朗主编的第1期《纽约客》的封面上出现了朋克的形象。这已是一个令85岁的肖恩不安的世界了，人们寻求的是明星、刺激而非隽永的文字天堂，今日的主编追求的是将自己包装成明星，而非兢兢业业地为作家服务。那些羞涩、敏感、莫名其妙的同辈们已经离去，E·B·怀特、詹姆斯·瑟伯都已不再，而J·D·塞林格也躲进了森林中不愿出来。只有跟他们在一起，肖恩先生才能感到从容。
2002年的《纽约客》依旧是一本美妙的杂志，依旧令人尊敬，它甚至在2001年的国家杂志奖中获得了5项大奖。但是谁都清楚，它不可能再像肖恩时代那样无可匹敌了。正如肖恩自己都承认的，他任期内的《纽约客》，没有前人，也不可能被延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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访问的艺术（1）
1956年夏天，艾森豪威尔心脏病发作，他的私人医生保罗·怀特将在参议院委员会上就总统的身体状况接受质询。那天早晨，几乎整个华盛顿的记者都集结在参议院门口，渴望从保罗·怀特的嘴里探出一丝半点风声。结果，当记者们涌向保罗·怀特的出租车时，《纽约时报》华盛顿分社社长詹姆斯·莱斯顿与怀特一起走了出来。
这是典型的莱斯顿风格，在20世纪五六十年代的华盛顿新闻界，他是最耀眼的明星，他似乎永远知道如何接近核心人物，如何将捕风捉影的消息演变成实实在在的大新闻。他精通心理学，在获得一点点消息之后，便会直接打电话给消息来源处，假装知道更多的情况，对方信以为真便开始透露更多信息。
除了敏锐的直觉，莱斯顿深信成为杰出记者的关键是赢得对方的信任。他是典型的《纽约时报》人，严肃却亲切，令人尊敬。在名利场遍布的华盛顿，他告诫自己的年轻下属不要混淆记者与官员之间的界限，努力且一丝不苟地工作是最重要的。而他自己每次去白宫时，都会带上铅笔和笔记本。于是，在习惯认定新闻记者是“没有教养的低级粗俗之辈”的20世纪50年代的美国政府高级官员心目中，气质高雅、认真严肃的莱斯顿是“必须被尊重”的人，所以他们常常希望莱斯顿是第一个获知消息的人。
鲍伯·伍得沃德没有莱斯顿的天才与直觉，但他可能比莱斯顿更加敬业。这个外表诚实、憨厚的小伙子过于沉稳，甚至略显笨拙。在跟踪发生在水门饭店民主党总部的行窃案之前，他一直在为一些不引人注目的小事件而奔忙。他常常很晚才回到《华盛顿邮报》的办公室，忙上一阵后，再出去溜达一会儿，顺便采访一下夜间建筑工人，因为在深夜只能采访到他们。
在与搭档卡尔·伯恩斯坦漫长而艰辛的追踪“水门事件”的过程中，穿着整齐的伍得沃德的诚恳常常令迟疑的受访问者愿意坐下来谈一谈，在整个水门事件调查中扮演神秘角色的“深喉”似乎也极愿意相信这个耶鲁毕业生。而伯恩斯坦则是一位卓越的幻想者，他大胆地将情节断片拼凑成完整的画面，勇敢非常地给大人物打打电话，甚至激怒他们，然后获得偶尔泄露出的情节。
在已经变成传奇的“水门事件”调查案背后，是大量极其乏味的工作。两个年轻记者常常在拜访的10个人中，只能找到一两个愿意开口讲话的人。在将近2年的时间里，他们常常是孤军奋战，常常为自己的报道登在不显眼的位置而心生疑虑—“读者会不会忘记他们的调查？”他们是默默无闻之辈，这使得他们的采访不引人注目，也没人与他们争抢，结果他们创造了新闻史上最大的奇迹。
几乎所有杰出的新闻工作者都告诫后来者，永远不要将自己放在舞台的中央，你应该成为一个良好的倾听者，而非一个多嘴多舌、自作聪明的发言者，这样常常招致被采访者的反感。但是，奥利亚纳·法拉奇却固执地将自己放在聚光灯下，因为她深信规则只为庸常之辈而定，而她也从不是一个记者，而是恰好从事新闻的伟大作家与演员。她的个人魅力除了偶尔碰壁外，几乎所向披靡地征服了大部分的采访对象。
在20多岁时，年轻却经验丰富、善于驾驭华丽文体的法拉奇被《欧洲人》杂志派往美国采访好莱坞明星。这名佛罗伦萨姑娘几乎立刻以极具个人色彩的报道将自己推到了台前。她本人个性的展示是如此抢眼，以至于报道倒退居到第二位。在回忆中，法拉奇声称，这些聪明的明星们看出她是与众不同的。“他们看出我有天才，知道总有一天我会成为我—奥利亚娜·法拉奇。就这样，他们不仅同意见我，还和我成了朋友。”意大利读者们似乎根本不关心玛丽莲·梦露如何，他们所关心的是令他们骄傲的法拉奇接下来要做什么。
没人能够回避她的魅力，她深信这一点，这不仅因为她的天赋，也同样因为她偏执狂式的工作热情。她总是在说，“我总是冲动地感到必须做点事，仿佛我第二天就要死去。我从来不曾放慢脚步。”在她最富神话色彩的世界政治名人系列采访中，已经不再年轻的法拉奇似乎根本未考虑过危险与困难。她不断地给他们发传真，催促他们接受自己的采访，并且阅读了关于他们的一切资料。
1982年，以色列的强权人物、当时的国防部部长沙龙被法拉奇激进、大胆的提问风格刺激得极度兴奋。采访后他对法拉奇说：“您不好对付，极难对付。但是我喜欢这次不平静的采访，因为您是一位勇敢、忠诚和能干的妇女。从来没有一个人像您这样带着这么多资料来采访我，没有一个人能像您这样只为一次采访而甘冒枪林弹雨。”而亨利·基辛格甚至在接受她的采访时坦白承认自己的虚荣心，因为她已经采访了那么多元首，他渴望在她建造的领袖万神殿里占据一席之地。
试图学习法拉奇的年轻记者只会面临失败，因为要么你生来就是法拉奇，要么你永远也成为不了她。法拉奇可以在大声怒斥卡扎菲的同时，依旧将采访进行下去。她有一种来自于一个不可测世界的智慧与魅力，她根本不是一个记者，而是一个偏执狂式的精灵。但是，莱斯顿与伍得沃德则是可以学习的。他们的智商的确很高，却不是高不可攀；他们执着却同时保持着理性；他们恪守人类一些基本的尊贵传统—诚恳、孜孜以求、分寸感；他们精通与人相处的艺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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