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新闻业的怀乡病-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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5年后，他们充满惊异与喜悦地看到了《时代》第一期的诞生。由于两人同样狂热于编辑工作，他们最终掷硬币决定，于是哈登成为《时代》的第一任主编，而鲁斯则负责业务，两人每5年进行职责轮换。所以，哈登的造词本领与标新立异的写作方式为《时代》日后取得成功和遭人诟病奠定了基础。
不管怎样，第一期《时代》还是让人喜悦的。严肃的鲁斯在用半个小时阅读之后说道，还真不错哩。而如果你了解到，这本杂志的全体人员不过11人（包括2位创始人，其中第一位员工曼弗瑞德·高特福莱毕业于耶鲁大学，是第一位作家兼打杂、剪报员），他们的办公地点在纽约郊区偏远的第8大道的一个印刷厂内，墙壁肮脏且破旧，所有的素材仅有20年的《纽约时报》与破破烂烂的百科全书，每个人都要身兼数职才能完成工作，那么你就应该感到《时代》的诞生是某种奇迹了。
当然，杂志在业务上没有他们最初想像的那么乐观。第一年，他们亏损了万美元。当时的纽约州州长富兰克林·罗斯福（Franklin Roosevelt）致信给鲁斯道：“非常欣赏你们的新刊物，每一篇文章都值得阅读，每一个美国人都应该参阅，以了解国家与世界大事……”
站在今日的角度，我们会发现这两个24岁的青年在1923年创造了多么具有预见性的发明，尽管今天的《时代》已与当年相去甚远。20世纪20年代正是大众文化兴起的时代，广播、电影、报纸杂志、爵士乐正在让多数美国人享受生活。以前只属于贵族与精英们的娱乐生活正在被每个人接受。世界开始被广播、电影、电话这样的技术联成一体，人们四周的信息量空前增长。在《时代》出现之前，美国的新闻界的确没有学会如何更清晰与直接地向公众报道世界正在发生的事件，公众似乎对此也缺乏足够的兴趣。如果我们将亨利·福特的装配线视作是工业中的一次革命，那么《时代》正是用亨利·福特式的观念改造了新闻界。更重要的是，由于媒体在一个大众文化时代扮演的关键性角色，《时代》对于新闻业的改造更直接地影响到公众对世界的理解。这里我需要引用哈登与鲁斯在创刊时表达的共同信念：
（1）相信地球是圆的，对具有“以四海为一家”胸怀的政治家们抱欣赏态度。
（2）……
（3）……
（4）对金钱买不到的东西具有信心。
（5）对古老的东西—特别是观念—予以尊重。
（6）对新的东西—特别是观念—最感兴趣。
我们会发现，这两位年轻人的关注点正在改变传统新闻业“揭露事实”的观念，他们更强调对世界未知事物的一种充满勇敢与信心的探索。在今后的历史中，这的确迎合并促进了大众时代的发展。当然，这一切在最初的《时代》中并没有明显的体现，即使是那两个小子也不敢这样想。
不过有一点我乐于承认，最初的《时代》的确有点像知识精英与普通大众之间的一道沟通的桥梁，它将知识人的观念精简，直白地传输给受过一定教育的读者—鲁斯所言的那100万受过大学教育的人。
当然，即使这一点，在当时也有很多人不愿意承认。在反对者看来，《时代》不过是一本喜欢摘用《纽约时报》稿件的文摘性杂志，因为它根本没有自己的记者。或许它经过了一些编辑的重新加工，然而，这哪里是什么正经的写作？编辑为了吸引人，就强烈地运用夸张的效果，把人写得很滑稽。胡乱的造词把句子的主、谓、宾结构颠倒（这一点被《纽约客》杂志大为嘲讽）。甚至杂志的主编哈登还伪造各种读者来信制造争端以吸引大众注意力，尽显各种不够严肃之手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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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3）
尽管存在诸多问题，但这份利用各种手法来引起别人关注的杂志还是非常迅捷地获得了成功。1925年，它的发行量升至万份，总收入达到45万美元。1927年，它的页码由最初的28页增至52页，而在封面设计上确立了其独创风格—在封面边缘加一道红边。而到了1929年哈登因为风寒去世时，这两位6年前为了10万美元而痛苦不堪的穷小子，都已经成为百万富翁。
20世纪20年代末，《时代》在褒贬不一中还是成为美国最重要的新闻媒体之一。除了杂志与时代对信息渴求的现实相吻合、哈登俏皮和大胆的编辑风格外，我们很容易在两人最初约定但却未必严格遵守的编辑理念中看到成功的缘由：
（1）新闻能够组织化，每一条新闻都可以重新组合成为一个完整的新闻组织。
（2）新闻的意义是可以解释的，不同的观点也应该一并呈现。
（3）制造新闻的是个人，而不是政府或其他神秘势力，因此人物和他们的言论、性格都有新闻价值，值得加以描述。
像对新闻分类一样，这3条今日习以为常的准则在当时是令人吃惊的。同时，《时代》还建立研究员制度。为了将新闻改写生动，他们大量插入历史资料。这一条成为日后杂志成功的重要保证。同时，他们还建立了还算严格的查证制度，查证人名、地名与新闻事实，避免出现大的差错。
但是，如果仅仅只是凭借这些，《时代》是很难成为今天这样一本影响巨大的杂志的，哈登的突然去世成为了重要转折之一。杂志是其主编意志的体现，哈登在充满机智与激情的同时，也暴露出其无可掩藏的劣势：他对于趣味的过分追逐在妨碍真正的事实与思想，机智可能会损伤到真正的大智慧，而哈登在富裕家庭中顺利的成长环境也决定了他缺乏持久的恒心。逝世前夕，哈登看起来对这本杂志已经极度厌倦了。
而鲁斯则不同，传教士家庭的出身让他具有一种清教徒式的热忱与耐力，而他的固执则使他不断地试图传播自己的价值观念。他真心地坚信，全人类应该具有一种理想化的生活方式，这与他在中国山东传教的父亲一样。所以，他最终会利用《时代》来表达他对于政治与社会的看法。
尽管鲁斯对于哈登的建树尊敬异常，并且坚信《时代》在哈登的领导下确立了一种独特而令人骄傲的风格，也尽管《时代》接下来的主编都尽量遵守哈登的准则，但鲁斯对于严肃的思想与事实的追求正在慢慢地影响着《时代》。到了20世纪30年代初，杂志所使用的句式已经不像以前那样过分怪异了。
到了20世纪30年代中后期，《时代》的影响力已经开始深入人心。它自1936年开创的“封面人物”更成了美国社会的重要事件。已经成为知名作家的海明威就曾因为另一位作家帕索斯比他更早成为《时代》的封面人物而愤怒不已。而由于组织的不断扩大，《时代》更建立了“资深编辑”制度，使报道的分工更加专业化与准确化。二战爆发时，《时代》斥巨资派遣的海外记者令杂志几乎成为全美国最主要的新闻媒体。同时，由于鲁斯个人对于“最新知识领域”的强烈兴趣，《时代》成了当时世界重要知识分子发言的阵地之一，当时名不见经传的英国历史学家阿诺德·汤因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正是因为《时代》而名闻天下的。
尽管被后来的评论家所不耻，鲁斯的确出于个人政治倾向使《时代》对于美国总统大选与政策制定造成了相当影响。到了20世纪40年代末，“令人生畏”的《时代》成了每位总统、国会议员与高级官员的必看杂志，没有人可以忽略它的影响。当然，对它的批评者也伴随其影响力的增加而不断增多。自创刊起，《时代》按照小说体来写作的方式注定了它可能会偏离事实。而伴随着机构的复杂化，一线记者与作家之间的沟通不便，以及查证员不可避免的疏忽，《时代》的报道在很多时候尽管曲折动人，却不免出错。美国管理学家彼得·杜拉克（Peter ）曾经被选择作为1950年某期的封面人物，但后因朝鲜战争而被临时撤换。杜拉克后来读到这篇撤换文章后大惊失色，家里的一只宠物狗竟被描写成德国狼犬……
20世纪50年代以后，《时代》逐渐被一种衰老之气困扰。除了当时电视的兴起、各大报纸的关注点向全球重要事件的转移，以及竞争对手《新闻周刊》、《美国新闻与世界报道》的壮大等这些外界因素外，《时代》自身的问题也逐渐尖锐起来。在越来越庞大的时代…生活公司内，鲁斯已经不可能有更多的精力关照《时代》了。况且随着其年龄的增长，越来越保守的思想也开始妨碍杂志的发展。时代已经变化，然而《时代》却缺乏应变。而当时的主编福布吉林更是相当顽固保守，厌恶一切新事物，并且深得老年鲁斯的信赖。当猫王扭着屁股走上舞台之后，美国迎来了历史上最丰富与刺激的时代。迷恋女色、年轻而性感的肯尼迪竟然成为了美国总统，学生们再也不听话了，姑娘们像吃零食一样随意地服用避孕药，摇滚乐还有越战让整个美国不安地晃动着。而与此同时，1961年被《华盛顿邮报》购买的《新闻周刊》开始成为热门的新闻杂志，它正在充满快感地掠夺《时代》的读者与广告商。《时代》开始像吃了LSD（一种迷幻药）的美国青年一样无法平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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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代传奇（4）
1968年，在亨利·鲁斯去世一年后，鲁斯的继任者杜诺万最终决定让格伦沃德取代福布吉林成为《时代》的新任主编。格伦沃德，这个胖胖的维也纳人，自1944年加入《时代》以来以其不可多得的写作才华引得关注，23岁即是特约编辑，而本人更是性格随和。
在带领40位资深编辑在百慕大群岛尽享海风、阳光之后，这位主编决定进行让鲁斯不得安宁的改革。首先，他废除了集体创造制。45年来，《时代》始终坚持每篇文章皆是由所有参与者共同完成的，所以不署名。因为鲁斯相信，编辑与记者不应该让自己成为明星，功劳属于全体。这种制度在新闻业发生巨变的20世纪60年代已经饱受唾弃，每个人都希望自己与众不同，并且极度拒绝别人为自己的文章动手动脚。当然，这项变革并非意味着编辑与审查制度的结束，而是让作者更有机会展现自己。当然，尽管他本人更加开明，但是依然坚决地坚持鲁斯年轻时的哲学信仰：进步的保守主义。这一点正是鲁斯与哈登的最初理念—对于历史尊重，对于新事物尊重。而这一点正是使《时代》尽管在形式与政治态度上发生变化，其核心的价值观念却未根本动摇并得以持续发展的重要原因。
直到1977年，格伦沃德成为时代—生活集团总编辑，他是《时代》历史上最成功的主编之一。由于良好的艺术修养，他的个人风格使得《时代》的形式更加灵活。在上任一个月内，杂志刊出了以诗歌来撰写的赛马报道。第二年，《时代》更刊登了索尔仁尼琴的小说摘要，这在鲁斯理解的新闻周刊中是万万不可的。为了适应20世纪70年代的风气，格伦沃德更增加了“环保”、“心理学”、“行为”这样的专栏。此时的《时代》又恢复了部分生气。但是一个不争的事实是，它已经不可能再恢复从前的影响力了。
20世纪80年代的《时代》继续在《新闻周刊》、CNN、《纽约时报》的夹击下生存。1989年，这本杂志体验到了以前从未品尝过的苦涩。这一年，时代—生活集团与华纳兄弟电影公司合并，组成全球最大的媒体集团。显然，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公司利益早已凌驾于媒体理想之上了。在一个电影、有线电视、书籍出版、杂志并存的媒体公司中，《时代》的利润那么不显眼。即使在杂志类别内，它的利润也远远低于《人物》（People）这样的流行杂志。但由于其已经形成的巨大声望，它仍然是新公司的旗舰（Flagship）产品。但是，谁都清楚，这已经不是亨利·鲁斯的时代。在鲁斯的眼中，编辑理想至少是与商业行为同样重要的，因为他更渴望成为一位政治家与思想家，而非商人。尽管《时代》的资深编辑们可以宣称，鲁斯所创建的“国家与教堂”理念是不可动摇的，编辑独立原则是无法触犯的，但谁都清楚，这样的誓言是多么脆弱。
很显然，1992年的改版的确有着过于强烈的商业目的。42岁的年轻主编亨利·穆勒进行了过于勇敢的改革。为了迎合青年一代的读图喜好，他大量地增加了图片，减少了文字的长度，这必然影响到报道的深度。更为夸张的是，为了迎合习惯电视节目的读者，他将原来相对细致的栏目分类，有些简单粗暴地转变成类似公共电视节目的简单格式。显然，这是一次失败的改革。在迎合了读图时代的要求后，这本曾经因为深度分析而知名的杂志失去了深度，仿佛是一本图片杂志。它的发行量迅速跌落了50万份。
显然，很多人将希望寄托于1996年上任的主编沃尔特·伊萨克森身上。这位哈佛大学的毕业生、罗德奖学金学者于1978年进入《时代》，是这个时代罕见的编辑。5年以来，他的确使这本杂志重新恢复了生气与自信。他坚信杂志必须被改变。这位被《纽约》杂志（New York）称作是“50岁以下最具自我意识的新闻记者”承认，这个时代已经不是用“李普曼语气”来谈论政治的时代了，人们更关注个人的生活。过去的《时代》关心的多是刻板的政治世界中发生了什么，而现在的《时代》则是关心大家的餐桌上谈论什么。
当然，这并非意味着《时代》风格的粗俗化。尽管沃尔特·伊萨克森并不那么喜欢这个时代，但是他承认，多元化正在成为世界的主流，《时代》必须积极地反应这一切。《时代》的趣味变得前所未有的广泛，按照沃尔特·伊萨克森的说法，《时代》有一点《人物》、有一点《财富》、有一点《钱》（Money）、有一点《体育画报》（Sport Illstrated）……它是这些杂志的结合体。
让《时代》的支持者喜悦的是，由于沃尔特·伊萨克森的存在，这种多元化并未使杂志媚俗化。这位主编罕见的个人使命感与才华让今天的《时代》散发出一股强烈的高调气息，即使在谈论餐桌上的话题时也避免流俗。而在其任期间推出的《时代75周年》纪念刊与举行的盛大的纪念活动—“世纪人物”的评选，都让这本杂志显现出惊人的生命力与影响力。这位言必称亨利·鲁斯与其他伟大新闻人物的人，在《时代75周年》纪念刊上底气充盈地表达了他对《时代》的见解。而他于1997年和1999年先后选择安迪·格罗夫（Andy Grove，英特尔公司联合创始人兼董事长）和杰夫·贝索斯作为封面人物的举措，更表现了他对即将到来的技术世纪的信心。
时代传奇（5）
他在《鲁斯的理想—过去与现在》中讲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需要再作新闻摘录了，因为电视与网络更善于此道。今天的《时代》要试图将单独的事件放入历史背景讲述，更注重为读者提供新的见解与远见，预测事件的未来可能，描写那些事件背后的场景，提审那些别人忘记提出的问题。
他接着还写道，“今天的时代已经不同于60年代至80年代，政治偏见已经越来越无关紧要，常识正在扮演越来越重要的角色。尽管我们在文章中依然会表现出自己的观点，但我们更希望能为你提供开放式的观念，而非某种偏见。”鲁斯曾在1941年提出“美国世纪”的概念，因为他坚信美国的价值观念对于全世界大有裨益。而今天，笔者依然坚信，自由的心灵、自由市场、自由表达意见与自由选择依然是《时代》所坚持的基本理念。
鲁斯与哈登相信地球是圆的，而伊萨克森则接着补充道，地球还是连线与网络化的。《时代》将依然坚持对于“新事物的强烈兴趣”，执着于探讨这项新技术对于任何社会的影响。在这项新技术带来的信息爆炸中，《时代》要扮演将零散的事实连接成完成的故事的叙述者的角色，要成为讲述影响这些事件的关键人物的描绘者。
在这篇非凡的文章最后，自命不凡的沃尔特·伊萨克森认为：在新世纪，我们同样面临许多挑战，比如信息技术对个人隐私的侵害，生物技术对生命尊严的挑战，《时代》会依然抱有与鲁斯、哈登同样的乐观态度—相信世界终究在进步。因为这种乐观会带来真正的建设意义。鲁斯坚信新闻业是一个高贵的事业，因为作为一名新闻记者，他战斗在争取自由阵地的最前方。今天的《时代》编辑将继续分享这一感觉—新闻记者是一项崇高的职业。
当然，2000年1月14日，时代华纳与AOL的合并或许会稍微影响了沃尔特·伊萨克森的自信。大多数评论家认为，这不可避免地会影响到《时代》的编辑独立原则。沃尔特·伊萨克森在一周后的杂志“致读者”中写道，从鲁斯制定“教堂与国家”原则起，编辑的独立原则就已经不容怀疑。而这种独立原则已经深深地刻入了“我们”的DNA中，谁也无法破坏……
尽管这位当代最杰出的杂志编辑将DNA都摆了出来，但其不容置疑的语气却显现出某种悲壮。一个让人不安的事实是，不管是时代华纳的总编辑诺曼·皮尔斯汀（Norman Pearlstine），还是沃尔特·伊萨克森，他们都是通过新闻媒体知道这一并购事件的，他们事先的确不知情。在商人的游戏中，他们的理念似乎不够分量。
不过，或许鲁斯与哈登的乐观是有道理的，对于并购事件仅仅陷入深深的忧虑是于事无用的。《时代》的未来怎样？就让我们相信鲁斯与伊萨克森的乐观与自信吧。当年那两位一名不文的24岁的年轻人在一间墙壁破旧的印刷厂厂房内创办这本杂志的时候，拥有的仅仅是这些自信与乐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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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1）
在我祖父尝试真正去创办一份报道人物的杂志之前，商业报道只是一堆枯燥的数字而已，媒体很少会注意数字背后的人物。
—蒂姆西·福布斯（Timothy C．Forbes），
福布斯公司现任首席执行官
从1964年接手《福布斯》开始，马尔康姆·福布斯（Malcolm ）就渴望把声誉卓著的《财富》杂志压在身下，这种渴望好比拉里·埃利森对比尔·盖茨的特殊情感。
马尔康姆的父亲柏蒂·福布斯于1917年创办了《福布斯》杂志。之前他是纽约《商业日报》（Business Week）的记者，因其报道善于加入人性化的描写而声誉鹊起。《福布斯》杂志从一开始就带有了鲜明的福布斯家族色彩—强烈的挑衅性。柏蒂在第一期杂志就批评了当时著名的古尔德家族企业。这位相信“写作可以带来财富”的爱尔兰移民有一个著名的报道公式：小心求证，刺中要害，生动地刻画出报道对象的外表或个性特征，再加上一两个生活小故事，让读者看清事实真相。
马尔康姆似乎生来就精力过剩，渴望成为人群中的焦点。高中时他创办批评校方的学生报纸，成年后又渴望进入政界，曾参与1957年美国新泽西州州长竞选。失败的政治经历让他重回《福布斯》杂志。虽然已有近50年历史，此时的《福布斯》除了在辱骂企业方面颇有特色外，似乎乏善可陈。人们并不习惯将之视作是严肃的财经杂志，它只是介于《财富》与《商业周刊》之间的侏儒。
马尔康姆除了加强报道能力、抛弃小报风格之外，开始将一种新精神注入《福布斯》。
这个语不惊人死不休的家伙选择了20世纪60年代最流行的“故作姿态”。该杂志在1965年推出广告词—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此时，正是全美学生都起来反抗“万恶的资本主义”之时。一年后，《福布斯》在广告文案中继续写道：“如果贵公司的会议室与精神病房还有段距离的话，《福布斯》建议你不妨试试‘出轨’的点子。”当嬉皮精神与反文化潮流席卷世界时，马尔康姆令《福布斯》杂志与资本主义同样玩世不恭，与摇滚乐手和LSD一样酷。
到了1967年，在该杂志50周年庆典时，马尔康姆遍请名流，《福布斯》杂志一副资本主义代言人的模样。
到了1972年，《福布斯》的发行量高达万份，首次超过《财富》。一年后，志得意满的马尔康姆·福布斯创下了热气球横跨美国的记录。他要让那些对商业新闻没兴趣的人也记住《福布斯》的名字。
到了里根时代的20世纪80年代，野心勃勃的浮华世界成了每个人追逐的对象，《福布斯》也成了这个时代当之无愧的代表。美国商业界以暴利与哗众取宠来肯定自己的成功。，是马尔康姆不失时机地推出了“福布斯400富豪”排行榜，这项艰难无比的创意获得了空前的成功，一直对“财富500强”耿耿于怀的马尔康姆·福布斯终于找到了翻身机会。而这项评比也将《福布斯》杂志的“做秀”水准推向极致。
《广告周刊》在1983年将《福布斯》列为10大热门杂志的第8名。该评选写道：“关键是，马尔康姆·福布斯—出版界奇才，这股惊人的冲力能维持多久？我们进行热门杂志排行榜这5年以来，《福布斯》的广告年收入已经剧增3倍，看来它们这股气势恐怕要持续到雅皮重又变成嬉皮。”到了20世纪80年代末，马尔康姆和他的《福布斯》杂志的声誉达到了巅峰。在提出了“资本家的利器”之后的30年，《福布斯》杂志比《财富》杂志更为嚣张与恰当地充当了“浮华资本主义”的代言人。商场上凡强调个人独创性的主管都煞有介事地将《福布斯》视作是必读刊物，以此强调与他人不同是其成功本质。
而这位喜欢购买游艇和哈雷摩托车、有伊丽莎白·泰勒做女友的亿万富翁，每年在家中举办的盛大聚会成了世界名利场的中心。从商业巨子到政治人物再到好莱坞明星，无一不以受邀为荣，它成了媒体“流言专栏”的最佳原料。1987年，美国合众社在一篇评论中说道：“马尔康姆敢于表现出他以‘资本家’身份而自豪，这对一般民众的观念多少也有影响。早年的洛克菲勒那种吝啬到极点的百万富翁当然惹人讨厌，而像马尔康姆这样赚钱赚得高兴，又花得愉快的富豪形象当然会引起美国民众的好感。”之前一年，《洛杉矶时报》则评论道：《财富》有权威，《商业周刊》有活力，而《福布斯》有游艇。而一位《福布斯》的记者麦克·西普则更切中要害地说道：“过去18年来，马尔康姆一直都是阳刚男人的象征—报刊杂志上看到的他总是雄赳赳地站在热气球上，要不就是一身斗士打扮跨坐在哈雷摩托车上。”
显然，人们更愿意记住马尔康姆的同性恋倾向与出手阔绰。当他于1990年去世后，新闻界才意识到这位出版奇才对杂志业本身的贡献。在马尔康姆追求“标新立异”的推销技巧的同时，他也同样关注新闻报道本身。尽管广告客户是杂志的金主，但在编辑独立原则上，这位反传统总编辑似乎很少偏离传统。正如《福布斯》前任记者法兰克·赖利所说：“马尔康姆偶尔会考虑到其他利益而牺牲报道的新闻价值，可是次数绝不会比别家刊物多。”而且，在生活上喜新厌旧的总编辑求贤若渴。在《福布斯》杂志内，只要你有天才，便可获得一切自由。这两点，或许也正是促使《福布斯》成功更为关键的原因。没有好的杂志品质，仅仅依靠自我标榜，终是难获成功的。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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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福布斯》：资本家的利器（2）
像父亲马尔康姆年轻时一样热衷政治的《福布斯》继承人—斯蒂夫·福布斯，已经参加过1992年与1996年两次总统竞选。除了像父亲一样是个失败的政治家外，他看起来也难成为一个成功的出版家，他对于杂志本身没有兴趣。在他眼中，这仅仅是个赚钱的机器。这个缺乏个人魅力的总编辑惟一关心的就是广告的页码。为了取悦广告商，他似乎随时可以干涉编辑权，撤换批评文章。尽管1995年该杂志的广告页达到惊人的4542页。但是，新闻界对这种杀鸡取卵的做法显然不屑一顾。《商业周刊》的总编辑斯蒂夫·谢泼德自信地说：“在我们那里，决不会出现广告干涉编辑的事情。”这种信念，也同样出现在《财富》与《华尔街日报》。
不管怎样，《福布斯》依旧是一家无法忽视的商业杂志。《商业周刊》依靠它对新闻事件的快速反应而著名，《财富》因其似乎无法撼动的权威感而取胜，那么《福布斯》从创办起就奠定了它的基准：对商业行为中人的戏剧化因素的关注。创办人柏蒂因为不满当时的纽约商业报纸仅仅报道商业数据而创办该杂志；马尔康姆则利用其自身的人性魅力，将这种关注推向一个极致，马尔康姆的人格正是当代商业戏剧中最精彩的部分，所以《福布斯》才如日中天。那么，今天呢？显然我们还没有理由说它已经衰落。
拯救《洛杉矶时报》
他们喜欢冒险，他们厌恶平静，他们习惯将自己推入一个猝不及防的尴尬场面，然后运用自己的才智与果敢取得出乎意料的成功。他们称自己为丘吉尔，只有在德国飞机的轰炸声中才能发表激动人心的演说；他们称自己为巴顿将军，只有在战场上才能感到内心的宁静，他们称自己为艾柯卡，只有在拯救衰败的庞然大物时才感到心旷神怡……
约翰·卡罗尔（John Carrol）毫无疑问隶属于这个行列。这位《巴尔的摩太阳报》（Baltimore Sun）的总编辑在2000年3月对此职位厌倦至极，因为他在这个职位上已经呆了9年，并使这家曾经停滞不前、缺乏生气的日报重获青春。“全国新闻基金”于1998年授予他“年度编辑”的最高荣誉，他被普遍称作为“记者中的记者，编辑中的编辑”。
经过多年的报人生涯，58岁的卡罗尔说，“我喜欢重新塑造报纸，而不是照看它”，这也是他在新闻界闻名的声誉或是特殊爱好。正当他犹豫是否去哈佛大学担任黎曼新闻基金会的负责人时，杰克·富勒（Jack Fuller）—芝加哥论坛报出版集团总裁询问他是否愿意成为《洛杉矶时报》的总编辑。此时，关于论坛集团收购时代－镜报的协议已趋于成熟，与卡罗尔相识多年、并提名他接手黎曼新闻基金会的杰克·富勒深知卡罗尔的价值所在。
“我已经闷得发霉了”，卡罗尔一心寻求新的刺激，“在（《巴尔的摩太阳报》）最初的日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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