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故事的领导力-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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戈尔越是给出更多的理由说服选民为何要选他，以及如果他当选后将会做些什么，他所讲述的就越枯燥，听他讲话的人就越少。这是为什么？
弗兰克？伦兹（Frank Luntz）的工作给了我们一个提示。这位传奇式的共和党民意测验专家于1992年在底特律组织了一个焦点小组焦点小组是由一个经过训练的主持人以一种无结构的自然的形式与一个小组的被调查者交谈。主持人负责组织讨论。小组座谈法的主要目的，是通过倾听一组从调研者所要研究的目标市场中选择来的被调查者，从而获取对一些相关问题的深入了解。这种方法的价值在于从自由进行的小组讨论中得到一些意想不到的发现。——译者注，测试总统候选人罗斯？佩罗（Ross Perot）的电视广告。该广告共有三条，分别是个人介绍、佩罗的演讲和他人的推荐书。在这些测试中，他开始发现一些一致的地方，然后看能否破坏这些一致性。首先，他发现无法破坏人们对佩罗的支持，他的支持率很高。
但是在底特律的那场，由于一时失误，他将广告的播放顺序弄颠倒了。首先是推荐书，然后是演讲，最后才是个人介绍。人们反映若按照这种顺序，他们根本就不喜欢佩罗。他的观点如果不是建立在感人的赤贫和巨富的人生故事基础上，听起来就显得很糟糕。伦兹这才突然意识到，为他人提供信息的顺序也能影响人们如何思考。如果他们已经积极地与主题联系起来，他们对你所说内容的反应就会与没有这一联系时的反应产生很大的不同。此前，伦兹已经偶然间发现，在最开始建立情感联系至关重要。
没有将戈尔和他的变革方案在情感上联系起来，他的理由就缺乏吸引力。戈尔越是给出更多的理由，他越是与观众进行争论，就越不可能赢得他们的支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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错误六：谈话逐渐止息
领导力沟通始于个人独白。独白成功的话，就会成为对话，然后成为谈话。能进展为谈话是因为人们对变革的持续热情得到了鼓舞。谈话调动了听众的神经，他们对于寻找实现变革的解决办法和鼓舞他人这样去做做出了贡献。
戈尔在总统竞选辩论上的演讲未能做到这样，因为他的演讲未能激起观众变革的愿望。相反，戈尔似乎在告诉人们他将利用总统的权力来强行推动变革。他会将社会保障和医疗“锁进铁箱子”。为了实现变革而“抗争”，他将使用总统办公室的权力，在对抗性的斗争中代表小人物，与富有的大型保险公司、大型石油公司以及特殊行业来抗衡。他不是尽力鼓舞人和组织愿意去改变，而是通过抗争来要求他们改变。
实际上，他是在要求选民授权给他。让他在四年时间内向变革的反对者开战，而不是继续谈话。因为选民已经对游击战感到厌倦了，于是他们选择了不给他这一权力。
学习领导力的语言
这里所说的一切，其目的不是给戈尔挑刺，而是要指出变革型领导者常犯的错误。戈尔并非热情地、无条件地对一个清晰和鼓舞人心的变革理念做出承诺。大部分时间，他对于自己提到的案例，在努力使用抽象的论点、论据和问题分析，然后提出解决方案。这些都让观众感到头昏眼花，而不是备受鼓舞。他没能够通过讲述恰当的故事让他们付出一定的情感参与。讲述故事时他将观众的注意力引至破坏他的目标的事件上，而不是强化目标上。他的肢体语言表现得盛气凌人、不受欢迎，而没有让人感到可以与之互动。结果，戈尔和观众的谈话根本未能进行起来，因此他竞选失败。
然而在2006年，戈尔足以让体育馆座无虚席，人们愿意买票来倾听他讲述变革。2000年的戈尔与2006年的戈尔有何不同？
在他的纪录片《难以忽视的真相》（An Inconvenient Truth）中，戈尔传达了他对自己深切关注的主题的激情，那就是环境。现在他不只是像2000年竞选时那样重复他的政治指导者们让他讲述的内容。他开诚布公地谈到自家的烟叶农场，以及这个农场可能就是他姐姐患上肺癌而去世的元凶之一。这有助于让他在公众演讲时不再显得华而不实，还能够适度自嘲一番。
更重要的是，2006年的戈尔不再以复杂抽象的方式讲话，他适当地运用了叙事的方式。
纪录片一开始，他就抓住了我们的注意力，讲述了一系列令人震惊的故事，关于全球变暖的规模、范围和原因，以及为何尚未采取行动。他还将故事与自己和家庭联系起来，说明了环境对他的影响。
当我们越来越明显地看到所面临的问题影响的规模越来越大时，他提问道：“我们能做哪些切之可行的事情？”他列举了许多已经决定采取行动的城市、州和公司。他还使用了一些小插图来说明人类如何设法解决其他重大的全球性问题，包括赢得两次世界大战的胜利、治愈天花、建立*、踏上月球，甚至弥补臭氧层空洞等。世界各国和政府相互合作解决了这些重大问题。所以，以前我们能够解决重大的全球问题，现在同样要解决这样的问题我们要怎么做呢？
最后，他介绍了控制这些问题的实际步骤，包括更加有效地使用电力、提高建筑和车辆的使用效能、加大公共交通的规模、增加可再生能源的利用、更清洁的电厂和工业活动等。这些行动是可行的。这不是技术问题，不是政治问题，而是道德问题。将来如果整个地球面临危机，我们就该站出来保护我们的未来。
无论你如何去考虑戈尔所讲论点或者政治观点是否科学，但他的演讲在吸引观众关注和促使大家行动方面都成效非凡。我们所看到的2006年的戈尔对变革的理念十分清晰，他能够引发人们持续的热情，对该理念他本人也真心实意地做出承诺。他学会了如何通过叙事在情感上与观众建立联系。他的肢体语言变得平静而果断，而不再盛气凌人，他还能够表现出自己诙谐幽默的一面。他的沟通方式引起了观众的关注，刺激了他们变革的愿望。他激起人们对变革的兴趣以后，用理由对此给予强化。纪录片公布以后，他通过交谈、电视节目和面对面的交流继续谈话。
到2006年，戈尔已经学会了领导力的语言。
人们为何改变主意（1）
1965年1月24日星期日晚上，一位24岁的医生驱车沿着双向的乡村大道从悉尼前往古尔本（Goulburn）。他在悉尼与母亲、妹妹和弟弟在游泳池玩得很放松，度过了快乐、愉悦的一天。现在他要回到古尔本一家医院工作，这是他取得医生资格以来的第一件工作。黄昏过后，随着他驱车前行，澳大利亚乡间茶青色的田野静静地融入黑夜。当晚路上很亮，他不必特别注意对面开过来的汽车，那辆车的前灯亮着，很容易看到。但是，当这辆车离自己只有几码远的时候，他突然意识到另外一辆车正在试图以更快的速度超越它，所以现在就有两辆车在双车道的马路上并行着直冲他开过来。为了避免正面撞车，他突然驶离主路开到了沙砾铺成的路边。不过，恰恰在这段路上有一根很深的水泥管道，他的车跌入管道后，撞上了一堵水泥墙后戛然而止。这位年轻的医生虽然系着安全带，可是撞击力量太大。他的大动脉因为受到的冲击太大而破裂，导致立刻身亡。
这位年轻的医生就是我的哥哥。他的去世自然对我们的家庭——父母、妹妹和我，都是一个不小的打击。事实上，一想到如此年轻的一个人，生活才刚刚开始，美好的未来就在眼前，却竟然如此毫无征兆地死掉，我们都觉得很可怕，这完全让人想象不到。
我的母亲深深地悲痛了好几个月。但是，当她逐渐从绝望中走出来以后，她开始思考交通安全问题。她发现澳大利亚很多的年轻人都死于交通事故。大多数人的死亡都是没有必要的。系安全带并非强制，限速不被重视，醉酒驾车问题也很普遍。很多道路在建设之时就未考虑安全问题，在隐蔽的地方筑有混凝土管道，等着毫无戒备的司机意外落入陷阱。哥哥的死已经无法挽回，但是我母亲开始意识到，为了那些无谓地在澳洲道路上丧命的人们可以做些什么事情。
随后的10年，她致力于宣传交通安全，这激发了她的全部热情。没有人能阻止她去游说议员为强制性系安全带去立法。她不知疲倦地提倡安全驾驶措施、准备材料、发表声明、游说政治人物，为此她非常卖力。
通过这样的方式——一件真实的事件改变了我母亲的想法。尽管在那次事故之前她并未表现出对交通安全的丝毫兴趣，儿子的过世让她变成了一位战士，变成了在一个迫切需要拥护者领域里的领导者。对于我父亲、姐姐和我以及其他家庭成员来说，虽然这一事件让我们更加注意高速公路的安全问题，但是没有直接改变我们的生活。
这一事故对我而言也产生了意想不到的影响。当时，我白天在悉尼一家律师事务所担任雇员，晚上在悉尼大学攻读法律学位。哥哥的去世确实让我开始思考，我的生命该用来干什么？人生短暂，如果我现在就死了的话，我能说自己的生命是有价值的吗？
在接下来的几月里，一件事情变成了焦点。在我们律师事务所，我被安排协助办理一个即将审判的案子。我们的客户是我曾经遇到的最让人不愉快的人之一。她是一位极端乖僻、爱挑刺、偏执、令人讨厌的中年妇女。她让所有人都知道，任何事都不合她意，太亮、太暗、太热、太冷、太干燥、太潮湿、太安静、太吵。她总是戴着深色眼镜。她的父亲非常富有，死后只给她留下了一笔合理的财富，他将大多数财富托管起来，以便推广他发明的一套速记系统。她聘请我们法律事务所是为了证明她父亲精神有问题，所以才立下契约，不让她继承其大部分遗产。 txt小说上传分享
人们为何改变主意（2）
当通读了老人的信件和文件时，我发现很显然他根本没有精神问题。我在他写的东西中偶尔会发现不合逻辑的推论，就像你能想到任何一位上年纪的人所犯的毛病那样。可是，他很清楚自己女儿的性格。看上去他已经仔细考虑了这样做的好处。他让律师起草了一份恰当的托管书。在签字的当天，两人还去吃了午饭。用餐时，他们还就赞成和反对意见进行了一番讨论，然后就回到了律师事务所，签订了契约。据大家说，这位老人当时的行为很镇静，也经过深思熟虑。他这么做的时候一点也不冲动。律师个人对此没有任何兴趣。所有迹象都表明老人很清楚自己想做什么。对我来说，关于他处理自己财产的行为实际上证明他完全是一个心智健全的人。
我们事务所的法律合作伙伴告诉客户，她胜诉无望，但是她坚持要出庭。因为任何感受到不法侵害并且能支付相关费用的人都有诉诸法律的权利，于是我们继续诉讼，但是这显然是不可能成功完成的任务。
我是在即将审判时参与这个案子的，人们预测这个案子只需持续几天。因为我此前曾经只是个雇员，没有人就我们所做的事情问及我的意见。我的工作就是搬运袋子、拣选文件、做次要的调查。
然而，在案件审判进行当中，我偶然间看到那位老人剥夺女儿财产继承权的一份契约。我浏览了一遍，立即发现了一个技术性的缺陷。按照模糊又复杂的英国法律中的一个被称为“禁止永久权规则”的条款，这份委托是无效的。这一法律条款的实施是为了防止任何人将财产不确定地进行托管。由契约确定的托管超越了法律设定的限度。该法不是仅仅将托管缩短在一定合法的期限内，而是认定该托管完全无效。结果，这位老人的财富将归其女儿所有，而不是投入到他自己选择的事业。当我向主管的伙伴指出了文件上这一技术瑕疵的时候，他高兴地看到了胜诉的希望，同时也为没能早些时候发现这一问题而感到尴尬。
尽管所有人都欢呼雀跃，认为肯定能赢得诉讼胜利，但是能洞察到问题主要是因为我当时正在研究这个晦涩难懂的法律方向，所以主题在我头脑中还很清晰。
当我高兴地等待接受赢得大难度案件的美誉时，也遇到了困难。我带着两个朦胧的想法进入法律行业。一个是崇拜查尔斯？劳顿（Charles Laughton）在《控方证人》（Witness for the Prosecution）中扮演的才气十足的律师，打官司取得胜利时的成就感。另一个想法是对社会公正模糊的关注。虽然已经打赢了一场没人认为会赢的官司，我发现自己并未洋洋得意，而是倍感沮丧。我想，如果用一生的时间一直这么做下去，我不就是在为滥用公正而不是维护公正而献身吗？
哥哥的死在我脑海里仍然难以忘却，如何度过一生的问题依旧萦绕在我心头，我决定离开法律的圈子。但是要做什么呢？当时我没有其他可行的选择。所以我继续工作以取得律师资格，但是我一直在到处寻找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我顺利地取得了法律学位，获得了在悉尼当律师的资格。但是，其他的选择尚未出现。所以我去了英国的牛津大学攻读法律硕士学位。当我更加深入地学习法律知识的同时，一直在关注着其他有意义的事情。
有一天在牛津，我偶然听到一些同学谈到一个叫世界银行的组织里有趣的工作，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贫困问题。事情就是这么简单，仅仅是在牛津公共休息室偶然间听到一次奇怪的谈话。当时，我从未听说过世界银行，也从未想过以国际发展作为自己未来的职业。但是这次谈话引起了我的兴趣，所以我开始想尽办法查找该领域的一切相关信息。我了解到世界银行是一家国际组织，通过贷款帮助发展中国家解决经济问题。他们在积极地招募年轻的专业人士。所以我写信提出愿意去服务，经过在伦敦和巴黎的面试，我得到了一份工作。随后就开始了在世界银行长达31年的职业生涯。
是什么导致我改变主意，离开法律行业并将自己一生的大部分时间致力于国际发展？对我而言，最终的导火线看上去是一件无关紧要的事件——关于世界银行有趣工作的一次奇怪的谈话。然而，如果没有此前所发生的两件事情，这一谈话也可能不会起到任何作用。第一件事就是我哥哥的过世，这促使我去思考自己人生的意义。第二件就是在赢得一次我的客户本不该胜诉的案子时沮丧的感觉。所有这些事导致了我的反思，最终导致了我的改变。
理解人们为何改变主意是领导力的核心。我们为何决定将一生投入到这件事情而不是另外一件事上？我们为何决定拥护这项事业而不是另外一项事业？
当我看到我母亲决定将10年时间投入到高速公路安全问题上，或者我自己将人生的大好年华投入到国际发展方面时，我们并未坐下来理性地分析一生中可能做的所有事情，然后利用微积分的方法决定一连串的行动。看到引起了我们注意的某一特定的行动过程时，我们的眼睛就为之一亮，然后很快就找出了为何采取一系列行动的原因。
实际上，人们通过经验、观察和符号性学习三种方式改变主意。这三者遵循与蜜蜂学习时同样的路线。
蜜蜂为何改变主意
蜜蜂遵循与人类学习相同的三种途径。
蜜蜂通过经验学习。单个蜜蜂在早上造访不同的花朵，除非植物停止给予回报或者天气状况有变，如果某种特定的花朵有足够的吸引力并能有收获的话，它将一天大多数时间都去造访那种花朵。
蜜蜂也通过观察来学习。在实验中，人们观察蜜蜂进入一个简单的迷宫，有两种路径选择。一条路能找到食物，被标上与迷宫入口同样的颜色，另外一条路则标上其他的颜色。蜜蜂学会了选择正确的道路，并能在标记发生变化时及时地更新信息。
虽然有时据说动物只能通过直接的体验或者观察事件来学习，实际上蜜蜂也可以通过符号性沟通来学习。蜜蜂就他们了解的食物来源进行沟通，这样将蜂房里的其他工蜂补充到同一区域来觅食。他们在觅食成功回到蜂房后，通过一种被称为“摆尾舞”的奇怪舞蹈来沟通。满载花蜜在蜂巢上跳着圆圈型的舞蹈，不时地穿过圆圈跳着Z型或者摇摆型的舞蹈。公元前330年亚里士多德在《动物志》（History of Animals）一书中描述过这一现象。卡尔？冯？弗里希（Karl von Frisch）研究表明，蜜蜂跳舞时的直飞和转圈与饲料源距离蜂房的距离和方向有关，因此获得1973年的诺贝尔哲学、医学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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实践的体验
我们对一个事件的实际体验可能让我们改变主意，常常因为与事件的情感联系使得它对我们的生活影响要比其他情况下更加突出。一种与强烈的感情相联系的体验能够引起更多的关注，也会比非感情体验使其记得更清晰、更长久，更可能对随后的决策产生影响。
对我来说就是这样。当我体验到做律师的感觉，并且打赢了一场高难度的官司，发现自己并未像查尔斯？劳顿在《控方证人》中那样感到洋洋得意。相反，我因为自己参与助长了非正义的行为而感到很沮丧。所以我断定，律师职业不是我想要的。在适当的时候，这帮助我决定去做其他的事情，即去从事国际发展。我在世界银行的亲身经历很大程度上符合了我走上这条路的期望。
观察到的体验
我们不需要为了从真实事件中学习而去实际体验，只要观察事件就能从中得到与亲身体验同样的效果。“9？11”事件改变了很多人对恐怖主义的看法，就像1941年珍珠港事件改变了美国对日本的看法，以及相战正酣的世界大战的看法。我母亲和我不一定要亲身经历交通事故而去感受其影响，单从发生在我们身边的人身上的交通事故就足以改变我们的看法。
符号性学习
人类不需要像蜜蜂那样，通过“摇尾舞”这样复杂的步骤对知识进行沟通。我们发展了一套符号性沟通工具，即语言。这使得人不需要通过亲身体验或者观察就能学习到一种体验的情感特征。身体对符号性学习的生理反应与体验和观察学习很相似。
可以通过语言向我们介绍一种想法，不管是从另一个人那儿听到，还是我们自己的想法，抑或二者的结合。
但是，以符号的方式沟通想法产生的影响通常不及直接体验那样强烈。泛泛地了解交通事故是一回事，而检查哥哥被压碎的汽车残骸，在太平间辨认他的尸体的亲身经历又完全是另外一回事。正像威廉？詹姆斯（William James）所说：“印象可以让人感情兴奋到足以在大脑组织上留下疤痕。”
所以对我母亲来说，儿子在一次无意识的交通事故中丧生的观察体验，让她对高速公路何等危险产生了深刻的印象。这一经历留下的感情疤痕致使她成为提高对交通安全重视程度的热情倡导者。从知识的角度看，她并未从这起事故中学到什么新东西，她只是知道交通事故中有人丧命。对儿子死亡的直接观察体验让她充分领会到了所有这些事实的意义，所以她变成了道路安全的倡导者。
对我而言，直接体验（在律师事务所的实际工作）、观察体验（哥哥的去世）和象征性学习（无意中听到关于世行工作的谈话）三者相结合，导致我大半生都投身到国际发展之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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让他人改变主意（1）
截至目前，我一直在谈论让人们自己如何改变主意。如何将其应用到致使他人改变主意呢？我们如何说服其他人去做不同的事情，不仅仅是一次性的，而是热情地去做，以至于他们愿意满怀热情地、由衷地去根本改变他们的生活？要使他人改变主意，同样可以使用那三条途径。
通过直接或者观察的体验去改变
我们能越快将他人拉进现实的或者观察的事件当中，人们对学习的体验就会越多，也就越有可能对他们产生影响。
作为管理者，我们可能会改变他人亲身的或者观察到的体验，从而有助于改变他们的看法。这可能包括榜样作用，我们将自己努力引导他人的行为具体化，也可能涉及谈话，这能创造互动体验，提醒人们接受新的观点；也可能涉及安排海外夏令营以丰富人们的体验，拜访已经在实施我们想要的变革的其他人或者组织，这些能够让人形象地感受到该做什么；也可能要练习角色扮演和模仿，这样人们可以去体验以不同方式行事的感受，模仿比真实的经历更能提供频繁的反馈，如果再加上训练，更能帮助参与者采取矫正行为来克服认知偏见；也可能涉及快速原型设计，能帮助人们大致体验临时版本的新产品，这样他们就能体会到使用它的感觉。同时，培训也能提供直接的体验，包括人们练习以实际行动去试验设想的变革。
作为父母和老师，我们可能对于子女或者学生亲身经历的或者观察得到的各种体验产生重大的影响。让他们感受到健康的、愉快的、充满活力的体验是一种持续的领导力挑战。我们作为父母和老师所体现的榜样作用对于他们的观察性体验，以及对他们长大后成为什么样的人会产生重要的影响。我们和子女之间的谈话可能会深刻地影响到他们思考问题的方式。
积极的体验性学习，不管是直接体验还是观察性体验，都具有几个功效：第一，涉及感情，对人们的生活产生重要的作用；其二，允许参与者自己下定决心，不是单纯地吸收别人强加给他们的东西。这就增加了使其成为他们自己生活的故事和他们产生热情的机会。研究显示，体验式学习比被动式学习更加有效。
在领导力方面，体验式学习的局限性是领导者经常面临着缺少改变他人实际体验的力量。总之，改变他人观点的很大负担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言说服来实现。
通过语言使他人改变主意
通过语言途径，我们主要有四种方法去说服他人。第一是给出抽象的原因；第二是通过为他人提供间接的提示或者经验的方法解释他们为何应该改变；第三将他们直接拉进一个故事当中；第四是引导人们自己产生一个新的故事。我会分别讨论每一种方法，逐一考查他们的优缺点。诉诸原因
传统说服他人的方法的捷径是给出原因。给他人提供原因，他们就会按照你说的去做。在现代社会，这是如何说服人们去改变默认的假设。这一方法可以一直追溯到古希腊，是柏拉图、笛卡尔、康德等智慧大师引以为豪并乐意去使用的方法。这一方法的精髓就是“要获得最佳效果，不能考虑感情，热情不能妨碍理性的处理”。
该方法的优点是真诚、开放、不受操纵。它与人类在决策时应当理智的观念紧密联系。
但是，要鼓舞起变革行为所需要的持续热情，它的效果比无效还要糟糕，甚至会起副作用。研究发现，向人们给出原因以期其从根本上改变行为，证实偏见就发挥作用了。正像在第2章所讨论的，对于难以应对的、充满怀疑的观众，负责情感的那部分大脑会拒绝或者重新解释变革的原因，这样他们就不会对先前存在的观点构成威胁。人会对现在的观点变得更加确信，而并非更怀疑。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让他人改变主意（2）
甚至，即使给出的原因能够改变他们的看法，也不一定能让他们行动起来。比如，改变与感染HIV相关的高危行为的研究提供了一个完美的实验室用来严格检验什么对于改变行为有效和无效。从1985年~2003年，分别对354个人单独进行了彻底的干预，旨在提高安全套的使用，但是单单给出理论原因并未显著增加安全套的使用。只有诉诸原因，再加上更多积极的方法才能看到行为上显著的改变。
诉诸直觉
事实上，人类的大多数决定都不是基于有意识的推理，而是基于直觉思维。直觉思维迅速、自动、不费力气、丰富的联想、自然而然，而且常常意识不到。与此相反，运用推理则缓慢、深思熟虑、耗费精力。没错，直觉思维容易产生一套认知偏见，比如证实偏见和基本归因错误。但是大多时候，对于大多数决定来说仅凭直觉就足够了。效率比准确性更加重要。实际上，如果我们在每个决定中都尽量应用有意识的推理，我们早上永远也起不来床了，更不要说做任何事情。
直觉通过基于环境和相似性，使用更加快速的通道来运转，而不是有意识地使用逻辑和证据。它有效地将情感和感觉融为一体。满载着情感后，直觉为我们指出应该迅速专注的某些事情以便我们采取行动。它指引着注意力，使我们集中在要做的事情和要避免的事情上。
在工作环境下的激励和惩罚措施同样对决策起到提示作用。“这么做你会得到奖金”，“那么做你就会丢了饭碗”等，这些提示不是让人们去考查为何这么做或者为何不那么做的原因，而是调动直觉决策，去做制度奖励我们去做的事情，避免去做制度惩罚我们去做的事情。
直觉容易产生一些偏见，意味着它容易被那些希望改变我们观念的人所利用。
◎ 宣扬：多种声音夸大了能引起我们所关注的事情的效力和好处，并让我们对其产生更加积极的看法。
◎ 晕轮效应：对一种特征的感知能使我们推断还存在其他类似的特征。有魅力的人通常被认为比长相一般的人更具有让人愉快的个性，比他们拥有更多的技能。名人常被用来认可一些产品，但是他们没有评估产品好坏的专业知识。
◎ 虚构故事：对事件给出正面的解释可能会比单纯地给出事实更让我们正面地理解发生的事情。
◎ 诱导转向法：如果人们愿意做某事，在他们同意以后即使去掉了奖励和激励措施，他们可能还是去尊重这一承诺。比如，在销售汽车时，最后时刻突然涨价也不会产生影响，因为买家已经决定要买了。
◎ 群体思维：人们如果看到他人在做那样的事情，他们也会跟着去做。在书店，我们会注意畅销书是因为其他人已经买了。这一现象在产品营销时，一般会与客户推荐一起使用。
◎ 服从权威：人们倾向于服从权威人士。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米尔格兰姆（Milgram）实验表明在主管人员的命令之下，被试者愿意对实验对象实施致命的电击。政治战争也说明，政府向人们施压很容易得到他们对军事行动的支持。
◎ 名人压力：人们更容易被他们喜欢或者仰慕的人说服。如果我们喜欢“老虎”——泰格？伍兹（Tiger Woods），一旦我们认为他开的是一辆别克，我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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