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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梦 中国磁浮列车教父 朱维衡-第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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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987年，第一台一千五百高斯永磁体磁共振仪问世，这是中国第一台自己研制的磁共振仪，配套部件虽然是从Analogic拿来的，但磁体与全套软件可完全是我们自己开发的。鉴定会上，大家特别指出，那磁体是最值得赞扬的，因为Fornar公司三千高斯永磁的，重达九十二吨，我们场强稍低一些，但只有三十二吨。后来这个项目获得了国家特等奖。正式投产后，生意非常好。美国经济不景气，九十年代初，Analogic公司所有的分公司都亏损，独有安科公司赚了大钱。后来双方各增资一百万美元，大家赚得更多。 。。
（３６）上海――梦想成真
（36）上海――梦想成真
1987年秋冬，中国国际电机工程学术会议定在北京举行。中国电工技术学会指定由中科院电工所主办，清华大学协办。作为国际电工技术标准化中国委员会委员，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的朱维衡，被定为大会主席。会议筹备组基本上由朱维衡二室的同事承担。大会会期八天，应邀参加的有十几个国家的近百名外国学者和国内的专家学者共四百人参加。自始至终，主持这样一个国际会议，朱维衡百感交集。看到许许多多电机专家和年轻工作者的科研成果，特别是改革开放各科学领域日渐广泛的学术交流以及国际间的合作，更让他对中国的科研发展充满了信心。会后，在北京人民大会堂，宴请全体中外代表，张劲夫代表中国电机工程学会理事长*总理出席致贺。
不久，德国西门子公司找Analogic公司（西门子公司赚大钱的第一种磁共振仪，就是由Analogic公司提供电子部件的），商谈与安科公司合作生产永磁式磁共振仪，因为永磁式价格比超导式低得多，市场更大。戈登先生就要求朱维衡他们参加。于是朱维衡和董事长，副总经理，三人同赴德国西门子公司医疗仪器生产中心所在地Arlangen，参加Analogic公司（Gordon与Soshnick两位先期到达），与西门子公司谈判合作问题。安科公司准备的是与西门子公司全面合作，但西门子公司有兴趣的，只有朱维衡他们的永久磁铁磁体，朱维衡成了他们集中注意的一个，其他的合作问题根本不谈，弄得其他四个人都很不开心，而且西门子公司财大气粗，态度傲慢，分明是想吞并我们的永磁磁体技术，朱维衡当然不能同意，结果不欢而散。后来朱维衡才知道，西门子公司在北京的分公司，用高薪将北京医疗仪器厂的总工程师请去，又请到内行在北京自己研制永磁磁共振仪。安科公司面临强大的竞争对手。
1987年末，在结束了主办国际电机会议及从西门子公司回来后，朱维衡接到了所里要他退休的通知。朱维衡此时已经六十八岁，他从电工所和安科公司退休了。
然而，朱维衡还有许多事没有做完。他仍然坚持一些项目的研究和试验。
他回到科健公司在北京的永磁磁块加工厂，几个人支起一个小摊子，设计了三分之一大小的完全采用钕铁硼永磁的三千高斯磁共振仪磁体，自己动手安装。由于在此之前，朱维衡曾经在这里独自一人做了一台五分之一大小的筒式铁氧体永磁磁体，但运到深圳时发生机械破损无法测试，所以朱维衡坚信虽然此地条件极其简陋，但是完全可以做出意想不到的成果的。
事后，朱维衡证明了他的判断：三千高斯钕铁硼磁体，按一比一尺寸做出来，效果很好。重量大大降低，价格并不比铁氧体的高多少。这就是世界上第一台钕铁硼三千高斯磁共振仪。朱维衡十分欣慰。
1991年6月的一天，朱维衡突然接到美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通知，要他6月24日到广州办理移民手续。那是九年前，大姐朱纯在美国申请朱维衡移民去美。事隔这么久时间，朱维衡几乎忘了这件事。是留？是去？
妻子孙华善主张去！理由是两个儿子已经先后去美留学和定居，朱维衡也已退休，可以轻松一点了。
可是朱维衡却犯了难。他想，虽然自己办理了退休手续，但他身体还很好，还能再干几年，更何况现在的科健公司正在稳步发展，有很多项目需要人去做。尤其是永久磁体的研究，作为磁浮列车的最重要和最核心的部分，可以说是他一生的梦想和追求，在这个时候他怎么能够离开呢？
一连几天，朱维衡都茶饭不香。妻子似乎看出了他的心思。一天晚饭时，孙华善对他说：“我知道你还不想走，可是你早就退休了，让别人去干好了。加上孩子们也都在外面，一家人可以团圆了，享享天伦之乐，有什么不好？你忘了你吃的苦还少吗？”说到这里孙华善停住了，她没再往下说。
朱维衡放下手里的筷子，说道：“那不是过去吗，现在好了。”看到朱维衡没像过去一说到吃过的苦头就不开心，孙华善这才小心翼翼地说：“其实你是放不下你的研究，你要想继续干，在哪干都一样，你不是说科学技术是无国界的吗？只要你身体好，你要工作我不会拦你。”朱维衡抬头看了孙华善一眼，没作声。
孙华善又说：“哦！我忘了告诉你，戈登先生昨天打来电话，说欢迎你去他的公司上班！这样好了吧，一到美国你就可以马上工作，这还不满意？”
朱维衡看着孙华善说：“怎么不早告诉我呢？”说完拿起筷子夹了菜吃了起来。
不久，朱维衡告别了科健公司，告别了北京。于1991年7月20日抵达美国旧金山。
7月27日到达美国东部城市波士顿，住在大儿子朱道一家里。
7月28日，老朋友戈登先生设宴，邀请朱维衡一家人出席。并约定三天后请朱维衡到Analogic公司，正式邀请朱维衡参加他公司工作。8月15日办好入职手续，16日朱维衡就与正在和戈登先生谈合作的英国公司一起谈判。这家公司有用永久磁铁做局部磁共振仪的设想，想找Analogic公司合作，但他们不会做磁体，戈登先生也不会做磁体，所以他想吸收朱维衡，为他增添做磁体的能力。朱维衡了解到他们设想的东西，与过去做过的完全不一样，必须从头设计，朱维衡接受下来，参加了Analogic公司工作。8月19日正式上班，从头设计，从加拿大弄到现成的软件，进行计算，画图。刚完成，戈登先生对朱维衡说，合作取消了，因为英方要占一半好处，我们不干了。接着，戈登先生要做移动式CT，组织二十个人，七个月完，成本不超过六万，准备卖六十万，安排朱维衡承担驱动电机的选定。此后，他每星期一第一件事，就是召开CT技术讨论会，朱维衡广泛收集各种电机性能资料，选择比较符合要求的几种，要样机来做试验，等整机的机械制造出来，配上朱维衡选用的电机试运转，做详细记录，比较不同的电机，以便最后决定。朱维衡认为最好的还是力矩电机，但戈登先生认为太贵，一定要找便宜的，但找来找去，性能总是不够理想，最后还是决定用力矩电机。不过与Inland公司谈判，协议每年采购不少于一百台，他们同意打很大的折扣。朱维衡按时完成任务，别的部份拖后了一个月，总成本也超过了六万元，但戈登先生卖出六十万，利润还是够高的。飞利浦公司买了他的专利，挂飞利浦牌子，仍在这家公司生产。行销全世界。
1991年8月22日，朱维衡得到邀请函，邀请他出席在纽约州Saratoga Spring召开的美国磁浮列车论证会。主持会议的是美国交通部的颜明宏博士。会议论证的方案很多，不过全都是超导的，而朱维衡提出用钕铁硼永磁磁体，可以大大降低造价。但并未引发关注。
颜明宏对钕铁硼有兴趣，他从来没有听说过这种永磁，问了朱维衡很多问题。以后又多次联系，想与科健及Analogic公司合作，扩大永磁磁共振仪生产，并到Analogic与戈登和Soshnick谈合作，但他的计划很不具体，他们认为不可合作。科健公司还写了一份合作设想，很具体，很详细，可是颜明宏说能获得世界银行拨款，但也并无保证。所以朱维衡陪他忙了很长一段时间，毫无结果而散。不久，颜明宏说他要与他父亲一起去北京，希望朱维衡在北京与他见面，他想去看看朱维衡所里搞的永磁磁体情况，到深圳看看科健公司情况。朱维衡本不打算那么早就回去，他这样要求，只能改变了计划，与他同时走，在北京带他参观了电工所的永磁磁体实验室，与原来的同事一起吃饭座谈。他谈的经费来源，仍旧是世界银行，但提不出可靠证据，所以大家都不敢相信。
接下来的几年里，朱维衡仍然情牵梦绕他的“飞车”——磁浮列车研究。
他经常在想，如果真能像1974年铁道科学研究院院长陈久明讲的那样，铁道部与科学院合作，大力开展磁浮列车的研究，可能中国很快就会建立自己的磁浮列车线。可现实情况完全不是这样，铁道部没有参加磁浮列车研究项目，而是新成立的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一个单位在干，中科院不过是参加单位之一，与铁道部完全无关，铁道部这么实力雄厚的单位反而成了磁浮列车的强大反对派。磁浮列车大发展的大好机会，被连续不断的争论所耽误，实在是太可惜了！
好在朱维衡退休后的电工所二室，无论是接任时的顾国彪任主任，还是后来的徐善刚、金能强任主任，他们都不遗余力地坚持新型发电机和永久磁体的开发和研究，这些以前朱维衡的得力干将，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延续了二室的成就和光荣。
终于，磁浮列车研究在国家攻关项目里立了项，并在全国政协会议上正式提出开展磁浮列车研究的建议。1998年6月，*总理在全国两院院士大会上提到：“京沪高速为什么不用先进的磁浮列车？”于是才促成了上海三十公里首条商用磁浮示范线的建设。
这期间，长沙国防科技大学已与中科院电工所合作，研制出直线感应电机驱动的磁浮列车；西南交通大学也做出了两种磁浮列车；大连做出了比较特殊的永磁磁浮列车，等等。
2003年1月1日，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商用示范线在上海正式通车运行。六十三年之前的一位中国青年在大学发表“飞车梦”，在同一个城市上海梦想成真！朱维衡抚今追昔，不由得心潮澎湃，老泪纵横。
中国建成世界上第一条磁浮列车线，世界掀起一阵磁浮热。大多数的议论都是认为它的造价太高，不能推广。朱维衡收集了许多磁浮列车文章、专利等资料，写了一篇关于四种磁浮列车设计比较的文章，说明造价并不是非得像德国或日本的那么高不可，而是完全可以像轻轨铁路一样，甚至更低，并列举了美国正在进行研制中的两种设计相比，应该是切实可行的。他们采用的方法是缩小车体，减轻重量，单车运行，从而大大减轻导轨本身重量和对精度的要求，造价也就大为降低了。其实际运载量却并不见得比重型列车小，因为像公共汽车那样，灵活性比重型列车好，可以一辆接一辆运行。而重型列车的控制系统很复杂，两车之间必须要有相当长的间隔时间，以确保足够安全的两车之间的距离。如此算来，在同一时间内所能达到的总载客量，轻型车未见得小于重型列车。值得一提的是，小车能一辆一辆接着来，旅客不用等很长时间就能坐上车，既节省时间又节约能耗，大家高兴。客流量小时，还可以减少车次，降低运营成本，不像重型列车坐不满人，时间一到也得开。朱维衡将这篇文章给了在美国的几位学者看，他们中有人就建议参加2004年在上海召开的第十八届国际磁浮列车会议。朱维衡接受了这个建议，增加了第五种磁浮列车设计参加比较，与正发生浓厚兴趣的大儿子朱道一合作，由他撰写控制部分。因为他搞过很多控制工程的计算机软件，而且在美国的磁浮列车研究单位工作过一段时间，相当有想法。
2004年10月，朱维衡和朱道一共同出席了上海的第十八届国际磁浮列车会议。他们的文章在会上引起很多人的兴趣和关注。译成中文后，2005年上海磁浮交通工程技术研究中心出版的《磁浮交通》第一辑，正式发表了这篇文章。
2005年日本名古屋世界博览会，朱维衡特意去看看他们的磁浮列车，没想到他们号称车速超过500公里的超导型磁浮列车，在展览会上竟然是放在地上不会动的，只能让人进去走一圈，看一下他们测试时到了500公里的录像；另一种低速常导型磁浮列车是在运营，但水平远比上海的差多了。
朱维衡始终认为美国MagneMotion公司的技术方案比较可取，但他们拿不到国家大量资助，一直建不起一条足够长的试验线来，朱维衡曾几次带中国代表团去参观，与他们谈判技术合作，到中国去建试验线，但他们把自己的技术视为顶级秘密，除非先付他们一大笔钱，他们不肯合作，然而中国方面尚未见到他们的车真的跑得像说的那么好，当然不可能先拿出大笔钱给他们，就这样僵着，浪费了时间，始终无法证明他们技术的优越性。Magplane公司的方案，完全用永久磁性，符合朱维衡1991年在美国磁浮列车方案论证会上提出的见解，但他们始终只有一个小小的木头模型，只有纸面上的论证，没有一点实际能浮又能跑的小样机，来证明切实可行，尽管宣传材料印得多漂亮，集资公司拿他们与中国技术合作意向书去将虚拟的公司股票上了市，仍旧筹集不到资金，多次碰壁，十多年来一事无成。
2005年和2006年两次回中国，朱维衡都向国务院滋浮办公室孙广生主任和时任科技部磁浮办公室的高级顾问金能强共同探讨有关问题。还同上海磁浮交通研究中心林国斌副主任一起与负责车体设计的两位工程师讨论如何修改设计的方案，用于下一轮延长线上自制的车体。
2006年5月，孙广生主任来美开会，朱维衡陪同MIT为Magplane公司工作的方家荣博士一起去GA公司（General Atomic pany）访问，观摩他们在一百二十米试车线上的演示。这家公司是在美国拿到政府经费最多的一家，干的时间已相当长了，但朱维衡认为这家的设计比MagneMotion公司的复杂，控制系统似乎不及那边先进。
从技术角度讲，磁浮列车显然是目前所有各类公共交通工具中最可取的一种，所以各国都在研究，国际磁浮列车会议每两年一次，已开了十九次，但为什么至今只有上海一条商业示范线，而这条线也是亏本的，原因除了造价和运行费都很高，技术上完全成熟的设计尚未脱颖而出，尚未达到造价和运行费都合理，安全绝对可靠的水平以外，政治因素也非常起作用，这所谓“政治”，并不是政党政治干预，而是既得利益的资本集团，如汽车、石油垄断集团，不愿意强劲的竞争对手轻易取胜所耍的手段。像美国这样有经济实力和有充分技术储备的国家，却不能像德国或日本那样投入大量资金，支持磁浮列车研究工作。至于中国，现在经济起来了，已经带头建成磁浮列车商用示范线，是非常大胆的尝试，证明了磁浮列车确实是理想的公共交通工具，但没有把本来应该是主力的铁道部组织进来，就像日本那样，他们反变成了中国磁浮列车的强大反对派，延误了率先引领世界进入最先进磁浮高速公共交通时代的最佳时机。但不管还有多少挫折，磁浮列车终将成为举世公认的最好的公共交通工具奔跑在地球表面，除非又出现了另外一种，现在谁也没有想到的、更完善的新技术。
反正中国已经开了一个好头，坚持下去，必将成为世界上推广应用磁浮列车最完善的国家。 。。
（37）打工生活
（37）打工生活
朱维衡在戈登先生的公司结束顾问工作后，于1992年8月25日成立了“优廉公司”，英文名Williamsun pany，中文名的意思是“质优价廉”，是英文名的谐音，英文则是朱维衡的英文名连上孙华善的姓，看上去有点像外国人的姓Williamson，但却又不是，意思这是朱维衡和孙华善两个人的公司。参加了几个商会的活动，联系到国内好些单位，试图经营进出口贸易。但大多数都是想卖东西，而买主却不是那么好找。有一家看了样品，完全满意，正要签订购货合同，经手人却辞职了。有的拿了样品去，石沉大海。后来有位MacLean先生，他的Malmac公司要到中国去发展，要朱维衡合作找对象，由他出一切费用。朱维衡就在1993年陪他到中国跑了一趟，通过朱维衡的老关系，在北京、天津、大连，签了五份合作意向书，约定一个月后，带同美方的老板，亲自去签订正式合同。朱维衡他们回到美国，与五位老板约好日子，另外又有一位不在意向书范围内的老板也要参加。于是就买好八张飞机票，准备启程。不料出发前一星期，突然那五家中国公司 一家一家发来传真，说政府规定，美国公司必须先汇十万美元去，才能进一步谈合作。这可能是政府的新规定，要是早就有此，也不会签合作意向书。这一下，所有的老板都不干了，只好退票，MacLean先生白花了一万多元钱，却一无所得。朱维衡公司丢了面子，干脆就此中止了“优廉公司”。
按照美国规定，失业可以拿到生活津贴，朱维衡于是很快就拿到了失业津贴。由于身体还很好，还兼职干过很多活，比如，送送广告啦，去工厂做做临时工啦，为政府复核户口啦，等等短期的工作。
不久，联邦政府拨下来一笔专项资金，专门为年老而有工作能力的人就业而设。就业中心认为朱维衡符合条件，只是年龄超过了政府机关工作人员的标准，朱维衡不能算他们直接雇佣的工作人员，所以他们建议老人中心接受他，然后作为老人中心派到就业中心工作的人。1993年10月25日开始，朱维衡就在就业中心工作。后来，布什总统削减经费，把这部份专项资金否定掉，朱维衡这样的人又全都失业了。由于朱维衡在就业中心工作每年都获得特别嘉奖，所以老人中心破例留下朱维衡在中心本身的工资部工作。按规定，每周只能工作十五个小时，而朱维衡每周工作二十个小时。工作了半年，顶头上司认为朱维衡是他这个部门最出色的一个，要给他增加百分之四十五的工资，工作时间改为每周四十小时，就像别的正式工作人员一样。已经给朱维衡办好更改手续，但朱维衡到社会保险管理部一打听，不好，使不得，因为朱维衡的收入将会远远超过限额，那样一来，医疗费全免的优待就没有了！于是朱维衡赶快要求改回到原来那每小时六元九角二分五，和每周工作二十小时。朱维衡要求每天工作五小时，每周一至四工作，这样，朱维衡每周有连续三天休息，更自由些。
（３８）免费的午餐
（38）免费的午餐
美国政府规定，凡是在工作的非政府工作人员，每年可以享受为期一周的免费“培训”，随便你挑选美国任何地方，参加美国退休人员协会（AARP）主办的培训班，可以带配偶同行，只要自己出旅费就行。每期结束，还颁发一张毕业证书。
朱维衡几乎每年都享受。1995年第一次选择的是去纽约。培训班安排在纽约世贸大厦举办，住宿安排在世贸大厦旁的喜尔登饭店。选学的课程则是纽约的历史，比如纽约第一座大桥建造的过程啦、百老汇的起源和舞台艺术啦，特别是华尔街的来历，原来华尔街本来是荷兰与英国两国殖民地之间的一道隔墙，后来英国人胜利了，把荷兰人赶走，将隔墙推掉，变成了一条路，就叫“墙路”，也就是现在的华尔街。
当然，之所以首选到纽约参加培训班，还有一个更重要的原因，那就是可以看望在此的老朋友。
老朋友汤永谦，在西屋公司时与朱维衡关系甚密。1948年朱维衡回国，汤永谦继续在匹兹堡大学攻读学位，拿到博士学位后，便在纽约一家化学工厂工作，并且取得了几项专利。1950年朱维衡曾经写信给汤永谦动员他回国参加新中国建设，他回信说，父亲患有肺病，需要长期医治，如果他回国工作，工资很低，唯恐负担不了父亲的医药费用，婉言谢绝了朱维衡的建议，没有回国，并且将妻子接到美国。后来，化工厂老板年老了，就将整个厂子让给了汤永谦。由于他经营得法，化工厂越搞越大，汤永谦成了大老板。
汤永谦先到喜来登酒店看望了朱维衡夫妇，然后开车接他们去他家里。
汤永谦驾驶着崭新的一辆凯迪拉克豪华轿车，向他的住宅驶去，其实酒店离汤永谦住宅并不远，令朱维衡不解的是，汤永谦告诉他们，他开的这辆车是租来的，他年年开新车，从来不买车，这样不存在修车的问题。哈！资本家就是不一样啊！
尽管朱维衡曾经几次来美国访问过，也与老朋友通过电话，而且大儿子朱道一，在美国读研时，暑假曾到汤永谦的工厂打过工，但汤永谦的家朱维衡夫妇还是第一次去。
汤家住在二十几层高楼的高档大公寓里，门卫森严，有专用电梯直达，一切装修都是十分考究，家具也是高贵典雅，一应俱全。
坐在汤家一间中式客厅里，汤永谦泡了一壶西湖龙井。汤永谦告诉朱维衡，尽管一直在国外生活，但很多的习俗还是中式的，到底是中国人哪！
这一点朱维衡也早就看出来了，他再次环顾了一下这间客厅，地地道道的中国江南风格，就连中式坐椅的坐垫，都是手工的苏州刺绣。一提到苏州杭州，汤夫人拉着孙华善的手，讲起了杭州话。汤夫人是杭州人，她说她总是忘不了苏州的“油面筋”，她最喜欢吃啦！几年前汤永谦捐助给母校浙江大学的学生中心落成典礼，她一同去参加，回来时带了许多“油面筋”。孙华善也说很喜欢吃。
说到这里，汤永谦打断了她们的对话，神秘地说，“是不是又想吃‘油面筋’啦！今天我们就去吃吧？”汤永谦看了看表，已是午饭时间，就说：“我们就去吃苏杭菜吧！我知道一家很好吃！”
汤永谦驾车，不一会儿就到了。抬头看去真是一家江浙传统装饰的酒楼，黑底烫金字的牌匾上写着“苏杭名菜馆”。
在雅间入座下来。轻柔的苏州评弹，四个年已古稀的江浙人，品尝着地道的家乡菜肴，述说着当年挥之不去的往事，神情中就像回到了故国家乡，看不到一点那漂泊在异国的感觉。
饭后买单，服务员送进一壶新沏的“碧螺春”，然后说，“对不起，你们的单已经买过了”，转身走了出去。
朱维衡有些纳闷，问汤永谦：“是谁帮我们买的单呢？”
没等汤永谦回答，门外走进一个人来说：“是我！陆阿娣。”汤永谦诡秘地笑了。
汤永谦告诉朱维衡，陆阿娣就是这家酒楼的大老板，她在纽约一共开了十三家，这是其中一家。知道你们来纽约，特地叫我订在这里的。
陆阿娣忙解释道：“因为住处离得太远，所以没能赶上陪你们吃饭，请多包涵啦！”
其实，在改革开放初期，朱维衡在北京遇到过陆阿娣。那时，陆阿娣的女儿法学院毕业，到北京找工作，朱维衡为她找到国家进出口管理委员会副主任（汪道涵是主任）的周建南，问有没有可能安排。他立刻答应，安排到主管单位去谈。朱维衡陪她女儿去谈，他们正想找个熟悉西方法律的人，于是她就在单位干了一年多，然后回美国去做律师了。陆阿娣后来找朱维衡帮她推销黄金。她从欧州找到一个掮客，有大量黄金，想以优惠价格卖给中国，朱维衡对此一点不懂，又去试试问周建南。想不到他说有兴趣，于是让陆阿娣与周建南相见。周又指定财政部的人与她谈，再要中国银行驻纽约代表在美国调查陆阿娣及她所代表的欧洲掮客的资信。可是陆阿娣不肯讲那欧洲的人是谁，无法谈下去，不欢而散。后来她又找朱维衡想办法找上海的关系，朱维衡为她找了张均的弟弟，他是上海经济贸易总公司总经理。结果他们一拍即合，做成了许多生意。而且他的儿子去美国留学，以她家为纽约的家。陆阿娣是一个极其能干的人，曾经买下纽约的一座大楼，准备开办老人中心，但原有的住户有的不肯迁出，打了官司，结果陆阿娣败诉，导致破产。由于她在美国华人中的声望，还曾担任过里根总统的亚裔事务顾问。听说她后来在生意上又东山再起。
事隔十多年，又在纽约相见，大家自然十分高兴。txt电子书分享平台
（39）拔牙之祸
（39）拔牙之祸
妻子孙华善身体一直比较弱，到美后也不见好起来。1994年3月4日孙华善一次拔十八颗牙，流血一夜，从此更加虚弱下来，经常低烧。半年以后又第一次肺炎住院，三天后出院，但仍然经常低烧，可是孙华善好强，不但继续照看孙女，晚上还要去打工。
1995年2月10日做了支气管窥镜检查，到3月10日细菌培养出结果，确定为肺结核，于是当地市政府专管肺结核的小组马上接手，医生、护士执行他们的标准程序，按规定服药，检查接近人员是否被感染，说六个月或九个月一般的都能钙化。果然，六个月后真的钙化了，孙华善认为“完全好了”，又去老人中心义务服务。
孙华善到美后，总觉得英文口语不够好，坚持要去附近社区大学上英文课，还一定要考到A。
1996年2月至1997年6月间，孙华善白天继续看孙女，还增加孙子放学后的照顾，小学两点钟放学后，校车送到门口来，朱维衡夫妇要照看他到母亲下班后来接回去。每天为了清理摊得满地的玩具，打扫干净，准备明天再接待孙子、孙女，要化不少时间。妻子的打扫又太讲究，扫地以后再用手抹干净，蹲在地板上抹两个房间，实在是非常吃力，但她一定要这样做，她说孩子一天到晚在地上玩，必须非常干净。
后来大儿子朱道一迁往另一城市，孩子不送来了，孙华善的英文课也结束了，她又去选学计算机课，一学又着了迷，在实验室一呆就不肯回家，不吃饭，不睡觉，结果又发烧。稍好一点，又去拼命，而且还要每星期一次，到本公寓义务劳动供晚餐。
1997年11月18日急诊查出“气胸”，几乎动大手术，观察了一晚，决定在左胸部开孔，伸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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