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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梦 中国磁浮列车教父 朱维衡-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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校名单、考卷和讲义的刻印工作。黄嘉音很早以前曾画过一点漫画，就叫他教美术课，帮学校总务科做杂务，县政府让他在马路边的墙上画宣传画。他本来对饮食比较考究，西北的粗粮消化不了，经常腹泻，浑身无力。却被指控说他装病，抗拒改造。他为自己辩护，又被认为死不改悔，送去更加偏远艰苦的农场劳动，自此一去未归。
小姐姐为了支撑这个家，拼命工作，还用带去的缝纫机为学生做衣服，教女学生学缝纫技术。她的孩子们总算都上学了。大的两个考大学，黄立均1963年考上宁夏大学。老二黄立行学习成绩原来一直比哥哥好，却未被大学录取，打击极大，只好闷闷不乐当了知识青年，下农村劳动。*刚开始不久，“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在一些高干子弟红卫兵的推波助澜之下，大行其道，被利用来整肃异已。中学里当教师的只要有出身或历史问题，往往首当其冲，小姐姐当然也免不了挨批挨斗。当地小报编造说小姐姐家是上海大资产阶级，家里有十二辆汽车，二十四万存款等等。二儿子黄立行看了，认为他妈妈必死无疑，自己的前途也没有希望了，于是，他独自走进菜窖，拿刀自杀身亡，身边还带着那张小报。大儿子黄立均则在大学里成为造反派的“笔杆子”，与家庭划清界线，脱离关系，后来在大学里成了某一派的小头头，大学毕业后当了政府干部。他的小弟弟黄立平曾去规劝哥哥恢复母子关系，没想到他竟对小弟弟说：“不要再提这事，否则我与你也脱离关系”。
小姐姐肉体受折磨，精神受打击，感到生不如死，曾企图投井，上吊，被女儿黄立理及时阻止，才免一死。很多年以后，小姐姐收到一包黄嘉音的“遗物”，只不过是几件破衣服，发现内衣上有血迹。黄嘉音在那里究竟都发生了些什么事情，究竟是什么时候死的，是什么原因死的，都无从知晓了。
运动还没结束，外地还有武斗，但已可以自由走动了。有一天蔡明芝意外地从西安来访，他是最勤于与朋友联系的人，朱维衡问到几个最熟悉的朋友，他都知道情况。问到马家驯，朱维衡与他同在北京，却在他和朱维衡挨整后，不敢联系了，蔡明芝告诉朱维衡：“他去英国了”，朱维衡大为惊奇，“怎么他能在*中出国呢？”他说：“去阴国了”啊呀！怎么会这样？朱维衡知道马家驯性子急，被贴大字报就受不了啦，但何至于自杀啊？蔡明芝说，他们两口子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同一个办公室工作，同时挨整，他岳母有好几个金戒指藏在他们家，被抄家抄出来了，他们就被穷追猛打，受不了啦，两人躺在床上，电线缠身，合上电门自杀死了，两个九岁和六岁小孩由大姨子带着，改姓王了，多惨啊！最亲近的老同学，就这样走了！
蔡明芝还告诉朱维衡，从湘潭到东北电工局唯一一家的高级工程师李子白是在西安跳楼自杀的；上海青年爱国团体涌社的发起人计苏华，美国留学回国后，曾担任北京医院副院长，经常为中央领导看病。*中，造反派逼迫他交出某些中央领导人的医疗档案，他坚决不肯，最终被*而死。
朱维衡也告诉蔡明芝一些同学同事的遭遇。看到朱维衡还在劳动，蔡明芝对他说：“只要人还活着，就已经是万幸了。”朱维衡深有感触地说：“是啊！活着就好！” 。。
（32）侄儿来访
（32）侄儿来访
1972年朱维衡回到研究室，在别人领导下工作。回到科研岗位上，朱维衡仿佛重新焕发了第二春，他开始废寝忘食，夜以继日地工作。在图书馆，除收集整理大量的低速电机，力矩电机和直线电机的资料外，他还将国外关于磁浮列车研究的外文资料翻译和汇集出来，进行比照和分析，并从经济学角度研究动力成本运行区间与速度的关系，逐步形成了一套自己的可行性设想。
1972年下半年，朱维衡调到中科院电工研究所二室，参与了直线感应电机的研究。这正是朱维衡1949年在香港研制但尚未完成的项目，如今条件好了很多，研究起来容易多了。不久，又承担了北京高速火车试车场圆形轨道上的直线电机推动装置的研制任务。
一天，朱维衡找到铁道部总工程师陈久明，建议开展磁浮列车研究，得到了他的赞同。于是，朱维衡马上向中科院建议立项。可是研究经费从哪里来呢？没有经费什么项目也只是纸上谈兵。
这以后，陈久明调到铁道科学研究院任院长了，朱维衡又找他商量合作研究磁浮列车。陈久明说，你的意见很对，我也主张中国应该现在就开始研究磁浮列车，否则就落在人家后面了，但铁道部现在急于研究的项目很多，经费却很有限，轮不到磁浮列车呀！不然就请科学院先小规模搞起来，以后铁道部再慢慢参加合作，大规模搞。
尽管如此，朱维衡还是感到了巨大的支持，至少是口头上的，回到所里，朱维衡他们只好做磁浮小模型试试。
1974年，朱维衡的堂侄朱道淳从美国来看他亲姐姐朱丽中。朱丽中自从1955年底与丈夫吴锡九从美国回中国后，一直在科学院工作。十九年中运动不断，特别是*，叫外国人听得万分可怕，朱维衡的二哥二嫂也非常不放心。尼克松访华，僵局打开，可以相通了。但*还没有结束，形势如何发展还很难预料。这时朱道淳以他在美国成功的华裔科技企业家身份，带着贵重礼物来作友好访问，应该会被欢迎。不过究竟他会遇到什么情况，无法得知，所以他是冒着极大风险，先写好了遗嘱留在美国才出发的。
朱道淳访问了朱丽中所在的中科院动物研究所，和吴锡九所在的中科院半导体研究所，都比较顺利。而他是化学测试分析仪器研制企业家，要找对口单位对话。朱维衡就为他安排了中科院的科学仪器厂与他谈。恰巧，科学仪器厂的总工程师与朱维衡住在同一个楼，所以很快就谈上了。在朱道淳到来之前，朱维衡当然必须先请示领导，能不能见？见了该怎么说？能不能请到家里来？能不能陪他出去玩？等等。答复是“当然都可以。按人民日报的口径说就是”。在朱道淳与科学仪器厂代表们见面时，朱道淳首先将他那个价值六百美元的分析仪器的关健部件“四极柱”送给他们。科学仪器厂虽也生产类似产品，但水平差多了。他们拿到这关键部件当然很高兴，接着就谈合作。朱道淳介绍说有一家日本公司想与他合作，他没有同意，只愿意给中国。大家谈得很投机，于是进入具体细节的磋商和安排。朱道淳答应科学仪器厂派两名制造工程师，两名电子技术工程师先去他的厂里实习，回来后在北京科学仪器厂生产他们的这种专利产品。这已经是够优惠的了，可是科学仪器厂要求派二十个人去实习。朱道淳说，他们厂很小，不能一下子接待那么多人，但可以用先去一班，走了再换一班来的方法。尽管轮换，不加限制。没想到他们就是不同意，当然也就没有达成协议。
第二天，科学院主管的局长听科学仪器厂汇报谈判的情况，叫朱维衡参加。万万没有想到，这位上海清心女中毕业的老干部，听完汇报后，居然破口大骂说：“这个朱道淳，装得像爱国华侨，却欺侮我们。要告诉他，华人与狗不得入内的时代已经一去不复返了。让这个帝国主义分子滚。”如此浅薄无知、歇斯底里的语言，出自科学院主管局长之口，实在令人吃惊！明明朱道淳是满腔热情想帮助科学仪器厂提高技术水平，也并没有拒绝二十人去实习，只是同时那么多人接待不了，需要分批去，对总共多少人也没有限制。她却不懂道理，瞎扣帽子，侮辱爱国华侨。也实在伤害了朱维衡作为科学院研究员亲属的感情。朱维衡当时是还没有完全被“解放”的“牛鬼蛇神”，怎么敢用鸡蛋去碰石头呢？只好忍气吞声，不发一言。
次日，早就约好的由科学院秘书长接见朱道淳，定在上午九点。朱维衡为了避免从中关村赶到北京饭店，再陪朱道淳去三里河科学院，会耽误时间。所以和朱道淳讲好，头天晚上朱维衡就住在他同一房间里。没想到这天早上八点刚过，科学院派秘书到北京饭店来说，秘书长病了，只好取消原来安排的接见。对于这个意外的变化，也许朱道淳真的认为秘书长病了，不得不取消约会。但朱维衡心里明白，一定是那位局长向秘书长说了坏话，才出现这个变化。此时*尚未结束，主管局长这样极“左”而又无知的人，正是最吃香的，出现这种事并不奇怪。可朱维衡无法对朱道淳说，也未对别人说，只能埋在心里。
几天后又为朱道淳安排了第一机械工业部的温泉分析仪器厂，去参观和谈合作。那边的规模比较大，水平也稍高一些，但谈了几次，也没有谈成合作。朱道淳这次冒着生命危险，带着美好愿望来到中国，见到姐姐一家人自然很高兴，可以回去告慰双亲了。但他愿意为祖国出点力的好意却没有被接受，使他不理解。他恐怕万万也不会想到竟还受到那种侮辱。
（33）“飞车”推动电机
（33）“飞车”推动电机
1975年上半年，科学院为了使地理所提高绘制地图的效率，希望研制出新的绘图仪器，在沈阳自动化所召开方案论证会。因为朱维衡在电工所做成了小型的直线步进电机，在朱维衡的小册子中提到过平面电机，所以电工所也由业务处处长随同朱维衡参加会议。沈阳自动化所介绍了几种供选择的方案后，有人要听听朱维衡的平面电机方案。当时朱维衡还是在受控制使用阶段的“四类分子”（即所谓地、富、反、坏），业务处长不敢答应，说要请示北京所里领导才能决定。当时主持沈阳会议的科学院科技处处长说：“只是介绍个技术方案，有什么要请示的？让他上，出问题我负责”，这才让朱维衡上台去讲平面电机的方案，结果大家一致同意朱维衡这个方案。
回到电工所，首先要把平面电机做出来。朱维衡已做成的直线步进电机是有四个轮子的，只能作直线运动的电机。现在要二维运动，不能用轮子，必须气浮，才能运动。只好去广州机床研究所学习。学到了基本方法，还必须按自己的情况加以调整。他们完全是用于旋转的空气轴承，我们则要求平面运动。经过反复摸索，失败了几次，终于成功了。帮助朱维衡完成电机和气浮研究的是同室的金能强等人。
平面电机要在开了槽的铁板上跑，这铁板如何加工可是大问题，朱维衡他们先试化学腐蚀，拿一尺见方的铁板试验四五次，都达不到要求，改为机械加工，一尺见方的试块上能达到深度、精度要求，但一米二见方那么大的铁板上，要加工出每隔一毫米一条宽一毫米，深一毫米，互相垂直的糟，就是在板面上只留下满板一毫米见方的突起小块，那谈何容易！而且那铁板是比较软的纯铁，两条槽相距那么近，加工第二条时很可能将第一条挤变形了。这个难题，请附属工厂的厂长及几位高级师傅一起讨论好几次，试验好几次，小尺寸成了，但没有那么大的铣床，要请外面有大铣床的大单位为他们加工，人家绝对不干，即使接受，加工费一定高得不得了，而且朱维衡他们并不是只加工一块，以后也不能长期依靠他们。所以，最后厂长下了决心，将厂里最高级的一台多功能大镗床改为单一功能的铣床，而且改后无法再恢复原来功能，那实在是极大的牺牲！改造之后，果然加工出满意的大板来。大板有办法了，那2400条槽里面填充的东西应该是什么呢？平面电机的“面”应该是平的，槽里面填充的东西，必须与铁有一样的膨胀系数，要不然，温度略有变化，板面就不平了，所以一定要找到这种材料。朱维衡到天津化工研究所请教，他们提供好几种环氧树脂的配方，但光用这些是不够的，一定要加进其它接近钢铁膨胀系数的填料才行。他们不清楚哪一种最好，于是朱维衡只好自己来找。当然，要找与钢铁膨胀系数完全相同的，只有铁粉，可是不能用铁粉，因为本来就是要它一毫米隔一毫米有铁，才能叫步进电机一步一步地走。槽里填了铁粉，那槽不是白开了吗，所以一定得找非磁性材料。朱维衡试用铝粉、石粉、白瓷土、铜粉等材料，不同的配比，几种材料混合，等等，做一尺见方的试验板五六次，最后选定一种，并确定大板放进烤炉，完成环氧树脂固化的最佳温度和时间，写出操作规程，交给工人，严格按规程操作。填充物固化后，要把板面多余的填料去掉，只能用磨床来磨，磨平后，喷上薄薄的防锈漆，才算完工。
平面电机是两对直线步进电机，按纵横方向装进同一个铝框内，使它能按计算机编好的程序，走指定的轨迹，带上一支笔，就可以画任何图形了。平面电机还需要有加速度计来保证准确控制速度。但国产的全达不到要求，朱维衡只好请老朋友王秀山在美国替他买。
电机“动子”是永磁在电磁控制下运动的，当然是吸住在“定子”大铁板上的。必须用压缩空气将它推开，形成刚够的气隙，使动子稳定地“浮”在定子面上。所以“动子”要带一根气管通进压缩空气，一根电线通电。气源从储气罐来，要有一台空气压缩机，按需要压空气进储气罐。从储气罐通到动子之前，须先经过气压自动调节器，以保证进入动子的压缩空气压力始终不变。这样，动子与定子之间没有机械磨擦，运动速度达到每秒一米，而两者毫无磨损。以上说的是平面电机本身，要用它来画图，应该有图板，这板应该能使图纸平整地铺在上面不会移动，所以要有吸纸装置，就是在板面均匀布置小孔，用真空泵不断抽气，吸住图纸。整台绘图仪的平面电机是倒挂在上面，图板在下面，形状有点怪。绘图用的笔，必须出墨线条细而流畅，不会因为速度快而断线。朱维衡试了很多种国产圆珠笔，都达不到要求，只好又求美国的老同学王秀山帮忙。在美国买到了合乎要求的圆珠笔寄来，解决了问题。绘图仪靠计算机编好程序来绘图，计算机部分由所第五（计算机）研究室配合研制。经过近两年的努力，绘出了合乎要求的图来。经过院里组织鉴定，达到优质国内创新水平，后来获得科学院一等奖两千元，这在当时是最高奖额了。
此时，日历已经翻到了一九七七年，经历了一九七六年那个翻天覆地的大变革，*结束了，新的中央领导人正在引导全国人民投身新一轮经济建设当中去。人们的精神面貌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
九月的一天，秋高气爽。妻子孙华善特意从菜市场买了几只大闸蟹，说要庆贺一下。这是家里的大喜事啊！小儿子朱道亮考取大学了，就要去上大学。朱维衡从心里感到高兴，从未有过的高兴。
小儿子道亮，七八岁时，父母都被隔离审查，他经常受小朋友的欺负，后来由于*的那个“一号命令”，又只能将道亮送到苏州的外婆家，因为当时自动化所改名502所，属于国防单位。好在到了苏州，学校里不知道他的父亲是个正在被审查的“特嫌”，只知道他是北京国防研究单位的孩子，学习成绩又优秀，所以很快成了班上的干部。初中时回到北京，学习仍很优秀，也当上了班干部。这期间小儿子学习全靠自己，现在居然考上了大学，朱维衡心里的确十分高兴。同时他也很感激，感激妻子这些年对他的坚定不移的信任和对孩子的生活上的精心照料。还有大儿子朱道一来信说，他也很快就要调到湖南湘潭机械部八院的附属工厂当工人啦！这都是大喜事！自然要庆贺一下。
突然，有人敲门，开门一看，来人是老朋友樊爔培。十多年不见，老朋友已两鬓花白了。
赶上吃饭，两人在饭桌前坐下来。朱维衡拿出一瓶绍兴老酒，给樊爔培斟上，自己也倒了一杯。
“归队了？”樊爔培问朱维衡。
“归队了！你呢？”
“改行了！改化工了，在洗衣粉厂。”樊爔培说，脸上流露出无奈的表情。
朱维衡不再触痛他，他知道樊爔培1957年被打成右派，*也不会有好果子吃，加上……他想起自己被诬陷特务的“罪行”。于是小心翼翼地问道：“那年托我带给陈卫卿的到底是什么东西，想得起来吗？”
“咳！怎么想得起来呢！我在上海，物资比较丰富，经常有人要我捎东西给他们，谁能记得住呢？你们专案组到上海来调查，我也是这么说的，这怎么能跟吉林化工厂爆炸扯上呢？简直是无稽之谈！就算陈卫卿是疯子，难道我也是疯子吗？我要炸他们厂干什么？这简直是……简直是，那根本就是一次操作失误造成的事故！”樊爔培激动得有些语无伦次。
“好啦！老樊不提它啦。”朱维衡劝住他，没敢再说自己所受的委屈。
妻子孙华善端上一大盘橙红色的大闸蟹，放到桌面上，看到两人的表情，忙说：“好啦！两人都出来了，平安就好，来，快吃吧！这是阳澄湖的大闸蟹，多少年没吃啦。”
樊爔培捏了一个拿在手上，突然说道：“啊！……我想起来了，那是一盒紫阳观的蚶子。陈卫卿是宁波人，最喜欢吃那玩意儿！我让你带给他的就是一盒蚶子”。说完，他长长叹了一声。
一盒蚶子！一包炸药？朱维衡摇了摇头。
（34）钕铁硼
（34）钕铁硼
1979年恢复了朱维衡研究所二室主任的职务。1979年开始研制超导发电机，曾邀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著名教授Kirtley来所里作学术报告。
1980年12月，朱维衡与所里三位同事参加了在美国Santa的超导技术会议。会议期间还参观考察了二十四家美国国家实验室。其中，New Mexico原子弹研究单位Los Alamos公司、San Diego的General Atomic公司，UCLA的超导实验室，Fermmi Lab的超导磁体部份，Aregone National Lab的超导磁体部分，New H*en National Lab的超导磁体回旋加速器，Tennesse Oak Ridge的超导磁体核聚变装置等等，可谓世界一流，真是大开眼界。
1983年，老同事唐任远来找朱维衡，请他主持国际钐钴合金永磁应用会议的电机小组会务。此时的唐任远已调到沈阳机电学院（现沈阳工业大学）当教授了，并且争取到了全国永磁电机研究中心的地位。过去唐任远是朱维衡的得力助手，这次真诚相邀，朱维衡自然是满口答应下来。
开会前，被选中要上台报告的人，集中一个礼拜，先做准备。朱维衡要每一位论文作者做报告，掌握好时间，不讲废话。然后朱维衡提出问题，让他回答，纠正他的英语，使人能听懂。有时要反复几次。经过这样锻炼，报告人胆大了，胸有成竹了，所以会议结束后的评奖会上，电机小组被评为效果最好的。
此次国际会议是永久磁铁应用的学术会议，钐钴合金是当时世界上公认的最好的永久磁铁，由美国某大学的权威专家来主持会议。出乎意料地，会议结束时，日本住友公司的代表上台，宣布他们发明了新的高强度永磁体钕铁硼，远较钐钴合金的场强为高，而价格低廉。这一宣布，震惊了大会每个参加者。
过了三个月，科学院物理所宣布也做出来了，钢铁研究院也做出来了。朱维衡得知后异常兴奋，立刻去两处各买一公斤，试用果然奇妙。钕是17种稀有元素之一，占其中很大份额。原来除钕玻璃等少量用途外，都作为废料处理。稀土往往与铁矿共生，中国内蒙包头附近的白云鄂博，有一座紫色石头大山，寸草不生，是包头钢铁公司的矿石基地。因为此处稀土含量高，炼钢很讨厌它。大量的稀土，成为炼钢的废料，堆积如山。钕铁硼永磁的出现，令钕成了宝贝。除此处外，江西、广东、浙江、湖南、山西、山东等地也有稀土。
以后，朱维衡听说日本人在江西某县，与当地政府签了五年合同，以每公斤十美元，每年购买一百五十吨稀土。朱维衡知道日本一公斤稀土资源都没有，他们发明了钕铁硼，专利二十年，垄断了世界市场，将使我国的钕铁硼永磁产品无法外销。所以朱维衡认为我们不能让日本人无限制获得我们的宝贵资源。于是朱维衡打了一个报告给国家计委，建议控制出口。不想，很快得到计委主任*批给副主任*，及科委宋健主任。*批复：“请各省计委通知各县不得随便出口矿产资源，国家必须严格控制”。宋健批复：“这种现象再也不能继续发生下去了”。
许多年以后，宋健到美国麻省理工学院会见中国学者时，朱维衡问到稀土问题，宋健很肯定地告诉他说：“控制住了，谢谢你！”
二室的磁浮列车项目，用钕铁硼永久磁铁做了小型试验，为了获取更多的信息和资料，所里委派朱维衡的得力助手金能强前往日本考察磁浮列车的研究情况。
（３５）磁共振仪
（35）磁共振仪
1984年，国家科委组织研制磁共振仪（MRI）。从中国科学院、七机部抽人筹备成立一个组织来筹建。电工所的张超骥和朱维衡，高能所的孔令圻，七机部的董佩刚，及科学院声学所副所长侯自强被抽出来，以侯自强为组长。他们四人在前一年都已讨论过很多次，而朱维衡对此一无所知，却被抽调参加这个筹备组。磁共振仪的磁体可以是超导的，也可以是永磁的。张超骥是搞超导的，二室的周荣琮做过铁氧体永磁磁体，所以他也参加过前一年他们的讨论，但现在却抽调了朱维衡，他没有想到。筹备组讨论，确定成立一个公司，定名为“科健公司”，意思是高科技保健装备的公司。
接下来分几路去实地调查建立公司的地点，包括青岛、天津、上海、深圳。经过比较，确定深圳。于是马上行动，到深圳选址。深圳特区刚开辟不久，与别处很不一样，办事效率特别高。于是看好了蛇口工业区一块地，到管土地分配的办公室，他们拿出地图来，按所选的地块，红铅笔画一根线，不到两个小时，手续就办完了。办事的，都是二十多岁，刚大学毕业过去的年轻人。在深圳办理登记，注册等等手续，分工归朱维衡管，都很顺利，完全与北京不一样。朱维衡前不久为北京群星公司办同样的手续，来回跑了六七个单位，盖七八个图章，还要托人情，说好话，花了两个多月才办成。在深圳，四五天全办完了。接下来就找设计施工单位，由董佩刚常驻在买下的两栋四层公寓房子里，照顾施工，接待陆续派去的职工，成为科健公司在蛇口的总负责人。
在此期间，朱维衡还参加了国家代表团到美国考察。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副局长，团员有国家科委科技局处长，科学院声学所副所长，一行人参观了几家磁共振仪生产公司，购买Technicare公司一台超导的，和Fornar公司一台永磁的磁共振仪，并与Technicare公司商定，派十二人到该公司实习四个月。其次是到波士顿与Analogic公司谈判技术合作。团长根据在国内早就研究好的结论，建议购买什么样机，参观之后，马上与他们签下购买合同，三百多万美金的东西，几分钟就买下来了，可谓神速。在与Analogic公司谈技术合作时，费了一些周折。我们要的是他们已经成熟的，磁共振仪所必需的配套部件，磁体及操作软件由我们自己干，他们当然乐意卖他们现成的产品，但与中国合资，在这时，开放还是刚开始阶段，老板戈登先生非常犹豫，他公开说：“我拿出一百万来，万一将来我们散伙，我能拿到什么东西呢？难道你们把那座大房子割一个角给我吗？我拿了一点没有用”。后来他私底下问朱维衡：“请你作为我老校友身份对我说老实话，到底靠不靠得住？”（朱维衡在MIT当研究生时，他是刚从海军复员，享受退伍军人优待政策，免费进大学而进MIT的一年级新生）。朱维衡对他说：“根据我的判断，这是靠得住的，因为这是国家直接投资，一定要一直办下去的，不会上当。”他这才狠了狠心说：“好，凭你这句话，我就冒一次险，准备这一百万白扔了”。就这样，双方签了合资意向书。
代表团下一个目的地，是旧金山的磁共振仪磁体公司，谈判结果派五个人到公司实习，具体参加一台六千高斯超导磁共振仪磁体研制，做完后与之一同回到蛇口，美方随后跟到蛇口，负责将磁体调出来，总共三十六万元美金，此行可称硕果累累。
次年，国家的第二次代表团又去，进一步与Analogic公司商谈合资细节。这次的团长是国家计委科技局正局长，其余三人不变。谈判合资条款，对方的律师，也是公司的副总裁Soshnick主持，条文繁复异常，很多法律上的专用名词很难懂，全得由朱维衡翻译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提出意见，加以修改，再翻成英文，交给对方，他们提出不同意见，又翻成中文，让局长、处长研究，再提出意见，再翻，这样反复多次，花了很长时间，总算谈完这个合同。随后，又到纽约，洛杉机，旧金山几个单位参观，商谈引进，合作，都没有结果。后来戈登先生带夫人到蛇口，看了工业区发展势头很满意。到北京，参观了声学所、电工所，亲眼看到了中国人都在认真工作，而且都确有研究成果，觉得放心了。朱维衡以老校友身份陪他们游长城，故宫，天坛，颐和园，请他们吃饭，戈登夫人也成了孙华善的好朋友。
戈登先生亲自考察结果，有了信心，就立即签字，合资生效，正式成立安科公司（Analogic Scientific Corporation），生产磁共振仪整机，及其它一些医疗仪器，如胎儿监护仪，超声波检查仪等。他派人担任总经理，我方派副总经理，成立董事会，我方任董事长，戈登先生为副董事长，朱维衡为董事，总经理、副总经理也是董事。合同签订不到一年，美国华尔街日报刊载一篇美国驻华副大使写给当时的副总统老布什一份报告，说美国在华企业，因为中国的政策多变，办事手续复杂，除可口可乐和北京吉普车两家赚钱外，全都亏本。当时朱维衡正在美国开第一次董事会，戈登先生抓住朱维衡说，他不干了，投资去亏本干吗？朱维衡赶快去找到那份报纸仔细阅读，那上面谈的确实是事实。朱维衡找到戈登先生对他说，那些都是因为当地政府没有经验，不敢放手，管得太死，其实中央的政策是很明确的，一定要欢迎外国公司到中国投资并给予优惠待遇。我们这个合资公司是国家计委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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