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飞车梦 中国磁浮列车教父 朱维衡-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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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几天，道一袖子上戴了个“红卫兵”的袖章回到家里。
道一向父母解释说，他在班上学习成绩好，又是班干部表现好，就不计较家庭出身的，学校才批准他参加红卫兵的，现在还是“井岗山造反兵团”的成员。
朱维衡听这样一说，心里倒也安定了一些。不是贫下中农家庭出身的也能参加红卫兵组织，至少说明道一现在还不是革命的对象，不会被“专政”。
孙华善仍然不放心，只好嘱咐道一，千万不能去批斗老师，不要乱写什么大字报，更不能参加“打、砸、抢”，要文斗不要武斗，你要向我们保证。道一坚定地说，我不会的。
晚上，朱道一悄悄地对孙华善说，他想要一顶军帽。孙华善看着儿子渴望的眼神，心里想上哪里去找军帽呢？我们没有亲朋好友是军人，军帽又不是随便上街能买到的。她真的不知怎么办才好，但又不忍心只好说，妈给你想办法！想办法！
孙华善一连几天，见到熟人就打听有没有军帽，都回说没有。就连院里住的一位大婶，会做缝纫的，经常帮人缝补衣服，孙华善都去找了她，问能不能做一顶军帽。那个大婶说，做是可以做，就是做出来的不像，布的颜色特别是帽沿都不像，前不久有人叫我做了一顶，但没见他戴过。不是不行。回家的路上，孙华善一着急，突然想到了一个办法。这个办法行就行，不行也就没办法了。
中科院的运动形势越来越紧张，随着一个一个走资派、反动学术权威的被打倒。全院上下人人自危，不知道什么时候灾难会降临到自己头上。连说话声都越来越小，神情也越来越诡秘。
一天深夜，晚饭后的碗筷还没有收拾，两个孩子已经睡了。朱维衡和妻子还在小声地争吵。“你不能同意道一去！那儿的条件太艰苦了。”孙华善坚持地说。
“道一在学校表现不错，又是班干部，人家才招收他的。”朱维衡说。
“那怎么不招别人？才招七个人，还不是一听说青海，又是地质队，别人才不会去呢？”孙华善还是不情愿。
“到青海工作，条件是差，但是在这儿成天不上课……，”朱维衡压低了声音说：“接下来运动会是怎样下去，现在还是未知数，说不定像我……，没准还会影响到孩子。”
“你怎么啦！你又不是反革命，你怕什么？”孙华善拉高嗓音说。
“你别大声，我是不怕！可是像很多人，比如樊爔培吧，57年就打成了右派。这次运动估计也脱不了身。”朱维衡道。
朱维衡停了一下又说：“这次孩子的态度很坚决，你不同意他去恐怕也不成啊！”
孙华善说：“道一还不满十七岁，还是个孩子，要到那么远的地方去，又是野外地质工作，又艰苦又危险，多久才能见到一面？想去看他都没有办法去。想家了怎么办？病了怎么办？”孙华善眼泪止不住“吧嗒、吧嗒”住下掉。
里屋，与弟弟睡在一起的朱道一，泪水也从微微闭着的眼睛里流了出来。
1968年元旦刚过，朱道一同北大附中的其他六位同学就要奔赴青海了。七位学生中五名高中生，二名初中生。他们都是离毕业考试差几天而停课的六六届毕业生。
临行的前一夜，孙华善把儿子道一拉到身前，告诉他为他准备的行装：棉被床单、枕头枕巾、垫毯、牙刷牙缸、牙膏、两条毛巾、内衣*、袜子、棉手套、笔记本、钢笔、信封、信笺、邮票、《毛主席语录》、《老三篇》单行本。
孙华善转过身去，从衣柜里拿出一样东西，是一顶崭新的军帽。
“孩子，戴上看看合适不合适。”朱道一接过军帽戴在头上，十分合适。朱道一对着母亲正了正帽沿：“妈，太合适了！您从哪儿弄来的？”道一问孙华善。
孙华善告诉道一，他向她要军帽，她找过很多人都没要到，最后想到道一学校的军宣队的军代表，她想平时听军代表经常夸奖道一，说明表现好，向他们要一顶军帽应该能行。可是又一想觉得不太合适，怕影响不好。直到道一被批准去青海工作了，心想这也是学校的一个光荣的事，这才去找军代表开了口，没想二话没说立刻给了一顶新的军帽。
朱道一一边听母亲说一边乐哈哈地冲着母亲行军礼，脸上是那样地高兴。“真谢谢您！妈妈！”看到儿子脸上还充满稚气的神情，孙华善心里又高兴又难过。
这一夜，朱维衡家里灯火通明，彻夜未眠。这天是1968年1月5日。
春天到了。这年的春天却遇到了倒春寒。原本要抽枝发芽的草木仍不见动静，空气中充满了凉意。一个星期天的中午，在纺织研究院机电室工作的马家驯来到朱维衡家里。
老同学告诉朱维衡，他们纺织研究院的墙上已经贴出他的大字报，他说那都是捕风捉影，不符合事实的胡说八道，云云。
朱维衡劝他不要气愤，要沉得住气，每次运动总是来势汹汹，慢慢就过去了，自己没有问题不用怕，所谓的“有则改之，无则加勉。”
没有想到，第二天朱维衡上班，他的办公室外面走廊墙上，已经贴满了他的大字报，也正像马家驯说的那样，全是胡说八道。朱维衡告诫自己要沉住气，不动声色。再仔细看去，所有像朱维衡差不多的高级研究人员全部一样被贴了大字报。罢了！只好听天由命！
两周后的1968年4月15日，终于向朱维衡宣布，对他进行隔离审查，写交待材料，交代自己详细历史，特别是解放以来所做的一切。不能回家了，就在办公室住，架起一张床来，晚上不许关灯，看管的人通宵在门外看着。在被隔离当天，另一帮人马去朱维衡家抄家，翻箱倒柜，连箱子底上贴的布都要揭起来查，这是朱维衡后来才知道的。这样写了一个多礼拜的交待，写完了，交上去，不料他们说：“你以为就这样完了啊？还没有开始呢！”
过了几天，要提审了，一个人押着朱维衡到另一个房间，一直要他低着头站着，里面已经有很多人坐着。他们叫抬起头来看，问他认不认得。朱维衡一个也不认得。他们就说，这么许多人都是为调查他的问题，从各个地方来的，要他老实向大家交待他的罪行。朱维衡不知道他们说的是什么“罪行”，只能将他写的材料念了一遍。然后专案组组长问他：
“看见过手枪吗？”他说：“看见过。”又问：“在什么地方？谁？”他说“解放军”。突然一个耳光，打在他的脸上，鼻血被打出来，滴在地上。专案组长厉声吼道：“谁叫你侮辱解放军！”，并指着地上的鼻血命令他：“擦掉！”，他只好擦掉。这位打他的，是1962年分配来的最好的清华大学毕业生，正是他，在朱维衡住院时第一个去看望他的，运动一来变了一个人。
接着换了一个人，问朱维衡在刚从上海到沈阳时，都和什么人来往，他一一作答，又问他还有谁，他想起一个，再问他还有谁，他又想起一个，又再问，他想起了不是很熟的陈卫卿。那个人如释重负，说：“那你方才为什么不说？” 朱维衡这才知道原来他们怀疑的就是陈卫卿。接着问朱维衡，从上海到沈阳时，有没有人托他带东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于是又问朱维衡，认识樊爔培吗？朱维衡说认识。又问樊爔培有没有托他带东西给陈卫卿，朱维衡说记不得了，如果他托我带我当然会带。于是他说：“好，你承认带了，那么是什么东西？” 朱维衡说：“这么多年了，实在记不起来。我只是说如果他托我，我当然会带。”他换个方向问：“是个小箱子吗？” 朱维衡说：“根本不记得了，只是说假如他托我带，我会带。”他又问：“是不是像一本书那样？” 朱维衡说：“不知道”。他继续问：“是不是像一支钢笔？”，朱维衡说：“不知道”。过一会儿，另一个人上来，问朱维衡：“你知不知道吉林化工厂有过一次爆炸？”，朱维衡说不知道。朱维衡心想，莫非他们怀疑我从上海的樊爔培那里带了爆炸物给陈卫卿，陈卫卿爆炸了他自己的工厂？但再一想，如果樊爔培和陈卫卿真的是破坏分子，应该是高级人物，怎么会亲自动手做这种最低级的破坏工作呢？作为吉林化工厂的总工程师，陈卫卿难道会去炸掉自己的工厂吗？
这样的“提审”有好几次，有一次专案组说，为了查清他的问题，这么多人全国各地跑，已经花了几万元了。又有一次对他说，他不过是个小伙计，陈卫卿比他重要得多，樊爔培才是个头子，只要你老实坦白交代，就可以从宽处理。可是朱维衡根本没有不坦白的地方，还有什么能交待呢？
结果只能被关着，过一阵儿“审”一下。他们对他说，你的罪行够枪毙，能够坦白交待，可以从宽处理。
一天，又把朱维衡押出来审讯。朱维衡还是说他交待材料写过的那些。专案组烦了，一个人说“还是来点真格的吧！”
话音刚落，鞭子就抽在了朱维衡的屁股上。忍着疼痛，朱维衡待那人停下来时，回过头看去，打他的原来却是自己妻子经常送给他粮票、油票，家庭困难的中专生王德兴。他手中的鞭子，是用平时做实验时电机上换下来的三角皮带，缠上铜丝做的。这小子的脑筋都用到这儿了。朱维衡实在不愿意相信这是真的，他无法想通这究竟是怎么啦！平时“师傅、师傅”地叫着，工作也很积极，还听说在“要求进步”呢！现在怎么变了一个人，简直是个畜牲！
接下来是“坐飞机”。两个人强硬地把朱维衡弯下腰，将双臂向后高举起，用力。朱维衡一会儿就感觉到手臂像要断了一样，疼痛难忍，喘不过气来。
“说不说？”
“要说的我都说了。”
“不要耍滑头！老实交待！”
“……”朱维衡几乎要昏厥。
几天后的一个早晨，专案组的王德兴走进了隔离室。他轻声地对朱维衡说：“师傅，你……”。
“你不要叫我师傅！” 朱维衡愤怒地打断他的话。
“师傅，你还是识相一点，全部交待吧，何苦呢？你不说，别人也会说呀！”
“你想要我说什么？” 朱维衡轻蔑地看了他一眼。
“说什么？你把你的所有特务活动，全部交待出来。”王德兴把脸凑过来。
“放屁！”朱维衡大吼一声。
门外突然冲进两个人来。王德兴示意他们别动。
“好！我看你牛！”王德兴转过身对那两人说：“让他‘牛’吧！”说完扬长而去。
两人命令朱维衡站着别动。然后就坐下来抽烟喝茶，一句话不说。朱维衡心想，这又是什么招数？
刚站着还没事，可是几个小时后，就不一样了。到了吃饭时间，可以坐下吃。吃完饭，问一句：“承认不承认是‘特务’？”不承认，又继续站。晚上不许睡觉，仍然站着。那两人轮流换着睡，一人看着朱维衡站。朱维衡的双脚肿起来，鞋都穿不了。就这样直到第三天的凌晨四点，两个人看到朱维衡连续站立了四十四个小时，还是不肯承认，只好作罢。朱维衡躺了几天，可以站起来时，却发现左脚中趾已失去了知觉。 。 想看书来
（２９）跳楼
（29）跳楼
逼了一段时间，看到朱维衡什么也不说，“审问”的间隔也就长了些。可是朱维衡不知道在办公楼的另一个房间里，妻子孙华善也被隔离审查了。专案组的人认为从她那里兴许可以套出朱维衡的问题来。一开始就认定朱维衡的特务活动孙华善是全部知道的。
可是问来问去，孙华善只有一句话：“我知道他不是特务。”任他们怎么问，还是这句话，多一句也不说。
没过多久，办公楼里隔离的人越来越多，专案组就放这些人到大食堂去吃饭，但还是有看管人押着，吃完饭又回来关着。
这天中午，朱维衡脖子上挂着一块写着“老牌特务朱维衡”的大黑板，拎着饭盒被押去食堂吃饭，规定只许吃最便宜的菜，五分钱一份，主食只许吃窝窝头，不许吃馒头或米饭。一抬头看到妻子孙华善也被人押着吃饭。朱维衡心里一颤，但两人不敢说话，装作没看见，否则会被认为打暗号。朱维衡感到腿发软，挪不动步子。心想华善也被隔离审查，那小儿子道亮咋办？他一个人在家里，他才八岁啊！此时，朱维衡的心就像有一把刀子在挖一样难受。
一天，还没到中午，朱维衡紧紧地把着窗子向外看。许久，看管人走过来：“看什么看！想出来就早点交待！”
突然，朱维衡大声笑了起来。抽搐着，声音令人不寒而栗。看管人莫名其妙，嘟嚷着说：“这简直是疯了。”
朱维衡此时看见小儿子道亮穿着一件大棉袄，戴着一顶厚棉帽，腋下夹着一个饭盒，正从老远的家里向食堂方向走去。朱维衡笑了，心想，还好，他还活着，这就够了。
事后朱维衡才知道，妻子孙华善隔离审查达四个月之久。她仍一口咬定朱维衡不是特务。有一天，专案组的人看到实在问不出来东西就想进行体罚。没想到孙华善突然大声叫喊起来，被走廊上的“工人毛泽东思想宣传队”的队长听到，进去一了解，认为对孙华善隔离审查的理由不够，立即决定将孙华善释放回家。这四个月里，小儿子道亮一个人在家，大门不许锁，说是随时都会来抄家。宿舍楼的墙上，两尺见方的黑色大字写着“打倒老牌特务朱维衡”的标语。小孩子见到道亮就会欺侮他，骂他“狗特务崽子！”还常常威胁他，不拿东西给他们，说就要揍他。小道亮在家里能找到的只有一些罐头食物，那还是几年前困难时期配给的一些水果罐头之类的，家里人舍不得吃留下的。等到孙华善释放回家时，这些食品早已空空如也。小道亮每天就是靠着看管人从孙华善那里拿饭票交给他，自己到单位食堂去吃饭。
几个月以后。一天，看管人告诉朱维衡说大儿子朱道一回北京来探亲，你们父子相见，什么话都可以讲，没关系的。说完就安排到另一个房间里。这间房间的里面还有一个小房间，门是开着的。
父子相见，有多少话要说啊！朱维衡抓着儿子的手，儿子感觉到了父亲的手在颤抖，朱维衡似乎感觉到了儿子的手心在出汗。两人对视着，两颗心在问候。嘴里却在说：“爸，您要坦白从宽，抗拒从严，有则改之，无则加勉，要实事求是。”
“儿子，我会的。我一定实事求是，一定老实交待。”
好一场“红灯记”探监一幕戏。
朱维衡无论如何也想不到，儿子朱道一探亲回青海不久，也被隔离审查了。起因是两封书信。都是朱道一写给家里的书信，在抄家时抄出来，认为有问题，然后报给了青海的单位。在一封信中，朱道一写道：“报告爸妈一个喜讯，在我当班的时候，我们队钻探出了某某宝贵金属，”他们认为这句话可以证明是“小特务向老特务汇报地质情报，”逼迫朱道一交待罪行，朱道一不服，就和他们辩论，他引用毛主席的经典语录，他们辩论不过就动手打人，一群人打得朱道一脑震荡。另外一封信问题更大了，是一封朱道一写给他姨母的信，信封右上角贴的邮票，是“样板戏”《红色娘子军》中芭蕾舞演员们踮着脚尖，举枪向右瞄准的姿势，恰巧信封的左上角印有毛主席的木刻画像。他们就指控朱道一有意枪杀伟大领袖毛主席，是现行反革命。朱道一不断写材料申诉，坚持抗争，直到两年后，地质队换了一位从北京调来的党委书记，自己也挨过整，知道运动中乱整人的实情，才将朱道一解放了。这是以后朱维衡才知道的。
一天下午，朱维衡正在隔离室写“交待”材料。突然听见一声巨响，接着楼下一阵骚动，原来是三楼的人跳楼自杀。不一会，两个看管人拿来大铁钉子，从外面将朱维衡这间窗子全部钉死，以防万一。第二天，又把朱维衡押到大门口的收发室关了起来。
过了几天，收发室又押进来了一个人，朱维衡一问，原来正是那天从三楼跳楼自杀的人。他告诉朱维衡说，他是附属工厂的学徒工，才十九岁。不过身体很好，那天跳下来，跌在软泥地上，只摔掉了两颗牙，腿部皮肤有些擦伤，其它部位并无大碍。朱维衡问他为什么要自杀，他说“坐飞机实在受不了，斗他的人说下午五点再不认罪，就对不起他了。他想反正活不了啦，不如自杀。那都是因为什么事呢？他告诉朱维衡，*开始后，附属厂也停工了，没事干，学徒工们三三两两整天游游荡荡。这天有个同伴白天受了领导的批评，心里有气，晚上走到一幅“毛主席万岁”的大标语那里，用粉笔在上面打了几个叉，第二天被人发现了，成了严重的“反革命事件。”查来查去，没查到那个人，却把他抓了起来，斗他，他不承认，再斗，还是不承认，再猛斗，他受不了啦，只好承认。转头再一想，又推翻啦。这下就斗得更凶了，反复几次，他顶不住了就想到了自杀。朱维衡对他说，如果不是你干的，千万不能承认，再苦也要忍着，更不能自杀，你自杀了反而没办法搞清楚了，那不冤枉吗？小徒工点点头。
过了两个礼拜，将小徒工扭送公安局。临走，朱维衡对他说，这样倒好了，公安局一定能破案的。
又过了两个礼拜，这天，朱维衡正一个人在打扫厕所，突然小徒工走进来，看见朱维衡，举起手向他敬了个礼，表示感谢。他果然无罪释放了。他还告诉朱维衡，那个打叉的徒工被公安局查出来了，不过他承认错误，只是小孩子脾气，公安局说不算反革命，教育教育就没事了。
忽然小徒工左右看了看，小声说“你什么时候能出去？”
朱维衡摇了摇手里的扫把，说：“不知道。”
（30）牛鬼蛇神
（30）牛鬼蛇神
屈指算来，朱维衡在隔离室已关押了差不多十个月了。反反复复地写交待材料，一次又一次地审问，再加上不时地体罚，搞得人精疲力竭。
一天，看管人将朱维衡押到了另一间隔离室，四人一间的。“你就住在这一间，但不许说话，老老实实交待问题。”说完看管人反锁上了门。
朱维衡放下被子卷和脸盆热水瓶。房间里已经住了三个人。靠里边的一张床上躺着一个，另一张床上坐着一个，对面床上的一个正趴在一张桌子上。
朱维衡拿出纸和笔站起来，看了一看，突然趴在桌子上的人转过身来，说道：“别看了，就一张桌子，给你用！”说完起身坐回到对面的床上。沉默许久，真没有人敢说什么话。
又过了很久，坐对面的那位开始说话了，他介绍说，他姓王，在第一研究所工作，特嫌。躺在床上的那位姓韩，在三所工作。坐着那位姓白，是六所的研究员。
朱维衡自我介绍，他是自动化所的，叫朱维衡，也是特嫌问题。还说在这儿已经关了快十个月了，什么结果也没有。说到左脚走路一瘸一拐，朱维衡告诉他们，那是一连站了四十四个小时死不承认造成的，到现在还麻木不仁。说到这儿，老王突然蹦出一个字“牛！”，“好啦！现在全齐了！”
朱维衡弄不清咋回事，问道：“什么全齐啦！”
“牛、鬼、蛇、神啊！”老王显得有些兴奋。他对朱维衡说出了下面的故事：
原来老白是七机部二所的，调到中科院六所后，出了好几项科研成果，运动来了，硬说他不问政治，走白专道路，加上家庭出身地主，成份不好，抗拒接受改造。运动一扩大，就弄进来了。老白平时话就不多，提审也不说什么。然后就不停逼他写交待材料。老白就写，一开头就是一通毛主席语录，“我们要相信群众，我们要相信党”，老是那一套。每次交待材料的末尾，他总是签上自己的名字白某某，看起来分明就是一个“冤”字，所以给他起了一个外号叫“鬼”。
老韩是东北人，朝鲜族。在化工研究所工作。说他有历史问题，可是谁也说不清楚。老韩朝鲜族喜欢吃蛇，没事净跟我们讲怎么抓蛇，怎么做着吃。还说有一次他买了一条剥了皮杀好了的蛇，放在篮子里，拿回去做汤给老婆吃，说吃了蛇对怀孕有好处，可是到了家里，一打开，那条去了头剥了皮的蛇居然还在动，吓得老婆惊叫起来，叫他赶紧扔出去，可老韩偷偷煲好汤，将蛇肉弄掉给老婆吃了，老婆愣没发觉出来，只是说这肉汤很鲜，果然没多久，老婆给老韩生了一个胖小子。在这隔离期间，他没事就睡觉，连审问时他也睡，简直就像条“蛇”。
老王自己，曾经是红极一时的“青年科学家”、共产党员，第一研究室主任。反右时他整过别人，懂得那一套办法。*来了，要追查他在大学读书时的业余电台，硬说是国民党机关安排的，隔离后逼供信。可是专案组的人还不是他的对手，总是说不过他。有一次审问，老王竟然反客为主，对审问他的人说，你们知道不知道，我那时用过的电台现在何处？……告诉你也不怕，就在中国军事博物馆三号厅六号台第九位那搁着哪！不信现在就去看。弄得他们面面相觑。这真叫个“神”啊！
所以说，老王总结似地说道：“你老朱这条‘牛’来了，我们就全齐啦！”说完自己哈哈大笑起来，其他三人也跟着笑了。
门外“砰！砰！砰！“。大家立刻止住了笑声。
一天，专案组把朱维衡等六七个所谓“特”的人召集在一个小会议室开会。大家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谁也不说话。不一会一个人走进来，坐在了正当中的位子上，朱维衡一看，这人就是打他鼻子出血的大学生张为成。
专案组的人宣布开会，他说：“毛主席教导我们说‘要斗私批修！’下面请院革命委员会主任张为成同志给大家作指示。”
张为成一开腔：“春风杨柳万千条，六亿神州尽舜尧，当前在国内国际一派大好形势下，我院的阶级斗争已经取得了伟大胜利……”接着，他要求大家要认清形势，彻底交待自己的反革命罪行，争取回到无产阶级革命力量中去，若要顽抗到底必然是死路一条。
讲话刚一结束，专案组的人突然举起拳头高呼口号：“将无产阶级*进行到底！”与会的人低声嗡嗡地回应了一声。
接下来，是安排被审查的“特嫌”，自动化所的陆所长发言。他一五一十地说，他是怎么在美国时参加过特务组织，代号是什么，任务是联络什么，暗号是什么。他回国后，1956年中国代表团到莫斯科参加某某国际会议时，遇到他在麻省理工学院的什么老师，也就是他的特务组织的头目，怎么将技术情报交给他的，如此这般。听得在座的“特嫌”们目瞪口呆！这个中科院的高级科学家竟然真是个特务！不过朱维衡他们谁也不相信，绝对是胡编乱造，想早点“解放”罢了。
果然，他讲完后，专案组高度赞扬他的行动，要大家学习他这种“正确”的选择，狠斗私字一闪念，坦白交待自己的“罪行”。并立即宣布解除对他的隔离，可以回家自由活动，继续回所长办公室上班。
其实大家都知道，现在谁也不上班，只不过是想树他为大家的“榜样”。
物理学已经证明：一个物体的质（重）量越大，它的运动速度就越大同时阻力也就越大。*也是这样。办公楼里，隔壁又住进几个人。也许是被审查的人太多，专案组人手不够，因此对他们的看管也随之放松了许多。“牛鬼蛇神”们在隔离室里从轻轻地，偷偷讲话到大声地讲话，开玩笑，他们也不闻不问。
“天王盖地虎”老王说一句。
“宝塔镇河妖”老韩接一句。
“么哈！么哈！正晌午时说话谁也没有家！”老白粗嗓门。
“脸红什么？”老王问。
“精神焕发！”朱维衡回道。
“怎么又黄了？”老王又问。
“防冷涂的腊！”朱维衡又道。
“今天，我们给‘牛’爷祝寿摆下这百鸡宴，兄弟们以水代酒要喝它个一醉方休！”老王举起手中的茶杯。
冲着桌子上摆的朴克牌“老K”“ Q旦”和“J”，四支茶杯碰在了一起。
“今日痛饮庆功酒，壮志未酬誓不休，来日方长显身手，甘洒热血写春秋。”好一段“智取威虎山”字正腔圆，余音绕梁。
朱维衡就这样度过了他五十岁生日。
1969年4月30日朱维衡终于被解除隔离。可以回家，但不能回研究室工作。每天上班要到锅炉房报到。然后安排体力劳动，什么推煤、出煤灰、清理炉盘等等，后来又学会了电焊，气焊，车工，水暖工，瓦工，木工，甚至盖平房，上房梁什么都干过。有一次抬水泥地沟盖子，这盖子重二百多斤，朱维衡在前面抬着走在跳板上，一不小心，人跌入地沟，幸亏抬的盖子架在地沟上，不然盖子掉下去，他就没命了。
不过经过三年的劳动，朱维衡原先的腰肌老损的老毛病，从此再也没有犯过了。
（３１）命运多舛
（31）命运多舛
一天晚上，朱维衡在家整理书柜，突然从一本书中翻出了三封长信，那是小姐姐朱绮寄来的，信中解开了朱绮一家到宁夏海原前后的不幸遭遇。解放后，私人出版社停业，小姐姐朱绮和黄嘉音姐夫转入公家出版社工作，黄嘉音成为上海市政协委员，非常活跃。他多年来受当时著名心理医生束宗华（活跃的“西风”投稿者）影响，加上自学成才，居然也开设起诊所，治疗心理疾病，生意不错，也吸引了一些干部就医。不幸在1957年整风时被指责为以“唯心主义”腐蚀革命干部，成为“右派”。黄嘉音不服而据理力争，结果罪加一等，成了极右分子。恰巧小姐姐当时是单位里的黑板报编辑，有篇稿子批评共产党过头，她加按语时推荐了该稿，结果也成了右派（不过是最轻的，很快摘了帽子）。最令人意外的是，那以后，学校不接受他们子女入学（四个孩子原来学习成绩都极好，且是少先队的中队长、中队委或小队长）全家从先前那无限风光的境地，一下子陷入了绝境。后来国家动员支援西北建设，小姐姐立刻报名，一周内将父母送往在大连的弟弟家，他们全家迁往宁夏海原。她被安排在中学工作，因为是“右派”，不准教主课，让她教地理，习字和缝纫课，另外还喂猪、鸡，承担全校名单、考卷和讲义的刻印工作。黄嘉音很早以前曾画过一点漫画，就叫他教美术课，帮学校总务科做杂务，县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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