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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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一方面认为很光荣，一方面又提心吊胆，特别在复杂气象情况下，整夜整夜睡不好觉，不断地向北京航行、气象部门打电话了解情况，翻来覆去地研究考虑。在天气复杂的情况下，决心是很难下的。因为毛主席的专机是不能出半点问题的。将近三年的时间里，可以说是很幸运，执行专机任务中没有出过一点儿岔子。为了不耽误毛主席的工作，毛主席要走就能起飞，机组在宾馆或招待所处于待命状态，不敢离开一步。有一次在上海，机组提出上街买点东西，我估计毛主席刚到上海不会有什么任务，和叶子龙商量了一下便同意机组上街了。不料机组人员刚走不久，毛主席说要回北京。这下我们着了急，派出几路人马出去找机组，幸好很快就找到了，没有耽误执行任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还乡团
在福州碰上陈伯达，他看见小鹏随身带了架照相机，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带这个东西可要注意咧！不要让家乡的父老说你们是特殊人物！”　　毛主席对农村的初级社转高级社很关心，1957年1月，他要在他身边工作的、从苏区出来的老红军回江西、湖北、福建等家乡做调查。他认为派身边的人去调查最可靠。毛主席让叶子龙给他开一个名单。叶开的名单有：中央办公厅特会室主任赖祖烈，总参机要局局长黄友凤，中央统战部秘书长李金德，周总理办公室主任童小鹏，我也是其中的一个。　　叶子龙当时是中央办公厅机要室主任，毛主席的“管家”——秘书。因为各回各的家乡调查，所以离京时叶子龙同志开玩笑地说：“我们是‘还乡团’。”　　我们6个人，黄、李单独走，子龙、老赖、小鹏和我坐飞机到上海。上海市委把我们安排在杜月笙的家——松公馆。杜月笙是上海青红帮的头头之一，蒋介石的盟兄弟，也是国民党的特务，一生作恶多端，血债累累，人民恨之入骨。杜的“公馆”修得相当阔气，是一座花园式的“洋房”，但因年久失修，维护管理不好，加上南方雨多潮湿，显得阴沉破旧。上海没有暖气，腊月天冷不太好过，晚上冻得我们缩作一团。第二天一起床，大家开玩笑地说，昨天晚上当了一夜“团长”。在上海，叶子龙给我们每人发了300元人民币，他说这是毛主席的稿费，给我们买点东西送给家乡的父老。　　由上海改乘火车，到福建南平又改乘小火轮。船沿闽江东驶，水清流急，顺水行舟时速很快。闽江两岸桔子满枝头，“闽江桔子红”，真是名不虚传。在福州往西湖宾馆，我们拜会了省的领导。胜利后第一次因工作关系回福州，当然是要招待一番，我们品尝了福州的不少名菜，吃了一种海鱼（鱼名记不清了），据说这种鱼只有福建和意大利出产。在福州碰上陈伯达，他看见小鹏随身带了架照相机，煞有介事地说：“你们带这个东西可要注意咧！不要让家乡的父老说你们是特殊人物！”话是好话，谁知道他在“文革”期间会变成江青的帮凶，犯下累累罪行呢？真是知人知面不知心啊！　　我们由福州回家乡，省委招待所派了两辆胜利（华沙）送我们。我们到龙岩，受到地委热情招待。老赖当天回永定。我和小鹏第二天回长汀。小鹏是汀东童坊人，当时童坊不通汽车，县里派人挑行李伴随。　　在长汀听了县委何书记的简要汇报。当时正值初级社转高级社，一平二调三收款，刮共产风的时候。群众到底想些什么，我打算找些人听听他们的心里话。首先碰到的是志英弟，他是从部队复员回家的。他在梁家庄种了几亩田，两口子加上父母帮忙，起早贪黑蛮起劲的。合作化后，特别是转高级社，土地、耕牛都被收走。他买耕牛用的是复员费，买牛钱不够，我寄给他50元，收耕牛只作价不给钱，他有苦说不出。现在牛没有了，钱又要不回来，他像泄了气的皮球，当年种田的劲一下子全没了。梁家庄的群众一见面就叫苦，向他们了解情况，都讲不出道道来。我和他们座谈高级社的优越性，有的按上面宣传的内容讲，有的是不理，有的一言不发。他们对一平二调三收款意见很大，但不敢实说，顾虑重重。他们共同的呼声是希望多分一点。当时是靠工分分粮，粮食很困难。对此，县里的领导不仅没引起重视，反而说农民把粮食藏在树洞里。长汀历史上就是缺粮县，县里说不缺粮有富余，这不是真话。据我了解，根本没有把粮食藏起来的情况，要是有，也不是粮食有富余，而是怕平调，怕刮共产风。这次回乡调查，收获甚微，目的没有达到，与1953年我回乡时相比，群众情绪不如那年高，亲友也不如那年热情，街上卖小吃的基本上不见了。　　回京后叶子龙同志要我给毛主席写个报告，这可把我难坏了。怎么写呢？我了解的都是一片哀求声，县里的汇报光讲好听的，这样矛盾的东西如何反映呢？临走时叶子龙同志说，主席的意思是要第一手材料，即直接向群众作调查。由于没有可写的内容，县里给的材料又不真实，所以给主席的报告，写了几次都写不成。叶子龙同志数次来电话催要，我直截了当地对他说我实在写不出来。叶子龙同志把他的调查报告送给我看，意思是供做参考。我看了以后觉得那不是他的调查，而是县里给他的汇报材料，叶子龙同志做了加工。　　过了几天，叶子龙来电话说毛主席要我们当面汇报。当面汇报讲什么呢？真有点发愁。我打定主意，看看他们都讲些什么再说。　　毛主席住在中南海丰泽园。他的宿舍只有两房的套间，一间办公，一间睡觉，没有会客厅。办公室布置简朴，只有一张写字台和一个沙发。靠墙的书柜摆满了古今中外各种各样的书，卧室床边也摆了一排书，毛主席真正是手不释卷的读书人。毛主席的习惯是白天睡觉，晚上办公，工作至清晨5点左右，一般是上午11点起床。他起床很特别，睡醒了坐起来就算起床，起床不下床，坐起来先看一阵子书。他随身带个小本子，看到重要的拿起本子就记。　　毛主席听我们汇报的地方在丰泽园前院大厅里。向他汇报的有赖祖烈、黄友凤、李金德，叶子龙好像是主持人，童小鹏外出没有来。毛主席问：“你们回到家乡，群众欢迎不欢迎？你们得到了哪些第一手材料？”赖、黄汇报很简单，李金德的汇报毛主席很注意听，他讲了家乡一些好的情况。最后我说了几句老实话：“我是城里人，在农村见了一些亲友，他们异口同声地说粮食不够吃，希望能多分点。县委书记要我向毛主席反映，长汀县城里手工业多，原材料少，纺织工人缺棉花，织布机基本停了，生活都受影响，要求解决些棉花。”说到这里，毛主席插话：“没有棉花织什么布？”我看毛主席不太高兴，就不再说什么了。叶子龙说我讲得不好，我也觉得汇报没有什么东西。因为群众向我反映的都是问题、困难和要求，有的话说得不太好听，我怎么能讲好呢？我不能编一套假话欺骗主席，我宁愿不受欢迎也不说半句假话。  

照片
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划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　　毛主席非常体贴、关心和爱护他身边的工作人员。每年春节毛主席都要请工作人员聚餐。1957年春节我荣幸地被邀请。这次参加的有秘书、女服务员、担任内卫的战士等。饭前毛主席和大家聊天，还给我们讲故事，说说笑笑，使我们感到就像在自己家里过年一样轻松愉快。饭后毛主席又和大家一起合影留念。　　我们和毛主席合影的照片，“文化大革命”初期被造反派拿走了，说什么我没资格有和毛主席的合影照片。家人告诉我这句话，我十分难过。我和刘少奇、邓小平的合影被造反派撕得粉碎，批斗时他们说我是“一仆二主”——刘、邓的奴仆。我和毛主席的合影他们不敢撕毁，我被“解放”后他们退还给我了。这张最珍贵的合影我常常拿出来观赏，我将永远珍藏。　　1957年整风反右，毛主席十分繁忙，他到各省市视察，地方的同志都要请他去看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毛主席到各省市除找省市委书记听汇报外，还要找大城市的一些教授来谈话。在杭州时他要我们派飞机到上海接复旦、交通大学的几个教授，毛主席和他们谈了一夜，从他们走时的表情上看似乎谈得颇投机。　　有一次浙江省委第一书记江华、空军司令员刘亚楼去见毛主席，他们要我也一起去，谈话中提到报纸问题。当时上海的《文汇报》、《新民军报》有些右派言论，毛主席说他们利用报纸反党。毛主席问我看不看报，订阅什么报纸，我说基本上是《人民日报》、《解放军报》，有时也订阅《北京日报》。毛主席问空军司令部的干部是否都订报，我说不完全都订。刘司令员对我的回答有点怀疑，但他当时没有追问。刘回北京后作了一番了解，果然订报的人不多，于是他决定给每个部、处的办公室订一份《人民日报》，一份《解放军报》，首长办公室加订《北京日报》、《光明日报》或《文汇报》。　　空军第一批女飞行员分配给第三运输团后，刘司令员要我去给叶子龙说一下，想办法请毛主席接见一次女飞行员。痛快得很，叶给毛主席一说就同意了。刘司令员很高兴，他亲自带领女飞行员到中南海。女飞行员到达时，毛主席正在丰泽园的院子里散步。女飞行员走进院子里，毛主席同她们一一握手表示欢迎。毛主席说：你们是新中国的第一批女飞行员，你们能在祖国的蓝天飞翔，很光荣啊！女飞行员微笑地说：毛主席在百忙中接见我们，我们太高兴了。接见后毛主席说：我们一起照个像吧！照像时叶子龙要我去参加，我想毛主席是接见女飞行员，我去不合适，就没去。　　我在执行毛主席的专机任务中，不敢自夸有功，但扪心自问无过。万万没有想到在“文化大革命”初期我就被江青点名打倒了。吴法宪给我捏造了一堆罪名，造谣说我在专机上安窃听器，说我想谋害毛主席，可谓“罪大恶极”！　　我被“解放”时江青还在台上，空军四届×次全会她还在指手划脚，这次全会没让我参加，坏人散布谣言说何廷一还是有问题的。那时我确实担心能不能重新工作。　　我能出来工作，一要感谢邓小平说了公道话，二要感谢毛主席在我的任命报告上划了圈圈。这样江青就不敢捣乱了。　　出来工作后情况并不平静，不久小平同志又靠边站了。“四人帮”今天说我们是什么“还乡团”，明天说我们是什么“走资派还在走”。他们对我们被“解放”又重新工作是不高兴的。原因何在？司马昭之心，路人皆知。毛泽东同志在其《念奴娇·昆仑》一词中曾就“莽莽昆仑”给人民带来的祸福发问：“千秋功罪，谁人曾与评说？”我想，无论何人，其所作所为，党和人民都会有评说的。　　1958年底，毛主席不坐空军的飞机，我的专机任务并没有因此了结。接着为庐山会议服务，执行周恩来总理和刘少奇主席出国访问的专机任务。现根据原空军通信员柳昆尚提供的材料和我的回顾简述如下。  

出访（1）
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　　1960年4、5月，周总理出访缅甸、印度、柬埔寨、越南。总理第一次访问缅甸乘坐的是里－2飞机，空军和民航共同执行，民航参加这次任务的有徐伯龄和袁桃园等同志。总理访问缅甸回昆明时，在大理、祥仁上空遇到恶劣气流，里－2飞机爬到4000米还颠簸得很厉害，里－2不是高空飞机没有密封，飞到4000米就使人感到氧气不足。我为这种情况很是担心，好在他们都是有经验的飞行员。　　4月15日，总理访问印度，这次乘坐的是伊尔－18飞机。飞行航线经仰光到新德里。　　4月19日，总理访问尼泊尔，因加德满都是个小机场，故改乘伊尔－14由加尔各答飞加德满都。加德满都机场修在一座山头上，跑道两头都是大山沟，降落时掌握不好，就会冲出跑道掉进山沟里。尼方安排周总理访问我国援建的一个工程，那里有一个小机场，位于小山沟里，试飞后认为很不安全，建议改从地面去。　　29日访尼结束，由加德满都飞加尔各答，改乘伊尔－18飞昆明。　　4月，加尔各答气候已炎热，飞机在机场晒得烫手。为了降低机舱温度，机组驾驶飞机在机场上空转圈降温。这个办法被陪同出访的同志知道后，大家异口同声地赞扬说，你们想的办法真妙呀！　　5月5日，总理访问柬埔寨。航线由昆明经河内飞金边。访问结束后，由金边飞河内，得悉河内天气不好，中途降落荣市。　　为总理出访亚非欧做准备，1963年我向外交部建议，空军派飞行、领航人员随信使到亚非欧一些国家熟悉航线，搜集飞行资料。　　1963年12月，周总理出访亚非欧，因空军执行这次任务无把握，故租用荷兰两架飞机。翌年2月总理出访回昆明时，我由北京带一架伊尔－18到昆明接总理一行到成都休息。　　1963年12月中旬到1964年底，总理访问的亚非欧14国是：阿联（埃及）、阿尔及利亚、摩洛哥、阿尔巴尼亚、突尼斯、加纳、马里、几内亚、苏丹、埃塞俄比亚、索马里、缅甸、巴基斯坦、锡兰（今斯里兰卡）。　　1964年，为总理再次出访亚非欧做准备，空军和民航试飞喀喇昆仑山，开辟新航线。红旗拉甫建立气象、通信导航站，从乌鲁木齐向和田机杨运送航油。　　1965年6月，总理出访，派伊尔—18试航，1965年6月4日，由北京经营4号（鼎新）、和田、巴格达，飞往开罗。5日由开罗试航阿尔及尔。6日由阿尔及尔试飞大马士革，当日由大马士革经卡拉奇回14号。7日由14号回北京，试航按计划顺利完成。　　6月7日，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由北京经14号、和田飞卡拉奇。　　6月18日，由卡拉奇飞巴格达。　　6月19日，由巴格达飞开罗，由开罗飞阿尔及尔途中，得悉布迈丁发动政变，外交部通知空军把飞机飞回开罗。乌鲁木齐、昆明、广州三部电台同时呼叫，我来回奔跑调度室，正在着急时，调度室报告，广州电台已叫通，飞机正返航开罗。这天司令部正开部党委会，我很着急，吴法宪却无动于衷。我对吴法宪在部党委会上的讲话很不满意，他是典型的两面派，在我面前说×××对人是马列主义，对自己是自由主义，对王平水说×××是高举毛泽东思想红旗的。发言时我说：“政治上得了感冒病，我上当受骗了。”气得我在笔记本上写下一句：“深刻的教训，戒烟！”　　6月22日，总理一行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访问阿尔及利亚。　　6月28日由阿尔及尔飞开罗，29日由开罗飞阿尔及尔，这两次飞行是执行别的任务。　　6月30日由阿尔及尔飞大马士革，总理访问叙利亚。按计算应降落了，等了多时未收到降报，不知出了什么问题，真使人着急。经外交部查询，我驻叙使馆说，机组忘记发降落报了。真是粗枝大叶，虚惊一场。　　6月30日由大马士革飞卡拉奇。　　7月1日由卡拉奇经14号回京。　　总理出访阿尔及利亚之前还访问了以下国家：　　4月×日访问达卡。　　4月×日访问锡兰（斯里兰卡）。　　4月16日，访问印尼。由昆明经仰光，在仰光加油后飞雅加达。　　4月24日，由雅加达经仰光回国。　　总理访问缅甸、达卡、锡兰、柬埔寨、越南等国，我都送他们到昆明，总理到这些国家访问，我都在巫家坝机场塔台掌握飞机起降。总理出访印尼，由于航线长，从仰光到棉兰是海上飞行，情况比较复杂，机上电台功率小，联络比较困难，有时声音很小，有时听不清楚，真令人着急。因为精神过于紧张，加上长时间等候，为了消除疲劳，吃了两片安眠药，睡到晚饭时服务员来把我叫醒。　　总理访问亚非欧，都在14号降落加油，乌鲁木齐备降，和田备份，过去总理出访是中共办公厅召集安全小组会，这次是外交部召开会议布置任务，空军的任务是负责机务、油料和掌握空中动态，随时与外交部联系。　　总理访问缅甸、印尼时，我国与泰国还没有建交，美国在泰国设有军事基地，为防止美机偷袭，在国内航线飞行，对空联络采取约定的信号，但缅方听不到着急，这个办法只用过一次。  

出访（2）
我和周总理过去虽然没有直接接触，但对他的印象却很深，执行他的专机任务后，我认为总理平易近人，对同志无微不至地关怀，办事慎重细心，至今难忘的有几件事：　　总理处事考虑周到。访问印尼，外交部向总理提出要我同去。总理说：“他怎么能去，驻我国武官都认识他，他去了人家会产生怀疑，人家会问，他是来干什么的。”　　总理办事要求很高。在飞机上研究访问斯里兰卡的航线时，航行局带的航图既旧又破，总理严厉地批评了我们一顿。他说：“我们这样一个大国，连一份像样的航图都没有。”批评得我怪不好意思的。　　总理对工作人员非常关心爱护。从印尼回昆明，云南省设宴招待，他来到我们的桌前向机组人员敬酒，我酒杯里的是白水，被总理发现了，罚我干了三杯，差点儿醉倒了。这次宴会可丰富了，吃了很多云南的土特产。　　总理非常谦虚。有一次省里的同志想留总理多住一天，他说：“你问问管飞机的人同意不同意。”人家留总理我怎敢不同意，何况我是为总理服务的。　　1963年3月，刘主席访问印尼。26日乘伊尔－18由北京飞昆明，在昆明休息准备了约半个月。刘主席和王光美同志住原云南军阀龙云的公馆，人们都叫“龙宫”。陈毅副总理住省委的宾馆，我和机组仍住昆明饭店。出访前我到“龙宫”给刘主席汇报飞行计划和天气，王光美同志在座，刘主席对飞行航线和天气情况问得十分详细。我向陈毅副总理汇报时，他问为什么不能从海上直飞，我说没有航路，他说航路是人飞出来的，他的话使人很难回答。　　4月26日，刘主席访问印尼。由昆明飞雅加达，中途在仰光休息加油。　　4月20日，由雅加达飞仰光，在缅甸访问了5天，26日由仰光回昆明。　　5月1日，由昆明飞金边，在柬埔寨访问5天，6日回昆明。　　在专机上，我的位置是在驾驶舱，我要随时了解天气和飞行情况。而朱总司令一乘飞机就同我抢位置，也挤到前舱一屁股坐下就不走，和机组谈笑风生，亲切如故。不由得使我回想起战争年代的许多往事。  　。　想看书来

山西行（1）
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　　我在朱总司令身边工作过多年，十分敬佩这位老一辈无产阶级革命家、军事家。　　朱总司令最能理解部下的心情，部下合理的请求，他总是有求必应。　　1937年1月，红军大学由保安迁至延安。这给总部机关工作人员入学提供了方便条件。不久，军委二局局长曾希圣和我们科的邹毕兆、马文波等同志就被选送到“红大”学习。我对他们进“红大”学习十分羡慕，千方百计地也想去学习。为此，我几次向代理局长罗舜初要求，但他都以工作离不开为理由拒绝了我的请求。我吃不好饭，睡不好觉，心里闷闷不乐。当时在电台工作的钱江同志也想进“红大”学习。他看到我为此发愁，就找我商量一起去找总司令。我没有和总司令直接接触过，心里还没有底，更主要的是感到总司令统帅千军万马，日理万机，工作很忙，不便去打扰，因而非常犹豫。钱江同志和总司令很熟悉，他看出了我的心思，便鼓励说：“不要怕，没有关系，总司令待人热情和蔼，可好说话啦！我们向他请求准行。”看到他非常自信的表情，听了他十分有把握的话，我鼓起了勇气，同意一起去找总司令。　　总司令和毛主席同住在凤凰山脚下。毛主席住石窑洞，总司令住平房，两位首长近在咫尺。我们住在邮局孙先生家，出门往北走一百多米再向右拐个弯就到了。我们走进总司令的院子，内卫问我们找谁，我们说要见总司令，他就同意让我们进去了。那时见领导可容易了，领导和部下之间真是亲密无间啊！我们没有丝毫的紧张，迈步走进了总司令的办公室。总司令正在埋头看书，听到我们进来，他抬头看看我们，然后用浓重的四川话问：“你们来干啥子？”我们不约而同地先敬了一个礼，而后直截了当地说：“来请求总司令批准我们到‘红大’学习。”“要求学习很好嘛！好学才能上进。”总司令首先肯定了我们的学习热情，接着又问，“你们向局长说过了吗？”我们带着有点难过的样子回答：“提过了，局长不同意，所以只得来求您。”总司令听后笑着说：“来要‘令箭’啊，好吧，我给你们局长写个条子，要他让你们去学习。”我们接过朱总司令写的条子，顿时，心中的石头落了地，高兴得异口同声地连说：“谢谢，谢谢总司令的关怀！”我们心花怒放，像孩子一样蹦蹦跳跳地往回跑。二月天气，冰冻路滑，下坡时不小心摔了一跤，我们谁也没有顾及这些，归心似箭，爬起来继续往回跑。我们终于如愿以偿上了“红大”。我们进校不久，“红大”改名为抗日军政大学，简称“抗大”。　　我还向总司令请求过一件事，总司令也批准了。　　1938年9月，总司令由晋东南回延安开六届六中全会。一天，我到罗舜初同志那里去玩，谈话中得知他要随总司令到前方去。当兵的谁不想去前方，于是我向他提出，请他帮忙向总司令说个情，让我也随同他们到前方去。在军委二局我和罗舜初同志相处很好，他也有意要我和他同去，因此，给我出了个主意，要我给总司令写个报告。一回生，二回熟。有上“红大”找总司令的经验，我欣然同意了罗舜初同志的建议，拿起钢笔就写了一份请示报告。没几天，报告就批回来了，总司令同意我的请求。当我看到总司令在报告上的批语时，情不自禁地流下了热泪。总司令啊总司令，过去您爱兵如子的事人人皆知。现在，您理解部下心情，对部下合理的请求有求必应的事，我要逢人便讲，使您的这一美德也人人皆知。　　朱总司令最善于运用“统一战线”这一法宝，统战工作，逢机便做。　　1938年10月，我们随总司令上前方。同行的有朱光、罗舜初、段连绍、刘公亮、刘力克，还有到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部任办事处主任的王世英同志。由延安出发，乘坐两辆运输车。我们和总司令同乘一辆，报务员和警卫班合乘一辆。统帅千军万马的总司令乘坐运输车，这种情况，只有共产党的“官”才能做到，世界上任何国家都是少有。　　10月，陕北高原已进入冬季，寒风刺骨，冷气袭人。那时我们刚20出头，年轻力壮，火力正旺，不管风吹雪打，满怀激情地顶风冒雪前进。　　汽车驶过劳山、甘泉，到交道镇后向东驶至宜川。宜川是阎锡山的“大后方”。总司令是二战区的副司令长官，当时国共关系比较好，阎锡山又非蒋介石的嫡系，因而二战区住宜川办事处的负责人，对朱总司令的招待还算热情，旧社会那一套，接待人点头哈腰，跑前跑后，一会茶一会烟，忙个不亦乐乎。我们住在一个老财家，两层楼房，这在陕北算是阔气的。总司令住在楼上，我们住在楼下。同住一房的王世英同志烟瘾真大，一根接一根地吸个不停，抽得满屋烟云，熏得我们够呛。晚上，我和段连绍同志就在这满屋烟云的环境下忙着译发电报。　　总司令对部队管理严，要求高。由宜川出发的早上，警卫班的战士起床打背包、搞卫生，乒乒乓乓又喊又叫。总司令听见了很生气，说他们不像个八路军战士。我们知道后立即上前纠正，要他们动作轻点，说话声音小点儿。我们的战士觉悟高，改正得快，以后再没有发生类似的现象。  　电子书　分享网站

山西行（2）
由宜川到吉县，汽车不能通行，总司令骑马，我们徒步。过黄河后在故县镇二战区兵站住了一宿，那里招待挺不错。去吉县的路可把阎锡山的宪兵忙坏了，山岗路口布满岗哨，一个排的卫兵在我们前进的路上前后奔跑。　　总司令去阎锡山那里，名义上是晋谒，实际上是做阎锡山的工作。阎锡山经营了几十年的山西，抗战不到一年，城市几乎全被日寇占领了，他只好由繁华的太原退到偏僻的山沟吉县。这种情况下，阎锡山心烦意乱，对抗战有些动摇。总司令去访，对阎锡山来说是个安慰。总司令和第二战区司令长官阎锡山天天会见，共商抗战大事。阎锡山在吉县庙里召开欢迎大会，总司令应邀给他的官兵训话。总司令把坚持抗战、坚持团结，抗战必胜、日寇必败的道理讲得清清楚楚，明明白白。阎锡山的官兵洗耳恭听，会场秩序井然，时而发出雷鸣般的掌声。从气氛上看，总司令与阎锡山的会晤是相当成功的。　　访问阎锡山后，我们由宜川乘车经洛川、宜君、同官、三原到西安。到西安后，我们在七贤城八路军办事处休息了两天。办事处在珍珠泉招待我们洗澡。当时，这个澡堂是第一流的。解放后我到西安出差时曾特意到旧地重游，珍珠泉已徒有虚名面目皆非了。　　由西安出发至灵宝，意外的事情发生了，一辆汽车抛了锚，我们只好在灵宝附近的镇上住宿。那里驻了一些国民党军队，镇上乱糟糟的，夜间时而枪声四起，吓得行人四处躲藏，商店紧闭店门。我们见此情景，甚感不安，便向总司令提出挪个地方。总司令不仅不同意，还批评我们不相信群众。我们没有别的办法，只好提高警惕，加强巡逻，做好应付发生意外事件的准备。　　汽车不能走，只好去交涉火车。开始站长爱理不理。后来朱光同志掏出名片，站长看名片是八路军的秘书长，知道是为朱德总司令要车，顿时面带笑容地赔礼道歉，连声“好说好说”、“照办照办”。于是给挂了一节公务车，我们坐的是软席。朱光同志给站长100元“赏钱”，站长千谢万谢。　　第二站是拜会卫立煌。我们由渑池过黄河，卫立煌的指挥部设在山西平陆附近。第二次国内革命战争期间，卫立煌是###老手，同我们打了二十多年的仗，为蒋介石效过犬马之劳。抗战时期，卫立煌表现尚好，与我们关系不错。总司令除谈抗战问题外，还给卫立煌上了一堂马列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