绝密飞行--共和国领袖专机保障亲历-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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过犬马之劳。抗战时期，卫立煌表现尚好，与我们关系不错。总司令除谈抗战问题外，还给卫立煌上了一堂马列主义课。据朱光同志说，卫生煌还很愿听。临别时，卫立煌送给朱总司令和彭副总司令各一把加拿大造的手枪，还有一支刻有“卫立煌赠”字样的西府里钢笔。　　总司令常说：“共产党不能单枪匹马地抗日，不仅要动员全国的老百姓，而且要教育、争取联合国民党的军队，这样才能使日寇陷入灭顶的汪洋大海。”因此，到前方的路上，总司令走到哪里，就把统战工作做到哪里，真是逢机就做啊！　　总司令密切联系群众，与部下同甘共苦，情如手足。　　他经常深入下层与干部、战士促膝谈心，交流思想。下面的干部、战士都愿意听他讲革命道理。无论大会小会，只要有请，他从不推辞，大家称赞他是有请必到、到会必讲的好老总。在延安，有个时期由于参加会议讲话过多，把嗓子都讲哑了。我劝他以后少参加点会，他听了有些不高兴。　　在大生产运动中，总司令和干部、战士一起摇纺车，捻线线。总司令在南泥湾有个“小农场”，他经常去参加劳动，我跟他去过一次。他种的南瓜，品种好，个头大，我去时适逢丰收，南瓜堆了半窑洞。总司令是“自己动手、丰衣足食”这个口号的实践者。　　总司令爱好很广泛。他书法技艺很高，古诗也作得很好。他的生活很有规律，早晨起得早，经常散散步，午睡前还要弹一会儿扬琴。总司令很喜爱文体活动。在太行山时，我们打篮球或打排球，他常来参加，而且从来也不中途退场。他还爱打扑克和下象棋。在延安时，晚饭后就找人打扑克或下象棋，我是他的常客。打扑克同他打对家可不能出错牌，更不能打输了。总司令下象棋爱用士角炮，不懂得他的战术，走不了几步就会被他将死。我学他用士角炮总学不好，不仅将不死他的棋，反而常常把自己的棋逼死了。总司令还喜欢养花，尤其爱养兰花，住中南海时，他养的兰花有一百多个品种。他的花只许看不准动，我想摘一朵，他就是不允许，说是“你摘走了，别人就看不到了”。连一朵花，总司令也想到大家。　　总司令是官，又是兵，我十分敬佩他。  

庐山风云（1）
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　　1959年6月30日上庐山。庐山会议我的任务是调遣飞机、掌握空情。这次会议主要是总结大跃进的经验教训，当时听说开什么“神仙会”，气氛轻松愉快，每天晚上都有戏剧、电影、舞会，可谓歌舞升平。彭老总上书后，风云突变，常委决定召开中央全会。我负责派飞机接中央委员，通知在青岛休假的刘亚楼、肖劲光来庐山开会。毛主席讲话后，停止娱乐，批判彭德怀，一时空气紧张起来。批判彭德怀时说有个什么“军事俱乐部”，张闻天、黄克诚、周小舟等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彭老总被解职，林彪任国防部长，罗瑞卿任总参谋长。会后赖祖烈对我说：“你们的司令员在会上态度不错，没有过火的语言。”罗瑞卿说：“我好久没有做参谋工作了，中央决定要我做，我不能推辞，做不好准备犯错误。”毛主席要彭老总对《决议》表态，彭德怀做了三条保证：“在任何情况下不会做反革命；在任何情况下不会自杀；今后工作是不好做了，劳动生产，自食其力。”听说由庐山回北京时，同机的同志都不和彭老总说话，身为高干如此对待彭老总，实在不合情理。8月18日至9月12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有人责令彭德怀供出“军事俱乐部”的组织、纲领、目的、名单。彭德怀气愤地回答：“开除我的党籍，拿我去枪毙了罢！你们哪一个是军事俱乐部的成员，自己来报名罢！”有人说彭德怀是“伪君子、野心家、阴谋家”，有人说他是“带着入股的思想参加了党和党所领导的革命军队的”，还有人说他“生活艰苦朴素是假相”等等。我认为这些人的批评很不公正，不实事求是。彭老总的生活艰苦朴素众人皆知，我在前总工作时，他和我们穿一样的衣服，吃一样的饭。管理科科长朱早观说：“我们想给他的生活搞好一点，他不同意，左权同志吃点辣子他还有意见，还说左权同志抽烟花钱太多。”左权同志知道后生气地说：“我吃点辣子不算特殊罢！我抽烟没用公家的钱，是用自己得来的稿费买的。”我亲自处理过一件事，管理科杀了一口猪，送给首长一副猪肝，他知道后，要我问谢汉初同志（管理科副科长），猪肝是他拿钱买的吗？如果不是就是剥削群众，他要我把猪肝送回管理科。　　彭老总被免职后，决意解甲归田，履行他的“劳动生产，自食其力”的诺言。在国庆10周年前夕，彭老总自动上缴了元帅礼服、军衣、帽徽、领章、勋章，穿上了灰布衣裤，带着平时所喜欢的书籍，从中南海迁居到北京西邻挂甲屯吴家花园。　　还在红军时期毛主席就称彭德怀同志为大将军。1955年授衔，彭老总是十大元帅之一。　　彭老总是我军杰出的军事家，战必胜，攻必克，能攻善守，在各个时期的革命战争中屡建功勋。　　土地革命时期，彭总经常独当一面，直接或间接地指挥所率部队粉碎敌人的进攻和各次“围剿”。哈达铺改编，彭总出任陕甘支队司令员，统帅一、三军团改编的四个大队。长征到达吴起镇，他伏击尾追我军的二马（马鸿逵、马鸿宾）四个骑兵团，消灭其一个团，打垮三个团。战斗结束后，毛主席赠他一首诗：“山高路远坑深，大军纵横驰奔；谁敢横刀立马？唯我彭大将军！”彭总看后把最后一句改为“唯我英勇红军”。这一句改得好，体现了彭总确有谦虚过人、功成不居的美德。　　抗日战争时期，彭总是八路军副总司令。由于朱总司令经常外出，特别是1940年5月，朱总司令和###同志回延安参加“七大”，八路军的作战指挥和中共北方分局的工作全由彭总承担，既管军事又管党务，既要抗日又要反顽，工作十分繁忙劳累。日寇“扫荡”连续不断，国民党###一浪高过一浪。1940年，日寇加紧诱降，国民党顽固派妥协投降势力上升。在这千钧一发之际，为了挽救抗日危急，彭总与聂荣臻司令员、刘伯承师长共同商议组织正太路破袭战（后称“百团大战”）。在彭总精心计划、严密组织和正确指挥下，破袭战首战告捷。胜利消息传到延安，毛主席非常兴奋，亲自致电彭总说：“像这样的战斗是否还可以再组织一两次？”“百团大战”给敌伪以很大的打击，坚定了全国人民抗战胜利的信心，提高了共产党和八路军的威信。但也存在一些问题，如过早地暴露了我军的力量，后期的攻坚战，使我军伤亡很大。　　敌人对各根据地的小“扫荡”连续不断，对太行山的大“扫荡”几乎每年一次，主要目标是前总和一二九师指挥机关，每次大“扫荡”，前总驻地均遭到合围。1943年5月，我和同志们背粮刚回来，彭总来到作战室，他一边看墙上挂的五分之一地图，一边对我说：“鬼子又要出来‘扫荡’了，你赶快通知机关、部队，立即做好转移准备，晚饭后就出发。”接着又和我们研究转移路线。彭总判断准确，措施果断，我们离开麻田的第二天，敌人就出来了——“扫荡”开始了。　　彭总有个习惯，不管怎么疲劳，都要亲自观察地形。我们从麻田出发，夜行军五六十里，天刚亮他就起床上山看地形。当我在山上找到他时，见到他坐在路边低头沉思。我走到他跟前，他只抬头看了我一眼，什么也没说。我知道他的脾气，当他不和你说话时切莫去打扰。我看到他这样的神态，估计他一定是在想事，为了不打断他的思路，我先去检查警戒。上到山顶，听到正面和左侧有零星枪声，拿望远镜一看，日本鬼子正沿着山向东运动。我回到彭总身边，向他请示继续转移的路线。彭总经过再三考虑，决定等敌人过去后，绕到它的后面转移到太岳陈赓同志那里去。敌人这次“扫荡”扑了一个空，什么也没捞到。我们回到麻田，看见随群众坚壁的同志安全无恙，埋在地里的物资、文件毫无损失，对彭总布置反“扫荡”的英明决策更钦佩了。  

庐山风云（2）
解放战争时期，彭总在毛主席领导下转战陕北，收复了延安。1948年3月，毛主席东渡黄河，我军在西北投入反攻。彭总率领西北野战军辗转陕甘宁，解放整个大西北。抗美援朝，打得美帝要求停战谈判。从战争到建国，彭总屡建功勋。　　彭总生活艰苦，衣着朴素，对部属严肃而又和蔼。陈赓同志爱开玩笑，说话也很风趣。有一次他到总部来，聊天时说：“1939年5月，彭总陪鹿钟麟到冀南视察，我给他开了一个玩笑——我给彭总吃粗茶淡饭，自己关起门来吃好的。彭总推门进来，见我正在吃鸡，就说：‘好呀！狗×的，你给我吃白水煮萝卜，自己却关起门来吃好的。你不让我吃我偏要吃。快给我拿碗筷来！’”“狗×的”是彭总的口头语，不了解他的人，真有些受不了；了解他的人，也就不会介意。　　到延安后，彭总的生活有点改善，但没有单独起伙，他同中央一些同志吃小灶。1944年，我和前总机要科的译电员舒新环同志去看他，我们向他告别时，他硬要留我们吃饭。他告诉警卫员多打两个人的饭。我以为是有好吃的，唉呀，名义上“四菜一汤”，实际上只是有些菜里放了几片肉。彭老总的穿着也和我们一样，灰色或黄色的军衣。抗战时期他去参加蒋介石召开的会议或到友军拜访（国民党###后我们称他们顽军），稍穿得好点儿，也不过是斜纹布。那时什么凡尔丁、哔叽等毛织品，不用说没有穿过，听都没有听说过。　　彭总非常体贴群众，处处考虑群众利益。1939年，彭总觉得我们的干部、战士津贴费太少，想给增加5毛钱。他算了一笔账，一个人增加5毛钱，八路军五十多万人，加上地方干部，一个月要增加百十来万，这样大的数字，根据地的群众是难以承担的，于是打消了这个想法。1940年蒋介石借口我们在根据地发行了货币，就取消了八路军的经费。国民党不发军费，加上根据地财政困难，1940年开始，连每月两块钱的津贴也不发了。但每天1斤半粮、3钱油、4钱盐还是有保证的，只是1943年秋例外。那时晋冀鲁豫发生了蝗灾，旱情很严重，每人每天的口粮由1斤半减到1斤，最后减到13两（当时1斤为16两）。为了克服困难，领导动员大家挖野菜采树叶补充口粮。旱情未过，疾病又降临。前总机关、部队大部分人得了疟疾。传染上这种病的人，打摆子时先发冷后发热，四肢无力，病久了面黄肌瘦。在这种极其艰苦的情况下，整个部队没有人闹情绪，没有人叫苦，没有影响工作，那时没有请病假这一说。当时的党支部真正起到了堡垒作用，共产党员发挥了先锋模范作用，思想政治工作是坚强有力的。我们坚定的信念，奋斗的目标，就是打败日本帝国主义，建立人民民主的新中国。　　彭总对部属要求很严，工作有错他是不客气的。不管什么人都要受到他严厉的批评。但也不是像传说的那样，彭总很厉害，爱骂人。我因受了传说的影响，初到前总时有点害怕。他到作战室来时，我精神就紧张，走路小心翼翼，不敢放声说话。彭总是湖南湘潭人，乡土口音重，他讲话时如不注意，很可能就听错了。彭总心很好，但他的形象有点可畏，他经常板着脸，嘟着嘴，不爱闲谈，见人扫一眼。但他高兴时脸上露出的微笑，给人以慈善的感觉。古语说：“日久见人心。”相处久了，不仅不觉得他厉害可怕，反而会觉得他和蔼可亲呢！　　我和他顶过一次嘴。事情是这样发生的：1930年7月，在反“扫荡”转移的一天下午，彭总来到作战室，他批评丁士林同志牺牲的电报写得太简单了，他说：“牺牲了一个团长，只写了一句壮烈牺牲太简单了，特别是给蒋介石发这样的电报更加不妥。”我没等他说完话就说：“那个电报左参谋长看过了。”我的一句话引得他从长凳上站起来说：“参谋长看过了我就不能说？你是不是共产党员？有什么资格用我的名义发电报！”我看他生气了，就悄悄地走出作战室。过了一会儿，我回到作战室，看他气消了，向他承认错误，并向他说明：我把贺龙师长在斋佛堂中毒气的电报与丁团长牺牲的电报搞混淆了。他心平气和地说：“以后注意就是了。”为一份电报的事挨顿批评，活该！谁叫自己沉不住气呢？　　1940年3月，彭总到作战室来打电话，当彭总与刘伯承打电话时，电话里乱得很，彭总着急地问：“怎么这样乱，电话里为什么有那么多人讲话？”彭总打电话时我和左参谋长站在旁边，左参谋长默不作声，我却拖长语气说：“电话总机老得没有牙了，被复线太破，中间搭线的太多，怎么能不乱呢！”这回他没有批评我。过了一会儿，彭总放下话筒很不高兴地走了。我的几句话虽然讲得有点难听，但引起了左参谋长的注意，他要我告诉杨立三部长拿点钱出来买通讯设备。　　彭总爱静不爱动，多数时间在房子里看书，思考问题，他对敌情、根据地的情况了如指掌。早晚到村边小路散散步，除警卫员外，很少有人同他一起散步。我有时同他走几步，他借机了解科里参谋情况，有时突然考我一下。记得有一次我同他散步时，他问我种庄稼为什么地越旱越锄？我是在城市里长大的，毫无农业知识，蒙了一句：起毛细孔的作用呗。彭总笑了一笑，没说对不对。　　彭总在延安我去看过他几次，有次谈话他把我气哭了，他说有人反映我很骄傲，还说我和前总的科长关系都不好。我说整过风了，有意见为什么不当面提，背后告状是共产党员的作风吗？彭总严肃而又诚恳地说：“和你好的人才会向你提意见，和你不好的人他不仅不会向你提意见，他让你像烂冬瓜似的烂掉，有人提意见是好事。”在回家的路上，我把前总的所有科长都想了一遍，我真想弄个明白。就在我胡思乱想之时，彭总的话又浮现在我的脑海里。我想，对呀，“有则改之，无则加勉”，共产党人心底无私天地宽，为什么要这样耿耿于怀呢？那次彭总和我的谈话，至今我还牢牢地记着。  。　最好的txt下载网

庐山风云（3）
我在彭总身边工作多年，他待人诚恳直爽，从不谋取私利。他对我有些了解且有好评。1942年5月敌人大“扫荡”后，他打电报到延安要我回去，当时前方很艰苦，我毫不犹豫地卷起铺盖奔向前方，我愿意在彭总身边工作。我很尊重彭总，回去后彭总很高兴，他笑着对我说：“这两年在延安学得不错吧？”我说：“整顿‘三风’刚开始，学得不好。”他勉励我说：“在战争中也可以学习嘛！”我说：“谢谢彭总的关心，我一定努力，争取从战争中学习更多的东西。”  　。　想看书来

青春无悔
机务维修是专机工作不可或缺的重要组成部分，机务工作人员是专机机组的重要成员。纵观众多飞机事故，绝大多数都因飞机出现机械故障后，飞行员在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慌张忙乱之中处置不当造成的。号称中国“皇家空军”的某师，早在50年代就提出：绝对保证专机飞行安全。几十年来，他们实现了自己的诺言，专机飞行近百万架次，未发生一例飞行事故。这其中半路的工作是由机务人员承担的。因此，写专机，写为专机飞行做出贡献和付出牺牲的飞行人员，就不能不写默默无闻、与机组其他人员共同战斗的机务工作者。基于此，我们找到了原机务处主任吴鉴清同志。　　1951年，19岁的吴鉴清从哈尔滨一航校受训毕业，分配到华北空运大队。他从机务员做起，直到担任师里的机务处主任。从一个风华正茂、朝气勃勃的小青年，直至两鬓苍苍的白发老人，在机务维护专机保障的岗位上，一干就是近40年。他辛勤工作，任劳任怨，多次保障专机机组飞行，尽心尽力地为毛主席、周总理等领袖们服务。　　青春无悔　　机务工作又脏又累，而待遇却在飞行人员之下，要做好机务工作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　　“几十年与飞机打交道，当个飞机‘保姆’，几十年野外作业，人很辛苦，心却幸福。尤其是执行毛主席、周总理等党和国家领导同志的专机任务，那是一种荣誉，一份骄傲。用句最俗气的话说，再苦再累心也甜。”　　吴鉴清用像他的人一样朴素的语言，娓娓叙述他一生中最灿烂的片断。　　我做了一辈子的机务工作，干这一行至今无悔。现在，党叫我退下来休息，不然，我愿意继续做下去，直到毛主席叫我见他老人家为止。　　机务工作又脏又累，而待遇却在飞行人员之下，要做好机务工作还必须具备良好的政治素质。　　有一个时期，我们的一些政策有些倾斜。历来与飞行员一样提干晋升的空中机械师只能吃空勤灶，取消了提干资格，不能享受干部待遇，这给机务人员思想上带来不小的波动，对飞机维护、飞行安全也产生了不利影响。　　辛苦、劳累是机务人员的家常便饭。给你打个比方吧，比如说飞机若定于上午8点起飞，我们机务人员就得提前4点起床去检查飞机，而飞行人员则不必起这么早。这个时间无论春夏秋冬，都是好睡的黄金时间，20来岁的年青人总是揉着眼睛进场。夏天倒好对付，到了滴水成冰、寒风刺骨的冬季，凌晨从热被窝里钻出来是需要一股子精神的。可同在一架飞机上，工人与其他飞行人员的待遇不同，容易造成心理不平衡，不利于工作。尤其是空中机械师，有了他们，一个机组才是一个完整的整体。　　我说的这些是不是离你们要知道的内容太远？我看是有联系的。你们了解了机务保障工作的一些特点，我后面再说到我这一行你就心里有数了。  　txt小说上传分享

意外之喜
我当时的表情可能一副十足的呆子样，再配上一双惊慌的眼睛，样子一定很难看。所以，毛主席一扭过身，低头看见我就笑起来。　　我一生中曾经有过高潮，那高潮并不是做了多大的业绩，而是为共和国第一代领袖们飞专机。如果说，领袖们是天空的太阳，那我们是借了光的月亮。　　毛泽东主席从1956年5月开始乘坐我们的飞机，而我直到1957年3月才第一次为毛主席飞专机。在此之前，每每看见战友们喜滋滋地飞毛主席的专机，便羡慕得不得了。嘴里不说，心里总怪领导偏心，不平等待人。　　终于有一天，即1957年3月18日，我们奉命空机从北京西郊机场起飞，降落在济南机场。上级下达命令的时候告诉我们，有一位首长带着夫人要从济南去徐州。　　上午10点左右在济南着陆，大家坐在停机坪的机翼下等待。时过12点，一辆黑色轿车开来。车停稳，门打开。我做梦也没有想到，走出来的竟是毛泽东主席。这意外的惊喜使我长久立在原地，想喊，张着嘴却发不出声；想笑，脸上的肌肉像被冰雪冻硬了，拉不开。就那么痴呆呆傻愣愣地木桩般立着。看见毛主席到了机舱门前，踩着晃晃悠悠的梯子，摇摇摆摆地上了飞机，我才如梦初醒，一个箭步跳过去双手扶毛主席。　　那时，一切设备都非常简陋，所谓梯子，不过是竖着的两根铁棍子之间焊接着几根横着的铁棍。两旁连个手扶的栏杆也没有，别说现代化的自动客梯了。毛主席已是六十多岁的老人，身材又高大魁梧，踩在上面颤悠悠地要出危险似的。　　大概我的动作太猛烈，当我的手挽住毛主席，他的身体轻微地一顿，双脚同时立在一根横棍上，诧异地转过身。我当时的表情可能一副十足的呆子样，再配上一双惊慌的眼睛，样子一定很难看。所以，毛主席一扭过身，低头看见我就笑起来，然后冲我点点头：　　“我能行。”　　“主席，您……您慢点上。”　　我尾随在主席身后上了飞机，看着他走到小桌旁边的椅子前坐下，一双长腿伸直又弯屈，弯屈着又伸直，反反复复。我不知原委，便仔细看着主席的一双腿来回伸屈，由腿再看到主席坐的椅子。原来主席个子高大，一般人能够坐的椅子高度，他嫌低矮，因此，腿怎么样放都感觉不舒服。我试探着走到主席跟前：　　“主席，我把椅子调高一些吧？”　　“好！”　　主席欠身起来，我将椅子调整到合适的高度，他重新坐下，伸伸腿再弯弯腿。　　“嗯，很合适，很好，谢谢！谢谢你。”　　“咦？这花怎么开得这么早？开得真好！”　　在主席面前的小桌上放着一盆塑料花，猛一看，真假难辨，主席带着怀疑的目光盯着那花，脸上一股很新奇的表情，我不愿意看主席受骗，就如实告诉他：　　“主席，这花是假的，您别上当。”　　“哦？假的？跟真的一样嘛！”　　……　　经过一阵紧张和忙乱，飞机滑跑升空，朝着徐州方向飞去。我悠闲地坐在自己的座位上，想着后舱里坐着的是毛主席，一种甜蜜和幸福感又充满胸膛。然而，一股莫名的恐惧和责任感也袭上心来。　　“今天飞机不会出问题吧？要是出了问题我可就是千古罪人啦……”这念头一出现在我的脑子里就再也赶不走、轰不去。尽管检查飞机时一切都是按程序进行的，又经过试飞和航线飞行，但还是搅得我坐立不安。心里直埋怨胡萍下达任务时不明确告诉我们是毛主席坐飞机，知道是毛主席坐飞机，我就是不睡觉也要把飞机摸千遍，保证万无一失。再想想胡萍也有胡萍的道理，毛主席的专机是要保密的。有一回，下达任务时明确了是毛主席坐飞机，不就有个通讯员打电话把这情况告诉家里了吗？当然，他违反纪律后，组织上把他调走了，不再让他继续飞行。接着我又埋怨自己工作不细致，一点一点回想飞机的检查过程，好像这个螺丝没看，那个旋钮没摸到似的，心更加放不下。就这样提心吊胆地直到飞机安全着陆，我才从自己制造的恐惧中解脱出来，完成了我历史上为毛主席的首次飞行。　　这次飞行给了我一个很有益的教训，从此以后，无论执行什么样的任务，不管谁坐飞机，即使是训练飞行，只要是飞机上天，我始终坚持认真检查每一个应该检查的部位，一丝不苟，扎扎实实，因此，飞起来心里自然也踏踏实实。  　。。

伊尔—14（1）
数九寒天，凌晨的旷野，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大家轮换着打加温炉，黑黑的羊皮工作服脱了，毛衣也脱了，还是汗流浃背。　　由于历史的原因，我们国家早期使用的飞机几乎都是前苏联生产的。前苏联的伊尔—14是活塞式螺旋桨发动机，装有14个气缸。气缸里的滑油在冬天很容易凝固。滑油凝固，气缸内的曲轴便无法转动，发动机就不能工作。因此，必须给发动机气缸加温，温度达到摄氏零度以后，滑油溶化才可以开车。　　一句“加温”说来简单，实施起来却很麻烦。用来加温的工具是加温炉，还有一节厚帆布做成的风筒，把风筒的一端套在燃烧的加温炉上，另一端罩在发动机上，就是用这种原始的方法实施加温。困难的关键是点燃加温炉。点加温炉有些像给自行车打气，只有一个阀门控制气的大小，给的气大了不行，小了也不行。数九寒天，凌晨的旷野，气温在零下二十几度，大家轮换着打加温炉，黑黑的羊皮工作服脱了，毛衣也脱了，还是汗流浃背。　　那加温炉极难侍候，你在那里累得热汗淋漓，它却常常是咳嗽两声就断了气。每次把它点着都得费九牛二虎之力。要是出差在外，仅两个随机外出的机务人员根本对付不了，空勤人员总是主动帮忙，携手大干。那个时候的人基本觉悟高，人人思想进步，尽管没有提倡什么精神文明，但个个都讲精神文明，工作时从不讲份内份外。互相支持，互相帮助蔚然成风。尤其是在国外飞行，飞行人员做了大量的机务工作。给飞机加油，帮着收拾整理客舱，擦拭飞机起落架等，给左侧油箱加油的事几乎由领航员、通讯员承包了。　　油箱都装在机身两侧的机翼里，加油必须爬到机翼上去。机翼都有倾斜角，雨天、雾天和冬天翼面都很滑，稍不留神就可能从上面滑下来。而夏天又炎热，强烈的阳光照射在白色的机身上，形成反光。尤其是非洲地区，反光更加刺眼。领航员戴着深色眼镜上机翼加油，待加满油箱回到飞机里，很长时间恢复不了视力，看不清楚地图，但他们毫无怨言。我们搞机务的人并不愿意让他们去干，但国外飞行飞机停留时间短，没有大家的通力合作，就会延误起飞时间，因此只能由他们分担我们的一部分工作。　　现在无论广播、电视还是报纸，经常宣传人与人之间要互相理解，“理解万岁”成了时髦。那时候没有宣传，没有提倡，可大家心灵相通，配合默契。大凡没有的东西才需要努力去争取。人人都不缺少的东西便贬了值，便无人宣传，无人赞扬。　　空勤协助地勤，地勤配合空勤，自然得很。只要有空勤人员反映飞机哪个地方不顺手或有点异常，地勤人员马上就干，甚至通宵达旦，故障不排除不罢手。　　伊尔—14制造的时候就存在一个缺点：刹车系统不太灵，两只脚同时踩刹车，轻了飞机毫无反应，加重一点儿力量，惯性又使飞机点头。　　刹车系统装在机头部分，打开不仅费事，而且到处满是滑油。更何况这是飞机制造本身存在的问题，不算故障，我们没有排除它的责任。但为了刹车这个不算问题的问题，机务人员不怕脏不怕苦，牺牲了不知多少休息时间进行调整，直到飞行员满意为止。　　前苏联制造的这种飞机因为设计本身存在的问题而带来的麻烦还有一个笑话。说来滑稽得很，这个笑话偏偏出在前苏联人身上，而我们在他们的陪衬下反而露脸了，因此得到了周恩来总理的赞扬。　　那是周恩来总理乘伊尔—18去尼泊尔的加德满都参加一个国际会议，返回的时候在印度停留，刚好赫鲁晓夫也在印度。　　前苏联生产的伊尔—18，设计的时候只考虑到他们本国寒带的气候特点，所以在我国北部和冬季飞行是没有问题的。可是炎热的夏天和在我国南方飞行就会遇到麻烦。在温度偏高的气象条件下，发动机不好启动，常常点不着火。但由于我国特殊的地理位置，南北跨度大，温差大，我们在飞行实践中摸到了飞机的特点，可以有针对性地采取相应措施。所以在外国人的眼中，又一次显示了机智灵巧的中国人的才干。可怜的苏联同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