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历史大脉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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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作为一个政治单元，能够有长期的凝聚性，固然由于其地理环境自成格局，但也由于国家形态具备一定程度的稳定性。经过春秋战国的蜕变，古代的封建社会转变为编户齐民的天下国家，在同一个统治机制下，一般平民百姓虽有贫富之分，人的地位也有高有低，却没有永久的贵族与大量永远不能翻身的奴隶。大多数国民，都在同一个国家体制下交粮纳税，也由同一法律规范其生活所依的秩序。编户齐民的国家形态，在古代世界并不多见（参见第六章）。可能正因为这样的国家形态，经过长期的凝聚，“中国”这一观念竟界定了“中国”的存在。类似的国家形态，是最近数百年出现的主权国家，在今天已是常态。但在历史上，中国的编户齐民制可能是延续最长久的例子了。
秦汉帝国的结构并不是任何人设计的，而是经过战国时代列国纷争，一个一个国家个别尝试，又互相模仿，方出现了秦汉帝国所承袭的国家形态。战国时代晚期，一个国家已是由君主与专业官吏治理，也已有了中央与地方的分层管理。秦始皇统一中国，将秦国已实行的制度施行于全国，汉承秦制，大体未改，但是经过三四代的逐渐改革，专业的文官构成统治机构的主体。从此以后，中国的皇帝不得不与庞大的文官集团共治天下，内廷与外朝的区分，颇同今日企业组织董事会与公司抗衡相似。
外朝，即执行政务的政府，是一个庞大文官组织的高级主管，汉代的“外朝”由丞相主持，在权力结构上应是与皇帝的内廷分工的，但是皇帝的权力仍时时干预外朝。皇帝内廷的幕僚，包括宦官、外戚或宠臣，常常借君权夺取相权。从汉至清，只有宋朝的内廷没有伸张势力，侵夺文官组织的权力。终究皇帝是专制的君王，臣僚对皇权还是无可奈何的。
中国的文官系统，古代世界难见同类。今日社会学上的官吏僚属（简称官僚）的定义，乃是一群以管理为业务的人员。这些官僚应是执行政策的工作人员，因此政策制定人对于执行人员应尊重其专业上的理性。但是，中国的文官，自从汉代荐举贤良方正、孝悌力田等作为官员入仕进阶的条件，数千年来的士大夫都接收儒家理念教育。科举制度考试用来测试举子对儒家观念的认识。于是，数千年来，中国的文官系统不仅以专业为其入仕资格，而且以实现儒家理念为其目的。这是一个有意识形态的文官群体，并不仅是管理系统中的工具。
许多宗教都有出世的理想，其乐土都不在人间。儒家则秉持入世的理想，要在人间缔造一个符合其理想的社会秩序。于是以儒家士大夫为主体的中国文官系统，至少在理论上，认为政府不仅可以征集资源，保持国力，更必须为生###命，为万世开太平。因此，中国的王朝至少在政治上，不是为了皇权而存在，而是为了天下生民而存在。王朝有好有坏，大多数的王朝，完全背离这一理想。只是，有理想总比没有理想好。两千多年来，中国老百姓的生活，大体来说，比在欧洲贵族政治下的百姓的生活还是好些。至少，有了天灾人祸之时，通常政府会有赈济的措施。当然，在最近四百年内，欧洲政制已大非昔比，欧洲百姓的生活水平已超过中国百姓了。
中国的文官，正如任何权力结构中的人，大部分会为权力腐化，更多的人会依附权力，忘记了儒家理念。可是，只要以理想为鹄的，总有一些人，或在权力结构中力求匡正缺失，或在权力圈外抗争。许多忠烈正直人士，即使在当时只是白费气力，儒家的理想也会因有这些谔谔之士得以长存不堕。
中国的文官既以科举为入仕途径，过了关口的人数相对于读书人的总数必然只是少数。读书人中，包括尚未入仕及已经致仕的，有不少人士成为小区的领袖，即地方的缙绅。他们代表了社会力量，对国家既支持也制衡。在近代###政治出现之前，许多欧洲国家并没有类似的社会力量以制约国家的权力。
由于中国政治上的这些特点，两千余年来，编户齐民支撑的皇帝—文官体制为中国百姓提供了比较安定的生活。是以，中国天灾人祸并不少于欧洲，但是中国人口持续增殖，而且文化与经济的整合也持续进行，致使这一庞大的“天下国家”延续了两千年之久。
中国历史上的王朝不断更迭。一般言之，改朝换代乃是一种关节更新。朝代初起时，惩于前朝覆亡，必有若干新制以匡救敝败，而且新朝代其君臣中必有一些能干的人才。因此，新朝之始，施政大致不差，到了两三代以后，制度日久生弊，再加上一代两代的安定，人人好逸恶劳，莫说创业，甚至守成也不足。再过两三代，王朝若不振作，则会内乱外患，朝政敝坏，国事江河日下。此时王朝无力肆应，就难有重启新运的机会了。若是王朝垮了，另一批人乘时而起，重头收拾，即是新的朝代。这种周期，因每一个朝代的特定情形各有其历史背景，还不能有一定的时间长度以预测其发生。
总之，中国的皇帝—文官制度，使中国历史有比较长期的稳定，在近代的世界大变化以前，中国文化与经济在这一种国家形态下，有相当长时期的涵泳与凝聚；于是，中国的政治体、文化体及经济体，三者几乎完全重叠，即使在三者扩大的过程中，新吸纳的边缘也往往逐步融入其中，成为巨大共同体的一部分。另一方面，中国帝国体制也因为受此调节而陷入僵化的困境，以至不能在大变之时有所调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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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六章 古代的帝国—波斯、希腊与罗马
波斯、希腊与罗马，都是古代的大帝国，其声势颇与东方的中国相埒。不过，中国有其发展及凝聚的特点，这三个古代的大邦也都有各自的特色。东亚、西亚与地中海，三个古代世界，在后世走上不同的途径，其影响及于今日。复杂文化系统的开展，时时有重要的转折，然而其发轫之初即决定了以后逐步前进的方向。
从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的古代亚非世界来看，今日的伊朗地区只是文明的边缘。却正是在这一边缘地带，波斯崛起为中东的主角。波斯由米提亚发展，正值古代中东由盛而衰之际，两河流域与尼罗河流域因长期争夺霸权都已疲惫。波斯从今日波斯湾起家，很快席卷中东，奄有古代最为繁盛的地区。波斯帝国的政治结构，是相当强大的中央集权。帝国的管理，由效率不低的驿传来传递讯息。全国分为几个省区，总督听命于中央，收取地方的资源，以供帝国朝廷之用。波斯皇帝不但有一支强悍善战的中央禁卫军，随时可以开拔征讨，而且还有一个特务组织，负责搜集情报，监视内外臣民。
波斯帝国可称为古代罕见的战争机器。皇帝的权力在不断开疆辟土的过程中，加强了绝对的专制特性。也许正因为波斯以征战是务，这一强权也在征伐中栽了大跟头。经过三代名王的努力，波斯先崛起为中东的陆上霸主，旋即致力于征服地中海。波斯与希腊诸邦的联军对峙数十年。公元前429年强大的波斯败于斯巴达领导的联军，同年又被雅典组织的舰队击败，几乎全军覆没。古代亚洲陆权与欧洲海权的争衡竟成了亚历山大大帝崛起的历史背景。
相当于中国先秦时期，亚历山大在希腊边远地区的马其顿取得了希腊世界的共主地位。亚历山大帝国虽然盛极一时，终究未能在亚洲陆地长久存在。他英年早逝，庞大的帝国根本未曾凝聚，即分裂为三块。其中在中东的一块，终于由一个中亚草原上的族群建立了中国历史上记载的安息国。这个中东大国，俨然是波斯帝国的继承者。汉代中国的丝道逐渐开通，安息属于东西贸易西端的枢纽，蒙利甚丰。但是，这一富有的大国，也正如其前身的波斯，同样不能摆脱与地中海霸权争衡的历史孽缘。安息在战争中逐渐消耗，未及整合成为中东的核心，即在古罗马的扩张中卷入了数百年的拉锯战。
3世纪，波斯贵族推翻安息政权，建立了萨珊王朝，继安息而为第三个波斯帝国。萨珊波斯继续与罗马争夺霸权，其主要对手，已是罗马分裂后的东罗马。双方斗争四百年，前半段是萨珊占上风，后半段则是东罗马逼垮了波斯。在这一段中古时期的欧亚争霸过程中，还有欧亚大陆内地大族群在向西移动，即欧洲历史上所谓“蛮族”入侵。一波又一波的族群，如同多米诺骨牌效应，潮水般拥入中东及欧洲。萨珊波斯与东西两个罗马都承受了极大的冲击。以波斯为核心的中东，终于在新兴###教崛起后有了根本性的转变。教权与皇权（有时是部落酋长的权力）结合为中东政治体的特色，至今仍大致未变。
在地中海上，古希腊是前期的主导者。希腊城邦系由部族转化形成的共同体。我们常以为希腊城邦制以雅典为代表，是###政治的祖源。其实，希腊城邦毋宁是军事部落与商业活动的产物。在希腊与波斯争斗时，希腊诸邦曾以联盟的方式两度击败波斯，但是，希腊诸邦的内斗也十分激烈。统一希腊的马其顿，竟不是一个城邦，而是部落转化的王国。亚历山大不仅是希腊的共主，也是泛希腊化地中海的君王。他的帝国是军事征服的成果，却没有凝聚为一个文化与经济的共同体。在他身死之后，他的帝国就分裂了。
罗马接续了地中海的霸权，甚至欧洲的霸权。罗马不是一天造成的，早期罗马共和国，不过是泛希腊世界边缘的一个城邦，由意大利半岛上的部族模仿希腊城邦的制度，崛起为地中海的主人。共和国是罗马城内大族领袖结合的政治体，实权在###院的寡头政治。经历了公元前1世纪恺撒、庞培与克拉苏和安东尼、雷必达与屋大维前后“三雄”的斗争，终于将罗马转化为君主政体。军事领袖挟兵权夺取政权，这一帝国又演变为将军们轮流称帝的军事政权。罗马的扩张，自罗马共和国起，从无停息。罗马军团兵锋四出，出征的大军，就留居在被征服的领土上。于是，罗马在不断胜利的同时，也耗费了自己的国民人口资源。罗马人不够了，伊特拉斯坎人不够了，意大利人不够了。一次又一次，“公民权”的不断扩大，一批又一批的异族进入了罗马，也改换了“罗马”的性质。条条大路通罗马，欧洲因此也改变了。
帝国之内，每一片新得到的领土，都与“罗马”有特殊的关系，经过当地原有族群与罗马军团的“协商”，构成各处领土的权力集团。罗马法律理论上是帝国共同的法律，实际上各地原有的法律也还存在。一个众所周知的例子：耶稣上十字架，不是罗马总督的裁决，而是犹太人以犹太法律处决了耶稣。
在中古时代，所谓“蛮族”入侵，实质上已为罗马送终。罗马分裂为二，西罗马在混乱中消失了，东罗马则实质上是亚洲陆地的帝国，其性质更近于波斯以来的东方专制，其中已没有多少“罗马”成分。在一片军人与蛮族的扰攘之中，罗马的权力落在基督教教团手中。信仰这一新兴宗教的军人，拱手让教会取得统治权。僧侣们的领袖，号称使徒彼得继承者的罗马主教成为罗马的教皇；许多教区主教则形同地方首长，分别结合了部族的军事领袖与商业城市的富商大贾，在欧洲建立了前所未见的神权政治体系。
从波斯帝国到###教的崛起，中东没有像中国帝国的皇权加上文官系统的那种政体。同样的，由希腊经过罗马到天主教教廷的公教体系，欧洲也没有像中国那样的皇权与文官系统结合的政体。中东与欧洲的教士，都是以超越人间的上帝为其权力的依据。他们都是以“出世”与超越的理念为号召取得权力的，不像中国的儒家士大夫，以“入世”的态度悬治国平天下的理想为鹄的。
第十七章 大洋航道开通后的世界（1）
1492年哥伦布到达了今日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7年达伽马绕行非洲南端的好望角，进入印度洋。这两件历史事件之后，世界各地的商品都可交流，从此形成一个全球性的经济网络。人类历史不再能以分区的格局处理，我们将1500年当作近古历史时代的开始，从此人类社会一步一步走向不能分割的整体。
欧洲人开拓新航道的动机，是由于###势力在中东拦截东方与西方的商船，以至东方商品流入欧洲市场时价格十分昂贵，于是在大西洋海岸的葡萄牙与西班牙也想在奇货可居的市场上寻求丰厚的利润。他们原来的想法，只不过是绕行非洲进入印度洋，可以与中国及南海的航道接上，取得南海的香料与中国的瓷器、丝、茶，顺道还可取得非洲的象牙与宝石。哥伦布到达美洲，是误读地理，以为绕行地球也可到达中国与印度。这一结果，为哥伦布所始料不及，却开启了世界历史十分重要的转折。
然而，新航路的开通，给非洲及美洲的人类族群带来了无穷的灾难。美洲原住居民，即哥伦布称为印第安的人种，原来是从亚洲一波一波移民美洲的。在那广袤的大陆上，经过数万年的努力，已发展出自己独特的文化，组织了大型的复杂社会。在欧洲人到达之时，美洲人的政权形态已有中美洲的玛雅与阿兹特克及南美的印加诸帝国，也有北美的伊洛奎部族联盟，都具有自己的管理制度。
欧洲人到达美洲，带来了灾害。西班牙人到了美洲，垂涎当地丰富的金银资源，西班牙人科第斯于1519年进入今日墨西哥的阿兹特克。他在阿兹特克君主热诚欢迎他时将主人囚禁，杀害了当地的许多贵族，毁灭了这一国家的都城，奴役了当地的居民。
1532年西班牙人皮沙罗进入今日智利的印加帝国，也是在接受友好的欢迎后出其不意地囚禁印加的君主，勒索满屋的黄金与白银，却并不实践释放俘虏的诺言，杀害了印加君主与百官群臣，使印加沦为西班牙属地。欧洲人带来的疾病，例如天花与梅毒，是当地土著前所未有的。美洲原居民不具抗疫性，被感染之后，大批死亡，以致土著人口十不存一。
西班牙与葡萄牙的传教士，视原居民的信仰为异端，欲尽力毁灭而后快。于是他们焚烧一切原居民以自己文字书写的书籍与记录。今日学者花了不少气力，才可以勉强解读一部分遗址刻石的原居民文字。这样的罪行是人类历史上罕见的！
欧洲人绕航非洲海岸时，已开始把非洲人掳掠到欧洲，出卖为奴。欧洲人占领美洲后，既然原居民已孑遗不多，为了开拓所需的劳动力，葡萄牙人与欧洲犹太商人合作，有计划地俘获非洲西岸居民，将他们运往美洲，出卖为奴。在航程中，上了镣铐的黑人，因为拥挤与虐待，死者往往泰半。幸存者在美洲世代为人奴役，至今美洲的非洲后裔，虽然在法律上是自由人，终觉还是弱势的族群。
欧洲船舰进入印度洋与太平洋时，航道所经的许多岛屿，例如今日印度尼西亚群岛、婆罗洲、菲律宾群岛等处，本来都有大大小小的政权独立自治。明代永乐年间（1403—1424），郑和率领舰队屡次下西洋，这些岛国都见记载。郑和的远航，与各地建立了封贡关系。但是中国其实并不干预他们的内政，也未有官方支持的殖民活动发生。但在欧洲人到达后，这些岛屿一处一处沦为欧洲海上列强的殖民地，不仅是他们航道上的中途休息站，也是掠夺当地资源的据点。在欧洲人未到东方之前，东方与西方间的航运，除了波斯、印度、###的大型商船长程运送商品之外，航道上各站之间的短程递运是由当地小型船只运送，是以这些小国也分润了东方与西方之间长程贸易的利润。欧洲大型高桅船进入东方海域，长程贸易的利益被这些大型船队独占，当地人不再有余利可论。
第十七章 大洋航道开通后的世界（2）
因此大洋航线的开拓，使欧洲诸国先是葡萄牙、西班牙后是荷兰、英国掠夺了大西洋、印度洋与太平洋上各地的资源，也据有了这些海洋族群的土地与人民。这一转变，遂使欧洲在以后的世界取得主导的地位，独占世界鳌头。从此，欧洲殖民帝国掌握了亚洲、非洲这些族群的宗主权。要到20世纪的下半期，欧洲殖民帝国（尤其是最大、最主要的英国）方才解体。这是大洋航道开通以后，世界历史不能逆转地受其长期影响，甚至在殖民帝国瓦解后，西方的文化已完全覆盖了各地原有的土著文化！
大洋航道的开通促成了全球经济网络的成形。大洋航道可分两条：一是从欧洲绕航非洲的路线；一是从欧洲横渡大西洋，到达墨西哥，再经过墨西哥地峡的短程旱路，从阿可坡可下太平洋，再横越太平洋到达东亚及其海外诸岛。葡萄牙与西班牙在16世纪是这两条航线上的主人，但荷兰与英国随即加入竞争，最后的霸主是英国。经过大洋航道，东方的商品运往欧洲，然而欧洲在16世纪至19世纪之间，并没有冲销输入商品的本钱。他们取得南海及非洲的资源，例如香料、珍宝，其实是###裸的武力攫夺。但为了购买中国出产的丝绸、瓷器、茶叶及一些工艺制品，西班牙人以从美洲掠夺的白银支付。19世纪的英国商人则以鸦片作为平衡贸易逆差的货源。
在16世纪及17世纪间，美洲的贵金属、黄金及一部分白银流入欧洲，支持了欧洲的经济与文化建设。白银又流入东方。大量贵金属流入西欧与东亚，一部分用于装饰品，大部分在各地流转，成为货币。由于货币供给量增加，导致通货膨胀，在欧洲与中国，都有物价上涨的现象。西欧的历史上，称这一现象为物价革命，在中国历史上，则是明代万历至清代康熙雍正年间，相当长期的经济持续增长。两个相似的现象，其引发的后果却完全不同。
在欧洲，取得金银最多的西班牙，把金银只消费于建筑宫殿及支付贵族们的豪奢生活。那些商人、工匠集中的城市，从经济增长中获利甚丰，也创造了更进一步发展的条件，累积资金及不断提升工艺水平。城市中的知识分子也是经济增长的受益者，他们在日后将是推动近代学术的主力。相对而言，欧洲旧的地主贵族，则因为地租收入赶不上通货膨胀，渐渐丧失了经济优势。若以地区论，中欧地区城市受益不少；英国则后来居上，掌握了不少海外资源与贸易利润，也在经济上超越了西班牙，成为世界性经济网络的主要受益者。
在中国，由于丝绸、瓷器及茶叶都是长江以南的东南与华南地区的产品，甚至后来外销南洋及美洲的日用工艺品也是在南方生产（例如广东佛山生产的铁器、福建福州的漆器），于是中国东南与华南持续了将近三百年（16至19世纪）的经济繁荣。这些地区，尤其是长江三角洲与珠江三角洲，市镇十分密集。这些地区的粮食生产额，已不足供应当地迅速增加的人口需求。于是长江流域的腹地，尤其是湖广、四川由于供应沿海食粮，也带动了经济的繁荣。相较于中国的南部，华北五省、旧日的中原、首善之区则并未蒙受大洋航道带来的经济利益。每次改朝换代带来的战争致使水利得不到维修而造成的旱潦天灾，首都（北京）大量人口的消耗，北方各地受明代封藩的剥削，北方三边（陕西的固原、宁夏、延绥）的外患等，都使此地平民百姓的生活日益困穷。富裕的南方与贫困的北方，彼此之间，又因明代国家机器运作效率太差，并不能有挹注互补。中国实质上形成两个经济体：北方内陆的农林与沿江沿海的市镇。在明代末期，国家机器只能习惯性地收夺农村的资源，以其人力物力却不能从富裕的市镇汲取财富，以应付内乱（流寇）与外患（辽东与北边的防御）！
欧洲整体经济的扩张，必须有相当配合的条件，方足以持续其增长。14世纪欧洲大疫之后，人口大量减少，劳力不足，促使欧洲走向使用机器的工业革命。中欧与西欧富裕后，地方掌握了巨大的资源，各地遂有反抗教廷及神圣罗马帝国的实力，终于走向宗教改革，建立了民族国家的列国体制。
中国却丧失了走向改弦更张的方向。明代晚期，民间向海外开拓的努力，被政府视为非法的活动。东南知识分子反省文化传统，寻求思想新方向的运动，则因为清政权的压制，不能继长增富。南方繁荣的经济，仍借助广大人口所提供的充分劳力，未转向借重机器的生产。中国始终是一个整体，不像欧洲分割为许多各不相涉的部分，是以中国也不能有局部独立发展的“隔舱”效应。明亡清兴及日后面对西方帝国主义的侵略，中国的一部分垮了，必然将全部一起拖垮。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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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1）
凡提到明代的海上活动，大家必定会想到郑和下西洋一事。郑和此举，诚属中国历史上的盛事，但是，从长程的历史观察，郑和出航与其当作明代在海外扩张的努力，毋宁解释为元代海运畅通后的最后一次大举。郑和船只体积与舰队规模均属空前，然而元代的中国与波斯湾之间，各国船只也颇有大船。郑和七次远航，其航线所及，都是元代各国商舶常到的地方。明初，蒙古留在中国的色目人为数不少，郑和即是移居云南的穆斯林家庭的后裔。他的舰队中，穆斯林背景者也大有其人。至于郑和下西洋的任务究竟为何，尚待研究。至少，这一次海上大举，空前盛大，但并非凿空的探险，因此在历史上并不具有哥伦布、麦哲伦、达伽马等人开拓新航线的意义。
大洋航道开通之后，中国近海风波骤起，多了不少中外海商的活动。而且这些活动正与西方海上列强以帝国之力投入的情形相反，都是中国政府禁止之下，民间力量干犯禁忌而自行投入的，以致在中国官方记载上落了寇盗的恶名！
历史往往是吊诡的。1488年狄亚士绕航好望角；1492年哥伦布到达美洲的巴哈马群岛；1493年教廷敕令，将世界一分为二，东边是葡萄牙的势力范围，西边是西班牙的势力范围。正在此时，1492年，明廷命令沿海人民不得与来华的番船交通；1493年，明廷敕谕今后百姓的商货下海，即以“私通外国”治罪！这是明廷一贯的海禁政策。由洪武以来，虽然也常有暹罗、占城、马六甲等处来华的贡船，但海禁政策，即使时松时紧，基本上没有开放禁令。
西洋各国迨来到东方时，“诸番”常有船舶以朝贡为名，携带商货来华。中国官方以贡使相待、接纳、回赐，但并不鼓励民间与“贡船”有所交易。这些“诸番”大多来自南洋，以玉石、珍宝、香料换取中国的商品。日本则是特例。蒙古征日本，为飓风吹散。日本在丰臣秀吉当权时侵略朝鲜，中国派兵援朝，驱逐日本。中日之间关系并不友好。日本在此时执行锁国政策，只允许少数持有“勘合”（执照）的朱印船运载商货。中日物产大致相似，因此日本贸易的商货不在丝绸，而是中国的精致产品；又因为金银比价与银铜比价不同，中国输出日本的是黄金与铜币，输入的是铜斤。
无论如何，中国海外贸易颇有利润，官方禁海，百姓遂自求生计，私自接近外商，转贩商货。元朝海外交通开放，中国人外迁者，大约已经为数不少。明初郑和下西洋，航线上诸国都有华人社群。旧港（今日印度尼西亚北部）不仅有不少华人居住，而且还有自治的头目，郑和抓了一个头目，又任命了另一个头目。这些头目在朝贡明廷时，明廷给予的职衔相当于西南少数民族的土司土官。东南亚各国贡使，常由当地富居的华人担任；在入华之余，他们往往请求返回故里祭祖。这些人的祖籍，不仅有闽粤沿海，也有江西、浙江等处。可知华人外迁已是相当常见的现象。海外贸易被官方悬为厉禁，民间则借助于已在外地侨居的华人日渐发展。
西葡诸国海舶来到东方，各有其基地。葡萄牙人在印度的果亚，西班牙人在今日菲律宾的吕宋，荷兰人在今日印度尼西亚的巴达维亚及日本的长崎，都有他们的远洋船舶经常靠泊；中国商人则以近洋船舶转驳接运。厚利之下，必有勇夫，自然有人会投资海外贸易。而在中国沿海，也有转口商港出现，葡萄牙人由于天主教教廷将东方划归该国经营，尤其热衷于在中国海岸找到立足点。他们曾经在宁波附近的双屿设立基地，1548年，浙江巡抚朱纨发兵驱逐双屿葡萄牙人时，该地已有数千葡人居住，并有教堂、货仓、码头、街道，俨然有了相当规模。朱纨驱逐葡人，为人告发擅专诛戮；政府查讯，朱纨自杀，海禁遂得稍纾。此后海禁时紧时开，并无定规。1553年，葡人从广东地方官员手中取得在澳门居住的权利。自那时开始，澳门成为中外交通的据点达四百年之久！。 最好的txt下载网
第十八章 中国沿海的各国海商活动（2）
中国人投资海外贸易者，并不仅限于沿海百姓。安徽商人许一、许二（许栋）等兄弟四人，即以徽商资金投资造船航海经商。许氏四人，即是双屿之役中先后为明廷治罪的商户。同时，汪直、徐海也都是徽商转入海外贸易的人物，倭寇之乱中，汪、徐都是著名的“奸人”。在日本锁国政策下，若干九州岛藩主的部下“浪人”在禁令下谋求国际贸易的厚利。“倭寇”到达中国口岸，有商机则交易，乘人不备则劫掠。胡宗宪、俞大猷、戚继光诸人努力清剿，方将浙闽沿海肃清。当事人很清楚，倭寇之中，“真倭”之外，也有华人及西洋人在内。这种海商或海盗，其成分的确是十分复杂的，而其亦商亦盗的特质，其实与西、葡、荷、英的海上势力也是相同的。
明代国际贸易大致情形是，西、葡、荷兰诸国的高桅大船，以马六甲（葡）、吕宋（西）、巴达维亚（荷）为基地，东方海商则由中国近海转驳商货，再由印度洋转大西洋运往欧洲，或由今日墨西哥的阿可坡可转陆路跨越地峡，进墨西哥湾登船横渡大西洋运往欧洲。两条航道的沿路各处，例如东南亚、印度、非洲及美洲殖民地，也消纳一部分中国的商货。日本长崎及印度果亚都是中继站，也是市场口岸。
中国外销商品已如前述，主要为运销欧洲及中东的丝绸、瓷器，另有各种日用的工艺品则是东南亚及美洲市场的商货。中国收到的货款，已不仅是珍宝、香料，最大部分是墨西哥的白银。中国与日本之间，由于金属比价的差额，中国从日本输入铜斤，向日本输出黄金。西洋商舶在这三角贸易中，也赚了不少。当时墨西哥白银遍天下，在欧洲引发了物价革命，在中国则因此创造了东南、华南长期的经济繁荣。银多铜少，出现白银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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