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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残影-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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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uglas； 1838～1913）、何天爵（Chester Holbe，1844～1912）、翟理斯（； 1845～1939）、庄延龄（Edward Harper Parker ； 1849～1926）、霍普金斯（Lionel Charles Hopkins，1854～1952）、马士（Hosea Ballou Morse； 1855～1934）、卫三畏（Samuel Wells Williams； 1857～1928）、骆任廷（Sir James Haldane Stewart Lockhart； 1858～1937）、礼密臣（James Wheeler D*idson；1872～1933）、庄士敦（Sir Reginald Fleming Johnston； 1874～1938）、辛博森（Bertram Lenox Simpson；1877～1930）等等。其中许多人，是先以传教士身份来华，后来加入外交官或洋员行列，具有双重身份。
对领事馆汉学家的成就，辜鸿铭是以抹杀为主的。但威妥玛和翟理斯等创造并完善了汉语的拉丁化标音法，编撰华英词典，梳理中国历史，翻译中国典籍，无论从何种角度看，学术成就不见得在辜氏之下。
领事馆汉学家的著作，成就不论，其原文的头版书，包括编著及译著，常有收藏价值。比如，梅辉立编的《中华帝国与列强条约汇编》头版（William Frederick Mayers；editor； Treaties Between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Foreign Powers；Together With the Conduct of Foreign Trade；&c。；&c。； &；J。 Broadhurst Tootal 1877），目前市价为1，300美元。又比如，别发洋行1910年出版的马士著三卷本《中华帝国对外关系史》（Hosea Ballou Morse ，The International Relations of the Chinese Empire。 I。 The Period of Conflict； 1834…1860； II。 The Period of Submission； 1861…1893； III。 The Period of Subjection； 1894…1911。 ＇THREE VOLUMES＇。）也可值到1，900 美元。
一、德庇时（Sir John Francis D*is，1795～1890）
德庇时生平
德庇时常被视为领事馆汉学家的先驱。他生于1795年，毕业于牛津大学赫特福德学院，1813年18岁时，便被东印度公司派往广州分行任书记员。在广州时，他的语言天赋充分显露，短短三年便掌握了汉语。他因喜好中国文学，在公司任职期间以翻译中国文字为乐，成为了公司里的“中国通”，受到特别器重。而在这期间，他最热衷的，应该是中国的格言和谚语，因为他的中英对照格言词典《贤文书》，便是广州期间的产物。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2）
1816年，阿美士德勋爵（Lord Amherst）率英国使团往北京谒见嘉庆皇帝，他被选为随员同往。后因中英在礼仪方面的歧见，谒见未成，德庇时便重回广州的工厂。1832年，他被委任为东印度公司广州特别委员会总裁，中国人俗称“大班”，主理公司在华贸易业务。
1833年，英国终止了东印度公司对华贸易之专利权，新设立驻华商务总监，改向政府负责，德庇时于是成了东印度公司在华的末任大班。随后，首任驻华商务总监律劳卑勋爵于1834年委任德庇时为副总监。不久，律劳卑擅闯广州，触发“律劳卑事件”，同年10月11日病逝澳门。于是驻华商务总监一职由德庇时接替。由于他在对华贸易政策上的看法与英商冲突，饱受种种压力，上任仅百余日，便在1835年1月宣布辞职，返回英格兰。
1844年，德庇时被任命为香港殖民地第二任总督兼驻军总司令。他在香港总督任上呆了四年，至1848年离任。
德庇时在港督任内以疯狂抽税闻名，为了达到收支平衡，德庇时除了以卖地作为政府收入外，又大肆征税，税项可谓名目繁多。他除了透过订立《土地登记条例》、《公众法饮肆及售酒领照营业条例》和《售盐鸦片当押业拍卖商营业牌照条例》等条例，对土地、烟草、酒精、拍卖品、婚姻和墓碑等等征收税款外，更在1845年向*收取“妓捐”。
另外，德庇时又曾在1844年8月透过订立《人口登记法例》，设置总登记官（Registrar General）和总登记官署（1913年改称“安抚华民政务司署”），对全岛进行首次人口普查和户口登记，结果录得全岛人口共23；988人。于是，他无论华洋，一律开征人头税，事件引致大批华人搬离香港岛，而随后各界停工罢市，人头税方才暂缓执行。德庇时之重税政策招致香港民怨沸腾，无论华裔居民还是英国商家，个个对他恨之入骨。他对待下属态度粗暴，因此也不讨周边人喜欢。而不少人更联名去信伦敦投诉，成为他下台的一大导火线。
为讨好在香港的英资，德庇时任内开始定期举行赛马活动，他本人亦曾表示愿意捐出200元，设立一个“公使杯”，作为在赛事中胜出马匹的奖金，不过却因为英商马主们的杯葛，没有马匹参赛，“公使杯”被迫取消。由此可知，德庇时任内声望之差。以上种种，使德庇时被后来媒体冠以史上最不受欢迎港督之名。
德庇时与首席按察司约翰·休姆（John Hulme）间的不和是他下台的直接原因。据记载，休姆有次于某个在船上举行的舞会醉酒闹事，德庇时遂以此为由，透过行政局辞退休姆。休姆被辞退后返回英国，向伦敦政府投诉。由于休姆在伦敦有具分量的人支持，结果德庇时的决定遭伦敦当局推翻，并促使他在1848年3月18日辞去总督一职，3月21日离开香港。
德庇时为官不良，于学术方面却颇有建树。他是英国驻华外交官中的第一个汉学权威，1823年就出版了大作《贤文书》。1836年，他出版了两卷本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后于1857年出了修订版，篇幅从900页扩大到980页，仍为两卷本。晚年，他隐居英国布里斯特尔，潜心中国历史文化的研究，于1876年获英国牛津大学荣誉博士学位。他一生还有《中国杂记》、《中国诗歌论》、《中国见闻录》、《交战时期及媾和以来的中国》等著作问世； 并译有《中国小说选译》、《好逑传》和《汉宫秋》等。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3）
一般认为，德庇时对中国文学的西传起到相当作用，但对他的中文水平，辜鸿铭表示了严重怀疑。1883年10月31日，辜氏在上海的英文《字林西报》发表《中国学》一文，其中提到：“德庇时爵士对中国人真的一无所知，他自己也够诚实地承认了这一点。他肯定会讲官话并能够不太困难地阅读以那种方言写成的小说。但是像他当时所掌握的那点中国知识，到现今怕是难以胜任任何一个领事馆的翻译职务。”但辜鸿铭承认了德庇时的著作在英国人中的影响力：“然而值得注意的是，直到今天，仍能发现绝大多数英国佬对于中国人的看法，是受到他关于中国著作的影响。”（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6）
德庇时1890年去世，终年95岁，是最长寿的一位港督。
《贤文书》
（John Francis D*is ； Hien Wun Shoo。 Chinese Moral Maxims； With a Free and Verbal Translation； Affording Examples of the Grammatical Structure of the Language。 London & Macao； 1823）
《贤文书》是一本中英文对照的道德箴言及谚语词典，所收格言谚语，或来自中国远古典籍，或来自历代文学作品，或来自民间流传。比如“上品之人不教而善，中品之人教而后善，下品之人教而不善”、“一树之果有酸有甜，一母之子有愚有贤”、“遇急思亲戚，临危托故人”、“贤人多财则损其智，小人多财则益其过”、“勿以恶小而为之，勿以善小而不为”、“从善如登、从恶如崩”、“温柔终益己，强暴必遭灾”、“屏风虽破，骨骼犹存，君子虽贫，礼仪常在”等等，等等。
《贤文书》的排版方式独特，中文格言以竖排方式印在页面中间，顶上是整句话的英文翻译，右边以英文逐字译出相对应的汉字，左边为每个汉字的罗马注音。
此书是他业余研究的成果。书的出版时间为1823年，但据他在序言中说，其实1818年已经脱稿。那一年，是他随阿美士德勋爵赴京返穗后的第二年，在东印度公司还是普通职员一个。传言都说德庇时热爱中华文化、语言天赋高超，从此书看，并非虚传。若非天才，一个二十三岁的青年，刚到中国短短五年，如何仅靠自学，便掌握艰深的中国文言文，更编写出一本汉英格言词典来？他不仅自己对中文着迷，还想通过自己的努力，惠及旁人。所以，他在序言中还说，他编写此书的首要目的，是为学习中文者提供帮助。
德庇时对中文的迷恋，相信也受到小斯当东的强烈影响。小斯当东即多马·斯当东爵士。他12岁时，便随父亲老斯当东一起，参加了马戛尔尼爵士谒见乾隆的使团。任务完成后，老斯当东返英，却将12岁的儿子留在中国，学习中国语言文化。因为北京之行，使英国痛感汉语文人才之匮乏，觉得已对英国海外大业构成威胁。1798年，小斯当东被提名进入英国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任书记员，1804年升为货物管理员，1808年担任翻译，1816年出任大班。
德庇时刚到广州时的职位，正是当年小斯当东的位置，而后者此时已成了他的最大上司。经长年在华学习生活，小斯当东早已是彻头彻尾的中国通，成了英国在华的第一汉语专家。可以想见，面对这样一个上司，德庇时学中文不仅有动力，也有压力。估计他天资聪颖，进步神速，让小斯当东印象深刻。因此，当小斯当东以副使的身份参加阿美士德勋爵使团去谒见嘉庆皇帝时，才会选德庇时为随员。 。。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4）
德庇时对小斯当东的提携充满感激，因此，特将《贤文书》敬献给小斯当东，印在书的扉页上。相信两人一直保持亲密关系。
另外，德庇时年纪轻轻，便倾力编写此书，朋辈的影响也不可忽略。他的同事中，便有大名鼎鼎的汉学家、伦敦布道会的传教士马礼逊。马礼逊在广州时，因境遇凄惨，1809年被东印度公司广州分行录为汉文翻译。至德庇时1813年加入该公司时，马礼逊的工龄已有了四年左右，算是德庇时的前辈。1815年，马礼逊在东印度公司帮助下，出版了《汉语语法》（A grammar of the Chinese language），后又陆续出版了《华英字典》（A dictionary of the Chinese language）一至六卷和《广方言词汇集》（A vocabulary of the Canton dialect）。德庇时在《中国杂记》第四章中谈到此段往事时说，他曾参与了《华英字典》的通稿审校，觉得受益匪浅。
可以想见，《贤文书》的编写与出版，多少是受了马礼逊的触动与启发。同时，此书也是对马礼逊工作的补充。虽然马礼逊已继英国人瑞帕（M。 Raper）之后，推动了中英文对照字典的起步，而格言、成语类的中外文对照词典此时尚未出现，因此，《贤文书》是一部空前的著作。此书出版近五十年后，这一类的著作才大量涌现，如1869年法国童文献的《中国谚语》（Paul Hubert Perny； Proverbes chinois； re cueillis et mi sen ordre；1869）、1875年威廉·斯卡伯勒的《中国格言集》（William Scarborough； A Collection Of Chinese Proverbs，rev．C。 Wilfred Allan，1875）、1886年明恩溥的《汉语中的谚语和俗语》（Authur Henderson Smith； Proverbs and mon Sayins from the Chinese）等。
据《贤文书》序言说，书稿完成后，即被送回伦敦的豪斯图书馆，经维京思博士建议，书稿又被运回中国，后经全体董事决议，将该书在东印度公司的澳门印刷厂付印出版。之所以如此折腾，是因为书中有大量中文，只有在澳门印刷方才可行，因为东印度公司在那里有完善的中文印刷设备。因此，此书从完稿到出版拖了五年。
市场实例
瑞士斯德哥尔摩的一家古旧书行目前有一册《贤文书》在售，1823年版，由东印度公司自己的印刷厂印刷，在伦敦和澳门同时出版。该书保持了原始的蓝色布面精装，正文共199页，封面有些松脱，此外，内外均保持完好。该册的售价为1，570美元。
《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
（John Francis D*is ； The Chinese； A General Description Of The Empire Of China And Its Inhabitants； In Two Volumes； Knight； London： First Edition； 1836）
本书是德庇时的代表作，首版于1836年，以后屡屡再版，至1857年又出了修订版。
首版本既见到过皮面精装本，也见到布面精装本。本书展示的插图，为一套皮面精装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
该书分上下两册，上册含引言一篇，正文十章，计为：第一章·与欧洲的早期交往；第二章·与英国的交往；第三章·与英国的交往（续）；第四章·中国地理概述；第五章·中国历史概述；第六章·政府与律例；第七章·品德与行为；第八章·礼貌与习俗；第九章·行为与习惯；第十章·城市篇…北京。下册有正文二十一章，计为：第十一章·城市篇…南京和广州；第十二章·宗教篇…儒教；第十三章·宗教篇…佛教；第十四章·宗教篇…道教；第十五章·语言与文学；第十六章·文学（续）；第十七章·艺术与发明；第十八章·科学；第十九章·自然历史与出产；第二十章·农业与统计；第二十一章·商业。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5）
该书插图丰富，上册有插图27幅，下册有插图28幅。
市场实例
目前，伦敦一古旧书行有一套布面精装的《中华帝国及其居民概论》在售，为伦敦Knight公司1836年出版的第一版，上下两册，分别为420页及480页，含全部木刻插图。该书的封面为布面精装，原为绿色，已褪呈棕色样。书脊有烫金图案及文字。整套书保存完美，品相一流，目前的开价是900美元。
二．李太郭（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
李太郭简介
在中英关系史上，李太郭一人独占了三个第一：英国首任驻广州领事、首任驻福州领事及首任驻厦门领事。此外，李太郭还“父以子贵”，常以大清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之父的身份，被史家提及。
李太郭早年只是剑桥一家庭教师而已。但他多才多艺，懂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学过医，参与过音乐百科全书的编辑，又爱地理学及植物学。1825～1828年，他以自然科学家的身份，参加了英国探险家Beechy的考察队，作环太平洋地区的考察，第一次进入中国沿海一带。随后，他被英国圣书公会 （British & Foreign Bible Society） 推为东亚代理人，于1836～1839年获派往澳门学习中文。《中国人写实》一书，便是他从澳门回国后出版的。此书一出，他的才华及汉语能力引起了英国官方的注意，遂于1841年被任命为英国赴华特使璞查鼎的翻译。1843年，他获任英国驻广州领事馆的首任领事。1844年7月调任驻福州领事，1845年4月再调任驻厦门领事。同年十一月，他因“胆汁热”或“水土热”死于任上，终年才四十五岁。
福建布政使徐继畲在《瀛环志略》中，至少有3次提到李太郭，总是尊称其为“英官李太郭”，而不用当时官场通行的蔑称“英酉”。徐氏在清朝官员中属于开明派，对西方文明兴趣强烈，在李太郭任福州领事时，常前往讨教希腊、罗马文明及现代地理知识。而李太郭则对中国传统生活方式竭尽赞美，让徐继畬觉得，李太郭简直有点做不来西方人了。与李太郭有过从的中国人，但凡思想较开明的，都承认他是个上流绅士，为人及学养都令人钦佩。后来，为英国驻福州领事馆选址一事，英中双方曾大起争执，徐继畬和李太郭代表双方出面处理，尽管各事其主，徐氏仍觉得李太郭的态度是谦和谅解的。
李太郭的三个儿子，后来都在中国当领事，其中最著名的，是清朝首任总税务司李泰国（Horatio Nelson Lay；1832～1898）。李太郭生前一直召唤儿子前来中国，但李泰国是在父亲死后两年，才被送来中国的，时年才十五岁。来华后，他师从大名鼎鼎的汉学家郭士腊（Karl Gützlaff）学习中文，不久，即因汉语流利，被选入上海的英国领事馆工作。1854年，他二十二岁时，便升任上海领事馆的代理副领事。同年，他参与了中国海关的创建，次年开始担任实际负责人。咸丰十年十二月（1861年１月），他被总理衙门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当时三十岁不到。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李泰国担任英国对华全权专使额尔金（Elgin）的翻译，参与了中英《天津条约》的谈判。1862年，清廷见李秀成太平军接连攻克杭州、宁波等江南重镇，终于痛下决心，要购买英国兵船，组织新式舰队*，遂隆重函请总税务司李泰国具体承办购船事宜；可见清廷对李泰国的信任。但李泰国显然与乃父李太郭的做派有别，或许是少年得志，容易膨胀。他花中国钱买来中国舰队，却擅自挑选了英国海军上校阿思本为舰队司令，把舰队命名为“英中联合舰队”，舰队全由英国官兵操纵，军舰的命名与军旗的制订也由他一手包办，且规定舰队不接受任何中国官员的命令，只可听他本人指挥，或由他转达的中国皇帝之命令。清廷上下见巨款购来的舰队完全不受控制，自然拒绝接受。此事便不了了之。事后，李泰国的总税务司一职，便由赫德取代。他于1864年辞去英国外交官职务，回英国从事金融生意去了。 。 想看书来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6）
有一种传说是，清朝海军名将吕纬堂曾被李太郭收为养子，并送往英国留学。吕纬堂是福建同安人，幼年生活在厦门。但据学者推算，李太郭调任厦门时，吕纬堂只有七岁。两人固然有结为主仆的可能，但所谓收养及资助出洋等细节，目前并无档案资料可资佐证。吕纬堂在英国学成后，正赶上洋务运动，便加入清朝海军，曾担任靖海、长胜、福星、安澜、济安、伏波等战舰的管带，累任副将、总兵等职，“屡为沈（葆祯）、左（宗棠）、杨（岐珍）、李（成谋）诸公所器重”。后来，吕纬堂因在马尾海战及威海海战中败绩，仕途受挫。他死后被清政府追封为“振威将军”。
《中国人写实》
（George Tradescant Lay，THE CHINESE AS THEY ARE： THEIR MORAL； SOCIAL； AND LITERARY CHARACTER； A NEW ANALYSIS OF THE LANGUAGE； WITH SUCCINCT VIEWS OF THEIR PRINCIPAL ARTS AND SCIENCES。 WILLIAM BALL & CO。； LONDON。 1841）
李太郭的《中国人写实》一书出版于1841年，出版社是伦敦的WILLIAM BALL & CO。。此书共342页，内有大量木刻插图。此书是文集，每章论述的主题各异，既论及鸦片战争，又讲到民风民俗、哲学宗教、音乐文学，以个人感受观察为主。本书成书时，李太郭对中国的涉掠有限。对中国的论述，并未突破前辈汉学家水平，仍在罗致中国的表象，又缺乏系统与偏重，不免蜻蜓点水。倘使他不是英年早逝，再多做几年驻华外交官，以他的质素和对中国的情感，应可写出扎实深厚的文章来。
《中国人写实》的第一版既出过半蒙皮精装本，也出过布面精装本。本书展示的是该书的蒙皮精装本，书脊部分为真皮，封面主要部分为大理石纹硬纸板，尺寸为8×5英寸。该书因品相残破，市价只值400美元左右。倘若品相完好的话，当可轻易值到1，000美元以上的高价。瑞典某古旧书商另有一本该书的第一版在售，为红色的布面精装本，品相完好，要价1，048美元，可资参考。
三．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1827～1916）
清末民初，但凡西方人写中国，必提丁韪良的大名。当时来北京的美国人，去西山拜访丁韪良，是必不可少的功课。他以在华的不凡经历，成了西方中国通的象征。许多有志于在华谋求功名的西人，也以丁韪良、赫德及蒲安臣为奋斗的榜样。
丁韪良出身美国传教士，来华后除传教外，当过外交翻译。后来，他辞去神职，专事教育，当过北京崇实馆的校长、京师同文馆总教习，最后荣任京师大学堂的西学总教习。京师同文馆是当时的皇家外国语学院，而总教习即相当于教务长。至于京师大学堂则是当时的皇家大学，也是北京大学的前身。因此，归根溯源，西学总教习丁韪良与中学总教习许景澄同为北大的首任教务长。丁韪良在中国前后62年（中间缺席四年），直至89岁时老死北京。单此一项，在华西人中，除后来的卜舫济外，就无人堪与比肩。他著译等身，育人无数，还被光绪皇帝赐予二品顶戴。无论从哪个角度讲，他都值得大书特书。
丁韪良字冠西，1827年出生于美国印第安纳州的一个牧师家庭，父及兄弟皆为牧师。1850年，丁韪良在美国北长老会神学校毕业后，志愿参加海外传教使团，被派往中国宁波，一住便是十年。在宁波期间，除宣道工作外，他迅速掌握了官话、文言文和古文，遍读中文典籍。他在宁波期间的一系列的讲道，后来被编成《天道溯原》。自1854年至1912年，该书再版达三四十次之多，并译成日文和朝鲜文。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7）
第二次鸦片战争时期，丁韪良任美国公使列维廉的翻译，并参与起草《中美天津条约》，与任额尔金翻译的李泰国是同行。《中美天津条约》第二十九条，即所谓的宗教容忍条款，就是丁韪良与卫叁畏（S。 Wells Williams）两位传教士悉心斟酌的结果。
同治元年（公元1862年），丁韪良一度回国，不久复来华，在上海短住一年后，于1863年搬到北京。从此之后，除了几次暂离之外，他在北京一直呆到终老。甫一抵京，丁韪良便着手翻译美国人惠顿的《万国公法》。译成后，透过美国驻华外交官蒲安臣（Anson Burlingame）引介，将其上呈清廷。恰巧1864年，普鲁士在中国领海内，截获丹麦商船，发生争执，总理衙门援引《万国公法》中有关则例，据理力争，终使普鲁士将所截获船隻移交中国。该书由是受到恭亲王等人的赏识，由总理衙门拨专款付印出版，颁发各省督抚官员备用。
随后，丁韪良创办了北京崇实中学（即现在的北京21中学），并在1865～1885年任该校校长。1865年起，他还兼任同文馆教习，教英文及国际公法。1869年，他获海关总税务司赫德力荐，出任京师同文馆总教习，并辞去了美国北长老会的神职。从此，他由美国传教士，摇身一变为清政府的高级洋员。
丁韪良任同文馆总教习长达25年（1869～1894）。初时，学生人数约四五十人。到1886年，已增至一百二十五人。期间，举凡课表的制定与实施，对教习的监督与稽查，各项定期考试的执行，统筹编译教材等等，都在他的权责之下。他亲自编纂了《格物入门》、《增订格物入门》、《格物测算》，最早将力学、水学、气学、火学、电学、化学、测算举隅等教科书引入中国。同文馆之设立，最初只是清廷为因应外交需要，训练翻译人员，后来目标逐渐提升，成为培育国家人才的基地。仅在清末民初的外交界，同文馆的毕业生中，担任出使大臣或驻外公使的就有七位。
光绪十一年（公元1885年），丁韪良得三品官衔。1898年京师大学堂成立时，他被光绪帝钦点为西学总教习，授二品。开学之际，他率一干西人教习，向孔子鞠躬致意。此举使丁韪良遭到基督教人士批判，被视为神的叛徒。但此举也使他融入中国更深，成为中国早期现代教育的顶梁柱。
自1872年起，丁韪良开始出版杂志《中西闻见录》。这份杂志设有天文、地理、物理、化学、医学及各国近事等栏目，图文并茂，使讲解的知识更为生动直观。这份杂志对中国向现代化转变，起到催化作用。《中西闻见录》到1875年停刊时，共印刷了36期。1877年，丁韪良把杂志上的文章加以筛选，编选成四卷本的《中西闻见选编》。
1916年12月17日，丁韪良下厨时去世，终年八十九岁。他与妻子同葬于西直门外的一块墓地。
丁韪良除译介西方的基督教、自然科学、国际法方面著作外，还著有《花甲忆记》、《北京之围》、《中国人对抗世界》、《中国人之觉醒》、《地理书》等书。
《地理书》
（Martin； 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Di li shü lin van…koh kwu…kying z…tì yiu…tin kong…tsing。 Nyingpo： ＇Mission Press＇； 1852。）
丁韪良著译浩繁，但大多不具收藏价值。而《地理书》作为最值得收藏的一种，却因流传滞涩，几乎无人知晓，海内外图书馆和博物馆也罕有收藏，可说是形同湮没了。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8）
此书是儿童读物，目的是向宁波儿童传授世界地理知识。这本书的不寻常处，在于它采用的文字，既非英文，又非中文，而是丁韪良自创的拉丁化宁波方言。
丁韪良夫妇初来中国的首站便是宁波。1842年的《南京条约》规定宁波为五个通商口岸之一，也是美国长老会在中国的第一个传教区，由麦嘉缔医生（Dr。 Divie B。 McCartee）在1844年建立。丁韪良来时，教区已粗具规模，不但有教堂，还有学校与印刷设备。来华时，丁韪良二十三岁，已经掌握了拉丁语、希腊语和希伯来语等西方古典语言。一到宁波，他便要求不住城外的传教团驻地，而是单独住进城里，以便融入当地中国人社区。丁韪良极具语言天分，很快可以用流利的宁波话讲道。听众反应热烈，离去时常赞叹“听道比看戏还有趣”。
宁波期间，丁韪良独创了一套宁波方言的拉丁拼音法，以此向当地人施教圣经及传播各种知识。《地理书》便是这场文字实验的成果之一。
《地理书》原为一套四册，但全世界无人收齐此书全套。据古旧书业人士周详勘查后发现，目前海外只有哈弗大学图书馆藏有此书的第二册及第三册。此外，再无其他图书馆或博物馆证实藏有此书。而私人藏家中是否有人藏有此书全套，也是高度存疑的。本书介绍的，是美国费城一家古旧书商的藏品，为该书中的第一册。该书显然是宁波长老会印刷厂的产品，以宣纸单面印刷折合装订，为中西合璧的形制。书名页有一木刻图，画一个老师站在地球仪后面，三名学生凝神听讲。除书名页有中文外，全书以丁氏拼音法书写。正文除文字外，还有三幅折页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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