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帝国的残影-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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费城书商的《地理书》版本为丁韪良的签名敬赠本,上面有丁韪良手书的“Rev。 E。 W。 Syle / fraternal regards of / Wm。 P。 Martin。”意为“塞利牧师惠存,同修丁韪良敬赠”。塞利牧师是在中日两国推行盲人教育的先驱。
此书开价1,875美元。虽然只是四册中的第一册,但因有丁韪良亲笔签名,且品相上佳,是绝对物超所值的。《地理书》是中国早期西式儿童科学教育及中文拉丁化的罕有物证,若一套四册收齐,将是无价之宝。
四.翟理斯(Herbert A。 Giles,1845~1935)
翟理斯简介
遭辜鸿铭痛砭的汉学家中,首当其冲的是翟理斯。辜鸿铭不遗余力攻击翟理斯,反过来可证明翟理斯在清末民初学界的影响之大。
翟理斯与威妥玛一样,是领事馆汉学家的典型。他出身书香门第,就读伦敦查特豪斯公学。1867年22岁时到中国,先任英国驻华公使馆的翻译,又历任英国驻汕头、厦门、宁波、上海等地英领馆领事。他在中国生活了24个年头,全身心投入汉学研究,著作等身,返英时,已经顶着大汉学家的光环。他于1897年全票当选剑桥大学第二任汉学教授,坐上首任教授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逝世后空出的位置,一坐便是三十五年。
翟理斯之首要贡献,是改进了威妥玛创立的拼音法,以英语读音来标读汉语,为当时的中国及世界普遍采用,并成为汉语拉丁化的标准拼写方式,称为威妥玛…翟理斯拼音法。由于英语已取代法语,成为国际汉学界的通用语言,这一拼音系统的创立,便显得尤其重要。其实,威妥玛…翟理斯的标音虽然使英语人口能轻易读出中文,但发音与原文相去甚远,反让中国人不懂,比如将北京拼为Peking等。但在现代汉语拼音推广之前,威氏拼音法盛行了近百年,早已深入人心,以致新中国政府在对商标进行整顿规范时,为顾及一些老字号数十年积累的商誉,准许维持原有的威氏拼写方法,如中华香烟(CHUNGHWA)及青岛啤酒(TSINGTAO BEER)等均属此例。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9)
翟理斯的成就,远不止于改进威妥玛拼音法。他的学术成果,其一为通史类著作,如《中国文明》、《中国文学史》、《中国绘画史简介》(An Introduction to the History of Chinese Pictorial Art)等。其中《中国文学史》一书影响较广,鲁迅《中国小说史略》便曾提及;其二为辞书类著作,如《华英辞典》、《中国名人谱》(A Chinese Biographical Dictionary。 1898)收入人名2579条。他毕生致力于介绍中华文明,大量选译中国文学作品,如《中文选珍》、《红楼梦》(摘要本)、《英译汉诗》、《庄子》、《聊斋志异》(选译本);他根据聊斋《莲花公主》改写了一部芭蕾舞剧《蜜蜂》,1916在欧洲上演,颇为轰动。他还一译再译了《佛国记》(1877年、1923年),1905年写《中国绘画艺术概要》,1911年编《古今图书集成索引》。厦门大学第一任校长兼国学院院长林文庆在1929年完成《离骚》的英译时,他和印度著名诗人泰戈尔(R·Tagore)作了序。他还著有《嶍山笔记》(1914年)、《儒家及其竞争者》(1915年)等,并对《论语》、《孟子》、《老子》、《庄子》等思想经典作了部分翻译。他和他的儿子对《庄子》都很有兴趣,各有自己的《庄子》节译本。1957年,英国出版了他用三十八年时间编成的《大英博物馆藏敦煌汉文写本目录》。
但辜鸿铭认为,翟氏固然著书繁多,但缺乏哲学家的洞察力,甚至缺乏普通常识。能翻译中国的句子,却不能理解阐释中国的思想,造成他那本《华英字典》材料组织安排无能,不像字典,只是词语句子的堆砌而已。辜鸿铭又说,翟氏的《中国名人谱》缺乏最起码的评判力,将古代圣贤与神话传说中的人物混为一谈。他在谈及翟理斯出版的各类笔记时攻击说:“它给人的印象就仿佛是翟理斯博士不厌其烦地写这些书,原本并不想告诉世人关于中国人和他们的文学之任何东西,而只不过是向世人炫耀一下:我翟理斯博士是个多么渊博的汉学家,我知道的关于中国的东西,比别的任何人多要多得多哩。此外,在这里,翟理斯博士和在别的场合一样,总表现出一种缺乏哲学头脑,与一个学者不相称的令人不快的粗率和武断。正是由于这些特点,像翟理斯博士之流的汉学家,恰如霍普金斯先生所说过的那样,在实际居住于远东的外国人中,落下了名不副实的笑柄,并遭到了被视为傻瓜的奚落。”(见《一个大汉学家》,辜鸿铭著,黄兴涛、宋小庆译,《中国人的精神》,海南出版社,2007)
以辜鸿铭的性格,无名小卒是绝不会让他兴奋的。他的行为有时像失控的斗犬,对批评中华文明者,他奋起怒骂;对推崇介绍中华文明者,他照样奋起怒骂。
《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
(Herbert A。 Giles;Historic China And Other Sketches; Thos。 De La Rue & Co。; London; 1882)
翟理斯留下的著作中,以此书最为稀罕。此书与他的另一本书《中国人概述》(Chinese Sketches)名字近似,却并非同一本书,不可混淆。《中国人概述》一书出版于1876年,成书时,翟理斯在中国生活了八年。而《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出版于1882年,成书时,翟氏在中国生活了十四年,对中国的看法也更为成熟深刻。
英国人对中国持一种较全面的态度,既不会践踏中国的文明,也绝不讳言中国的丑陋。《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之主题,与翟理斯的其他著作不同,较多揭露中国之丑陋。“司法概述”一章通过实际案例,对清朝司法体制作了剖析。据他观察,县太爷在断案时,为让证人开口,动不动是要刑罚伺候的。屈打成招是司空见惯的现象。经办人员还频频往庙宇和坟地祭拜,求冥冥之中的鬼魂相助,破解真相。在“本朝刑法”一章,他则以文字形式,再现了梅森少校在《中国刑罚》一书展示的一系列中国式的酷刑。此处不再赘述。此外,作者笔触所及,还包括喝人血、写血书、缠脚、吞金等中国特色。本书各章节的重点,均是在讲述神鬼崇拜及迷信无知对中国人之重要,并以方方面面的实例,加以证明。看了这本书,读者自会觉得,中华民族实在是无可救药的一群。这恰恰是那个年代,中国人在西方人眼里的标准形象。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10)
本书展示的《中国历史及其他概述》为1882年的第一版,藏青色封面,大量烫金,书脊底部印有出版年份“1882”字样,封面尺寸为7×5英寸。书内共405页,有原主人签字一款,纸张干净如新,含大量插图,书后附有出版商的广告页。此书曾于2008年3月在Ebay网上成交,因其稀罕性未获充分认识,成交价仅为293美元,拍得者属于捡漏。按笔者的估计,此书应值1,000美元以上。
五.宓吉(Alexander Michie; 1833~1902)
宓吉并非领事官,但他于1883年起任李鸿章的外交顾问,也算是清政府的洋员。再者,宓吉与英国驻华外交界关系密切,其主要著作《阿礼国传》的传主又是英国驻华公使,因此将他归入领事馆汉学家,似无不妥。
宓吉,英国人。他于咸丰三年(1853年)来华,在上海经商。同治三年(1864年)牛庄开埠,宓吉是第一个赴该埠居住的英国人。光绪九年(1883年),宓吉迁居天津,任伦敦《泰晤士报》驻华通讯员,兼任天津英文《时报》(The Chinese Time)编辑,并充任李鸿章外交顾问,活跃于外交场合。光绪二十年(1894年)十月二十五日,宓吉奉李鸿章之命随天津海关税务司德璀琳赴日本接洽和议,日本因德璀琳非全权大臣、非中国官员而拒绝接见,无功而返。
宓吉被视为英国的亲华派。他在华近五十年,周旋于清廷上层,与王公贵族、资政督抚混得烂熟,说一口流利汉语,主张西方人都学汉语。
宓吉一生著作极丰,绝大多数与中国有关,如《从北京到彼得堡的西伯利亚路》(The Siberian overland route from Peking to Petersburg; through the deserts and steppes of Mongolia; Tartary; etc)、《在华传教士》(Missionaries in China)、《中国与基督教》(CHINA AND CHRISTIANITY)、《中国危机》(The Crisis in China。 Her foreign relation with Britain; Russia; etc。 With map)等。这些书的头版,大多价值不菲,而他的代表作,当数《阿礼国传》。
《阿礼国传》
(Michie; Alexander; The Englishman In China During The Victorian Era: As As Illustrated in the Career of Sir Rutherford Alcock; )
传主阿礼国(Sir Rutherford Alcock; 1809~1897)是英国在远东区的英雄。对中国人来说,他却是“英国侵略者的代表”。
阿礼国于1836年加入英国海军陆战队任军医,因表现卓著,逐步升至军医院的副总院长,1837年退役。1844年被任为福州领事;赴任途中曾留在厦门担任领事数月;与李太郭共事,翌年始到福州,期间经历了李太郭的因病亡故。他因在福建表现出色,便于1846年被升调至英国驻上海领事馆。上海期间是阿礼国在华的事业高峰,他将上海一手打造成英国在华的最大商业中心,也使中国从此有了一个世界级的大都会。与此相对的是,日后的亚洲强国日本此时还在蒙昧中,尚未开放。
阿礼国因处处展示出才华,深获伦敦赏识,遂于1858年被任命为驻日本公使,翌年又升任特命全权公使。当时,日本人与中国人一样,仇洋排外,驻日的西方外交官身陷险境,举步维艰。1860年,阿礼国的日籍译员在公使馆大门口被杀,次年,日本浪人又成群攻击公使馆,被阿礼国率使馆员工击退。此事发生后,阿礼国便返英休整。1864年,他再回日本,住了一年后,终于在1865年被委任为英国驻北京公使,重返中国,直至1871年退休。阿礼国退出公职后,仍活跃于民间,曾任皇家地理学会主席等职。他两度结婚,第一任夫人死于1853年,第二任夫人晚他两年辞世。
阿礼国本人著作也丰。奇观的是,他曾在上海大大辉煌过,但观其所写,大部分都是研究日本的,居然无一册专讲中国或上海。他关于日本的著作中,最为重要的,当数《太君之都》(Sir Rutherford Alcock; The Capital of the Tycoon: A Narrative of a Three Years' Residence in Japan; Longman; Roberts & Green; London; 1863),其次便是《日本的艺术及艺术行业》(ALCOCK; Rutherford ; Art And Art Industries In Japan; London; 1878)。两书都是研究日本的珍籍,备受后世推崇。
阿礼国在华活动累计20多年,被中国历史学家指责为大玩炮舰外交,干涉领事报关制,庇护外商走私漏税,创立领事代征制,掠夺江海关行政权,并大肆破坏中国对租界的领土主权,行为具有侵略性。
宓吉的《阿礼国传》首版于1900年,分上下两册,为红色布面装帧,上册共442页,下册共510页,内有30幅插图,6幅地图,书末附索引和附录。上册主要讲述阿礼国在中国的活动,下册则着重于他在日本、韩国和台湾的活动。此书讲述了阿礼国早年的军医生涯及首次来华情况,并以阿礼国的职业活动为主线,讲述了中国新开各通商口岸的情况、青浦事件、中国海关的创立、《南京条约》签署后的中英贸易局面、早期英国驻华公使馆形态、传教士遭遇的问题、1870年的天津大屠杀、日俄冲突、马嘉利被杀案、额尔金使团、西藏问题,等等,不一而足,内容异常丰富,对研究早期中英关系,具重要参考价值。《阿礼国传》的头版目前已极罕有,只要品相完好,价值都在2,000美元以上。本书展示的一套《阿礼国传》,目前在美国加州一家古旧书店出售,开价2,043美元。该书店另有一套同样的书在售,开价2,635美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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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七章 宏大的东方场景(1)
奥伦生平
1842年,银版摄影术已经成熟,但大规模制版印刷,还在摸索中。这时,英国出版了一本中国内容的图集,其中每一幅画,对细节真实的再现,可媲美照相,而场景的宏阔与震撼,则是远非照相可及。这本图集中的所有画作,都出自英国画家奥伦之手。他早就是欧洲“地貌画”的名家,这本图集,只是为他锦上添花而已。
奥伦(Thomas Allom; 1804~1872)生于英国伦敦南部的Lambeth,父亲是马车夫。1819年起,他在建筑师古德温(Francis Goodwin)的事务所当学徒,一直工作至1826年。随后他入皇家学院学习建筑设计。入行后,他成了英国的顶尖设计师之一,他设计的大量教堂、图书馆、贫民习艺所等建筑,至今仍矗立在伦敦、利物浦等地。
奥伦是当时历史主义建筑学派的一员,这些人通过广泛旅行,大量绘制所谓的“地貌画”( topographical drawings),来研究古往今来的建筑艺术形式。对奥伦而言,绘画原不过是职业精进的手段,没想手段演进成目的,他也由单一的建筑师,进化为建筑师兼画家的两栖人。而绘画才能的突飞猛进,反使奥伦的建筑设计才华相形见绌。他之所以青史留名,主要也是因他的画作,而非他的建筑设计。
从1820年开始,奥伦便广泛旅行,足迹遍及全英和欧洲大陆。这时,他已开始大量绘制地貌画,主要用作各种旅行书籍的插图。“地貌画”的概念今日已罕用。其实若以当今视角看,奥伦的作品都是典型的风景画或场景画,以风光和建筑为表现的主体,人物反倒次要了。
1834年,他走出了欧洲,去到了土耳其,然后在安娜托利亚、叙利亚、巴勒斯坦行走,作画数百幅,并于1838年出版了《康士坦丁堡暨小亚细亚七个教堂的风光》(Constantinople and the Scenery of the Seven Churches of Asia Minor),为上下两册。此外,里夫所作的《土耳其与意大利的人物及装束》(Emily Reeve; Character and Costume in Turkey and Italy; London; 1840),也大量采用了奥伦的画作。
中东之行结束后,奥伦便奔赴远东的中国。对当时的欧洲人而言,中国只是商人、教士和士兵的目的地,赴华的建筑师屈指可数,奥伦是其中之一。中国之行让奥伦发现了宝库,对一个欧洲人来说,中国的绘画元素之丰富,实在超乎想象,让他亢奋不已。他下笔如有神,创作的佳作无数。回国后,便出版了《古老中华帝国的风光、建筑及社会习俗图景》(《中华帝国图景》)一书。
作为著名建筑师,奥伦还参与创立了英国皇家建筑师协会。他因心脏一直不佳,自1860年后,便难以远行了,绘画及建筑设计的工作,也均告放缓。他于1872年过世,享年68岁。
《中华帝国图景》
(Thomas Allom & George Newenham Wright; China; in a series of View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and Social Habits of that Ancient Empire; London; 1842)
该书由伦敦的Fisher & Son公司首版于1842年,共含128幅钢板雕刻的奥伦作品。该书由赖特牧师((1790~1877)撰写图片说明,并对中国历史作了简明介绍,主要论及中英关系及1840年的第一次鸦片战争。奥伦的画作气派恢宏,总体格调类似一幅幅巨大的舞台布景,无论山水还是建筑,氛围都似人间仙境。他对光影的强调,更加深了画面的剧场效果。由于奥伦对细节近乎执著,这些画作,完全具备了历史文档的价值。这些画作的钢板雕刻由不同的雕工完成,工艺精湛,堪称完美无缺。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第七章 宏大的东方场景(2)
通过画面对比,可看出奥伦受前人亚历山大影响不小。但他后来居上,在气魄、场面、细节和氛围方面,把亚历山大比了下去。不过,他的浪漫情怀,使他对现实美化过度。而希腊、罗马传统的影响,又使他偏爱崇高静穆,替中国的场景,染上太多欧洲古典色彩,粗粗一看,总以为画的不是中国。
该书在英国出版过三次。第一次由Fisher & Son公司于1842年出版,第二次由Peter Jackson公司于1845年出版,第三次由The London Printing & Publishing公司于1859年出版。虽然出版商不同,但采用的钢板雕版,是完全同样的一套,乃是由第一家公司卖给第二家,再由第二家转卖给第三家。这三家公司的版本中,Peter Jackson公司的版本存世最少,而The London Printing & Publishing公司的版本中,则添入了一些其他画家的作品。
市场实例
一. Fisher & Son公司第一版1843年印刷
该公司的版本,目前的市场价都在2,000至4,000美元之间。
目前,该书有一套在伦敦出售。全书共分四册,外部尺寸为26×22厘米。四个书题页各带一幅奥伦画作,内中再收124幅奥伦的素描或水彩作品,全部为钢板雕版印刷。因此,全书四册共收奥伦所画中国图景128幅。书后带索引。封面为现代重做的,半为绿色的摩洛哥皮,半为仿大理石纸板,书脊有烫金的文字与图饰,书页三面边角烫金。该书的插图棉护纸有轻微墨污,封面、封底的纸板有轻微磨损,此外一切完好,品相八成以上。
该书目前售价为2,556美元。
美国佛罗里达Odessa也有同样一套在售,但缺少第四册,因此,只有75幅钢板雕刻的插图。每册的封面均为原装,但全都松散,书脊受损,书页普遍有污渍。
该书的开价为2,950美元。
二.Peter Jackson公司1853年版
该公司的版本为一本本的小册子,从1853年开始出版,至1855年出齐,共出了46册。每册含钢板雕刻的奥伦画作4幅,全套共含插图184幅,其中带插图的书名页5幅、独立插图179幅。
因作品中增添了一些红海及喜马拉雅山的图画,故丛书名为China; its Scenery; Architecture; Social Habits; Etc Illustrated。 Together with Hindostan; The Shores of the Red Sea and The Himalaya Mountains。该丛书的所有插图都有棉护纸,其中四幅插图有水渍,一幅底部有撕口。46册中,只有少量痕迹及皱折,所有封面均为原装的纸质封面,绿底印字。
该丛书目前有一套在英国约克郡出售,46册齐,售价2,442美元。
三。London Printing & Publishing公司的1859年第一版
该公司的版本,将书名改为The Chinese Empire Illustrated: Being a Series of Views From Original Sketches; Displaying The Scenery; Architecture; Social Habits; & C。; of That Ancient and Exclusive Nation。
目前,该书有一套在美国加州Fresno出售,封面为现代重做的布面精装,外部尺寸为93/4×12英寸。内页有一些黄斑,此外一切保存完好。该书是在伦敦及纽约同时出版的,将原首版的四册合并为两册,上册共有184页文字,下册共140页文字,120多幅全页插图另算。所有插图均有英文说明,并附字体较小的法文及德文译文。下册后面附有折页插图。
该书的开价为3,500美元。
德国版
(China historisch; romantisch;malerisch,Karlsruhe; Kunst…Verlag,1843~1844)
该书出版后,迅速被翻译成欧洲其他文字。比如,德国就在1843年出版了该书的德文版。德文版的《中华帝国图景》以文字为主,共351页,但只用了35幅插图。所有插图同样采用奥伦的画作,但所用的钢板,为德国人另行刻制,因此,该书便有了独立存在的价值。
市场实例
德文版的《中华帝国图景》第一版,目前的市场价在400~2,500美元之间。该书目前有一册在德国汉堡出售,为1843年的德国第一版,现代重做的封面,书脊略有褪色,只有一幅插图有斑迹。其他一切完好,许多书页尚未切开。
该书售价为1,900美元。
第八章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1)
“华勇营”之由来
说到八国联军,一般人便想起洋人。其实,八国联军的部队构成复杂,有西方士兵、亚裔的日军、亚洲殖民地部队,包括印度兵、安南兵、香港及新加坡的华人士兵,还有在中国就地招募的华籍士兵。而本地华兵中,德军的“华勇连”及英军的“华勇营”最成规模,影响也大。
英军的“华勇营”原是用来驻守威海卫英租界的。威海卫位于今山东半岛东北端威海市,原为滨海渔村,明朝洪武三十一年(1398),为防倭寇袭扰设卫,称威海卫。甲午战争后,西方列强开始在华争抢租借地,划分势力范围。1898年3月,英国政府指示驻华公使窦纳乐(Claude Maxwell MacDonald)设法租借威海卫,却遭清政府拒绝,理由是威海卫尚在日军占领之下。窦纳乐随即威胁说,若不从,唯有将事情交由英驻华海军司令办理。清政府见又有兵端,哪敢不从,被迫于4月3日同意其租借要求。1898年7月1日,中英《租威海卫专条》在北京签字。因此,中国一直称威海卫的租借为“强租”。
威海卫租借成功,便成为英国的远东海军基地,但却陷入陆防空虚的尴尬。当时,英帝国的殖民地遍布全球,部队被摊薄,到了无兵可调的地步,遂决定照搬在印度的经验,招募威海本地人,组建雇佣军,担负威海卫的防务。英国人的意思一经表示,清政府又强烈反对。但英国人辩称道,这是一支警察部队,维护治安而已,并不用于租借地以外的军事行动。清政府也无可奈何。
1898年11月,英国陆军部先从香港和上海招募译员、号手等专业军士,然后开始在威海卫正式组建英军中国团(Chinese Regiment),即中国人所谓的“华勇营”(Regiment若采直译的话,实在是“团”而非“营”)。因中国人有好男不当兵的传统,招募艰难。英国人随即发动“高饷”攻势,将招募对象由当地农民转向了清军的退役官兵,成效立时凸显。这些退役军人比农民善战,体能和纪律性亦更强,且无家庭牵累,随时能为金钱卖命。
因英国部队军饷高,军官廉洁,服役的华勇便有了自豪感,与一般清兵不可同日而语,因此在社会上产生吸引力,本地人纷纷加入。到1900年5月,“华勇营”人数已达六百多,兵士年龄均在二十三至二十五岁之间。该部队编制齐全,设置长枪连、机枪连、炮队和骑兵队,以及乐队、译员、卫生队。该团由包耳上校(Colonel Bower)任团长,尉级以上军官均从英国正规军中调任,全团配置精良装备,清一色的马丁尼·亨利式来复枪,甚至还有当时最先进的马克西姆机枪,这在当时的西方正规军中,亦未能成建制装备,可见英国对该支雇佣军期许之高。
这批精选出来的士兵,平均身高五英尺七英寸、胸围三十五英寸,在当时“东亚病夫”的华人中,算是强健的一群。带兵英官评论他们“坚忍、耐心、聪明”,是“十分优秀的行军者和挑夫”,能“吃很少而走很远”。华勇营士兵均签约三年,同意被派往全球各地执行任务。士兵们每天训练达四五个小时,军事素质迅速提升,六百码射击成绩尤为优越。
“华勇营”成立后,历经鏖战,为英国立功,部队也不断壮大。至1901年庚子事件结束后,全团已扩展至12个连,共1200人。
1902年,英国陆军挑选了十二名“华勇营”官兵,到英国参加英王爱德华七世的加冕典礼。英王向“华勇营官”兵颁发了勋章,以表彰他们在平定义和团战争中的“牺牲”,是为英国历史上首次为中国人颁发的“军事勋章”。
第八章 八国联军中的“华勇营” (2)
同年,因英日缔结同盟条约,两国在远东对抗暂时缓解,英国决定裁撤“华勇营”。1906年6月,成立八年的“华勇营”正式解散,部分士兵转往南非、香港当警察,部分士兵留在当地充任巡捕或加入中国军队。加入香港警队的“华勇营”士兵,其警员号码均以英文字母D开始,被通称为“山东汉”。至今,威海卫还存有当年“华勇营”的旧址。
“华勇营”成军后,*了威海当地的抗英活动,又作为英军主力参与了八国联军对华作战,战力强大,军事表现出色。但在当时及以后的中国人看来,“华勇营”士兵身为中国人,却加入侵略军,又对同胞作战,已可列入“汉奸”阵营。他们之存在,自然被视为中国人的耻辱。因此,中国档案材料对这段历史表述极少。笔者查阅了威海市政协科教文史委员会编写的《英国租占威海卫三十二年》一书(1998年出版),却发现,尽管全书对威海卫租借历史的描述不厌其详,大量论及英军*当地人反抗斗争事迹,却无一字提及“华勇营”,全以“英军”一词含糊带过。这也折射国人对待历史的特殊心态。“华勇营”的历史未遭湮没,一方面是因为英国军史档案记录齐全,更重要的原因,是英军军官巴恩斯(Arthur Barnes)出版了一本重要的*《华勇营出军志》,保存了该团在1900年3月至10月间所有活动的细节。
巴恩斯简介
本书作者巴恩斯(Arthur Alison Stuart Barnes;1867~1937)出生于印度喀什米尔。1885年至1886年在皇家陆军学院学习,毕业后授中尉衔,分派到维尔特郡团(Wiltshire Regiment)第二连,一直在印度和缅甸服役,并于1895年升任上尉。1898年,英国租借威海卫后,他被陆军选派来华,协助组建威海卫的中国团(华勇营)。在华期间,他随该团*威海卫民众的起义,参与了天津解围。1900年,他率领该团的一个分遣队开往北京,参与了攻陷北京之战。他因“战斗勇敢”,获得“中国勋章”。1906年,他被升为少校,并调任上海万国商团司令,任职时间长达七年。一战爆发后,巴恩斯被调回欧洲参战,获多种嘉奖。1937年,他在英国去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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