帝国的残影-第3部分

快捷操作: 按键盘上方向键 ← 或 → 可快速上下翻页 按键盘上的 Enter 键可回到本书目录页 按键盘上方向键 ↑ 可回到本页顶部! 如果本书没有阅读完，想下次继续接着阅读，可使用上方 "收藏到我的浏览器" 功能 和 "加入书签" 功能！


《英使来华记》共二十五章，以日志为形式，叙述了1792～1795年马戛尔尼使团的在华活动。书的内容为乾隆接见马戛尔尼使团的过程、使团在中国境内航行所经市镇及作者目睹的中国生活百态与风俗习惯。该书于1795年由伦敦J。　Debrett出版；同年纽约的T。&　J。　Swords、费城的　Dobson及瑞士巴塞尔的J。　J。　Tourneisen都据该本重印；1796年都柏林J。　Debrett公司重印。
　　市场实例
　　《英使来华记》各种版本在市场上都能觅到踪迹。目前，波士顿某古旧书行有一本伦敦J。　Debrett第一版在售。该书为四开本，正文278页，封面为原始的牛皮蒙面硬板，边角全部破损，无封底，书脊松散，靠胶带粘住。内页有少量印渍。该书标价785美元。
　　巴塞尔的头版，目前售价介乎数百美元至2，000美元之间；美国各地出的头版，售价也在数百美元左右。本书图示的为该书巴塞尔公司1795年版，标价2，018美元；另一本为纽约T。　&　年第一版，标价800美元。
　　三．《中国旅行记》
　　（John　BARROW；　Tr*els　in　China；　containing　descriptions；　observations；　and　parisons；　made　and　collected　in　the　course　of　a　short　residence　at　the　Imperial　Palace　of　Yuen…Min…Yuen；　and　on　a　subsequent　journey　through　the　country　from　Pekin　to　Canton。　In　which　it　is　attempted　to　appreciate　the　rank　that　this　extraordinary　empire　may　be　considered　to　hold　in　the　scale　of　civilized　nations。　printed　by　A。　Strahan　for　*is；　London；1804）
　　巴罗生平
　　巴罗（John　BARROW，1764…1848）是马戛尔尼的秘书，据《英使谒见乾隆纪实》介绍，他与丁维提都是“娴熟天文、力学和其他以数学为基础的科学，他们在这样的旅程中有很大的作用。”
　　巴罗的出身贫寒。他13岁即辍学，到利物浦一家翻砂厂当职员。因为性喜探险，几年后辞去工厂工作，到一艘格陵兰捕鲸船当水手。后经努力学习，他终于成为格林威治海军学院的数学老师，其职业取向，仍紧贴航海事业。后经一位学生家长的介绍，他进入了政府公务员的行列，第一份工作，便是以马戛尔尼秘书的身份，随英国使团前往中国。
　　回国后，巴罗便撰写了《中国旅行记》，一炮而红。对于巴罗的能力，马戛尔尼一直非常欣赏，当他赴南非开普敦任总督时，又邀巴罗同往。巴罗在非洲的所作所为，广遭后世诟病，被指为帝国主义分子的典型。他的自传对非洲土著用语恶劣，作出*裸的种族攻击，以今日观点看，是活脱脱的殖*义反面教材。
　　有趣的是，巴罗对南非这块土地，倒是陷入深爱，在开普敦附近成家立业，准备永久厮守。不想，南非于1803年再次落入荷兰人之手，他只好返回英国。回国后，才知道自己在好望角的作为居然大获国人好评。不久，海军部委任他为部长第二秘书，在皇家海军中位高权重。他盘踞这个高位整整45年，为了大英帝国的利益，在全球疯狂扩张，派出无数探险队，前往地球每个角落，包括南极和北极。他说服了海军，使上下都认同，英国必须控制每一条贸易航线，使其他工业国一概臣服。
　　1845年，根据巴罗的建议，约翰·富兰克林率领24名军官，110名水兵，分乘两艘军舰，从格陵兰出发，往北冰洋测绘航线图，结果全军覆没，无一生还。此事给巴罗沉重一击，使他深陷无尽的自责。从此，他将所有探险活动一概停止，集中精力于政治及社会活动，加入的各种社团组织无数，并参与建立了皇家地理学会。
　　他一生著作浩繁，大都影响深远。他死于1848年11月，享年84岁。英国崛起为日不落帝国，巴罗扮演了重要角色。
　　关于《中国旅行记》
　　巴罗的《中国旅行记》出版时，英国使团离华已十年，可见他作为科学人才，面对写作一事，态度比较严谨。在马戛尔尼使团中，巴罗可能是对中国文化真正感兴趣的人。他的书篇幅达600多页，全书共十章，前三章叙述使团与清政府的外交活动；第五章是作者对皇宫以及皇家园林的见闻。其余七章记述使团从北京出发，沿内河河道返回广州的沿途见闻，内容涉及中国的政治、法律、财政、税收、对外贸易、军事、建筑、民情风俗、宗教、音乐、语言文学等方面（其中对于民情风俗、宗教、语言和文化尤为详尽）。其涉及面之广，几乎可与18世纪法国传教士杜赫德的《中华帝国全志》　（Jean　Baptiste　du　Halde；　Description　géographique；　historique；　chronologique；　politique　et　physique　de　l’empire　de　la　Chine　et　de　la　Tartarie　chinoise）媲美。但是，两人对中国的态度则判然有别。那位法国人是极尽赞美之能事，而这位英国人却多持批判眼光。在巴罗看来，应该被称为“蛮夷”的不是西方人，而正是“不进则退”的中国人自己。
　　巴罗的笔触，还专门指向中国的同性恋现象，他写道：“对这种可耻及反自然的罪行，中国人竟然少有羞耻感，也不觉得微妙。许多高级官员坦承有此癖好，并无任何犹豫。这些官员常常有童子持烟斗服侍左右，大多是些俊美男孩，年纪在十四至十八岁之间，衣着华美。”西方文献中，这是对中国官员恋童癖的较早描写。
　　市场实例
　　《中国旅行记》首版存世量不多，但市场上一直有货。若书本保持原始状态，品相完好，价格都在3，000美元以上。本文图中所示的，为伦敦A。　Strahan公司1804年出版的巴罗《中国旅行记》第一版。该书为四开本，共632页，内含三幅折页地图，及五幅亚历山大绘画的雕版印刷图，翻新的封面，半摩洛哥皮，半大理石纹。该书目前在美国马里兰州某古旧书店出售，标价2，300美元。
　　

第四章　残酷的中国（1）
近现代的西方把世界分成三种人：文明人、野蛮人和半野蛮人（Civilized；　Barbarian；　Semi…barbarian）。中国人一般被视为半野蛮人。不仅西方的主流意见如此，即便《共产党宣言》也是这么归类的。对此，中国人自然是愤愤不平的。中国的文明史有三千多年（因夏朝之存在至今未获考古实证支持，故“上下五千年”并非学界的说法），文字久远，书画绝伦，圣贤辈出，典籍焕然，饮食精妙，却被历史远较自己为短的西方称为半野蛮人，是无论如何咽不下这口气的。
　　但自视文明的中国人，皇帝和官府可以视生命如草芥；男子可以随意三妻四妾，妇女被迫缠小脚，三从四德；国民卫生水平状如猪狗；生产方式千年不变；神鬼迷信主导一切事物，对世界及宇宙的认知极度蒙昧。这种状况，要让西方人称之为文明，确实勉为其难。面对中国人此种文明分裂症，当时西方人为难之下，只有采取折中，将其归入半文明、半野蛮一类了。
　　王朝时代的中国，被西方视为野蛮之最的，是举国上下对生命的普遍藐视，对人民的普遍残暴。西方各国在战争状态中，对敌方、敌国和敌族固然也会杀戮，但太平盛世而对本国人民恒久施暴的，世界主要国家中，估计只有中国一国了。古代中国司法不独立，官府判案粗疏，贿赂横行。更有甚者，官府视杀人为平常，动辄砍头，挂上旗杆。若判定罪恶深重，还要一片片割肉，凌迟处死。至于政争中触怒皇帝的罪臣，常常满门抄斩，株连九族，一杀数百人。而中国的所有罪名，都有相应的肉体刑法，一定要将罪犯折磨到死去活来。与*人的鞭刑、斫手斫脚相比，中国人的虐待方式便显得高度发达与完善，堪称傲视环宇。
　　如前面章节所述，耶稣会士入华以来，对中国的描绘原以粉饰为主。正是这些描述，使其国内史学界得出一种印象，以为中国于明朝以前，无论精神文明与物质文明，一直是雄踞世界前列的。马戛尔尼使团访华后，团里的英国人终于用笔揭穿了这层假象。而抨击最烈的，是马戛尔尼的秘书约翰·巴罗。他在使团回国十年后，出版了《中国旅行记》，矛头直指中国封建统治的残暴。该书指出，中国人生活在最为卑鄙的*之下，生活在怕挨竹板的恐怖之中；他们把妇女关闭起来，并给他们裹脚；他们残杀婴儿，并犯有其他违情背理的罪行。他们胆怯、肮脏并残暴。英国的《爱丁堡评论》欢呼说，此书使中国这个“半野蛮的”帝国“声誉扫地”。（见佩雷菲特著，王国卿等译，《停滞的帝国》。三联书店，2007，第427页）。从此，“半野蛮”便成了西方对中国的定论。
　　马戛尔尼使团抵华后，清朝对犯人的折磨，给英国人上了震撼的一课，头一次懂得，原来人是可以折磨出如此多花样的。于是，本着探究精神，这些刑罚的花样被英国人一一记录，并精笔描画下来，编撰成书，供世人开眼。这便是1801年在伦敦出版的《中国酷刑》一书。
　　此书的先河一开，英国及整个欧洲的出版物，便时刻都要把兴趣的焦点，集中到清朝的刑罚体系上来。比如，英国领馆翻译密迪乐在《中国人及其叛乱》（Meadows；　Thomas　Taylor；　The　Chinese　and　Their　Rebellons；　London；　1856）中，便描写了三十三名叛军被砍头，又详细交待了剐刑的过程，如何从头上划刀，到*被割，到大腿肉一片片割去，最后将尸首卸下十字架，一刀把头剁去。稍后，《泰晤士报》记者柯克在《中国》（Cooke，George　Wingrov；　China；　Being　The　Times　Special　Correspondence　from　China　in　the　Years　1857…58；　London；　1858）一书中，写到随额尔金目睹清朝监狱的恐怖：“（监狱）屋内的恶臭几乎让人无法忍受，而那情状则无法让人再看第二眼。屋子中央躺着一具尸体，上面唯一新鲜部位的乳房，已被老鼠吃掉。尸体周围上下是一群腐烂的人，他们居然还活着……那惨状令人终身难忘。他们是骷髅，而不是人。”英军第六十七团军医蓝普瑞1867年在一份军事学院学报撰文写道，1864年，他在苏州看到一名士兵因拦路抢劫被砍头，大群中国民众便围观砍下的头颅，而那头上的肌肉还兀自不停抽搐，达十分钟之久。蓝普瑞的记录图文并茂，刻画入微。菲尔德的《从埃及到日本》（Field；　Henry　M。；　From　Egypt　to　Japan；　New　York；　1877）则描写了刑讯逼供的折磨方式：“大厅里有两根圆柱。这两个人都跪在地上，两只脚缚在一起，动弹不得。先把他们的背部靠到一根柱子上，用小绳系紧脚大拇指和手大拇指，然后用力拉向后面的柱子，绑在上面。这立刻让他们痛苦万分，胸部高高突起，前额上青筋暴跳，真是痛不欲生……”

第四章　残酷的中国（2）
因此，《中国刑罚》一书虽然简单，却具划时代的意义。
　　一．《中国酷刑》
　　（＇Mason；　Major　George　Henry＇。　The　Punishments　of　China。　London；　William　Miller；　1801。　First　edition。）
　　《中国酷刑》为英国人乔治·亨利·梅森少校编著，伦敦威廉·米勒出版社出版，1801年出第一版。按该书标题页所记，梅森是英军第102团的少校，可惜生平已不可考，国内外皆不存他的资料，甚至使人怀疑这名字只是一个假托。
　　至于《中国酷刑》中收集的画作，与梅森少校编的另一书《中国服饰》一样，都是当时广州外销画匠“蒲呱”（Pu　Qua）的作品。而蒲呱的身份，与梅森一样成谜。
　　从十八世纪中期起，广州的外销画行业已渐成气候，业内人主要按欧洲市场口味，制作中国风味的画作出口，画的风格，采用了西式的透视和明暗，又保留中国式的线条勾勒，技法则显得稚嫩，反而有种独特风味。那些画匠，估计完全把绘画当糊口手段，因此全都将真名隐去，以致生平皆不可考。“蒲呱”是当时广州外销画最常见的署名之一。据李超《中国早期油画史》研究，蒲呱的主要活动地点在广州，专长是油画肖像及风景、风俗画，并曾于1769至1771年在英国逗留。
　　但据笔者分析，李超所说的蒲呱，最多是所在画肆的东主或首席画家，因为使用“蒲呱”之名的，绝不止一人。这个署名，从十八世纪中叶一直沿用到十九世纪下半叶，前后超过百年，若说都出自同一人手笔，倒成了笑话。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时，梅森是蒲呱固定客户，可能包销了蒲呱的所有作品。或可以说，蒲呱都是按梅森的订单来作画的。《中国酷刑》中的画，便是这么出笼的。或许是出于市场推广的考虑，梅森将这些画集结出版，果然一炮而红。
　　《中国酷刑》全书共54页，其中含22张彩色插图，每张插图以英文和法文注解。书的形制颇大，为×14英寸。皮质封面，深红色，大量烫金，精美异常。
　　该书的章节及对应插图为：
　　1。见官；2。打入牢狱；3。审犯；4。杖刑；5。拧耳刑；6。荡秋千；7。惩罚船工；8。惩罚通事；9。夹脚；10。夹指刑；11。以柠檬汁灼眼；12。栓在铁柱上示众；13。上枷锁；14。栓在大木桩；15。关入笼子；16。木管刑；17。切断脚筋；18。关禁闭；19。示众；20。押往刑场；21。绞刑；22。砍头。
　　此书的出版，开创了这类出版物的先河。从此，对中国酷刑及背后蕴含之民族性的研究，渐成西方学术研究的一个主要支派。当前，西方研究中国酷刑的学人，以Jérome　BOURGON、Claire　MARGAT、Maria　Pia　DI　BELLA等为代表。其研究之深入、广泛与详尽，让人叹为观止。而该书的插图，亦成为西方艺术史上的永恒经典。今天，西方所有招贴画网站均出售该书插图招贴画，每张的价格约为49美元。
　　当前西方古旧书市场上，《中国酷刑》第一版的价格一般介于2，000～2，600美元。
　　二．《中国刑罚》的手绘仿本
　　梅森的《中国刑罚》出版后，一时大热。很久以后，上海及香港等开放口岸仍有手绘的仿制品流传。业界的一般看法是，这些仿本是根据沪港两地外商的订单逐册绘制的。
　　手绘本的出现，较梅森一书晚得多，一般出现于十九世纪中晚期，但画幅上仍署“蒲呱”的名字。蒲呱这时即使未作古，也不可能再挥笔作画了，因此明显是后人冒名顶替。手绘本的技法，比之蒲呱的原作，也稚拙很多。
　　仿制的手绘《中国刑罚》虽以梅森一书为参照，却都有变化。个别画幅，如以木盒装人等场景，则是原创的。因是手工绘制，兼之流传稀少，这些作品虽为仿制，却并不便宜。
　　市场实例
　　本书展示的一册，内含十二幅手工绘制的水彩画，封面为硬板布面线装，未注明出版商、年代、画家及编著者。该书在欧洲市场标价2，000美元。
　　

第五章　奇装异服（1）
西方对中国服饰的兴趣
　　十八、十九世纪之交，因照相技术尚未问世，所有的视觉再现，唯有依赖绘画。当时，欧洲国家以绘画再现新发现的风气盛行，而神奇的中国，更是成为焦点。上一章节所说的中国酷刑书，即产生于这一背景，而本章节谈论的中国服饰书，也是如此。
　　正如中国人看西方人的打扮一样，从西方人的视角看，中国的服装自然是奇装异服了，很能吸引大众的兴趣。因此，纪录中国服饰的书籍，在欧洲各国纷纷涌现。其中最主要的两本均出于英国人的手笔，名字也雷同，都起名为《中国服饰》。其中一本由梅森著，出版于1800年。另一本由亚历山大著，出版于1805年。此外法国人布列东也著有名闻遐迩的《中国的艺术与服饰》一书，于1811年在巴黎出版。
　　一．梅森的《中国服饰》
　　（George　Henry　Mason。　Costume　of　China。　William　Miller；London；1800）
　　广州版
　　梅森的《中国服饰》是其《中国酷刑》一书的姊妹篇。该书最早在中国广州成书，时间约为1789年。但正式出版的地点是伦敦，时间则是1800年。
　　广州版的《中国服饰》目前已从市面绝迹，其最后一次成交记录是在2003年，由伦敦的“艺术基金”（The　Art　Fund）从不知名的卖家手中购得，出价为17，000英镑，已交由牛津郡的Ashmolean　博物馆收藏。
　　根据“艺术基金”提供的资料，该书分为原稿及成书两部分。原稿含60幅手绘的水彩画及文字说明。据书中说明介绍，该些水彩画全部在中国广州绘制。在成书上，每幅插图都标有“Pu　Qua；　Canton；　Delin”字样。“Pu　Qua”即为“蒲呱”，“Canton”是广州，而“Delin”估计是商号，可能是“德龄社”之类的译音。
　　英国版
　　直到1800年，梅森的《中国服饰》才在英国发行首版。该书的首版保留了广州版的全部60幅插图，均为手工上色。每幅画以英、法两种文字解释。文字共有十四页，未标注页码。图画尺寸大小不一，内页的尺寸则为×厘米。刻板的工匠注明是Dadley。
　　以后再版时，便删减为四十八幅插图。插图内容上至官员贵妇，下至贩夫走卒，笔触无一不及，生活的覆盖面相当宽广。其绘画风格与《中国酷刑》一样，采用了西式的透视、明暗、投影等技法，写实特征浓厚，又融入中国的白描手法，自有一种独特的东方趣味。这种风格，一直影响到后世的连环画。由于绘制精美，西方世界对这些插图的兴趣长盛不衰，至今还是招贴画网站的常销货。
　　梅森在序言中称，他收集的画作，原来只作私人收藏，无意公诸于众。藏了十年后，经不住一帮朋友的怂恿，终于还是将其刊印出版。
　　市场实例
　　欧洲市面上，该书的首版本已寥若晨星，本书展示的，为目前唯一在售的一种，标价倒是极合理的，只有5，106美元。
　　二．亚历山大的《中国服饰，含四十八幅彩色雕版印刷画》
　　（ALEXANDER；　*INGS。　William　Miller；　London，1805）
　　亚历山大简介
　　亚历山大　（William　Alexander；　1767～1816）　生于英国肯特郡，父亲是马车制造匠。他于1784年入皇家学院学画，一直学到1792年。这一年，他被选为马戛尔尼使团的低级画师，随马戛尔尼勋爵访华，当时大约25岁。不想，出发后，亚历山大的顶头上司便露出技艺生疏的原形，无法胜任使团的主要绘画工作。于是，整个远行计划的正式绘图任务，便大多落在亚历山大的肩上。他以强烈好奇心，捕捉新世界所见的一切，作品大多是素描和水彩。回英国后，与此行有关的书籍，纷纷以他的作品为插图的底本，以铜版雕刻印制。这些书，包括了副使斯当东所作的《英使谒见乾隆纪实》及巴罗的《中国旅行记》等。他的画在斯当东的书中，是以黑白印刷的。好在他自己出了彩色的《中国服饰》及《中国衣冠举止图解》（Picturesque　Representations　of　the　Dress　and　Manners　of　the　Chinese　1814）两书，留下了当时中国的精美记录。

第五章　奇装异服（2）
回国不久，他被聘为大马洛军事学院的图画教授，1808年，转任大英博物馆的印刷画及素描画管理员，直至去世。他的绘画生涯，以描绘英国风景为主，也绘制了大量的古董图。他的作品由英国各大博物馆收藏，其中收藏最丰的是梅斯顿博物馆。
　　亚历山大虽算不得一流画家，却受过严格科班训练，画技纯熟，画风与梅森一书的插画迥异，繁复而灵动，现场感强，形象栩栩如生，是西方主流风格了。该书四十八幅插画均为铜版雕刻印刷，手工上彩。内容包含各式建筑、船只、三教九流、生活百态等。
　　亚历山大的《中国服饰》与梅森的《中国服饰》有几大区别：首先，梅森书中的画，是专为表现中国服饰而作的，其中的服饰种类，几乎涵盖了当时中国社会的各行各业；而亚历山大书中的画，则选自他入华时创作的素描及水彩。由于创作时并非专门针对服饰一项，因此，这些画与服饰的关系，并不密切，更多是在表现风景与建筑。
　　其次，梅森书中的图画，全部出自是广州的中国画匠蒲呱之手，画面聚焦人物本身，背景被彻底虚化。虽然人物五官仍带西洋特征，但中国风格总体较浓，匠气十足。而亚历山大的图画，则全是自己的创作，有场景，有纵深，技法超过蒲呱，西洋风格明显，较少匠气。
　　第三，梅森的书出版在前，亚历山大的书出版在后。亚历山大一书的出版，明显是受到梅森一书的启发，乃是效尤之作。因此，总体而言，梅森的书称为《中国服饰》，是名副其实的；而亚历山大的书虽然画艺高出蒲呱，但以同名刊行，有附会的嫌疑。
　　头版早期版本
　　即便同为1805年的头版，该书也有先后之分。最早的版本较粗糙，为灰色硬纸板封面，有些前面有副标题页和出版社广告，有些则没有副标题页和广告，但有献词和两散页的订购者名单。这两种早期头版，大英图书馆都有收藏。
　　市场实例
　　亚历山大《中国服饰》头版的早期版本，当下已是凤毛麟角，最近才发现又有一册在纽约露面。该书为四开本，外部尺寸为13　3/4×10　5/8英寸，带印刷厂的日期水印。书前有标题页，书后有出版商的广告，但没有献词页和订户名单页。全书共收48枚手工上色的彩图，均为亚历山大所作。封面为原始的灰色硬纸板，未经切割。该书有一个蓝色布面盒子，为后来新配。
　　该书的售价为　6，500美元。
　　头版正式版本
　　本书图示的为头版的正式的版本，推出时间较前两者略晚。红色皮封面，四角有轻微磨损。外部尺寸为10×英寸。内里收图48枚，尺寸为×34厘米，书页三边烫金。该书目前在美国加州出售，标价5，929美元。
　　三．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
　　（BRETON　de　la　Martinière；　Jean…Baptiste　；　ou　choix　de　costumes；　arts　et　métiers　de　cet　empire；　repréntés　par　74　（sic）　gr*ures；　la　plupart　d'après　les　originaux　inédits　du　cabinet　de　feu　M。　Bertin；　ministre；　acpagnés　de　notices　explicatives；　historiques　et　littéraires。　Paris；　Demonville　for　Nepveu；　1811）
　　法文版
　　见英国人连连出版中国服饰书籍，法国人岂容他们专美，也于1811年出版了自己的专著，即为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一书。
　　《中国艺术与服饰》一书为布列东著，但资料却完全来自法国耶稣会神父贝丁（M。　Bertin）的收藏。贝丁神父于1762～1880年任法国国务秘书，并负责中国北京地区的耶稣会传教工作。据记载，他曾设法让两名中国教徒到法国学习科学，并在其学成归国时，让他们捎回了400幅艺术品及工艺品的图画。贝丁神父不惜工本，大量收购来自中国的奇珍异物，并竭力收集对中国各种事物的文字描绘或图像，只要能够染指，绝不放过任何机会。而贝丁神父收集的图像资料，自然包括梅森及亚历山大的著作。因此，布列东的《中国艺术与服饰》一书，尽管内容是原创的，插图却大量临摹梅森的《中国酷刑》及《中国服饰》两书。
　　该书的法文原版首版于1811年，分两册六部分，深绿色摩洛哥皮封面，书脊及封面边框大量烫金花饰。书内含100页全页插图，8页折页插图，铜版印制，手工上色。该书对中国的手工行业、能工巧匠及工具行头最感兴趣，不惜花大量笔墨，不厌其烦地描绘。
　　法文版头版目前已是稀世珍品，市面上在售的，价格都在35；000美元以上。
　　英文版
　　法文版的《中国艺术与服饰》出版后，英国人反过来翻译引进，于1812年出了英文版，并一版、再版、三版地连续发行下去。可见欧洲各国间的文化交流何等频密。
　　版
　　英文版的头版目前流通较少，市场上能见到踪迹的是1813年出的第三版（MARTINIERE　BRETON；　＇JEAN…BAPTISTE…JOSEPH＇　。　CHINA，Its　Costume；　Arts；　Manufactures，Edited　Principally　From　The　Originals　In　The　Cabinet　of　The　Late　M。　Bertin：　With　Observations　Explanatory；　Historical；　and　Literary。　LONDON：　Printed　for　。　1813）。该书封面为红色摩洛哥皮，有别于法文版的绿皮封面，外形尺寸为×英寸。与法文版一样，英文版也分为两册，但内中只含四部分，有别于法文版的六部分。每部分分别为128页，125页，135页，160页。此外，英文版共有80幅手工着色的插图，比法文版少了20幅。本书展示的《中国艺术与服饰》照片，为1813年出版的英文版第三版。
　　《中国艺术与服饰》的早期英文版本（第一至第三版）目前市场价一般在2，500美元至6，000美元之间，与法文版的不可同日而语。
　　Howlett　and　Brimmer1824年版
　　版式内容与版完全一致。此处展示的一套，将四册合装为两册，黑色摩洛哥皮面，烫金文字。内页三边烫金。书况完好，目前在英国出售，售价2，000美元。
　　

第六章　领事馆汉学（1）
外交界的汉学风气
　　十六、十七世纪，做汉学研究的西方人，几乎是清一色的传教士。到了十八世纪，汉学总算登堂入室，进入欧洲高等学府，但唱主角的还是传教士群体。至十九世纪，汉学的面貌才有了稍许改变，因为驻华的西方外交官及供职于清庭的洋员，也开始纷纷著书研究中国各领域。开始时，外交官及洋员们的研究，主要为材料收集及情况汇报，为传教士群体不齿，讥为　“领事馆汉学”。但他们并不以公文写作为满足，许多人深入研究，争相出书，一时也人才辈出。
　　开外交人员研究中国之先河的，自然是英国的马戛尔尼使团。有《英使谒见乾隆纪实》等一批著作在前，后来的驻华外交官及大清政府里的洋员们，自然要效仿。著书研究中国的西方官员，随便可举出的，便有德庇时（John　Francis　D*is；　1795～1890）、麦多士（Thomas　Taylor　Meadows；　1815～1868）、李太郭　（George　Tradescant　Lay；　1800～1845）、威妥玛（Sir　Thomas　Francis　Wade；　1818～1895）、麦华陀（　Walter　Henry　Medhurst；　1823…1885）、丁韪良（William　Alexander　Parsons　Martin；　1827～1916）、梅辉立（William　Frederick　Mayers；　1831～1878）、宓吉（Michie　Alexamder；　1833～1902）、赫德（Rober　Hart，1835～1911）、道格拉斯（Robert　Kennaway　Douglas；　1838～1913）、何天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