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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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保锏浇�300万。
像之前的100年一样，香港的人口与中国的局势紧张程度密切相联。当国内的政治动荡加剧时，人群开始涌入香港，当局势稳定下来，他们又回到家乡，他们带来了香港的商业繁荣，带来了资金和劳动力，当然也有社会骚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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石硖尾的大火（2）
1953年拥挤在石硖尾的人群，是前往香港寻求安全感的移民中的最底层，他们为了躲避共产党与国民党的内战而到此，并对于中国共产党新建立的政权缺乏了解与足够的信心。此刻的香港正为突然到来的人口压力措手不及，一切都那么匮乏，一位叫周永新的本地历史学家后来说，贫穷是50年代香港的压倒性印象，“一家八口一张床”，拥挤在破木屋里是普遍现象。但此刻，香港政府还没准备面对移民问题，因为它不知道他们是否会像从前那样，随着国内的稳定而回迁中国，况且多年的殖民政府作用早已养成了一种冷漠，而这些移民也不知道是否将要回家，香港是否只是个临时落脚点，但是眼看国内的###似乎仍未停止，解放战争刚刚结束，三反五反又已开始了。
在1953年12月24日晚上的那场意外的火灾，因为连绵不断的临时木屋而成为一片火海，6个小时后才受控，但已烧毁万间房屋，6万人顿成灾民，灾民照片在短期内成为全球新闻报道的主角，香港的命运因为夹在资本主义的英国与社会主义的中国之间而备受瞩目。
为了安置灾民，香港政府兴建29栋7层高的徙置大厦，它也是香港公共房屋计划的开端。在接下来的30年中，我们看到了现代香港社会是如何一步步形成的。移民们意识到他们回不去家乡了，而且家乡的人仍源源不断地向此涌来，他们愿意付出所有的辛劳而获取稳定的生活，他们在一片贫瘠之地、一直依赖转口贸易生活的港口上创造了工业革命与经济奇迹，而香港政府开始被迫为这些人民提供更负责任的治理和社会保障。
尽管香港存在着这样或那样的问题，但毫无疑问，它仍是管理得最佳的华人城市。它的社会内部的结构是怎样构成的？政治权力与社会民众之间是如何相互影响的？在漫长的岁月里，北京和伦敦是如何改变它命运的轨迹的？仍是令人饶有兴致却没有答案的题目。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1）
他看起来有三十五六岁，留着短短的寸头，矮胖的身体正好挤进座位里。飞机起飞前，他一直在打电话，用的是摩托罗拉出品的“明”手机，谈话里充满了“市场份额”、“客户需求”这样的词汇，在饮料服务开始之前，他在读一位明星教授刚刚出版的《品三国》，吃完饭后，他靠在座位上闭幕养神，一颗接一颗、一遍又一遍地数他手中的念珠，厚厚的嘴唇轻轻地蠕动着。
在飞机上、在汽车上，更多的是在餐桌前，我听到了那些一分钟前还在讨论新的商业机会的人，随即谈起他最近的五台山之行，或是他对于南怀瑾的看法。一些人还会提到，海南航空的总裁陈峰是一位佛教徒，年轻的首富黄光裕信奉天主教，青岛双星的领导人汪海甚至说出了“让观音为我站岗”……佛家、道家、基督教，或是那个笼统得谁也说不清的“国学”，蜂拥而至。
这些谈话总是支离破碎的，在经过一翻缺乏逻辑的云山雾罩之后，总是要回到那句感慨：“人还是不能没有信仰。”这种餐桌上的闲谈，蔓延到商业报纸与商学院的课堂上，人们抑制不住地要谈谈“心灵的问题”。
和这个潮流并存的是慈善业的突然兴起。社会企业家与企业的社会责任开始四处泛滥，我记得在一次拍卖会上，人们坐在铺着雪白桌布的桌子旁，一边喝红酒，一边观看幻灯片里山区儿童的那些充满渴望的面孔，耳边是《让世界充满爱》的旋律。我多少觉得，那空气里飘荡着某种煽情和虚伪。
我们生活在一个喜欢追逐风潮的社会。大约10年前，是经济学家们最活跃的时刻，“经济人”是如此时髦的词汇，一个认定是有主见的人喜欢这样开始讲话：“按照市场需求”或是“就本质而言，这一定是利益上的考虑”。似乎出于对中国社会长期公有制带来的压抑的报复，人们四处公然宣称“自私自利才是推动社会进步的力量”。我们对于事务的视角都转化成经济式的，还记得人们曾经多么津津乐道于这样的说法：国家与国家间的竞争就像公司与公司间的竞争，总统就是首席执行官，利益的增减是惟一评价的工具……人们引用亚当·斯密的“看不见的手”为利己主义辩护，却很少提及他的《道德情操论》。
10年后，一切发生了慢慢的转变。这真是充满反讽的社会图景，在我们的少林寺方丈将自己塑造成首席执行官，将佛教遗产转变成市场价值时，那些一直挣扎在金钱世界的人开始大谈信仰与社会责任。
用“社会的价值失序”来作笼统的解释，是草率和懒惰的。现在，几乎人人都承认了这一点，昔日的意识形态已经失效，对金钱的崇拜只可以充当短期的替代品，人们需要些别的，以为自己的工作与生活赋予意义。而一些关于精神世界的空洞讨论于事无补。我们不可能将基督教真正移植到中国，也不可能回到古代中国，复苏我们祖先的价值观。指责一个社会缺乏什么是容易的，给出一个所谓的解决方案也并不难，但真正的改变却必须建立在这样一个基础之上——你必须有一种充分的现实感，理解、同情这个社会的现状，试图改进它，并知道怎样避免不必要的麻烦。
我甚至不该进行如此宽泛的讨论。我越来越发现，我们的社会中根深蒂固的单一性思维，妨碍我们建立一种健康、多元的价值观。那种浪漫主义的语调容易打动人，令人热血沸腾，却也容易导致我们对世界的简单化看法，并演变成莫名其妙的激进主义。
让我们回到最初的主题，把讨论的范围缩小到商业世界对价值的渴求。商人群体对于宗教的热衷，除去盲从的成份以外，的确是因为集体性的精神资源的匮乏。在过去的30年中，驱动今日中国商业世界形成的力量，主要来自于物质上的饥渴感，商人们往往是来自于社会边缘，被一种改变贫困的热望驱动着，开始了一场幸存者游戏，他们面临的是一个对新兴财富充满着不信任的社会环境，并深深地受制于政治力量的影响，进而发展出一种幸存者的商业哲学——人们用继续生存下去的疲于奔命，取代对于商业活动的意义的思考。当最初的饥渴感逐渐被满足之后，对于其中最杰出、最有成就的一些人来说，自我实现感与民族主义可能充当继续的推动力，伴随着中国进入世界舞台，它唤起今日的自信和昨日的自卑，个人与民族的情感奇妙地混合在一起，它所提供的力量仍是强大的。但对于更广阔的商人群体来说，他们还需要一些新的价值观，来确信自己日常活动的意义，并给予自己不断的新的激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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你需要相信些什么（2）
新茉莉花啤酒城，是江阴城中一个陌生的闯入者。像所有的中国城市一样，这里有着各式欧陆风情和美国风格的餐厅与住宅，人们会在电话里相约在“枫丹白露”吃饭，在桌上摆满了清蒸鱼、大闸蟹与清炒豆苗之后，还会上来一道牛排，人们想体验各种各样的生活。但是这座啤酒城不同，它的地板、桌子还有啤酒，甚至大厅里的空气，没有一点赝品的气息。它显示了它的建造者的确既了解江苏的茉莉花，也热衷于慕尼黑的啤酒。
“你一定要去喝啤酒”，在前往江阴之前，曹克波叮嘱我。他是人群中的少见因子，他能轻易地赢得别人的信任，用热情感染周围。他37岁了，看上去却像一个突然长大的儿童，笑起来手舞足蹈，他似乎对谁都心无介蒂，但是谁也无法忽略他谈话中的洞见和广博的见闻。
他是这个啤酒城的修建者，正式的身份是江阴市模塑集团的副董事长。这家公司是他的父亲曹明芳在1984年创办的，它当时名叫“江南模具塑化有限公司”，是江苏省第一家中外合资的乡镇企业，它最初的产品包括彩色工艺蜡烛、塑料花等。1988年，因为开始为上海大众的桑塔纳轿车生产保险杠，这家苏南的小企业抓住了过去20年中世界经济的两个重要的潮流：外包改变了全球产业的格局，中国的经济崛起（汽车制造业是其中主要的推动力之一）。
如今，那家最初以32万美元开始创业的小工厂，变成了全球最大的汽车零配件生产商之一，合作伙伴是全球最富盛名的汽车公司——通用、宝马、雪铁龙、大众……
“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多做一点点”，曹克波谈到了他的父亲给这家公司奠定的商业哲学。像过去30年中兴起的很多中国企业一样，是多年的饥饿感催促了曹明芳的商业冒险，这种饥饿感既包括物质上，也包括自我才能的实现。伴随着企业的成长，那种长期被压抑的中国商业精神也复苏了。对于苏南这种具有漫长的经商传统的地区来说，勤奋、节俭、遵守信誉、灵活性从来就是商业精神中的一部分。尽管人们会习惯性地说传统中国的“士农工商”的社会等级，但到了明清两代时，商业已从长期的不信任中慢慢摆脱出来。一个显著的事实是，长期以来，江南既是文化中心又是商业中心，儒生与商人之间的角色经常是相互置换的。这种变化在20世纪加速了，距离江阴不远的南通，它在20世纪最重要的代表人物张蹇，似乎毫不费力地从一位前清状元变成了一位伟大的民国实业家。
对于曹明芳的一代人来说，与其说他们创造了一个新世界，不如说他们把中断的传统重新嫁接起来。而对于曹克波一代来说，如何创造一个崭新的世界则更充满了诱惑。
“我们不仅要全球化，还有全球化＋”，他谈起了最近参加的约翰·桑顿在清华大学的“全球领导力”的班级。他相信现在的中国企业面临着一个前所未有的时刻，全球化第一次使中国企业有机会整合全球资源。“不怕吃苦，不怕吃亏，多做一点点”的曹明芳式表达，变成了曹克波口中的“勤奋、包容、持续改进”。1989年，20岁的曹克波前往德国半工半读，他既是车间里的一名工人，也是马堡大学的一名工商管理硕士。这是曹明芳的方式，作为这家企业注定的继承人，曹克波在中学暑假时，就在父亲的工厂里实习，体验其中的辛苦与快乐。从德国归来的曹克波确信，他可能将德国人的严谨、理性与技术创新，与中国人在商业活动中展现的惊人的灵活性与整体感结合到一起，而这种结合将可能使中国企业成为世界商业的领导者。
为家族企业的延续，成为世界级的领导者，是曹克波一刻不停地工作的驱动力之一，同时，他也期待商业活动能为更广阔的社会变革提供某种帮助。比起那座平移自慕尼黑的啤酒城，真正令他骄傲的是两年前他和朋友们在德国的杜塞尔多夫市兴建的“中国中心”，他试图将中国的文化、艺术、食品、音乐展现在欧洲人面前。
你需要相信些什么（3）
曹克波对于父辈价值观的继承，与他的雄心勃勃、开放性，对于每一项日常工作的执著，像是为中国正处于断层期的中国商业伦理提供某种启发。人们会习惯性地说，是清教伦理为西方资本主义的兴起提供了精神动力，但事实上，如果你耐心观察中国近代的商业史，你会发现类似的价值观也同样存在。在马克斯·韦伯的框架中，勤奋与节俭是资本主义最重要的两项品质，在中国文化中也同样至关重要。
中国商业中太多的投机主义、太多的自满，缺少根本性的驱动力，因为商业环境缺乏可期待性。有时候，与权力的关系、或是一次恰好的投机，可以将一个人迅速推到中心的位置，这种成功，不是源自于艰苦的努力，不是源自对于商业活动的真正的热爱与尊敬。同时，这些暂时的成就又是多么脆弱，它可能再度被权力剥夺，或是因为一次社会动荡，甚至是政治的改变，而变得一无所有。生活在中国的商人们，总是被各种政治、社会的不确定性所困扰，他们缺乏继续拓展的激励，值得理解。商业伦理的建立，必须借助与政治、法治与文化对应的改善。
曹克波的价值观的建立，得益于苏南的商业传统，江阴市的亲商业姿态，父子传统所带来的稳定性（在中国，家族传统一直是对抗社会动荡的最有效的方式，至今似乎仍是），还有他对于西方价值观的理解。它们都融合在一起，变成了我们期待的商业伦理。真正的商人，不仅仅是将商业活动视作达到某种目的的手段，这些行为应该来自于你内心的召唤，你在每一项决策中、每一台机器的改进中、每一次对员工的培训中，都得到了某种深深的满足感，都是拓展你生活意义的一部分。
中国的方式（1）
纪念红军长征胜利70周年的演出舞台上那些战士的面孔，一排排电脑桌，贵阳市警察们的1200辆摩托车，广东一家工厂的职工的宿舍楼阳台，一家胡椒厂的黑色的原料缸，一家购物中心的扶手电梯……这些人与物，数量庞大，整齐划一，每个个体模糊不清。将这组照片命名为“中国模式”，在这个标题下是一句简单的说明：“A unique look more than a billion overlapping lives”。
这组照片给我的感觉既清晰又复杂。我们早已熟悉了西方媒体热衷的象征手法，在网络热席卷中国时，杂志的封面上一个绿色军帽，原来的红色五角星，被置换成@；在ＳＡＲＳ流行时，则是戴上了口罩的毛泽东画像；在形容台湾海峡两岸的紧张情绪时，是一条红色的大龙和一条绿色小龙的纠缠……
一个国家对自己的形象的认识，和一个旁观者的看法往往截然不同。我记得日本历史学家梅棹忠夫关于世界地图的有趣发现：在美国出售的世界地图，是以北美与拉美这块大陆为中心的，或者以大西洋为中心来描绘地球形象的；而在日本的世界地图上，日本跑到了中央位置，英国和北美则被安排到边缘；而在中国，我们都知道，那只雄鸡才是世界的中心。
我对于外来者对中国做出的过份概念化的描述，不再感到不安。因为我们也在粗暴地理解对方，谁能说我们对于美国、对于日本或是任何一个国家与地区的看法不充满着深深的偏见。
人们总是容易把握住那些最显而易见的元素，尽管很有可能，这种元素在生活其中的人们眼中早已习以为常，甚至进行某种自我欺骗式的视而不见。我可以想像，中国人在第一次看到安东尼奥尼的《中国》时的震惊和愤怒——我们将你视作中国人民的朋友，你呈现出的却不是那个火红的革命热忱，而是在一个包裹在蓝色服装下刻板的中国。因此，重要的是，你如何学会站在别人的角度，观察自己，获得对自身的新见解。
我知道这组照片在表面的戏剧性背后的真实性，在告别了那个全民一致性年代至少３０年后，集体主义、趋同的、单调的思维模式仍在我们的日常生活中发挥着主导作用。我们在欢呼一个多元化社会的出现，却发现这种表面的多元化，在本质上存在着多么强的一致性。我们的社会的确像是一个个雷同的复制品的集合：几乎每个城市都修建了空旷却无人使用的人民广场；几乎每家电视台都在进行某种选秀活动；在江浙一带的富裕起来的乡村里，每一户的小楼上都有同样的圆形的加顶；我家楼下的一家餐厅的员工每天早晨要集合、喊口令，与学生时代的军训一模一样；一家公司在进行一场商业活动时，采取的方式像是电影中的解放战争，销售区域被划分为华北区、华东区、华南区；当我们的国家认定需要创新时，所有的人就开始谈论创意，以至于“创意”这个词变得泛滥和陈旧……
你可以说我的观点和上那一组照片同样充满了偏见，对于中国人的这种看法，自19世纪以来，始终是西方世界的主流看法。我记得1938年美国的一幅漫画，它的主题是“从前，中国有五兄弟，长得一模一样”，我也记得狂妄的历史学家斯宾格勒也说“他们处在整齐划一观念的同样永恒的环圈中，没有变化，也没有改良”。
是的，这些观察被证明是过份表面化，并充满了“政治不正确”，但偏见并非总是全然错误的。我不得不说，在我们日渐相信中国正在震撼世界时，中国给予世界的首要影响是来自于数量上的，而非其他什么原因。“印度＋中国”的狂热在全球的媒体与学术讨论会上的蔓延着，但到目前为止，人们一想起印度仍是她的呼叫中心的印度英语，而中国则是沃尔玛超市里的海量廉价商品，它们可能让人惊诧，却不会引人尊敬。
当然，历史的进程经常出人意料。17世纪的法国人相信只有专制主义才能促进社会进步，他们不会相信那个由斤斤计较的小店主构成的英国日后会领导世界；19世纪的英国人也不会相信，那个粗俗不堪的美国，日后会成为世界政治与文化的中心；即使到了1960年代，日本的产品还是廉价与质量差的代名词，人们不会想到它将创造新的消费潮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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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的方式（2）
中国必然在这一序列中吗？她的发展将为世界历史带来某种全新的启示吗？一部叫《大国崛起》的专题片正在中国社会激起了广泛的讨论，人们想知道中国有何种经验可以借鉴。因为很有可能，中国正处于某种历史的十字路口，她像一个蒙着眼的巨人一样，匆匆地赶了几十年的路，它取得的成就可能既伟大，也充满了致命缺陷，一些时候，她比人们想像的更智慧，但在另一些时刻，她可能迷茫得连自己也不相信。
古装武侠连续剧（1）
由于霜，由于火焰，它比过去更倨傲，
更自大，更可憎，更空虚——看上去倒更年轻。
——曼德尔施塔姆
我知道这想法实在有点荒唐，但是成排的宫女们在屏幕里站起来穿衣服时，我的确想起了中国沿海那些纺织工厂里的女工宿舍。后者是中国在全球经济中所代表的形象，一如张艺谋是中国文化在全球的代言人。2006年12月20日下午，像很多观众一样，我不可避免地带着浓重的偏见去看张艺谋的新片《满城尽带黄金甲》。
这真是奇特的一幕，自从5年前的《英雄》放映以来，中国脾气暴躁的观众似乎与最具声名的导演达成了某种心照不宣的共识。人们一边在媒体上、网络上毫无节制地谩骂，一边又蜂拥至电影院里，为它增加新的票房价值。陈凯歌的《无极》是这场闹剧的高峰，在北京最贵的电影院里，你甚至很难买到当天的票，大多数人不是想去欣赏一部电影，而只是想知道它到底有多么糟糕，好为明天的办公室增加新的谈资。这种情绪甚至催生出一位辉煌的15分钟名人——一位叫胡戈的年轻人，依据这部电影的素材重新剪辑出的无厘头短片，旋即成为当年最受欢迎的人物。对于胡戈的热烈反应，是公众的不满情绪的反映——你拥有了最著名的导演，亚洲最闪亮的明星，最好的技术手段，垄断了几个星期内的放映时间，但最终所进行的却是毫无意义的言说。对于失败，你还表现得如此不诚实，坚持称这是一部“杰出的电影”。
我知道，一旦电影创造变成了电影工业，昂贵的愚蠢总是不可避免的。在《角斗士》之后，那种以古希腊或是古罗马为背景的无聊打斗片，占据了好莱坞的电影屏幕好几年。在香港，黄飞鸿的故事、黑社会的兄弟情，被翻来覆去地诠释。
已经持续五年的古装武侠电影则是由《卧虎藏龙》开始。我至今仍记得李安的这部电影给我带来的惊喜——昔日中国人的飘逸、精致、侠气和内心原则。对于成长在“文化大革命”之后的一代中国人来说，那个由竹林、湖水、内心节制构成的中国，充满了陌生与惊喜，这个中国或许可以在台湾与一部分海外中国人身上发现。
《卧虎藏龙》的意外成功，使中国最著名的导演都加入了武侠电影的行列，但在这些追随者中，古老中国的意境却没有了。电影的画面回到了秦始皇年代，回到了五代十国，或干脆是一个臆想的年代，而情节则在厌倦了民间传说之后，直接从莎士比亚的剧本里生搬硬套。所以一个现象出现了，这些电影一心要创造一个古代中国，但导演、演员们，却不关心古代中国人如何思考、如何说话、如何行走，他们的欢乐与忧伤，他们的恐惧与喜悦，他们为何能够“对酒当歌”、“士为知己者死”……
当这些灵魂与内心难以把握时，在技术上的精益求精和场面上的浩大则成了最后的依赖，朴素与典雅，演变成故作玄虚和炫耀。对于一个外来者来说，这些电影就像是一部又一部的连续剧，看不出太多的区别。我想起了10月初在马尼拉的文华酒店的小插曲，在电梯的入口处，我看到了无孪的面具和铁衣人的盔甲，电影《夜宴》在马尼拉之行好像刚刚结束。第二天早晨的《菲律宾星报》上，我看到了对于关于这场活动的报道，其中一句提到，《夜宴》的导演正是李安，他之前的作品是《卧虎藏龙》……
有时候，我会突然觉得奇怪，拍摄了《十面埋伏》的张艺谋、《无极》的陈凯歌，是否就是当初的《红高粱》与《黄土地》的导演。我记得他们在80年代给予中国和世界带来的震惊。我翻出了陈凯歌在1985年描绘张艺谋的文章《秦国人》，其中的洞察力和两人的情谊，至今读起来依然动人。他们所创造的情境和人物形象，既令人耳目一新，也长久遭人病诟。
他们曾经所呈现的中国，是一个漫长的文明最衰落的时刻，尽管它其中仍闪现着零星的人性的抗争与光辉，但是历史惯性与社会动荡所带来的吞噬却是致命的。80年代的中国，既是一个充满朝气、又是一个充满了深刻怀疑的时代，中国人对于自己的过去与现在深感不安，人们觉得自己与历史和外部世界都失去了联系，急切寻找自己是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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古装武侠连续剧（2）
中国在过去20年的轨迹像是过山车轨道一样起伏剧烈。80年代的追寻与自我怀疑，经过了90年代埋头于发财致富后，在新世纪开始时突然被一种新的自信与自满所取代，我不得不说，这其中充满了暴发户式的心理痕迹。80年代的中国，因为她刚刚开放，因为她的意识形态，引起世界的好奇心，而现在她则是因为市场规模、经济增长和未来潜力。
一部又一部的制作费用惊人的古装武侠电影，看起来就像是今日中国的某一面的展现。在制作上，它是物质与技术上的积累，而非创造力的真正展现；在对外宣称上，它是排山倒海式的煽情；在市场策略上，它采取的是赤裸裸的垄断……
坐在五道口电影院时，我对即将开始的《满城尽带黄金甲》毫无期待，像往常一样，互联网世界已流传了各种版本的刻薄评论。在过去的一个月里，我一直期待看到的是贾樟柯的《三峡好人》，它和《满城尽带黄金甲》都选择了在12月14日公映。但是，当我17日回到北京时，前者已在各大电影院销声匿迹。即使在放映日内，它也将时间安排到早晨9点30分，或是下午。而在主要的电影院里，后者则是每半小时就会有一场，从上午一直持续到午夜。
电影没有想像的那么糟糕。事实上，我相信，它的最后十几分钟相当精彩。在一场金甲与银甲、面目不清的厮杀过后，意外的高潮出现了。成千上万的士兵涌到广场中，拖走了成千上万的尸体，清水迅速冲洗了血迹，绽放的菊花取代了刚刚被践踏的那些尸体，色彩鲜亮的地毯被一卷卷展开，皇帝重新回到舞台中央，气定神闲，士兵列队，面上的表情勇敢又效忠，早已准备好的乐师开始有关忠孝礼义信的合唱……在一层又一层的背叛与阴谋暂告一段之后，一杯毒药泼在了圆平台上的方桌子的中心。
我不知道，我是否过度诠释了电影，在一瞬间，我甚至觉得张艺谋是以“金玉其外，败絮其中”来理解中国历史的秘密的，至少他无意中做到了这一点。新的一层掩盖住旧的一层，人们总是站在血迹与尸体上歌唱，没人会记住发生了什么。
不过，这短暂的质疑，似乎迅速淹没在对场面与色彩的铺陈与玩味之中了，消失在公众的嘲笑与解构中了，它平庸的剧情与彻底缺乏的历史常识，也使得这种追问显得概念化与空洞。
在这场消费狂欢里，如果你想看到真正动人的电影，比如《三峡好人》，你依然只能去买DVD。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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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秘密的崛起（1）
我很庆幸能生活在这个充满了变化和激情的大时代，但是说实话，我希望它快点过去。
——吴晓波《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
2004年的7月，吴晓波和哈佛商学院、肯尼迪政府学院的一些教授、学生，在查尔斯河畔进行了一场座谈会，主题是中国公司的成长。当时36岁的吴晓波是中国最著名的商业题材作家，有一张和实际阅历不相匹配的年轻的脸。1990年毕业于复旦大学新闻系后，他成为了新华社浙江分社的一名记者。那时，他心怀伟大的专栏作家沃尔特·李普曼式的理想，“以由表及里，由近及远的探求为己任，去推敲、去归纳、去想像和推测内部正在发生什么事情，它的昨天意味着什么，明天又可能意味着什么”，他也期待有一天获得像李普曼式的荣光。
“美国世纪”的到来塑造了李普曼的思维与写作，他一生向几代美国读者解释，你们的国家已成为世界的领导者，你必须做好心理与头脑上的调整。而吴晓波的记者生涯，则遭遇了世界上最大的市场开放与兴起的过程。一个超过10亿人的国家，在不到30年的时间里，从一个铁板一块、以阶级斗争为中心的，变成了一个“10亿人民9亿商”的国家。那些支配着国家经济命脉的国营企业成批地轰然倒塌，工人阶级昔日的荣光被下岗的命运所取代，长期被拒绝的外国势力与资本家们成群结队地涌来，重拾他们的先辈100年前对“4亿人市场”的浪漫憧憬……《经济学人》在1990年代初的判断令所有的新闻记者怦然心动——中国是19世纪以来世界最重要的经济新闻的产生地。
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像。在2001年风行一时的《大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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