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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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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渲染经济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利”，吴文焕显然对国内媒体的片面、一厢情愿的报道深表不满。作为一名业余的历史学家，他在10年前出版的一本小册子《关于华人经济奇迹的神话》中，他认定海外华人的经济成功，很大程度上得益于历史机缘，如果华人真具有令人诧异的商业头脑，那为何在制度更为健全的美国、欧洲与日本，华人没有取得对应的经济成就？而且吴文焕发现，对于菲律宾的华人商业巨子的成功，他身上的菲律宾国家特性，可能比他的华人特性更重要，况且“不仅这些人是华人，那些一生在贫苦上挣扎的小摊贩也是华人”。“融合是本地华人最好的安排”，吴文焕和他同事们在1992年共同创造了“菲华”这个词，就像“非洲裔美国人”一样，它代表着在菲律宾的华人的新身份传统的形成。
不过，令吴文焕深感不安的是，中国人对于自己的传统与特性的研究缺乏兴趣。那个图书室吸引了日本、美国使馆的人员到此寻找资料、探究华人的秘密，而中国使馆却对此毫无兴趣。而对于新一代中国移民，吴文焕则发现，他们变得和过去不太一样，“他们更大胆，也意味着失去道德上的限制。”
未完成的探寻（1）
“这不是柏杨说的那一套。”肖知兴讲话时，像是一个在读研究生三年级的学生，单纯、热情、书生气十足。他34岁，是中国最受尊敬的商业教育机构中欧商学院的年轻、广受欢迎的教授，之前他在法国的INSEAD商学院读了5年书，可能也是第一位在权威管理学杂志《管理科学季刊》发表论文的中国人。
我们坐在圆明园的单向街书店里谈论他的新书《中国人为什么组织不起来》。他知道这个题目可能引起的联想。恰好20年前，台湾作家柏杨出版了那本杂文集《丑陋的中国人》。在我们这一代人的记忆中，这本书，龙应台的《野火集》，李敖60年代的“全盘西化论”，还有政论片《###》是最令人难忘的声音。思想的流动真是个奇怪的东西，前三位都是台湾作家，他们对于台湾社会的批评却在隔绝了30年的中国大陆引发了更广阔的共鸣，现在看来《###》像是“文革”语体和情绪化的产物，却激起了整个社会的热情辩论，并成为80年代中国最重要的文化事件。它们的本质是一致的，柏杨和龙应台对于中国人日常生活的那些令人生厌细节的批评，与李敖和《###》对华夏文明本身的否定，都是探寻中国民族性与传统的努力。
这股思潮足以追寻到19世纪末，在日益加深的外来挑战面前，中国人发现自身的一切都可疑，不管是儒家伦理、政治制度还是随地吐痰。80年代中国再度兴起的对传统的批评，像是“五四”时期的延续，台湾正处在漫长的蒋家王朝的晚期，而中国大陆则刚经历从反右到“文革”的一连串政治运动，在经过30年不同的政治、社会制度的实验，告别了帝国主义、封建主义压迫之后，却发现中国人依旧是那样一盘散沙，冷漠、容易嫉妒、敌视新事物……就像龙应台日后感慨地说，她依旧在呼吁着梁启超100年前的呼吁。
在肖知兴智力成熟的90年代，中国依旧像70年前一样，对来自西方世界的观念、物质如饥似渴、充满迷信，只不过伯特兰·罗素、泰戈尔，换成了杰克·韦尔奇和迈克·波特，科学与民主演变成利润和市场份额。肖知兴在枫丹白露的INSEAD学习管理知识，就像20年代的知识青年在纽约的哥伦比亚大学学习哲学一样，是各自时代的知识风尚。
我是对着紫竹院的湖水阅读《中国为什么组织不起来》的，它给我带来了意外的欣喜。一方面，对于中国人的特性探讨早已不是知识分子热衷的话题，这个题目显得熟悉而陌生；另一方面，我对于管理学著作的胃口早已败坏，机场书店里排列着的那些设计丑陋、语调粗俗的作品，那些一脸唯利是图的推销员模样的人在电视里声嘶力竭地宣讲“中国式管理”、“砍掉成本”、“狼性总经理”，管理学被庸俗化为消化不良的西方概念、小商小贩式的精明与权谋斗争的结合体，每一家大小不等的公司都像是雍正王朝的一个缩影。甚至中国的商学院，看起来都普遍不像学术机构，更像是一个推销机构，它的领导人所关注的不是创造一流的学术理念，而是如何让更多的企业家交纳昂贵的学费加入其中。
出人意料的是，肖知兴自觉地将自己置于一个更漫长和广阔的传统之中。管理学像从前的哲学、文学、物理学一样，是中国人理解自身困境的某种角度。梁启超一代会对中国在世界上的地位忧心忡忡，担心她彻底沦为强权的殖民地。而肖知兴这一代人则看到了一件在纽约售价120美元的Hugo Boss衬衫，中国辛辛苦苦的制造商只拿到了12美元；看到了中国成为世界上第六大经济体，却没有相应的世界级公司出现；看到在2004年全球个人资产超过10亿美元的587人中有39名华人，但华人公司在全球最大的500家企业的名单中却少有出现……
在商业竞争主导的新世界里，中国为什么没能缔造富有竞争力的组织？肖知兴或许借用了“核心竞争力”、“组织惯例”这些新名词，但情怀与思维却是和“五四”一代知识分子一脉相承的。和70年前一样，我们面临的根本挑战仍是如何对待自己的传统。这个传统中充满了令人唾弃的东西，从鲁迅到柏杨，国民性的弱点一直是最激进的知识分子批判的对象。但一代代中国人经过种种尝试与挫折最终承认，我们不可能变成别人，不管我们怎样流畅地使用法语、行为像个英国绅士、在美国股票市场上市，最让我们舒服的仍是我们自己的语言、习惯和生活态度，我们的血管里流着中国人的血。同样，如果我们试图建立起强大的商业组织，从传统中获取力量并为其赋予新的意义仍是我们最重要的精神资源。令肖知兴感慨的是，今日中国的商业组织的中大多数，要么试图复制西方理论和技术，要么是中国传统家族与政治生活的延续，它们未能将新知识融入到传统中进行“创造性的转化”。从100多年前的洋务运动至今，中国进行了大量的技术上的模仿与学习，却没有着力于创造新的精神资源。
未完成的探寻（2）
但这种新的精神资源到底是什么？在圆明园的那次谈论中，我们都未寻找到答案。但探寻本身对于中国社会来说，变得越来越重要了。我们之前不断重复错误，正是因为我们缺乏根本的探寻精神，只想找到外服的“灵丹妙药”来解决所有问题，却忘记了所有的变革因素都要从自身内生长出来，才会真正富有力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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寻找创造力（1）
1995年，我成为北京大学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之一。这是当时最热门的专业之一，电子领域正成为国家竞争间的关键领域。年轻人对大学专业的选择，是这个国家经济变革的风向标。在90年代最初的几年，对外贸易最受欢迎，那正是邓小平南巡不久，松动的经济、社会秩序带来无数可乘之机。只要你与对外贸易沾边，就可能享受到封闭的中国市场和外部世界之间的巨大的价格上的落差，中国的财富正在按照不那么透明的规则重新分配。在某种程度，对外贸易专业对于18岁的青年和他们的家长而言，意味着体面的不劳而获。
1995年之后，计算机与管理学变得炙手可热。世界的风尚已经改变，互联网革命使很多人相信，他们在面临一场几百年难遇的新机会。在这场角逐中，落后的国家可以跨越过不必要的阶段，而直接进入与发达国家相同的起跑线；而对于个人而言，美国那些过份年轻的百万富翁的轨迹炫目得令所有人心驰神往……
在我大学三年级时，扩招是中国大学教育中的最新因素。突然之间，大学之门开阔了，年轻人迫不及待地涌进来。“高等教育产业化”在所有的教育会议上被谈论，招生数字多少像是40年前水稻的亩产量。自从上大学以来，我就看到北大被各种数字包围，在三角地的橱窗里，我们看到了这一届有17个省状元成为了我们的同学；学校每年有多少论文发表，被权威杂志引用；北大方正的年产值达到了多少（我一度怀疑，北大的全部骄傲是这个企业，可能它比《新青年》还重要）；在“211”工程中，大学又获得了多少亿的资金支持；有多少个科学院院士生活在学校里，又有多少个重点研究基础在此建立……总之，教育的目的与使命被避而不谈，“科教兴国”变成了这座以思想著称的大学的教育基调。
在我毕业之后，中国神话以各种版本出现在世界各种语言的媒体上。其中最为流行的一种是，中国不仅以市场庞大、劳动力便宜而惊人，她也正在科学与技术上获得领先。其中一条重要依据是，中国正在培养科技领域最庞大的人材储备，耶鲁大学的校长理查德·莱文在不同的场合表示，这些中国学生的数量和创造力都令人钦佩。
印度加入了中国的行列，使得这种赞叹与担忧显得更加可信。美国政府与新闻机构都加入了这股潮流，布什在国情咨文里大谈中国与印度对美国的科技领先的挑战，这两个国家对于美国的领导造成了“不确定性”，他提出了“美国人力竞争力计划”，发展理科和数学教育之外，美国政府还将投入1360亿美元于科学研究。而通俗作家托马斯·弗里德曼则在书里干脆表示准备将他的孩子送到印度与中国接受教育。跨国公司则在口头上纷纷表示将研发中心转移到这两个国家。
但真实的情况是，过去10年中，中印两国在美国专利数的申请增长速度惊人，但也不过是从70项增加到1300项，而美国人的这个数字是20万，在被过度谈论的外包议题中，美国1000万个与计算机相关的工作岗位，只有2％转移到国外。
而且更为重要的是，如果1995级的微电子专业的23名学生可以被视作中国高等教育与科技发展的一个缩影的话，它预示的前景并不乐观。班里成绩最好的同学在普林斯顿大学获得了博士学位，却对于继续技术探索没有丝毫兴趣；班里的最聪明的几个学生分别在硅谷和新加坡从事产品开发，和大多数中国留学生一样，技术专业给予他们饭碗，而不是好奇心和热情的满足。在4年的短暂的命运交错之后，剩下的大部分学生则走上不同的道路。我并非苛求每个班级里都应该有对应的才俊之士，但在4年的经验里，我的确知道，学校里没有追求科学的热情，所有学习都带有鲜明的机会主义色彩。年轻人缺乏内在的热忱，而更多的是对于外界变化环境的响应。所有的中国人在少年与青年时代都学会了各种变通之策，他们的生存智慧足以使他们在西方世界获取生存技巧，甚至过上不错的生活。但是，在很大程度上，这都难以使得他们具有真正创造力，这需要的是不懈的热忱和内心的激情，而这一点正是中国教育最为缺乏、从不鼓励的。在中国的科学界，不断传出的新消息则是，被视作未来电子领域的领导人的年轻学者的创新最终被证明是购买了美国芯片，雇用民工将上面的商标换为自己的商标，而在数学界被证明是彭加莱定理的中国数学家事件，演变成一出国际玩笑。
寻找创造力（2）
对于数量的迷恋，使外来者也可能使我们自己高估了自己的创造力与可能性。很多时候，我们要从那个抽象的数字逃离出来，去看一看每一个个体的头脑到底在怎样思考。
空洞的华丽（1）
“哇，世界是平的！”托马斯·弗里德曼站在讲台上发出他刻意的感慨时，正好传来一声低沉的江轮的汽笛声。我和几百名听众坐在外滩三号三层的沪申画廊漂亮的白沙发上，听着这位世上最著名的新闻记者讲解世界运转之道。这幢设计于1922年的七层楼，如今是上海最时髦的场所，一个由乔治·阿玛尼的服装、高级餐厅与咖啡馆、男性护理中心、中国当代艺术画廊、黄埔江景构成的小世界，象征着消费主义和艺术风尚的结合。
从它的窗口望出去，向左是一排灰色、坚固的花岗岩，欧洲风格的建筑，并不长的中山东一路在70年前被称作“远东的华尔街”，大英银行、中国通商银行、汇丰银行、交通银行、麦加利银行、中国银行，一家接一家排列着，它们是昔日上海繁荣的象征，那个渔民晒网、纤夫拉船的水岸是逐渐被煤渣和水泥覆盖的，1898年《申报》的一则广告还正式给予它了名字——“外滩”。
对岸的浦东则是另一个上海形象——一座由钢筋水泥、玻璃幕墙、巨大荧光屏构建的21世纪全球城市。在1978年重新打开国门之后，上海人发现荣耀已经不再，甚至多年前的模仿者香港都已遥遥领先，将江岸对面的那片农田开发成金融区是上海重塑信心的举措之一。
只有双脚可以帮助人记忆城市，我对北京充满温情，是因为在年少时代，骑着单车不知疲倦地穿过海淀区的大街小巷，和一群同样迷惘的少年一边长时间地漫步，一边不知所云地争论。但是上海，总是从机场到酒店，在出租车上看着南京路与淮海路逐渐远去。只有一个下午，我和一个美丽的姑娘穿过了弄堂、糕点铺、中学、邮局，在苏州河与汇入黄埔江之前分手，当时夕阳正斜射过来。
那个迷人的下午似乎是在外滩终止的，我走进黄埔公园，那里充满着花岗岩带来的坚硬气息，在三根指向天空的巨大石碑的底座上，刻着官方版本的上海叙事，小刀会的农民起义被视作这座城市的开端，其后是和帝国主义、封建统治者所作的一次次斗争——上海如何摆脱它殖民城市的命运的艰苦努力，这座曾经悬挂了“华人与狗不得入内”屈辱告示的公园，现在是人民的公园了，也成为了外地人来此游览的必经之地。
历史充满了讥讽。灰色的洋楼上鲜艳的五星红旗在傍晚的风中飘舞，在获得了独立的半个世纪之后，上海人却如此怀念十里洋场与百乐门的岁月，甚至日本占领时期的租界都因为张爱玲的小说而散发出不可抵制的魅力。
我对上海总是充满了偏见，相信它拥有着不可救药的虚荣和势利，崇拜金钱，价值观单调，它的头脑仍是殖民地式的，对于更强大的外来者采取一种习惯性的取悦姿态，而对于弱小者则尽是冷漠与傲慢。我不喜欢高级餐厅里习惯先说英文的服务员，不喜欢市民们对于外国货的迷信，对于上海姑娘们过份热衷于寻找西方男朋友感到不解，在灯火酒绿的外滩的天桥上是乞讨的老人与小孩，在10分钟内，我没看到过一位行人愿意给出一毛钱。
我记得历史学家罗兹·墨菲在1950年代这样形容上海：“上海是两种文明交汇的地方，两种文明都不起统治作用。对外国人来说，已经没有限制，脱离了自己的文化背景和文化监督，每个人自己就是法律……道德是不相干或无意义的东西……对中国人而言，上海同样没有限制。那些选择这种新生活的人……选择了割断同传统中国联系的做法，并摆脱了强加给他们的约束。”
这个上海沉睡了40年，苏醒过来，并因新力量的到来带上了新的色彩。尽管夸耀自己是一座典型的商业城市，但政治的色彩却无处不在。在过去的两个月中，一桩本地政府的丑闻暴露了权力与金钱的结合与相互利用是多么地显著。这座超过1300万人口的城市，电视网络、报纸、杂志是用来传播时尚、消费、衣着、流行话语的所用的，它们热衷于评选女性化的美男子，举办浮华却空洞的“风尚大典”，夜色下的黄埔江行驶的是架着巨大广告牌的游船，它和两岸的各种闪耀着的霓虹灯光的商标牌一样，既诉说着这座城市的自认的骄傲，也刺激着更多的人加入这场游戏——这座城市总是需要这样的强心剂，更昂贵的房价，更多的消费品，和类似世界博览会这样的浩大行为。
空洞的华丽（2）
在那个下午，我突然感觉到站在讲台上的托马斯·弗里德曼与上海在气质上是如此的相配。这位《纽约时报》的专栏作家的著作像是一本广告语大全，“Dos资本主义”、“凌志汽车与橄榄树”、“全球化”，他迷恋于简化世界，用一种浅薄物质需求来取代人类内心深刻对生活意义的需求。
今天的上海呢？它承继了旧上海的投机心理、对金钱的热衷、崇洋，却失去了昔日畸形的生机勃勃，那种包含着罪恶、动荡、阴谋、暴力的冒险精神。如今的上海不是被笼罩在一种令人厌倦的安全和封闭中吗？那种表面上的自由不过是是买阿玛尼牌或是杰尼亚牌西装的自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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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1）
思维的浅陋让我们的语言变得粗俗而有失精准；而语言的随意凌乱，又使我们更易于产生浅薄的思想。
——乔治·奥威尔
我发现自己正在失去幽默感。一年前，我读到奈保尔的《印度：受伤的文明》时，迅速陷入一种令人晕旋的折服感。在短短的200页内，他比任何人都更好地捕捉到印度的那种在历史的泥淖里不知如何进入新世界的感受，尖利的批评，隐藏在感伤优雅的叙述里，我一心渴望说出他那样的警句：“就像我们中的一些人一直带着婴儿时期的瞬间印象一样，我身上也一直存留着古老印度的梦幻记忆，它来自于延续至我童年时代的家庭仪规，它为我勾勒出一个已经全然消失的世界。”
每一个作家总在寻找属于自己的腔调，就像画家寻找色彩，或是音乐家寻求旋律一样。我期待能够寻找到一种独特的腔调来谈论自己的国家，神态超然却又充满温情。但是，在几次尝试之后，我的那种刻意的从容不迫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了粗暴和刻薄。
我生活的国家，有太多令人不尽人意的东西。像很多的发展中国家一样，仅仅为了维持一份体面的日常生活，大多数人的精力与时间就被消耗殆尽。因为一份长久的专制遗产和文化束缚，我们的国民性格中也保留了令人不悦的一面。像印度这样的古老文明一样，今天的中国也是叠缩的历史，你可以轻易地在其中找出前现代的痕迹与后现代的碎片，这些拼贴在一起的碎片所造成的刺眼、刺耳的不和谐随处可见，泛起的沉渣经常和新的时尚联系在一起，那种本质上的单调是以人们颂扬的多元化出现的。
在这样的环境中，一位作家既容易丧失立场，奋不顾身地加入某种狂欢之中，他掌握了符号工具，可以为语言泡沫增加新的色彩，为正在进行的现实生活赋予合法性，借此获取他所需要的社会承认；他也可能变得愤世嫉俗，他可以轻易地寻找到各种批评的目标，并为自己声音的无力感而愤愤不平。
中国社会是如此复杂，我给不出系统化的分析，当然也不相信有一揽子的解决方案。每一个行业的人都倾向于夸大自身的重要性，政治人物会说政治决策是核心，企业家会说是商业行为真正推动了社会进步，而一个知识分子会说，还有什么比观念的改变更重要的呢。在不同的时代，不同的群体的声音会更响亮或更微弱。但是，社会的进步必须借助不同力量在各自方向上共同的努力，社会的不安与躁动，不是来自落后，而是缘自不同力量间的失衡，缘自我们以一种统一的价值观念来衡量如此复杂的社会。
语言是一个作家面对世界的主要工具，我怀疑我的写作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向极端情绪，多少与我整个少年时代的语言教育相关。因为所有的课目都带有某种意识形态色彩，它的价值观是被明确界定不容质疑的，所以，那些可能揭示真相的细节、逻辑感经常被忽略，我们可以使用的词汇是如此之少，当描述人的笑容时，我们总是用“灿烂”，在比喻祖国时，我们总是用“母亲”。这种语言方式，要么和一种冷冰冰的缺乏感情的方式联系在一起，要么和一种空洞的情感夸张地联系在一起，中央电视台的《新闻联播》的主持人是前一种，而《春节联欢晚会》的主持人则是后一种，他们在每一个庆祝仪式上的煽情作风，经常令我想起了卡夫卡的名言：“情感的枯燥掩藏在热情洋溢的风格背后。”
当我们都开始觉得这种语言的单调性时，一种新的语言革新在1990年代开始了。这种语言形态的基调是嘲讽、玩世不恭，人们似乎突然寻找到一个有力武器，拼命解构一切昔日的“严肃”与“不容质疑”，流传在餐桌上的、手机短信上的那些短语与笑话从另一个侧面释放了中国人的创造性。但嘲讽与解构，令人愉快，却难以维继，因为被解构对象早已奄奄一息，而且解构造出一个单调的对象，并不能创造出丰富的色彩，反而衍生出一种滥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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语言的革新（2）
我们的语言变成了今天的状态，翻开当日的报纸，打开最受欢迎的互联网门户网站，陈旧口号式的表达仍四处蔓延，既有“广电总局：法制报道严防追求刺激和娱乐化倾向”，“马英九称若遭起诉将请辞###心情大好”这样的标题，也有“何洁：学会感恩，我活着回来了”、“怎样把自己打造成一款经典女人”这样的所谓新型表达。它们令人想起普利策、赫斯特的黄色报业时代，空洞的危言耸听和低级的煽情主义结合到了一起。
不停的批评，不是对抗这种倾向的真正有效手段。我为自己失去幽默感而不安，是因为愤世嫉俗的批判，在本质和我所批判的对象是相同的——我们都是一种单调思维、单调语言的受害者。这两者都在纵容自己的某种情感或偏见过度膨胀，而不理会社会的真相。
几天前，我读到马斯洛的那个精彩比喻，这位伟大的心理学家说，如果说弗洛伊德发现了人类的地下室——在他兴起的研究中，心理学家们研究病人、失常的人、病态和恶习，那么他就期待研究人类的阁楼——“揭示人类的潜力、美德、抱负或者可以达到的心理高度”。我想，在很多时刻，我过度描绘了中国社会的地下室，却忘记了还有阁楼的存在，那个一心要为建设更美好的社会而付出的一代代中国人。不能假装一直以“知识分子的批判性”来为自己智力上懒惰、情感上缺乏细微的感受力而辩护，在过去的一个多世纪中，我们已经不停地看到知识分子以强调批评性的面目示人而陷入了自我沉溺的境地。
还是让这一切从语言的改进开始吧。端庄、清晰而精确的语言是必需的，当批评什么时，不是笼统地下一个结论，而是给出更明确的例证、更细节的描述。也不是那种总是自以为是的严肃，幽默感不是缺乏价值判断，而是对世界的复杂性的一种更深入的理解。
石硖尾的大火（1）
走出地铁时，正下着小雨。11月，香港最好的季节开始了，骇人的炎热与潮湿已经退去。生活在热带的人都会赞同李光耀的判断，这位现代新加坡的奠基人相信，过去一千年中世界最伟大的发明既不是蒸汽机也不是火车，而是空调，如果不是这项发明，广阔地区的人们仍在炎热中昏昏欲睡以度日。今年夏天，似乎整个香港都在争论大厦里空调的温度应该设定为几度，一些人抱怨在商场里被冻得要命。
“这是中环的温度”，我记得本地电视台一位脱口秀主持人的精确判断。明显偏低的空调气温，为那些穿西装的商业人士所设，那些短短的头发用发胶竖起来、偏瘦的身材被包进合体的黑西装、讲流利英语的年轻人，是中环街头的景观之一，他们精巧、温和与灵活，似乎象征了香港在全球经济中的角色——尽管它不占据任何资源，却拥有一种服务各种行业的专业技能，并在各种合作者面前都应付自如。对于温度的控制从来都是香港的特权，在空调发明之前，只有欧洲人可以住在更为阴凉的半山区，而现在，大厦里的气温是专为银行家、律师这些职业人士而设的。
石硖尾站是1979年10月1日开通的，从观塘到这里，是香港地铁的第一段。那是香港当年的盛事之一，港督麦理浩参加了剪彩，任期为1971—1982年的麦理浩是香港历史上身材最高、任期最长的港督，他也经常被公认为是将香港从一个殖民地城市转变为独立的city…state的领导人。直到今年，在为了纪念其亚洲版诞生60周年，《时代》仍将他视作改变了亚洲历史的英雄之一。
地铁通到石硖尾的场景，令人雀跃。电车标志着20世纪初的香港，那个殖民地气息仍然强烈的时代，而地铁是那个急速到来的新世界的表征，1979年的香港既为自己取得的在亚洲仅次于日本的富裕程度而自豪，又为它未来是属于英国还是归还中国的命运而忧虑，像香港昔日一样——未来总是不确定的，不要对抗新时代的到来，而要在新时代带来的新机会中，依旧占据领先。
在小雨里走两分钟，我就看到了两幢已经停用的徙置大厦，它们都是7层高的楼房，一层一层像火柴盒一样叠加上上去，一排排水管道从顶层一直通到一层，使得大楼像是有很多个H组成。每层由若干间12平米的房间，共用的卫生间，厨房则是走廊里一个接一个的火炉组成。这样的楼房在石硖尾有29栋，如今它们都被铁丝网所围，红色墙身已经斑驳不堪，“此屋已被房屋署收回，不得擅自入内”告示贴在每一扇门上。
石硖尾不是我熟悉的那个香港，不是那个由铜锣湾的百货公司、中环的金融中心、旺角与尖沙嘴的重庆大厦构成的香港。星期六下午的石硖尾安静得甚至富有诗意，我坐在一家叫金沙的茶餐厅里，喝冻奶茶，吃牛楠蔬菜饭，斜对面是即将被拆卸的H型的旧楼。已经讲得一口标准的广东话的四川服务生，不知道那些楼房的来由，她是新一代移民，在她进入香港时，这已是中国人最向往的城市了，在80年代至90年代初的一段时间里，对一代中国人来说，香港几乎是世界上最美妙的标签，香港的明星时尚、香港电影与音乐都令人着迷，餐馆喜欢标榜自己是港式风味，一些城市甚至将自己那些繁华又有点“堕落”的区域称作小香港。
但是，对面那些H型的楼房，是更为真实的香港故事。因为一场大火，石硖尾成为香港历史上最为著名的地区。那是1953年12月24日晚上（香港的历史与圣诞节总是紧密，1941年日本人开始攻击香港也是那年的圣诞夜）。那时，香港正被源源不断的难民所困，1945年香港摆脱日本统治时有60万人口，1950年则超过了200万，这个数字在1960年时，达到将近300万。
像之前的100年一样，香港的人口与中国的局势紧张程度密切相联。当国内的政治动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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