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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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从温州的那些打火机厂，到哈尔滨被愤怒的工人逼到墙脚的国营工厂厂长，从落魄的投机倒把分子，到今日中国的企业英雄，吴晓波兴致勃勃地行走、观察、交谈、思考、想像。在2001年风行一时的《大败局》中，他将目光放在了那些叱咤一时的中国商业明星，他们的经历惊人地相似，在迅速获得成功之后，更为迅速地溃败。
在2004年夏天的那场主题是“中国公司”的讨论开始时，新一轮中国热正处于它的顶峰。它开始于2002年前后，因为中国加入世界贸易组织，“9·11”促使中国吸引了世界最大量的投资，所有关于中国的想像再次在西方媒体上蔓延。但是像一些最为清醒的观察者一样，吴晓波正为一个命题而困扰，早在1978年开始的那场变革之旅的将近30年后，一个越来越显著的事实是，中国成为全球经济的明星，但中国的商业组织似乎表现平平。进入全球五百强的中国大型企业大多是行政命令拼凑的产物，有时候，它们就像李鸿章的北洋舰队，拥有令人印象深刻的规模和装备，却无法应对真正的挑战。那些令人尊敬的民营公司，要么满足于在国内的领先地位，要么在海外遭遇了一连串的挫败。中国在市场规模上更易引人遐想，但实际的冲击可能却并非如人们描绘的那样大，我们让中国制造涌向了世界的每一个角落，却几乎从未为世界创造出充满想像力的新产品，或是为商业潮流指引了新方向。中国的经济奇迹，是由一群前仆后继的倒在沙滩上的夭折者构成的，在短期内我们看到了沙滩上的勃勃生机，却只有极少人成为最后的幸存者。
这是一种普遍却模糊的感觉，在讨论会上，吴晓波像几乎中国所有领域的研究者一样，遭遇了一个尴尬问题：他既没有案例库和数据系统可以引用，也缺乏理论可以依靠。所有判断都是基于“感性的、个人观察的、甚至是灵感的基础上的”。在很大程度上，缺乏思想上的深入和系统能力，和行动上的随意与不可靠，是相辅相成的。于是，我们不知道如何从失败中汲取教训，一旦获得成功就得意忘形。
那次会议促成了吴晓波接下来两年的艰苦努力。他让自己像一个勤奋的写论文的研究生一样，重新回到堆满历史灰尘的报刊里，寻找那些被遗忘的人物与纷争，他按照编年体回顾了当时重要的商业事件，商业人物。这是他雄心勃勃的计划的一部分，为中国的商业史研究积累素材，既有数据意义上的也有史料意义上，并在重新梳理与追问的基础上，寻找中国商业发展历史的轨迹与秘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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没有秘密的崛起（2）
2007年1月，我看到了他努力的第一步成效。《激荡三十年——中国企业（1978—2008）》的上部，1978—1992年的中国商业史。这是令人啼笑皆非的阅读旅程，1978年的柳传志是从《人民日报》上介绍养牛的新闻中判断中国的改变要开始的，雇佣了8名以上的员工的小工厂就要被整顿，在自行车的篮子里放了超过8只鸡鸭就算是“投机倒把”，霍英东判断中央政策是否会变的依据是首都机场那幅有女人裸体形象的广告是否仍在……
但是所有的滑稽故事，所有辛酸的个人命运，似乎都指向了那个再简单不过的逻辑。中国的经济崛起没有什么太多的秘密可言，它不过是政府为社会与个人让出了部分的空间，被压抑了多年的对物质的渴望，很轻易地引发了广泛的变化。
这项逻辑贯穿了1978—1992年的改革，也仍适用于1992年之后的改革，只不过在此刻，政府也参与了这场游戏，它将自己视作了一种新型的公司，于是中国超过2000个县，变成了2000个公司，也以追求经济利益为首要原则。
中国漫长的历史早已表明，政治具有吞噬一切的能力，也只有它能够调动所有的社会资源。而至少在最近的300年，人口的压力带来物质的匮乏，政治动荡带来的心理上的不安全感，造就了中国人对于财富的强烈的饥渴（只要看看海外华人取得的商业成就就很容易理解中国的经济成功）。这两项因素，再加上1990年之后全球商业革命所导致的分工格局给中国带来的契机，全球政治格局的相对稳定，中国的经济崛起，变得不难理解。
在这本将近300页的著作里，吴晓波不断提醒我们，公司只是一个更为广阔的社会生态中的一部分，它与一个国家的政治制度、思想传统、人的性格、社会习惯，紧密相联，相互作用。这种提醒，比我不断看到的由经济学家、企业家组成的自我庆祝的联盟要值得倾听得多。我们容易低估自己的时代，但也常常以为自己生活在“一个前所未有的时代”。如果放在一个更为漫长的历史上讲，事实上，对于中国的考量也理应如此，1978—2008年的商业变革，或许并没有我们想像的那样精彩。到目前为止，它仍是一个由市场的庞大和人民的饥渴带来的繁荣，它还没准备向全球商业史提供什么与众不同的新东西，比如技术上的创新，行业上的标准，或是一个新的商业模式。只有到了那一时刻，中国的商业成就才值得真正的喝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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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大国崛起”厌倦症（1）
在过去的两个月中，我一听到“大国”与“崛起”就感到厌倦，就像之前“创意”这个词给我的感觉，它们甚至令我产生了生理上的不适。信息的繁荣与泛滥，带来了两种后遗症：容易厌倦和容易遗忘。在小说《1984》中，乔治·奥威尔谈到了极权主义者通过删减词汇来控制人们的思想，词汇的减少限制了所表达的深度与广度。而现在，技术革命所带来的传播方式，可以高密度与高频率地重复同一种思想、同一个词汇，它的结果多少有点像是王小波曾经描绘过的那个前苏联外交官，在连续看了两百场《天鹅湖》后，每当听到柴科夫斯基的音乐，他就烦躁不安。
我喜欢公共讨论，我钟情的作家与知识分子，无一不是那种深刻地卷入公共生活的人物，这正是一个健康社会的表征，知识用来指导行动，启蒙则是一个必需的步骤。我总想像着伯特兰·罗素在通过BBC向全球5亿听众讲述他对世界的思考的场景，以赛亚·伯林语以他特有的流畅与吞音向公众讲述黑格尔，或是泰勒在电视屏幕上与人讨论当下政治活动的历史意义……
公共讨论的前提是，这个社会拥有多元的价值观，它还必须拥有某种共识，遵循某种游戏规则。讨论目的不是为了给出一个既定答案，世界从来都不是非黑即白，而是对于问题的深入探究能力。公共讨论是培养每一个卷入其中的人独立思考的能力，而非加固他们既有的成见（尽管结果经常如此）。我也从来不相信公共讨论中存在平等，不平等的来源不是权力、名声，而是洞见。如果你缺乏这种洞见，你最好保持沉默，洗耳恭听。任何辩论参与者，惟一可以代表的立场只是他自己，他要相信自己独特的经验是具有价值的，况且，每当一个人试图代表一群人说话时，他的声音就会显得多么煞有介事和缺乏真诚，如果你的声音引发了普遍的共鸣，不是因为你刻意想代表他们，而是你的独特经验恰好具有普遍性。
我刻意地富有逻辑地写了这么长的一段，是因为我越来越难以容忍那种质量低劣的公共讨论四处泛滥。在很大程度上，人们开始沉湎于那种语言的泡沫所带来的快感，而这种泡沫麻痹神经、窒息思想。一种普遍性的情绪已经越来越显著，人们看似说了很多，却好像什么也没说。中国社会突然从一个信息极度匮乏的社会，变成了一个信息过剩的社会，前者因为信息过少而无法建立思考的基础，而后者则因为在思考的能力和基础的价值观在形成之前，就被信息冲垮；仅仅20年前，我们还在谈话中过度谨慎，而现在每个人都担心自己说得不够……
线性的逻辑是多么幼稚。一度我们以为，只要自由表达了，就必然会涌现出新的思想，只要信息流通了，我们就可能加深对事物的理解。但是，真实的情况比想像的复杂，社会是一个精密的仪器，每一个零件都必须有其功能，它才可能精确运转。按照经济功能，中国已是一个由不同分工构成的多元社会，但是，在思想层面上，它却仍是高度单一化的。
被孙中山一代哀叹为“一盘散沙”的中国人，经现代意识形态、广播与大众阅读的洗礼，到了“文革”时代变成了“情感热烈、偏狭的群氓”，如今，我们正目睹了他们以新的形态出现，因为借助了新的技术手段，人们以为自己变得无所不知，充满了新的自负。很多时刻，参与公众话题辩论人的口气，令我想起了波兰诗人切斯拉夫·米沃什对“现代文盲”的定义：“他们会读，会写，甚至还在大学、中学、小学里教书——在他们的脑海里，历史虽然是隐约存在的，可是却混乱不堪。莫里哀变成了和拿破仑同代，伏尔泰则变成和列宁同时代”。
中国在分享全球的经济增长、宜家家居和Windows操作系统的同时，也在分享全球正面临的价值体系的混乱。在超过一个世纪的时间里，美国与西欧为代表的西方是中国学习的榜样。他们提供清晰的目标，而世界其他国家则通过模仿，而提供改善自己的动力。如果运气好，意志坚定，一个国家可以将模仿转化成一种新的创新，比如日本。但是如今，清晰的目标不在了，西方世界甚至开始否定自身。我记得布热津斯基曾经说过，明确的历史进程感如今消失了，人们生活在一个压缩的世界里。
“大国崛起”厌倦症（2）
或许在全球范围内，除了印度，没有哪个国家比中国更能体现出这种压缩感。这种压缩感带来了极为新奇的体验。我在中国最大的门户网站新浪上读到一则新闻：重庆奉节县朱衣镇的谣传说，为了建造一段高速公路，工地方将在当地寻找18名12岁以下的童男童女献祭，将他们填埋于桥墩之下，以确保众多高架桥的稳固。我当时第一反应是孔飞力笔下的乾隆年间的“叫魂”事件。这则新闻所映射出的心理，也同样真实地属于那个被热烈谈论的已经震撼世界的中国故事的一部分。
这种情感与思维上的压缩感，使得事物不仅不是非黑即白，而且灰色地带越来越多，这使得公共讨论必须具有更细微的观察力和更为精确的表达。这与我们已经长久习惯的“口号式”讨论，截然不同。这对理应对公共讨论提供深度与角度的知识分子提供了更迫切的挑战。对于中国的知识分子而言，一方面，他们仍遭遇来自政治的强大压力，另一方面则面临各种诱惑以及这些诱惑代表的新的专制力量，为公众的选择唱赞歌，为商品赋予它们缺乏的意义……当消费主义和极权主义结合到一切时，它们释放的力量是惊人的，它们一方面摧毁你，另一方面又消耗你、诱惑你。就像诗人北岛在形容今天中国知识分子面临的局面时所说的：“权力与商业化的共谋，娱乐的泡沫引导着新时代潮流，知识界在体制陷阱中犬儒化的倾向，以及汉语在解放的狂欢中分崩离析的危险。”
很显然，这一代知识分子在面临这种新挑战时，被打得一败涂地。公共讨论，总是不自觉地演变成宣传口号和语言上的狂欢，最终化成泡沫消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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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故事（1）
人民幸福就是社会主义，全人类幸福就是共产主义。
——吴仁宝
一
山顶上的天安门城楼上有点清冷，它的两旁是蜿蜒的长城城墙，紧邻城楼的是山海关。山下遥遥望去则是巴黎的凯旋门、华盛顿的国会大厦和悉尼的歌剧院，更远的地方，是成排的英国式、美国式别墅，还有那一片塔林，其中最著名那座叫做华西金塔，这一切笼罩在有点灰蒙蒙的空气中，远远地你看到炼钢厂的高炉与巨大的传输带……
那个来自河南的小伙子正站在这座天安门城楼前，身后金水桥，两座金色的老寿星雕像矗立在一旁。“天有些冷，人不太多”，这个年轻人说，“夏天和秋天人特别多”。他还猜测说那座寿婆雕像的原形可能是佘太君——忠烈的杨家将中的老夫人。
那一瞬间，我不知身在何处。我是昨天晚上从上海来到江阴的，180公里，只要两个小时的车程。夜幕下，京沪高速公路两旁的若隐若现的景物，有一种淡淡的疏离感。我想起一年多前，我半夜时乘车从浙江省的温州到温岭，穿过一个又一个山洞，我会突然想起《西游记》和《聊斋》里的情景。在大城市的明亮的灯光下生活太久了，心中对于那种黑暗之处的神秘感都被压抑了。
夜幕中我看到了悬挂着霓虹灯的几排形状怪异的高楼。“那是华西村的金塔”，为我们开车的小伙子说，他还谈到了这个村年轻的党委书记吴协恩的那辆奔驰600，“他不喜欢坐飞机，他管的公司到处都有，他开车去视察。”
江阴有很多值得谈论的东西。在新市区内我看到了徐霞客的雕像，为了争办魅力城市，被遗忘多年的历史人物焕发了生机。在餐桌上，一位满脸学生气、27岁的市长助理还讲述了江阴的另一段佳话，在明朝末年抵抗满洲人的入侵时，是江阴这个地方进行了最悲壮的抵抗，他们坚守了81天后，清兵屠城10日，比扬州三日更悲惨，据说最后只有53人幸存。中国的历史充满了黑暗与猥琐，但在一些时刻，人们的气节又令人赞叹。
在一个黄昏，我还在一处旧民居游荡，据说它是囚禁晚年张春桥的地方。人们喜欢谈论江阴的商业精神，在不过100多万人口的江阴市，有18家上市公司，它是苏南模式的最有代表性的地区。江阴的实业家们质朴、谨慎却个性鲜明，他们中命运最戏剧性的一位叫仰融，他先是帮助一家东北的国有企业在美国上市，成为中国经济改革中的英雄，然后在另一场纠结着权力、金钱、傲慢与阴谋的斗争中，逃往美国，成为中国现代化的一个注脚。
但是所有谈话总是不由自主地滑到华西村与吴仁宝，在江阴人们不用吴仁宝这个名字，而只是用老书记。矗立在公路旁的广告牌上，当地的报纸上，人们的谈话里……对于我们这些外来者来说，华西村比这座城市更有诱惑力，吴仁宝则是一个必定被载入历史的传奇人物。
像很多人一样，我对于华西村耳熟能详，却知之甚少。在很长一段时间里，它与天津的大邱庄、河南的南街村一样，是中国社会发展的楷模。20世纪后半叶的中国，充斥了类似的楷模，它可能是一个人、一个地点或是一个组织。我们总在寻找一种对世界的简单模式，期待只要复制这种模式，就可能解决所有的难题，我们也生活在一种虚幻的对精神力量的崇拜中，丝毫不理会现实是什么样子。我们有过“王进喜的铁人精神”，“张秉贵的服务精神”，也有过“农业学大寨”、“红旗渠”……榜样的力量令人鼓舞，却经常迅速烟消云散，时代总是变化得令人猝不及防，昨日的楷模到了今日就变成了尴尬，谁能真正理解陈永贵在1986年去世时的内心感受？我也记得1993年禹作敏锒铛入狱时给人的震惊，仅仅一年前他还是的“全国优秀企业家”，这是国务院主管部门所能给予的最高荣誉。但是，吴仁宝领导的华西村却成功避免了进入这个不断延伸的序列。
二
在民族宫大会堂的门口，人们在排队、抽烟、拍照，他们来自河南、陕西，戴着旅行帽，穿着不太合体的西装，用各自的方言谈笑。我站在人群中，身后不远处是那辆赭色的老式卡迪拉克，那是20年前，禹作敏送给吴仁宝的礼物。那个时刻，大邱庄是中国最受瞩目的村庄，它的富有程度让当时接受这辆车的吴仁宝深受刺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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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座村庄的故事（2）
我们都在等待十点半开始的吴仁宝的讲话。华西村里到处都是大型轿车，一张门票100元，还有那些十座塔林里的餐馆、酒店、纪念品商店可供消费，昔日这个以贫瘠著称的乡村，还成为了一个旅游胜地。人们参观石狮子林，龙西湖公园，微缩的悉尼歌剧院，美国乡村别墅，二十四孝的壁画，雕刻着桃园三结义的长廊，它们不相干地混杂在一起，撞击刚刚铸造出的全世界最重的撞钟，是典型的“后现代景观”，就像是我接下来听到的演出中的锡剧《看稀奇》中那句歌词：“早上在法国凯旋门口喝牛奶，中午到美国白宫去吃肯德基，晚上到澳大利亚吃海鲜，睡觉睡到英国伦敦皇宫里，一日游遍全世界，你说稀奇不稀奇。”
它令我想起亨利·福特在底特律建立的Greenfield Village，这个T型车的发明人希望能够建造一座公园，容纳所有的美国特色，木匠、铁匠、马场、小学、集市和爱迪生的实验室都在那座公园里出现，一代代美国人在此体验浓缩的美国生活。那么华西村呢，它像极了那个突然从民间演义被拽入了全球化时代的中国，在内心深处我们仍遵循前者的影响，但我们又希望体验所有的生活。
所有的景观，都比不上吴仁宝富有吸引力，他已经78岁了，仍是中国8亿农民中最闪亮的明星。他的个人成长像是一部浓缩的20世纪的中国政治经济史。他1928年出生时，中国农村在很大程度上仍未卷入现代世界，中国共产党则开始在农村中寻求中国变革的力量，通过许诺让每个人获取土地而赢得他们的支持。当他1961年成为华西村的党委书记时，农村进入一个勇敢的新世界，人民公社取代家庭成为基本的单元，传统农村社会中由士绅和农民达成的稳定结构消退了，政治力量前所未有的深入，新的意识形态否定了一代代农民所遵从的驱动力——他们为生存所迫，为基本利益计算；他在1980年结束了5年的江阴县委书记生涯回到华西村时，农村在打破旧轨道上所表现出的决心和创造力，鼓舞了整个社会；但是，仅仅10年后，中国农村又陷入了尴尬：在全球化与技术革命、消费主义驱动的新的经济增长中，农民未分享到足够的成功，同时，他们依赖了多年的、给予自己内心稳定的价值观正在崩溃……
吴仁宝在这种不断变化的社会风尚中，始终处于时代的中心。在讲究意识形态的年代，他是学大寨的表率；在追求经济增长的年代，华西村创造了最高400亿元的销售额；在一个人人感慨人心涣散、自私自利的年代，华西村又成了社会主义的实验乐园，它平等、和谐、积极向上，是“社会主义新农村”的榜样……
在媒体上过份简化描述的吴仁宝到底是什么样子？在中国官方的表述中，他被一边倒描绘成一位真正理解共产主义精神的共产党员，或者按照一位传记作家的说法，“一位伟人”；而在另一些时刻，他则被充满怀疑地认定为在一个乡村树立了家天下，在位40年之后又让他的第四个儿子成为了下一任领导者。
10点30分，吴仁宝准时地出现了，修建得像是缩小版的民族宫大会堂立刻安静下来。他不紧不慢地从后台走到舞台中央的小小的方桌子前坐下，深灰色的毛线衫和他满脸的谦和，就像人们期待中的乡村的老教书先生的形象。当他开始讲话时，我才知道为什么一位一脸严肃的女孩子也要坐在一旁。他的江阴话对于台下的观众是一种完全陌生的语言，必须经由那个女孩子的普通话翻译，我们才能了解他到底说了什么。一老一少配合的形式本身，甚至冲淡了讲话了内容，总是在年老的方言的最后一个字尚未落下时，年轻的普通话就一板一眼、从不改变节奏地响起。这种配合已经持续了4年，面对不断涌到华西村的参观者来说，这是最重要的节目。
吴仁宝的谈话都是以打油诗的形态出现的，在长久的岁月里，它和说书人口中的三国、水浒故事一样，是中国农民最易接受的文化形态。昨晚，在阅读那本由江阴宣传部所编写的《吴仁宝的故事》中，我已熟悉了这种形式。我阅读了吴仁宝所编写的《十穷戒词》、《十富赞歌》，那其中是“智能富——学文练艺成才富”，“勤劳富——爱岗敬业辛劳富”，“逐渐穷——多因放荡不经营”，“三害穷——嫖赌吸毒彻底穷”……它给我的感觉是奇特的，它让我想起了本杰明·富兰克林的《穷理查年鉴》——它为普通人的世俗生活提供了规范与价值观。这本红色的小书的叙述语气，则像是我童年时期阅读的民间故事的翻版，吴仁宝被塑造成一名面对各种逆境都能寻找到机智对策的神奇小子，他的灵活性与深刻的实用主义总是能够挽救他。于是，在农村合作社刚兴起的年代，他可以像捉鬼一样捉到那些拒不合作的落后分子；而在意识形态高涨的时刻，他在学大寨的背后又偷偷在村内开办小五金厂，只要检查者一离开，小工厂就照旧开工；为了促进村民的和谐，他用金钱的奖励来促使儿女孝顺父母……他深谙中国社会的运行之道——在纸面与讲话上所传达的一套规则，而在实际操作上，你必须依靠另一套规则。而且，他比任何人都知道如何使第一套规则代表的形式为第二套规则所代表的利益服务。
一座村庄的故事（3）
华西村就像是一个奇异的混合体。共产主义思想的宣传，是与民间的顺口溜、打油诗相结合的，社会主义精神文明建设是通过二十四孝、龙王故事这些民间传说展现的……吴仁宝知道如何躲避政治的官僚体系的不确定性，并使它们为华西村提供帮助。同时，吴仁宝的个人自制力，使他躲避了可能出现的傲慢，在中国社会，这种傲慢经常是灾难的前奏。
我没有和华西村的普通村民深入交谈，这个村庄已被太多地展示，以至于从表面上看来，一种集体性的荣誉感已深入人心。我对于华西村的态度则矛盾重重，一方面它的确取得了惊人的成就；但另一方面，它代表的方向却不可能是中国农村应该效仿的，我们仍不清楚它所推崇的人人平等的集体所有制的真相到底是什么，也不清楚它试图为农民塑造的新的意识形态是否正是现代中国所追求的，而且，华西村的奇迹充满了历史的偶然性，如果没有吴仁宝的个人能力，这一切根本不可能发生。
至少在表面看起来，今日的华西村仍像是中国历史上不断出现的一些现象。一位强有力的领导者，按照自己的独特的方式，为自己所属的地方带来了安定与繁荣，它是中国历史书上不断出现的一个明君和一个时代，或是一位清官与一方水土的关系。这些官员的首要特征，不是在于他们能够为社会制度带来某种新面貌，而是在既有的框架内，利用所有可调动的资源，为自己的所属的地方带来最大的利益。在很大程度上，这正是所谓的中国智慧。
崭新的传统
“liquorice是甘草，astragalus是黄芪，cornus则是山茱萸……”董文佳指着挂在墙上错落有致的有机玻璃说，那些形状各异的草药正镶嵌其中。真是些遥远而陌生的名字，它们总让我想起需要踮起脚跟才能够到柜台的鲁迅的童年景象。那一排排密密麻麻排列、写满这样奇怪的名字、染上黑漆的小柜子，像是中国人生活中幽深而无法参透的密码。对于鲁迅来说，那些用小杆秤称好、用草纸包裹的干草，对于他父亲的病躯毫无作用。然后，对于鲁迅之后的几代人来说，中药就像线装书、裹脚布一样，是衰老文明的象征，必须不留情地被抛弃。
董文佳穿着黑色的套装，她26岁，英文和普通话一样标准，毕业于北京的清华大学之后进入曼彻斯特大学，前往英国留学是她这一代青年越来越普遍的选择。“我对于中药一无所知”，在回忆最初在中药连锁店工作经历时她这样说，“我花了很多时间记住这些草药的名字。”
董文佳如今是这家名叫森（Sen）的中药连锁店在伦敦南莫敦（South Molton）街59号的分店的销售经理。只允许步行的南莫敦街上名牌商店林立，它也是伦敦昂贵的商业区之一，森（Sen）的对面是著名的服装品牌Ninewest。沿着街道走过，你很难把59号这家商店与中草药联系在一起，事实上，它像是一家高级香水店。草药、茶叶却被包装在鲜亮的红色绿色的盒子里，它是可以安神的饮料，护理皮肤的浴液，草药不仅是治病，而且是一种生活方式。当然，弥漫在空气里的江南丝竹的旋律，和挂在墙上的草药，和坐在医疗间内准备在客人身上扎满细细的长针的医生，仍把它与古老的中国传统联系起来。
“这可能是最贵和最奇特的中药店了”，董文佳说。森是来自香港的商业集团和记黄埔在中药领域的最新尝试。“森是中国草药的新面孔”，在那本小小宣传册上，这家公司宣称，“它力图将中国传统医药的艺术与科学带到西方。”中药在西方的历史漫长，伴随着中国人在19世纪开始的史诗般的向全球移民的过程，中药店就像在橱窗里挂满了叉烧与红肠的中餐厅一样，遍布世界各地。但是，它也像唐人街里的财神、风水、喧闹凌乱、汉字对联和大红大黄的颜色，总是带有强烈的异域风情特色，它是一种有趣的尝试，代表着历史的神秘，却不是未来的潮流。
但是，森看起来却是如此不同。它试图使埋藏在小柜子里的草药，重新成为潮流。森试图将设计上的前卫与文化上的古老交织在一起，它使草药与中医变成了一种新奇而安全的心理体验。整个西方如今正沉浸在对健康生活的极度追求中，在未来，森的中草药或许就像印度的瑜迦一样，成为必不可少的心理安慰的一部分。在伦敦开设的最初的六家森的连锁店，选择在最昂贵的商业中心，与阿曼尼、欧莱雅与夏奈尔相伴……
周末夜晚的莱斯特广场，拥有王府井一样的吵闹与活力。那些将头发染成不同颜色的年轻中国人面孔上流露着自信，他们是新一代的中国移民。在很大的程度上，今日的唐人街与中国形象仍是19世纪末的中国移民塑造的，他们大多来自广东与福建，被生活困顿与社会动荡所迫，来到异乡。他们大多没有接受过正规教育，勤奋、节俭与沉默，是他们生活中的主要武器。他们将中国的苦力、洗衣工、餐馆的日常生活移植到陌生的土地上。而现在，中国正变得强大、富有，被热烈地探讨是否将成为世界新的领导者。新一代前往世界各地的中国人拥有知识与技能，他们是律师、银行家、程序员和大学教授，理应重新定义中国的形象，改变唐人街的面貌。香水店一样的中药铺“森”，或许代表了这种未来的潮流。但与此同时，我们也越来越发现真正的挑战尚未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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