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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纪事-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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80年代至90年代中期，牛车水街边的木屐匠、薄饼皮制造者、神像雕刻师、写信佬，这些传统的职业都已消失。除去博物馆里陈列的旧黑白照片，码头上苦力与记账员的雕像，我们的确难以找到昔日新加坡的风貌，那个由英国人、华人、马来人与印度人构成的渔村式的小地方，如今被玻璃幕墙、钢筋、混凝土和霓虹灯所建构与包围，金融家们躲藏在屏幕后面操作资金的流向。在过去的30年中，它一直在和香港争夺“亚洲之都”的称号。
“中国企业为何难以成为世界级的品牌？”6年未见之后，我们最初讨论的谈话竟是从这个命题开始的。黄广宇是一家半导体制造公司的一名年轻程序员。而管沣则是一名看起来已经饱经风霜的创业者，他在2000年的dot…风潮没有彻底落幕前，进入了IT业，正在开发3D产品，3年前，他从北京搬到了这里，在一套既是卧室又是办公室的住宅里，吃饭、睡觉、编程序，一心要打开东南亚市场。
没有想到，新加坡成为同班同学最多的聚集地，95级微电子专业的22名同学，5名在新加坡在学习与工作过，剩下的几位仍从事本专业研究的，则在上海。
我们谈话的地点从牛车水，转移到了新加坡河旁的露天酒吧，河对岸正是托马斯·斯坦福·莱佛士1819年登陆新加坡的落脚点，此地充满了莱佛士的遗迹，他的雕像，以他名字命名的街道、广场、酒店、学校……殖民的色彩消退，却从未消失。
1819年开港的新加坡，1841年的香港，1842年的上海曾是东方与西方交汇之地，都曾期待自己成为远东的贸易中心。它们各自的命运在过去的一个半世纪里，像是你追我赶的赛跑游戏，结局充满了意外的戏剧性。
它们喜欢用“双城记”来形容彼此关系。上海与香港所构成的是沿海中国走廊，一直到1949年之前，是中国新观念、新风尚、商业利润的中心。而1950年代之后，新加坡与香港则是另一个“双城记”，两个亚洲的殖民城市，身处强大邻居影响的焦虑之中，资源匮乏，却在短暂的30年的时间里，跻身于全球最富有的城市。1970年2月，李光耀在香港大学的讲演中说：“作为现代化进程的先驱，香港和新加坡可以充当催化剂，协助周遭的传统农业社会加快蜕变的步伐……它们会成为集散地，不光是集散发达国家制造的精细产品，更重要的是也能传播社会价值观、纪律、技术和专门知识”。10年后，马来西亚、印度尼西亚学习新加坡经验，而香港则是中国改革最重要的资金与观念的来源。
一觉醒来的上海，却在这场竞争中落后了，她曾经夸耀自己是远东的巴黎与纽约，从东京到马尼拉到雅加达都在追寻她的风尚，但现在，却想知道香港流行什么。而在很长一段时间里，400万人口的新加坡却是10亿人的中国的摹仿对象——创造经济增长，并保持封闭政治与社会稳定。
“中国没有世界级的品牌”的讨论似乎轻易地就和中国人的行为方式牵扯到了一起。中国游客在新加坡的声誉不佳，一年前的《海峡时报》创造了“丑陋的中国游客”一词，因为经济奇迹而涌来的中国游客的一些习惯令本地人难以忍受，他们随地吐痰、在公共场合嗓门大、不守秩序、卫生习惯不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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三城记（2）
于是，我们三个在新加坡河旁的话题似乎又回到了100年前的年轻知识分子争论不休的老问题上：中国人如何变得更富组织性，如何创造一个健康的社会？作为单独的个人，中国人可以成为杰出人物，夸耀自己是最聪明的人，但中国人却很少能够缔造具有扩张性和生命力的组织，商业公司不过是诸多组织形态中的一种。
新加坡是一个好的榜样吗？19世纪的那些为了躲避清帝国崩溃而带来的社会动荡的福建与广东人逃到此地，他们的后代构成了今日新加坡人的主体，创造了今日的经济奇迹，李光耀正是客家人的后代。这的确是世界上最干净、有秩序的城市之一，夜晚从机场到市区，在柔和的光线下，新加坡像是个漂亮的盆景。但谁都知道，新加坡人进行了一场浮士德式的交易。直到几年前，在这里买一包口香糖仍不是一件容易的事，政治权利与它的物质成就不相匹配，李光耀甚至说，如果这世上有保姆国家，我们很高兴是其中之一。在漫长的繁荣岁月里，香港也是如此，权力交给英国人，华人专心赚取利润。
前往新加坡之前，我正在上海。这座一心要寻回昔日的荣耀的城市最热门的话题是“好男儿”的评选和一桩牵扯政府官员的腐败案。上海既缺乏新加坡的高效、清廉的行政力量，又没有香港商业环境中的自由竞争的能量。今天的中国人，在进行着那场浮士德式的交易，他们经常抱怨的是，即使他们已经接受这笔交易，却仍没有一个稳定环境来安心完成这笔交易，不断有人赤裸裸地窃取他们的成果。“没有权力和关系，生意实在太难做了”，管沣抱怨说。他在国内的创业故事没有成为纳斯达克的中国概念股，他越来越不相信斯蒂夫·乔布斯式的传奇会发生在中国。他喜欢新加坡，即使这里生活沉闷、充满规矩与禁忌，但是，他觉得这里安全，一切可以预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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澳门！澳门！（1）
在香港的港澳码头买上一张171港元的船票，乘坐“喷射飞航”的快船，一个小时后，澳门到了。我的座位不临窗，看不到岸边的信德中心。那两幢双子塔式的方型大厦，被红色钢条在顶部、中间以及底部加以分隔。那醒目的红色，是前往澳门的游客们第一个难忘的记忆，尤其是在夕阳西下时，整个维多利亚港被笼罩在难得的诗意里，信德中心的红色镶边，像是超现实画家的一笔。
“喷射飞航”是澳门日益繁荣的表征之一，人群正源源不断地涌来。老香港人会回忆起，坐着小船、吹着南中国海的海风，花上6个小时，从香港摇摇晃晃到澳门的景象，而现在，只需要坐在封闭的船舱里看上一小时娱乐节目。在很长一段时间里，澳门像是香港人的后花园，如果厌倦了中环那种令人过份紧张的竞争空气，铜锣湾那种令人窒息的拥挤，或不满于跑马场不够刺激的赌博形态，澳门都是个绝佳的选择。澳门的节奏缓慢，消费低廉，而且充满着赤裸裸的感官刺激，除去赌场，香港的《苹果日报》还刊登着澳门应召女郎的信息，她们的照片、昵称、三围、价目表一应俱全。
在一些危机时刻，澳门也是香港人的避风港。被视作赌王的何鸿燊，在日本人1941—1945年占据香港期间，躲避到了澳门，并在此开始了自己的冒险生涯。而在香港1967年陷入骚乱时，澳门又成为一大批香港富人的避风港。
澳门始终生活在香港的阴影之中，尽管澳门的殖民历史漫长得多，但在香港成为亚洲之都的70年代，澳门仍像是个现代世界的城镇。1999年澳门回归所激起的反应，远比两年前香港的盛大的典礼低调得多。它们似乎也是两种不同的殖民方式的产物，香港是盎格鲁·萨克森式的资本主义的延伸，除去掠夺之外，它还意味法治与秩序的建立，而澳门则是葡萄牙、西班牙所代表的模式，在一度占据了新世界辽阔的疆域之后，却没有延续的基础，宗教特性也更为浓厚。
从澳门码头上岸，只需要10分钟的车程，一种放纵的气味就扑面而来。排着长队的人群，有次序地登上免费的巴士，城市里到处是这种穿梭巴士，带你去指定的赌场与酒店。空地上还到处是发放小广告的人，新开办的脱衣舞秀，赤裸大腿的姑娘成群地站在印刷品上。
我们前往的葡京赌场是澳门昔日光荣岁月的象征，他的主人何鸿燊已经83岁，也是亚洲最富有、最具传奇色彩的人物之一。信德中心，刚才乘坐的全天服务、一小时一班的“喷射飞航”，还有澳门的一些码头、银行、地产，都属于他的资产行业。在刚才乘坐的“喷射飞航”上，我还看到他的女儿何超琼签名的管理条理，在香港这座盛产豪门恩怨、金钱与流言的城市里，何超琼是各种争议的中心人物之一。何鸿燊也是澳门赌业的垄断者，作为他的赌业王国的旗帜性机构，葡京赌场被设计成一个鸟笼的模样，所有人都相信这种风水格局，象征金钱有入而无出。
从进入“鸟笼”的第一步，我就觉得回到了那个熟悉的环境。大理石的地面、粗大的柱子、玻璃展柜里的玉器与金银，除去不使用人民币，一切像是我所习惯的酒店的翻版。
为我拿行李的小伙子，身材瘦弱，讲一口略微变味的普通话，他来自河南，在此工作4年了，是专门招募来为日渐增加的大陆游客而服务的。更重要的是客人脸上的表情，大多数像是在北京、上海、广州街头总可以看到的那种在KTV里烟酒过度、睡眠不足的不洁感，同时那里面夹有某种权力或金钱所带来的自得与傲慢。
大陆的游客正取代昔日的日本、东南亚赌客，成为赌场主要的生意来源。“5年前，这里人山人海”，我的朋友对我说。葡京赌场的衰落是显著的，酒店的装修总给人一种陈旧感，一桩丑闻也将它的声誉推向了不利地位。
一位被称作“猫姐”的葡京娱乐场贵宾厅主持人周若红和其丈夫林宝生2006年8月18日在珠海被杀，这桩轰动一时的案件的结局却是，这一对夫妇为躲避欠下的巨额债务，自己雇用了杀手来杀死自己，期待巨债可以一笔勾销，家人未来的生活也不受影响。
澳门！澳门！（2）
当然，对于前来澳门寻求刺激的人来说，这不过是报纸上的又一则八卦消息，葡京赌场的人庭冷落，是因为更强大的对手出现了。迈出葡京的大门，对面的永利赌场是另一幅景象。
它像是把拉斯维加斯的典型场面从沙漠平移到此。白色的外墙，深黑色套装的管理人员，陈列着路易·威登、Prada的玻璃橱窗，木制百叶窗，露天的意大利餐厅，当然，门前的音乐喷水池也具有风水的价值——它聚集财气不散。
夜晚11点的永利赌场人潮涌动，仿佛是周日上午的购物中心——一切才刚刚开始。横在葡京与永利之间那条正在施工的马路，似乎是新旧两个世界的分隔。
澳门赌业的争夺战，在过去的几个月中，是全球商业新闻中不可忽视的故事。比起斯蒂夫·韦恩开办的永利，另一位美国人谢尔登·阿德尔森开办的金沙赌场才是全城的焦点。81岁的阿德尔森估计5年之后，澳门可能成为世界最大的赌博和娱乐圣地。
在这块狭小的空间里，拥挤着形形色色的赌场，它们有着宏伟的名字——法老王宫赌场、英皇赌场、总统赌场，巨大的霓虹灯闪烁，上面是筹码、牌九、扑克牌的形状……
支持阿德尔森和他的竞争对手的雄心壮志的是中国人对赌博的巨大热忱。拥挤在永利和金沙赌场里的，很大一部分是来自中国大陆与香港业余的赌客。在永利赌场的那一排排老虎机旁，坐在我身边的那位50岁左右的女士热情地教我游戏操作，她是一个中老年旅行团中的一员，来自福建。
在一张二十一点的赌桌旁，我看到了一张冷峻的脸，嘴唇因为过度专注而明显向前突出。我还听到了时不时传来的喧哗。在赌场旁的酒廊里，那位服务姑娘一开始努力用东北口音的英语和我讲话，但随即释然地转回了普通话。
到处是一个崛起中国的痕迹。一位经常来此的朋友告诉我，十几年前这里讲广东话的人多，然后是讲东北话的，最近几年，来自山西客人又增加了——全拜煤炭价格的飙升。我的这位朋友见多识广，可以分辨出在赌客中，哪些是政府官员，甚至可以大致辨别出他们的级别。在中国的腐败案例中，有的官员东窗事发正是在澳门豪赌所致。
在整个华人世界，澳门是惟一合法赌博之地；就像在很长的时间里，香港是中国人惟一心安理得赚钱的地方，摆脱了他们对金钱的经常的虚伪态度。这两个曾经不为人注意的中国边陲之地，变成了中国人行为的实验场——倘若中国人摆脱了政治与传统文化的束缚，他的行为举止将会怎样？
凌晨一点，我离开赌场区，钻进了澳门的老城区，那个由狭窄街道、地中海风格的老建筑构成的安静的世界。在著名的大三巴牌坊前，几个年轻姑娘正坐在那里低声打电话，几个青年坐在石阶上漫谈，旁边一座五层楼房的某一层，传来轻微的麻将声。有点发红的黄色路灯光，使得向下延伸的几条小巷，有一种静谧的诗意。抬头看去，正是利玛窦中学，当年那个长居在澳门一心想去北京传播信念的传教士正是近代中西文明碰撞的开端。澳门的教堂像赌场一样多，这真是个奇妙的组合，或许在赌场觉得不安时，教堂是个不错的忏悔之地。
不过，这已是另一个澳门故事，蜂拥至此的中国游客对此不感兴趣。新加坡正在修建的新赌场，越南的赌场，甚至韩国也在准备修建，像如今的澳门一样，它们期待的顾客都来自那个日渐繁荣的中国。或许全世界都热爱赌博，但是中国人的赌博心理和别人多少有些不同。尽管人人都会说“生活就是一场赌博”，但是可能没人比中国人更了解其中的含意。只有一个饱经压抑与对投机充满着无限热忱的民族，才会如此迷恋赌博。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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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胜利（1）
在光明桥旁的广告牌上，我看到了李宇春和新专辑《皇后与梦想》。她那张男孩子般干脆的脸，染成了黄色的、一缕缕的日本卡通人物式的头发，已是这个国家的标志之一。“全世界都认识她”，那位一心要装扮东方女性的著名人物靳羽西曾以她标志性的腔调脱口而出。她是《时代》的“亚洲英雄”，是与伦敦市市长共同点亮了“2006伦敦中国年”活动的灯笼的中国代表。
一年前，在零星看过的几场“超级女生”的比赛中，李宇春的确令人印象深刻。在接下来的对她铺天盖地的采访中，新闻媒体努力呈现一个简单、可爱、平民又富有个性的健康女孩形象，他们做到了，观众也喜欢这个形象，毕竟这是他们用几千万条短信，4亿人次的收视效果堆积出来的。
围绕着“‘超级女生’是否意味着某种民主形态”的愚蠢争论已经硝烟散去，如果一人一条短信就是民主，那么这种民主只是一种新的暴政的前奏。在这一年的“超级女生”，和它一个接一个衍生物，如《加油！好男儿》、《我型我秀》、《非常6＋1》，这种活动的本质已不断地强化性地展露出来——与节目制作人和参与者喜欢标榜的“有创意”、“充满个性”、“付出努力”的概念恰恰相反，我们是一个热衷于模仿、情感单调、喜欢投机的社会。
看起来这一届的“超级女生”的大部分候选人都是李宇春形象的翻版；那些不遗余力在镜头面前展露个性的年轻人逃不出来自港台、韩国明星的腔调与打扮；宣称自己代表《梦想中国》的制作人，给人印象却是，似乎在他心目中一代青年的梦想就是成为一名卡拉OK高手，或是一名可以在上亿观众前插科打诨的人……
李宇春对于社会的鼓舞情绪，与其说是她代表的那种单纯与健康，不如说是她展示了社会真正的情绪——你不需要刻意塑造自己，没有漫长的等待、艰辛的付出、持续不断的挫折，只等待一股潮流将你推到中心，那个邻家女孩不是在一夜之间就变成了皇后了吗？那些80年代才出生、轻松卖出上百万册的年轻作家，获取几百万美元风险投资的20岁出头的毕业生，他们和各种选秀的冠军一样，是我们时代的英雄。他们不断传达给我们的信息是——世上拥有某种唾手可得的成功。没人谈论他们的艺术天赋、写作才华、商业能力，人们关注的是他们的年龄、唱片销量、资金额度，和他们满脸自得、假装叛逆的姿态。
站在舞台中央、等待被人品评的选秀者，和坐在澳门永利赌场的赌桌旁那个专注的中年男子，有什么类似之处吗？
最初，他们看起来都像是无伤大雅的娱乐，能够释放某种压抑。中国人长期深受传统观念的束缚，缺乏自我展现的空间与机会，在赌桌上的一瞬间，你获得了某种平等与自由，即使在儒家秩序仍顽固的时代，“赌场无父子”的说法都会给予参与者以豁免权。同样的，我毫不怀疑那些舞台中央的年轻人喜欢那种自由感，在展现自我的名义下，甚至才能的缺陷都可以被容忍。更进一步说，他们也都像是对命运的某种反抗，一夜成名与一赌暴富都可能永久地改变你的生命轨迹。
但是如果再深一层地思考，你会发现那种娱乐方式背后，都是我们文化中那种根深蒂固的投机欲望、赌博心态的展现。我们不信任那些长远的东西，也不信任自身努力的价值，我们喜欢迅速地见效和别人眼中给予的肯定。
那种“勇敢”地站在舞台上或是轮盘赌前的人，更像是一种彻头彻尾的放弃，你无力依靠自身、也不准备依靠自身，而是把未来交给那个旋转的轮盘，或是那几位评委、几百万观众的眼光。他们或许都获得了某种满足：站在镁光灯下的15分钟名人，和把口袋里的钱输光之前对命运的虚假的把握感。
当然，投机是人类的共同天性，没人不期待寻找捷径。世界各地都有AmericanIdol节目的翻版，而坐在拉斯维加斯的赌桌前的有各种颜色的面孔。但是，我想强调的是，只有在很少的社会，投机心理才如此彻底地渗透入日常生活。从乡村里的斗鸡、家家户户的麻将声，到在政治、商业领域的“博一把”的习惯，再到浏览30个电视台，可能其中18个都在选秀的现状……中国社会的确充满了对于短期利益的过度热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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机会主义者的胜利（2）
塑造这种集体性的投机心理的因素是复杂的。最近的300年，中国是一个资源紧张感不断加剧的匮乏社会，人们的选择太少，人们期待投机能够改变命运，我记得那句精辟而刻薄的说法：“西方人与中国人的区别在于，对于西方人来说，赌博和娱乐与概率有关，而对中国人来说，赌博是一场与命运的战争。”它也与中国动荡的社会环境相关，不断出现的农民战争，或过份强大的官僚体制有关，所有的人财产、自由、地位、尊严都是不稳固的，它们既不可能传递，更可能随时被剥夺；也与中国文化特质中过份的现实性相关，人们不相信独自追求的目标具有意义，他必须要得到他人的迅速认可……
过份的投机热情可能造就一个短期繁荣的畸形社会，却不可能造就一个长期繁荣的健康社会。执著于“15分钟名人”效应的选秀、少年明星作家与明星创业者的社会，也注定无法孕育杰出的音乐家，也产生不了伟大的作家和企业家，整个社会将处于一种激烈却低水准的竞争中。当然，更大的一种可能是，人们根本不在乎这些，“15分钟名人”之后，谁在乎未来会怎样？
被夸大的神话（1）
先是一家盗版CD、DVD的，接着是卖眼镜的，然后是挂满的皮包和女孩子喜欢的小饰品的……这些摊位就拥有统一的宽度，大约3米，然而长度则略有不同，最短的不过米，长的是4米。一排排的摊位就这样一直延伸着，两排摊位间隔出了不到两米的走廊，我在其中不断和其他顾客挤到了一处。
两三个女孩子或站或坐在这些堆满商品的几平方米中，等待别人的询价和讨价还价。她们个子不高，皮肤黑黑的，拥有一张你一看可知的“东南亚面孔”，说着我听不太懂的英语，和完全不懂的菲律宾话。在那个卖药品的小摊位里，我碰到了一个皮肤白皙的中国姑娘，她来自四川，半年前来到这里，因为她的一个同乡开设了这个摊位。
“一路发商场”五个红色隶书的大字，压在蓝色的背景下，一旁是菲律宾本地的连锁快餐店Jollibee的广告，她在这座由数不清的小摊位的构成的三层建筑中开张了一家新店。
“一路发”是阿拉伯字母168的中文谐音，带有中国人喜欢的吉利色彩，没有宗教，中国却在房屋的位置、屋内东西的摆设、随机的数字中寻找到命运的寄托。“如果你想了解新移民”，《菲律宾星报》的专栏作家李天荣对我说，“那去看看一路发”。李天荣用英语写作，讲起中文来语速更快，他总是笑容满面，在你作出一个判断之前，他已经重复好几次“好，好，好”。他采访过菲律宾所有的重要人物，为《福布斯》分析菲律宾的富豪的财产，他是本地的第六代华人，像本地的200万华人中的大多数一样，他的故乡是福建。
当时，我们坐在文华酒店的咖啡厅里探讨新一代华人移民的特性，这一代移民是在1980年代以后，中国再度打开国门之后来到此地的。“他们比我们工作更拼命，也更无所顾及”，李天荣说新一代移民们，可能5年前仍只是经营着一个小摊位，而现在则拥有几处地产。
一路发像是遍布在中国很多城市的商品批发市场的翻版，除去那些面孔黝黑的菲律宾女孩子，据说她们背后的很多老板都是这些中国移民。他们将中国过剩的生产力制造出的廉价商品运到此地，以低价格出售，他们大多很勇敢，或许一句英文与菲律宾语都不会说，凭借一个计算器却走遍菲律宾的大小市场。
穿过帕西格河，河岸这一边的西班牙建筑、大片空旷的草地消失了，我们到了马尼拉的中国城。三轮自行车，成群结队的被涂上各种涂鸦的小型巴士“吉布尼”，人流都拥挤到一起，建筑破旧，噪音与音乐充满到每一个角落，那些商场门口大声放着节奏感十足的本地流行音乐，而挂在电线杆的喇叭里，则是福音歌，做生意和教堂里的祷告声混杂在一起，脚下流淌着污水。在一瞬间，我就置身于热气腾腾的生活中，那种人们想像中的亚洲的崛起时所蕴含的活力，“一路发”正成为超过两百年历史的中国城的新的标志之一，是中国强大的轻工业生产能力的表现，其中也充斥着每一个中国人习惯的假货。
在看到一路发商场之前，我们一直试图联系菲律宾最富有的人物，在我们的名单上是陈永栽、施至成、郑少坚等。我对他们所知甚少，根据媒体上的不连贯的报道，我印象中菲律宾的经济是由华人主导的，2％的华人占据了这个国家40％甚至更多的财产。这似乎是东南亚的普遍状况，在很多时刻，我分不清菲律宾、印度尼西亚、马来西亚或是泰国那些商业巨子的差异，他们大多是华人，被一层神秘的面纱笼罩，生意的范围广泛，大多为垄断产业，与所在国政府的关系密切，公司的结构极不透明……在1997年的亚洲金融危机爆发前，他们赢得了全世界的赞叹，华人似乎拥有某种不可思议的商业能力，世界范围内，只有犹太人堪与作比。
“他们的成就被夸大了”，吴文焕的评论令我略感意外。此刻，我们坐在马尼拉的旧城区里的菲华历史博物馆的会议室里。吴文焕今年57岁了，有一张没有明显特征的南方人的脸，他的普通话带有闽南口音。1954年，他从福建晋江前往香港，1960年，再由香港来到马尼拉，他的父亲已在这里扎根了。东南亚华人移民的历史就是这样，年轻时离开家乡，然后回到家乡娶妻生子，再离开，等到儿女长大后，再将他们接过来。或是一个同乡拉上另一个同乡。在吴文焕离开晋江时，这种移民模式在福建与广东省已持续了几百年，这些省份地处帝国的边缘，缺乏耕种的土地和其他资源，他们前往海外寻求生存与富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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被夸大的神话（2）
马尼拉是这些移民最早的选择地之一。早在10世纪时，中国与菲律宾就有了贸易往来，到了16世纪时，马尼拉已在全球贸易与中国经济上扮演着重要角色。尽管中国人更早到来此地，但菲律宾的近代历史却是由西班牙人开创的：1571年，在麦哲伦环游世界到达此地50年之后，它成为了日渐扩张的西班牙帝国的亚洲殖民地。西班牙人将墨西哥的白银运到了马尼拉，再由马尼拉运往中国，从而创造了中国明朝末年的商业繁荣；而中国的瓷器、茶叶从这里运往欧洲，是那个年代最重要的国际贸易商品。
在和吴文焕谈话之前，我们参观了这座建成7年的博物馆，它记载了中国人在这个陌生之地的曲折命运。我对那幅铺满一整面墙的画印象深刻，它是三个世纪前一位西班牙传教士的作品，所画的是1602年那场著名的大屠杀，当时在马尼拉超过两万名华人被西班牙人所杀。
源源涌入马尼拉的中国人，是商人、手工匠人，是西班牙殖民者与当地居民的中间人。中国人对做生意的热衷，使得西班牙人用“Sangley”称呼他们，这正是闽南语里“生意”的谐音。但是，不信任感始终存在于华人与西班牙人之间。西班牙人为自己修建了欧洲古堡式的“王城”，而华人则被要求统一居住在王城外的八连城内，白天，他们出来做生意，夜晚则被限制在小小的城内。关于1602年那场屠杀，我们所知不详，只知道马尼拉的华人被屠杀殆尽，这场屠杀还导致从马尼拉前往中国的白银运输量锐减，白银的减少导致了中国境内的经济危机，加速了明王朝的灭亡。
望着那幅刀光剑影，被火光与鲜血占据的画面，我不知该作何感慨。我该为中国人的生命力而骄傲吗？华人居住的八连城地址更改了九次，每一次搬迁都伴随着一次或大或小的屠杀与骚乱，但是华人一直顽强地生存下来，并且人口继续增加。还是应该痛心？尽管数量上占据着绝对优势，华人却从来没有能力和远道而来的西班牙人抗衡，他们总是处于从属、屈服、屈辱的地位。
西班牙人给菲律宾带来了天主教和热衷歌舞、享乐的传统，1898年之后，美国人则带来了现代世界的“自由”、“民主”与英语教育，美元援助……中国人给这里留下了什么痕迹？
吴文焕将我们领到博物馆的图书室内，里面是将近20年以来，华裔文化传统中心所收集的书籍与杂志。墙壁上悬挂的是鲁迅的水墨画，门口还有梁启超翻译的黎萨尔的诗歌——他是菲律宾早夭的建国之父，这个国家的孙中山。在那个午后，图书馆散发的气息令人迷醉，油墨味和潮湿带来的霉味混合在一起。倘若要研究菲律宾的华人历史，没有比这里的收藏更丰富的了。藏书中的很大一部分与东南亚华人创造的经济奇迹有关，它是中国人给这些国家带来的主要影响吗？
“渲染经济成就既不符合事实，也对我们的生存环境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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