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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1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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底相信，俄罗斯与美国人的合作不仅对空间计划有举足轻重的作用，对世界和平也有战略意义。既然知道他和同来的人一样优秀，说句实话，我有些疑虑，他究竟能否很好地在“和平”号上坚持下去；或者，说得准确一些，我怀疑有谁，包括我的两名宇航员同伴，他们在接替者到来之前还有一个月的任期，能在“和平”号现存的条件下干得很好。
奇怪的是，对萨沙和瓦西里，我在空间站上五个月工作的两个后面四个月里的太空旅行同伴说再见，并不是特别困难。离开“和平”号并不使我难过。这不像是暑期度假之后离开湖边的帐篷，而更像从大学毕业——有一种成就感，但作好了迎接将来的准备。回家的念头，回到地球，重新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念头，是这样的令人欣喜，以致我没有为离开而感到遗憾。我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到了该走的时间了。
我知道瓦西里和萨沙在一个月之内就可以回家。我告诉他们，我很荣幸能与他们一起工作，并祝他们在空间站上剩下的日子里好运。我请他们照顾迈克，尤其在他逗留的初期。他们向我保证会的。我说的最后一件事是我热切希望见到他们回到地球，我会为他们的安全祈祷。
离开是计划的一部分，是在预期之内的。当两艘航天飞行器之间的舱门关闭，我不是特别地悲伤或愉快；我保持情绪的稳定。我承认能够再次说英语，听到家乡的消息当然是件好事。查理·普雷库尔特，爱琳·科林斯和我在亚特兰蒂斯号的中间甲板上互讲故事直到午夜之后。我正在回家。
23。连空气都是甜的（上）
渐渐地，“和平”号缩小得就像一颗明亮的恒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视着黑暗，感到一阵刺痛——一种思乡的痛楚。
随着亚特兰蒂斯号渐渐远离“和平”号，我又一次可以看见空间站的全貌。不像五个月之前，我第一次见到空间站的时候，“和平”号现在看上去非常亲切。我不用看第二眼就能确认我这个运行轨道的家的各种不同的太空舱和附件。
航天飞机成员很忙。爱琳·科林斯，飞机驾驶员，在查理·普雷库尔特的监控之下进行脱离操作。我帮忙充当无线电的俄语通讯员，但在飞机脱离之后，“和平”号船员几乎没有什么积极作用，并没有太多的可说。
我确实忙着拍摄“和平”号的照片，这也是计划中“和平”号调查实验的一部分。地球上的专家以后会仔细分析这些照片，来探索诸如微小陨石对太阳能帆板的破坏程度和“和平”号的外壳状况等问题。俄罗斯星城，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宇航员训练者，会选择其中的一些照片，用来指导未来的宇航员辨别“和平”号的外部特征。
我们越行越远，我拍的照片变得缺少科技用处，但同时变得更加迷人。以蓝色的地球为背景，“和平”号就像闪烁的金子。我继续按动快门，不仅拍下“和平”号的壮景，还有在空间站下方旋转的里海，咸海，喜马拉雅山顶。
渐渐地，“和平”号缩小得就像一颗明亮的恒星，然后消失在黑暗之中。我注视着黑暗，感到一阵刺痛——一种思乡的痛楚。过了几分钟，叹了一口气，我开始往刚刚拍摄的五卷36张底片的胶卷上帖标签，并将他们存放在带回地球的胶卷包中。
我将全部的注意力转向了亚特兰蒂斯号，开始想像着陆的那天。尽管正式身份是船员的一分子，我基本上是一件运回的货物。毕竟，航天飞机使命STS84的主要目的是放下我的接替者，带我平安地回家。飞机成员们很久以前在地球上受训的时候就雕琢过被指派的任务，当然，任务是在我不在的时候演练的，因为那时侯我早已在太空里的“和平”号上。因此，我是个额外的物品，一个多余的帮手，而不是任何特殊飞机行动中一个不可缺少的，不可代替的成分。
尽管如此，我知道飞机行动与每个人承担的必要日程安排。所以任何地方我能帮就帮，主动要求清理进气孔和做其他的家务活。但我的首要任务是作好两天之后着陆的准备。尽管相信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能不费力地将我带回家，我虚弱的且适应了太空生活的身体怎么能承受住重新进入大气层后着陆地球时的引力压力还是个疑问，令人担忧。
部分出于我的要求，一个新设计的跑步机被送到了亚特兰蒂斯号上。我继续我的训练单元，每天两次在跑步机上进行一小时的锻炼。在俄罗斯的跑步机上跑了将近五个月，再配合我在运动医学中的专业训练，我很可能是最好的研究对象，如果跑步机的设计者登上飞船来评估设备的话。
根据我的观察和微型录音机上的建议，我对跑步机进行了精密的彻底的评估。我增加下拉载重板的压力来抗衡相当于我在地球上的体重，165磅的力。盔甲的皮带深深地嵌在我的肩膀里，我敏感的脚后跟（柔软的，没有茧的，因为我已经几个月没有用它们走路了），觉得似乎有钉子戳了进去。我不顾疼痛，更加用力地踩下去。我现在想要模拟很快就会体会到的引力的压力。我想使自己确信能够为着陆那天的困难作好准备。我想要达到巅峰，作好准备。
新的美国跑步机的性能与我自己的表现都让我感到高兴，我的信心增加了。
我接下去近距离地观察我重返大气层的座位。它不是一个标准的飞船座位；实际上，它并不是一个座位。相反地，它看上去更象一个沙发。在心脏遭遇五个月的不良环境之后，医学专家认为返回途中已经长时间忍受不良环境的宇航员最好是躺着，而不是坐着。重新进入大气层的过程中，在头到脚的方向须拉上15Gs，所有时候都依靠心脏来提供大脑充足的血量，被认为是缺乏考虑的。所有长期飞行的飞行员回到地球时都平躺着，根据附加的预防措施将腿抬高，感觉Gs从前胸到后背穿过。
我们航天飞机上的座位专家是法国宇航员杰·佛朗西斯，他是第二次飞行。当他看到我在观察座位，他毫不犹豫就开始了持续十分钟的座位部件展示，并将我绑到了座位上。他大致地描述了船员的撤离计划来增进我的认识，如果飞机滑出跑道或者被迫降落，该计划就会执行。使问题复杂化的因素，他告诉我，是我的重量。以其他长时间飞行的旅行者过去的经验来说，对我的预期是不能自己站立。
“比利，鲍博，”那是杰·佛朗西斯不太好认的美国昵称，告诉我船员在地球上曾从飞机模拟器中搬运一个150磅重的人像，共用了三个人才算完成任务。没有我们膀壮颈粗的同伴美国宇航员马林·卡洛斯·诺列加的帮忙，任务总是完不成。所以在突发事件中，都得看马林的。比利对我说，我能够使自己避免完全变得死沉的任何努力都受欢迎。
我在由前进号补给飞船送来的慰问包裹中曾读到一些剪报，宇航员约翰·布莱哈，我“和平”号上的前任，必须用担架抬下航天飞机。他描述当时的感觉“重得我一点都不能动”。约翰接着说他感觉自己重1000磅，被钉在了甲板上。“我甚至不能举起自己的手臂，更别说站起来走路了。没门。”
我了解约翰。他是个坚韧、有决心的人，在短期的飞行之后，他能毫不费力地走下飞船。我想着自己日益接近的着陆日期，我变得有些焦虑。我的训练足够吗？我对自己的要求够严格吗？更有意义的是，我会不会是那些人中的一个，出于什么原因，干得不怎么好？
在着陆那天干得好不好是相对的。着陆后宇航员们通常从太空舱中被送出来，立即抬到临时医务帐篷中的沙发上，送往哈萨克斯坦。有些人坚持要走。在大胡子的俄罗斯人的搀扶和全程半拖半拉的状态下，他们摇摇晃晃地走两三步。在星城，我后来听说有个摇摇晃晃的宇航员说他“着陆时感觉棒极了”，能够走一千米。录像剪影驳斥了这些大话。
其他的宇航员告诉我，有的船员重返大气层时一直呕吐，在降落伞打开之前基本上已经丧失行动能力了。砰然落地，紧接着发现舱里的宇航员已经头脚倒置地挂在座位上，惨剧至此才算结束。甚至于有些美国的宇航员，在太空中仅仅呆了十天，着陆后就很难调整自己的状态，感觉到虚弱、恶心，需要在别人的帮助下离开飞行器。
着陆前的那晚，我与亚特兰蒂斯号上的每个成员分别谈论关于我对着陆的计划。我告诉他们每个人，在我脑中，当亚特兰蒂斯号的轮子接触到佛罗里达肯尼迪航天中心的跑道时，我的任务还没有结束，只有在我下了航天飞机，与我的家人见面，通过医疗测试，接受媒体访问，回到船员住所关上房门，扑通一下倒在床上时，我的任务才算结束。作为“和平”号成员中的一员，在过去的132天中我已经克服了许多不利情况，我不会在着陆的这天放弃。我希望靠我自己的力量走下飞机，即使那意味着爬行。如果他们必须将我抬上担架，没关系，但那必须是在我筋疲力尽之后。我必须有始有终。
着陆的一天到来了。我钻进我的亮橙色的起飞与返回的宇航服，穿上降落伞的盔甲，坐进了我的座位。在系紧盔甲的降落架之后，我又松松地系上了肩带和腰带，防止自己从座位上飞出来。然后，继续我的流畅的着陆程序，喝下第四包咸鸡汤。在太空中，因为失重，身体中的水都流向头部。颈部的颈动脉压力感受器会告诉肾脏身体的液体过剩。肾脏将假想的多余的液体转化为尿液。结果是相对的脱水。因为重力很快会恢复，补充液体，重新扩张血液容量是十分重要的。在座位上感到有点撑但很舒服，我闭上眼睛，打个盹。
我没有睡熟，我一直监视着休斯顿与飞行控制台上的查理之间的无线电通话。海角的天气不太好，决定推迟一个轨道周期，在下一周试着着陆。那意味着再有90分钟。我认为深谋远虑的做法是再用一次洗澡间，再强迫自己喝下更多的鸡汤。又围绕地球转了一圈，在可能着陆的最后时刻，指挥中心决定海角的天气够好，我们可以“变成火球”了。我们都为这个好消息而欢呼。
在我的脑海中，太空飞行最令人惊叹的一幕就是脱离轨道的燃烧和着陆。尽管起飞的强烈动力提供了精彩的表演，着陆的技术与精确才是真的令人惊叹。这项任务从轨道上25马赫的速度开始，到肯尼迪航天中心跑道上的0速率为止。为了完成这个任务，在澳大利亚或太平洋上空的某处，飞船的引擎会指向我们移动的方向，然后精确地燃烧一段时间。燃烧持续的长短必须准确无误，因为我们必须精确的减慢一定的速度，好从一个安全的角度，正确的位置进入大气层。燃烧结束之后，飞船实际上就变成了一架滑翔机从空中坠落。没有进一步的方法调整我们的进程，或是在跑道上盘旋，试图第二次着陆的机会。
这是一锤定音的买卖。燃烧必须精确，否则我们可能连地球都碰不到，更别说佛罗里达或是以一定高度与空气速度接触肯尼迪航天中心跑道的末端。
当亚特兰蒂斯号在厚厚的大气层中减速的时候，它不停地震颤。我们被包围在一个离子火球内，周围的声音很像加速的机车。随着高度的下降，云彩开始在我们下方越来越快地飕飕掠过，直到他们就在我们身边尖叫。“嚯嘿，在西海岸，”我听见查理在无线电里大喊。听到这些话，我有些控制不住自己，开始欢呼——欣喜地尖叫。查理，听到我的叫喊声在中层甲板与飞行甲板之间的太空舱里回响，向地面报告说“杰瑞精神不错。”
为了缓解地面上飞行外科医生的压力，我按动通讯钮，报告休斯顿我很平静。令人吃惊的是，我感觉很好。当然，我的笔不断地掉落——五个月来它是第一次掉落——但我比自己想像的要好。当我们拉动15Gs——我们会在着陆过程中遭遇的最大的力——我仍旧可以举起我的手臂。
23。连空气都是甜的（下）
密西西比河映入眼帘，然后，是佛罗里达半岛。身后是最后两束声波碎裂的声音，我们在肯尼迪航天中心跑道上进行了最后的180度转弯。急速降落，我们精确地落在跑道的入口处，向地面报告说，“有一定高度和一定的空气速度”。以20度的斜坡俯冲——比一架商业喷气机用的角度陡4倍——查理在最后一刻将头部拔高，使其以200多节的速度滑行，同时，爱琳放下了着陆设备。接触地面。爱琳部署牵引降落伞，我们在跑道上减速。当亚特兰蒂斯号停住后，查理报告主管者，我们“轮子停了”。
我在飞船的中层甲板上平躺着，看不见窗外。我感觉到轮子撞击跑道以及飞机牵引伞完全散开时轻微的拉力。当轮子停止时，所有的船员爆发出一阵压力释放的欢呼。查理要求一份我情况怎么样的报告；我，毕竟，是他的货物、同伴、和朋友。通过内部通讯系统，我告诉查理，我感觉很好，将挂断通话。
我在结束通话前听到的最后的事是休斯顿的某个人欢迎船员回到地球，特别是我，回家。我感谢他，然后切断我的通话线，除掉我的头盔。我井然有序地，松开肩上与腰上的盔甲，小心地将这些现在很重的皮带放到一边。然后我敲击降落伞架上的附件，放松盔甲上绑腿的皮带。
摆脱了降落伞，我的腿向右摆动，将身体拉到坐的姿势。我能够感到自己心脏的反应——急促的跳动来将血液压往头部。我的心脏在适应重力的需要，我想。为了将头盔放在我旁边的台板上，我轻轻地将头转向右边，下边。我立刻感到自己似乎在向后翻筋斗，紧绷而快速的旋转。
我特别注意不突然地移动自己的头部，避免进一步的变形与扭曲。我的内耳很明显不能正确地回应地球引力的拉力。它仍处在太空生活与地球的交接处。但重力现在在下拉内耳石，即在内耳中的小石头，使它比过去几个月都更有力地压在周围的敏感的神经纤维上。失重状态下，这种力会与加速相等——由我的旋转引起的加速。现在我的身体被蒙骗了，以为我还在旋转。
恶心将不远了，我告诉自己。我缩紧了脖子。
尽管我背对着舱门，不想转过头去确认，我知道已经有人打开了边门，因为我已经感觉到新鲜的地球空气扑面而来，用它的芳香包围了我。我的上帝，多么美妙！在呼吸了浑浊、“制造”的空气长达几个月之后，即使空气也变得甜蜜。我因此感到精神振奋。
汤姆·马什本医生，从一开始就是我们美国宇航局队伍的成员，冲上航天飞机来看我承受得怎样。他看见我脱掉降落伞坐在那里，十分惊奇。他建议，只要愿意，我可以想坐多久就坐多久，告诉我说他们可以等一小时或者更多，只要我需要。他告诉我有两个人在外面等待，他们的工作就是将我扶出飞机——当我准备好他们进来接我时，只要告诉他一声。
在告诉汤姆见到他有多么好之后，我通知他我现在已经准备好走了。我解释说，尽管我很感激他的努力，我宁愿靠自己的力量出去，那么做对我自己很重要。汤姆很了解我，他知道一旦我决定了什么事情，最明智的就是由我自己去。他勉强同意我的计划。我微笑着，但只是半开玩笑地告诉他如果我倒下了再抬我也可以。
我站起来了。我的心跳加速——努力保持供应大脑的血量。我的视线开始变灰——我视野的边缘正变暗——但不是一片漆黑。我的胸脯在起伏，我的心脏从没有这样跳动过。灰色渐渐褪去，我的心开始平静。
你能做到，杰瑞。我对自己说。完成这件事。
我觉得身体沉重，好像汤姆正坐在我的肩上，有些虚弱，但还有能力。我转向左边，挺直脖子，将身体拖向前面的舱壁。宇航服很重，但我在前进了。我抓住了前面的舱壁，又向左转了90度。有些晕眩，但不严重。我的座位挡道；我要走到舱门必须跨过去。用了很大的力气，我爬过了座位，清除了道路的障碍。我拖着步子走向舱门，膝盖有些弯曲，不久我在感觉自己再次跌到后，我爬了出去。
两侧站着两个严阵以待的大汉。他们见到我十分惊讶，说“先生，我们可以从这儿扶您出去。”我说，不管怎样，我很感激，但我宁可自己走。我握了他们的手，告诉他们回到地球感觉真好。他们有点目瞪口呆，但当我向前走的时候，他们都开始为我喝彩。“向前走，利宁杰上校。你令我们感到骄傲。”
空气棒极了，我感觉好极了。尽管我确信我的步子摇摆不太像走路，我想：你这个男人，还有比重新行走，双脚坚定地踩在大地上感觉更好的吗？
当我进入步行道末端的医务车时，我受到更多笑脸与掌声的欢迎。我与见到的每一个人握手，纵声大笑。美国宇航局执行长官，丹·戈尔丁，也在那里欢迎我。他拿着我着陆前几个星期通过“和平”号的无线电要求的三件礼物。这些礼物是，给我妻子凯瑟琳的她最钟爱的郁金香；给我儿子约翰的美国宇航局的泰迪熊；给我们将出生的孩子的会嘎嘎响的玩具。
绕着飞机转了两圈，对我的第一个尿液样本进行科学检验——这个样本在成分组成上要类似于鸡汤——我脱掉宇航服接受医疗清洗。为了美国宇航局的公共事务，戈尔丁先生、泰迪熊和我照了一张合影。然后我躺在一张斜椅上，由医务人员抽血。在其他船员到达之后，车子开到医疗大楼，那里我终于可以见到我的儿子和怀孕的妻子。
一路上，我祈祷我的力气还可以支撑下去。五个月中的第一次，我又在意起自己的外表来。
我的脸看上去灰黄，没有血色。我五个月里留长的头发，像一个难看的头盔。我往头上浇了些水，拿了个梳子，试着让它看上去正经一些。我想，就这样了，这是所有我能做的。最重要的：昂首阔步地走。努力变得坚定有力。我的心随着车子的停止而急促跳动起来，这次不是因为难以忍受静电干扰，而是焦虑的盼望。
凯瑟琳抱着约翰，站在无菌观察室的一大堆人当中。在房间的周围，围了一圈旁观者，他们为自己在那里破坏了原本属于私人的时刻而感到有点内疚，但又无法抵制目睹重逢一刻的诱惑。甚至那些卫兵，他们的职责是拦住别人，也站在房间里看着。
我向她走去，笑容满面。她看上去很美；但有很大的不同，肚子已隆得很高。当我给她我能做到的最好的但仍有些不稳的拥抱时，她抑制不住开始抽泣。看着妈妈哭，约翰不安起来，他尽管隐约地记得我，变得自卫的，也开始大哭起来。我大概也高兴得热泪盈眶，所以我们，全家人一起走过大厅，到一个更私下的地方去时，地板变得很滑。
在进一步的医疗检查开始之前，我们可以单独地呆上几分钟。我们分秒必争——一个几乎不太可能的工作。我们只是坐着，欣赏约翰。凯瑟琳想将他递给我，他会喊我“妈妈”。他像有一吨重。我害怕自己会忘记已经回到地球，而将他放在我面前让他自己漂浮，我提醒凯瑟琳在我抱着他的时候帮忙抓住他。他使我惊奇。比较五个月前他所能做的，现在他能做的令我吃惊，每当这个时候，凯瑟琳就会骄傲地告诉我他壮举中的其他故事。我对她说，我很抱歉不能和他们在一起分享这些时刻。她开玩笑地说，“不用担心，杰瑞。以后五个月都由你负责！”
在短暂的十分钟之后，我被人带走，这次在担架上，开始长达一小时的医疗检查。解放我的双脚感觉真好，再次回家的感觉更好。
24。终于到家了
我的任务并非到着陆那天就结束了。五个月的失重让我的身体付出了代价。与离开地球时相比，我的骨头变软了，肌肉变弱了，反应变慢了。我需要恢复。
我的任务并非到着陆那天就结束了。五个月的失重让我的身体付出了代价。与离开地球时相比，我的骨头变软了，肌肉变弱了，反应变慢了。我需要恢复。
站直了，从亚特兰蒂斯号上走下来，耗费了我极大的决心。甚至再一次给我妻子一个大大的拥抱这种令人欣喜的经历，对我也像是一种对地球引力的抗争。我承认，当我能够在着陆后一小时举办的简短的记者招待会上抱着自己的儿子时，我着实为自己感到骄傲。
我的身体像一个500磅重的杠铃，尽管感觉有些不稳，但还是能够经受住一小时左右美国宇航局飞行医生与医务研究者的医疗测试。测试之后，我去肯尼迪航天中心的宇航员营地吃饭。
宇航员营地小小的食堂为了我回到地球的第一顿饭而布置一新。两张餐桌上都摆着鲜花，它们的香气与新烤好的面包的香气混合在一起。我最喜欢的燕麦饼干装满了厨房灶台上的饼干罐子。应我的要求，厨师准备好了蔬菜面条和新鲜的色拉。惟一缺乏的是我的胃口。
我几乎有一天没有睡觉，我已经筋疲力尽了。因为我对地球引力的作用力还比较陌生，一突然移动自己的脑袋或是向前靠，我就觉得自己在旋转翻滚。这种感觉令人稍觉恶心。
更多是出于礼貌而不是渴望，我有礼貌地吃了几口面条，喝了一些果汁。在尽可能长时间地轻咬这些食物之后，我热情地感谢同事，告诉他们我得回去吃我的夜宵，牛奶和燕麦葡萄干饼干。我离开餐厅的时候，小心地转过拐角——经过任何拐角都会引起一阵后发的晕眩感——沿着走廊，走向我的房间。最后，我可以解放自己的双脚，休息一下了。
回到房间不到十分钟，汤姆·马什本医生来敲门。虽然已经头昏眼花，我还是强迫自己从床上爬起来开门。汤姆告诉我大概有30个亲戚朋友已经来了，在宇航员营地会议室等着欢迎我。他建议我当我觉得体力不支，不能继续###的时候，给他使一个眼色。当我眨眼，汤姆会知道我已经达到了忍耐的极限，他会宣布他很遗憾，会面的时间已经过了。
我热切地希望见到我的家人和朋友，但我也知道，信号是个好主意。在我回到地球的第一晚我想做的最后一件事情，就是因为筋疲力尽而倒下。走出大厅，凯瑟琳、约翰和我一定像三个喝醉的人。凯瑟琳，离产期只有几个星期，在我身边摇摇晃晃地走，约翰，现在才18个月，还不能完全掌握走路的技巧，跌跌撞撞，摔倒了两次。
我首先看见了我的妈妈。毫无疑问，从她的脸上可以看出，她很高兴见到我安然健全地返回地球。当我们拥抱的时候，她开始高兴地哭泣——我们做儿子的让母亲担心了。透过她的肩膀，我看到了我哥哥肯与姐姐凯琳、芭芭拉和苏珊的笑容。他们都骄傲地注视着我，但也有一点……是好奇吗？凯瑟琳的父母也在那里，我的叔叔、表兄弟和其他朋友。每一个人都想与我分享克服困难的胜利，欢迎我返回地球。
我在房间里穿行，与每一个人拥抱。我的感官里充满了彩色的裙子，香水的味道和放声的无所掩饰的笑声。与我的家人和朋友在一起是人生的幸事，我从心底里感谢上帝。
要控制住自己的感情十分困难。当我拥抱这些亲爱的人们的时候，我的眼里充满了释然与快乐。如果我的拥抱有些拖沓，那部分是因为拥抱其他人是一项我被剥夺了几个月的权利；除此之外，当拥抱其他人的时候，我的身体得到了特别的缓解，因为靠在别人身上，对引力的抗争就会变得容易得多！
除了会议室里拥挤的人群，照相机的闪光灯将我重重包围。肯在拍摄录像；实际上，我记不起整个过程中他的脸有不被照相机挡上的时候。他在全心拍摄家庭录像。必须承认，我并没有因为这些照相机而感到疯狂。在顶着五个月没有好好清洗的油乎乎的头发，且一天没有睡觉之后，我知道我或许更像一个外星人而不是原来的我。
但我努力微笑。一个接一个，人们走到我的椅子背后，去和他们的宇航员合影。他们没有意识到的是，当他们为每一张照片站我身后的时候，他们会不可避免地将手放在椅背上，而那是被设计通过向后倾斜一至两英寸来回应这种压力的。这种轻微的椅子的倾斜使我的内耳感受器以为我在向后翻动。翻了三十个筋斗之后，每一个人获得了一张纪念照片，我向汤姆医生眨了眨眼。
汤姆命令除了我的妈妈、兄弟姐妹之外，人们全离开房间。现在，可以更加亲密地说话了，我的家人告诉我他们很担心我的健康。我告诉他们我比自己预期的要做得好得多。马什本医生附和说，在这种情况下，我做得相当出色，坦白地说，他为我的体力感到惊奇。他的评价对缓解家人的担心十分有用，在一定程度上，对我也是。在每个人都离开之后，我喝了另一杯果汁，向自己的房间走去。
我哥哥后来向我吐露，在飞行结束他第一次见到我的时候，被我的样子吓了一跳。在他看来，我消瘦虚弱，肤色苍白。我走得摇摇晃晃，看上去像有几星期没睡觉了。我的握手相当没力，更像一个晚期癌症患者在作最后的道别，而不是与他以往充满活力的强壮的弟弟的握手。肯告诉我，我看起来不堪一击，着实让他担忧。
他对我的健康的焦虑，为我解决了一个疑问。很明显，他一直坚守在相机后面，是想用胶片拍下我活着的最后时刻！
尽管我知道我是在被太空中无法使力的生活变弱之后，自己做的比预计的好些，但说句实话，我确实感到很虚弱。
凯瑟琳、约翰与我整晚都留在宇航员营地。尽管期待着在干净的床单下，在没有主警报器会吵醒我的房间里那一生中最美妙的睡眠，我很失望。我回到地球的第一场睡眠是一次战斗。我的第一个淋浴也是如此。
从淋浴龙头里喷出的水珠像子弹一样打在我的身上。我感觉好像自己会跌倒。我的脑子还没有适应地球，在太空中那样一个力会引起一个反应——将我从水流下推走。不仅如此，在我适应太空生活的潜意识里，我仍旧期望浴室里的水会流回来，可能将我淹没。
好一会儿，我强打精神，努力承受淋浴子弹的力量。最后我认输了。我常常梦想的回到地球的第一次轰轰烈烈的淋浴，变成了我坐在浴室的地板上，任凭水从龙头里喷射出来。
五个月里第一次变得这么干净，我爬上了床。啊，我感觉到了新换床单干净的芳香与笔挺的质感！
在太空中的时候，我日夜漂浮。为了移动，我会用一个不大于手指推力的力量推一下舱壁、天花板或地板。
引力现在将我猛得拉到床垫上。从仰卧改为侧卧，花了我极大的力气。陷入床垫中反过来也在我身体上产生了一种压迫感，灼热的地方越来越多，不管我怎样调整姿势都不能缓解。
如果我还在太空中，这种压力会转化成一种推力。我还没有适应地球的感官告诉我，我可能会随时被床弹出来，飞向天花板。
我知道，当然，我会继续留在床上，不会飞向天花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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