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太空漂流记-第1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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尽管在太空中，地球引力仍是一个因素，实际上我们漂浮主要是因为我们在自由落体。我们落啊落，但因为地球是一个球体，我们的速度与重力的牵引达到了完美的平衡，我们不断地向地球边缘下落，但永远不会撞上它。在下落的恒定状态中，我们就在空间站里漂浮，好像一旦电梯绳索被割断，人们会在下降的电梯里漂浮一样。在太空里自由落体与在电梯里下落的区别在于，因为我们的速度和因为太空几乎是完全真空的两个因素，我们永远不会撞上底部，也不会因为空气阻力而减速。我们只是落啊落，漂啊漂。另一方面，下落的电梯，不可避免总会有突然停止的时候。
打开密封的舱门，迎接我的是沿着地球的弧度上升的太阳。它明亮得刺眼。我迅速拉下我的金制薄膜面具。过了一会儿，当阳光直接从我的面具上反射出去时，我就在一片光芒中什么也看不见了。摸索着道路，用记忆代替视觉，我爬出了空间站的密封舱门。我小心翼翼地移动到一个平台上，这个平台从头锥往外延伸，与我的身体平行。
平台类似一个六级阶梯的金属梯，我通过相伴的两个卫兵——两个攀登钩，小心的爬上最初的两档横栏。然后，我一寸寸地挪向平台的尾部，使身体绕着梯子末端这自由宽敞的地方旋转，倒转我的方向。现在太阳在我的背部，远远高于地平线。当我返回，爬上太空舱大小的太空舱的圆柱形侧面头锥的钝尾墙时，视觉变得敏锐起来。
自由！在宇航服里，我实际上是一艘完全自我包容的飞船。世界在下方旋转，空间站趴在我的前面，我的视野完全没有阻挡。我能够听到自己的呼吸；我能够感觉到在我里层的冷却服里循环的水那种令人难受的冰凉。纵观太空舱的全长，我看见太阳能帆板——金黄色，在阳光中闪耀——与太空舱长长的轴线垂直。较好地适应了太空后，我能优雅地漂浮，几乎毫不费力地移动，但是，我得小心地沿着空间站的外墙。我瞥了一眼宇航服上的报警面板。没有异常，令人安心；氧气瓶水平和宇航服的压力指针都在绿色的范围内。一切都很正常。
然后，我沿着太空舱的圆周移动，将自己与身后拖着的500磅重的实验包挪到15米的望远镜柱的末端。瓦西里设法到达柱子的底部，通过旋转把手，将我从空间站晃了出去。我在一个波动的柱子末端摇摆，被推得离空间站越来越远。“和平”号看上去越来越小——几乎像远处的一个玩具模型。突然，我震惊了：速度感——纯粹的速度——比我这个曾感受过一两次超音速的人以往经历的任何东西都要快。
与这种压倒性的速度感相伴随的是势不可挡的坠落感。我觉得自己正从空间站掉出来，被地球所捕获。不仅如此，奇怪的是，感觉上似乎空间站本身在与我一起急速地落向地球，接近地球表面。
我的心狂跳。我想闭上眼睛来摆脱这种可怕且持续的坠落感。我抓住柱子末端的扶手，指关节发白，似乎要以此来抓住珍贵的性命。
“这样不好，”我对自己说，知道明显的惊慌，迫使自己睁开眼睛，不要尖叫。
为了这一天，我曾在水下坦克训练了超过一年的时间，我还有重要的工作要做。怎么说我也得克服坠向地球的单纯的恐惧。但怎么克服？
我分析产生这种瞬间感与汹涌的轨道速度感是因为我失去了由空间站内部保护墙提供的平稳的视角。我不再位于“和平”号的控制范围内，而是在柱子的末端摇晃，几乎是独立地飞行。可以试想视角的差异。但是，被剥夺了所有强烈的遏制性的视觉暗示，我觉得自己似乎正从悬崖上坠落，而悬崖正离我越来越远。
在空间站内部，我没有一刻感到过这种纯粹的速度。哦，当然，我知道我们在高速地运行——我每拍一下打一个响指大约是5英里。一个响指，两个，三个——15英里。遥望窗外，我能够看见地球上的地方快速地来来去去。“芝加哥，”几秒钟之后，“哦，我的家乡，底特律。嗨，妈妈！”理智一些，我知道我比声速快25倍，即25马赫，但我从没有深切地感受到这个速度。
我也知道，轨道设备、空间站，当然，还有与空间站一起的我，在做持续的自由落体运动。我推测我抵抗速度与坠落的不适感与瘫痪感的内部保护机制之所以丧失，是因为我不再位于空间站的控制范围之内。由我眼睛提供的感官信息，不能压倒或对抗我其他身体感官提供的信息。不再有强烈的视觉暗示的包围，我的大脑不能忽视现实，使自己假装相信一切都很平稳，而实际上，它们一点也不稳定。我正在以每小时18000英里的速度移动。我在自由落体。我再看不见任何稳定的东西，包括空间站的内墙，现实最终击倒了我。
我不能欺骗自己的大脑进入先前舒适的状态。我努力将注意力集中在前面老远的空间站的表面上，试图用视觉信息来掩盖事实。但尽管我高度集中注意力，我不能欺骗自己。德克萨斯有句老话，站在一堆肥料旁边的牛仔永不能欺骗自己气味不错。像我这样尽力，我也不能通过欺骗大脑来歪曲事实。在飞船外面，我的感觉就是傻得不能与速度与自由落体的事实相协调。
21。太空漫步（下）
尽管我努力将事实拒之门外，纯粹的速度与下落感依旧存在。并且这不仅仅是下落，而是比我几年前跳伞还要快十倍或一百倍的自由落体。然而，在这种情况下，我知道自己有工作要做。
既然不能阻止这种感觉，我转向了第二个计划。我向下看看地球，然后向上看。“一，二，三，四，五，”我用俄文数数。然后我再向下看着地球。
“杰瑞，你还没有被打倒，你也不会被打倒，”我大声地对自己说。“只要你不撞到地面上，以25马赫的速度下落也没什么！”在电梯里从一百层落到底层是微不足道的。与此差不多，我说服自己就算一直落落落没什么大不了，只要我不撞到地面。我全身放松，驱走了恐惧，开始工作。
两个小时后，在我从同一个望远镜柱子末端返回时，我惊讶于自己早已适应得那么好。我早已适应了令人尖叫的速度。从柱子上摇摆回来，是生命中的颠峰，是纯粹的刺激，纯粹的快乐。毕竟，我是在太空中。我在太空行走，像卫星一样摇摆。我拥有了很少人能够分享的经历。“呀嚯！”我发现自己在朝瓦西里大叫。这太棒了。多美的景象！多刺激的摇晃！
在我从“和平”号任务返回地球之后，在向宇航员同伴所作的美国宇航局的汇报中，我有些难为情地描述了（我用了正确的素材吗？）自己在太空行走前期所经历的速度感与坠落感。根据我的知识，这种坠落感在航天飞机的太空行走中鲜有发生，可能是因为两个原因。第一，也许是最重要的，几乎所有的飞船太空行走都是在飞船有效载荷隔舱三面墙的限制区中进行的。围绕太空行走者的凹形表面，可能会充分保持被保护的错觉，让人以为被一个稳定的环境所包围。第二，无论何时，一旦太空行走者脱离这个限制区的气囊，他或她的立足处总是紧紧地连在机械手的末端或是有效载荷隔舱的边缘。就像我在“和平”号上发现的，只要我在扶手下晃动巨大的、穿着皮靴的脚趾，其提供的稳定性就会减小坠落感。
尽管每个人在我描述的时候都坐着睁大眼睛听，没有人发表什么评论。讲话之后，一个朋友将我拉到一旁。他是一个经验丰富的宇航员，曾经帮助修理过哈勃太空望远镜。
哈勃是一架巨型的望远镜。为修理这架望远镜，航天飞机与运行着的望远镜会合，然后，利用航天飞机上的机械手，送出并收回仪器。当时，望远镜暂时停泊在开放的有效载荷隔舱，与航天飞机的长轴垂直。目标锁定之后，两个穿宇航服的宇航员冒险从航天飞机的密封舱门中出来，修理望远镜。
朋友向我承认，尽管他也遭遇过同样惊险的场面，他以前从没有向地面上的任何人说过。双脚安全地固定在机械手上，他被送到了望远镜遥远的那一头，超出了有效载荷隔舱的控制范围。他说，远也没有关系。但是，为了开始修理工作，他必须脱离稳定的脚部束缚，从望远镜上穿过去。脚被放松了，穿过两英尺宽的缝到达望远镜的末端，他没有心理准备地，不可抵挡地感受到了落向地球边缘的感觉。被这种突然的感觉惊呆了，他像熊一样抱住了望远镜的凸面，为了活命而悬挂着！等到他在望远镜的末端稳定下来，感觉缓解了，他才能够继续工作。
他的太空行走的伙伴几乎在同一地点经历了同样的情况。他的反应一样：抓住哈勃。在行走的后期，同伴要求这个宇航员再经过这条路线给他递一个需要的工具，他礼貌地拒绝了。他声称不想再经过那不是人呆的地方了！
当我在“和平”号上的时候，我每晚都会写一封短信给我15个月大的儿子约翰。通过遥测技术可能需要几个星期的时间在地球上得到一批信件。虽然我知道要小约翰读这些信得再过好几年的时间，我仍然坚持。我希望他知道，尽管我身在太空远离着他，我仍然关心挂念着他。
首先，这些信内容轻快，无忧无虑，描述我的冒险经历。这些话与任何一个出远门的父亲写给他孩子们的话没有什么不同。但是，随着“和平”号上故障和高风险的空间行动的继续存在，随着一次险些的撞击，大火，氧气发生机的瘫痪变成“和平”号上生活的一部分，我的信变得越来越严肃了。
尽管我拒绝猜测，如果怎么怎么会什么样，尽管我设法每晚无所焦虑地睡觉，我并不天真。我意识到，太空旅行总要承担危险，而“和平”号所冒的风险更大。虽然我在一连串命令之后仍然活着，下一个命令或许就近在咫尺。我最好把要说的话告诉我的儿子，不要等到也许根本不存在的明天。
在我给约翰的信中，我试着向他解释我正在遭遇的经历与我正在学习的经验。并且，我努力与他分享我强烈信奉的信念——诚实、勇气、正直、同情和友爱——这些信念对我在“和平”号上有了全新的重要性。通过这些信，我希望约翰逐渐认识到他父亲是怎样一个人。
在美国海军学院的领导学课程中，我学习伟大的领袖，那些充满勇气与正直的人。我知道勇气的定义，勇气实质上意味着什么。但是，我从不能毫不犹豫地说，我拥有别人身上这种令人敬佩的品质。
人们因为我曾登上航空母舰或曾飞上太空而认为我很勇敢。他们也这样对我说。但是，进行这些行动的时候，我从没有感觉到特别的勇敢和勇气。当然，它们是危险的行动，但为了完成它们，我曾受过训练。它们是我工作的一部分。我对自己的能力与船员们的能力很有信心。当结果，至少在我的眼中，是确定的时候，还算得上勇气吗？
在我太空行走的时候，我亲身学到了什么是勇气。以25马赫的速度移动，急剧地以指数方式经历纯粹的速度感与下落感，我懂得了勇气。尽管当时恐怖随之而来，在不到一分钟的时间内，我克服了自己的恐惧，着手眼前的工作。做这件事需要勇气，毋庸置疑。
在太空行走的那晚，我又给约翰写了一封信。我告诉他，他的父亲很有勇气。我真心诚意地这么说。我也转告他我那天学到的非常重要的一课：人类适应、抗衡突然事件，在任何不利情况下完成任务的能力是不可限量的。没有什么目标不能达到。决心可以赢得任何东西。我以通常的方式结束这封信。“晚安，我的儿子。我会一直望着你。爸爸。”
22。回家（上）
回家的念头，回到地球，重新生活在人群之中的念头，是这样的令人欣喜，以致我没有为离开而感到遗憾。我已经做好了自己的工作。到了该走的时间了。
我欣喜若狂。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出现在视野之中——大概离开一千英里——在阳光中闪烁。那就是我返回地球的工具。
总地来说，我在太空中呆了132天、4小时、1分钟。时间开始以秒计算。我经过的行程相当于往返月球110次。在我1997年的日历上，从一月，二月，三月，四月，到大部分的五月，都已经被打上了大大的X。我目睹了北半球大部分的冰雪融化与南半球的白雪皑皑。苏必利尔湖从一个结实的冰块变成蓝色深邃的湖。
我的身体变得虚弱，我的骨质变得疏松。我不再是一个地球人，而是一个完全适应的完全生活在太空里的太空人。我脑海里总有种挥之不去的担心，也许回到地球会比适应太空更加困难。
亚特兰蒂斯号不断地靠近。在它靠近时，我将鼻子贴在量子Ⅱ太空舱地板上直径三英尺的窗户上。我开始看清飞船成员的脸。“嗨，查理！”当正在靠近的航天飞机天窗里出现的脸孔变得清晰，能看出是指挥官查理·普雷库尔特时，我大喊着，尽管谁也听不见。当时，他正使用人工点火推进器使亚特兰蒂斯号接近。他脸上呈现出那种必定要成功完成任务的决心。
我们都在以每小时17500英里左右的速度运行。航天飞机必须沿着一条假想的逐渐狭窄的航道接近“和平”号。在特定的距离，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会确认他们的位置与距离“和平”号的远近，来保证他们仍然处在航道之内。如果不是，他们会退后，再试一次。飞船对接点的圈必须画得准确无误——误差范围不大于一英寸。循环定位也很重要——没有人希望对接偏离中心，冒着撞击突出的太阳能帆板的危险。
除了正确的航线，接近的速度具有决定性的重要意义。如果两个飞行器之间的接近速度太慢，机械对接机制——被设计用来同时钩住与锁上飞行器——就不能正常工作。另一方面，如果接近速度太快，对接就不可能是一次平缓的空中会面，而是两个100吨重的飞行器的猛烈撞击。实际上，接近速度必须是准确无误的每秒钟010英尺；每秒钟007英尺太慢；每秒钟13英尺太快。这是查理与亚特兰蒂斯号上船员大显身手的机会。
我像疯子一样按动快门，更换胶卷，调节焦距。这些迄今为止最伟大最复杂的飞行器——美国航天飞机——在太空中准确无误地飞行的照片都将是一生一遇。飞机克服地球引力所进行的工作，令人叹为观止。尽管我带着耳机，能与“和平”号上的船员以及正在接近的航天飞机船员通话，很多时刻，我只是哽住了说不出话来。
让我坦白地说一句。我爱我的国家，狂热到几乎成为一个错误。看着美国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在太空中旋转，为了这个使命，为了将我从“和平”号空间站接走，带我返回地球，回到我的国家，回到我怀孕的妻子与幼小的儿子身边，我激情澎湃。亚特兰蒂斯号的到来显示了我做到了坚持不懈、迎接挑战。有时候，我必须摘下耳机，因为我无法控制自己发自内心的欢呼与叫喊——这是一次胜利的庆典。
航天飞机亚特兰蒂斯号与“和平”号平缓对接。但是，通常宁静的空间站内部仍旧可以感受到最终的冲击力。我数着太阳能帆板一次，两次，三次的震颤，柔和但确定。我回家的工具已经达到了。
我立即飞到空间站的舱门处，通过六英寸的舷窗向里瞥，希望看见飞机的船员。在望着同样的两张俄罗斯脸孔4个月之后，我并不十分想见什么特别的人，只是不同的人。我看见飞机成员挤在窗户的另一边。人类的不同是多么不可思议啊！
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后来告诉我，当他们透过分隔两个飞行器的舱门观看的时候，第一眼并没有认出我。5个月没有理发，没有阳光的照射，一些惊险时刻与斗争，改变了我的身体状况。试想一下！亚特兰蒂斯号的船员在猜测，“那个人是谁，他怎么到这儿来的？”或者他们甚至犹豫在确认这个陌生人身份之前该不该打开舱门。
最后他们还是认出了我。舱门打开了，我们一个个热烈拥抱。尽管在过去的5个月中我没有洗澡，这些异常干净、刚刮完胡子的航天飞机船员没有一个走开。宇航员杰·佛朗西斯马上自告奋勇给我理发，好让我回去见凯瑟琳时感觉好些。飞机带来了一个真空清洁器来替代“和平”号上损坏的那台——现在头发不会四处飞散就可以在太空中理发了。杰是个法国人，有着挑剔的品味和风格，因此我接受了他的建议。
但接着飞行员爱琳·科林斯告诉我，尽管我确实看上去不同，但我有着探险家鲁滨逊的粗略外貌。我喜欢她的评论，因为我觉得自己有点像鲁滨逊——隔离在一个小岛上，必须将就我所带着的东西，总是急性发挥，依靠自己的创造力。我告诉杰我要重新考虑。
我妻子，当她同一天晚些时候通过飞机上的双向影像传送器，几个月里第一次看见我的时候，评价说我在上面过着“头发糟糕的日子”。新闻界喜欢她的评论。第二天的头版头条写着“利宁杰在“和平”号上度过‘头发糟糕的日子’之后准备回家。”
航天飞机对接在“和平”号上停留5天。补给物资——水、备用零件、食物、衣服、新设备、科学工具——都靠人力搬到“和平”号上，而我的科学实验结果——金属样本、蛋白质晶体、菌类附生的食品，与一些丢弃的设备一起——被运到航天飞机上。在这段交错工作的时间里，我们还在停放在飞机有效载荷隔舱里的高压Spacehab太空舱中进行实验。
尽管对接阶段是一段富有成效并且十分繁忙的时间，它却无论如何不是在我在“和平”号上已经熟悉的那种慌乱节奏中进行的。
在对接阶段中，“和平”号上的生活发生了戏剧性的变化。这段时间象征着一种颇受欢迎的从枯燥的日常生活中的解脱。首先开始的，是大部分时间里“和平”号主要警报器变得安静了。不是因为“和平”号有了奇迹性的恢复，而是因为大部分的环控与生保系统被停止了。相互连接的飞机舱里与和平号里的空气都被航天飞机系统完全改善了。飞机还向空间站提供氧气与压力；实际上，对接阶段的加压是为了提高“和平”号的储备。
航天飞机上的推进器保持了“和平”号空间站在太空中的位置。因为我们从航天飞机引入了通讯线，与地球的通信有了急剧的提高。与有线新闻电视网以及其他的网络系统的电视会晤变得充足，能够持续运行不被打断。人们聆听问题的时候没有杂音相伴随。“和平”号变成了航天飞机的附属物。
现在，有十个人在空间站里漂浮，气氛有点像过节。除了那些必须完成的工作，一个主要的目标（当然是政治性的）是显示俄罗斯人与美国人之间的合作精神，他们现在正一起工作，不将核导弹瞄准对方。我们在照相机前连续举行欢迎仪式。查理·普雷库尔特有些美国宇航局吩咐的感谢语要说。瓦西里以同样满怀激情的方式回应。至少对着相机时，他像变了一个人——微笑着欢迎我们的客人到“和平”号上来作客。
我们一一握手。我们美餐了一顿特别准备的国际性大餐，包括俄罗斯鱼子酱、法国的小面饼、新鲜面包、罐装烤鸭、夏威夷澳州坚果，甚至有一道地道的秘鲁菜，我不能正确描述或发音。这顿美餐被冰淇淋推向了高潮。真正的，冰冻的，不是那种脱水的冰淇淋。冰淇淋被储藏在飞机上装生物样本的冷冻箱里，最后那箱子将把我的冷冻血液样本装回家。整整5天，“和平”号成了一个不同的地方。
22。回家（下）
日子过得很愉快，我觉得我们有些虚伪，我们在给航天飞机成员假象。对接期间“和平”号的变化让我想起了圣诞节无家可归者的避难所——许多志愿者出来帮忙，屋子被打扮一新，桌上摆放着火腿与火鸡。同样的，到“和平”号来的美国客人也看不见空间站上的真实生活。
可以肯定的是，“和平”号看上去甚至察觉出来比宇航员想像的要好，这并非偶然。航天飞机到达的前几周，空余时间都被用来清扫。我们接到了莫斯科俄罗斯太空计划领导者们非常严格的命令，将空间站搞得井井有条是最优先的事情。我们将多余的工具塞到面板后面，用蘸着杀菌剂的特种毛巾擦拭舱壁。我们重新配置控制面板，将没有修理的瘫痪机器掩盖起来。空气清洁设备里装上了新的过滤器。对即将到来的将会就自己对“和平”号的印象而受到国际媒体采访的六个美国人，外观意味着一切。
在5天平淡无事的对接操作接近尾声的时候，我该向瓦西里，萨沙与我的接替者，美国人米歇尔·福阿莱说再见了。我知道迈克的感受——脸上在微笑，心却在向下沉。感觉就像他想关上门在屋里呆着，但同时又有种不确定的念头萦绕在脑海中，似乎他忘了拿十分重要的东西。最要命的是，迈克从进入空间站那天起就被持续的头疼所困扰，他和另一个宇航员的不适都是因为“和平”号上糟糕的空气质量。
只有我一个人知道迈克的感受。他需要的是安慰。我告诉他，他会觉得好些，并且工作出色。我知道当命令未曾受训的部队第一次进行战斗时，战场上一个脾气暴躁的美国海军军官会有怎样的感受——试着给他们注入信心，但同时让他们知道自己需要付出的会比想像的更多。我将一位朋友留在了一个几乎废弃的空间站上，留在了几乎失去节制的船员中间。
我经历过一切，感觉受到了训练与战斗考验。我拥有几近傲慢的自信，无论“和平”号将什么强加给我，我都能活下来。迈克仍是个眼睛明亮，无忧无虑，非常诚实的天真的年轻人。在有关飞行生活的新闻采访中，他叙述自己多么喜欢“和平”号上缓慢的工作节奏，他多么热切地希望晚上与俄罗斯同伴们围着桌子，享受着喝茶的好时光。
我知道得更多。一旦门被关上，航天飞机离开，“和平”号必须靠自己的力量站直了，毫无疑问，还可能会步履蹒跚。几乎没有什么休闲时间，没有冰淇淋或者谈天说地。生活绝不会无忧无虑。通过在空间站上的这段时间，我知道，空间站船员们几乎没有什么机会在一起吃饭，更别说饭后坐在一起聊天了。“和平”号是个苛刻且不可预测的地方。一个问题刚解决，另一个问题就会不可避免地接踵而来。
当有位采访者问我，我认为迈克应该有什么心理准备时，我只说迈克需要真正的挑战，而他是那种能够迎接挑战、克服危机的人。
新闻谈话中的词汇变化十分有趣——就我自己而言。我发现我用“挑战”、“困难”来代替更加准确的“危险”、“致命”。当回答正式的、针对专门设备的瘫痪与我是否料想到“和平”号上会有这么多问题的提问时，我模棱两可地说前线的生活总是艰苦的，我料想到会这样。另一方面，我评论说，瘫痪的频率与它们的严重性是我没有完全想到的。
尽管我想诚实地回答，我仍在答复中使用圆滑的外交手段。我能在返回后告诉美国宇航局一群封闭的安全专家所有的细节。我对有线新闻电视网却调整评论的基调，主要是因为我知道我的家人和迈克的家人都可能在收看。我不想让他们担心。
瓦西里·齐巴列耶夫善于控制他在面谈中的回答。他会对地球方面怎样处理和安排我们的工作表示出明显的困惑，有时候，对我们能否继续留守空间站，或者甚至我们能否活下去有明显的担心，在与莫斯科的通讯中，他会冲着主管者们大喊，告诉他们他的意见。下一瞬间，这次是回答一个采访者关于“和平”号上状况的问题和在船员中进行的持续瘫痪的可能性的调查，瓦西里会微笑着回答：“哦，就像您所看见的，我活着并且感觉不错。很明显，您在夸大“和平”号上的困难——这里真的非常好。”
我并不想责备瓦西里不太诚实的回答。他知道，俄罗斯的太空计划就是“和平”号，无论是在俄罗斯还是在美国，对其效用的正面的公共认知，对“和平”号的生存都很重要。从某种意义上说，他只是在服从命令。他也是在保护他那由莫斯科任务控制中心填写的报告单。他飞行的奖金，他用来养家的钱，都有赖于他的成绩。批评老师一定得不到好成绩。
我回到地球之后，朋友给我关于我在“和平”号上生活的报纸文章与新闻报告的剪报集。有时候，我会想报纸所谈论的那个空间站必定是另一个不同于我曾呆过的空间站。
举个例子，有篇报导，根据俄罗斯太空署解密的官方消息，这样写道：“俄罗斯官方昨天报告，“和平”号上发生了一次没有生命危险的火灾，这场火灾已经被船员在几秒钟内轻易扑灭。氧气罩被取出作为预防措施，但并不需要。没有人员伤亡。”他们在谈论哪座空间站？我们在“和平”号上遭遇的大火不可控制地燃烧了14分钟，空间站里充满了烟雾，浓烟滚滚，我们将近一个小时不能在自己的眼前数出自己的手指，如果没有带上个人氧气呼吸器，我们都会窒息而死。再多一点生命危险，哪怕只是一点点，我们就会有六个丧生的太空探险者。
所以，无论迈克·福阿莱怎么想，或者我回到地球之后听到了什么，我知道现实是大大的不同。我陷入了两难困境，因为一方面，我知道他需要足以捱过接下去的4个月的乐观与热情。另一方面，我必须给他一个印象，随时作最坏的打算对他来说是多么重要。除非事情有了戏剧性的转变——我想不出有什么理由会发生这样的转变——主要警报器显示关键系统故障的情况不会是偶然的，迈克需要保持警觉，准备好在任何时候作出回应。
我试图打断他的工作。我坚持让他亲身演示，怎样带上防毒面具，摸索着进入联盟号空间舱，怎样打开灭火器。总的来说，我想看看他在几秒钟，而不是几分钟之内，怎样应付那些环境。我觉得迈克以为我脑子受了过多的辐射，因为我坚持我们一步一步地完成这些基本的活动，但为逗我高兴，他完成了这些操练。
一旦我满意地看到迈克已经为最坏的形势作好了准备，我们就转向了更加平凡的努力。我指导他如何使用现在处于拼凑状态的洗手间，这与他在星城所学到的程序完全不同。我们打开了他的个人工具与实验用具。我描述电线在哪里，怎样旋下面板，面板后面有需要每周清洗的循环扇的入口，到哪里去找储存的多余食品。我尽力把自己所知的，并且他在这5天的交替时间内能够领会的告诉他。
到了我要离开的那一天，我给了他一个热烈的拥抱，在他耳边说了些鼓励的话，告诉他，他是那里最好的一个，他会干得很出色。我说“那里最好”有些私心——迈克像其他同来的人一样聪明、能干。他是在牛津受过训的物理学家，除了有超常的智力，还从心底相信，俄罗斯与美�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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