太空漂流记-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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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果我还在太空中，这种压力会转化成一种推力。我还没有适应地球的感官告诉我，我可能会随时被床弹出来，飞向天花板。
我知道，当然，我会继续留在床上，不会飞向天花板。但一旦我昏昏欲睡，我的太空本能——不再适合地球——会警告我不能睡着！
最后，我放弃了。我把床单卷成一条绳子，将它紧紧地缠在腰上，将床单松弛的一端塞在床垫下。现在，有了床单像临时控制工具一样固定了我的位置，我大脑中顽固的反叛部分会放轻松，我也能足够得放松来进入梦乡。
第二天上午，航天飞机船员，在配偶的陪同下，和我的儿子约翰（考虑到我长时间的离开而特准的例外），登上在帕特里克空军基地，卡纳维拉尔角的两架美国宇航局的客机，飞回家乡休斯顿。我昨天晚上丧失的胃口现在气势汹汹地回来了。我狼吞虎咽，在飞回休斯顿的整整三个小时里吃个不停。在约翰森空间中心附近的埃灵顿着陆的时候，我发现自己明显地充满了活力。
尽管只是五月末，休斯顿的热带高温、闷热的湿度与聚集的大量的热情洋溢的人们一起迎接我们回家。比起前一天着陆时，我感觉好多了，但现在又得和休斯顿的高温抗争，我提醒自己不要站得太久。“不管你做什么，杰瑞，”我想，“不要过火。”
飞机跑道上建了一个小讲台。讲台前面有一些给贵宾与家人准备的椅子。在他们后面站着普通民众，大部分由约翰森空间中心的雇员与摄影师组成。我们坐在讲台上，然后，一个接一个，走到麦克风前面说两句话。
“这是一次伟大的飞行”和“感谢帮助训练我们完成这项使命的所有人”是演讲的主题。我就像被施了魔法一样，只是望着人群，想着再见到这么多各种各样的人是多么美好。我最后发言。我对听众说，我能够代表他们，美国海军，我们的国家，地球上的所有人在“和平”号空间轨道站上是我的荣幸与特权，我总是尽自己最大努力来更好地代表他们。我告诉他们，我们的星球十分珍贵，我们十分幸运能生活在这样一个非凡的地方。我让他们知道，我不会再对任何事不以为然——新鲜的空气、绿色的草地、摇摆的树木。然后，我感谢他们的支持与祝福。
然后，我们都与人们握手、签名。凯瑟琳、约翰和我接着被两位休斯顿的警官护送到一辆守候着的汽车上，一路警笛鸣叫，还为我们的通过封锁交通，所以车快速地驶向家里。尽管我觉得似乎自己有的是时间，用不着匆忙，我能够感觉到警官在给我们一种特殊待遇来表示他们对我的牺牲的赞赏。当我们到家时，警官通知我们接下来的24小时，他们会在我家的邻近地区巡逻，确保我们没有人干扰，可以全家人一起度过一个安静的夜晚。
家，甜蜜的家。　
　　　　　　　　　　　　　　　　　　
　25。恢复脚力
　根据运动医疗专家的建议，贝斯与我设计了一个全面的恢复计划。第一个月，我专门在水中训练。由于我的骨头现在弱化到类似于一个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妇人的程度，我很容易骨折。
试想一下，一月里上床睡觉，到五月末才第一次从床上下来。这就是在太空中我的身体怎样变得没有活性。在宇航员营地度过了第一个焦虑的夜晚，我发现因为翻身要花费力气，睡在地球的床上实际很辛苦。我飞行后的骨扫描显示，我髋骨与脊柱末端承受重量的地方，丧失了令人不安的百分之十三的骨头密度。这个结果，尽管不特别，仍令人失望。在轨道上我努力锻炼，不管有多么困难都坚持每天勤奋地训练。但是，这些训练很明显不能与每天剩下的22小时仅仅是漂浮的作用相抗衡。
在我回到休斯顿的第二天早晨五点正，教练贝斯·谢泼德敲响了我的门。
根据运动医疗专家的建议，贝斯与我设计了一个全面的恢复计划。第一个月，我专门在水中训练。由于我的骨头现在弱化到类似于一个患有骨质疏松症的老妇人的程度，我很容易骨折。
不仅如此，我的肌肉有些萎缩，不能保护我的骨头抵挡重复的低强度的冲击。根据我在特种部队的工作经验，我知道胫骨骨折和其他由滥用引起的伤害很可能发生。低冲击力的水中练习非常合理。
所以我每天很早就愉快地跃入池中。在第一次进入水中的时候，我以为我会淹死。水像烂泥一样稠，就像流沙要将我拖到水底。我在这个稠密的介质中猛烈穿行，游了几圈，贪婪地呼吸空气。从第二周的开始，水感觉上更像是水银，到第三周，它就像水本身了。
除了来回游动，我还得在水中锻炼。我被皮带捆在一个约束装置上，而该装置又用绳子固定在水池的一侧，我就在那里跑步。在水浅的一端，我会蹲着，然后从池子的底部猛然跳起来，先是两只脚都站立，后来每条腿轮流。我也使用泡沫聚苯乙烯哑铃来加强上身。
为了与俄罗斯教练对返回的宇航员使用的计划相匹敌，我的练习都以医疗推拿告终。在恢复治疗的早期，贝斯，这个像推料机一样的人，只要她愿意，很容易就能在推拿的时候，迫使我大声呼救。我脊柱边的肌肉——那个纵向排列在脊柱两侧的对摆姿势起重要作用的小肌肉群——酸痛极了。这些肌肉已经变得习惯于不用支持直立的姿势。通常贝斯都会有所保留，当为了预防，我总试图顺从她的意见。
尽管我对自己疏松化的骨头感觉不到什么异样，我却有种强烈的直觉，我很容易就会弄伤自己。这种不堪一击的感觉是如此的强烈，以致于如果有人给我一千美元让我站在一个三英尺高的平台上，然后往地板上跳，我会断然拒绝。
我惊讶于这种人类身体本能地知道其脆弱性与需要的能力。怀孕的妇女渴求冰淇淋——必要的钙质的一种来源——和腌菜——盐份对怀孕增加的血量有用。长期在太空中的旅行者，骨质疏松，本能地知道不要颠簸其脊柱。
我的肌肉也萎缩了，但它们恢复得很快。在第一个月训练结束时，我感觉已经大致恢复了全部力气的百分之七十。在一次练习之后看着镜子里的自己，我没有注意到任何严重的萎缩。
另一方面，似乎通向肌肉的电线发生了短路。尽管我的肌肉可以有足够的力气来应付一次跳跃的冲击，它们却不能及时快速地收缩。那就是说，我感觉我的肌肉对冲击的反应太慢——只有在我的脊柱已经感觉到震动时，才收缩起来缓冲落地。我也察觉到我做不了一个引体向上。当我还是个小孩子的时候就能轻轻松松地做15到20个引体向上。我挂在横竿上，试图将自己向上拉，但我不能移动。在我从太空返回的前十天的飞行中，我发现了类似的情况，尽管没那么严重。在我勉强坚持三个到四个引体向上之前，我必须努力集中精神，尽管我确信我的双头肌与三头肌不会在十天之内衰弱到那个程度。
尽管在我反应的时间里，没有进行什么医疗测试来记录这个缺陷，我十分确定它的存在。实际上，甚至在我恢复了全部的力气之后，我仍然觉得笨重迟缓，就像一个打击手已经失去了速度感。在我的太空飞行之后，重新建立肌肉神经的通道似乎是所有缺陷中最顽固的一个。
在我返回地球几乎一年时间，还没能感受到流畅自然的奔跑。
在第一个月月末，我能够游上几圈，但绝不是以我所适应的耐力和速度。在第二个月里，贝斯和我在恢复计划中又增加散步一项。可能是还不太习惯一次只完成一项任务，我通常会用婴儿车推着我的儿子约翰，这个早起的男孩。我们散完步后，我会在水池中有间隔地完成常规项目——在规定时间内完成一定圈数，重复8到10次。我高中时的游泳教练会感到骄傲的。
在恢复训练的第二个月末，贝斯评价说，现在我是在游泳训练中训练她。她的评价是种必要的鼓励，因为我的进步，尽管很平稳，但对我缺乏耐心的愿望而言是太慢了。
就这样，我们按部就班。在早晨的推拿之后，我淋浴——不再觉得有子弹射在我的身上——贝斯与我会驾车去工作。贝斯开车。美国宇航局的飞行医生建议我在返回地球的第一个月不要开车，因为拐弯有时候使刚回来的宇航员失去方向，觉得晕眩。我十分喜欢贝斯的司机礼仪和她的轻快的敞篷车，所以我严格遵守飞行医生的建议。
贝斯和我有计划地一起训练了四个月。在第四个月末，我慢跑、游泳，并开始做一些力量训练。为了弥补失去的骨头质量，力量训练被视为尤其重要。
不寻常的是，我似乎不能重新燃起雄心壮志以便在力量训练中取得进步。似乎我的男性荷尔蒙水平下降了。我不能使自己吆喝着在健身器上多练一下。我感到体力不支，不能聚集必要的意志力。在飞行之前使我积极进取的东西（男人的自尊心）现在已经极度缺乏。我知道，力量训练比以往都显得重要，但我就是平躺着，动弹不得。我想也许是我已经尽力地把自己推了五个月的时间，身体里已经没有剩下的动力了。
在一年的恢复之后，再次的骨头扫描显示我已经恢复了丧失的骨头密度的一半，髋骨与脊柱末端的骨头还有百分之六的不足。完全恢复是否可能还不知道。最后，我发觉自己隐藏的意志力也恢复了。夏天，我开始好胜地骑车穿过密歇根北部的樱桃林，逐渐做到中途没有停顿，每周三次，每次85英里。我偶尔成为一个一百英里跑步者，跑半个马拉松，只是为了使自己确信，我确实恢复正常了。在飞行结束一年半之后，我身体恢复，我宣布自己复原了。　
　　　　　　　　　　　　　　　　　　
　26。心有余悸
　全身湿乎乎的感觉很不舒服，现在又开始感到寒冷颤栗。我伸手抓住未用的枕头，盖在自己的额上。当我擦去汗珠，布的冰冷引起了令身体颤栗的寒意。
我看见东西了。阴森难懂的影像，许多人，都在旋转。颜色晦暗，形如鬼魅，现在正有一艘汽艇的船首向我冲过来。这只船将从我的身上轧过！“当心！“我冲着驾驶员尖叫，疯狂地挥动自己的手臂。我的下一个想法有关教皇约翰保罗二世。我几个星期之前见过他，1997年12月，在被邀请到意大利作飞行后归来露面以后。尊严和气度。这个人高尚的品德与平静的虔诚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脑海中又出现一幕，将我带回了梵帝冈，我再一次看见教皇亲吻并祝福我们六个月大的儿子，杰佛里。他看上去是多么神圣啊！当我感到自己的思想又飘远了，我的梵帝冈开始变得模糊。
我醒了。我在哪里？我环顾四周，看到床边的闹钟。四点钟。拉着窗帘，我不知道这是上午还是晚上。我的T恤，像床单一样，已经湿透。我急促地呼吸，仿佛我在大中午刚打了一小时人盯人的篮球赛。我意识到自己还发着高烧。我怀疑这些幻觉是不是抗生素的副作用？不，我从没有听说过这样的副作用。或许他们给错了我药片，也许给了我一些兴奋剂。
我的医生告诉我，如果我染上什么，就是受1997年流感的波及，许多受感染的老年人都没能活下来。我试着从自己满头的雾水中搜索，我今年是否打了流感的预防针。我隐约地记得打过，但从“和平”号回来之后的时间里充满了这么多的医疗探索，我实在不能确切地想起来了。我似乎记得护士给我打过预防针，但是在今年，还是去年？
我试着将打预防针的时间归入到由我人生的三个阶段构成的新框架里。在太空中的生活是如此令人惊骇得迥然不同，以致这段经历从此将我的人生重新划分为三个部分：上太空前在地球上的生活，离开地球在太空中的生活，离开太空回到地球的生活。是的，我想预防针应归入我生命的第三个阶段。总不能确定无疑地记起，我是否在射线中失去了一部分脑细胞这种挥之不去的担心，又一次在我的脑海中浮现。
如果我真的得了流感，这种病毒中的抗原一定有了大的转变，因为我的免疫系统，如果我真的有的话，显然已经无效了。然后再想想，也可能是军团肺炎，就像今天早上医生在飞行医疗诊所里建议的那样。见鬼，我怎么会得那种病呢。试想一下。退伍军人的病。在某些会议上很多人得了肺炎——费城会议，我觉得——与旧旅馆的排气系统有关。许多人因此而死去。
全身湿乎乎的感觉很不舒服，现在又开始感到寒冷颤栗。我伸手抓住未用的枕头，盖在自己的额上。当我擦去汗珠，布的冰冷引起了令身体颤栗的寒意。我将毯子拉到了脖子上。保持头脑清醒，我对自己说。试着弄清楚发生了什么事。记住你自己是个医生，治好自己。
我开始自我诊断。没有听诊器我也能听到自己肺的喘息。好的，杰瑞医生，咳嗽一声，看看你的肺是不是干净。我微微咳嗽，我的头像要裂开。咳嗽声并不清晰，特别是在左侧。这很有说服力，我自言自语，当我想起今天早上我胸部的X光看上去怎么样：两个肺底部都有浮肿的渗透物，但主要集中在左侧。
当我全神贯注于自己的生理状况时，我开始意识到我不仅是浑身湿透，而且还在不断地大量地流汗。我能够感觉到汗水从我的每个毛孔涌出来。非常奇怪，我开始被它迷住了。这就是经典的寒战与高烧的感觉。汗水就这样涌出来，好像有人拧开了水龙头。尽管这个肺炎十分糟糕，我作为医生与研究者有点欣赏这个事实，我现在可以亲自经历，肺炎会对一个人怎么样了。
我的好奇心被打碎，我渐渐明白自己是真的病了！人们死于肺炎很平常。在抗生素发明之前，它是头号杀手。幻觉很可能是由高烧引起的，尽管我感到十分寒冷，我最好从这些毯子下出来。我将手伸向床头柜，打开灯，拿过体温计。一分钟之后，我晃动玻璃管，直到能够看清水银的凹凸透镜，读出刻度，看到我的体温又一次超过了104度。我意识到我必须起床，无论我是否愿意。
我挪开毯子，我的身体开始不可遏制地打冷颤。我冲向壁橱，去拿一些干的衣服。我在打颤，摇晃，咳嗽。我吐出一些粘稠的绿色的令人作呕的东西。我艰难地走向药品柜，去拿我的下一剂抗生素与Tylenol。我决定最好是去医院的急诊室。医院，我对自己轻笑，是个适合死的地方。
在我去医院的路上，我怀疑我怎么会在一天之内从极其健康变成了肺炎？在我的一生中几乎没有生过病。与我在“和平”号上的日子相关的某些事就是变成一个罪犯。我现在及将来都会变成我在太空中的这段日子的人质。
可以肯定的是，我和我的同伴被暴露在乙烯与乙二醇的烟雾中持续几个月。这种抗冻剂的烟雾来源于“和平”号上冷却管的漏洞。每次俄罗斯地面主管者命令我们给冷却管加压，我们每个人都会畏缩。至少，这些烟雾必定报复性地毁坏了我的免疫系统，破坏了我的肺。可能这就是为什么我现在会得肺炎的原因。
我到达了急诊室。静脉注射的液体缓解了我的头痛，静脉注射的抗生素使我退烧。这不是我曾度过的最快乐的圣诞节，但我很感激仍然活着。到了元旦，我从那毁掉我的节日的病痛中恢复过来，并决定度过一个少些大事的1998。
毫无疑问，我的病可能只是偶然，忽略我以前的活动，这也是很可能发生的事。在我返回地球的一个月后，医生进行了肺功能测试，一切显示正常。肺病痊愈之后一个月进行再次测试，又一次正常。毒物学家继续安慰我吸入乙烯乙二醇烟雾通常不导致肺的破坏或其他疾病，尽管他们承认据他们所知，没有一个人曾经像我一样在这么高浓度下呆过这么长的时间。
然而，吸入乙烯乙二醇会导致严重的病变，在飞行后的水样测试显示，在我们的供水中发现了一些化学物质的踪迹。也许我只是简单地喝下了什么，这场肺炎与我在“和平”号上呆的日子无关。但在我的心里，我没什么办法，只能以为是“和平”号造成的，我没法不这么想。
当然，大家都承认长期的太空飞行与长远的健康风险相联系。当处在空间站封闭的环境中时，人体不与任何新的细菌或病毒对抗。相应地，免疫系统变得低效。哦，当然，“和平”号上潮湿黑暗的环境适合霉菌的生长，但一旦舱门被关上，就不会产生新的病原体。
射线辐射是另一个与太空旅行相联系的不可避免的风险因素。在“和平”号上的有些夜晚，我会被眼中的强光惊醒，强光是因为重粒子穿过我闭上的眼睑，然后撞击和刺激我视网膜上的神经末梢。将脑袋转动90度，粒子流会从右移到左，留下暂时的，幽灵似的痕迹。尽管我努力将自己的位置调整到充满铅的电池后面寻求保护，更多情况下是亮光仍不衰减，我仍被照亮。
我对这种猛烈袭击感到无法可想，只能回到睡墙上，尽管有强光的干扰，也试图入睡。在十分钟左右之后，空间站会迅速离开围绕地球的范艾伦（Van　Allen）磁场带断层。重新回到磁场带，我们会又一次受其偏转力地带的保护，我闭上的眼睑会又一次提供黑暗。
在休斯顿约翰森空间中心的飞行医疗诊所里，医疗研究者们在进行一项有关宇航员健康的长期研究。对每一个宇航员来说，三个与年龄相匹配的屏幕健康控制项目是经过精心挑选并依次进行的。然后每个人接受年度的生理研究，包括实验室研究。我每年都会回美国宇航局，直到我死于飞行事故。这个研究是被设计来判断一个问题，成为一个宇航员是否会提高一个人的疾病率与死亡率的。
宇航员真的比普通人有更高的频率，比如得骨癌吗？尽管研究尚处于初始阶段，在宇航员与对照组之间没有发现主要的差别。我希望我的数据不会改变结论。
在床上躺了14天，高烧的次数已多得数不过来之后，我恢复了健康——正好在新年来临的时候。当我回顾前一年，发觉所有的挑战都很杰出，所以似乎这一年以平淡来结束不太恰当。
肺炎作怪是一个更加恰当的结尾。
但在这一年中我学会了很多。我不会再对地球上的自然财富感到不以为然。我不会再轻视健康的身体、日常的舒适、或者安然的生存。这些都是福祉。
文森特·梵高有一次评论说，他在画中使用颜色不是为了努力去精确地模仿自然的颜色，而是表现自然在他身上所引发的感情。对梵高而言，绿色代表安宁、镇定、和平。
梵高是多么正确啊！我可以证明这个事实，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没有什么比绿色更加平静安详了。没有什么比在我的后花园里，就那么躺在草地上看着头顶的树叶摇晃来打发时间更加令人放松了。品味地球这种简单的美丽。没有什么享受比我脸上的一阵凉风，一道阳光，比树叶的沙沙声更加神奇了。　
　　　　　　　　　　　　　　　　　　
　27。“在‘和平’号上飞行，您…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在我返回地球之后，我经常询问自己有关在“和平”号上经历的问题：“那有趣吗？”
我总是想坚定不移地回答是的，但总不能使自己那样回答。我觉得说“不是，不是这样的”就像一个无用的人。但我的诚实回答了这个问题“在‘和平’号上有趣吗？”“不，不是这样的。”
我很忙。所有的担子都落在我们的肩上，压力丝毫不减。那不是娱乐时间。实际上，在我的一生中，我从没有这么努力地工作过。当我们不修理瘫痪的环控与生保系统的时候，我们就在进行太空行走和无数的实验——超过100个。我睡觉时眼睑上粘着传感器，来记录我快速的眼球运动的睡眠，而头皮上则粘贴着电极，来记录我的脑电波图像。
但如果问题被提出，“在‘和平’号上飞行，你高兴吗？”我的回答将是毫不含糊的，是的。我们是占领太空的先锋。我在太空中，能够看见地球，和令我们不可思议、终生难忘的宇宙。飞船的发射与着陆，太空行走，在联盟号太空舱内飞行，科学的成就感，是的，甚至是那场大火与差点的相撞，都是会伴随我一生的非凡经历。我的经历深刻地改变了我。
我被迫承认这个事实，生命是很脆弱的。我知道，我的生命会在突然之间终结。我现在努力使每一刻变得有意义。
看到地球的全貌扩大了我的视野。我看见美丽的蓝色的亚德里亚海，连绵的巴尔干山脉。我希望我能够将战火纷飞的波斯尼亚与南斯拉夫地区的领导人接到太空中来，那么，他们就可以明白没有什么天然的界限分隔着他们，只有人为的界限。我已经当了20年的美国海军军官。我知道军队的重要性。但我也从太空中看到了没有被分割的地球。从这个角度看，我们之间的战争没有意义，现在，无论何时我观察任何形式的冲突，都试着退一步从更广阔的角度来分析这个问题。理解随之而来。
我学会了不要将任何事物视为必然。当飞机误点时，我现在能心平气和地坐着等待。我可以拿起美味的三明治，不再从吸管中吮吸脱水的食物。椅子很舒服，摆在地板上。有空气，我不用重新冲气、过滤、分析其氧气成分或压力，或者担心是否足够维持我再活几个小时。我不用只看见两张脸，而是有几十个人在身边走过，或者更好的是，与一个我以前从没有交谈过的人展开对话，学一些新的东西。
我明白了我们百分之九十九点九是很相象的。为什么我们地球人选择把注意力集中在那百分之零点一的没有意义的差别上。我们应该庆祝我们的不同，理解那究竟是什么——是一种祝福，而不是诅咒。我们一起呆在地球上，从太空遥望的时候，地球并没有被零碎地分开，而是以一个惊人的整体存在。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几乎失去理智全力以赴于区分彼此和为我们的一点差别斗争是十分可笑的。我们应该每天数数自己的财富，不要相互争吵。
在“和平”号上，我变成了一个几乎无所畏惧的人，我确信如果在某个环境下人类可能生存，那么我就可以活下去。我不会恐慌；我的心跳不会加速。相反地，我会平静地估计形势，像我受过的训练一样对紧急事件作出反应。那种自信至今存在。没有什么挑战是特别巨大的。我已经学会人类可以度过任何障碍，任何逆流，克服任何困难，为其创造更好的局面。
我不再听信那些说我们不能改变的人。每当我听到一个生意人说，“我们总是那样地做生意；现在要改变太难了，”或者另一个人开始说“我不能改变；我总是这样，”我反对这种假定。在地球上生活42年之后，在不到一个月的时间里，我从一个地球人变成了太空人。飞行对我似乎像走路一样自然。人类的适应能力是无法限量的。我们能够改变。
最后，我在一艘太空舱里——五个月在最困难的生存条件下，不可逃避地在一定大小的太空舱里，我和两个以前冷战时的敌人肩并肩地生活——而且我们和平相处。没有斗争；没有值得一提的争吵。我们拥有共同的目标。困境教会我们只有共同的工作才能使我们活下去。人类可以相处。我们可以与自己有不同文化的人，与可能拥有不同观点的人共同工作。我不再接受与此相反的观点。
我更清楚地了解了自己和人类的本质。我们能够远远地超出我们大部分人认为有实际意义甚至可能的程度。
在我从“和平”号返回地球之后，无数安全评论委员会的人问我，“送下一个美国宇航员去“和平”号安全吗？”
我总是回答说我没有足够的信息来正确地回答这个问题。我暗示说，我在美国宇航局中并不是一个级别足够高的人，或者，我猜想，美国政府评估所有的效应，包括政治效应，都与这个问题的坚定回答相联系。
也许忽视美国太空项目赢得的重要科学与行动知识的程度，美国政府认为参与俄罗斯的合作性太空项目是坚守“和平”号的充分理由。或者，我们的政府想通过“借款”的幌子给予俄罗斯国际援助，而把宇航员送到“和平”号上就是一项有价值的政治策略。
我曾读过报纸报导，送给俄罗斯太空计划的美元是作为阻止俄罗斯政府向伊朗提供军火，或者向印度提供导弹的手段。尽管我与这种交易没有利益关系，这些报道与我在战壕里观察到的也确实没有什么矛盾，当俄罗斯不守信用后来又运送武器，或背叛协议时，我们仍视而不见，继续试图包容俄罗斯。
尽管不能用简单的是或者不是来回答是否要继续让美国人呆在“和平”号上，我能以一定的权威，评论在“和平”号上应负担的风险。当我在空间站的时候，风险水平陡然攀升，真实存在。在我回到地球之后，我告诉无数美国宇航局的安全评判小组和独立安全小组，我认为“和平”号上的风险程度实际上比俄罗斯太空署宣布的要高得多，风险程度比已知的或者是美国宇航局官方知道的，也显著地高。“和平”号原来被设计只维持5年。而在我逗留的时间内，它已经在太空中超过两倍的时间了。
然而，高风险并不必然等同于“不去”或者“不安全”。登上月球是一次高风险的探险，但很值得。风险只是方程的一个因素。利益是另一半。
在利益的一方，我很清楚地知道，使用“和平”号的科学能力与提高我们在对接与长期太空飞行方面的操作技术的能力正在减小。在前进号飞船与“和平”号相撞之后，“和平”号超过一半的电力供给已不复存在。经过证实，失效的还有“和平”号上惟一两个有科研能力的太空舱中的一个光谱舱。
这些损失在两个方面会降低将来的科学产出率。第一，没有足够的可依靠的电力来发动残留的太空舱上的科学设备，许多有意义的实验不能再进行。第二，没有光谱舱，与一半以上的科学设备相连已经不再可能。除此之外，因为单纯地为保持空间站存在而要进行的修理就需要很多时间，宇航员进行实验所剩的时间微乎其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