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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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个清廷通缉的要犯却开始左右了政府的朝政。尽管身在海外，梁启超通过在国内的同志用他那支充满魔力的笔指引着立宪运动的方向，对运动起到了极大的推动作用。
1906年8月28日，清政府特召开御前会议，通过了实际由梁启超启超的《考察各国宪政报告》，但是由于这个方案的实行，必定会大大消弱慈禧太后的皇权和军机大臣的特权，因此方案被修改，一些涉及这方面的政策被删除，报告成为慈禧太后等玩弄政权的工具。
9月1日，清廷下诏宣布预备立宪，声称数年后查看民智，再定实行年限。以“目前规则未备，民智未开”为由，先从改革官制入手，然后再议立宪实行年限。
11月6日，清政府宣布改革官制制度，成立一个中央新官制，改变合并了一些冗杂机构，凑成了一个类似三权分立的政治制度：内阁管理行政，大理院管理司法审判，资政院管立法。但是军机处仍然为行政总汇，总司国事。而且在新成立的政治机构中，满族官僚大大增加，使整个内阁成为了名副其实的“皇族内阁”。
清政府的仿行立宪让希望改革的汉族官僚和立宪派人士深感失望，梁启超也极度不满。他在《新民丛报》上发表文章，指责清廷改革缺乏诚意，依靠改革排除异己，没有任何预备立宪的诚意举动。对清廷的失望使得他把更多的精力放到了动员社会上来。
梁启超认为立宪运动是国民的运动，立宪的本质是民主，民主不能钦定，只能依靠民众自己争取。只有发动民众，依靠民众才能真正的实现立宪。因此立宪之权应操于人民之手，而不是君主之手。 梁启超作为立宪运动的发动者和宪政权威，有着别人无所比拟的威望和能力，他影响着立宪派国内与海外的两大势力。海外他以其先进卓越的思想独领风骚，国内一大批同志成为他的思想的实际执行者，杨度、张骞是其中的代表。立宪派官员端方、张之洞等人与梁启超交往甚密，留日学生归国后也为梁启超在国内建立各方面的联系，使得梁启超在远离国土的情况下仍然能够在中国政坛上发挥重要着影响。
这时，由于国际形势的改变，立宪派内部也迈出了改革步伐。运动的发展，使得大量资金的消耗过于迅速，仅仅依靠华侨的资金援助根本不能满足保皇会内部的运作。保皇会开始投资经济事业，希望能够满足日常所需。1906年，保皇会创办的商会和广东公学均开办，开始了其集敛资金的使命。此时，康有为在墨西哥经营华墨银行和电车事业，梁启超则将精力全放在了宣传宪政理论、指导立宪运动的革命前沿，以其言行全面影响立宪运动。
虽然“宪政”这些思想在西方早已是妇孺皆知的道理，可是在落后的中国，一大批兢言宪政已多年的官僚仍然不知宪政到底是何物，更何况是民智未开的普通国民。梁启超在《新民丛报》上陆续发表《各国立宪史论》，供国人借鉴，解释什么是国会，什么是内阁等一系列普通问题。他这时期把所有的精力放在了进行理论宣传、思想启蒙上，大力动员民众，激发国民发挥政治主动力，进行民众立宪的道路。
1906年10月21日，美洲保皇会宣布自1907年2月23日改名为国民宪政会，随后改为帝国宪政会，开始了它新的生命历程。国内称之为宪政会，以利于在内地推行主张，便于保皇会人员运动。帝国宪政会以尊皇室、扩民权、摧不负责任之政权为活动大纲，进以指导立宪运动。
但这个时候，梁启超开始进一步主张建立真正的立宪政体政党，以督促清廷加速立宪进程。杨度、蒋观云、徐佛苏、熊秉三等人商议组建政党，研立宪之事，由于几人意见不和，最终各行其是。
12月16日，东南各省绅商在上海成立预备立宪工会，推举郑孝胥、张季直、汤寿潜为正副会长。这成为了当时全国最大的立宪公会。不久，在中国大地上掀起了组建立宪政党的热潮，推动着预备立宪的发展。
创办政闻社
1906年，国内立宪运动如火如荼，一片生机，梁启超在日本遥控立宪派人士，按照自己的设想进行着。
此时，梁启超的事业已经大成，成为了中国言论界领袖，立宪制度的权威，在社会上享有很高的地位，他的家庭也开始颇显生机。
梁启超到日后，住在东京，生活比较便利。当李惠仙携女来投后，住房显得越来越拥挤，而经济条件的拮据使得梁启超很难应付。1906年，一位十分敬重梁启超的倾心改革事业的华侨帮他解决了这一难题，他将自己位于神户郊外的一幢别墅借给了梁家，解了梁启超的燃眉之急。
这座名为“怡和山庄”的院落，虽然地处偏僻，但是依山傍海，风景秀丽，空气清新。对于梁启超来说，这是一个研读学说创作的理想之处，也是一个全新的开端；对于孩子们来说，这简直就是一个游戏的天堂。院落面对大海，浩瀚无垠，海风徐来，激起一波浪涛，涛声阵阵；后面是苍翠的山林，空气静谧，清风拂面，是那样的轻柔悠闲，松涛哗哗。幽雅别致的环境一下子吸引了刚刚来到的梁家人，梁启超心神为之一清，松涛遒劲、波涛拍岸，这不就是一个美丽诱人的“双涛园”吗？这里也成为了梁启超一生中最美最舒适的驿站。
美景的熏染让梁启超心旷神怡，这里的生活充满了无限乐趣。一群天真烂漫的孩子整日在这里戏耍，笑声凝满了整个院落，梁启超置身其中，似乎又回到了自己的童年。紧张的工作之余，梁启超与孩子们一起玩乐嬉闹，生活的困苦，事业的不如意，还有那苦难中的祖国……一切一切不快似乎全都在孩子们的笑声中烟消云散，梁启超沉醉于孩子们的欢声笑语中，生活颇感充实。
幽雅的环境并没有使梁启超沉溺其中，祖国的呼唤仍然是他的心愿，在这里他依然忙碌，写书，汲取西方文明，时刻关注着国内的情况，为立宪运动提供着思想知识援助。和谐的家庭让梁启超心中充满了骄傲，梁启超的学识和思想造成了这个中国家庭的不寻常，西方的先进思想与中国传统文化的结合使得这个家庭幸福温馨，西方与东方思想共融。家，不仅是梁启超最大的安慰和精神寄托，而且是梁家子女的生命中最美好的回忆。 这群天真的孩子给梁启超苦闷的生活带来了无限欢乐。
当春天来时，樱花开满了院后的小山，孩子们这里前后飞奔、嬉闹，赏花之余，在松林中采寻新鲜的松蘑，烧烤后加上佐料，香气笼罩了整个山林。美丽的风景、香喷喷的松蘑、还有和谐的气氛，绘成了一幅幸福美满的全家图。
夏天的时候，梁家的欢乐跑到了海滨。冰凉的海水，雪白的浪花，柔软的沙滩，成为孩子们新的乐土。他们在海水中狂欢，最令人高兴的就是“报复”康有为。康有为的思想在戊戌变法后逐渐固步自封，与梁启超的思想再也不能引起默契与共鸣。每当康有为来到双涛园，都要和梁启超争个天翻地覆，这在孩子们的眼中，康有为的出现影响了这一家的安宁，成为了他们当然的敌人。每当游泳时，孩子们用刚刚学会的游泳技术在水中使劲揪康有为的胡须，康有为疼痛难耐却也无可奈何，引来了孩子们的哈哈大笑。
梁启超的博学，高尚的人格魅力，深深吸引了这群孩子，他们从小以父亲为骄傲，看到父亲奔波劳苦，他们为之动容，为之感动，渴望自己能够如父亲般，成为伟大的“英雄”。
家庭的天伦之乐反而让梁启超斗志更盛，他在研读立宪制度的丛书后，深深明白了立宪政治必须以政党为基础，只有建立强有力的政党才能在议会中获得多数席位，进而影响整个中国政局。自1906年开始，他就先后联系同志，以期建立一个强有力的政党，以推动预备立宪的进程。
1907年7月，由于立宪运动的迅猛发展，梁启超把精力放在了联系同志，在国内建立政党上面，不断致函徐佛苏、杨度、蒋观云，商讨组织政党事务。由于不能兼顾《新民丛报》的社务，梁启超决定将《新民丛报》停刊，另外专门续刊另一报纸，以用来宣传法律政治经济。但是由于广智书局的经营不善，资金难以独立，只好放弃了这一计划。
9月20日，清廷颁布设立资政院上谕。“设资政院，以立议院基础，着派傅伦、孙家鼐充该院总裁，所有详细院章，由该总裁会同军机大臣妥慎拟定，请旨实行。”（光绪三十三年八月十四日《申报》）
10月19日，清廷颁设立谘议局上谕，命各省督抚在省会筹设谘议局，并预筹各府县议事会。 一大批具有先进思想的立宪人士进入到政界，开始为推动立宪运动努力拼搏。
同月，梁启超等人与杨度本来思想就相驳，意见不和，经过一次次的争斗，终于各行其是：杨度自己单独组织了宪政公会，梁启超与蒋观云、徐佛苏等则另外组建了立宪政治组织政闻社。
梁启超原来设想政闻社组织设总理、国务委员、常务委员、普通会员四个级别，总理暂时空缺，康有为暂不入党，梁启超自己为常务委员，行“冲锋陷阵”之职。后来由于形势的需要，组织发生了一点变化，但康有为仍然没有进入党会。
10月17日，政闻社成立大会在日本东京锦辉观召开。到会会员约有一千五百多人，气氛活跃热烈。日本维新元勋大偎重信、板垣退助两伯爵及犬养毅、矢野文雄、尾崎行雄诸君被邀与会演说。梁启超也在会上“演说约二时余，倡论‘世界各国政治革命不注重国内种族问题’之理由及‘政党政治’之先例”。 会上梁启超演说未毕，革命党人张继、陶成章等人率十数人到场哄闹会议，直扑演台。梁启超神情镇定，面色不改，口不辍演。“张继驰诣坛上，政闻社员持几格之，金明自后口其肩，格者僵，继得上。”诘问犬养毅“何故附会立宪”，犬养毅登台作酬应立宪语“###或革命，或立宪，任人为之，在速行耳。” 会场一片混乱。不久，日本当地警长率警卒数十人到场制止了这场混战，决定依法律来解决此事。梁启超深恐引起争端，有损国人尊严，便从大局出发，向警方解释纷扰纯属“本会中人偶起争论之故，既非他党来袭，亦未毁物殴人”，日警唯唯而退。
政闻社社社长一名，暂时空缺。另外设总务委员一人，常务委员两人，分别由马良、徐佛苏及麦孟华担任，实际工作仍由梁启超负责。马良，毕业于法国大学，邃于哲理法政诸学，并旁通拉丁、罗马、英德诸国文字。是年七十高龄，但仍然精力旺盛，身体康健，“冒万里风波之险，专为吾社员全体及中国前途”来到日本，为国民奔波。马良到后，到处演说，政闻社气势盛极一时。
10月，政闻社机关刊物《政论》创刊于上海，蒋观云为主编。该报第一号发表了《政闻社设月》、《政闻社社员简章》、《政闻社职员名籍》各篇，讲解政闻社机构，明确会员义务与权利，详述了政闻社成立的原因。最后，梁启超在宣言书中提出了报社所持主义：
一、实行国会制度，建设责任政府；
二、厘定法律，巩固司法权之独立；
三、确立地方自治，正中央地方之权限；
四、慎重外交，保持对等权利。
政闻社正式成立后，大批社员陆续前往各地活动，联络发展社员，掀起了速开国会的请愿浪潮。
这年10月，原礼部尚书、李惠仙之兄李端棻逝世，梁启超悲戚不已，次年撰写墓志铭一篇以酬谢这位开明绅士、赏识自己的伯乐。
这年冬天，梁启超隐居在“双涛园”，漫步于大自然之间，思索天地风云。置身于松林飘雪中，浮想联翩，无尽的感想夹杂着自己的抱负融成了感怀诗两首：
腊不尽二日感怀
泪眼看云又一年，倚楼何事不凄然。独无兄弟将谁慰，长负君亲只自怜。天远一身成老大，酒醒满目是山川。上离念远何时已，捧土区区塞逝川。
其夕大风雨彻夜不寐重有感
三十年前心上事，为谁千转入中肠。学裁春胜同依姊，泥所年糕各唤娘。此日天涯空涕泪，他年夜雨莫思量。却缘诗梦翻无寐，送我何由致汝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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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会请愿运动
1908年2月，政闻社本部从东京迁往上海，开始了新一轮的运动。同时，该社在沪召开招待会，宴请沪上学界，报告政闻社宗旨和成立经过，马良、徐佛苏成为政闻社在沪的主要代表，社务迅速展开并不断发展壮大。
此时，日本轮船二辰丸私运军火被粤督扣留，中日之间引起争端，日本强烈要求清廷对此作出表示，赔偿损失。这本是一种变相侵略中国的行动，在日本政府的诬辩下却成为了中国的侵权行为，使得国民气愤异常。随后，政闻社专门致电粤督：“粤督大人钧鉴，辰丸事公据约捕收，薄海称快，东报虽强辩，亦认捕船地为我领海，不力争将领海变公海，且失国家自卫权，岂始终坚持。”强烈要求清廷能够维护国家主权，捍卫民族尊严。不久，上海两广同乡会召开特别大会，商讨二辰丸私运军火问题，政闻社徐佛苏、范秉钧代表全社人员参加会议，并发表讲话，演说应对方法。然而尽管各界不断活动，结果仍是由中国赔款赔偿损失了事。一时，国内抗议运动顿时激烈起来。
当然，政闻社作为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必然会引起了一些人的仇视。在政党方面，作为竞争对手，革命派与宪政公会十分嫉妒该社的发展壮大。这年，革命派不断发动起义，力谋推翻清朝统治，创立民国，同时也是对立宪派轰轰烈烈运动的挑战。而在清廷，戊戌变法的叛徒袁世凯成为政闻社的最强硬对手。他一边招致人才，一边贿赂清廷实权人物，一切目标都指向了政闻社。当时清皇族奕歆为清廷实权人物，袁世凯皆尽所能，最终得以成为他的亲信，并开始加大打击立宪派在朝官员。同时，他力促张之洞奏请慈禧太后举发梁党乱政密谋，解散政闻社，通缉首犯梁启超。对于袁世凯的挑衅，政闻社积极在朝中安置人手，网罗人才，以积极的请愿运动相以回应，引发了速开国会请愿热潮。
当时，由于国内资产阶级力量的不足和政闻社内部的一些原因，政闻社内部一部分人提倡缓进，不可过于激进，因思想急躁，“匆匆浪战，既已费财，又必狼狈”。“求急反缓，一误万误再误”。他们认为，现阶段应该从创办实业，培养人才入手，“以启发人民民治权力思想，固顺导之而以为力”，不能像戊戌变法一样，“虽有旋乾转坤之能力，而不能达圆满之目的。”麦孟华、侯延爽等人强烈反对激进之说。
在封建势力强盛的国家，实行君主立宪制度走向近代民主政体，必须有一个从低级形态到高级形态发展的过程，就像梁启超所设想的那样，由刚从封建君主脱胎出来的皇帝担任国家元首，经过一段时间的发展，最终确立君主立宪，形成一个对国民负责的国家。而政闻社在刚刚建立之初，就要求“速开国会”，以控制政府显然是一种过激行为，可是在当时鼓吹“速开国会”，用来抗衡革命派的“排满共和”口号，是当时社会上的主流心态。由于马良、梁启超、徐佛苏等政闻社领导人主张激进，认为革命共和派的一连串起义，逼得他们不得不设法参议政权，以挽救国家危机。
1908年初，政闻社联合江浙预备立宪公会，湖南预备立宪公会等立宪团体，组成国会期成会，派遣会员到各地发动请愿签名运动，很快在全国形成了全国性的请愿浪潮。7月，预备立宪公会郑孝胥、张骞、汤寿潜电请速开国会，以二年为限。不久，政闻社打电报给直属军机处领导负责推行预备立宪的宪政编查馆，要求在3年内召开国会。到了8月，请愿运动进一步高涨，各省代表纷纷抵达北京，呈递请愿书，要求立即召开国会，运动形势的迅猛发展的背后，是清王朝顽固势力的猛烈进攻。
6、7月间，政闻社社员、法部主事陈景仁电奏请速开国会，攻击考察宪政大臣于式枚，随后被革职查办。成为政闻社被禁的导火索。8月3日，应袁世凯等大臣的请求，慈禧太后发布上谕：政闻社内多悖逆要犯，广敛资财，纠结党类，托名研究时务，阴图煽乱，扰乱治安。若不严行查禁，恐后败坏大局。着民政部、各省督抚、步军统领、顺天府严密查访，认真禁止，遇有此类社伙，即行严拿惩办，勿稍疏纵，致酿巨患。
陈景仁案发生后，政闻社开始有了解散组织的主张，梁启超等人商讨补救之法，最终却遭到失败，没能阻止悲剧的发生。随着清廷上谕的颁布，政闻社结束了他短暂的生命，光绪三十四年七月二十七日《申报》刊载查禁政闻社原因说：
七月十七日上谕查禁政闻社，严拿社伙，闻其原因系陈景仁等斥革于式枚一电，某邸颇滋不悦，随分电各省调查该社内容。数日前已得某省电复，有立社处所甚多，社伙甚众，且有要犯混迹其中，故当日召见时面奏情形，随下严行禁止，饬属拿办之渝。
清廷的严厉打击使得政闻社的生存空间愈来愈狭小，社员中主张解散政闻社的火苗呈愈燃勃发而势。梁启超不得不采用妥协措施，“拟解散之公告”，以“形式上之解散”加固“精神上之结合”，为立宪运动保存实力，以图后展。
政闻社被迫解散后，梁启超隐居于“双涛园”，与海涛共舞，向松涛倾诉，压力、委屈一股脑地侵袭过来。海浪带来了清新，松林吸收了苦闷，在美景中游荡，在西书中翱翔。梁启超苦苦思索，经济窘困成为事业发展的瓶颈。清廷阻力令人压抑，当看到“政府压抑舆论”为各国宪政萌芽时代的共同特点时，似乎海水运走了烦恼，松柏洗刷了雾气，梁启超顿时精神一震，得到了一股强大的力量，他决定在逆流高涨时，埋头著作，在理论上进一步作好准备，养晦以待时。
此时，梁启超早已同王桂荃结为百年之好，到 1908年，梁启超已有三儿二女，家庭日益贫困，仅靠写作稿费实难以支持，不得不依靠友人救济。他在给仲弟梁启勋的书信中说自己“与觉顿在此忍饥相对”，“以从事于著述以疗饥”。
读古人之书，觅哲思之理，颇有所得，邀望窗外白云，思绪游弋，怡然自得。思索之余，梁启超深感自己“泛滥涉猎，无一专精”，故决心“尽除好博之病”，专攻几科。其时梁启超生活贫苦。事业不尽人意，梁启超认识到经济的重要，深刻地感到拿破伦“金钱决定战争”理念的正确。决定专攻法学与生计学，以适应自己追求民重法治及时势的需要。随后梁启超整理所学之得，著写了一系列财政经济论文，如《时政原理》、《论各国干涉中国生计之危机》、《论国民宜亟求财政常识》、《外债评议》等等，逐渐成长为中国财政界的“理财专家”、“扶大厦将倾之栋梁”。
虽然梁启超等解散政闻社，立宪活动开始陷入低谷，但来势汹汹的群众运动和起义运动也推动了预备立宪的进程。在政闻社被查封的两周后即8月27日，宪政编查馆资政王大臣奕歆、傅伦等进呈宪法议院选举各纲要，及议院未开以前逐年应行筹备事宜，随后奏谕颁发《钦定宪法大纲》。依限举办，限九年筹备完成。《钦定宪法大纲》初步确立了三权分立的体制，规定臣民在法律范围内的各种权利。这是一个二元制君主立宪政体方案，随后，《谘议局章程》、《议员选举章程》公布，规定在其后的两年内设立谘议局、咨政院。立宪派取得了初步胜利，特别是清政府颁布的立宪方案基本上都是梁启超立宪思想的翻版，宪政编查馆“重大文牍，大率秘密辗转，请求梁先生代筹代疱”。
《钦定宪法大纲》颁布后不久，光绪帝和慈禧太后先后于11月14日、15日崩逝。帝后崩，依遗诏3岁的溥仪继位，其生父醇亲王载沣得以成为监国摄政王，清廷中央发生了重大人事变更。康有为、梁启超等开始了积极倒袁之事，列举袁世凯罪状，上书摄政王，一系列活动将袁世凯逼上了悬崖。最后袁世凯在庆亲王奕歆的庇护下，才得以免官回乡，保全了性命。
慈禧太后的死去，袁世凯的罢黜，自然让梁启超振奋不已。他的灵魂开始重新跳跃，伺机重登政治舞台。此时，社会的震荡以载沣的上台告一段落，各派都在静观时局或者酝酿更大的行动。1909年成为清末社会异常平静的一年。由于对摄政王载沣抱有幻想，梁启超一改以前的激进作风，提出了先行地方自治，后再开国会的缓进方案。他对载沣的上台鼓掌称颂，歌他“举止谦逊”，“深沉而有远略”。
后来梁启超又上书《上摄政王书》，长达万言，讨论国内时局，提出一些符合实际的施政方略，建议力抓“理财政”，“改官制”，“厉人才”三件大事。他表示朝廷主张先开地方谘议局，后开国会的顺序是正确的。“中国之病，不在宪法之未颁，不在国会之未开，而在人才之委靡，人心之破坏。”希望朝廷能采取措施，提高民众自治能力，以日尔曼俾斯麦之“铁碗政策”挽救中国于水深火热之中，实行民主开明政策。
醇亲王载沣摄政后，清廷党禁之议提上日程。梁启超自认为“中国前途非我归而执政，莫能振救。然使更迟五年，则虽举国听我，亦无能为矣。”希望朝廷能够解除党禁，以一展雄图。同时，许多立宪派人士认为，康梁能够回国，中国必能再生希望，重振雄风。随即，潘若海、麦梦华、杨度等在朝廷上下活动，以求开放党禁，解除康梁身上禁锢。杨度更是以死相谏，“倘启超被赦之后，或有不利于国之行为，惟乞皇上诛臣”。若是载沣能够解除党禁，中国时局必能向着和平稳定发展，可是由于奕歆等权臣的阻扰，梁启超的一腔热情硬生生地浇上了一桶冷水，这成为以后思想趋于激进，接二连三发动国会请愿运动的原因之一。
党禁运动，只使清廷开复已故翁常熟，陈宝箴原官了事，“六君子”的抚恤，康有为和梁启超的赦免问题只能继续悬留，梁启超不得不滞留国外，满腔爱国热情无处倾洒。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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再掀国会请愿高潮
政闻社被解散后，梁启超失去了自己所依赖的组织力量，这时他一边以言论号召动员民众，一边与徐佛苏等立宪人士联络，争取谘议局议员席位，以更有效的指导推动请愿运动。
1909年各省谘议局如期进行选举。徐佛苏在国内进行了颇有力的工作，使得一大批立宪派人士进入各省谘议局，如孙洪伊、汤化龙等。谘议局成立后，立宪派人士拥有了一个合法的组织，他们以民间代表的身份监督政府，倡导宪政，以维护立宪派的利益，谘议局成为立宪派变相的政党机关。不久，各省谘议局召开第一届会议，商讨组织国会请愿同志会，组织代表上京请愿，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以“和平革命”方式来挽救中国时局，掀起国会请愿运动高潮。
这时，徐佛苏作为梁启超在国内的代表，活跃于各省谘议局之间，从事于请愿运动，秉梁启超之意，他“联络咨政院谘议局之各议员，使其一面建议发言，一面运动缩短立宪年限”并准备起身进京主持言论，“齐一国同志思想步骤”。12月，各省代表入京，请愿速开国会，朝廷内部也请愿声起，但是清廷仍然没有理会请愿代表，颁布上谕，仍以九年为期，请愿运动无功而返。
1910年，为了适应形势的需要，梁启超筹借款项，克服窘困于3月10日在上海创办《国风报》，成为继《新民丛报》后立宪派的主要舆论阵地。《国风报》在创刊时在《民报》上这样刊载了一则广告，可见其办报宗旨及精神：
本报以忠告政府，指导国民，灌输世界之常识，造成健全之舆论为宗旨。月出三册，每册八万字，逢一日出版。内容分谕旨、论说、时评、著译、调查、记事、法令、文牍、谈丛、文苑、小说、图画、问答、附录、凡十四门，议论宏通，记载详确，谈丛、小说各门饶有趣味，诚报界之伟观，而立宪国民之粮也。定阅全年八元五角……上海四马路国风报馆。（宣统二年一月十二日《申报》）
《国风报》根据时势而动，与时俱进，言论尤为切实，从事各种政治问题具体研究讨论以及灌输国民政治基本常识。梁启超的《国家命运论》、《宪政浅说》、《中国国会制度私议》等陆续在上面发表，文中详细分析了第一次请愿运动失利的原因，为立宪运动提供了详尽的蓝本。
清末政局错综复杂，变幻莫测，海潮巨浪肆动。梁启超置身于旋涡之中，一言一行关系于全局，由于解除党禁运动的失败，梁启超开始对满族权臣逐渐失望，发动了一次又一次的猛烈攻击。1910年4月20日，梁启超发表《论请愿国会与请愿政府并行》一文，他第一次公开要求建立一个新政府，尽快筹组政党，迅即召开国会，建立责任政府，立行宪政，“激进论”又迅速抬头。
这时，徐佛苏在京主持成立了请愿同志会，并于5月组织各省代表进行请愿，商会、教育会、华侨等社会团体成员也都纷纷加入，形成了一股请愿旋风，一个接一个的上书飞向摄政王载沣，载沣左右为难，谘议局及政府所设机关，不能镇压又不能让步，况且如今“主少国疑，民穷财尽，外患逼近，饥谨四告，”革命党又前赴后继，如燎原之火，国势危难在即，似乎惟有召开国会，无有他法。但是在顽固势力的干扰下，载沣没能一揽大局，于6月27日发布上谕：财政困难，国家时局混乱，民众自治能力低下，尚无条件提前召开国会，仍以九年为期筹备，不准再请愿干扰中央行事。
第二次请愿运动失败后，各省代表仍为之不懈，决议扩大请愿运动规模，决定第三次请愿。这时北京同志会各省分会陆续建立，并且发动了国民及工农商各界人士签名尚书运动，请愿运动生机勃勃。《国风报》同时刊登了梁启超的《为国会限期问题警告国人》一文，激发民众爱国热情，督促各省议员利用合法身份进行斗争，配合各方运动。
8月，徐佛苏主持的国会请愿同志会机关刊物《国民公报》在北京出版。此后，《国风报》与《国民公报》南北谣向呼应，共同推动了第三次请愿运动的迅猛到来。
《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沉重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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