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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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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国民公报》发刊后，利用排满“革命暗潮”，沉重诋毁清廷并且鼓吹立宪，成为各省议员与请愿国会团体的会场，可谓“团体之坚，民气舆论之发扬，足以揭破清廷之昏庸，引导民众革命之激潮。”而此时梁启超感于清廷的昏庸顽固，思想更趋激进，革命之念渐渐流露直至浓厚，陆续在《国风报》上发表急进言论，推动着请愿运动形势的发展。
10月3日，依照《钦定宪法大纲》的规定，清廷主持成立咨政院，大量立宪派人士的存在，使得咨政院成为立宪派的政治基地，立宪派则作为一支合法的独立的政治势力，登上了历史舞台。他们以梁启超的《咨政院章程质疑》、《论咨政院之天职》、《评咨政院》等文章指导运动，公开站立在清廷的对立面，与清政府展开了激烈的斗争，成为国会请愿运动的主力军。
清廷面对轰轰烈烈的国会请愿运动热潮，手足无措，惶恐不安。11月4日，应咨政院、谘议局和各省督抚之请，谕令“着手缩改于宣统五年实行开设议院，先将官制厘定，提前颁布试办。”请愿运动得到初步胜利。
清廷的妥协让大多数立宪派人士欣喜不已，他们张灯结彩，组织大规模的庆祝活动，欢庆请愿运动取得重大胜利。但以梁启超为首的激进派认为上谕中没有立即召开国会、组织责任内阁的内容，清廷又勒令请愿代表迅速离京，不得滋扰生事，引起了徐佛苏、孙洪伊等激进分子的强烈抗议。随后梁启超发表《读十月初三日上谕感言》，指责清廷敷衍民意，以宣统八年、宣统五年等相搪塞，坚持以即开国会为唯一目的，警告当权者“若仍坚此不变，世界上决无复以‘宣统五年’四字连属成一名词者”， 对清廷的绝望和愤怒化成无尽的仇恨，言论渐趋革命。此时革命起义如燎原之火，渐有欲燃之势，而梁启超的激进言论促使一大批立宪派会员逐渐倾向于革命。再次引起了康有为的反对，康有为愤责梁启超是“一人叛变，全党皆动”的罪魁祸首， 两人的沟壑越来越来深，水火不相容。
1910年8月，日本吞并朝鲜后，野心勃勃，东北人民深感危机，奉天的立宪派首领商讨后，决定领导青年学生罢课请愿，天津、直隶等地学生纷纷响应，罢课、游行，“断指血书”、“刺骨血书”纷飞，要求救亡图存，速开国会，一股罢课###汹涌澎湃，掀起了第四次请愿高潮。清政府惊恐万分，采取残酷手段血腥镇压，激起了人民对清廷的愤怒，国内形势更加混乱，政坛错综复杂，顿时风云突变。
在立宪运动如火如荼的同时，国内又兴起了“保路运动”，两者相互呼应，沉重打击了清政府的统治。
1911年，由于清政府将已归民办的川汉、粤汉铁路收归国家所有并出卖给英法德美四国银行。这一卖国行径遭到了鄂、湘、川、粤等省人民的严厉抵制．激起了全国人民的愤慨，立宪派把立宪主张灌输于保路运动中，以资议局为阵地，宣传爱国民主法制思想，使得保路运动成为立宪运动的发展。
梁启超自杨度口中得到消息后，迅速作文发表于《时报》，及时揭露了清政府的卖国行径，引起了国人的警惕。随后，他陆续发表《为川汉铁路事警告全蜀父老》、《收回干线铁路问题》、《论政府违法借债之罪》等文章，用舆论推动运动的发展。在文中，他批露了帝国主义以铁路侵略、经济侵略来灭亡中国的“新阴谋”，号召国民向政府争取应得的权利、利益，捍卫民族独立。同时，梁启超顺应国内形势的发展的需要，强调法律程序与人民的权利，指出资政院应起到国会的作用决定法律，政府无视资政院的存在，严重侵犯了人民的权利，是无视法律的行为，必将遭受国民的强烈抗议与坚决斗争。
保路运动声势蓬勃，与轰轰烈烈的立宪请愿运动一起，掀起了一阵政治狂潮，对清廷造成了极大的威胁。然而由于清政府的愚昧顽固，不顾历史的进步与发展，最终只能成为历史上的一串泡沫，在武昌起义的枪声中魂飞魄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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宫廷政变计划
立宪运动展开后，社会各阶层逐渐强化了法制观念和权利意念，民智大开，这一切让梁启超欣慰不已，由于运动形式的发展，国会请愿同志会决定解散。组织帝国宪政会作为将来“政党之预备”。梁启超建议并指挥了其组织政党事宜。
国内的形势越来越有生气，可是国外形势却不尽人意，康有为等一批书生经商遭受种种打击。内部同志裂痕渐大导致了心存芥蒂，所有事业无一不运行艰难。更由于国内运动消耗其大，经济状况顿时窘迫不已，事业遭受毁灭性破坏。
1911年3月，台湾爱国青年林献堂热情邀请梁启超访台，梁启超经过一番熟虑后决定前往台湾考察“宪政”，并为立宪事业筹集善款，24日，梁启超偕同汤觉顿，女儿梁思顺乘日本轮船“笠岛丸”离开了横滨，25日舟泊马关，27日顺渑台界而南，28日抵台湾鸡笼山（即今基隆）。一路上梁启超伤愁悲哀，海鸥掠过天空，留下一丝愁绪，海涛拍岸，往事却不敢回首。回想台湾举人涕泣请命，似乎听到了台湾父老在日本铁蹄下的挣扎呻吟；在船上听到林献堂的问候，恍惚间闻到了台湾人民渴盼亲人的呼唤。
“再入鸡笼，警吏来盘诘，几为所窘”，梁启超初登基隆，便品尝到殖民地苛政下的滋味。游台北、台中、台南等地，梁启超目睹了台湾人民“身无完裙居无屋”“饿殍阗路歧”辛酸悲痛涌上心头，满腹悲愤，自然流露，汇聚成一首首动人心弦的诗句；“破碎山河谁料得，艰难兄弟自相亲”，“最是夕阳无限好，残红苍莽接中原”，将台湾人民与祖国紧密相连，血肉相融。台湾美景罪人，却处处流露悲痛与思念，“绵绵列蚰烟如织，暖暖平畴翠玉流，好似扶助千步蹬，依稀风景似扬州。”字里行间无处不是血，无处不是泪。
所到之处，日本特务无处不在，严密监视，让梁启超行动颇为不便，言论受到抑制。与这些特务相比，台湾父老却情深似海，热情如火，梁启超的爱国情丝不时受到触动，感情自然流露，竟使日警也潸然泪下，令人动容。
游历一月，梁启超的感情无时不处于奔放，情感四溢。国内形势的突变，使得梁启超不得不满怀惆怅告别了返回日本。
“赞歧丸”航行在中国海域，梁启超凭舷眺望，祖国近在咫尺，自己“南飞鸟鹊怨无枝”，巨浪澎湃，哀伤、怨恨袭上心头，回程着受伤愁悲哀的诗句：
千古伤心地，畏人成薄游，山河老旧影，花鸟入深仇。
入境今何世，吾生淹此流，无家更安住，随意弄扁舟。
慈禧太后死后，社会各种矛盾迅速激化，立宪派国会请愿运动澎湃，革命派起义不断，宫廷也争斗不止。这时，宫廷内部形成了对立的两派，一派以载沣为首，一派以载涛、载洵为首，两者争斗不止，载涛等与欲以立宪来从载沣等人手中夺取政权，于是迅速与梁启超等联络起来，欲以“全力扶循禁卫军，使之成为心腹，然后一举彼举而廓清之。”
此时梁启超正梦想国会，追求议会政治。1911年6月4日，在他的指导下，原政闻社、预备立宪公会、帝国宪政会、湖北宪政筹备委员会等立宪团体集聚北京，召开大会，成立国会性质的宪友会，在徐佛苏、雷奋、孙洪伊等人的领导下，在各省建立分会，成为立宪派统一的全国性政党。梁启超的《中国政党之将来》、《政党与政治上的信条》成为宪友会活动的指示塔，引导着立宪派走向国会的胜利。
可是，清廷在预备立宪过程中，大行暴政，致使物价飞涨，民不聊生，饥民不断暴动起义，而此时革命派也逐步扩大了声势。梁启超敏锐地看到，清政府末日即将来临，须立即整顿国事，否则后果不堪设想，于是加快了他的宫廷政变计划。
就在这时，武昌起义的枪声打响了。随后，各地纷纷响应，形成一股席卷全国的革命洪流，革命派声势大振。10月14日，清政府在帝国主义的要求下重新起用袁世凯，令其率兵镇压。革命派与袁世凯无论谁掌控全局，都必定不利于立宪运动的发展，梁启超决定发动宫廷政变计划。
宫廷政变计划以推翻载沣统治的恶政府“而改造一良政府”为目的，一面是利用禁卫军发动宫廷政变，一面是策动北方新军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举行兵变，里应外合，推翻奕歆，召开国会，以咨议局、咨议院议员为国会议员，一举实现君主立宪，奠定大业，完成“中国存亡最后之一着”。缜密的计划让梁启超满怀希望，颇为振奋，特别是军队的合作让梁启超信心大增，以为该计划天衣无缝。可是，人算终不如天算，在这关头，袁世凯出手了。
袁世凯在受任湖广总督后，并不积极镇压革命，还要求速开国会，建立责任内阁，解除党禁，总揽兵权，逐渐掌握了清廷实权。
10月29日，北京新军首领张绍曾、吴禄贞、蓝天蔚等在滦州发动兵谏，奏请政府批准“请愿纲领十二条”，要求解除奕歆内阁，在本年内召开国会，组成责任内阁，起草宪法等等。第二天，鉴于国内严峻形势，清廷不得不向立宪派妥协，宣布解除党禁，任命袁世凯为新的内阁总理，立刻组织责任内阁。
党禁已开，梁启超感到形势一片光明，甚至已经开始详细谋划了政变胜利后的应变方针政策。此时，袁世凯观望不前，新的内阁尚未成立，而革命派虽然形势大好。但还是不足以威胁北京城，况且各省均为咨议局立宪派人士控制。梁启超决定在袁世凯前赶往北京，夺取政权，成就大业。
11月6日，梁启超化名陈用乘日本天草号轮船，直奔大连，途经黄海，感触良深，追忆往昔，不胜感慨。矗立甲板，仰望夜空，繁星点点，心思飞向了远方：
瀛海团团月，相望几百回，即看枯影瘦，长是露中开。照梦成深仇，窥愁又独来，十年往还路，为汝一徘徊。
9日，“天草丸”抵达大连。熊希龄派李彬士迎梁启超入住太和旅店。此前梁启超在途中已发布“和袁、慰革、逼满、服汉”八字大方针，指导政变有计划地进行。可是，北京新军第六镇统制吴禄贞被暗杀的消息如一记闷棍击打了梁启超的大脑，政变计划未行先失大将。尽管这样，形势已经逼迫梁启超只能沿着设计好的道路继续走下去，但是他的心中已经悄悄浮起了阴云。当夜，梁启超乘坐汽车前往奉天谒见蓝天蔚，商讨大事。
然梁启超归国的消息不知如何所泄，已“久已播扬，内地亦举国咸知矣”，梁启超一路“警察护从，言辞甚恭”。11日晨，梁启超抵达奉天郊外，随后进入日本驻奉天领事馆。就在这时，新军第三十镇统制张绍曾被解释兵权，蓝天蔚“滦州兵谏”失败的消息传来，梁启超顿感形势大为不利。
而此时，袁世凯如猛虎下山，气势逼人，处处占尽先机，狠打梁启超的“七寸”。13日，袁世凯抵京组阁，梁启超在与袁世凯的正面斗争中大失威风，只得在友人的催促下，慌忙逃离祖国，重返日本。至此，梁启超策划的政变计划彻底破产。
追求立宪梦想
宫廷政变计划的失败，使得梁启超彻底失败。在与革命派和袁世凯的斗争中，梁启超成为了最大的输家，然而在共和制度面前，梁启超依然没有放弃立宪思想，他开始梦想在中华民国的青天白日旗下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
武昌起义后，革命派虽然生机勃勃，但是并没能掌控各省实权，反而是享有地位、声望、号召力的立宪派迅速控制了时局，成为了革命的主人。 立宪派利用咨议局为阵地和平转移政权，稳定了时局，起到了安定社会的作用。随后，全国14省宣布独立，咨议局成为当时政府的实际领导者。
此时，梁启超隐居于“双涛园”之留春别墅，徜徉在松涛柏林中，独思天地悠悠，领悟生灵哲思。面对祖国的###，梁启超清醒地看到，中国急需建立一个顽强统一的中央政府，以引导国家走向和平宁静。针对国内的情形，梁启超随即发表了《新中国建设问题》一文，肯定革命并提出建设中国新政体的方案。他在文中认真分析了各种西方先进政体，并相互比较，作出中国适合英国“虚君共和”政体的结论。他认为，在专制成风、奴性十足的中国社会，实行美式共和制，必然导致军阀混战不止，百姓流离失所的惨况出现，中国必定不能重归平静。梁启超的这种避免惨剧的设想是符合政治学原理，符合亚、非、拉后进国家民主进程共同规律的，可是在民主共和大行其道的时代，这种思想只能是落后，不得人心的。于是，在向南北议和代表进言时处处碰壁，遭受惨败。
虽然“虚君共和”理论没有市场，梁启超仍然相信在共和政体下追求立宪政体是顺理成章的事情。1911年12月，革命派和袁世凯展开了议和谈判。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
袁世凯进京组阁后，颁布了各项大臣，梁启超被任命为法律副大臣。袁世凯极力恭维梁启超“抱爱国之伟想，具觉世之苦心”，希望他能“祈今神州之陆沉，悯生灵之涂炭”，归国就职，以“同扶宗邦”。梁启超分析国内情形，认为还不是归国时机，坚辞不就。不过，由于他希望借助袁世凯的武力财力来实现君主立宪，而袁世凯又颇希望梁启超能够归国在舆论上支持自己掌控全国，二者随后接触频繁起来，逐渐走在了一起。
同时，梁启超推行“慰革”方针，希望得到革命派的谅解与信任。1912年1月1日，孙中山在南京就任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颁布《临时宪法》，准备在中国实行美式共和，并且加快了同袁世凯的议和谈判，国内共和形势已经不可逆转，梁启超闻之倍感失意，无奈之下只好支持共和，以谋共和制下的立宪政体。4月，梁启超发表《中国立国大方针》评价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赞颂革命共和派。梁启超的表态引起了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欢迎，黄兴、章太炎也开始联络梁启超，并表示欢迎其归国领导建设，汪精卫写信对论争时得罪“先生”道歉，颂其“以积学养望，同以指导国民为念如先生者”。梁启超与革命派的“一笑泯恩仇”，引起了康有为的不满和恐慌，康有为频频作书训斥梁启超，以使其“浪子回头”。可是在时代脚步面前，梁启超顺应潮流，与康有为落后的思想彻底决裂。与此同时，汤化龙、林长民等应时势需要，联合共和建设讨论会与国民协会合并为民主党，选举梁启超为领袖，梁启超的归国条件完全成熟。
1912年11月8日，在各政党的呼吁下，在全国国民的期盼下，梁启超踏上了回国的征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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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流人才内阁”
经过国内外各界人士的四处奔走，梁启超归国问题提上了日程。1912年11月，梁启超结束流亡生涯，踏上了开往中国的客轮。
“望归国，望了十几年”如今归国，恐仍不得安宁，鲜花美誉，明枪暗箭将一并袭来，虽“登舟吸纳海风，宿疾全愈，胃愈壮”，心情大爽，可是面对即将到来的风浪，梁启超“亦觉体中不适”，“闷守小室中，殆无复海行之乐”。 归国的兴奋不足以抵消梁启超对国家命运的担忧，突如其来的风浪让梁启超胆战心惊，揪心不已。
经大沽，11月18日抵达天津，直隶都督派人远迎，民主等政党亦纷纷接梁启超于船上。张骞、黄兴等皆在天津等候三日，“因初十在湖北开国纪念，彼等候至初七不至，遂皆往鄂耳”。政要的谒见，社会各界的轰动，欢迎之隆重，气氛之热烈，也让梁启超喜出望外，倍感意外。梁启超在津连日赴宴，发表演说，“应酬苦急”。后在袁世凯的催促下，梁启超启程前往北京。
11月28日，抵京。袁世凯代表、政府各部次长、参议院议员、各政党代表一行数百人迎接与正阳门车站， 交通为之一滞。是夜，梁启超便参加旧友组织的欢迎宴会，开始浸入了热情的欢迎会与接待宾客之中，繁忙不已，宾客来访，“只能以二十分钟谈话为约”，每日必有演说，“都中人士之欢迎，几于举国若狂”。报界中，同盟会各报馆中“有一二赞美之词”，梁启超如“众星之拱北辰”中之北辰，原###和斗士，如今成为了共和国青天白日旗下的英雄，而原立宪派也一吐心中闷气，勇气百倍，“人人有哀思战斗之意矣”。
在北京，梁启超应总统府之邀，谒见袁世凯。此时，二人虽有旧仇，但面对共同的敌人国民党，都急需筹措大党，以图控制内阁，袁世凯期望借助梁启超的威望在舆论上支持自己，而梁启超则希望自己能够出任内阁总理，以引导袁世凯走向宪政的轨道。袁世凯出钱，梁启超出力的一场互相利用、相互斗争的交易开始了。
12月10日，梁启超结束“可谓人生之至快。亦可谓人生之至苦”的十二日京城生活，返回天津。风光的生活让梁启超疲惫之余，又有几分得意，自信心猛增，自谓自己“远非孙、黄所及”。他鼓吹革命，宣扬民主，赢得了社会的承认与尊重，功绩永不可灭。胡适这样评价道：
梁任公为吾国革命第一功臣，其功在革新吾国之思想界。十五年来，吾国人士所以稍知民族思想主义及大势者，皆梁氏所赐，此百喙不能诬也。去年武汉革命，所以能一举而全国响应者，民族思想政治思想入人心已深，故势如破竹耳！使无梁氏之笔，虽有千百孙中山、黄克强，岂能成功如此之速耶！近人诗“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时”，此二语惟梁氏可以当之无愧。
梁启超回到天津后，闭门谢客，重整旗鼓，成为政党政治及责任内阁的鼓吹者和追逐者，在青天白日旗下，梁启超继续他一直追求的政党政治，梦想左右天下。
梁启超顺应时代潮流，承认“今日中国已确定为最神圣最高尚之共和国体”，拥护共和，成为共和制度的卫道士，同时他重振立宪派士气，恢复其名誉。11月，梁启超创办《庸言报》，成为他归国后的第一个宣传机关，发表《中国道德之大原》、《治标财政策》、《论国会会议》、《宪法之三大精神》等畅论主张，影响得到进一步扩大。流亡期间，梁启超潜心于研究政治、财政、法律等学术问题，使之成为他飞翔的翅膀，从此投身于轰轰烈烈的政党政治的热潮之中去。
此时，国内政党浪潮迭起，原立宪派与革命派均重振雄心，积极组建政党，参加权利的角逐，以其在选举中击败对方，重整内阁，以和平手段与袁世凯争夺权利。
1912年8月，宋教仁主持同盟会联合统一共和党、国民公党、国民共进会和共和实进会在北京成立国民党，成为当时国内的最大党派，孙中山任理事长，后请宋教仁代理。
这时，国内尚有共和、民主、统一等党。1913年2月，梁启超正式加入国内第二大政党共和党，由于同时作为民主党的领袖，梁启超在政党中的威望逐渐提高。为了与国民党抗衡，梁启超迈开了两党合作的步伐。
1912年冬，根据《临时约法》的规定，按时召开了国会选举大会。1913年2月，选举结果揭晓，国民党取得参众两院共392席（众议院269位，参议院123位），大获全胜，而共和党175席，统一党及民主党各24席，选举的失败让梁启超“心力交瘁”，极度悲观，甚至“拟与政治绝缘，欲专从事社会教育”。
梁启超突然沮丧，使“三党党员大哗”，总统府也仓皇失色。国民党的获胜对袁世凯造成了极大的恐慌，他急需梁启超出面以收拾时局，对抗国民党。于是派人极力劝阻，同时开始对国民党采取了极端手段。
4月8日，中华民国第一届正式国会召开，国民党人张继、王正廷被选为正副议长，国民党再次占据压倒性优势。
1913年3月20日，陶醉于大选胜利的宋教仁在上海车站被枪击中，两天后因伤势严重救治无效而亡。梁启超被列为重大嫌疑之中，然梁启超心怀坦荡，在《庸言报》上发表《暗杀之罪恶》，谴责“暗杀者如驯孤如鬼蜮，乘人不备而逞其凶，此夫耻之”。说明“与宋君所持政见时有不同，然固确信宋君为我国现代第一流政治家，歼此良人，实贻国家以不可复之损失。” 同时袁世凯也应国人的要求查明主犯。“穷究主名”，然而最后却暴露了此举却是他自己与国务总理赵秉钧所为，国内报刊纷纷谴责袁世凯暴行，揭露他颠覆共和的阴谋，革命派也开始计划武力反对袁世凯，重塑共和。
1913年5月，梁启超联合原立宪派和北洋派的三个政党：共和党、民主党和统一党，组成新的政党——进步党。三党合并酝酿数月，至是才合并成功。会上，黎元洪被推举为理事长，梁启超、张骞、伍廷芳、孙吴、那彦图、汤化龙、王赓、蒲殿俊为理事。梁启超成为该党的理论指导人，实际领袖，国会形成以国民党、进步党两党对峙的局面。
为了彻底消灭南方国民党力量，袁世凯瞒着国会秘密向英、法、德、俄、日五国银行举借二千五百万英镑的“善后大借款”，阴谋发动内战，掌控全国。
为了抗议袁世凯的倒逆行为，孙中山从日本回国，揭露袁世凯的反动面目，力主武力###，挽救共和制度。1913年7月12日，江西总督李烈钧在江西湖口组织讨袁军，宣布独立，“二次革命”爆发。随后，国民党人在南京、上海、湖南、四川等地纷纷响应独立。二次革命成为革命党人反对封建专制，保卫民主共和果实的继续，是辛亥革命的“续集”。可是，在袁世凯领导下的北洋军阀的疯狂进攻下，国民党由于纲领不明确，内部组织涣散，讨袁军迅速被击溃，“二次革命”彻底失败。二次革命，梁启超急于掌控内阁，以实现自己的立宪梦想，因此立场不知不觉中倾向了袁世凯，他在舆论界攻击国民党发动战争，祸害百姓。指控李烈钧“叛反国家，应从速扑火”， 二次革命则是由于国民党“白昼杀人”、“庸才”治世才带来的恶果， 在这一时期内，梁启超极尽政治手腕，讨好袁世凯并为之设计了一个民主的“开明专制”方案。然而，袁世凯的欲望不仅仅是“大总统”，他一边利用梁启超，一边又对进步党人加以限制。
1913年7月31日，进步党人熊希龄被任命为内阁总理，作为进步党对其贡献的回报，可是由于熊希龄稳重有余，决断不足，并不能有效地限制袁世凯的行为。随后，袁世凯将黄兴、陈其美、李烈钧等除名，并逮捕国民党数十议员，导致国民党议员人心惶惶，纷纷四处逃散，国民党在议会的优势完全被打垮了，进步党成为了议会的第一大党。
9月，熊希龄内阁正式组成。袁世凯亲信掌握了内政、外交及军事大权，进步党人则把持了财政、教育、司法、农工商四席，由于当时梁启超、张骞等人自誉为“第一流人才”，因此，内阁被称为“第一流人才内阁”。当时梁启超本想就任内阁总理或财政总长，但袁世凯害怕梁启超破坏他的阴谋，以其一介书生，“仅能提笔作文，不能胜任国家重任”为由，仅将梁启超放在了司法总长的位置上，在左右拾掇后，梁启超只好接受了司法总长的职务，从此，进步党成为袁世凯的工具，为其摇旗呐喊的配角。
梁启超入阁以后，主持制定了内阁大政方针，以“制定宪法，为民国建设第一大业”，“日接客数十，夜则以法案”， 颇有一番改革雄心，矢志追求三权分立及立宪政治，重整国家残局。
“第一流人才内阁”成立后，宣布对外“爱重和平”，“开诚布公以敦睦谊”，尊重主权；财政上，“澄吏治，核名实”，裁减军费开支，整理币制金融；军政方面则“裁军，简政”，实行军民分治；实业上，则实行“保护主义”及“开放主义”，以缓和国内矛盾，促进资产阶级的发展；司法上，整饬法令，编定法律，实行司法独立，将中国“养成法治国家”。 一系列的改革试图将中国带上正轨，真正走上有利于资本主义发展的立宪道路。
然而，在脑中充斥着封建专制思想的袁世凯眼中，军队和财政才是他的资本，而立宪内阁只不过是一个达到称帝目的的工具。1915年9月8日，梁士诒组织共民党，成为袁世凯的御用党，袁世凯从此抛弃了进步党，加快了称帝步伐，而“没有实权”的人才内阁被逼压得步步退让。在袁世凯的压力下，梁启超在内阁中政治思想处处碰壁，外交也不得不屈从袁之意志，甚至提出实行“开明专制”以迎合袁氏，重弹民智尚且不够，不宜实行民主共和老调，思想可谓“已不知流转几许次”。
在军事经济实力雄厚的袁世凯面前，梁启超妥协了。10月4日，宪###议公布了梁启超等制定的总统选举法七条，将法律的程序颠倒过来，先选总统，后定宪法。6日，国会在共民党的威胁下被迫选举袁世凯为正式大总统。10日，袁世凯宣誓就职，成为建国后第一个国庆节登上正式总统宝座的大总统，从此，宪法、国会之类的民主招牌已经不能阻碍他的手脚了。
不久，梁启超拒绝袁世凯要求取消限制专制规定的授意，激化了进步党与袁世凯的矛盾。11月4日，袁世凯借口国民党议员“勾结乱党”。下令解散国民党，驱散国会议员，揭下了伪装拥护共和的面纱，迈出了北洋军阀武力破坏国会的第一步。
此时，梁启超仍然没有看出袁世凯破坏共和复辟帝制的真实意图，他在解散国民党的当天，赶赴总统府，要求袁世凯取消命令，并威胁国会无法召开，总统也无从存在。但是，袁世凯有自己的算盘，对梁启超的威胁并不理睬。
11月26日，袁世凯下令召集政治会议，代替参、众两院职权，并于12月15日召开会议，反对司法独立及设立法院，主张恢复清朝旧制。梁启超闻讯后赶到，经一番唇枪舌战，最后还是失败而归。复辟帝制似乎呼之欲出。
为了彻底打击进步党，袁世凯于1914年2月14日，公布热河盗宝案，熊希龄被迫提出辞职，“第一流人才内阁”倒台。随后梁启超提出辞职，于2月20日结束了长达6个月的内阁大臣生涯。然而，就在此前，梁启超接受了币制局总裁一职，决心从改革币制下手来整顿国家财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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