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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命的文章在梁启超的笔下涌现。

　　1902年，梁启超陆续发表了《释革》、《新民说论进步》等文，大肆鼓吹革命破坏。在《释革》一文中，梁启超将革命分为西方“以仁易暴”的文明革命和中国的“以暴易暴”的野蛮革命。针对中国人只知皇朝易姓，朝代更替，“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偏离了革命本质。他在其中极为详细分析了西方与中国革命的不同之处：西方革命目的是为广大民众谋利益，而中国革命则是极少数人谋权夺利的工具；西方革命是“单纯的革命”，而中国革命则充满复杂性，战争一发，“百数十革命军同时并起，原野厌肉，川谷阗血，全国糜烂……”；西方革命斗争矛头指向恶政府，目的达到后即结束，而中国革命长期军阀混战，自相残杀，互相吞并。看到中国“私人野心的革命”，梁启超更加倾向于西方的“文明革命”，不断研究西方革命，发表一系列研究著作，不遗余力的进行革命宣传。

　　四月，梁启超在给康有为的信中，大论革命，排解康心中的忧虑，企图说服康有为，共兴革命大业。他把自己比喻为希腊之柏拉图、英国之德麻摩里、法国之仙世门，虽然“驳之者，亦不下数十家”，但是“其宗旨条理，皆极精尽，极详密。”　　能够唤起民族精神，惊醒广大民众。梁启超认为在改良道路走不通的时候，则必须利用革命。中国“受数千年之积痼，近日中国若行渐进的枝枝节节的改革，再过十年百年，亦不过如此。”害怕破坏是保守心盛的表现，“破坏终不可免，愈迟愈掺”，革命，“乃是今日救中国独一无二之法门”。　　

　　梁启超认为在无血革命不能成功之时，也不得不由下层人民来发动有血之革命，来辅助无血革命的进行。他是这样设想的：近几年间，通过革命手段推翻封建专制政体，建立共和社会，光绪皇帝可以为第一任总统，但是这个总统不是终身制，更不是世袭，下届总统必须为黄克强，即革命领导人。

　　梁启超的主张遭到了康有为和其他一些挚友的反对，他们纷纷采取行动来“挽救”来梁启超的前途。

　　康有为接到梁启超的来信后，不以为然，随即写了两封很长的信专门讨论革命自立问题，一封是《复美洲华侨论中国之可行君主立宪不可行革命书》，一封是《与同学诸子梁启超等论印度亡国由于各省自立书》，他认为中国“土地等于欧洲，物产丰于全美，民智等于白种，盖具地球第一等大国之资格。”而“物合则大，分则小，合则强，分则弱”，中国绝不能步印度等国后尘，自立亡国，康有为的立足点并不保守，可是他盲目的认为“革命诸人号称救国者，乃必欲分现成之大国而为数十小国”，导致中国的灭亡。由于梁启超民主共和思想已经深入其心，况且康有为的观点时有瑕疵，这怎能让梁启超重返君主立宪道路？毕竟当时民主共和已经大行其道。

　　无奈中，康有为以“断绝”、“决裂”来威胁梁启超。1902年，康有为来信，告以“大病危在旦夕”，让梁启超惶恐不安。这种近似无赖的做法恰恰抓住了梁启超“尊师守道”的“软肋”，可是共和之心“能大改乎”，康梁之间的沟壑逐渐扩大。

　　戊戌变法中，康有为抬出孔子，给变法寻找理论依据，给改革提供了合法性，这是一种进步，可政变后，康有为在海外掀起尊孔保教运动，借尊称圣人而自为教主，个人欲望日益膨胀。由于他的误导，各地大办孔子寿诞，造孔庙，使得民心疲惫，资财浪费严重，也阻碍了思想学术的进步。

　　1902年，梁启超发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正式公开反对恩师康有为的保教主张，被康有为等视为“大逆不道”。其时，康有为的思想早已停滞在戊戌变法时期，没能够与时俱进。而梁启超在流亡海外后，大量接触新思想，思想上逐渐独立，早已不是康有为身边摇旗擂鼓的小鬼，成长为一名新思想的真正领导人。

　　在《保教非所以尊孔论》一文中，梁启超指出中国能够兴起，在于新思想传播，用来开启民智，培养国民的自治能力，造就具有新思想的“新民”，这也是中国社会的当务之急，而保教之说阻挡新思想的深入民心，与时代背驰，又劳民伤财。康梁在该问题上各抒己见大肆辩论，可是在“尊师”思想的影响下，梁启超的思想也只能停留在口头上，还是不得不为保皇会奔波筹款，以供“保教”挥霍。

　　尽管梁启超仍然在为保皇会奔波，但是他的思想早已完全脱离了康有为的束缚，成为他不断探索追求新事物的润滑剂。从此，康有为告别了引领时代的“资本”，接力棒交到了他最出色的弟子手中，正如美国学者约瑟夫&；#8226；阿勒文森说的那样：　

　　从1898年的改良运动到1919年的五四运动，康有为扮演的角色是渺小的，而梁启超则成为鸦片战争以来理论界的真正领导者。1902年——1911年，即从《新民丛报》发刊到革命爆发的这段时期是梁启超的黄金时代。　

　　

考察美式共和
1903年，应美洲保皇会的邀请，梁启超决定前往美洲游历，考察民主共和政体。2月，将《新民丛报》社务交由蒋观云处理后，梁启超踏上了前往美洲的征程。

　　横滨码头，梁启超神情激动，踌躇满志，眼中放出坚毅的光芒。“皇后”号远洋客轮默默地停泊在码头，似乎也怕惊扰这位中国最优秀的青年。

　　此时是公元1903年2月20日。

　　“皇后”号一声长鸣，缓缓地离开了横滨海港，李惠仙的身影渐渐消失在水天相接处，模糊不清，迷雾遮掩了一切，不知梁启超的心是否也蒙上了一层薄纱……随同梁启超前往美洲的还有侨商黄慧之、鲍炽二人。　

　　“皇后”号行驶在浩瀚无垠的太平洋上，空荡让人分外渺小，孤独、寂寞袭上心头。无尽的愁绪成为梁启超大洋旅行的最好伴侣。“十年十处度初度，颇感劳生未有涯。岁月苦随公碌碌，人天容得某栖栖。”在海上度过的31岁生日并没有让他平添几分浪漫与飘逸，忧愁令他神伤，大洋的博大更增加了几分孤寂，落日的光辉浸红了辽阔的海面，绚丽多姿，晚霞更加反衬出梁启超的那颗“无踪”的心，淡淡忧郁从眼神中闪过，唯有魂牵梦萦的祖国才能给他些许安慰。

　　3月4日凌晨，“皇后”号驶入加拿大湾高华（今温哥华）海口，两岸青山纵立，渲染出一幅灰绿色的山水画，水雾弥漫在水面山间，松林挺拔，倒映在水里，水中也泛起波波绿纹。客轮穿梭而过，青山向后走去。恍惚间，梁启超犹如置身于三峡美景之中。

　　午后一时，“皇后”号抵达码头，梁启超整理一下心情，信步走向迎接他的人群。码头上，人头攒动，热闹非凡。域多利位于湾高华附近，14年前康有为创立中国维新会（即保皇会）于此，这一带成为美洲保皇会活动最为频繁的地区。

　　梁启超在此居留两个月，参加了湾高华保皇总会的选举会和兴筑总会所的树基典礼，作为康有为的“代言人”，梁启超整日演说，筹集款项，扩大保皇会影响力。梁启超深入下层民众，发现了加拿大侨民爱国心很重，可是由于不平等政策的影响，他们都生活“困苦不可言状”。

　　可就是在这时，港、澳、横滨方面却因为意见的隔阂、事业上的误会引起了很大的龌龊，梁启超不断作书于各方，调和矛盾，但是由于仍然没有放弃“革命共和”思想，和康有为的误会也在不断加深，并没有融合的迹象。

　　3月，荣禄卒。梁启超作《呜呼荣禄》一文，载《新民丛报》第二十九号中，抨击荣禄数年来专权跋扈，无一建树，希望能够唤起国民之振作自强，以应当前之变局。

　　4月29日，梁启超、黄慧之、鲍炽等人乘坐火车经渥太华前往纽约。5月12日，梁启超一出车站，便被迎接的华人重重包围，华人多停工停市来一睹“天之骄子”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置身于这个世界第二大都市，目不暇接，大开眼界。繁华锦簇的城市美景中夹杂着一点点“污垢”，穷人们衣不蔽体，饥寒交迫，这样的现象让梁启超赞叹资本主义的同时，也为其贫富差距悬殊的景象黯然神伤。

　　几天后，美国社会党纽约《社会主义丛报》总撰述哈利逊氏来访，梁启超认真听取了他的建议。在称赞社会主义之完美的同时，梁启超清醒的看到“在社会进步仍有等级”时，“极端社会主义并不能适应现在中国社会，英美亦不可行”。而社会主义可以作为调整贫富差距的工具应用于中国社会。

　　5月下旬，梁启超来到了美国民主共和的发源地波士顿，引起了当地社会的震动，受到了社会上各界名流、华侨、报界的热烈欢迎。《波士顿先驱报》、《波士顿晚报》这样报道了梁启超的到访：

　　大共和国的梦想，使全部唐人街颤抖，梁启超借助于描绘新中国唤起潜在的爱国激情。

　　在波士顿，梁启超仔细考察了民主共和政体的发生、形成、发展，开始对其是否符合中国国情产生了怀疑。美国民众的自治习惯和自治能力让美国很自然的组成了共和政体。看到自治能力高出中国国民的华人为选举纠纷斗殴，乃至血水横流，让梁启超不禁胆颤心惊，寒心不已。在纽约拜访容闳（原自立会会长、勤王运动领导人）后，梁启超来到美国的政治中心——华盛顿。6月11日、12日，梁启超分别拜访了美外交部长海约翰和总统罗斯福，他们大谈“中国可以扶植之论”，“门罗主义，所向无敌”，让梁启超“深为我国悲惭，唯唯而已”。美国政治人物的野心让梁启超暗自心寒，他认为：“世界大势日集于太平洋，世界大势日集于中国。如此，可以利用太平洋以左右世界者，应该是中国。”　　怎么会“太平洋当属美国独一无二之势力范围”呢？

　　梁启超每日游荡在华盛顿的街头，参观兵房、库房、博物馆、植物园，认真考察美国社会各个阶层的真实状况，掌握了研究共和政体的第一手材料。他赞扬美国社会的社会基础设施以及风俗等方面的优越之处，也看到了美国社会存在的许多弊病：酬选现象严重；官场腐败，高洁人士不屑入内；贫富差距过大，对穷人来说，民主自由是一句空话；种族歧视问题严峻。梁启超开始动摇了，迷茫了：民主共和能让中国富强吗？

　　6月29日，梁启超等人自纽约西行，经费城、波地摩、必珠卜、纽柯连、圣路易、芝加高，行至气拿连。沿途梁启超均作停留，指导保皇会事务，募捐款项，可是异国他乡的华人生活贫苦，甚至穷困潦倒，受尽歧视，根本无力捐款，筹款工作陷入困境，难以进行。到气拿连的第三天，正是光绪皇帝万寿节，梁启超联合附近各埠代表，聚会于气拿连，遥祝光绪皇帝万寿无疆，国家早日富强，维新大业早日成功。

　　经过沿途一路奔波，9月25日，梁启超抵达旧金山。这里保皇会成立较早，会员已逾万名。经过一个多月的考察，梁启超于10月24日离旧金山北上，29日返回加拿大湾高华。

　　31日，梁启超由湾高华乘中国皇后号船归亚洲，96通电报，百名好友涌至码头，挥手相送，“爆声巾影，绵亘一时余。”　　轮船进入太平洋海域后，风平浪静，秋高气爽。入夜，一轮圆月挂在海天之间。站立船头，依傍船舷，一海银波显得分外幽秘，发出凄清的色泽，勾起梁启超的凝思。

　　11月11日，梁启超抵达横滨，重新回到了出发地。回到日本后，梁启超随即将考察游历经过，著成《新大陆游记》一书，在《新民丛报》上发表。在书中，梁启超言论大变，完全放弃了“破坏主义”和“革命排满”主张，重新回到了君主立宪的阵营当中。

　　梁启超的转变在社会上掀起了轩然大波。此时革命共和思想日益激烈，邹容的《革命军》出版后，反满呼声高涨，“苏报案”后，革命共和派活动日趋激烈，影响逐步扩大。然而就是在这样如火如荼的革命浪潮中，梁启超一改往日主张，鲜明地提出了君主立宪乃至开明专制，被革命人士视为“叛逆”，革命共和派和君主立宪派在国家前途上展开了激烈的争斗。

　　1904年1月，保皇大会在香港召开，随后梁启超全身心投入到保皇会的工作中去，成为君主立宪派的旗手。不久，以宣传君主立宪为宗旨的《时报》出版，赏心悦目的文字，新的内容和体例，颇具兴味的新小说、新诗歌，引起了文坛知识名人的极大关注。

　　1905年8月，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以“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为口号，进行暴力革命，以推翻满清政府。11月，其机关报《民报》创刊，随后成为与君主立宪派论争的阵地，章炳麟、汪精卫等成为其中的先锋。一场关乎中国命运与前途的论战，轰轰烈烈的展开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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轰轰烈烈的论战
梁启超从美洲返回后，他的转变如暴雨骤至，浇灌了整个中国的文化思想界，引起了社会上的强烈震动。作为舆论界瞩目的焦点，梁启超的一举一动都与社会的气息相连，他的突然转变引起了轩然大波，社会上掀起了关于救国道路的论战。

　　1903年11月—12月间，梁启超连续发表《论俄罗斯虚无主义党》、《答飞生》、《答和事人》等文章，表明了他新的立场，并解释放弃革命共和主张的原因，重新回到了君主立宪派阵营。

　　不久，革命派以《民报》为阵营，先后投入一大批理论家、学者如陈天华、汪精卫、宋教仁、章太炎、胡汉民、刘师培等进入论战阵营，声势颇为浩大，发动了全面进攻。随后，梁启超为了宣传主张，决定应战。但是，立宪派方面只有他一人在孤军奋战，苦苦支撑。

　　在1899年左右，梁启超就因为破坏兴中会檀香山的组织和革命派开始产生冲突。由于当时梁启超的革命倾向，孙中山选择了和他继续合作下去，可是对于梁启超的公然“叛变”，孙中山也悲愤难忍，决定向梁启超发起猛烈进攻，甚至在梁启超提出停战的时候，仍然毫不相让，希望能够将梁启彻底挫败，维护革命尊严。

　　两派的分歧主要集中中国应实行何种政体，其核心就是中国国民程度能否具有独立行使民主权利的能力，这成了双方论争的基本出发点。

　　革命派方面，孙中山说，民主建设的关键不是普通人民的知识和能力水平，而是革命志士的素质高低，志士的能力将决定民众能力的高低。陈天华则认为中国民族的聪明才智只是由于过于安逸才导致逐渐落后的，其实早已在原始社会时期就达到了极点。他天真地认为只要推翻封建专制，国民素质自然会苏醒会提高，只要人民知道权利的“可贵”，就能够“尽义务”、“享受权利”，　大肆鼓吹汉族优秀论。由于中国积厄已久，必先推翻满清，消灭阻碍势力，建立新的制度，才能按照民主共和社会的设想来完成革命。

　　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国民的才智并不是天赋的，人民民主思想的养成需要一个渐进过程，仅仅依靠一两个杰出人才是不可能实现民主自由政体的。况且中国战争###不止，现在需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发展环境，而革命必然引起战争，必然群雄并起，战乱频繁，社会混乱，人民难以为生。在民主共和商未深入民心，建立民主制度必先建全党政党制度，可是现如今中国存在的政党甚至自己的封建思想依然根深蒂固，何从来完善政党制，进而两党甚至多党来竞选总统？在现在的状况下，中国应先实行一时期的开明专制，以引导人民思想的前进方向。

　　关于在国家实行何种革命，他们各有自己的观点。革命派大多数也赞成立宪制，但是都认为革命是立宪的前提，立宪只能是革命的结果，手段与形式不一样，革命派接受的是民主立宪，而不是君主立宪，中国的命运不能由君主来决定。梁启超的“开明专制论”遭到了革命派的强力反击，

　　同时由于革命派的斗争毛矛头直指满清封建政权，以推翻满族政权为目的，虽说有一定的进步性，但是由于其狭隘的民族政策，必然导致民族矛盾加剧，西方帝国主义干涉。他们当时都认为“中国今日满汉不并立”（汪精卫语），排满是革命派宗旨，请立宪就是背党纲，服从异族人统治。尽管如此他们甚至还抱对满族的不满，发泄到立宪派的身上，认为他们的思想言论侮辱汉族思想，讥讽他们拥光绪为圣主，是清廷死心塌地的满族奴。

　　革命派的言论在社会上引起了一波热潮，反对满清统治的呼声越来越高，形势越来越严峻，梁启超害怕由于满族的被驱会引起其他少数民族的恐慌，致使国家分裂。他在《新民丛报》上呼吁革命派发起狭隘的民族复仇主义，希望真爱国者能够“节制感情，共同向一最高目的以进行也。”　这也是革命派和立宪派论争中的种族革命。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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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的背景
八国侵华战争结束后，京城一带一片狼藉，社会遭到严重破坏，慈禧太后回京后，依然整日醉生梦死，看不清社会形势的严峻，皇宫里面歌舞升平。

　　然而言论界一片热闹，革命共和派与君主立宪派矛盾越来越大，梁启超的转变成为一条点火索，引爆了整颗“炸弹”，一时言论界开始了激烈的论争。这个时候，立宪派、革命派两党冲突愈烈，1904年5月，徐勤在康有为的命令下在香港创办《商报》，大力提倡保皇扶满，鼓吹君主立宪，革命派人士在《中国日报》和《世界公益报》等杂志上作文反驳保皇观点，甚至诬蔑梁启超。香港的两党论争爆发。不久，孙中山发表《敬告同乡书》，号召划清保皇与革命的界限，两党的合作告一段落，开始了真正的决裂。

　　可是就在这形势严峻的时刻，不幸再次降临到梁启超的身上：挚友黄遵宪因肺病医治无效于光绪三十一年二月二十三日逝世。悲痛袭上心头，泪水模糊了眼睛，多年的委屈与事业的不畅，一下子全涌了出来。《时务报》馆两人一起撑起了宣传维新变法的大旗，随后一起出走时务学堂掀起了湖南变法的热潮，戊戌变法失败后互相藉慰那两颗一样受伤的心。二人虽年龄有所差距，但那一颗一样为中国命运跳动的心却是一样，坚挺充满活力。

　　黄遵宪的思想见解与主张，在当时社会上颇受瞩目，起到了重要的作用。虽然他没有和梁启超一起从事实际运动，可是他在维新派中享有极为重要的地位，他的思想与梁启超有很多共通之处，对梁启超的影响不小。梁启超失意时，是他激发梁启超心底的激情，重新唤起那个呼风唤雨的青年；梁启超事业得意风发时，是他送去赞誉鼓励与警示。在二人的心中，都彼此视为知己，梁启超在《饮冰室诗话》中这样记载其事：

　　二月二十八日忽得噩电，嘉应黄公度先生遵宪既归道山。呜呼痛哉！今日时局，口失斯人，普天同恨，非特鄙人私痛云尔。吾友某君，尝论先生云：有加富尔之才，乃仅与诗界批一新国土。天乎人乎，深知先生者，必能信此言之阿好也。

　　先生治事，文理密察之才，以吾所见国人多矣，未有一能比也。天祸中国，嗟跌之数十年，抑亦甚矣，乃更于其存亡绝续之顷，口夺斯人，呜呼，何一酷至此极耶！　　　

　　戊戌变法失败后，清王朝更加衰弱，国内民族危机严重，国外西方列强虎视眈眈，清王朝犹如一只被群狼包围的肥羊，义和团运动、八国联军侵华战争，让清王朝的步履越来越蹒跚，慈禧太后早没有垂帘听政的威风，只知道保全自己的生命利益，哪顾得上百姓的存亡？政府的软弱、帝国主义的猖狂使得百姓深浸水火之中，生活疲惫不堪。这时，社会上的有识之士看到了社会的隐患，决心以自己的努力和血汗来换取新的中国、新的生命。其中，以康有为、梁启超为首的立宪派和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成为其中最强的两股势力。

　　国难在即，民族存亡迫在眉睫，社会上要求改革、要求维新的呼声越来越高，为了平息国人愤怒，挽救清廷，慈禧太后开始走出维新的脚步。在1901年后的几年来，清政府陆续颁布了一系列改革法令：派遣留学生，建立新式学堂，建立新军，大力发展工商业……这些措施的实施，使得社会经济迈出了新的一步，中国教育的面貌也开始泛起红晕，中国社会似乎将呈现一片生机。

　　“新政”的颁布让立宪派倍感光明，梁启超也颇感振奋，开始为维新的前途奔波。“新政”颁布后，梁启超发表《警告当道者》一文，以1628年英国国会军起义的历史警告清政府，要以查理一世为戒，以免引起国民震怒。他要求若改革就要从民众出发，实行真正的改革，进行彻底革命。随后立宪派利用《新民丛报》作为基地，开始宣传真革命、彻底革命，成为当时言论界的一朵奇葩。1904年的日俄战争的胜利，被立宪派认为是君主立宪制度的胜利，这更加振奋了立宪人士的信心。随后，一批清朝亲贵在战争停止后开始附会风气，以端方为首的官僚纷纷上书慈禧，要求实行立宪。

　　由于立宪派的宣传、清朝官员的奏请，社会上迅速掀起了一股要求立宪的风潮。1905年，俄国十月革命的爆发，引起了慈禧太后的震动。俄国革命后的社会极端混乱，恐怖肆虐着这个世界上最大的封建专制国家：电灯灭，瓦斯竭，船坞停，炸弹裂，君后逃，辇麾塞，警察骚，兵士集，日无光，野盈血，飞电刿目，全球挢舌。於戏俄罗斯革命！於戏全地球唯一之专制国，虽不免于大革命！　　在封建统治者的眼中，俄国赫赫积威，在社会前进的脚步面前竟然不堪一击，而中国腐朽萎靡的专制制度岂不是更加虚弱？一时，悲观丧气弥漫整个乾清宫。

　　令人兴奋的是，思想界仍然生机勃勃。多年新思想的传播，各种宪政的考察，一批宪政理论专家不断涌现，成为清朝立宪过程中的生力军。梁启超、杨度就是其中最权威的代表。

　　杨度原为中国留日学生总代表，思想先进，以拯救国家为己任，希望能够力挽狂澜，拯救国民与水深火热之中。他深受西方先进思想影响，多研究政体国体方面的知识，对西方各种政治制度有着自己独到的见解。在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中，被梁启超的思想言论说服，从“迷信革命”开始转而支持梁启超，　和徐佛苏、蒋观云等共和革命派人一起拥护梁启超，成为他的得力助手。

　　1906年，革命派与立宪派的论争日益激烈，自革命派同盟会于去年成立以后，革命派以《民报》为阵地，开始了向立宪派宣战。4月28日《民报》第三期发行号外，革命派就两派的论争提出十二个问题，号召辩论。从此，立宪派与革命派的言论机关分别以《新民丛报》和《民报》为代表，针锋相对，壁垒森严。针对革命派提出的三大革命，梁启超作《开明专制论》和《申论种族革命和政治革命之得失》，明确反对种族革命，主张政治革命，对于种族革命则有分裂国家之言，遂于其不做过多辩争。

　　由于社会形势的改变，清廷迫于形势的急剧变化下诏准备预备立宪，立宪派开始转为实际运动，以更好的指导立宪运动的发展。梁启超随后示意徐佛苏倡议《民报》、《新民丛报》停止论战，以期望能够全身心的投入到预备立宪中去。《新民丛报》第十一期，刊载了徐佛苏的《劝告停止驳论意见书》，向革命派要求停止论争，共同投入到改革的浪潮中去。随后，革命派在《民报》上发表文章，拒绝了立宪派的建议，力图挫败梁启超。

　　1906年2月，为了使梁启超能够更好的投入到工作中去，梁父莲涧先生前往日本，主持梁家日常事务。可是，4月梁启超继母不幸去世，莲涧先生又不得不匆匆归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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预备立宪
国内外形势的急剧变化，深深刺激了清朝当权者慈禧太后，特别是俄国十月革命，给了强烈的震撼，在加上革命派不断的起义，让政府也疲于应付，为了应对形势的变化，清廷逐渐倾向于民主立宪，加快了立宪的步伐。

　　1905年7月，清廷应端方等大臣的奏请，效仿日本明治维新时所行之事，派出载泽、端方、戴鸿慈、尚其亨、徐世昌等五大臣出使西方各国考察宪证，迈出了预备立宪的第一步。临行时，革命派在火车站放置炸弹，“伤毙送行者数十人”。　　12月和次年元月，五大臣分两路启程，这次李盛铎取代了受伤的徐世昌得以出访西方列国。随从的大臣包括内阁中书陆宗舆、翰林院庶吉士熊希龄、直隶州知州夏曾佑等数十人。

　　五大臣先后前往美国、德国、英国、法国、丹麦、瑞典、俄国、意大利等10多个国家，考察了包括议院、军队、工厂在内的具有西方先进技术与制度的国家重要机关，详细调查了中国实行立宪这个政体的可能性。7月，五大臣率领的考察团回国，大力推崇立宪政体，正式提出立宪方案。

　　此时，立宪运动因发起于康梁而普及于全国上下，立宪舆论大兴。梁启超在运动中大力提倡立宪，研究、阐述立宪主张和理论，使运动由萌芽而茁壮成长。梁启超不断发表立宪之论，明确指出君主立宪的要义在于建立国会及设置责任内阁，立宪运动开始趋于具体，上至影响朝廷，下至影响社会。立宪之声，几乎成为当时政治言论的口头禅。　

　　五大臣考察西方宪政后，由于不懂宪政，无法提出一个切实可行的具体方案，不得不求教于立宪制度的权威梁启超。得到端方等的请求后，梁启超犹如久困的英雄终于有了用武之地，跃跃欲试，大展身手。随后20多天，梁启超隐藏于海上的一条轮船中，整日苦战，撰写了《东西各国宪政之比较》等奏章，奏请立宪、赦免党人、请定国是等。尽管海上风景迷人，可梁启超置身其中，犹如老僧入定一般，注意力完全集中于奏章之中，二十日竟然不闻自己身旁的美景。随后，梁启超协助杨度起草了完成《中国宪政大纲应吸收东西各国之所长》、《实施宪政程序》两文，给预备立宪规划出了一个整体的蓝图。后来梁启超还时常为清朝官员提供咨询、建议，影响着清朝上层官员的意志。梁启超借起草立宪政治文件，将自己的主张融化成清朝实行改革的方案，一个清廷通缉的要犯却开始左右了政府的朝政。尽管身在海外，梁启超通过在国内的同志用他那支充满魔力的笔指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