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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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发挥民权的政治论，给学生的触动不小。开学几个月后，同学们的思想在不知不觉中就起了剧烈的变化，他们象得了一种新信仰，不独自己受用，而且努力地向外宣传。于是整个湖南哗动，从省城到乡村，没有地方不惊之为奇，整个湖南思想界天翻地覆。引起以王先谦为首的守旧派极大恐慌。守旧派指责梁启超一干谣言惑众，伤风败俗，“忤逆连篇累牍，乃知志在谋逆。”　　所教之学违背伦理，误人子弟，不啻为百十俊秀，焚而坑之。在守旧派看来，时务学堂则成了培养邪恶势力的阵地。

　　梁启超在湖南不仅教学于时务学堂，指导各种报社、学会工作，同时也为湖南的维新运动出谋划策，协助陈宝箴、黄遵宪倡行新政。他认为湖南应办之事应该在“开民智”、“开绅智”、“开官智”，如果三者能够实现，则湖南维新大业必定能够成功。梁启超把湖南当作一个维新基地来建设，用来实现自己的梦想。1897年，梁启超上书陈宝箴，劝湖南自立自保，应付他日大难到来，并在《论湖南应办之事》一文中谈论自立后应当著手开办之事。这当然不能被陈宝箴等接受并采纳，并且引起了湖南旧势力的恐慌。

　　以王先谦为首的湖南守旧派官僚随后开始了对梁启超等的迫害，梁启超等景况险恶，生命受到威胁。最后时务学堂提调熊希龄不得不辞退中文分教习韩文举、叶觉迈等人，使他们相继离开了湖南。不久梁启超由于大病也不得不离开这片培养维新人才的沃土。此时，西方列强蓄谋瓜分中国，为救国救民，康有为等在北京建立了保国会，揭开了维新变法的序幕。

　　尽管梁启超他们最终离开了时务学堂，但是时务学堂作为维新运动最重要的标志之一，它成为了中国第一所以宣传改革、民主、民权为中心的学校，培养出一批如蔡锷，秦力山等一批日后中国著名的改革家。梁启超的汗水浇灌了美丽的花朵。正像梁启超在《戊戌政变记》中描述的那样：

　　自时务学堂、南学会等既开后，湖南民智骤开，士气大昌，各县州府私立学校纷纷并

　　起，小学会尤胜。人人皆能言政治之公理，以爱国相砥砺，以救亡为己任，其英俊沉毅之才，遍地皆是。其人皆在二、三十岁之间，无科第，无官衔，声名未显著者，而其数不可算计。自此以往，虽守书者日事遏抑，然野火烧不尽，春风吹又生，湖南志士之志不可夺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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百日维新
中日甲午战争，中国战败，被迫签订了《马关条约》，从此中国社会彻底沦为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帝国主义对中国的侵略大大加剧，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中国危在旦夕，封建官僚却手足无措。这时，中国民族资产阶级站了出来，引领起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　开始走上了历史舞台。

　　由于湖南顽固势力的压迫，梁启超不得不离开时务学堂，重新回到上海。1898年春，梁启超抱病离开湖南，坐上了驶往上海的招商局立村轮。阳春三月，阳光明媚，沿江风景秀丽。轮船驶过，江面泛起一流翠波白沫，上下起伏，不歇的波浪，无尽的江面，碧波荡漾，把梁启超的思绪带到了远方：十岁秀才，十六中举，拜师康有为，广结挚友；公车上书、强学会、《时务报》还有时务学堂，自己的每一步都浸润血汗，以拯救民族为己任。可如今却要逃离自己一手建立起来的阵地，还恶疾缠身，顽固贵族势力厚如磐石，难以撼动，犹己所不能为也。四面的山水清新秀美，山歌在峰峦间飞舞，一派欣欣向荣。梁启超心情为之一震，国虽危难，可国民仍有士气，自己仍有同路人，自己怎又能向病魔屈服，向顽固官僚示弱呢？

　　洋轮从身边飞驰，激起一波愤怒。是的，帝国主义虽强，可中国民心仍在，于是心情为之一缓，饭后与友人约：“吾国人不能舍身救国者，非以家累即以身累，非破家不能救国，非杀身不能成仁。目的以救国为第一义，同此义者皆为同志。吾辈不论成败是非，尽力做将去，万一失败，同志杀尽，只留自己一身，此志仍不可灭，仍须尽力进行。”　可见其临危不惧的豪情和崇高的爱国精神。　

　　回上海后，梁启超精心养病，品味着平常人生活的甜蜜，这是梁启超一生中难得的温馨时光。然而梁启超不忘国危家难，密切关注着国内外的重大动向，思索着救国之法。

　　此时，光绪大婚，慈禧太后归政于帝。光绪面对着江河日下的清廷，决心力挽狂澜，振兴清廷，以免成为亡国之君。他读过西书，对世界格局有所了解，希望能通过变法来避免亡国之灾。于是，在其周围形成了以挽救清廷为核心思想的改革团体，被称为“帝党”。而为了捍卫自己权位，争取利益，顽固派和洋务派聚集在慈禧太后周围，形成“后党”，掌握着清朝的实际大权。光绪要变法，自然威胁到他们的利益，于是他们站到了变法的对立面，社会上形成“帝后之争”的局面。

　　帝国主义方面，自从《马关条约》签订后，西方列强视中国为刀俎之肉，瓮中之鳖，肆意割食，掀起了瓜分中国的狂潮，势力范围延伸到中国内地。中国民不聊生，大好江山被帝国主义一扫而空，煤矿、农产品、铁矿等资源被源源不断地运往国外。中国陷入了严重的民族危机，而清廷上至光绪下到王公大臣都胆战心惊，束手无策。

　　在这种严峻的形势下，康有为一边向光绪进呈《俄彼得变政记》、《日本变政记》，一边筹划成立保国会，用来保国、保种、保教。梁启超当然不能置身事外，应康有为的要求，1898年3月，梁启超告别妻女，拖着病体，在康广仁的护送下前往北京，协助康有为推动变法。

　　梁启超到京横后，随即便以饱满的热情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中去了。此时的环境和第一次公车上书的环境相似。同是西方列强侵略高潮，同样是会试之时，梁启超这位中国的知名的新知识分子，公车上书的领袖，此时此刻犹如又回到了1985年那激情的时刻：激情的演讲，令人难忘的情景，百千举人会聚一堂，为国家，为民族撒热血，抛头颅，如今的景象何其神似。那吠狮般的愤怒，台湾举人揪心的血泪，仍在北京上空飘荡。梁启超感叹万分，决心重现当年盛况，随即和康有为一起连续发动了三次公车上书。4月初，梁启超联合在京举人百名上书《请变通科举折》请废八股取士之制，改应试经济六科、政治外交，使举人们熟习农工商政经之学，以适应国际竞争环境和国内维新变法运动的需要。八股乃中国千年来取士之道，废八股无疑触动了封建制度的根基，必然引起守旧势力的反对与仇视。《戊戌政变记》中的一节这样描述了当时的情景：

　　书达于督察院，督察院不代奏，达于总理衙门，总理衙门不代奏。当时会试举人集辇口下者，将及万人，皆与八股性命相依，闻启超等此举，疾之如不共戴天之仇，遍播谣言，几被殴击。

　　可见当时梁启超处境之危，有人甚至建议雇请保镖或化装躲避，梁启超却附之一笑，继续投身于维新浪潮之中，为运动四处奔走。

　　此时保国会已成立，维新势在必行。保国会具有鲜明的资产阶级政党色彩，通过了保国维新、救亡图存的章程，清晰地阐明了宗旨、指导思想、组织原则、内部构成、入会手续、会员权利义务以及纪律管理和财务开支等等，是康梁二人的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的完美反映。保国会第二次会议上，梁启超由国际国内形势开始，以其热情激扬的爱国情操给与会者作了一精彩演说。他说：

　　今之忧瓜分惧危亡者遍天下，殆几于醒矣，其议论若彼，其心力若此！故启超窃谓吾中国之亡，不亡于贫，不亡于弱，不亡于外患，不亡于内讧，而实亡于此辈士大夫之议论，之心力也。

　　夫天下之事可为、不可为，亦其有定哉？人人知其不可而不为，斯真不可为矣；人人知其不可为而为之，斯可为矣。使吾四万万人者，咸知吾国处必亡之势，而欲厝之于不亡之域，各尽其聪明才力之所不能及者，以行其分内所得行之事，人人如是，而国之亡犹不能救者，吾未闻也。　

　　他晓以情，动以理，用民族思想彻底打动世人的心弦，赢得与会者的热烈掌声。不久，保川会、保浙会、保滇会相继成立，维新运动的步伐加快了，保国春风大有吹遍全国之势。然而，这引起守旧势力的恐慌，他们纠集各种反动势力来攻击保国会，歪曲变法，称康梁二人“保中国不保大清”，妄想成为中国的“民主教皇”，诬蔑维新人士的爱国情操。梁启超的政见为敌对者不容尚可理解，然爱国情操也被人污蔑，使梁启超愤怒异常，悲愤万分。在这国家危亡时刻，守旧派仍执迷不悟，为个人私利所沉迷，康梁深感痛心。封建顽固势力的疯狂阻挠，使得维新变法从一开始就承受着千斤重压。

　　6月11日，光绪皇帝颁布《定国是诏》，宣布变法。6月16日康有为被光绪召见，商谈维新变法事宜，并被任命为总理衙门章京行走，特许专折奏事。康有为多年的变法主张终于可以实现了。随后，废八股、发展农工商、整顿军队、变官制、建学堂、开议院等一道道奏折飞进了乾清宫，成为了光绪变法的研究资料。

　　7月10日，上谕命各州县改已有大小书院为中小学堂。

　　7月13日，上谕命三品以上京官及各省督抚学政迅速资送经济特科人才。

　　8月2日，上谕设矿务铁路总局于京师，部院司员及士民皆准上书言事。

　　8月26日，上谕责江督刘坤一、粤督谭锺麟不奉诏。

　　8月30日，上谕裁汰京内外冗官。京内有光禄寺、太常寺、大理寺等重要衙门，京外有湖北、广东、云南三省巡抚等。

　　9月5日，上谕革礼部六堂官职。

　　9月6日，擢用谭嗣同、杨锐、刘光第、林旭为军机章京。改革命令雪片般狂飞而下，中国大地耳目一新，重药急诊，中国社会的顽疾仿佛一夜间消失殆尽。

　　7月3日，梁启超得到光绪召见，赐六品衔，办理译书局事务，梁启超的变法终于等到合法地位。但是，梁并未得到重用，究其原因，竟是口音差池，光绪不悦，荒唐之极。梁启超意气风发，本以为终于可以一偿夙愿，终于可以一展抱负，可却不得光绪重用，情绪低落，他想到了家乡。回想家乡美景，山水湖泊，林木苍郁，层峦叠翠，好久没能临会了，况且自己为国事奔波不止，妻女思念，也好久没有听起祖父吟诗，父母身体如何，全然不知，哪里尽到过一点孝道？可是，老师得到了光绪的重用，成为维新变法的实际指导人物，自己又怎能在这紧要关头抛下老师一人呢？

　　变科举，诏改取士制度，这应该是变法中所取得的最大成就。6月21日，康有为觐见光绪，提出废科举，变取士旧制。然而，圣旨未下，大臣刚毅和多名大臣一起面见光绪，陈言枉改科举之事，万万不可行，千年沿袭的旧制，怎能说改就改？请求下书礼部以请群臣商议。光绪大怒：“如果下到礼部，你们必定反驳我吧。”刚毅又言：“废科举之事重大，运行已经数百年，不可随废。当初康熙圣祖停八股，改试策论，不得行，旋复旧制，一时国家文运昌明。请圣上深思。”光绪厉声道：“你想阻拦我不成？”刚毅随不敢言。大臣们即将散去，刚毅慎言：“这件事太过重大，请圣上向太后恭请懿旨。”光绪不悦，脸色突变，沉默不语，等会才答道：“应该如此。”随后便前往颐和园请求慈禧太后批准废除科举取士旧制。等到24日，慈禧太后才下懿旨同意改制变法。变法圣旨即下，康有为等欢呼雷动，颂曰：“去千年之弊政，非皇上之圣武，岂能若此之刚断乎。”　　

　　乡会试应用八股已改，而生童岁科试尚且未改，31日，康有为上书光绪请变生童岁科试亦为策论，当日圣旨即下。然而，八股为当时读书人出人头地之唯一出路，废八股，无疑是让读书人失去了生存之本，断生活之粮，引起了士人们的强烈抗议，更有甚者，谴人行刺康梁二人。此时，守旧大臣亦纷纷上书，抗议变法，企图翻国是，复八股。康有为乃草折一份请杨深秀上之光绪，定新政之律，敢有请求翻改国是，复八股者给以重惩。诽谤变法的言论才渐渐减少。

　　新政严重侵害了守旧势力的利益，遭到了强烈抵制。光绪下的每一道圣旨就如废纸一样，无人实行，同时光绪的一言一行都不得超越慈禧太后的框架。不久，由于礼部尚书怀塔布阻扰主事王照上书，光绪下令革除礼部六堂官职，引起顽固大臣的仇视。9月，军机大臣纷纷要求慈禧太后重新训政。

　　21日凌晨，光绪从中和殿批阅奏章出来，迎面荣禄带着一队卫兵和几个太监蜂拥而来，不容分辩，就将光绪捆绑起来，带到了中南海的瀛堂。随后慈禧太后在李莲英的陪同下，气势汹汹地赶来了。一顿训斥后，光绪被囚禁在瀛堂。光绪面对碧波荡漾的湖水，心情凄凉，无可名状。

　　慈禧太后软禁光绪后，下诏抓捕康梁，京城空气一片凝重。此前，康有为在一片恐怖中，乘火车离开了北京。

　　此时的梁启超正在同谭嗣同商议计划，忽闻光绪被禁，康有为失踪，自己又危在旦夕，不由得仰天长叹。梁本一介书生，靠光绪才得以呼风唤雨，这一消息不啻为一重磅炸弹，摧残着他那颤抖的心。没想到短短百天，维新事业功败垂成，又惹来杀身之祸，真是喊天不应，叫地不灵，多年来的委屈、压抑一时间爆发出来，二人抱头号啕大哭。

　　政变前几日，杨锐等人已接到密旨，力图营救皇帝，挽救变法。可是由于政治经验的欠缺，使得自己相信袁世凯，以至维新大业昙花一现。梁启超也曾求助外国使节，然英公使到北戴河避暑去了，友人李提摩太也无能为力；找日本前首相伊藤博文也未能成功，没能躲过政变之灾。痛哭过后，二人仓皇外出，寻救维新志士。

　　午后二时，梁启超来到日本公使馆，脸色苍白，漂浮着悲壮之气。一声不吭，在纸上，写下了这几句话：

　　“仆三日内即须赴市曹就死，原有两事奉托。君若犹念兄弟之国，不忘旧交，许其一言。……”

　　梁启超的必死信念感动着日驻华代理公使林权助，林答应承担梁所托之事，并说：“你为什么要死呀？好好想一想，什么时候都可以到我的地方来，我救你呀。”梁启超听了他的话，暗暗落泪，仓皇而去……到了夜晚，梁启超进了公使馆，寻求日本保护。　

　　此时，康有为早已在20日晚到达天津，并于21日上午11时乘英国太古公司重庆轮离开天津南下上海。25日，谭嗣同、杨锐等人不幸被捕，于28日被残忍杀害。轰轰烈烈的维新运动结束了。

　　百日维新是近代中国资产阶级的一次全面改革运动。它影响了近代中国的走向，是近代中国先进青年挽救时局所做出的不协努力，虽然最后以失败而告终，但是它在坚冰上凿下了一个小洞，向封建制度击出了第一炮。由于在自身力量薄弱的情况下急于求成，经济改革与政治改革齐头并进，只造成了一片混乱，最后没能够掌控时局，只能无果而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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逋逃日本
21日夜近深更，梁启超巧妙躲过密探追捕，进了日本使馆，寻求日本庇护。林权助将梁启超请求保护和帮助的要求报告给伊藤博文，伊藤博文深思熟虑后，对林权助说：“梁启超是中国罕见的高洁之士，是个非凡的家伙，对于中国来说是珍贵的灵魂呀，就让他到日本去吧。”

　　此时，梁启超在日本使馆，心情极为紧张。使馆外面，人声糟杂，不时传来吆喝声和哀号的惨叫声，听了让人毛骨悚然。22日上午，谭嗣同来到日公使馆，说明北京情势危急，劝梁启超赶快离开北京。梁启超劝说谭嗣同大势已去，不必作无谓牺牲。然则，谭嗣同已经置生死于度外，决心以死报主，他说：“不有行者，无以图将来；不有死者，无以酬圣主。”“我既然参与新政，入了军机，重任在肩，岂可临难脱逃，惟有一死，以酬皇上。我俩今世诀别了，愿你平安脱险，见到康先生，代我问好。”二人语不成声，紧紧相抱，挥泪而别。　

　　24日，清政府捕手开始在日使馆周围活动，随即，林权助决定在麻烦还未出现前，让梁启超离开北京。经过周密的布置，林权助请在北京办事的天津领事馆领事郑永昌护送梁启超登上停靠在塘沽的日舰“大岛”号上。25日，梁启超等化装成“猎人”和一群日本人坐上马车哄哄嚷嚷地驶向北京正阳门火车站，登上了开往天津的列车。

　　当列车到达天津后，车站周围捕手密布，戒备森严。梁启超在人群中行走，忽然发现有熟人跟踪，于是和郑永昌隐藏在人群中，迅速接近日本领事馆，随后巧妙甩掉跟梢者，顺利进入领事馆。夜12时，梁启超等人趁暗探不备，逃出领事馆，下白河逃往塘沽，驶向停在上游的军舰“大岛”号。

　　海上一片夜色，方向难辨。不久，梁启超等人发现后面有汽艇疾驶过来，吆喝声震天，应该是清廷捕手。梁启超等人焦急万分，然而就在这时，小汽艇却掉头驶向下游停泊的日本商船舷侧，等待捉拿梁启超。这时，梁启超等急速驶向“大岛”号，摇动手帕，打出暗号，“大岛”号舰长见暗号和电报相符，便放下小舟，把他们拉上了军舰。

　　梁启超登上军舰的消息传到天津之后，聂士成暴跳如雷，表示一定要上船抓人。但由于其他官员害怕引起冲突，引出外交纠纷等麻烦，聂士成只好回禀荣禄。随后，荣禄派人前往日本军舰交涉，要求放人，被拒绝。

　　第二天，王照也由日使馆送上“大岛”号，梁启超、王照死里逃生，在日舰上相遇，难免唉叹命运的不公，心情低落悲凉。当梁启超听到谭嗣同等七人已经革职拿办，性命恐不久矣，想到维新大业毁在旦夕，无力挽救祖国危机，不禁痛哭不已。

　　“大岛”号军舰在10天后才奉命换防，起航返回日本。军舰航行在黄海之上，梁启超了望蔚蓝的天空，深蓝的海水，不禁凄凉悲哀，抚今追昔，检讨自己的过失，展望未来。想到光绪仍被监禁，康有为也不知所踪，谭嗣同等人性命难保，家人不知现在如何，自己又逃亡日本，这时的梁启超早没有了原先的壮志雄心，顿觉天空如此狭小。海面如此辽阔，自己置身其中，却又是那么的渺小，微不足道。悲愤、哀伤汇聚成气势磅礴的《去国行》：

　　呜呼！齐艰乏力兮，儒冠容容。佞头不斩兮，侠剑无功。君恩友仇两未报，死于贼手毋乃非英雄？割慈忍泪出国门，掉头不顾吾其东。

　　梁启超思索日本明治维新成功的经验，反省自己失败的原因。他认为，中日同文同种，日政府必能相助，与中国患难与共，幻想借日本之力来助光绪复位，拯救中国于水深火热当中。他呼吁中国儿女学习日本明治志士，舍身报国，慷慨激呼：

　　吁嗟乎！男儿三十无奇功，誓把区区七尺还天公。

　　“潇潇风雨满天地”，“坐待春回终当有东风”。

　　他坚信，严冬必将过去，胜利一定会来到。　

　　在广东新会茶坑，梁宝瑛和家人们却没能逃脱清政府的魔爪，家属不幸被捕，家中搜查时被横扫一空。后来由于知县陈伯谦的暗中保护，家人未遭大祸，不久被释放。梁宝瑛随后偕全家避居澳门，梁启超的妻女也在不久被梁宝瑛和麦梦华从上海接到澳门，与家人团聚。

　　到澳门不久，李惠仙接到了梁启超从日本寄来的家书，信中说明自己不能照顾家人，劳累妻子，对妻子充满敬意，称呼妻子为“闺中良友”。随后，夫妻二人通过书信开始了长期的情感之旅，爱意、怜惜、敬意充溢其中。从他们的书信中仍然可以看出梁启超关心家事，孝父爱妻，但更加关心国事及穷究学理。虽然梁启超的恋情是由结婚才开始的，但他与惠仙是患难之交，互相体贴关怀，恋情日益深厚。

　　1899年，在父亲梁宝瑛的护送下，李惠仙母女和王桂荃来到东京，结束了长期分居、寂寞孤独的生活。

　　

流浪东瀛
“自居东以来，广搜日本书而读之，若行山阴道上，应接不暇，脑质为之改易，思想言论若出两人。”　　梁启超在艰难的逃亡日子里，挣扎着、坚持着、酝酿着……

　　“初到日本，居牛口区马场下町。”由于日本友人的帮忙，梁启超生活得以安顿，不久，又闻得家人已避难澳门，生活尚能维持，心中涌起了对友人的感激和对家人的思念，于是频做书以谢友人，并安慰妻子，诉说心中愁苦，倾洒离国伤悲：

　　“南海师来，得详闻家中近状，并闻卿慷慨从容，词色不变，绝无怨言，且有壮语。闻之喜慰敬服，斯真不愧为任公闺中良友矣。大人遭此变惊，必增抑郁，惟赖卿善为慰解，代我曲尽子职而已。卿素知大义，此无待余之言，惟望南天叩托而已。令四兄最为可怜，吾与南海师念及之，辄为流涕。此行性命不知何如，受余之累，恩将仇报，真不安也。　

　　此时，“海外羁逐孤臣，君主被幽，同志掺戮。”　　社会空气空前紧张，维新志士四处逃难，清廷鹰爪密布，前途一片黑暗，民众思想低落，社会上阴霾不散，中国危机四伏。梁启超四处奔走，希望能够解救光绪，挽救失败局面，然而，同志频频被捕，消息传来，如针刺般折磨着这位才子。梁启超心情失落，又不得不挺起精神为扭转乾坤作奋力一搏，内心承受着千金重压。

　　10月26日，梁启超拜访志贺重昂（日外务大臣大隈重信的代表），并与之进行笔谈，陈言东亚之乱，中国之安危，实牵动地球之全局，尤对日本影响重大，“盖东方之安危，全系于敝邦之能自主与否，敝邦立则日本之边防、商务、工艺皆受其利，敝邦危则受其害。”　　幻想借助日本政府之力来复辟光绪帝位。然则，志贺重昂只是闪烁其辞，全无相助之心，只是暂留梁启超便于日本以施后图，把康梁作为统治中国的工具而已。不过，这也使得梁启超看清了日本等帝国主义的真面目，改变了依靠英美等列强协助复国的想法，坚定了自己救中国的决心。

　　就在这时，日本报界对中国维新变法大加议论，批判中国变法过于急进而导致失败。梁启超看后异常愤怒，大发雷霆，静下心后，作书于品川弥二郎（日本友人），反驳日本媒体的说法，表示对不负责任、没有根据的报道的深深遗憾：

　　近闻贵邦新报中议论，颇有目仆等为急激误大事者。然铺又闻松阴先生之言矣。曰：观望持重，今正义人比比皆然，是为最大下策，何如轻快直率，打破局面，然后徐占地布石之为愈乎？又曰：天下之不见血久矣，一见血丹赤喷出，然后事可为也。仆等师友共持此义，方且日责其和缓，而曾何急激之可言？敝邦数千年着疲软浇薄，视贵邦幕末时，又复过之，非用雷霆万钧之力，不能打破局面，自今日以往，或乃敝邦可以自强之时也。　

　　信中畅言中国改革波澜诡异，千起百落，有志之士前赴后继，为中国的富强抛头颅，撒热血，革命情绪高涨，信中梁启超那活跃的思想、缜密的思维跳动着，洋溢着……

　　随后，梁启超又作了一篇《###某君上日本政府公社论中国政变书》，陈述了戊戌变法失败的情形，极言中国改革成败与日本的利害关系，并请日本政府设法营救光绪，重行新政，在日本引起了广泛关注，掀起了研讨中国维新变法的高潮。

　　求助受挫，光绪复位无望，梁启超心境凄凉。尽管资产阶级运动汹涌澎湃，也无法让他提起士气，聚集斗志。身在异乡，孑然一身，孤独难耐，纵愤怒充盈于胸，也只能挥洒无处。梁启超于是潜心学术，研究学问，以期有所发现，有所受益。

　　为了避清廷耳目，鉴于景仰日人吉田松阴和高杉晋两先生，梁启超取了一个日本名字“吉田晋”，整日穿梭于日本知识分子和政界要人之间，寻求帮助，探索正确道路。

　　1898年12月23日，梁启超创办《清议报》于日本横滨居留地139番，爱国华侨冯镜如、冯紫珊、林北泉出资资助，“《清议报》起于戊戌十月，其时正值政变之后。”　　麦梦华、汤觉顿等人在报社任编辑，继续鼓吹民权自由，宣传反满思想。《清议报》创刊后，连续刊发了《戊戌政变记》、《论变法必自平满汉之界始》、《独立论》、《自由书》等等进步书籍，系统介绍西方政治理论及时事新闻，成为中国民众了解西方，认识西方的主要报刊。不久，《清议报》行销海内外，梁启超声名大震，声望与日俱增，超越了康有为，成为中国知识界的弄潮儿。

　　《清议报》是一种旬刊，每十日出版一次，初出版时，梁启超曾撰写《清议报叙例》一篇，载该报第一期，里面讲该报宗旨有四：

　　一、维持###之清议，激发国民之正气。

　　二、增长###人之学识。

　　三、交通###、日本两国之声气，联其情谊。

　　四、发明东亚学术以保存亚粹。

　　《清议报》明目张胆攻击政府，活跃了中国思想界，同时也引起了政府的关注。清政府不断采取措施阻止报刊的散发，严禁进入中国境内，关闭发行机关，最后《清议报》不得不停办，终止其未完成的事业。不过，《清议报》让梁启超一鸣惊人，彻底脱离了康有为的思想束缚。

　　10月25日，康有为化名“夏木森”抵达日本神户，随即奔往东京，与梁启超会合。师徒异乡相遇，又是流亡在外，见面后分外激动，二人相抱而泣，泪如泉涌，两人互相倾诉心中郁闷愁苦，寻求慰藉。

　　康有为到达日本后，日人宫崎、平山居中调停，使得兴中会的孙中山与康梁相识，寻找两派联合救国的道路。当时，孙中山等流亡日本，坚持革命反清斗争，而康有为得清帝眷顾，视革命党为大逆不道，恐为其所累，不肯相见。不久梁启超与孙中山在日友人的撮合下在日本文相、进步党领袖犬养毅家相见。二人都是博读西方书籍，思想进步，又都是少年得意，意气风发，相见后，意气相投，各抒己见，视对方为知己，商定合作方法，气氛和谐。

　　几天后，陈少白到访康有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