梁启超传记-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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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浪漫爱情故事
梁启超，出生于南国一个半儒半农的乡人家庭，家境贫寒，没见过世面，未经历风雨，纯粹一个落满尘埃的“灰姑娘”。然而，灰姑娘的命运在不经意间改写了。

　　1889年，16岁的梁启超意气风发，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风范，在家人的督促下来到广州参加乡试。是年，广州乡试主考官是来自京城的内阁大学士李端棻，副考官是来自福建的王仁堪，二人都是清明之士，具有高尚节操，爱才如命。考试时，梁启超在众多的秀才当中，脱颖而出，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梁启超少年英俊，才貌双全，文章如滔滔江水，淋漓畅快；又似耸天云峰，立意精深，这当然引起了李端棻的注意。作为主考官，李端棻十分赏识这位才华横溢的新举人，高兴之余，想用一种特有的、也是很传统的方式来表达自己的爱才惜才。想到堂妹尚待字闺中，他决定将自己的堂妹许配给梁启超为妻，这对于家境贫寒的梁启超的来讲，无疑是天大的喜讯，这怎能不令他欢喜呢？“灰姑娘”终于遇到了他的“王子”。

　　李端棻在发榜后，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而王也早有此想法，只不过，女方成了自己的女儿。李端棻先提出后，王仁堪与李端棻相视一笑，梁启超的命运从此便与李端棻的堂妹李惠仙联系起来。

　　可是，在封建时代，自己的婚姻必然要经过父母的同意，梁启超当然没有忘记这封建礼仪。面对这上天赐下的好姻缘，梁宝瑛当然是欢天喜地，哪会拒绝不许呢？一段“灰姑娘”式的浪漫爱情故事就这样被演绎着。它的可贵之处更在于改写梁启超与李惠仙两人的命运。

　　李惠仙，京兆公李朝仪之女、内阁大学士李端棻的堂妹，出身显赫，家庭生活优裕。虽没有受过系统教育，但也从小熟读诗书，品貌端庄，贤淑聪慧，知书达礼。就是这样的大家闺秀，在那个时候，也要听从父母之命，在一个适当的年龄与一门当户对的官宦子弟结婚，摆脱不掉封建婚姻的束缚。可是，梁启超出现了，这改变了她以后的生活，伴随她的不再是衣食无忧的贵族生活，而是乡村泥泞不堪的山路，繁杂的家务琐事，无尽的贫困。然而又是这贫困让她变的坚强、果敢，成为梁启超的“闺中良友”。梁启超的任何成就与李惠仙的支持与帮助密不可分。

　　1891年，万木草堂刚刚开办，群英云集，学术空气分外浓厚，梁启超在这里如鱼得水，尽情吸收着西方新思想。10月，在李端棻和家人的催促下，启超进京完婚。是时，李端棻已经准备好一切，只等梁启超的到来。梁启超到京后入住宣南永先寺之新会新馆。当北京的新会乡亲得知梁启超进京完婚，都兴高采烈，好象自家人结婚一样，闻知女方是京兆公李朝仪之女时，更是吃惊得忘记了一切。梁启超的婚姻让在京城的新会人都扬眉吐气。

　　随后，婚礼在李府举行，宾客如云，京城高官无不到门来贺，整个过程铺张、红火。当时，康有为也赋诗相贺：

　　道入天人际，江门风月存。

　　小心结豪俊，内热救黎元。

　　忧国吾其已，乘云世易尊。

　　贾生正年少，詄荡上天门。　

　　广东茶坑村里，梁家也大摆酒宴，宴请茶坑乡亲，各级官员，也是一片喜气洋洋。婚后，梁启超在京城度过了一段美好时光，然而，万木草堂才是少年梁启超的天堂。不久，李惠仙和梁启超回到老家广东新会茶坑村，开始了她“井臼操作”的平民生活。梁家仅靠几亩薄田生活，不太富裕，而且茶坑偏僻，气候炎热潮湿，这对于来自北方的李惠仙说，这既是一个新的生活开始，也是一种考验。更何况梁启超常年在外，初来这里的李惠仙甚至连当地语言都听不懂，然而李惠仙不仅适应了这里的一切，更是尊长爱幼，相夫教子，操持家务，成为梁家重要的一员，赢得梁家上下的喜爱与尊敬。这一切让在外的梁启超欣喜不已，千水万山的阻挡反而让他们的感情日益深厚，其原因也许就是李惠仙的贤惠娴雅吧。几十年后，梁启超还对此念念不忘：

　　先室李夫人，实贵筑京兆公讳朝仪之秀女，累代清门，家学劭茂……启超故贫，濒海乡居，世代耕且读，数亩薄田，举家耕耘。夫人以宦族生长北地，嫁炎乡一农家子，日亲进臼操作，未常有戚容。　

　　梁启超的婚姻本身虽说也是封建时代的包办婚姻，可是由于梁启超的博学多识，李惠仙的深明大义，还是演绎了一段浪漫爱情故事，梁启超能够有如此的成就，李惠仙就是他背后那位伟大的女人，换句话说，梁启超的军功章也有李惠仙的一半。

　　

千百书生掀学潮——公车上书
1893年，康有为参加乡试，录为第八名，终获举人，时年三十六岁。

　　年近寒冬，康有为约梁启超于来年进京赶考，梁欣然同意。此时，李惠仙居南国一年半，尝尽农家苦乐，与梁家上下甚为和谐，但她的三寸金莲使得她不能畅行于乡村的山间小路，同时她思念在北京的兄嫂，于是和公婆相商后随夫北上进京。

　　春节过后，梁启超携妻女及王桂荃（陪嫁丫鬟）起程。此时慈禧太后六十大寿，特设会试恩科。进京后，康有为居于国子监祭酒盛伯熙官邸，及而移居三条胡同金顶庙与梁小山同住。　梁启超下车后将妻子送至李公馆，后移住粉坊琉璃街新会邑馆，日夜攻读，准备应考。这时的北京，咋暖还寒，古城春色淡雅清新，桃花含苞未放，垂柳丝丝吐绿，洋溢着一片生机。

　　然而，此时北京政治腐败，危机四伏，梁启超怎么也兴奋不起来。他挽愤时局，抨击时政，为了倡导维新改制，康有为、梁启超大力向翁同和、李鸿章等高官宣传推销《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在北京思想界掀起一股飓风，冲击着整个封建思想界，引起顽固大臣的惊恐与仇视。守旧派官僚见到《新学伪经考》后，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对正统经典的污蔑与挑战，应该象孔子杀少正卯那样将康有为杀掉，形势极为严峻。梁在得到消息后四处奔走，想法营救，经多方活动，严惩康有为的空气缓和下来。随后广州掀起惩办康有为的高潮，康不得不离开广州。

　　就在这时，中日甲午战争爆发。日本迅速侵占平壤，发动黄海海战，进军辽东半岛，大有吞并中国之势。然而，清朝统治者醉生梦死，歌舞升平，大办慈禧太后六十大寿，北京城中，大兴土木，整修道路，设置景点。梁启超一帮爱国青年四处奔走，呼吁政府采取措施，避免失败惨剧。然众大臣无心国事，只求升官发达，致处处碰壁。梁启超在给夏曾佑的信中这样感悲时势：

　　怅怅且浩歌，血泪忽盈臆。

　　哀哉衣寇口，涂炭将何极。

　　道丧廉耻沦，学弊聪明塞。

　　竖子安足道，贤士困缚轭。

　　海上一尘飞，万马齐惕息。

　　江山似旧时，风月惨无色。

　　帝阁呼不闻，高谭复何益。　

　　此时的梁启超心急如焚，整日借酒消愁，面对黑暗的社会现实，也只能在苦酒与诗文中发泄不满、愤慨，表达永难平静下来的心情。八月，中日正式宣战，甲午战争爆发。日军气焰嚣张，步步进逼，而清军却士气萎靡，节节败退。黄海海战后，李鸿章更是把北洋海军滞留威海卫军港，不再出战，将海上控制权拱手让出。随后，日军侵入辽东半岛，烧杀奸淫，无恶不作，使得北京人心惶惶，终日不得安宁。梁启超与妻商议，暂离北京，试待后举。悲愤至极的梁启超离京返回广东，随后护送妻女去贵州避难。

　　1895年3月，康梁再次上京应试。阳春三月，春江水暖，燕子衔泥，一片生机勃勃的景象，然而国家危在旦夕。师生在途中谈起进京目的仍以“广求天下之人才”为第一义，但也望高中进士，以求更大支援。沿途听闻清军大败，军队溃散，气愤异常。至天津大沽口外，日军强行上船搜查，更令康梁极为愤怒，颇感受辱。至京城，北洋水军全军覆没，李鸿章被迫去日本马关签订条约，割地赔款，国将不国。日本为了逼迫李鸿章签订奇耻条约，发动了更大规模的战争，南占澎湖列岛，进窥台湾，北攻牛庄、田庄台等地，进窥津、京。铁蹄所到之处，惨绝人寰，朝野震动，人心惶惶。内廷备车500辆，准备迁都，民族危机迫在眉睫，空前严重。

　　此时，应试举人义愤填膺，议论纷纷，谴责主和派官僚。梁启超奉师命，连夜到各省会会馆讲明“天下兴亡，匹夫有责”的道理，鼓动各省举人联名上书督察院，反对割地赔款，签订条约，要求变革。在梁启超的鼓动和湘粤举人的带动下，4月22日、24日、26日、28日、30日各省举人拥之督察院，“人山人海，衣冠塞途，奏章如雪片飞入。”台湾举人最为气愤，更是“垂涕请命”。

　　随后，康有为决定扩大声势，联合十八省举人一起上书。康有为连夜奋笔疾书，起草《万言书》即《上清帝第二书》，吁请光绪“拒和、迁都、变法”，由梁启超、麦孟华立即修改更正。5月2日，六百零三名举人###于松筠庵之“柬草堂”签名示威，文廷式、徐世昌、袁世凯等官员也参加了此次###。人群把柬草堂围得水泄不通。

　　梁启超在会上宣读了《万言书》，陈时局，索道路。他说：

　　“窃以为今之为治，当以开创之势治天下，不当以守成之势治天下；当以列国并立之势治天下，不当以一统垂裳之势治天下。”“穷则变，变则通，”“窃为皇上筹自强之策，计万世之安，非变通旧法，无以为治。”

　　举人们听后群情激昂，热血沸腾，更有甚者痛哭失声，纷纷在《万言书》上签名。当各省举人联名上书之时，清政府派军机大臣极力阻止上书，并遣亲信官员到各省会馆妄造谣言恐吓。但5月4日，以康有为、梁启超、麦孟华为首的数百举人仍然成群接队坐着车子，首尾相连约五里，浩浩荡荡开往督察院，呈递上书。督察院拒绝接受上书，原来清政府“恐人心汹涌，局势有变”，已于5月2日批准“和约”。　　这就是“公车上书”。

　　公车上书是中国爱国知识分子群众性运动的开端，虽然没有阻止马关条约的签订，但这次大规模的群众运动提出了拯救民族的具体方案，标志着中国酝酿多年的维新思想运动发展为爱国救亡的政治运动。康有为、梁启超开始成为全国性的知名政治人物，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的情形，让梁启超看到了维新的希望。

　　公车上书后，康梁投入到会试中。梁启超所写文章，文笔优美，议论酣畅，副主考官李文田看后，大加赞赏，决心录取。然而正总裁徐桐以广东举人“有才气者必为康祖诒”为由，弃而不录。后来李文田在试卷末尾批上：“还君明珠双泪垂，恨不相逢未嫁时。”给梁启超极大的安慰。康有为录取后，因为是公车上书带头闹事人，被降为二甲四十八名。

　　此次进京应试，梁启超得以广交同志，全身心投入到爱国运动中。公车上书成为梁启超的人生转折点，从此步入社会，迅速成为维新变法的领袖，开始其救亡图存的道路。康梁在公车上书中一呼百应，让梁启超看到了变法的希望，决心在政治上干出一番事业来。

　　

报界先驱
他们游走于上层士大夫中间，奔走于各个衙门之间，寻求社会各方面的支持。动员社

　　会，创办报刊，开办新社会团体，来组织联络维新人士。此时，梁启超的任务是宣传组织办学、办报，动员社会，从此他的思想更为新颖，更为激进。

　　1895年6月27日，《万国公报》创刊。这是近代中国的第一份报纸，社址在北京城南玄武门外后孙公园，双日刊，每册有编号。《万国公报》由康有为出资创办，梁启超、麦孟华负责编辑。

　　《万国公报》的内容一般是介绍西方知识学说，宣传变法思想、“富国”、“养民”、“教民”之道。发行时，王公大臣均觉得惊骇，然两月之后，渐知新法之益。与此同时，随“官报”免费赠送的报纸，慢慢增至一千份、三千份，影响逐渐扩大。

　　随着舆论宣传的高涨，强学会成立的条件逐渐成熟。7月，强学会成立。内阁学士孙家鼐为名誉会长，工部主事陈炽、刑部郎中沈曾植、翰林院编修丁玄钧、张孝谦为总董，会集了一批当时在宫廷内外都有重大影响的人物，成为当时社团学会中最有影响力的一支。

　　10月，《万国公报》并入强学会，改名《中外纪闻》，作为强学会会刊。仍为双日刊，每刊十页，开始向订户收费银三钱，继续宣传维新思想，鼓动变法。这个阶段，梁启超身为主笔，撰写了颇具影响力的《强学会序》，引起了知识界的关注，《强学会序》应为这一时期梁启超思想的集中体现。

　　《强学会序》由康梁共同执笔，描述了中国被侵略的触目惊心的情景，令读者听后无不泪流满面，悲愤激扬。它提出“变者存，不变则亡”，希望统治者吸取印度惨遭瓜分的教训，利用维新人士，实行变法，救亡图存，号召爱国士大夫利用维新人士，精诚合作，改革图强，开展维新运动以挽救国家于危难。《强学会序》是一篇动人心弦、鼓吹维新救亡的政治宣言，读之者为之泪下，很多人受到感动，振臂而起。它引起了开明士绅的注意，初步打开了封建士大夫的闭塞思想。　

　　强学会是一个集政治文化为一体的双重性质的社会团体，它一方面创办报纸、翻译西书，建立图书馆，购买仪器，用以开发民智。另一方面联络维新人士、开明士大夫，利用###演讲来宣传变法思想，探求救国救民之道。它打破了中国民众不得私自###的禁令，令广大民众耳目一新，莫不惊骇。因此，引起了封建顽固派官僚的仇视和敌对。

　　1896年1月，清政府下令封闭强学会并禁止其一切活动。《中外纪闻》不得不停刊，后经梁启超和御史胡孚宸尽力周旋，将强学会改名为官书局，隶属总理衙门，专司译书报，由后党慈禧太后掌控，失去了原有的宗旨。

　　强学会被封之后，维新人士在上海另辟舆论阵地，原上海强学会成员黄遵宪、汪康年等人利用强学会剩余资金于1896年创办《时务报》，成为新的维新运动基地。和康有为商议之后，梁启超认为维新若要成功，必先培养维新人才，就要用舆论来唤醒国人，开启民智。随后，应黄遵宪等人的邀请，来到《时务报》任主笔，指导时务报社工作。

　　1895年，梁启超进京会试时，经过上海，就认为上海处南北交通之要塞，必为卧虎藏龙之地，想在此教书接纳同志，学习西文，由于进京应试能更有效广联志士，先到了北京。但上海给他流下了深刻的记忆。此次能够在《时务报》工作，终可一展抱负，故士气高昂，活力四射，激情四射，文章如炸雷般惊醒了封建士人，开始奠定其言论界骄子的地位。

　　《时务报》以宣传维新变法、救亡图存为旨，向国内外发行。《时务报》为旬刊，石印，每册约三万字，载有中外新学、论说、奏折等，可谓字字千金，笔笔含血，梁启超用自己带有感情的笔锋宣泄着自己的宏伟抱负，描绘着中国美好前途。这时，梁启超的言论达到高峰，《变法通议》、《与林迪臣太守书》等一大批优秀文章涌现，为维新运动提供着理论指导。

　　《变法通议》是梁启超这一阶段思想的精华，它明确地解释了中国为什么变法，怎么变法两大基本问题，成为戊戌变法的指导纲领。在其中，梁启超提出“变亦变，不变亦变。变者，天下之公理也”，批评封建顽固派官僚因循守旧，思想顽化不佞。针对如何变法的问题，梁启超认为“变法之本，在育人才；人才之兴，在开学校；学校之立，在变科举；而一切要其大成，在变官制。”　他论述到，要真正图强，就要除旧布新，开民智，兴民权。另外，改革是一个不断深化，不断完善的过程，是不可能“一食永饱”的，指出“一食而求永饱者必死，一劳永逸者必亡。”除变法通议外，梁启超还有五十余篇文章来讲解应对改革的各个方面问题，提倡君主立宪，学习英国、日本。这为中国的君主立宪制度奠定了科学依据。

　　《时务报》的出版，吸引了广大知识界人士的眼球，呈风暴般的袭扫着海内外的每一角落，销量达万份，举国趋之，众口谈之，如饮狂泉。梁启超的文章平易畅达，说理透彻，自有一股魔力，吸引着每位读者的眼睛，震颤着每位读者的心灵，想有心人所想之事，但敢言别人不敢言之事，如雷鸣，如狮吼，如疾风骤雨，社会影响极大。可以说，《时务报》因梁启超而风靡全国，原因就是梁的文章打破了万马齐喑的沉闷局面，吹响了时代的最强音。此时的梁启超精力过人，才华横溢，成为家喻户晓的人物。

　　在上海，《时务报》社址设在上海英租界四马路，梁启超之住宅在跑马厅泥城桥西新马路梅福里，与很###新志士相距很近，由此结识一批社会名流，学到了大量的西方自然知识及社会知识。当时，启超与友交往十分殷切，希望能多结同志，为维新培养人才。1896年八月，梁启超刚刚来到上海，急切认识友人，这段时光也是值得其回忆的日子。

　　14日，谭嗣同、宋恕、汪康年、孙仲愚、梁启超会聚一品香，纵谈近日格致之学，大谈佛教，致力于佛学。

　　19日中午，宋恕、吴嘉瑞、汪康年、胡惟贤、梁启超、谭嗣同、孙仲愚七人“同映一像，或蚨坐，或倚坐，或偏袒左臂右膝著地，或跽两足而坐，状类不一。”　

　　24日，吴嘉瑞、孙仲愚、梁启超三人来到徐园，品茶聊侃时政。园中花石盘绕，亭榭楼台，分外雅静。三人论佛说经，情趣大开。

　　28日，孙仲愚到时务报观拜访梁启超，交流思想。

　　9月18日，梁启超登上南去的轮船，回乡省亲。凌晨一点，轮船起航，这时，北风肆虐，云帆直挂，船速增快，令人心情大爽。启超在船上日思难眠，于是给汪康年致书信一封，商讨《时务报》报社之事。

　　三日后，轮船抵达广州。拜访故友，随后回家茶坑，行孝子礼，和家人团聚，伺候父亲，享受天伦之乐。

　　11月，梁启超来到澳门，与康广仁商办《知新报》，一心扑到办报事业上。

　　12月，梁启超辞去出使美、日、秘鲁等国的外交参赞，一心办报。随后，李惠仙挟女儿和王桂荃来到上海，小夫妻久别重逢，甚为欢乐。

　　不久，章太炎来到《时务报》担任撰述，《时务报》趋于完善，开始展现其维新风姿。

　　《时务报》影响的扩大，使得梁启超声名雀起，令一些高官也不得不另眼相看，在清廷颇有影响的人物也竭力相邀。1897年初，梁启超拜访张之洞，此时的张已是洋务派的实际领导，握有一方军队和经济大权。然他一听到梁启超来访，破例大开武昌城正门，甚至以鸣炮欢迎，当幕僚提醒只有迎接钦差和督抚才能鸣炮时才作罢，不过仍以厚礼接待。当天恰至张的女儿出嫁，客来客往，张竟丢下众客与梁启超畅谈至二更。使得梁启超视之为知己。

　　梁启超在主编《时务报》时期，还参与了筹划和积极支持了澳门《知新报》、上海《农学会报》、《蒙学报》、《演义报》和《萃报》的创办活动，制定办报方针、撰写序言、稿件等。同时还倡导及组织不缠足会，农学会，倡办女学堂，俨然成为言论界和不缠足会及其他学会的首领，执维新变法舆论之牛耳。严复曾经评价梁启超说“一纸风行海内，观听为之一耸”。　　1897年6月，梁启超等人组织了不缠足会，放足运动开始蓬勃发展。不久，入会者络绎不绝，各地分会如雨后春笋般层出不穷。放足的兴起引起了一些人疑义，认为缠足旧习已久，“恐女子不缠足，异日或难于择配。”梁启超在《试办不缠足会简明章程》中回答了这个问题：

　　“此会之设，原为缠足之风，本非人情所乐，徒以习俗既久，苟不如此，即难以婚配。故特设创此会，使会中同志，可以互通婚姻，无所顾虑，庶几流风溅广，革此浇风。”

　　不缠足会会务原由汪诒年代理，后因会事迅速发展，会务繁重，而汪处事太多，随移交大同译书局，由康广仁经理，不缠足会得到更大的发展。

　　不缠足会和各种学会的发展吸引了一些具有新思想的官员，张之洞就是其中一个。他

　　在7月21日给汪康年和梁启超的一封信中要求“农学会请附贱名，谨捐赠银元五百元，已交汇号。”用来窃“维新之貌”。

　　1897年冬，梁启超又与经元善在上海高昌庙桂墅里建造校舍，于第二年夏招收女学

　　生，成立女学堂，真正“复三代妇学宏规，为大开民智张本，使妇人各得其自有之权。”

　　可是，《时务报》的繁荣并不能掩盖其内部的矛盾。由于政治见解不同，梁启超与汪康年时有摩擦，而黄遵宪与汪康年素有微嫌，争议不断。1897年9月，梁启超在《时务报》上的《知耻学会序》引起了张之洞的反感，大骂梁狂妄荒谬，禁止该期报刊在其辖地发行，随后又指使汪康年向梁启超施加压力，抑制梁的言论，甚至随意删改梁启超的文章，使得梁无法继续在此工作下去。与此同时，黄遵宪与汪康年的矛盾更加激烈，受到汪的排挤，被调任湖南盐法道并代理湖南按察使。就在这时，湖南的维新运动方兴未艾，谭嗣同等筹办时务学堂，黄遵宪赏识梁启超，于是邀请他出任时务学堂中文总教习。11月，梁启超离沪奔湘，开始新的征程，继续为维新运动培养人才。　　　　

　　随着梁启超在时务报的发展，他的思想逐渐完善，特别是没有康有为的影响，使得梁启超摆脱了康有为固有思想的束缚，建立起自己的思想体系，独立登上政治舞台，担负起改变中国命运的重任。

时务学堂激风云
在《中外纪闻》、强学会、《时务报》的宣传影响下，在湖南长沙周围聚集了一批爱国维新志士。陈宝箴、熊希龄、谭嗣同、唐才常等一批具有开放思想的官员和知识分子，掀起了维新变法的浪潮。

　　陈宝箴，自1895年调任湖南巡抚以后，以开化湖南为己任，推行新政，办新学会、不缠足会，筹办航运，修建马路，设立工厂，建立新学堂。陈宝箴接触过许多西方新思想，新技术，具有一定的维新倾向，较为支持湖南的维新派。1895年的公车上书给他以强烈震撼，康梁的维新思想深深吸引了他。为了传播新思想，推行新政，陈宝箴甚至用官费订购《时务报》传读于各衙门中间，活跃了湖南政界的思想，使得湖南维新运动不断高涨，呈现出一片欣欣向荣的新气象。

　　然而，当时的湖南守旧势力仍然强大，陈宝箴的新政并非畅通无阻，以王先谦为代表的顽固势力阻挠改革。为了宣传封建礼学，王先谦上书时任湖南巡抚的陈宝箴，请求创办时务学堂。陈宝箴并不了解王先谦的本意，为了培养革新人才，推动湖南变法维新，开通湖南风气，便欣然同意。由于陈宝箴的直接干预和维新高潮的影响，时务学堂成为中西并重的新式学堂。教授工厂企业的管理文化，而且毕业后还可以出国留洋，因此招生规则一经颁布，学生报名踊跃，一时成为湘江之畔的一道风景。

　　在这样的环境下，梁启超来到了湖南，来到了时务学堂。到湖南之前，康有为等专门到上海和梁启超商讨办学方针，二者产生了异解，康有为认为应采取“缓进法”，毕竟民智未开，火候过大，会遭到顽固势力的阻扰。而梁启超则认为中国已集病甚久，需得猛药才能医救，彻底改革，才能唤醒沉睡的民众。由于康有为的见解并不坚定，因此梁启超进湘后，激进的教学法引起了轰动。

　　1897年10月，梁启超抵达长沙，广东“神童”、《时务报》主编来到长沙的消息轰动了湖南各界。蔡锷、林锡圭等四十名学生听到后欣喜若狂，湖南官员、各书院师生亦纷纷目睹梁启超的风采。梁启超以激进的思想，超人的智慧，优雅的风度征服着湖南的思想言论界。第二天，时务学堂在曾忠襄祠举行公宴热烈欢迎梁启超，参加公宴的有黄遵宪、江标等官员与各地方教习、绅士等社会名流。

　　公宴上，熊希龄致欢迎辞。随后梁启超发表演讲。演讲中，梁大谈治学方针，强调“以湘之才，用粤之财”，来拯救中国。这些言论惊天动地，石破天惊，听者摇头惊讶，怀疑其可行性，更多的人报以掌声。根据时务学堂培养人才之要求，梁提出“立志”、“养心”、“治身”、“穷理”等《学约》十章，传授学习方法，明确学习目的。梁启超制订的学约具有划时代的意义，内容崭新，说理深透，使学生以天下为己任，求变图强，成为维新变法的人才。

　　时务学堂重思考，重实践，提倡自由讨论，学生变得思维活跃，激进，学术氛围浓厚。梁启超的到来带来了万木草堂的教学方法，使时务学堂成为维新运动人才的摇篮。梁启超提倡民权、平等、大同之说，发挥保国、保种、保教之义，批评君重民轻之说。大倡反满革命思想，使一些热血青年意气风发，成为维新革命的坚定支持者，大批维新志士从时务学堂走向社会，投入到革命浪潮中。当时，梁私下摘印《明夷待访记》、《扬州十日记》，把斗争矛头直指专制，直接揭露清朝的血腥罪恶，激起人民的反抗精神。梁启超当时风华正茂，在时务学堂这个自由的天地里，肆意地施展自己的抱负，可谓酣畅淋漓。能够淋漓尽致地宣传自己的主张，传播自己的思想，无拘无束地展示才华，这对于梁启超这样的人物可是一种可遇不可求的幸福。此时，《湘学报》、《湘报》等开始发行，给梁启超又一个展示才华的舞台。

　　在解答学生的问题时，梁启超指出强国需要限制君主权利，则需开议会，而议会之开，需广人才、建学校，即为开民智。“强国以议会为本，议会以学校为本”。这就是中国君主立宪制的雏形。关于服饰问题，梁启超这样回答道：“衣服虽末事，然切于近身，故变法未有不变衣服者。”　　可见当时梁启超对改革的急切与彻底。这些使得时务学堂学生思想发生重大改变，极大推动了湖南维新运动的发展。

　　当时时务学堂的教授还有谭嗣同、唐才常，他们的教学内容一是陆王派的修养论；一是借《公羊》、《孟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