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梁启超传记-第1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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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
读过历史的人都知道，梁启超是中国近代史上的重要人物，可当听到他堪与孔子、老子等人相提并论时，大部分人都会吐出两个字——“他吗？”
是的，就是他。就是他将新文明普洒大地，就是他宣扬自由、民权、立宪，又将民主共和滋润民心，就是他开创了中国政治学、新闻学、新史学、图书馆学，就是他影响了二十世纪中国的走向，就是他……然而，就是这样的一个人却被我们遗忘。
他生活在中国的封建制度被资本主义冲破了的时候，他负载着时代的使命，标榜自由思想而与封建的残垒作战。他用那飞扬激越而又入木三分的文字，摧毁着陈腐的封建思想、国人麻木的灵魂。
他生活在黑暗地狱的地层，承受着冽风暴雨的冲击，探索着文明的真谛，紧握时代脉搏，引领时代潮流，用他那先进高尚的思想、饱蘸感情的笔，抵挡着顽固派的谩骂、黑暗势力的攻击。
他处于精神溃散的边缘，也曾经幻想能够像陈天华那样投海以殉祖国，然而他坚信中国不会灭亡，并为之不懈努力，自觉担负起救亡图存的重任，为着心中的梦而无所畏惧、奋力前行。
就是他在天津的饮冰室内数十年，埋头书屋，仍引领着中国政治、文学、史学、新闻学、图书馆学、农学等的奋进潮流，影响着整个中国社会。
他影响着中国一代又一代的知识分子，毛泽东、鲁迅、郭沫若、胡适等无不深受其精神思想的熏陶，他还培养了一批中国的杰出人才，如周恩来、蔡锷、范源廉、冯自由、徐志摩、梁思成等。
……
望着书桌上梁启超的著述，心潮起伏，眼前浮现出一幅幅或悲或喜或悲喜交集的历史画面：“公车上书”时的梁启超，意气风发、挥斥方遒；变法失败时梁启超，悲戚仓皇地逃往日本军舰；流亡时的梁启超，忙忙碌碌以新民、救国为职志；回归祖国时的梁启超，喜悦、兴奋得难以成眠；担任司法总长的梁启超，兀自描绘着民主政治的图景；护国运动时的梁启超，捍卫民国置生死于度外；担任财政总长时的梁启超，有劲没处使、有理说不清；离开政界的梁启超，活跃于讲坛，桃李香满园；埋头于书斋，学术放异彩。
这段时间，心中只有梁启超，只有崇敬。恍惚中，梁启超愤笔疾书直捣黄龙；睡梦中，“变亦变，不变亦变”回响在耳旁。心中只有一个想法，那就是：让世人更加了解梁启超，让梁启超的精神一代一代流传下去。这是我的梦想，也是所有世人的梦想，我想，是到了还历史一个真正梁启超的时候了。
窗外，一片寂静，漆黑是它的主调；蓦然间，一颗耀眼的启明星在夜幕中闪烁，这夜幕难道不正是那个时代吗？这耀眼的启明星不正是梁启超吗？
先贤已逝，然精神不朽，业绩长存
江河奔涌，大势滔滔。时代造就了梁启超，梁启超也无愧于那个激情飞扬的时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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幸福的童年
到了广东，有一个地方不得不去拜访一下。说“拜访”，并不是这里有什么达官贵人，也不是这里有什么亲朋好友，只因这里是梁启超的家乡，新会县熊子乡的茶坑村——南国水乡的一个小乡村。
新会县位于美丽富饶的珠江三角洲南端，距花城广州一百多公里，多为冲积平原和小山丘。新会本是一个不知名的小地方，这里湖光山色，绿树环抱，山势雄伟，是一个有山有水的美丽小城镇。然而历史给这个小地方带来了无尽的荣耀：朱寿昌弃官寻母、岳武穆出师北征、梁启超生于茶坑，这就让新会成为了历史名城、旅游胜地。
从新会县城往南，有一棵大榕树，那就是作家老舍笔下的“小鸟天堂”了，再往南约二、三十公里，在西江入海之处，居河海相隔而成的七小岛中央，就是茶坑村了。
村前有一条小河流过，不时有小船飞驰而过；村后有一小山拔地而起，布满了松柏竹林，松涛阵阵，小鸟啼鸣；凌云塔雄伟壮观，水榭亭台，曲径走廊。置身其间，心神迷醉，俯瞰海面，碧波南海，一览众“海”小。时而海浪扑面，声如万马奔腾，气势汹涌。漫步林间，联想翩翩，念天地之悠悠，独自命而奋起。
在这个偏僻的小乡村，有一宅子，青砖平房，入门跨过天井，可以看到古色古香的房间、楼阁，一切都显得那么典雅、古朴。其主人梁维清，字延后，号镜泉先生，生于清嘉庆二十年已亥，卒于光绪十八年壬辰。 勤勉好学，书法学柳公权，但刚健婀娜似尤过之，是一位秀才，任掌管一县教育事业的教谕一职，八品。不过在茶坑，梁维清就是一个大人物了。于是购置图书，采买土地，过上了“半为农者半为儒”的小乡绅生活。
儿子名宝瑛，字祥徽，号莲涧先生，生于一八四九年，卒于一九一六年，是维清的第三子。尽管梁维清极力培养，希望能博取功名，但宝瑛仕途不顺，接连失败，只能成为一教书先生。可是梁宝瑛不管教书还是种田都任劳任怨、刻苦耐劳，以儒家思想严格要求自己，苛守家父开创的家风。过着“田可耕兮书可读”的生活。
父子二人都有强烈的济世心和责任感，热心为乡民办事。特别是梁宝瑛，曾任乡自治组织“叠绳堂”的值理三十余年，深得乡民的尊敬和拥护。防海盗，平私仇，禁赌博，进行乡治，使得这个赌、盗、械斗盛行的地方恢复了和平安宁。梁宝瑛具有兴利除害、济世救民的能力，可惜时运不济，没有一个可以展示才华的舞台，未能成为一个治国安邦之士。
同治癸酉正月二十六日，新年刚过，宝瑛喜得一子，新年得子，可谓喜上加喜，双喜临门，整个茶坑喜气洋洋。此时国内外发生着天翻地覆的变化，太平天国刚刚灭亡不到十年，清朝洋务领袖曾国藩去世，意大利建国，普法战争爆发，国际环境大变，清朝的肌体正在一天天腐烂下去，人民生活贫苦不堪。中国社会的风云似乎将因梁启超的出生而变幻。
一晃之间，启超已经三岁了，母亲赵氏开始教启超识字，每天待在母亲的怀里，听母亲在絮叨。启超听得哈哈大笑，顽皮不已，可是每天的功课却总能一字不漏，被乡亲们视为“神童”。四五岁时，就在祖父的教诲下读《四书》、《诗经》等。甚至到了晚上，祖父一面给他讲故事，一面让他背书，困了，就和祖父同床而睡。 这时的梁启超已经表现出惊人的聪慧，深得家人宠爱。
母亲把全部的爱倾注于启超身上，不仅教他知识，更教他做人道理。梁启超六岁时有一次说谎，为母亲得知，母亲便命他跪下，严加训斥，并力鞭数十，教导他说；“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 梁启超把母亲的教训，从此奉为千古名言。父亲宝瑛更是视之为奇才，从不以常人视之。启超六岁时便被父亲带进茶坑村私塾读书，学习中国历史、古典诗书、《五经》等等，还学习作诗、写文章，接受中国古典文化教育。
最疼爱启超的应该是祖父了。宝瑛没能考取功名，一直是梁维清心中的遗憾，于是便把启超作为梁家出人头地的希望。为了启超能够清静地学习，祖父索性在宅后建了一间小房，用于启超上课。每年的清明节更是祖父教育孙儿好时节，而崖山正是最完美的课堂。这也成为梁启超心中最为美好的回忆。
崖山位于新会南端，距会城镇约五公里，屹立于南海与银洲湖的相接处，西有汤瓶山与之对峙，延伸入海，就像一对半开半掩的大门，叫做“崖门”。山上林深谷幽，古松参天，羊肠曲径，泉水淙淙，一派绿水青山，生机勃勃的景象，令人心旷神怡，乐而忘返。崖门炮台，崖门古战场，那是南宋覆亡最后一场血战的地方。大忠臣陆秀夫抗击元军，洒尽热血，誓死不降，熏染着新会后代的思想，抛头颅，撒热血，保家卫国。
梁家的祖坟在崖门，清明时节，杨柳依依，鸟语花香。每年祭扫必以舟至，要经过南宋失国时的古战场。临近崖山有一岩石突于海中，当地人都称之为“奇石”，高数丈，上面写着“元镇国大将军张宏灭宋于此”。舟行往返，祖父必说南宋之事，诵诗，“作悲壮之声调”。这种悲壮激扬的慷慨悲歌，对梁启超来说，可谓生动形象的爱国主义教育课。多年之后，梁启超仍然对此景象记忆犹心，在失落悲伤时用此来警示自己要为国家为民族奋斗，可见梁维清对孙儿的影响之大。
新会的好山好水，梁启超当然不会错过。每当读书之余，梁启超都会来到村后的小山，呼吸大自然气息，提收天然精华，溶于这人间美景。林木苍郁，层峦叠翠，奇珍异果，时而山歌四溢，凝漫着山野灵气。梁启超漫步于山间曲径，品味清新幽静，思索难题，探求新知。
除了爬山玩水，多数时间，启超和兄弟姐妹们玩耍游戏，享受天真烂漫的童年。有时候，他们玩占卜游戏、捉迷藏等等，这些游戏增长着知识和才智，深受孩子们的喜爱，吸引着不少邻居家的孩童。
祖父和父母的心血总算没有白费，启超天资聪颖，才思敏捷，聪明机灵，学思缜密，八岁会作八股文，九岁会写洋洋洒洒的千字文章。而祖父、父母的身体力行、崇高精神对少年梁启超更是如沐甘霖，受益良深。
一日，梁启超在家中玩耍，忽然爬到梯上去。他的祖父怕他失足跌下，便站在梯旁防护，启超不但不以为意，反而得意地说：“有人在平地，看我上云梯。”又有客人到访莲涧， 启超上前奉茶，客人欲试一试他的聪明如何，就出了一句“饮茶龙上水”命他对，启超不假思索，应声答到“写字狗扒田”。上联是新会俗语，下联对的也是新会俗语，小小年纪能这样敏捷应对，客人大为称赞，接着又出了一句“东篱客采陶潜菊”命他对，他即随口答以“南国人怀召伯棠”，客人听了更为赞叹。
在这样的空气里，这样的一个古朴的农家里，梁启超快乐幸福，无忧无虑的生活着，汲取着中国传统文化的精华，为日后的腾飞酝酿着。在这时，启超纯真的天性、善良的心质，还有高人一等的才慧在茶坑村清新古朴的空气中尽情飘荡着，洋溢着……
。。
漫漫科举路
梁启超的聪颖，使得他比更多人更早地开始了在科举路上的跋涉。1882年，在祖父和父母的催促下，梁启超在父亲的陪同下前往广州应试。其时，内河轮船未通，应试者都结伴买船前往。从水路到广州需要三天时间，梁启超激动万分，毕竟是第一次走出小乡村，迈进外部世界。
一天，应试者聚在一起吃饭。此时，正值十一月，西江两岸稻花飘香，秋风送爽，清澈见底的西江绿水，犹见群鱼戏水，两岸远去的青山倒影，顿生无限情意。梁启超看着这群兄长、叔伯甚至四五十岁的长辈，不免心中升起一丝怯意，然而少年多才，又让他多了几点自负，时刻寻找机会来展示自己的才学。这时，突然有人提出用所食咸鱼作题，吟诗作句。满船学子冥思苦想之际，梁启超已经引吭高歌：“太公垂钓后，胶鬲举盐初”。诗句典雅寓意高远，满座动容，“神童”之名开始流传。
这年应试，初出茅庐的梁启超，由于经验不足，最后名落孙山。但是毕竟走出了边远乡村，见到了外面的大千世界，有了见识，更积累了应试经验，结交了一些朋友。城市的繁华，给梁启超留下了深刻印象，心底似乎有一股冲动：这里就是我的天堂！
回乡后，他拜周惺吾先生为师，梁启超发奋读书，开始了真正的拼搏，广州一行好象让他受到了刺激，一夜之间换了一个人一样。从广州买回的书更是反复阅读，爱不释手，张之洞的《轩语》、《书目答问》被翻来覆去，恨不得自己能够完全记下。这些书比起八股文来，实用且具新意，读后感觉进入另一个天地，另一个境界，受益匪浅。这也是梁启超“始知天地间有所谓学问者”的开端。
1884年，十一岁的梁启超再次进军广州，中秀才，补博士弟子员。十一岁的童子中试，当时的主考学政叶大焯惊喜交加，特地找梁启超等较小的秀才，再考他们，试以文艺。只有梁启超能够对答流利，少有差错，叶大焯惊奇叹服不已。此时，机灵的启超灵机一动，拜倒在地，连谢大人厚爱，并请叶大焯为其祖父写文祝寿，乖巧伶俐，孝心厚重，叶为之感动，提笔书祝寿文，大赞启超聪颖，梁家如“汉之石氏，唐之柳氏，宋之吕氏”，教子有方，勉励启超且不可傲然懈怠，要继续努力，前途不可限量。得到三品大员的赞许，梁启超当然是受宠若惊，祝寿文拿到家后，被裱起来端端正正的挂在墙上，梁家顿时金碧辉煌，喜气迎门。启超中秀才，梁维清七十大寿，叶大焯写祝寿文，可谓三喜临门，茶坑村不论男女老少，都来祝贺，小启超在贺喜的人群中来回出没，尽情临略成功的喜悦，品味科举给他带来的欢乐。成功的引力吸引着梁启超一步步走向科举高中的顶峰。
1884年后，成功让梁启超鼓起了参加会试考取状元的风帆。为了有更大的进步，梁启超一面学习八股，一面博览群书。“十三岁始知有段、王训诂之学，大好之，渐有弃帖括之志。 十三岁学于广州吕拔湖先生，十四学于佛山陈梅坪先生。” 1887年，梁启超肄业于学海堂，始开始放弃帖括之学。
学海堂，嘉庆年间两广总督阮元创立，是最高的学府，与粤秀书院、粤华书院、广雅书院、菊坡书院，并称广东五大书院。虽然各个书院风格不一，但皆以考证、辩伪、求得经书本源和涵养为主，学问扎实。学海堂先生称为山长，一般有八人，个个人品好，学问深，在学界有一定的地位。而督抚到任时都要到学海堂拜谒，可见学海堂在广东地位之高。
梁启超在这里吸取着丰富的营养，系统地学习了考据学、经史、词章训诂、典章制度和宋儒的性礼之学，打下了坚实的传统学术基础。学海堂有个会食，每月初一，学长和学生共餐，交流学习心得，这可是启超解难辩疑、展示才华的好机会，启超这时绝对是言论的焦点。这时候，餐厅人满为患，都潜心学术，言论激烈，犹如海浪翻滚，气势磅礴。山长们也都参与其中，兴致勃勃，望着自己的学生如此多才多艺，自豪感油然而生。
在启超正学情高昂时，家里却传来了噩耗。母亲赵氏因难产而去世，梁启超奔丧还乡，却因无船，没能亲手送母亲入棺，引之为终身遗恨。梁仲策先生的《曼殊室戊辰笔记》中这样记载了此事：
是年五月初六日，先慈赵太夫人弃养时，伯兄学于广州，而电（话）及海内轮船皆未办，专人驰报，往返须六日乃至八日，天气酷热，卒以不能久待而先殓，此伯兄终身抱恨之一事也。
母亲的去世，让梁启超情绪低落，痛苦万分，每日在母亲的屋中徘徊，睹物思人，倍加思念母亲。自己三岁习字，五岁背经，哪里没有含具母亲的血汗？外出应考求学，母亲日夜难眠，自己竟然没能在她临走时看她一眼，这是何等的不孝！走出屋外，到处都见到往昔母亲的身影：天井边，扶儿授字；厨房里，饭香似乎扑鼻而来；后山上，清脆的歌声仍在飘扬。眼前浮起一幅画面：儿伏在母膝前，被慈爱的母亲鞭打着，“汝若再说谎，汝将来便成窃盗，便成乞丐。”梁启超不禁泪水朦面，悲伤不期然间从心底泛起。
可是，学业还得继续，启超的天资不会因为母亲的去世而消磨殆尽，反而刺激了启超，更加努力，更加好学。“月考有奖赏，曰膏火。” 每月的“膏子”都被启超用来买书，例如正续《皇清经解》、《四库提要》、《四史》、《二十二子》、《百子全书》、《粤雅堂丛书》等。启超的努力当然得到着回报，年年都得到第一名，这在学海堂的历史上，还只有“江南才子”文廷式有此殊荣。第二年梁启超成为学海堂的正班生，同时又为菊坡、粤秀、粤华院外生。启超接触着更为广泛的知识，涉足到了更广大的天地。
梁启超在学海堂的近五年间，为乾嘉汉学所吸引，当时教过启超的先生吕拔湖、陈梅坪、石星巢都是当时有名的汉学学者，在他们的教导下，梁启超如鱼得水，打下了深厚的传统学术根底，具备了广博的学术知识和基本治学方法。梁启超晚年离开政界后从事学术研究就是在广州五年扎下深厚根基后开的花，结的果。
广博的学识使得梁启超踌躇满志，大有天下舍我其谁的宏图大志。1889年，十六岁的梁启超参加了在广州的乡试，从容应试，成绩斐然，一举中的，名列第八。据上海《申报》八月十二日所载，考题为：（1）“子所雅言诗书执礼”至“子不语怪力乱神”。（2）“来百工则财用足”。（3）“离娄之明，公输子之巧”。诗“荔实周天两岁星”，得星字。 当时的主考官刑部侍郎李端棻，钦佩梁启超的品貌和才华，于是请副考官王仁堪做媒，将堂妹李惠仙许配给梁启超。《悼启》中这样记述：“光绪己丑，尚书苾园先生讳端棻，主广东乡试，夫人从兄也。启超以是年领举，注弟子籍，先生相攸，结婚媾和焉。” 中举对于梁家已是惊喜，而与高官联姻可谓之双喜临门，喜出望外。师生之间，申以婚姻，一时传为佳话，梁启超也声名大噪。
中举以后，梁启超继续在学海堂学习，准备参加会试，以求金榜题名。此时梁启超仍然走在一条传统士大夫的道路上，他还没意识到将有另一条更伟大的道路等待自己去开拓。1890年春，梁启超上京应试，但未能考取进士。这一年是梁启超一生中发生重大改变的关键一年。北京一行，他看到了故乡以外的世界，开阔了眼界，而全国政治中心的政治氛围更是震撼到了他的心房。
从北京回到南方，途径上海，美丽的景色没能遮掩住他那颗跳动的心，在这里，他看到了上海制造局翻译的各种西书。他如醉如痴的翻阅这些新鲜的书籍，开始了对新学的认识。因囊中羞涩，启超仅仅买了一本《瀛环志略》，但这却成为他了解西方，拯救中国的钥匙。
修弟子礼，事南海先生
梁启超16岁中举，而又得到高官赏识，许以婚姻，自然是意气风发，洋洋得意。1890年8月，启超与陈千秋一起拜访“怪人”康有为，从此改变了他的一生。梁启超后来这样生动描绘了当时的情景：
时余以少年科第，且于时流所推重之训诂章学，颇有所知，辄沾沾自喜。先生乃以大海潮音，做狮子吼，取其所挟持之数百年无用旧学更端驳诘，悉举而摧陷廓清之，自辰如见，自戌始退，冷水浇背，当头一棒，一旦尽失其古垒，惘惘然不知所从事，且惊且喜，且怨且艾，且疑且惧，与通甫（即陈千秋）联床，竟不能寐。
此时，中国正处于徘徊时期，洋务运动从高潮开始走向衰落，一些善于思考的封建士大夫揭露洋务运动存在的弊端，对此进行了比较科学的反思、评判，提出一些切实可行的改革方案，这是先进中国人对当时社会变革深层次的思考。可是，他们学识有余，创新不足，并不能很好的把西方先进知识与中国传统学术思想有机的糅合起来，不能成为中国社会中挥斥方遒的领袖人物。这样的时期，资产阶级改良主义知识分子开始涉足政治舞台，寻求救国救民的道路。让人感到不可思议的是，这一切竟然由康有为率先挑了起来。
康有为（1858—1927），又名祖诒，字广厦，号长素，广东南海人，又称之南海先生，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先进知识的代表人物之一。
康有为出生在广东南海县一个逐渐没落的地主官僚家庭，从小受到良好的封建传统教育，六岁时读《论语》、《中庸》、《六学》、《孝经》等书，学习古文、经学、汉学，打下了深厚的学术基础。从小就颇具救世之志，被乡人视为怪人，称为“圣人为”，就是因为他素以圣贤自居。他17岁时，他在康家雨万巷中藏书楼中，翻出了《海国图志》、《瀛环志略》等书，眼界大开，对变幻中的西方世界产生浓厚的兴趣，对传统的中国文化开始了反思。 心潮起伏，思绪万千。1876年，康有为进入九江镇礼山草堂，拜学术造诣颇深的朱次琦先生为师，学业大有长进，可是从朱先生那里学到的知识没能让康有为找到改造中国的方法。
1879年，康有为来到了西樵山，这里山势雄奇，怪石嶙峋，绿树成荫，流水瀑漏，一幅灵山秀水。康有为徜徉其中，心潮滚滚，日夜冥想：白天在水边游弋，思索今文经学；月光下飘荡林间，思考西方新知。一切一切激发着康有为的对人世的思考，唤起了青年人特有的种种狂念，如痴如狂。后来康有为在自编年谱中这样描写了那段浪漫时光：
时或啸歌为诗文，徘徊散发，枕卧石窟瀑泉之间，席芳草，临清流，修柯遮之，清泉满听，常夜坐弥月不睡，恣夜游思，天上人间，极苦极乐，皆以身试之。
这种疯狂洒脱的生活让许多人都怀疑康有为精神失常，然而，就是这种被人误解的生活让康有为成为与世不容的“人”——“圣人”。
回到南海后，康有为更加注意中学与西学的比较，力求从中西文化的结合处找到改造中国的道路。这时的康有为酷好公羊学，宏扬今文经学，抨击汉学，从一般的论选中放谈高论，藉以表述自己的思想倾向，隐然成为继龚自珍、魏源后的又一位今文经学新兴思想的代表人物。然而，康有为接触到的西方知识皆为声光化电的科技图书和历史、地理等社科书籍，若想用此来改革时局，可谓水中月，镜中花，痴人妄想。但康有为思辨力极强，能够将之应用到社会人文，形成自己所特有的思想体系。梁启超曾这样赞扬老师的思辨能力：
先生者，天秉之哲学者也。不通西文，不解西说，不读西书，而惟以其聪明思想之所及，出乎天天，人乎人人，无所凭借，无所袭取，以自成一家之哲学，而往往与泰西诸哲相暗合，得不谓理想界之人杰哉。”
1888年，康有为到北京参加举人考试，在全国政治中心，康有为更加真实的感受到民族危机。面对国家衰败，民不聊生，列强肆虐的状况，清王朝坐享“天朝上国”，不思进取。为了中国前途命运，康有为认真分析了社会矛盾、官吏民情，以平民身份提出了“变成法”、“通下情”、“慎左右”的改革方案，即《上清帝第一书》，警告清政府如不变法，国将不国，清廷危在旦夕。由于清腐朽官吏的阻挠，上书没有到达皇帝手中。1889年，康有为怀着沉重的心情回到广东，1890年，康全家迁往广州，在云衙书屋开堂授课。传播西方新思想，培养维新人才。
1890年，启超退出学海堂，正式请业南海之门，开始触及到时代的脉搏，聆听时代的召唤。1891年，书屋迁至长兴学舍，康有为着《长兴学记》，以为学规。两年后，迁入万木草堂。这里古木参天，空气清新，环境幽雅，是读书的天堂。
万木草堂学生皆不满二十，天真烂漫，志气高昂，互相关爱，康有为待他们亲如自己孩子，衣食住行，无微不至。更重要的是教学认真，让学生们日有所得。梁启超曾这样形容上课情景：
先生每逾午，则升坐讲古今学术源流，每讲辄历二三小时，讲者忘倦，听者亦忘倦。每听一度，则各各欢喜踊跃，自以为有所创获。
万木草堂中有藏书，那是康有为从其家中雨万巷藏书楼中搬出的，另外还有乐器库，给大家提供了优越的学习条件。有时，康有为甚至抚琴于草堂与大家一起谈论乐赋。当然最令年轻人接受的教学地点应该在大自然中，一边品味自然的芬芳，一边听先生授课，寓学于乐之中。这时启超和同窗才完全释放了原有的矜持，回到了美好的童年时光。论难锋起，声震林木，连臂高歌，栖鸦惊飞，启超等在山林中飞奔，嬉笑声洋溢在清新活泼的空气当中。
当然，万木草堂更加注重学习，而且教学有别于封建私塾教学。它的教学目的就是求新知和救国救民，以改造社会为己任。梁启超指出学堂教旨在于激励气节，发扬精神，广求智慧，认为自己一生学问之得力，全在于万木草堂。教学内容上注重古今、中外的对比与结合，新颖活泼。中学上传授今文经学、中国史地；西学有哲学、数学、万国史学、政治学。教学形式多彩多样，师生同堂，共商国是，寻求新知。康有为鼓励学生自学，自备札记簿记录读书心得，坚持教学与实践结合，学生们得到了实战经验，甚至连《新学伪经考》、《孔子改制考》这样的有影响力的学术论著也有学生们分别完成。
《新学伪经考》中的新学是指西汉末新莽之学，“伪经”是指《周礼》、《诗》、《左传》、《逸礼》等古文经。该书明确指出，西汉经学，并不存在，所谓古文经者，都是王莽为纂汉命人伪造的。梁启超评价此书的影响说：“第一，清学正统派之立脚点，根本动摇；第二，一切古书，皆需从新检查估价。此实思想界之一大飓风也。”
《孔子改制考》指出，孔子是一位社会政治改革家。他依托古制改造新的体制，建立新学派，即新教。《孔子改制考》因提倡“改制”而提出“三统”、“三世”之说。“有为所谓改制者，则一种政治革命、社会改造的意味也，故喜言‘通三统’；‘三统’者，谓夏、商、周三代不同，当随时因革也。喜言‘张三世’者，谓据乱世、升平世、太平世，愈改而愈进也。有为政治上‘变法维新’之主张，实本于此。”
万木草堂的教学目的就是为了培养维新志士，寻求救国道路，具有浓厚的政治氛围，有诗道出其政治色彩曰：
九流混混谁真派，
万木森森一草堂。
但有群伦尊南海，
更无三顾起南阳。
这一点恰是万木草堂新潮起伏、春意盎然的原因。康有为并不简单的传道、授业、解惑，而是研究中国命运，民族的前途，自然受到热血青年的欢迎。梁启超在这时已经受到康有为变法求存的大同思想，深深打上了时代的烙印，开始在康有为的旗帜下摇鼓呐喊。四年的万木草堂生活结束后，梁启超结束了自己的学子生涯，投入到轰轰烈烈的维新变法运动中去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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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灰姑娘”的浪漫爱�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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