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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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侯家路很多年以前已经拆迁了；那时候是条很窄的弄堂；只有百米长；五六米宽。街两边是一色旧式木结构的两层楼房。
因为街道很窄，所以人们晾晒衣被时就把长竹竿架到对街伸出的窗台上；这在当年的上海也是一道独特的风景。每年梅雨季节过去以后，这样的长竹竿就有了另外的用处，家家户户都开柜翻箱，整条街的半空中，全都是招摇的被单，飘扬的衣裙，好像联合国开会时挂起的万国旗。在这样一种驱除潮湿的风景里；上海长大的孩子都会有深刻的印象。
那时候的夏天还没有空调，空调是奢侈品；所以每个夜晚没有空调的木板房里都热不可挡。所有的人们都被炎热赶到了大街上，于是；一排排竹椅被搬到了街上，从一扇扇门里走出了短衣短裤打扮的人们。晚上的乘凉活动开始上演；一条侯家路被填了个满满当当。
后院的老伯摇着蒲扇，拿着茶缸；给聚在身边的孩子讲鬼故事；稍微大了一点的杨澜也是中间的一个；于是；每个晚上杨澜听完鬼故事后都觉得背后有动静。居委会的老太太们挨家挨户地送着驱蚊药，杨澜总是很懂事地在拿到药以后说：“谢谢！”。还有那些男人们在狭窄的弄堂里凑上几桌棋牌，谁输了就在耳垂上夹上个晾衣服的木夹子，有一个胖公公让杨澜觉得最可怜，数他输得最多，每天晚上都要输的把两只耳朵夹满木夹子，脸也涨得和耳朵一样紫红紫红的。可是每天傍晚杨澜仍见他赤膊坐在那里，心无旁骛地琢磨着手中的纸牌，这让杨澜觉得这个公公真是执著倔强。
因为特殊的年代，很多家庭都是聚少离多，杨澜的家庭也一样。出生后杨澜就没有见过爸爸，妈妈又去了干校，杨澜则到了上海，就这样，一家三口，三个城市，有一个还在国外。直到杨澜4岁时，杨澜的爸爸才有机会回国，见到了让他日思夜想的女儿。
这4年，杨澜就跟外婆生活在上海，住在“侯家路112 号”。为了防止小杨澜意外走失，大人就在小杨澜的衣服上用别针别上一个小手绢，上面写了杨澜的名字和“侯家路112 号”的字样。这就是杨澜最早的名片了吧，在大家都不知道名片是什么东西的那个时候，杨澜就已经开始有了自己的名片。
在大部分中国人的印象里，关于上海的记忆，还都是电影里20世纪30年代的上海印象。好像在国人的心里注定上海是个混乱的代名词，各种文化在这里交融，繁衍出了上海的特色。弄堂里的各色人等，因为左邻右舍的鸡毛蒜皮家长里短之类的事情，把上海文化发挥到了极致。杨澜在这里开始了人生旅途中的重要一步。
在外婆身边，杨澜一天天地长大。她爱外婆，也喜欢那条窄窄的小巷，可是，她很想妈妈，常常感到孤独。对于外婆来说，杨澜是外孙女，自然疼爱有加，但对于缺少父母疼爱的孩子来说，早熟是必然的，于是杨澜就在外婆家开始了自己的“独立”生活。
邻家有女初长成（2）
那时候的小杨澜每天没有事情都在弄堂里做游戏，很多邻居都喜欢这个聪明漂亮的小丫头，也喜欢逗逗她。有次有个阿姨问：“澜澜？侬家住哪里啊？”
杨澜天真地说：“我家在北京！”
“阿唷！北京？那侬的手帕上怎么写着上海侯家路112号呢？”
杨澜很认真地说：“是我外婆家啊，我在外婆家住呢！”
阿姨继续着玩笑，“在外婆家住啊，那你带粮食了没有啊？”
“没有啊！干吗要带粮食啊？”杨澜疑惑不解地问，眼睛里都是疑问。
“阿唷，侬总要吃饭啊，吃饭不带粮食怎么吃饭呢？”阿姨的眼睛里满是戏谑的笑意，可是小杨澜看不明白，就很认真地说：“那我也拿不动啊！”
“噢，侬拿不动啊，可以叫妈妈拿啊！”
杨澜不知道该怎么回答了，不知所措地看着那开自己玩笑的阿姨，说：“我妈妈不在家啊。”阿姨穷追不舍地说：“以后要补的啊，以后澜澜大了给外婆补回来好吧。”
杨澜不知道怎么回答了，就左看右看，看到了外婆，哇的一声哭起来了。外婆就知道杨澜又被邻居阿姨开玩笑了，一边哄着杨澜，一边跟街坊打招呼。
这样的事情有很多，都已经在杨澜的记忆里消失，只有童年的温馨还留在记忆里，让杨澜时常想起那条弄堂，还有弄堂里的声音，那是一种幸福。
侯家路上有一个菜市场。每天的凌晨，都会有运菜的卡车亮着大头灯，大模大样横冲直撞地开到街心。一会儿功夫，卸菜声、装筐声、标价声此起彼伏形成了上海的早晨交响曲。于是每天都在凌晨的4点钟左右，菜市场的序曲首先拉开了侯家路的帷幕，随着天气的透亮，街头开始热闹起来了。
上海人习惯在上班前买当天的新鲜菜。那时候，都是退休了的老头老太们早早起来，把每个早晨唤醒，在城隍庙九曲桥上打一趟太极拳后，就在菜场排起队来。那时候的人们既要买菜，又要买鱼肉，常常用砖头、竹筐之类来占位置，这样买了一样就可以直接到另一个队列里去买另一样。有时，排在后面的人不买账，偷偷地把竹筐移出队伍，当竹筐的主人赶来时就会有场争执或高声质问。但前前后后的人对以“勿晓得”，或一言不发，搞得竹筐的主人也无可奈何，终于不了了之。
这一切，侯家路的人都已经习以为常了。他们夜里睡得很安稳，偶尔有几声汽车喇叭也并不会妨碍他们的睡眠。早上他们起身、洗漱，用蛤蜊壳哗啦哗啦地刷着马桶，彼此道着早安，然后吃着自家的酱菜泡饭，或奢侈一下，买一碗小馄饨，吃得津津有味，颇为知足。有时候也会听到一对小夫妻尖声地拌嘴，不多久又见他们俩穿戴整洁、亲亲热热地挽着手出来。在左邻右舍生煤炉的烟灰里，在各家早点扑鼻的香气里，他们用自行车的铃声催开拥挤的人群，一撇腿，骑车上班去了。这一切都让杨澜感到新鲜。
中国有句老话，“三岁看大，七岁看老”。每个人最初的生活环境对这个人今后的一生都是十分重要的。上海在那个年代甚至是如今也依然保留着一种国内各地所无法比拟的洋气，幼年的杨澜也许就是因为上海的这段童年经历才有了今天的气质吧？
“昔孟母，择邻处。”居住的环境也许对于小时候的任何人来说，可能并不能显现出什么特殊的魅力，但对于长大后的成年人来说，童年时的居住环境却直接影响着一个人的一生。对于童年时的小杨澜来说，上海的几年生活使杨澜身上有了一种北京气质以外的上海风情，这种上海烙印让杨澜在今后的电视生涯里是那样的与众不同。
上海给杨澜留下的印象是深刻的，虽然那时候杨澜还很小，在以后成长的岁月里已经丢失了过多的情节，但侯家弄堂里的情景还是让杨澜有着一些印象深刻的记忆。菜场里的讨价还价让杨澜在今天的遐想里呼之欲出，窗口晾晒的衣裳还在杨澜的记忆里飘动，乘凉的人群、打牌的邻居、或者是东邻的嫂嫂、西边的妹妹，都让杨澜不能忘记上海的生活。这些琐碎的邻里邻居五彩斑斓的生活，蹒跚学步的杨澜慢慢地长大了。
表妹的眼睛写满真诚
杨澜有个表妹，叫辉辉，比杨澜小两岁，住在外婆家对面的楼里。辉辉出生的时候，因为医疗事故造成小脑溢血，致使运动神经瘫痪，成了一个残疾人。
辉辉不会行走，也不会说话，只能发出很简单的嗯嗯呀呀的声音，这一切都让杨澜认为有智障的孩子是最可怜的。但杨澜也发现，还有比这更残忍的事情，那就是辉辉可以很清醒地看到自己身体的残障，也完全懂得自己与其他儿童的不同，并且知道母亲眼中的神情叫做无奈。这让杨澜在以后的岁月里意识到，在这个世界上还有一种帮助叫慈善。
杨澜每次随外婆去看这个表妹的时候，都会变得很听话。好像在辉辉的床边，杨澜突然就长大了。辉辉的眼睛很漂亮，清澈得可以做镜子，每每震撼着杨澜这个表姐。每一次去看她，她都会把枕边的大白兔奶糖全部推给杨澜，点着头坚持着要让杨澜都吃掉。这时候杨澜就特别懂事，虽然那种奶糖对于杨澜来说是一种奢侈的诱惑，但杨澜却又分明感到自己不应该从这个小妹妹身上索取任何东西。于是两个年幼的孩子就在这样的相执中，等待着外婆来做调停。
杨澜长大以后，每隔一两年就会跟这个表妹见上一次面。每次见面的时候，杨澜都会注意到表妹开心的笑脸，有一种圣洁的纯洁。一转眼，辉辉二十几岁了，也长高了，脸上有了青春的红润和羞涩的妩媚，但辉辉依然不会行走，不会说话，虽然眼神依然纯洁得像面镜子。幸运的是，辉辉已经学会了文字，这样与杨澜的对话就常常在报纸和字典中展开。
她用僵硬的手指点着一个个铅字，然后用热切的眼神注视着杨澜，等待着杨澜的回答。在这种亲情和友谊里，杨澜细细搜索着自己对她的感情，杨澜发现在深深的同情之余自己还对表妹有着深深的敬佩：这个世界伤害了她，她却给予这个世界无瑕的珍爱。
辉辉在不幸中还是幸运的，因为有一个老太太一直抚养照顾着辉辉。这是一位戴金丝边眼镜的清癯矮小的老太太，因为一生未婚，所以大家都用男性的“公公”来称呼她。她出身于上海一个富裕人家，是家里的三小姐，读过教会办的女子学校，熟谙英语。因为是教会学校毕业，所以她文雅的举止与弄堂里的其他妇人完全不同，她就这样有一份特有的安详亲善与这个环境和谐相处。
当辉辉的悲剧降临的时候，已经退休的她，主动承担起了抚养辉辉的重任。没有承诺，有的只是一种慈善的亲情，就把她和一个与她没有任何血缘关系的孩子联系在了一起。她一勺一勺喂养着辉辉，一年一年安慰着辉辉的忧伤，一个字一个字地启蒙着辉辉的心智。她无疑有着一颗博爱仁厚的心。虽然她没有能力去操办什么瞩目的慈善事业，但这样的一种慈善在几十年如一日的照顾里，无疑已经可以让所有的人感到震撼与愧疚。
在杨澜关于侯家路的记忆里，永远有这样一幅温馨的图画：阳光射进窗门，一位戴着金边眼镜的整洁的老妇人，抚慰着一个有一双大眼睛的女孩子，教她学会自己拿勺吃饭，给她讲最幸福的童话，让她知道世间的每一个灵魂都是平等的。
初见爸爸时的尴尬和幸福
杨澜作为外婆家的第一个孙辈，我们可以想象一下，杨澜在上海所受到的呵护和关注，那是一种一家宠爱在一身的幸福。几位阿姨和舅舅都把杨澜当成了宝贝，特别是杨澜刚参加工作不久的小舅舅。
杨澜的这个舅舅那时候还没有结婚，见到这个可爱的小外甥女，我们可以想象那种惊喜。这个舅舅对杨澜可以说是溺爱有加，每个月都把工资和时间花在这个外甥女身上。
在那个年代，杨澜这个舅舅也算得上是颇为“洋派”的青年，书架上满满的红色书籍，还有两根很精致的用不锈钢制作而成的乐队指挥棒。在那几年里，每个月总有固定的一个日子，是杨澜的“节日”。那天，他会给杨澜穿上漂亮的小皮鞋，带杨澜去理发，然后去上海著名的西餐馆“红房子”吃顿“罗宋汤＋牛排”。在那里，舅舅教会了杨澜如何使用刀、叉的技巧，而且对杨澜在餐桌上的举止进行了严格的“淑女”式的培训：什么背要直呀，喝汤不能出声呀，刀叉要轻拿轻放呀等等，规矩可多了。这应该是杨澜最早接受的礼仪学习吧。舅舅给杨澜的名言是：“女孩子一定要见世面，不然以后见到花花绿绿的世界，容易学坏。”杨澜就是在这样的环境与呵护下长大的。
吃完饭以后，“节日”还不算结束，还有一段餐后的散步，这是杨澜跟舅舅的“必修课”。舅舅会拉着杨澜的小手，一起到黄浦江边去散步看风景，并且带着一架老式的“海鸥照相机”给杨澜拍照片。因为杨澜的爸爸交给舅舅了一个任务，让他每个月把杨澜的照片寄给杨澜爸爸，这样爸爸就可以知道杨澜的情况了。
爸爸。对于杨澜来说，这是一个陌生而又神秘的称呼，因为杨澜从出生到那时，还没有见过爸爸的面，当然就没有机会来体会这个名词背后的含义了。这个称呼对于杨澜来说显得非常抽象。都说父女情深，血缘在此时体现着一种魔力，虽然杨澜没有叫过爸爸，也没有见过爸爸，但还是很盼望着能见到梦中见过的爸爸，因为杨澜觉得，既然爸爸去了那么遥远的地方，那回来的时候，就一定会讲很多故事的，听故事可是杨澜最喜欢的事情了。
这个时间终于悄悄地来临。有天早晨，外公外婆有事出门，把杨澜一个人留在家里，并嘱咐杨澜说：“澜澜乖，谁来了都不要开门。知道吗？”
杨澜很懂事地点点头，重复着相同的话：“知道了，谁来了也不开门。”
外公和外婆走后没有多长时间，杨澜就听到有人在敲门。杨澜悄悄地从门缝望出去，看见了一位高高瘦瘦的叔叔，站在门外，正敲门呢。
“这是谁啊？怎么从未没有见过？”杨澜想着想，突然就想起了狼外婆的故事，杨澜心中害怕起来，就蹑手蹑脚地搬来凳子抵住门背，然后杨澜又坐在上面，大气也不敢出。心里很着急地等着外公和外婆回来。
杨澜后来发现，门口的叔叔敲门后见没有人回答，并没有走，而是坐在了门槛上。与杨澜隔着一扇木门，杨澜觉得太慢了，虽然杨澜还不懂怎么看表，但却觉得，这种等待漫长的好像有一百年一样。
终于听见外公外婆熟悉的脚步声了，然后是他们惊喜的叫声。杨澜松了一口气，原来这个叔叔，外公和外婆都认识啊。但杨澜马上就又紧张了起来，因为杨澜清清楚楚的听到门口的那个叔叔竟亲亲热热地叫外公和外婆“爸爸、妈妈”。
杨澜听到外婆在门外大声问：“怎么不进门哪？澜澜在家呢。”听到这里，杨澜拉开门闩，一头扑进外婆的怀里，然后回头看着身边这个陌生的叔叔，一脸的疑问。
外婆抱起杨澜，指着那个陌生的叔叔，笑着对杨澜说：“澜澜，你不是总想爸爸吗，这就是你爸爸，叫爸爸。”
杨澜哇地哭了，怎么也不承认这个吓坏了她的叔叔是爸爸。
后来的记忆已经随着岁月地流失渐去渐远，留的是一种亲情的弥补后的印记。杨澜虽然记不清楚爸爸是用了什么魔法让杨澜不久就消除了对他的坏印象了，但还是能很清楚地记得，当天下午，杨澜就骑在爸爸的肩头在侯家路上“示威”了一遭，并且扯着嗓子大喊：“澜澜是爸爸的丫头，澜澜是爸爸的丫头。”
爸爸告诉杨澜，在国外的任期已经结束了，妈妈也已经从干校回到了北京，他们一家三口终于可以团聚了，以后再也不分开了。那时候杨澜还小，但有一点很清醒地记住了，那就是，爸爸再也不走了。
侯家路，杨澜生命记忆中的人生第一站，就这样被飞转的火车车轮甩在了身后。等待杨澜的会是什么呢？
第二节 北京的快乐童年
来自南方的这个家庭，在北京没有多少亲戚，所以平时有大量的时间在自己的天地里享受天伦之乐，父母对杨澜的教育更多的放在了一些生活教育里，比如，一个人要有责任，对家庭的责任，对社会的责任，这些教育影响着杨澜成人后的行为习惯。还有，克服困难，坚持努力，做人的礼貌，修养之类的等等。这样的家庭环境充满了亲密、关怀、亲情和宽容，让杨澜一直相信，家庭里的爱决定着一个人一生中对爱的理解、对爱的把握、对爱的感受和对爱的运用。
我爱你，塞北的雪
杨澜在上海接受了最初的气质教育以后，被接回北京，回到她日夜思念的爸爸妈妈身边。
杨澜的家庭比较单纯，杨澜爸爸是北京外国语学院里的英语教师，父母感情很好，只有杨澜一个孩子，杨澜从上海回到父母身边以后是在大学的院子里长大的。这样的三人家庭当然是以杨澜为中心的，再加上做父母的都有一种补偿心理，所以，杨澜上海的几年生活换来了今天的中心地位。当然，这种中心是以爱的角度为圆心的，家教在温馨中依然是严父慈母的角色转换。
这样的一种教育让杨澜在成长的岁月里几乎是一帆风顺的，这种教育让杨澜从小就对人生有一种很积极的态度。不管是什么样的困难，也不管是什么样的挫折，杨澜都能坚持着，静下心来有条不紊地处理。天长日久，杨澜给人的印象就是，个性比较强，有责任感。当然杨澜背后的付出也是常人无法看到的。
回来的那天，北京正在下雪，这让杨澜到今天都不能忘记。上海是没有雪的，至少在那个年月里是没有雪的。所以，杨澜从记事开始就不知道雪是什么样子的。那天的雪很大，天空散漫地飘着雪片。见到雪，杨澜高兴极了，在以后的作文和记忆里，那天看到的白茫茫的一地雪花，就有了被子的意象，储存在杨澜的记忆里，以至于杨澜到现在看到雪的时候，都会想起来，刚回北京时看的雪，像被子一样的雪。
如果北京可以用“内向”来定位的话，上海就应该是“外向”的性格。从上海回来的杨澜性情外向，招人喜欢，很快，她就有了新伙伴。杨澜跟他们在一起玩儿是开心的，这些开心以打雪仗、堆雪人、捉鸟、爬树，自由自在地玩耍为主调。北京的生活同样让杨澜感到非常快乐。
人的适应性是最强的。老话说，树挪死，人挪活。
从上海到北京，从一种文化背景进入另一种文化背景。杨澜进入得没有一点痕迹，进入得是那么自然。好像杨澜天生就是从一个地方进入另一个地方，让角色不断定位不断创新的这样一种人。其实杨澜这样的性格在从上海到北京的迁徙中，就已经给了我们暗示，只是，那时候还不会有人注意到杨澜，除了杨澜的爸爸和妈妈。
那时候的杨澜是谁的玫瑰花？首先应该是杨澜外婆的玫瑰花，其次应该是宠爱杨澜的舅舅的玫瑰花，再下来就该是左邻右舍的玫瑰花，最后才是爸爸妈妈的玫瑰花。这样的逻辑推理好像有种潜意识的心理暗示，今天的杨澜，首先是观众的玫瑰花，然后才是亲朋好友的玫瑰花。
回到北京的杨澜跟爸爸妈妈住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校园里，这里也是校园，这里也有很多小朋友，也有很多的新鲜事物，但这里毕竟是大学，这里除了小朋友跟杨澜有关系外，其他的一切好像都是大人的事情，杨澜太小了。直到走进学校，杨澜才找到自己的朋友。
杨澜上学了，学校的生活给杨澜打开了另一扇生活的门窗，走进校园，杨澜才发现这里竟然是另外一种天地。这里的朋友可以更多，这里可以玩的东西也更多，这里接触的新鲜事物也更多。所以，杨澜几乎是从第一次走进学校的大门就开始喜欢上这里的一切了。
上学以后，杨澜发现，学校与学校是不一样的。杨澜在走进学校后才发现，这里才是自己的开心乐园，这里才是自己可以随意性情的地方。虽然也有老师的约束，虽然也有作业的压力，虽然也有教室内外的差别，但孩子的天性很容易满足，杨澜在这里找到了属于自己的快乐。
杨澜的爸爸和妈妈都是知识分子，在教育杨澜的过程中总是以身作则，注重言传身教。从小杨澜就知道，这个世界上没有什么是做不到的，一个人要坚强、要有信心，要有毅力，只有这样，这个人才不会怨天尤人，这个人才不会心有不满。这样的教育让杨澜的一生都受益无穷。同时也培养了杨澜做事认真、固执的性格。
英语版《我爱北京天安门》
小学三年级时，杨澜开始与同学们一起学习英语。这是学校开设的常规课程，也许遗传基因起了作用，也许是家在北京外国语学院的外部环境影响，杨澜很喜欢学英语。
有时候喜欢是一回事，做好是另外一回事。但在杨澜身上喜欢的就一定是可以做好的。为了掌握英语的发音，杨澜每天早上都会早起半个小时，用还稚嫩的声音，大声的去诵读那些音标、单词、英语断句，每篇英语课文都倒背如流。因为勤奋，因为天分，她的英语发音是班上最标准的。
一份付出，一份收获。杨澜在英语的学习上尝到了甜头，有了成就感，就感觉到学习对她来说，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因为心态的转变，杨澜在其他课业上就开始显现出主动的精神状态。于是在完成所有功课，保证优秀的背后，杨澜开始涉足文艺活动。
每当学校组织演出，杨澜总是起着文艺骨干的作用，这样的活动极大地锻炼了杨澜的台前感觉，当杨澜后来走到电视前面的时候，杨澜说：“小时候的经历对我来说真是太重要了，好像昨天在学校里的演出就是今天的实习课一样。”
有一次，学校举办“六一”演出，这时候杨澜的英语第一次发挥了作用。她很大方地站到台上，先用汉语演唱了《我爱北京天安门》，然后在第二遍的时候，开始用英语来演唱。当“我爱北京天安门，天安门上太阳升”的歌词用英语唱出来的时候，台下爆发出了阵阵掌声。这应该是最早的中国歌曲英文版。
成功永远是前进的动力。对于今天的人们来说，用英语唱中国歌曲可能不算什么，但对于那时候的杨澜来说，其意义可想而知。因为这次的尝试，因为这次的成功，让杨澜知道，只要我努力了，我一定可以做到，也一定可以做到最好。从此英语成了杨澜的第二语言。后来杨澜走进《正大综艺》，到后来的走出国门留学美国，都应该与这次中国歌曲的英语演唱尝试有着微妙的关系吧。
任何事情都是需要两面看的，杨澜的学校时代虽然充满了快乐，但有时候也难免会有不愉快的时候。比如，有同学借了杨澜的橡皮不还了，比如，上课的时候谁影响杨澜专心听讲了。这些琐碎的小事情在小孩子的心里可能是严重的事情，不及时疏导可能会引起孩子心理上的抵触情绪。虽然那时候还没有普及教育心理学的概念，但杨澜的爸爸妈妈都会及时给杨澜正确的引导，让杨澜明白，一个人的一生中有很多重要的事情要做，那些小事情还是不要放在心上的好。所以，每次杨澜回家告状诉苦的时候，杨澜爸爸对杨澜的教育都是一个短语“与人为善！”这种教育让杨澜养成了一种有话好说的习惯。
成功离不开良好的心态。“与人为善”在杨澜的教育里，让杨澜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这种平常心让杨澜在做任何事情的时候，都会以最大的努力、最认真的态度，最轻松的心态来认真对待，这也许就是杨澜做事情可以一帆风顺的原因吧。
其实，杨澜的父母对杨澜并没有什么过高的要求，只希望杨澜能成为一个平凡的好人。当然了，好人的前提就是善良，善良也是中华传统的美德。至于事业成功与否，杨澜的爸爸妈妈并没有过多的考虑，重要的是希望杨澜能始终保持着一颗平常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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心爱的小水枪
那时候，杨澜父母的工资不是很高，双方都有老人需要赡养，这样在杨澜的玩具购买上就有点力不从心了，所以杨澜的玩具并不是很多。
每次进玩具店的时候，妈妈总会先对杨澜说：“澜澜是个好孩子，咱们只看不买，行吗？”别看杨澜当时只有六七岁，但已经很懂事了，而且也很看不起那些一旦爸爸妈妈不给买东西，就坐在商店里的地上哭鼻子的孩子，杨澜觉得那很丢人！为了显示与他们的不同，杨澜每次都很郑重地答应妈妈，只看不买。
玩具店对于任何一个孩子来说，无疑都是一座充满了诱惑与渴望的殿堂，那是一个孩子童心里最美丽的梦想和奇迹。杨澜怀着崇敬的心情打量着每一件玩具，感叹它们的精致，猜测它们的功能，不知不觉鼻子都贴在了柜台的玻璃上。那时候杨澜的理想就是：“长大以后要做一位玩具厂的工人。每天都可以摸到玩具，还要设计更好看、更好玩的。”
在这样的陶醉过程里，杨澜体会着属于自己的快乐，在每次的精神会餐之后，便满足地拉拉妈妈的手，说：“妈妈，我看完了，咱们回家吧。”只是那时候的杨澜没有注意到妈妈疼爱的眼神，也没有注意到每当妈妈看着杨澜眼巴巴的神情，都会下意识摸摸自己并不厚实的钱包，心里不是滋味。
有一次，杨澜感到很意外。因为妈妈看到邻居的孩子捧着一大盒玩具火车走出商店时，突然蹲下来对杨澜说：“澜澜，妈妈今天给你买件玩具，你来挑，好吗？”喜出望外的杨澜一边亲着妈妈，一边很懂事的挑选了一把橡皮手枪，会喷水的手枪。因为手枪的玩具不仅好玩，拿着威风，更重要的是，标价并不是很贵。虽然那时候杨澜还不会体会到妈妈的辛苦，但杨澜已经是个很懂事的孩子了，知道应该要什么，不该要什么。
杨澜天生的领导能力在与孩子们的嬉戏里得到了淋漓尽致的体现，所有的孩子看到杨澜手里的小水枪都觉得这是最好的玩具了。在当天，几个同楼的小伙伴跑回家，指着头上、衣服上的水渍告诉他们的妈妈说：“这是杨澜用水枪喷的。”之后，杨澜他们楼里的孩子几乎每人都有了这样一支会喷水的手枪。孩子们在水枪里找到了童年的乐趣。
于是，夏天暑假的每个炎热的中午，杨澜就带着这帮孩子在院子里放肆地互相射击。当然射击的部位主要在对手的脖子里、眼睛里、耳朵里，有时候，你刚想张口说点什么，就会有一股细细的、清凉的水柱伴随着得意的嬉笑喷进了你的嘴里。有淘气的男孩子就干脆张大嘴，叫嚷着：“渴了，还想喝！”这些开心的、得意的、愉悦的童声，惹得柳树上的蝉儿使劲地狂叫，也引得那些被父母关在家里午睡的孩子们心急如焚，如坐针毡。
那时候的游戏很简陋，但孩子们的兴奋与喜悦和今天的孩子没有什么区别。孩子就是孩子，只要在游戏中找到了乐趣就会在童年的记忆里留下深刻的幸福印象。
大家最爱玩的游戏就是“敌人好人”。因为手里有枪，所以游戏就更真实，大家也玩得很尽兴，很入戏。其实这些游戏就是从电影、小人书上翻版的“玩打仗”，一拨扮游击队员，一拨扮日本鬼子，那时候的孩子们经常玩的游戏。
这样的游戏经常会出现惯用的台词。比如：“同志们，冲啊！别让鬼子逃跑了！”或者是“同志们，我不行了，你们先撤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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