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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13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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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这里的可杀不可辱说的其实就是傲气。不同的是，这里的傲气与骄傲是两个概念，傲气在一定程度的时候就成为一种大家都知道的专用名词“傲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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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免进《杨澜工作室》（2）
傲气要想成为傲骨，就需要一定的条件，比如知识渲染的气质、视野打开的天地、位置站在的高度等等，只有这时候傲气才可能成为傲骨。
杨澜觉得，傲气应该要有那么一点，当然不能太多。如果一个人心里有时存有一点傲气，也许非常可贵。这样的傲气可以让一个人知道自己的风格，这种风格并不是你多做了什么，而恰恰在于你不屑于去做什么。
君子有所为，有所不为。杨澜在傲气上清楚地知道自己要做什么，自己不能做什么。所以，杨澜的节目总是让你觉得有点跟别人不一样。那种讨好电视观众、卖弄自己的小聪明之类的事情是杨澜所鄙弃的。杨澜说：“如果一个人心里有一点傲气，就可能不屑去卖弄，这样就会有自己的风格。”
这就是杨澜的变。一种变中的不变，一种不变中的变。
第三节 回归于亲情的呼唤
在中国的历史长河里，总是有那样一些成功的名流人士选择了功成身退，有的归隐山林，有的云游四海。隐居是一种性情，是一种豪放，今天的人看到的时候，还是能感觉到一种大气的磊落和阳光的心境。
《百年叱咤风云录》
纪录片一直是杨澜心中的梦想。在凤凰卫视的日子里，杨澜在制作《杨澜工作室》的同时，开始接手另一部大型纪录片的制作工作，这部片子就是产生轰动效应的电视记录长篇巨著《百年叱咤风云录》
这是一部大型历史文献巨片，这部“大片”由BBS英国广播公司和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联合制作。
这部人类与20世纪作别的大型历史文献片《百年叱咤风云录》分为143集，生动再现了100年来人类社会惊心动魄的历史，并出现了众多十分珍贵的历史资料镜头。
1998年4月，《百年叱咤风云录》在凤凰卫视播出后引起轰动。当观众在两次世界大战中沉思，在俄国十月革命和第一个社会主义国家出现的画面里静穆，在“五四”运动和中国的觉醒里欢呼的时候，那些过往的历史，重新出现在眼前。
那些曾经让人们为之激情、为之欣喜、为之愤怒、为之疯狂的一个又一个历史画面，把上个世纪二三十年代的经济大萧条或者是上个世纪的体育热和电影文化的影响等历史事件和历史资料重新再现，对上个世纪的百年风云变幻有了概括性的总结和阐述。
杨澜说：“对于历史回顾的节目《百年叱咤风云录》，我们当时的资金投入不是很大，但得到的回报却很大，在节目经费有限的情况下，做到了最好，所以，《百年叱咤风云录》节目确实吸引了许多观众，特别是有很多高层次的观众。”
《百年叱咤风云录》火爆，直接影响着广告的来源，从开播时的波澜不惊，到后来广告的蜂拥而至，让杨澜看到了电视文化的魅力。杨澜说：“对广告商来说，高层次观众是非常重要，也是很有利的，这也是《百年叱咤风云录》获得商业收益的原因。”
其实早在美国念书的时候，杨澜就已经开始留意美国的历史频道。杨澜发现，几乎历史频道的每一个节目都是相当成功的，在社会上引起的轰动效应，让杨澜开始思考历史纪录片在人们精神生活上的特殊意义。
杨澜说：“在美国，那些广告商认为最有价值的频道和电视节目里，历史频道是最佳的广告投放选择，成为多年来广告商追捧的对象，在所有的电视节目广告收入里，总是排名第一位。”
这就是杨澜倾心于历史文化电视节目的一个主要原因。这个原因也导致了《百年叱咤风云录》在凤凰卫视借助千年之交的契机，得以快速出台。
任何事情都有两面性。一方面我们应该看到《百年叱咤风云录》的成功，在商业广告运作和文化传播上的双重效果。另一方面，我们也应该看到《百年叱咤风云录》在电视文化背后所隐藏着的不足。那就是西方的视野和观念在一定程度上影响了电视的视觉语音，这让《百年叱咤风云录》有了一点小小的遗憾。
因为《百年叱咤风云录》片子的原版是英国BBC广播公司做的，所以，在思维习惯和情感色彩上，就自然而然地挟带着浓郁的西方视野和文化观念，在这样的前提下，当杨澜进入《百年叱咤风云录》的时候，就不可避免地感觉到一种别扭。那是中国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与西方人的语言习惯和表达方式之间的一种较量。
按照国人的文化习惯和语言习惯，杨澜与剧组成员对原片的结构和线索进行了新的调整和修改。把典型的西方镜头语言“翻译”成了中国镜头语言，把原来地道的纪录片改编成了我们现在看到的节目形式。这种改变让杨澜的主持成为主角，而不是其他节目里看到的只是简单地介绍人员。
比如，在BBS提供的素材里，只有一集说到了中国，且因为文化的隔阂，在资料里不是很真实，甚至还带着一种猜测的成分。当时杨澜跟剧组看过资料以后，都觉得应该把中国参与20世纪世界历史进程的过程放进去，因为在这一过程中，中国自身的精神面貌已经发生了翻天覆地的变化，这才是真实的历史。就这样，原本1集的素材最后跟观众见面的时候，变成了5集。
天性的感恩
在凤凰卫视呼风唤雨正处于事业顶峰的时候，杨澜却突然宣布要退出，这让所有的业内人士感到吃惊。人们不明白杨澜为什么要这样做？难道是要金盆洗手退出电视行业？还是因为凤凰卫视已经没有杨澜的发展空间？或者是一次心血来潮的归隐？不过有一点可以肯定，杨澜绝对不是一个急流勇退的人，因为这不是杨澜的性格。
杨澜是那种永远不知道疲倦的女人，杨澜是那种永远都不会退缩的女人，杨澜还是那种永远都不会轻易放弃的女人，杨澜更是一个永远都不会服输的女人。
从杨澜的电视经历我们可以看到，杨澜的每一次选择都与事业或者是生活有冲突，这次也不例外。这次杨澜的离开是因为孩子，因为家庭的亲情在呼唤着杨澜的回归。
女人的幸福就在于做了母亲，女人做了母亲以后就有了一份牵挂。杨澜在母亲和事业上义无返顾地选择了前者。因为杨澜知道，母亲这两个字的厚重是一种爱的付出，没有比这两个字更伟大的字眼了，为了这两个字，杨澜选择了退出。
在凤凰卫视的日子里，杨澜都是在北京、香港和上海之间奔忙，工作在北京和香港之间，落脚却又在上海。虽然家里有杨澜的爸爸妈妈照顾着杨澜的儿子和女儿，但杨澜知道自己的儿子和女儿需要杨澜的爱，杨澜更清楚，年迈的父母更需要自己承欢膝下。
不养儿不知父母恩，杨澜有了孩子以后才明白自己年轻的时候不懂事。自己长大的时候，年迈的父母更需要自己的关爱，那是一种天性的感恩。
但杨澜不可能老把父母和孩子来回搬着陪她一起工作，结果杨澜第一次感觉到自己的无能为力，两边都不讨好。凤凰卫视的工作特别累，杨澜又是一个人做几样事情，工作的时候惦记着家里，可是回到家里，杨澜又一直想着工作。这样，杨澜就必须要在亲情和事业上做一个两难选择。
虽然杨澜选择了离开，但两年的凤凰卫视生活还是让杨澜学习到了很多。杨澜的离开只是一次转移，情感的转移，事业的转移。
一个人在紧张的工作中是需要放松的，当你走到了一个高度，就需要停下来，回顾自己走过的路，这种回顾是一种休整，这种回顾是一种总结，这种回顾更是一种来自精神意义上的提高。
取舍的含义
凤凰卫视有自己严格的管理方式，在这里制作经费是预算了再预算，人员配备是精简了再精简，这点跟内地电视台几乎不能相提并论，杨澜就是在这样苛刻的条条框框里学会精打细算。原来的杨澜可从来没有想过这些问题。
每次杨澜都要亲自做预算，如果是到外地制作一个人物采访节目的话，杨澜就必须要事先拿出呈报材料。比如，杨澜需要带两个摄影师，这是不可以缺少的，因为两个机器位置是最基本的电视制作要求，跟有些大的场面要动用十几台摄像机相比，这个预算已经是不能再精简的了。有了摄影师还需要灯光师，一个够用了。还要一个导演，这是必需的，不然前期没有办法拍摄，后期没有办法编辑。当这些人员敲定了以后，他们的路费、住宿费等所有费用都在节目的制作预算里，必须想办法从做电视节目的经费里省出来。
刚开始的时候，杨澜也是觉得很苦恼，好像必须要一个钱掰成两半花才能达到预算内的开支，所以，每次杨澜都很头疼预算的问题，不是多了，就是不够。好在没有多久，杨澜就很清楚怎么算这些账单了。这让杨澜感觉到一种轻松，因为可以专心做电视了。
经过两年的磨炼，杨澜已经从一个不管不问的电视人，变成了一个带有制片性质的电视人。这种锻炼对杨澜来说是一个绝好的机会，因为杨澜在这样的过程里学会了一种新的为电视服务的本事。那就是，杨澜对于可以在最低的经费条件下，把节目尽量完成到什么程度心中有数了。
有得到就会有付出。中国的文字里有很多有意思的词组，比如，取舍。单看这两个字，你就会看出来，如果你“取”前面的，那你就一定要“舍”后面的。杨澜在凤凰卫视里“取”了工作经验的时候，就“舍”了家庭的幸福和温暖。现在杨澜决定“取回”家庭的温馨和亲情，那杨澜就只能“舍”去凤凰卫视的一切。
1999年10月，杨澜在凤凰卫视的机房里制作完成了最后一期节目。
走出机房的大门，杨澜突然感觉一种轻松的惬意，好像身边的空气突然变得清新起来。两年了，杨澜好像已经忽略了空气的味道，小时候的花园再次出现在记忆里，那里有一个童年时期关于植物学家的梦。
杨澜选择了回归，家庭永远都是心灵渴望安静时最美好的栖息地。当儿子问杨澜：“妈妈，你真的再也不走了吗？”的时候，杨澜觉得没有比儿子这一句反问更让杨澜觉得幸福了。因为杨澜知道，这样的问话里隐藏着一种只有母子间才会有的感动，杨澜知道自己对儿子的重要性，就像杨澜小时候爸爸对杨澜的重要性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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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狂澜行动：阳光卫视的诞生（2000年）
如果没有吴征，杨澜会不会走到现在的高度？如果没有杨澜，吴征会不会这样的打造出一个阳光文化？假设的前提往往都是在事实既成的时候，我们才会去做假设，如果没有这个事实，也许我们根本无法做出这样的假设。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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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王国里的第一位“女皇”（1）
有志者，事竟成。对于吴征来说，只要是自己想做的事情就没有做不到的。
在法国留学期间，吴征先后就读于法国萨伏大学法语系；后获美国卡尔文·斯多克顿学院工商管理学士学位、华盛顿大学硕士学位和美国巴灵顿大学博士学位，后来又在复旦大学国际政治关系学院获第二个博士学位。因为法国的学习，吴征的法语十分熟练。
吴征是个什么样的人呢？用杨澜的话来说就是：“吴征是一个勤奋、刻苦的人。在所有的工作上吴征都不拖泥带水，什么事情都赶早不赶晚，赶先不赶后。”其实，连杨澜无法理解，吴征怎么有那么多的精力，吴征怎么会有那么大的热情。每天可以工作十几个小时，但却能一直保持着一种高效率。
在幼年时，吴征就开始跟曾经是著名外交官的祖父学习，法语基础很好，再加上几年的法国学习，可以想象吴征在语言方面的天赋。杨澜的法国朋友曾经对杨澜说：“如果不是知道吴征长在中国上海，你会以为吴征是在法国巴黎长大的，他的法语绝对是正宗的巴黎口音。真是想不到。”
语言可以说是吴征的强项，因为吴征的英语也是好到了让人吃惊的程度。这点就连在北京外国语学院毕业，又在美国留学两年的杨澜也觉得不可思议。
1995年夏天，杨澜在人民大会堂用英语主持联合国世界妇女大会上的主持词，每一句英文台词，都是吴征帮助杨澜矫正的。精细到一板一眼的各个环节，什么语速、语气、快慢、包括重音都一个一个地纠正，搞得杨澜在吴征面前像个刚学英语的小学生似的。因为吴征的苛刻，杨澜的主持获得了各方面的好评，吴征兴奋得围着杨澜转了好几圈，对杨澜说：“你看，你看，我说严师出高徒吧。你还不信。”杨澜也打趣着吴征：“是啊，是啊，吴老师，你什么时候能先把普通话练好呢？”说完就是一阵得意的坏笑。
“金无足赤，人无完人”。吴征的法语和英语再好，还是过不了普通话的关，当然就没有北京长大的杨澜发音准确了。吴征的上海口音让吴征永远地失去了体会“儿化音”的乐趣。因为不会发卷舌音“儿”，遇上带“儿”的音就只好省略。杨澜就说过吴征在这上面的笑话。杨澜说：“偏偏吴征还喜欢这个儿化还要赶时髦，在谈话里说些诸如“大腕儿”之类的京片子，结果别人还以为吴征他说的是“大碗”，结果可想而知，弄得哄堂大笑。好像吴征要用这个幽默来给大家送快乐一样。”过后，杨澜就会趁机上去要吴征“拜师学艺”。
虽然吴征普通话不行，但在商业上却是个奇才。从西方完成学业后，吴征先在美国开设博纳投资公司；业务涉及高科技、媒体、资讯及投资；后与美国华纳唱片公司合资搞电视企业。吴征与杨澜认识以后就有过一次合作，以《2000年那一班》的成功制作，让杨澜凭借此片的大受好评具有了国际知名度；吴征虽然功不可没，但鲜花和掌声都给了杨澜。这应该算是吴征送给杨澜整个世界之前的点缀吧。
吴征是个有野心的人，在电视企业领域吴征提出了“新媒体”的概念；吴征觉得未来的媒体发展将会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借助一切高科技手段出现，在这样的时代背景下，走在前面的人才是有准备的人。当机遇来临的时候，不是你有多少能力，而是看谁准备好了。
所以，当吴征这个思路逐渐清晰的时候，吴征就想把“阳光文化”做成全球最大的互动数码专题节目资料库。为了这个梦想，吴征开始寻找媒体平台，与新浪、四通联合，著书立说，吴征在这个行业充分的展示了他双料博士的所有才能，使阳光的媒体企业在资本运作的推动下，如鱼得水。
吴征之所以要给杨澜一个阳光卫视，是因为杨澜虽然从凤凰卫视出走，回归家庭的亲情，但杨澜对电视的热爱让吴征感到，应该给杨澜一个更自由的天地，吴征觉得杨澜的个人能力需要在一个更大的天地里施展，而不是永远地待在家里。如果给杨澜一个自己的电视空间，那杨澜就不用在家庭和事业上为难了。
对于杨澜来说，人物访谈的节目，在这几年的制作里，虽然有了成功，但对于今后来说，杨澜觉得自己也只是刚刚摸着点门路，现在不做了，确实有点可惜。如果允许，杨澜还是会在之后的什么时间重新“出山”，把谈话节目接着做下去。前提是，杨澜希望人力和资金都能相对充裕，那样就可以保证节目的质量肯定会比原来的节目质量高出很多。
另外，杨澜开始对专题类节目和电视纪录片产生了特别浓厚的兴趣，杨澜想如果有机会，自己应该涉猎一下，因为杨澜在美国哥伦比亚大学时，选修过不少这方面的课程。留学期间，杨澜就感觉到了西方传媒对中国文化的无知和偏见，也很失望地发现，许多国内的专题片目前都面临着在制作理念上与创作手法上的陈旧问题，缺少一些非常有效的优秀节目来让海外的人了解中国文化的优秀之处。杨澜觉得，只有走市场的道路，把艺术商业化，把商业艺术化，两者结合，以国际水平的制作高度打入国外主流媒体，才能打破目前这样的尴尬局面，开拓出一条中国专题和纪录片的新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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电视王国里的第一位“女皇”（2）
对于这种类型的节目，杨澜的计划是作为一个制作人出现在幕后，把更多的精力放在策划和出品上，把握节目大局，准确定位节目，对于是不是有太多的出镜机会，杨澜并不在意，因为杨澜觉得如果不能从主持的位置上成功转型，那样的电视生涯会缺少挑战的冲劲和情感释放的张力。
但在阳光文化出现之前，这些都只是杨澜的个人想法，相对来说比较空洞，有点模糊，还不是很成熟。后来，阳光文化创立以后，杨澜重新谈到关于回归电视时说：“我不想重复自己，我想尝试一种新的思路，一种新的工作方式，如果一定要给这种思路找一个借口的话，我想，都是因为内心的不安分才会这样吧。”
2000年1月，杨澜在吴征的策划下动用约3500万元的资金，联手友利电讯主席高振顺收购了良记的控股权。并在3月17日，将良记这家长期处于低潮、主营建筑的香港公司，正式更名为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有限公司，并成功地借壳上市，雄心勃勃地要打造阳光文化的传媒帝国，并制定公布了公司以后的发展方向。
以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的宽频网站，为各媒体及网络电视观众提供服务。杨澜出任主席。杨澜的名人效应和以前的电视背景让大家普遍看好阳光文化，在股民的竭力追捧下，杨澜所拥有的良记股份在变身阳光文化以后，其市值在短期内呈现出强劲势头，一度迅速暴涨至84亿元。
2000年8月7日，当时的香港特区行政长官董建华、阳光文化网络电视控股有限公司主席杨澜共同主持了阳光文化在香港举行的开播庆典。这个庆典标志着中华地区的第一个历史人文频道──阳光卫视正式启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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阳光灿烂的日子
阳光下的日子，温暖、舒畅，当杨澜站到阳光文化的前沿阵地上，呼风唤雨之时，杨澜的心情在心理角色的定位里发生了转变。以前杨澜是一个传媒做出来的名人，而现在杨澜变成了一个做传媒的名人。
10年以前，杨澜是个学生，10年以后，杨澜还是一个学生。不同的是，10年前的杨澜是学习主持人的学生，现在的杨澜是学习电视传媒管理的学生。10年里杨澜经历了主持、编导、策划、制片到现在的管理者，身份的转换、心理的定位，都让杨澜感觉到一种从未有过的快感，毕竟现在的定位才是杨澜内心中一直在追求着的东西。
杨澜领航阳光文化之后，出任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主席。作为国内领先的民营媒体企业之一，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从一开始就发展势头迅猛，成为一艘打造历史人物传记片为主要产品和资源宽频网站的航空母舰。
杨澜有阳光，阳光有杨澜，强强联手，前景无忧。这应该是当年众多追捧者的广泛心态。当时的阳光持有11家亚洲地区媒体类企业公司的股份，而上述公司之业务组合包括31种各类杂志、3种不同类型报章、10条电视广播频道、3个门户网站及多类型互联网及多媒体产品、教育及学院投资、体育/赛车运动及音乐娱乐事业等。阳光媒体投资控股有限公司分布于9个国家/地区内之15个城市发展其多元化业务。
这就是当年杨澜掌舵的阳光航母，庞大到你看阳光文化的内部时都会觉得眼花缭乱。毕竟一个覆盖某一文化领域、期望做成资源仓库一样的企业，庞大应该是理所当然的事情。当我们抬头仰望太阳的时候，你感到的是昏眩，看到的是刺目，体会到的是热情，阳光里的七种色彩呈现着唯一的纯白，阳光文化最初给人的感觉就是这样一种纯白。在耀眼刺目的光环里让关注的人们欣喜若狂。
太阳的光线里也有耀斑，那是不为正常视线所能看穿的背后，阳光文化的创建也经历了一个非常时期。在阳光开始准备启动的时候，杨澜已经有孕在身，那么多的批件要跑，那么多的事情要过问，杨澜却不敢太劳累，怕影响孩子的发育对孩子不好。
刚开始的时候，因为要买壳上市，很多工作千头万绪，杨澜妊娠反应很厉害，每次开会的时候，杨澜因为妊娠反应呕吐的时候，都要跑出去，等反胃过去之后，吐的没有什么可以吐了再回来，吃几块口香糖继续开会。就这样把公司里营运、架构、节目、人员、公关等事项整理出为阳光的出台打好了基础。
任何事情在开始的时候可能都会很困难，一旦成型走上轨道，余下的事情就顺理成章了。当阳光上市以后，借助于搭好的架构，阳光的平台，两岸三地的同事之间开始有了一些默契，所有的节目也就变成了自动挡。
杨澜掌舵的阳光文化从一开始就接受了一种先进的管理方式，抛开了常规式的一个级别向又一个级别汇报的金字塔式管理，采取的是GE的做法，就是扁平式的管理，各个部门各个地区都有相当的独立性，只要每个部门和每个地区在既定的预算内达到既定的目标，就全部OK，可以拿奖金。
阳光这样的管理方式最大程度地调动了各部门的积极性，对于员工来说相对比较灵活，这样的管理使人尽其责、物尽其用。在管理阳光的同时，杨澜就可以从金字塔式的繁忙中脱离开来，这样杨澜就可以一方面放手给各个部门，自己宏观调控实施阳光战略，另一方面，杨澜有大量的时间和精力做自己的节目。
杨澜觉得，人这一辈子总要做点自己喜欢的事情，可能有时候周期比较长，有时候周期比较短，不管是长还是短，重要的是要认真地去做好。
年轻是一种资本，可以让你没有顾虑，让你摔倒了有重新站起来的机会，但年轻不是做不好事情的借口。所以，杨澜做任何事情都做得竭尽全力，做得义无返顾。
收购的背后是一个神话的时代（1）
任何一件事情，从开始出现的时候，我们都只能看到一方面，当事情过去了之后，我们才会去反思，事情本身所引起的思考和深层意义。
阳光文化开始之初，杨澜是作为主席出现的，现在杨澜已经离开了这个位置，我们不能说杨澜失败了，因为杨澜在阳光文化的最初是个成功者，收购的背后是一个神话的时代。至于今天，当我们记录这段历史的时候，还是不能不去看一下，当初神话给我们带来的激情与快慰，仍然在今天的阳光下熠熠生辉。
新官上任三把火。不但杨澜是个新官，阳光文化对于电视传媒来说也是新官。所以，阳光文化给人们带来的就是一种希望和梦想。阳光文化从创办之初的思路出发，开始了一系列大的动作，杨澜从自己的定位入手，开始了狂澜行动。
酒好不怕巷子深，好女不愁没婆家。
作为阳光文化传媒领域的旗舰节目《杨澜访谈录》，在阳光文化的平台上重新举办了开播庆典，随后所有到会的各地方电视台同仁汇聚一起，在看了样片的首映之后，大家开始讨论商议。几乎是在没有互相客气与寒暄的过程之下，大家开始哄抢《杨澜访谈录》了，甚至发生了同一个地区的几家电视台互相争抢的事情。
当然，抢夺《杨澜访谈录》并不是靠武力，最后的结果还是要看实力，才能决出最后的胜负。各个电视台开始在比收视、比回报、比速度的几个战略要点上下功夫。最后谁能独占鳌头还要用事实说话。
当时以“势在必得”形象出现的湖南电视台，自己家里先闹腾开了，都是《杨澜访谈录》惹的祸。湖南电视台的影视频道、生活频道、都市频道和其他5个频道都想把《杨澜访谈录》占为己有，就是因为在场的所有专家都在看片会上给予《杨澜访谈录》这一节目很高的评价，这些平时金口难开的贵人说出的赞誉之词，让在场的各电视台的台长都明确表示，要不惜一切代价拿到该片。
商场如战场，商机就是战机。经过几轮你抢我夺，兵不血刃的较量，湖南电视台还是凭借自己多年来的电视商业化机制，最后赢得了《杨澜访谈录》的青睐，在第一轮的《杨澜访谈录》争夺战里独占鳌头。
虽然自古有“打虎亲兄弟，上阵父子兵”的说法，但在争夺到《杨澜访谈录》之后，这句话就再也无法约束湖南内部诸位兄弟之间的横刀夺爱之心了。湖南台的几个频道再次开始了“内讧”。最终湖南经视频道以胜出一筹的实力获得发片权。湖南都市频道虽然把自己的筹码加大至5分钟广告回报的程度，但最后还是以一招之差败北，虽然最后没有取得《杨澜访谈录》的发片权，却签下了阳光的其他节目，也算是另外一种意义上的胜利。
州官只要放火，百姓就能点灯。湖南抢先一步之后，就是其他电视台的竞争了。杭州电视台与杭州明珠电视台论实力不相上下，双方的争夺半斤八两，谁也不服气谁，让大家都很为难，最后还是明珠抢先一步，与阳光签订了发片合同，安排在19：40的黄金电视剧档播出。杭州电视台对未能争得《杨澜访谈录》一事甚是遗憾。
两虎相争，必有一伤。两强相遇勇者胜。在《杨澜访谈录》的争夺战中，比的是谁更有耐心，比的是谁更有巧劲，比的是谁的刀快，谁就是永远的赢家。
不打无准备之战。杨澜从开始就以一种非常人所能预知的方式，对阳光文化的节目定位给予了充分的考虑和准备。杨澜知道一个节目的成败跟制作成本没有关系，但跟节目的定位、风格、质量、手法、角度等软性的条件有关。当各地电视台普遍对《杨澜访谈录》的高品位、高质量、高信息喝彩的时候，杨澜正在看着这一切幸福的微笑。
杨澜知道，长期以来，中国的专题片和纪录片已经接受了一种约定俗成的制作模式，教条式的开场、故事式的讲述、带几个镜头的插入，最后是总结性的评价。因为受到主题先行为主的作业方式影响，什么事情都是先给一个帽子，然后统一的服装，穿上不合脚的鞋，就完成了。千人一面皆大欢喜就是成功。这样的方式忽略了人文情感，失去了交流互动，缺少了精神感化，所以，杨澜不想这样走别人的车辙。或者说，杨澜希望能走出一条属于自己，带有浓厚的杨澜电视风格之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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