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职业女性典范:精彩杨澜-第12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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因为销量的巨大并不能证明书的成功。这是一个很简单的道理，就好像那句笑话，流行的并不都是好的，比如“流行感冒”。《凭海临风》的出版发行让杨澜在读者的心中留下了并不美好的印象。
杨澜是个才女，这点毫无疑问，但杨澜的失误就在于，杨澜没有把这本《凭海临风》做到最好。于是“注水肉”就成了杨澜这本散文集出版后读者们挂在嘴边的一句口头禅。
这本《凭海临风》，全书总共约78万字，却占用了200多个页码，几乎每个页码上都保留着一半的“飞白”。有读者打趣说，杨澜这书留下这么多空白是留给指砚斋来点评《凭海临风》的。还有人说：“这是国画写意里的手法，于无字处皆是字也。”更有刻薄之人说：“《西游记》里有无字真经，杨澜这书啊，我看也有一半是无字真经了”。
按正常出版社每页７６８个字算，200页码就该有16万字才对，现在的7万多字，也只是一个零头，也难怪喜欢杨澜的人会失望。
其实也不应该怪杨澜，这里面应该有出版商的原因。如果杨澜当初坚持一下，尽力把这本书做得好一些，哪怕薄一些，也不至于让大家在愤怒中失望，虽然这里的愤怒不是针对杨澜而发的，但毕竟与杨澜有关。
这本书披露了很多不为人知的过去岁月，在这里面我们可以找到杨澜的一些生活经历和所见所闻。
1997年４月，杨澜应联合国副秘书长之邀，作为东亚唯一代表，出席了联合国世界媒体圆桌会议，11月又应邀出席联合国“９７世界电视论坛”。
还是在这年的7月，杨澜被选为哥伦比亚大学国际及公共事务学院院长顾问委员会成员。至此，杨澜在纽约的学习生涯全部告一段落。
等待杨澜的会是什么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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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一节 凤凰的飞翔
凤凰是中国古代传说中的神鸟，是一种富贵大气的象征，也许就是因为这样的一种意象让杨澜选择了凤凰卫星中文台作为自己回归后的第一站吗？也许探讨这个在今天并没有什么实际的意义，重要的是杨澜去了凤凰卫视，并在凤凰卫视打开了另一个美丽的电视窗口。也许，这才是最主要的吧。
凤兮凰兮，非梧不栖
凤翔于九天兮，非梧不栖，士生于乱世兮，特行独立。
杨澜从美国选择回归的时候，正是电视节目泛滥，各路电视诸侯纷争天下的时候。面对众多的电视台，面对众多的综艺节目，想要有一个全新的视角，一个全新的思路，开发自己的特点，与众多的综艺节目平分天下，是杨澜心中的一个愿望。
其实在美国留学的时候，杨澜就已经开始了自己独立的构思。她用业余时间与上海东方电视台联合制作了《杨澜视线》，这是杨澜第一次用独立的眼光看待并介绍世界。凭借40集《杨澜视线》的轰动效应，杨澜成功地从娱乐节目主持人过渡到复合型传媒人才。
这时候的杨澜不但对于电视节目的制作有了全新的感受，对于使用电视手段全面展示不同时期的文化也是情有独钟。可以说，杨澜在美国的两年不但让杨澜从一个单纯的主持人蜕变成为一个全面的电视人，也让杨澜有了用电视手段再现文化的想法。杨澜对于电视在表现文化深层意义上有了独特的见解和思路，于是杨澜开始思考。
因为杨澜知道，真想做一个成功的电视人，那么就必须要考虑电视台能够提供给自己多大的发展空间，这个空间决定了自己节目的发展空间。如果说《杨澜视线》只是一次课堂作业的话，那么下面杨澜就该真枪实弹地披挂上阵了，杨澜会选择哪里呢？
1997年底，杨澜加盟了刚刚创办不久的香港凤凰卫视中文台。在凤凰卫视，杨澜于1998年1月开通了《杨澜工作室》。这是一个谈话类的节目，针对的都是在社会各个领域里引领风骚的著名人物。杨澜希望这些人能以现身说法的亲身经历在展示不同文化的同时，给电视观众一点激励。
该节目在凤凰卫视正式开播的两年时间里，杨澜一共采访了120多位名人。其中包括澳门特首何厚铧、金融巨头乔治·索罗斯（George Soros）、著名学者季羡林、著名华语作家李敖、查良镛、诺贝尔物理奖得主崔琦等等。正是在这段时间里，杨澜开始有了变化。那是文化在与文化的交流中碰撞出的火花，那是名人与名人对话的时候产生的灵感。
在这两年中，杨澜与来自不同行业不同背景的名人展开了关于人生、关于文化、关于思考、关于历史的交流。通过这些人的做客，杨澜的视线得到了极大的扩展，杨澜的境界得到了提升，杨澜把以前学校里学到的知识，平时自己看书积累的知识，在这里得到了一个“回炉”式的融会贯通，这样一来，杨澜极大的丰富了自己的信息量。为阳光卫视的创办奠定了一个“量变到质变”的基础条件。
读一本好书，就像与名人对话。与名人对话，其实就是在读一本好书。杨澜在这两年中，阅读了120位名人的人生经验和心路历程，对于杨澜来说，是幸运的，对于杨澜的电视观众来说，更是幸运的。
这两年，杨澜再次证明了自己的实力，也再次向电视界证明了自己独特的叙述方式。当杨澜离开凤凰卫视的时候，杨澜已经借用电视的堡垒打开了一方新的天地，杨澜在电视领域所拥有的世界级知名度已经拉开了杨澜风暴的帷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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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杨澜工作室》的前期
对于任何一个人来说，时间有着永远的魔力，在不知不觉中改变着你。于是，我们就从一个时间进入另一个时间，从一个地点走到另一个地点。不变的是时间，不变的是心，但改变的却是我们。
杨澜选择了《正大综艺》，杨澜又选择了离开，杨澜选择了美国，杨澜最后一样选择了离开，但杨澜还是没有逃开命运的安排，好像电视就是杨澜一生的宿命一样，无论杨澜走到哪里，电视永远都是杨澜最美丽的色彩。
于是，旧日的柔情，以一种全新的方式，再次打开。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日子里，开始以一种接近残忍和恐怖的方式，开始了对自己所有电视才华的压榨。除了刚开始制作的《杨澜工作室》以外，杨澜还以另外一种热情，制作着《百年叱咤风云录》。
你无法想象，这样一个柔情似水的美丽女人，怎么会有那样大的精力，在凤凰卫视可以那样撑起一个又一个栏目，是因为喜欢？还是为了锻炼自己？也许，杨澜从进凤凰卫视的时候，心里就有了不安定的因素。
“凤凰卫视是个把女人当男人使唤，把男人当‘牲口’使唤的地方”。这里除了工作还是工作，如果你想在电视上有所提高，就用自己的实力到凤凰卫视去吧。那里就是一个不折不扣的电视“魔鬼精英训练营”，从那里出来的人没有一个不是在电视里呼风唤雨的人。
在凤凰卫视，杨澜承受着巨大的工作压力。但杨澜就是这样一个人，清闲不下来，在美国的两年，杨澜可能闷坏了，所以，一到凤凰卫视，杨澜好像找到了情感借助电视宣泄的窗口一样，一人就撑起了《百年叱咤风云录》和《杨澜工作室》两摊儿。
凤凰卫视的节目制作和播出频率很快，对节目的质量要求很高。这样多的节目让杨澜承受着很大的压力。有时候我们不得不佩服杨澜，压力是一种动力，压力越大，杨澜走的就越远，人生在杨澜这里就是一种开弓射箭的过程。
两年以后，杨澜真的感觉特别的疲劳，好像一直在一种缺少睡眠的梦游状态里。当然这种感觉是在节目制作完成以后。
杨澜说：“《百年叱咤风云录》相对好一点，压力不是很大，主要的压力来自《杨澜工作室》的人物访谈上。”
虽然《杨澜工作室》这个谈话节目经费和人手都相对来说比较少，但杨澜都觉得可以克服，但因为有杨澜的名字，是一种带冠名的节目，又是采访世界名人，杨澜每一次都不敢掉以轻心。所以每期节目从选题、策划、提纲、编辑、串联，所有的前期工作杨澜都要亲自过问，这样，杨澜一个人就要在这个节目上操好几份心，最后还有导演角色的全面把握和最后的剪辑。
每次杨澜就这样痛苦着，直到节目最后制作完毕以后，心里才会在放松的状态下体会着又苦又累后的自得其乐。
杨澜说：“其实也没人逼我这么累，许多事儿由别人去做也不比我差，但还是觉得自己亲手做比较踏实，前后总算保持了统一的风格。”
。。
寻找一种与众不同
这里的杨澜已经与以前有了很大的变化，虽然是旧日的柔情在电视前面的流露，但却是一种崭新的手法，借助电视的视角，以一种清新的风格，再现着杨澜的魅力。
如果说以前杨澜还是在主持人的位置上展示自己的风格，所有的思维，与电视的感觉都只能在一个小范围施展的话，那么现在的杨澜就可以在自己的思想世界里为所欲为，无所不能地演绎自己的个人魅力与电视风采。
杨澜在刚到凤凰卫视去的时候，感觉到了一种压力。当时凤凰台的领导层，都特别希望杨澜能尽快地把风格定位在港、台的电视风格上。这样的要求无可厚非，因为每个电视台都会有自己固定的风格，跟电视台的风格接近，更容易融合进来。
但杨澜却有自己的想法。可能是因为美国留学的原因吧，杨澜的视野在开阔以后对于电视的风格定位有自己的想法。因为杨澜觉得，要真是该往什么电视风格上去靠的话，那也得向真正国际化的标准上去靠。
作为美国留学回来的杨澜接触了大量的电视信息，对于东、西方的电视风格之间的雷同和差异有理智的思路。
杨澜觉得，目前港、台所谓的电视风格，其实是沿袭了日本的电视路子，里面日式的痕迹太重，让电视这种快餐文化有种轻佻的浮躁。所谓“内行看门道，外行看热闹”。明眼人一看就知道日本的电视文化模式是又一种不成功的抄袭，抄袭的对象就是西方。
这样翻印的结果就是没有什么新义，从商业的角度来看也许是正确的，但从文化的层面上分析，却是苍白的。这样经过几版的克隆模式对于杨澜来说是不能接受的。
杨澜想找到一个新的方式，用一种全新的视角借助电视的窗口来诠释文化现象，所以杨澜觉得第一个就是要有标准要求上的变化。如果说，美国的留学给杨澜带来了影响，那就是绝对不能被港、台风格所同化，而是要很正宗地去主持电视节目，对于那些俏皮轻浅的手势和花样，甚至那种咿咿呀呀的说话方式，也让杨澜感到不能接受。
第二节 “工作室”里的故事
用一种工作室来定位自己的节目，本身就是一种创新，用自己的名字来定位这个节目，本身就是一种勇敢。当杨澜决定以自己的名字来命名自己的节目时，其实就是对自己能力的一种挑战，在众多的节目里，如何来做出自己的特色，如何来保持自己的风格，一直都是杨澜在寻找的，也是杨澜想体现给电视观众的。那么杨澜想表达的是什么呢？
。。
《杨澜工作室》主题定位
如果你在广场上放过风筝就会发现同一个天空里放飞着不同的风筝，这些风筝基本上能够表达放飞者的心情。有的放飞者甚至带着不同的风筝，这个放一会儿收回来，再放另外一个风筝，每一个风筝都会带来一种乐趣或者说是一种梦想。
当电视给杨澜一个天空以后，杨澜就开始了自己放飞风筝的梦想。当然最早杨澜放飞的风筝都是别人制作好的，杨澜只要把风筝放飞到最高就可以了，现在的杨澜放飞的却是自己制作的风筝，杨澜能做出什么样的风筝呢？杨澜自己制作的风筝能飞多高？也许只有杨澜自己心里才清楚。
虽然凤凰卫视的领导也想让杨澜与总体的风格保持一样，但还是尊重了杨澜的意思，让杨澜放手一搏。
杨澜说：“谈话节目是电视的主要节目形态。从它的成本考虑、实效性考虑，都是电视自然属性的一种节目形态。但谈话节目非常大地受制于谈话的主题和尺度，这是中国大多数谈话节目主持人面临的一个现状。如果我们能够找到好的故事，用有效的方式表述它们，我觉得节目的品质和收视率还是可以达到一致的。”
这就是杨澜对于谈话节目所给出的定位和思路。可以说上面这段文字不多的描述，真实地反应出了杨澜对于谈话节目的准确感觉。对于谈话节目，杨澜的精心可以从下面的文字里领略出来。这段文字是电视谈话节目里的记录，被杨澜采访的人物是大名鼎鼎的武侠小说家金庸，本名，查良镛。
采访前的作业
杨澜在采访金庸以前做了很多前期的工作，对于金庸的作品、经历、擅长的知识层面，可能涉及的问题，杨澜都做了精心的准备。于是，就有了下面我们看到的前期笔录。
金庸是作家、报业家，以金庸的笔名开始创作武侠小说，开辟了新武侠小说的风格，是新武侠小说的开山鼻祖，同时也是香港举足轻重的报人和评论家。
可能涉及的话题：文学、历史、时事等问题。
金庸对于自己在文学创作上，或者说在现代中国文学史上究竟占什么样的地位呢？如果可能就让他自己来说一说。
对于通俗作品，金庸会有什么看法？
通俗和庸俗的作品有没有一个明确的划分界限？
……
这里只是简单的一个部分，对于谈话的内容杨澜首先做到心中有数，然后才是即兴的发问，这样的节目更活泼。杨澜觉得这样的节目在大思路的定位下不会出现偏差，而即兴的成分却会让自己更可以随时产生创作上的灵感。
虽然是这样，但杨澜还是在制作提纲的同时补充着很多东西。比如，因为金庸是个文学家，所以文学的话题就成为所有话题的中心，文学的浩瀚让杨澜意识到，只能“以偏概全”地来突出某些部分，舍弃另外一些，这样谈话的时候有重点，节目就会紧凑。
在聊天的时候杨澜很随意地按照大纲的计划，跟金庸聊着关于文化的话题。杨澜看似漫不经心的提问，其实都是文化定位的一种思辨性结论，只是为了引出被访者的思想，才做了一个精心设计的局。
比如，杨澜在谈到中国文化的时候，开了一个关系通俗作品与古典名著的话题，杨澜说：“其实，通俗作品也可以成为经典的作品。我在书上看到过，像《水浒传》、《三国演义》，《西游记》和《红楼梦》这样的古典名著，在最初的时候，也是作为通俗作品出现的，当初作者写的时候，也有一种登不了大雅之堂的心理。”
金庸对这个话题应该很有发言权。所以，接过杨澜的话题，金庸就把这个论点扩大了到中国文化的各个领域。
电视上接受采访的金庸说：“在中国整个文学的发展历史上，其实都是这样子的，像唐诗、宋词、元曲，起初都是民间的东西。比如宋词，当时被文人戏称为“诗余”，有些名人别说不写，就是提都不愿意提的，认为有辱斯文。一般都是大家喝酒吃饭的时候，由歌女来演唱的，跟现在的流行歌曲差不多。当然，那时候写词的人都是一些大文豪，所以宋词从出现就带着深厚的文化底蕴，这也是当时的通俗作品发展成文学作品的典型例子。”
杨澜接着刚才的话题开始了下一个对话，并继续陈述着自己的思维。从下面的对话，我们可以看出来杨澜在这场对话之外所做的作业、所下的功夫。
在金庸的话题告一段落之后，摄像机前的杨澜对采访人说：“其实我们都学习过《诗经》上的作品，像什么“窈窕淑女，君子好俅”啊，还有什么“投我以木瓜，报之以琼瑶”啊等等，现在看来这些文字都很古典，其实在当时是很民间的一些山歌和对唱，是当时的民俗里再通俗不过的东西了。”
“是啊。”金庸接着杨澜的话说：“其实很多文化最早出现的时候都是因为民间的需要，因为文化是民间情感的产物，这些民俗的东西其实是文化的一部分。中国有很多文学作品都是经过民间通俗的提高，受到士大夫喜欢，然后成为一种文化。只是，随着文人的介入，把这种文化上升到了一个高度，越来越搞得民间不懂了，于是民间就出现了另外一种新的文学形式，来替代原来的文学形式。这其实就是一种文化上的进化。”
杨澜之所以能有这样纯熟的谈话节目的经验，是与杨澜的耐心和细心分不开的。杨澜说：“每次做电视节目前，我都要准备，不厌其烦地充分准备。我觉得进行采访，最紧要的事情就是通过自己能做的所有准备，迅速跨过年龄、地位、资历的距离，最大限度地获得被采访者的认同感。”
杨澜之所以这样做是因为杨澜知道自己不是一个很有灵感和创见的人，所以杨澜在制作节目的前期准备中很多时候也会出现沮丧的心情。比如采访的时候，杨澜从来都是按部就班地进行着自己早先做出的计划。有时候也会在开始采访之前，心里忽然冒出一个很有灵感的创意，那杨澜就会特别高兴。采访完成以后，杨澜会想到，刚才哪里做得不够好，或者是什么地方没有深入下去有点遗憾，这些都会让杨澜在沮丧的同时，避免下一次再出现同样的疏忽，杨澜就是在这样的一次次总结里慢慢成熟的。
让“老外”吃惊的细腻
1999年在上海采访《财富》杂志主编时，杨澜看出了那位主编的态度并不十分认真，可能对于电视来说，这位主编见的多了，早就处于一种习惯性思维之中了，这位主编可能觉得，还应该是老生常谈的问题，那就不用走脑子思考了。
事实最后却出乎这位主编的意料。因为杨澜的问题在正常的寒暄之后，随着聊天内容的深入，突然变得敏感、变得尖锐、变得深刻起来。杨澜当时的提问可以用犀利来形容，问题具体到，在你就任主编之后这十几年当中，世界财富前10名的排列有过什么样的变换？这些又集中反映出国际产业结构什么样的调整？而那些被换下去和换上来的大企业领导，又是怎么面对这种变换的？等等诸如此类的棘手问题。
虽然采访时间只有几十分钟，被采访的洋主编还是十分吃惊地说：“真没有想到啊，你的‘家庭作业’竟然准备得这么好，这么专业的问题你是怎么想起来的呢？在中国我遇到的采访大部分都是，你对中国是什么感觉，你对上海有何感想。这些与我的专业没有关系的问题，只有你让我感到震惊。”
见什么人说什么话，采访什么人，就说什么事情，这就是杨澜的风格。如果这位洋主编知道杨澜早在很多年前就拿过“金话筒”奖的话，我想应该不会对杨澜的思路和方式感到吃惊吧。因为，举一反三地来思考一下就会明白，在一件事情上可以做到最好的人，就有可能在其他的事情上也做到最好。杨澜的成功就是一个佐证。
杨澜之所以能做到这样，就是因为杨澜准备提纲的时候很认真，也很细心。这样的一份提纲性的东西，杨澜竟然可以像小学生做家庭作业一样来准备。杨澜提前把所有的可以找到的、应该看到的资料全部过滤一遍，然后根据自己的需要决定取舍，整理出比较清楚的符合电视需要的提纲，再根据提纲编写脚本和创作思路。当然了，其中的一些突发灵感和可能出现的插曲都要在天头或者地脚的位置做标记和提示。这就是杨澜为什么可以做到最好的前期准备工作。完成了这一步，才可能进入采访与拍摄计划的程序。
接受过杨澜采访的英特尔总裁安迪·格鲁夫（Andrew Grove）曾总结说：“我来中国有两件事出乎意料，一件就是看到了联想的第一百万台电脑下了生产线，第二件就是没有想到在中国有杨澜这么出色的记者。”
虽然杨澜一直在这样做着自己的节目，但杨澜还是觉得这种过程里缺少创见和电视艺术上的灵性，因为有时候创新是很困难的。在一个固定的电视模式里，你想有点创新，几乎是可遇而不可求的事情。
虽然是这样的一种情况，但杨澜还是以自己的热情赋予谈话节目以全新的创作意图。为了弥补杨澜自己认为的先天不足，杨澜用比别人多的付出来换取节目的充实。这样杨澜虽然还是会为自己缺少灵感和创见而苦恼，但毕竟在自身的努力下，还是让大家见识到了所谓创新其实就是用比别人多的努力和付出来收获自己的耕耘。
这样一来，杨澜的谈话节目就会因为自己的尽心而每期都会出现一个亮点。也正是因为杨澜的谈话节目不只是一种聊天方式，所以，杨澜会针对不同的来宾制定出不同的采访内容，并因采访人的不同而采取不同的提问方式，这样就让杨澜的谈话节目在文化的定位下在电视的框架里，有了新的生命。
比如成龙，杨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电影文化的展示，对于李敖这样的怪才，杨澜给大家带来的就是一种释放的快慰和文化上的激情。至于每个嘉宾的经历不同，涉猎的文化领域不同，节目当然就会因为他们而出现“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艺术特征了。这点当然早在杨澜开始有“访谈”节目创意的时候，就想到了。
对于电视节目的艺术把握，对于电视观众的胃口喜好，对于节目文化的定位，对于采访视野的开阔程度，杨澜在心里都清清楚楚，这是杨澜成功的又一个保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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克林顿免进《杨澜工作室》（1）
在什么行业说什么话，所谓近朱者赤，近墨者黑。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两年里，以常人无法企及的速度快速飞升，给凤凰卫视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效益。杨澜制作的几档节目以不同于凤凰卫视风格的另类形式出现，以一种文化的传递和接力方式，在挖掘文化艺术的过程中让电视观众看到了杨澜的成熟。
时势造英雄。其实杨澜当年也不是这样的。如果你看过《正大综艺》，如果你看过杨澜当年主持这个节目时的清纯，你一定会感慨，杨澜变了。
杨澜不能不变，杨澜没有办法不变，杨澜必须要变。只是杨澜变的不是不像杨澜了，而是杨澜变得更像杨澜，杨澜气质里的所有特点都让杨澜在悄悄发生着变化。而这些变化都是因为电视。
杨澜在凤凰卫视的日子是愉快的，虽然工作上很辛苦，但杨澜在这里得到了一种创作欲望上的释放。
首先，凤凰卫视有比较宽松的选题和谈话空间。当初杨澜接受凤凰卫视的邀请就是看重了这样一种宽松的环境和可以自由自在放飞梦想的天空。在这个宽松的环境里，杨澜的性情得到了释放，杨澜用自己在美国学到的电视手法，以自己的独特视角，对社会问题、文化现象，以及其他的敏感现象都尽可能大地给电视观众打开了一个窗口。
比如，杨澜曾经做过一个关于“同性恋”的话题。那时候同性恋虽然也是社会关注的热点问题，但对于电视媒体而言可能还少有人想做这个出力不讨好的事情。别忘了张元导演拍摄的那个王小波写的《东宫西宫》电影，一直到现在都没有解禁，就是因为电影涉及了敏感的同性恋问题。等到了李安的《断臂山》的时候，同性恋题材还是引起了争议。
好在杨澜知道自己的节目应该做什么，不能做什么，凤凰卫视虽然宽松，但并不是没有原则。杨澜在把握尺度的时候，也做过一些社会敏感人物的访谈。
当然杨澜虽然在凤凰卫视得到了宽松的空间，但一样有时候会遇到困扰。1998年克林顿到中国访问，杨澜知道这个消息很早，所以在克林顿还没有出发之前杨澜就已经与克林顿的新闻班子做了联系，并按正常的程序递交了采访申请，但是，当克林顿真的在北京落地之后，杨澜发现，只有中央电视台一家电视媒体能够独家采访。杨澜很无奈，后来在上海碰到了中央台的水均益，于是就和他聊起这事情，并开玩笑地对水均益说：“这是不是也得算是一种不公平竞争呢？”
其实，做电视这个行当久了，杨澜早就悟出了一个道理，在电视的世界里没有公平与不公平，只有付出了多少，收获了多少。当很多人都在羡慕杨澜的好运气时，只有杨澜自己知道在背后付出了多少辛苦。
人之初，性本善，性相近，习相远，这是古人对人性的一种总结。因为环境的改变最后性格也会改变，行为也会改变。
杨澜其实一直在变。杨澜的性格里有一种率真，有一种性情。这样的一个人，有先天性的遗传，也有后天的培养，可能还有点电视环境的塑造吧。
杨澜的爸爸是个性格很倔的人，杨澜说：“可能是因为这个原因吧，所以，我的遗传基因里应该有倔强的成分。”其实倔强是一种固执，更是一种执著。大凡有大成功者都有这样的一种倔劲。杨澜的成功也许与这种遗传很有关系。
另外杨澜觉得，自己一直都很顺利，或者说是运气很好的一个人。虽然也经历过一些起伏，但从走进“正大”，走进美国，最后又走进凤凰卫视来看，杨澜应该是没有什么可抱怨的了，杨澜自己都说“跟别人相比，我得到的东西确实是太多太多了”。所以杨澜很满足，这样的一种满足里带着工作中的固执和倔强，杨澜想不变可能都不行。
最早的时候，电视接纳杨澜是让杨澜做一个主持人，《正大综艺》带给杨澜不只是运气，还有锻炼，那时候杨澜的定位是纯情，杨澜就在这样的一个定位里开始成长。但也正是这里的环境打开了杨澜的视野，让杨澜抓住了又一个机遇，留学美国。
也正是美国之行让杨澜逐渐认识到，其实运气只是人生的一部分，重要的是要努力争取。没有付出是不会有收获的，于是杨澜再次改变。
我们常说，“大命在天，小命在人”。如果说大命就是运气和机遇的话，那么小命就是后天的付出和努力。杨澜在转变的过程里十分清醒地认识到了这点。就像一个苹果，所有的人都说是你的，这就是运气，但你不伸手，苹果不会到你嘴里的，这就是付出。可惜，知道这种道理的人不是很多。
杨澜身上还有一种傲气。其实傲气在任何一个人身上都会多多少少存在，只是我们都无法把握傲气会在什么时候、在什么地点，以什么样的方式显现出来。
中国古人有句名言，“士可杀不可辱”，这里的可杀不可辱说的其实就是傲气。不同的是，这里的傲气与骄傲是两个概念，傲气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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