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20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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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肃反运动中，报社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因为报纸仍需天天出版）多数人卷入运动旋涡，一切都失去了常态。大家被关在报社大院里，寝室也作了调整，资料组组长王传大是我的同乡和政大同学，原独住一间房，这时搬到我住的大房间内，我想大概是专门来监管我的，殊不知他也是审查对象，上面故意要我们住在一起，以便考察我们是否订了什么“攻守同盟”，走廊中另有人监视我们。每隔几天，我们到省委党校礼堂听大报告，路上互相监视，鸦雀无声，充满了压抑感。见到外单位的熟面孔，也无人敢打招呼，互相提防着、戒备着。一次，省委书记李井泉亲自点名团省委杨斧交待和胡风集团的关系，说：“我看你这只臭虫能把共产党的铺盖拱翻？”又喊小教联的李莎交待与胡风集团以及民社党的关系。李莎面不改色，表示下去后作书面交待。我们还多次参加省文联的批判大会，批判者声色俱厉，义愤填膺，但我注意到被批判的茜子、邱漾等并无搞反革命活动的事实和证据，无非是想借机把人的名声搞臭或泄私愤而已。这样大会套小会，斗别人和被别人斗，近两月的车轮大战，我记了厚厚两大本小组意见，近视眼由600度加深到800度，经常闹肚子，人也瘦了一圈。

　　我先是在理论宣传组和文教组的联合组内挨斗，后来遭到理论宣传组和工业组的联合批斗，报社五人小组的翟静之亲自上阵指挥，穷追猛打，弄得我疲惫不堪，烦躁已极。我也注意到，有几个人自始至终很少发言，来自新训班的白丁只发了一次言：“希望小王端正态度，不要以诸葛亮舌战群儒的态度对待大家。”而颇有才气的*党员王育长竟一言不发，始终沉默。

　　比我问题更严重的审查对象有李村、张正宣、张白帆、杜晓鹏、朱友柏、萧红逵等，他们被专门关在一间房内，全天写检讨，晚上在一个寝室内就寝，有专人看管。半年后，这些人全部解脱，李村在团小组会上还自我检查说：“作为一个团员，在组织上审查个人历史时我犯了错误，性质还比较严重。”我缄默不语，我本来就没有什么问题，更没有犯任何错误，是你们无反乱肃，有错不纠，我凭什么要装样子作违心的检讨呢！

　　9月初，我回理论宣传组作编辑工作。王石泉调省级机关肃反办公室，由重庆记者范朗来组上主持工作。范朗是我新训班同学，较我年长，头脑清醒，心地善良。一个星期天，他专门陪我看电影，路上说：“你觉得党不信任你，你还是应信任党，好好工作，将来总会把事情弄清楚的。”我在这段期间系统读了列宁、斯大林著作，特别研究了苏联三十年代肃反的文献，图书室的罗大姐主动借给我《民警少校》、《射击场的秘密》、《红色保险箱》、《秘密路》等肃反小说。我逐渐领悟到，我国的肃反运动是以苏联为蓝本的。那种“大胆怀疑，小组斗争”的搞法势必造成扩大化和灾难性后果。与此同时，我给不少通讯员写了退稿信，编发了一些小品文，用笔名撰写了不少文章，都蒙范朗签发，月终还表扬我工作做得好。

　　一个下午，五人小组找我正式谈话，我换了一套崭新的毛料中山装，正襟危坐，从容不迫地回答他们的询问。这天组长伍陵不在，由陈杰、苑庄、翟静之、王文四人主持。陈杰说：“今天找你来．是核实一些问题，望你抱着实事求是的态度，有就是有，没有就是没有，以利于弄清真相。”翟静之也一改平常咄咄逼人的气势，提出三个问题：1．你在政大就读期间是否参加了反动党团组织；2．罗梦册组织的“自由*社会主义协会”是什么团体，你和它有何关系？3．解放前夕你组织的“黄河社”是什么社团？我说：“我在肃反运动中一贯采取实事求是的态度。而你们总说我不老实，避重就轻。”王文说：“以你今天谈的为依据。”我便对这三个问题一一进行澄清，详细说明我进政大后就读的短暂时期，政大并未发展反动党团组织，我也不知情；我是罗梦册主办的《主流》的读者，只读过两三期，并未参加该组织，也不认识罗梦册；《黄河》是解放前东北同学拟办的一张壁报，以迎接解放为宗旨，只开了一次筹委会，壁报还没有出就解放了。这三个问题都不复杂，为详细说明其背景和证明人，竟用了半天时间。

　　四位领导似乎心平气和，王文态度尤为友善，陈杰最后表示：“你的问题就到此为止，你可以走了。”这次谈话后，停止了小组斗争。

　　1955年国庆前一天，范朗找到鲁南和我，说：“党总支办公室通知，明天你们写一个肃反文件，不要到别处走。”鲁南本是一位肃反积极分子，曾找我谈过话，动员我交待什么，如今他也成了肃反对象，真是“天有不测风云，人有旦夕祸福。”我盯了他一眼，他低头不语。可是临下班时，范朗又对我说：“明天你不必学那个文件了，以后抽时间再学。”这说明我只要不出报社大门，干什么都行。作为一个为缔造新中国而作过贡献的青年干部，竟被剥夺了参加国庆*的权利，和被管制的“特种户口”差不多，这真是绝妙讽刺。

　　肃反期中，周末和星期天也必须集体活动。有个星期日在人民公园划船，我与蓝青、肖青同划一船，十二目相视（三人均戴眼镜），笑容全无，如同路入。到12月初，肃反已近尾声，王文、范朗、鲁南、杨廷楷和我五人同游昭觉寺，品茗闲聊，还比较轻松，漫步间，王文提议联句，他看到寺内一棵根深叶茂的大树，说：“一棵大树冲上天”，我见周围有三个高烟囱，只有两个冒着浓烟，便接着说：“三个烟囱两冒烟”，鲁南接着朗声说：“四周尽是国有地”。上了公交车，联句戛然而止。到大陆春餐馆坐定后，王文要了酒菜，大家举杯共饮。范朗忽然心血来潮，笑日：“我有了最后一句：五杯老酒一齐干。”这天由王文请客，尽欢而散。

　　在编委和五人小组成员中，四十多岁的王文资格老，性情随和，说话平易，有人情味，从不摆领导架子，想不到这位老革命在1957年竟因欣赏刘宾雁的报告文学《本报内部消息》中的马文元而被划为右派分子。

　　报社的肃反是悄悄结束的，无人作这方面的总结，只是说出大门无需请假了。周末傍晚，我走到春熙路，见街头行人如常，有一种恍如隔世的自由之感，终于解脱了。走进耀华餐厅，要了一客西餐，慢慢咀嚼肃反运动的酸甜苦涩。这半年像是一场恶梦。我逐渐懂得人情世故，有的人平时嘴上蜜蜜甜，心里藏着锯锯镰，一旦咬人，六亲不认，比豺狼更可怕；但在阴霾中也有淡淡曙光，给人以些许温暖和慰藉。

　　此时，党总支办公室举行理论学习升级考试，自愿报名，及格者可升人中级组。我长期任理论编辑，阅读马列著作不少，欣然报名。那晚在俱乐部进行笔试，所考内容均是哲学和政治经济学常识，无须思索，一挥而就，第一个交卷，发榜时名列榜首，得95分，半年来似隐姓埋名无人理睬的我终于扬眉吐了一口气。

　　范朗他调，王石泉回来了。此人不阴不阳，似乎忘掉了几个月来残酷斗争的往事，照旧当他的组长；因肃反中表现积极，更为趾高气扬，似乎在政治砝码中增添了重量。五人小组组长伍陵曾找我谈心，说：“风波已过去了。你是个好同志，继续努力为党工作。其实，你所受到的冲击也算不了什么；延安整风时，我被当作特务轮番批斗，上厕所都有人跟着，那个阵势才厉害呢！”

　　我猛然醒悟，党内肃反扩大化是有历史根源的，苏联党内的过火斗争，东欧各国的大清洗，我国十年内战时期清理AB团，延安的抢救运动，真是一脉相承，愈演愈烈，为什么要这样搞呢？

　　100春风又绿江南岸

　　1956年春天，峰回路转，柳暗花明，莫斯科传来苏共20大胜利召开的喜讯，对斯大林个人迷信的批判，赫鲁晓夫的精彩报告，党内*和社会主义*扩大化，从不同的渠道传到报社，传到我的耳鼓。周恩来《关于知识分子问题的报告》在报纸上全文刊登，真是冰河解冻，天气放晴，难得这样一个舒缓开心的春天。

　　一脸严肃的王石泉传达毛泽东的谈话，说：“如今的大学像一个兵营，缺乏自由空气，大学生们死气沉沉，不敢谈个人理想和志愿，深怕戴上个人主义帽子，问他毕业后想干什么，回答服从组织分配，党和人民的需要就是个人的志愿。看来，个人主义还是要有一点才好。”接着又传达刘少奇对新闻工作的指示，说我们的记者不能永远当土记者，我们的作家只了解一点老百姓的事情，是不够的，新华社的记者要胸怀世界，目光远大，凡是有美联社、塔斯社记者活动的地方，我们都要派记者去。报人要知识广博，懂得微积分、原子能、半导体和各种现代科学知识，才能适应新形势的需要。这些新的精神如小河流水，滋润着复苏的大地，与王石泉那张动辄训人的铁青色的脸极不调和。

　　人们在私下议论，苏共20大开得太好了，可惜开晚了半年，如果在1955年举行，中国也许不会反胡风和肃反，中国将少一场劫难。这年春天，知识分子像松了绑，每晚雷打不动的政治学习取消了，可以在家读书，可以小聚谈心，可以到街上散步或看电影。老少一律穿中山服的习惯也发生了变化，有人穿起夹克或西装，我也到美琳服装店做了一套翻领的青年装和军便服，被称为《幸福的生活》中瓦西里穿的那种乌克兰衬衫，还用肃反中积累的存款买了一块进口的三都士手表。川大的教授们纷纷购买工具书，制订个人向科学进军的规划，与出版社签订出版个人专著的合同。每天早晨，我很早就起床，在报社的操场上进行晨练，然后到办公室细读苏共高级党校出版的《辩证唯物论》，还写了些笔记。周二晚上，坐公交车到省委礼堂听省委学习室主任耀南讲政治经济学。耀南是部队下来的老干部，经历过战争，学风端正，文风朴实，他在绵阳地委任理论科长时，我去采访过他。他讲话扼要，一语中的，在自己主办的《理论通讯》上发表的文章一如他的性格，篇幅短小，言之有物，思路清晰，点到为止。如今给中级组干部上大课，也颇有水平，能以通俗生动的语言讲艰深的原理，颇受学员好评。业余还搞创作，在川报副刊上以山虹为笔名发表过一些作品。一位作风踏实而多才多艺的理论教员在1957年也被打成右派，这真出入意料。

　　这年春季，党中央发出“向科学文化进军”的号召，陆定一发表《百花齐放，百家争鸣》的大块文章，活跃了学术界和文艺界的思想，繁荣了创作。高教部决定扩大招生。这一年，全部高中毕业生升人大学尚不足以完成招生计划，便发动年轻的机关干部和有同等学历的社会青年报考大专院校。一天晚上，我到党校礼堂听政治经济学课，遇到从报社调到西南民族学院编报刊的同事王慰庭，他已申请报考高校。大概听说我在肃反中受到审查的窘境，极力怂恿我改变环境，一展身手。我被他说动了，觉得自己在报社已成了边缘人物，目前年纪还轻，读上五年大学后远走高飞，可以寻找到更光明的未来，便写了个报告。王石泉说：“你已经是报社的业务骨干，何苦又从头学起？”我心想业务骨干竟当了肃反对象、政治上不可信任的异类，还有什么可留恋的呢？旋即又写了近百行的长诗《申请》交给伍陵，伍总被感动了：“你执意深造，也是好事，你就准备报考吧！”报社拨了一间办公室供报考者复习。并印了历年的高考试题供我们参考。一天晚上，我读艾芜旧作《我的青年时代》，上面有一首小诗：“安得举双翼／激昂舞太空／蜀山无寄处／我去乘长风”。诗歌敲击着我的心扉，我把它抄在一个旧信封上，偶然被王石泉看到，不知刺伤了他哪根神经，引起歇斯底里大发作：“你不要对肃反不满，根据党的政策，去年对你进行审查是完全必要的。如今想离开报社去乘长风，也不见得有什么好果子吃！”他越说越气愤，更加坚定了我离开报社的决心。

　　4月下旬，我到乐山、井研、五通桥等地采访。到乐山那天晚上，住在地委客房，读了《人民文学》第4期刘宾雁的报告文学《在桥梁工地上》。前面有编者按语：“我们期待这种能尖锐提出问题的勇敢干预生活的作品，已经很久了！”我夜不能寐，深感反官僚主义的必要，苏联出了奥维奇金，中国有了刘宾雁，一位有正义感的作家在百花齐放的时代应当发挥作用，一个*化的春天正在到来。

　　地委宣传部理论教育科副科长符浩光和韩义，都是西南服务团的战友，他们对苏共二十大精神感到很兴奋，说：在乐山，只有地委书记方驰辛听过秘密报告的传达，其他人只是从不同渠道约略听到一些风声。我国对苏共20大和l9大显然采取了不同的态度，对马林科夫在苏共l9大的报告，各级干部认真学习了半年，而对赫鲁晓夫在苏共20大的报告，全无布置。《论无产阶级专政的历史教学》传达了此中消息：苏共否定斯大林，*仍肯定斯大林是一位伟大的*列宁主义者，七分成绩三分错误，对他的错误还作了不少开脱和辩解。

　　符浩光是讲哲学的，那时讲辩证唯物主义的四大规律，都按斯大林在《联共（布）党史简明教程》中的提法，即一切事物都是互相联系、互相制约的，是不断向前发展的，事物的发展是由量的渐变过程发展到质的突变过程，事物对立面的统一和斗争是发展的动力，没有讲否定之否定，当时更没有“异化”的说法。我觉得不讲“否定之否定”，辩证法就没有讲彻底，不能只承认我们对旧制度的否定，同时还得承认新制度也将被更新的制度所否定。在我召开的各种座谈会上，有人对*党史的某些叙述提出质疑，如抗日战争只讲党领导的敌后战场的功绩，完全否定国民党军队在正面战场所起的积极作用，是不客观的。党史是具有党性的科学，它必须建立在史实的基础上。我在乐山的这次采访收益颇多，活跃了思想，写出了稿件。川报驻乐山记者李中朴，电台记者陈立源还约我去游了大佛寺和乌尤寺。我和新训班的老同学王枫同塌而眠，畅谈竟夜。在五通桥，时任宣传部副部长的陈拔群还请我吃江团鱼，饭馆把这种鱼投放在竹制的篓中，放在茫溪河里，顾客指哪一条，就烹哪一条，肉质鲜嫩肥美；我告诉他已申请报考高校，他鼓励说：“如今是向科学文化进军的时代，你脑子好，再苦学五年，将如虎添翼，祝你前程远大。”

　　回到报社已是5月下旬。7月参加统一高考，在这次参加考试的报人中，公认我是起点最高的，答题也颇有把握，估计录取不成问题。到8月初，我既未收到录取通知，也未收到不录取通知，立即向省高教局、省教育厅、省招办询问，答复模棱两可，我担心是政审无明确结论，便找到报社党总支办公室。何宗君答复送给招办的是肃反前的档案。肃反中的材料未装入，真是岂有此理。我的问题已经五人小组正式谈话，为何还无结论？如果我作一个大学生政审都不合格，那么在党报当编辑岂非更不合格？既然我的问题还挂在那里，当初为什么不劝阻我报考，还同意我投考呢？岂不是故意整我的冤枉吗？王石泉从招办主任李安澜处得知，我四门功课共获290分，属优良成绩，主要是政审材料有问题。在这种情况下，我只有去找伍陵同志。伍陵倒是胸怀大度，肯定我在政治上无问题，立即动笔给省高教局局长康乃尔写了一封信，大意是：“报社记者王地山同志历史清楚，成绩优异，因人事手续未办好，尚未被录取，报社即将把有关结论送上，请安排录取。他年纪还轻，求学心切，希能满足他的愿望。”我当即把这封信送给康乃尔的女秘书。50年代机关办事效率高，第二天下午，那位女秘书就笑吟吟地答复我：“事情已经办好，安排在川大中文系，你明天去报到就是了。”

　　1956年的天空是明朗的，如果不是伍陵，我很可能失去这次深造的机会，继续在报社过“夹着尾巴做人”的二等公民的日子。

　　在王石泉主持下，理论宣传组和党的生活组的同事们为我作了一个低调的鉴定，大意是，工作积极，有一定能力和成绩，肯钻研业务，但政治上不开展，不靠拢组织，也很少反映情况，对肃反有不满情绪，等等。鉴定会上第一个发言的是团小组长蔡鸿轩，她是伍陵的妻子，她对我的冷淡表情与伍陵对我的热情支持形成强烈反差。

　　我是怀着复杂的心绪离开报社的。从泸州到成都，从《川南日报》到《四川日报》，我自忖有了很大的进步。新闻工作是认识社会、超越自己的一个很好的岗位，与我的性格很适合。6年来，我跑过城市和农村，采访和编辑过有关上层建筑各领域的稿件，涉及政法、文教、党的生活、理论宣传以及农业、手工业、工商业等方面，接触过工人、农民、干部、教师、老革命、*人士、不识字的家庭妇女，和各种人都有一种天然的亲和力。我素来很重视学习，利用一切时间读书，甚至读老解放区的报纸合订本，能写新闻、通讯、评论、杂文等各种体裁的文章，酷爱文学作品，所写通讯通俗生动，善于运用群众语言，颇有文学意味，也能独当一面采写重要报道，如贯彻婚姻法、*、干部理论学习、报纸述评等，多次受到领导的表彰，《人民日报》发表过我的长文，某些文章还被编印成书由国家出版社出版，甚至被人誉为“神童”、“才子”。领导对我也很器重。带我们从南京到泸州又到成都的社长、总编辑李力众，川报副秘书长张枫苑、秘书长毛大风，一度主持报社工作的杨效农，对我都有很好的印象，认为我是思想敏锐，很有才能和培养前途的知识分子干部。在新训班的同学中，在川报同事中，我有许多朋友，金铠、杨丁、许川、石克勃、白丁、王达武、王潮清、张乃广、侯文芳、曾淑萱、周夏群、彭良仁……与我的关系都相当好。我在团员和青年中表现活跃，主持的“五四”文娱晚会内容丰富，盛况空前；我和陈树煜合说的相声还得到报社俱乐部授予的一等奖，锦旗上大书“文娱先锋”，这面锦旗一直保存到l965年。

　　如果不是看一时一事，而是看全部历史和全部工作，我从事新闻工作的六年正处于人生花季，也是思想蓬勃向上时期，精力充沛，朝气蓬勃，怎么能说我政治上不开展呢？诚然，我不爱反映情况，更从不打小报告，我觉得在背后反映别人的隐私和弱点不正派，不道德。不屑于以此来挣表现。不是我不追求真理，而是有人硬把我划为异类，不得不离开报社。“哀莫大于心死”，在报社，我的心已经死了，万念俱灰，夫复何言？

　　参加革命那年，我才十六岁，婚恋尚未列入日程。在部队和根据地，婚恋也是要论资排辈的，人事科长史彰公开讲过“二八五团”的标准，即二十八岁，五年党龄，团级干部，我们刚参加工作的新毛桃，相差十万八千里，岂敢越轨妄为？何况周围的女性都是我的大姐，因此很难找到合适的对象。在新训班，我一度倾慕老区来的一口山东口音的赵华，她是候补党员，秧歌扭得好，以后听说她在追求另一位老区来的里若，我自知条件差，不敢有所表露。（后来赵华被里若抛弃，一度神经错乱，以后回山东结了婚。几十年后相见，我妻热情招待了她，后来她从山东寄来一包大红枣）。征粮时，一位河南参军的老大姐贾文若与我多次在傍晚的公路上散步，谈她参加革命后的经历，她的热情和坦率使我心动。宛若一位中学生暗恋自己的女教师。

　　1953年春，报社一次批准十对青年男女结婚，我那年刚满二十，在江津采访时，有三位女性对我表示了好感。陆桢毓年龄比我大，又是副科长，*党员，我不敢接受她的追求；谢红梅也是党员，彼此有些交往；还有一位何顿川暗恋着我，当时我并不知晓，这些大概只是爱情的萌芽。

　　令人欣慰的是我终于离开报社，可以在一个新的地方开创一片新的天地。但头上似乎隐隐悬着一柄达摩克利斯之剑，令人提心吊胆，谁知在我的档案袋里装了些什么材料，对我的历史作了什么样的结论？

　　四川大学像一个温暖的新家，中文系一年级先到校的新同学与我这个当过多年党报记者的调干生热情握手，投以亲切的眼光和真诚的微笑。校党委办公室李安澜主任见到我就说：“你在党报是搞思想工作的干部，如今在这里就学，对教学中存在的问题，请多提些意见，给党委以帮助。”使我听后不知该怎样回答才好。党委宣传部聘请我任广播室副室长，团委黄桂芳、谭万贞似乎把我当作理所当然的“左”派，几次送给我内部发的座票，让我听一些报告并参加欢迎日本青年代表团等活动，还说我编写的稿子能把握分寸，格调健康，语言生动。我在广播室工作一年间，是广播室最有朝气的时期。

　　党的八大使全国人民热血沸腾。七大自1945年闭幕以来，已经11年，*不仅取得了新*主义革命的胜利，还取得了社会主义革命的胜利，一化三改造胜利完成，剥削阶级已经消灭。毛泽东的开幕词热情洋溢，告诫全党“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刘少奇代表中央所作的报告指出，全国面临的矛盾是对物质、文化生活进一步发展的要求和社会生产力落后的矛盾，我们即将向科学文化进军，不断发展社会生产力，发展社会主义*。所有社会主义国家的共产党、工人党和西方许多兄弟党都派了高级代表团列席盛会。真是一场从胜利走向新的胜利的进军。年级党小组长秦育聪指定我对八大的意义作一次中心发言。秦和我很友好，我们常在一起朗诵郭小川长诗《致青年公民》、邵燕祥长诗《我们爱我们的土地》，合唱《我们的马儿过草原》。新中国大学生是何等幸福啊！

　　10月，报社通知我到总支办公室一叙。何宗君笑逐颜开，通知我的工资由行政l9级提为18级，到会计科领取补发的两个月工资，并退还了肃反时没收的日记本和笔记本。寒假时。副秘书长张枫苑从中央党校学习回家度假，约我一叙，他关心地询问：“你为何要离开报社？”我不便作答，他接着说：“也许是一时处境有些困难吧？我看这样，以后寒暑假期间，你可作川报特记者，我们开介绍信，你可以到工厂农村体验生活。5年后毕了业，仍回报社编副刊，你可不要忘记报社啊！”我和赵明贤谈起此事，他说：“难得，很难得，报社对你不薄。”我甚至设想如果李力众、张枫苑两位老领导不去北京学习，我也许在肃反中不致遭到如此沉重的打击。

　　1956年10月爆发的匈牙利事件，在社会上与大学生中有种种猜测。我仔细阅读川大政研室收藏的内部资料，兄弟党领导人普遍认为这是斯大林主义留下的阴影，东欧各党存在个人迷信的遗毒，党内*不足，存在*作风，关键是要扩大*。我们的报纸却把匈牙利事件归之于帝国主义的颠复活动。康乃尔对大学生们讲了四点：1．匈牙利的党组织发展过快，900万人IZl的国家有90多万劳动人民党党员，党员素质不高，未能起到核心与模范作用，战斗力不强；2．党内*不够，拉科西、格罗都比较*；3．知识分子缺少思想改造，裴多菲俱乐部活动猖狂，造成知识界的思想混乱；4．对敌对阶级的专政也做得不够，使他们有机可乘。因此，匈牙利的问题不仅是要扩大*，而且要加强专政。当时的大学生普遍拥护*的立场和观点，认为中国的情况与东欧完全不同，我们是通过长期革命战争打出来的天下，党内团结坚如磐石，工农群众和知识分子普遍团结在党的周围，1956年提出的“双百”方针，更促进了*作风，毛主席的领导无比英明，永远正确，中国绝不会发生波匈事件。

　　匈牙利事件令举世震惊，影响极其深远。如今匈牙利人对这一事件平了反，认为它不是反革命*，而是为维护民族主权与社会*而开展的爱国运动，为此付出了血的代价。深谋远虑的毛泽东和*领导层为了避免在我国发生匈牙利事件，在1956年就进行了深入思考和谋划，并付诸实施，这无疑影响着1957年以后的历史轨迹。

　　春风又绿江南岸，明月何时照我还。l956年在我们共和国的历史上是思想解放充满机遇的一年，是除旧布新朝气蓬勃的一年，也是风调雨顺国泰民安的一年。三大改造胜利完成，社会主义建设飞跃发展，第一个五年计划在四年内提前完成，这极大地增强了民众的信心。毛泽东的《论十大关系》虽未在报刊上刊登，但在党内进行了广泛传达。这是一个鼓舞人心的通情达理的文献，它在解决发展农业、轻工业、重工业的关系上，在解决沿海工业与内地工业、处理中央集权与地方分权的问题上，在解决与*党派的关系及*上。都有自己的新思路，从而在全国发生了深刻影响。那年，中国和日本的经济发展水平差不多，人们普遍相信，如果按照党的八大纲领发展下去，我国一定会在经济上执亚洲之牛耳。国内外观察家对中国的前景普遍看好，旅居国外的专家学者纷纷归国或准备启程。可是历史的发展却出乎人们的预料，到l957年便发生大的逆转。以后社会生活的各方面不断向“左”倾斜，由反右、反右倾直至*那样的浩劫，这究竟是什么原因呢？明史学家黄仁宇写了一本《万历十五年》，以这一年为切入点，展示了明朝的走势，在海内外发生广泛影响。当代历史学家如能写一部《1956年》，深刻剖析我国为何失陷那一历史性机遇而导致灾难性后果的种种原因，我想一定会有更大的认识价值，对今后社会的健康发展也将有所启示。

　　人世几回伤往事，山形依旧枕寒流。回眸逝去的人生，有顺境，也有逆境，有晴空，也有风雨和电闪雷鸣；我在*中写了许多不愉快的事情，是为了今后不再重复那种厄运。我们毕竟走出了漫漫长夜，迎来了以人为本、构建和谐社会的新世纪，知识分子和广大民众正在觉醒，人的地位与人格尊严得到尊重。我们也找到了属于自己的民族复兴之路，普通人的生活水准有了显著提高，而为了使每个中国人都获得免于匮乏与恐惧的自由，不断提高生活指数，我们还有很长的路要走。

　　孙中山曾说过，世界潮流浩浩荡荡，顺之则昌，逆之则亡。世界是多元的，文化是多