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9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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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南京解放后，我和原政大20多位同学一起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受到革命人生观和新闻专业的初步教育，听过宋任穷、张际春、徐平羽、马继孔、石西民等老干部的报告。这些身着戎装，一面讲课一面吸烟的中年人个个精神抖擞，滔滔不绝，所讲的革命形势、党的路线方针政策给了我极大的震撼，并决心按他们指引的方向投入革命洪流，全心全意地为人民服务。9月初结业，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西南服务团与新*主义青年团，在丁家桥集训为进军作好准备。9月中旬听了*同志两次讲话，题目为《论老实》，迄今记忆犹新。

　　他说：“中国革命没有知识分子不行，知识分子参加革命队伍后，我们是当作自己人来对待的。知识分子积极性很高，思想敏锐，能够作出成绩，我们要表扬嘉奖。但他们身上也有不少缺点弱点，工作中出了问题和错误，我们也是要批评的。知识分子要过三关：战争关、土改关和社会主义关，在工作中必然要产生许多摩擦和不适应，你们要作好充分的思想准备接受种种考验。许多同志对敌斗争勇敢，无所畏惧，不怕牺牲，但经不起批评、审查和委屈，正确的态度是老实，当老实人，说老实话，做老实事。革命不会一帆风顺，要吃苦，牺牲，经受许多想像不到的困难和危险……”我们这些刚入伍的小青年对这些语重心长的叮嘱自然不能理解，多年后才逐渐有所体悟。

　　1949年10月1日，毛泽东作为开国领袖，在天安门城楼上宣布中华人民共和国的诞生，我们在第二天凌晨启程出征。我被编入西南服务团川南支队四大队三中队，开始坐闷罐车由津浦站北上到徐州，经陇海路横过中原到郑州，再经平汉路南下到武汉，一路受到沿线民众的欢送。但铁路修复不久，车行缓慢，走走停停，这段路竞走了一周。大队在新郑举办了中秋晚会，我和杨丁即兴表演了相声《新中国狂想曲》。那时的我们真是朝气蓬勃，一路欢声一路歌。在汉口修整两日，领到棉衣，坐火车到岳阳。这时广州已解放，我们连夜乘船穿越洞庭湖到益阳。以后便开始了徒步行军，这对缺乏体力锻炼的知识分子无疑是严峻的挑战。

　　起初，每日行程四五十里，以后增加到七八十里甚至百里。天不亮就出发，往往到河边才休息洗漱。早上吃完饭后每人带上一碗作为中午的干粮，蔬菜很少，到晚上宿营时已疲劳不堪。吃过晚餐后照例要用热水烫脚，向老乡借一个大脚盆，几双脚板在一起浸泡，然后用缝衣针挑开脚上打起的水泡。这时湖南已和平解放，我们在桃源县整训十天，学习《共同纲领》，11月初继续西进。湘西连绵的秋雨，荒凉的村落和泥泞的公路，消耗了不少体力，我们在行军中互相鼓动，发挥艰苦奋斗和团结友爱精神。ll月15日到芷江，这是抗战胜利时我国受降的名城。这时贵阳已解放，我们便沿湘黔公路南进贵阳。为了工作需要，部分老干部乘军车入川，我们继续步行北进，经大定、毕节、赤水河入川，年底到自贡。八千里征途，整整走了三个月。

　　这一路我们饱览了祖国的美丽风光，一座座高山，一条条激流，同时也目睹了民众的贫穷。特别是苦寒的贵州，人称“天无三日晴，地无三尺平，人无三两银”，许多人吸食鸦片，路旁经常看到穷人一边烤火，一边瑟瑟发抖；老百姓衣服褴褛，十七八的姑娘竟没有下装。在县城，教师领着学生欢迎部队，朗诵欢迎词：“我们带着青春的笑脸，投入你们的怀抱……”这使我们感到了自己的责任。我们走到哪里，哪里就迎来了一个新的时代。

　　我们中队由左霞清、宋锡仁同志率领，走完了漫漫征程，每个班都组建了一个自立名目的通讯社：一班社、长征社、骆驼社、灯塔社、进军社、红旗社。我是红旗社的播音员，自编自采，练笔写作，每日数次向中队广播。中队快报组在益阳、芷江还出版大型快报，向群众宣传新中国的诞生。快报组委托余爱民、苏定生、方正、王展成和我五人轮流撰写《行军日记》，如今，只有我一人幸存于世，其余四位均已作古。

　　古人说：“读万卷书，行万里路”。行路不仅能磨砺意志，还可体察山形水势风俗民情，令人受益终生。我们走过的荒山野岭穷乡僻壤，如今都换了人间，而环境却日益恶化，青山绿水遭到污染而不适宜人类生存。改革开放后我曾参与编辑《走向大西南》和《情系大西南》两本书，得悉当年这批血气方刚投笔从戎满怀正义感的战友们对建设西南都作出了无私奉献，而在“左”的年代和历次政治运动中，多数遭到打击，演绎了一幕幕人生悲剧，令人扼腕叹息。其中的幸存者均回归平民，仍怀忧时报国之心，不能忘情于那激情燃烧的岁月。我常想起当年的李力众大队长，后来相继任川南日报社社长、四川日报社总编辑、省科协主席。他几十年来矢志不移，保持清正廉洁、艰苦朴素和关心同志的品格，忠实于党和人民的事业，思想清醒，与时俱进；这位山东汉子在行军队伍中走在前面稳步前行的身影，一直鲜活地保存在我的记忆里。还有指导员宋锡仁同志几十年献身宣传工作，道德、文章、书法均属一流，那颗关切他人的仁爱之心，永远值得人们崇敬。

　　96血与火的考验

　　我们到自自贡分配到川南日报社，本想当报人，第一个任务却是参加工作队下乡征粮。1950年初，四川刚解放，政府手中没有粮食，军需民食急待供应，大批公务员和起义部队官兵都要吃，征粮成为第一要务。

　　征粮的对象主要是地主，他们声称这年已向国民政府缴了农业税，对人民政府的征粮工作激烈反抗。被打垮的国民党残余武装趁机勾结土匪特务进行*，攻打区乡政府和工作队，使我们的工作极难开展。报社工作队由丁立同志率领，到富顺后，一部分人组建干训班，通过考试招收青年学生参加工作；一部分人参加行政人员训练班，集训原乡保长，让他们在征粮中戴罪立功；我则参加农代会，组织农民代表协助征粮工作，初步打开局面后又到赵化区开展工作。当时镇上有一个起义的国民党第七十二军的师部，军心不稳，虽已宣布起义，却未改编为解放军，随时可能反水。我们曾去观看师部文工团的文艺演出，还与他们组织过球赛，但他们居心叵测，形势日益严酷，赵化镇与县城联系中断，工作队呈被包围的态势。我们把征粮数字分配到户以后，一段时间内几乎没有征集到粮食。丁立是一位老八路，平时沉默寡言，心地善良，为保护这批年轻的新闻干部，决定率众在拂晓突围，经江安返回泸州，为此他被区党委批评为“右倾”。经过整训，工作队又荷枪实弹到泸县石洞区武装征粮。这时敌强我弱，敌人在暗处，我们在明处，匪徒一身农民打扮，群众尚未发动起来，我们很难分清农民与土匪，只有一天换几个地方，与匪徒打游击。我们在云龙乡遭到乜占武匪部围攻，经部队增援，夜里匆忙转移。在金龙乡征粮中，余爱民同志不幸牺牲，尸首被土匪切成几块，王茹同志身负重伤。一次，齐家乡武工队奉命围剿土匪，深夜分路合击；天下着蒙蒙细雨，我们沿着崎岖小路跋涉，脚上的旧草鞋烂了，赤足跟进，一夜摔几十跤，周身沾满泥水，终于完成了任务。

　　征粮剿匪是与封建地主阶级的第一场恶战。驻云南的十五军支援川南剿匪，形势逐渐好转。当时工作队按供给制待遇，每天的伙食费为三斤米，一斤半为主食，一斤半作菜金。我们有时连牙刷毛巾都买不起，草鞋不够穿，便打光脚板，长期未洗脚，周身长满疥疮，奇痒难忍，每天早出晚归，挨家挨户催收公粮。一次，区党委一位姓刘的科长在胡市乡政府召集保长们开会，突然宣布：“五保保长刘福荣通匪，立即拉出去处决。”保长们大骇。指导员李同熙当即在场口召集群众大会，枪声响起，人头落地，李同熙以沉洪的川音宣布：“从今以后，凡是伤害解放军和工作队的匪徒，不论首恶与胁从，格杀勿论，绝不留情。”随即我们到刘福荣家里没收了他的财物。夜里，有时可听到刑讯逼供和匪徒的讨饶声呻吟声。在你死我活的血与火的搏斗中，这也许是难免的吧！

　　随着时间的推移，我逐渐积累了一些社会经验，和贫苦农民建立了情感。我很仰慕老区来的干部，他们懂得怎样和农民交谈，很快与农民亲近起来，得到农民的信任。我以他们的榜样，改变学生腔，说川话，与农民拉家常，同吃同住，以豌豆葫豆当顿，共度春荒。我住在农民田丰永家里，以积极分子为依托，建立农协小组和武装，开会时，外面有联防队员站岗。我还率领云龙乡农民代表到县里开过农代会。1950年7月，征粮工作结束，工作队回报社，二十多个小伙子在山头放了一排枪，枪声响遍四野，如鸣放礼炮。

　　川南区经过征粮剿匪，股匪被肃清，l951年冬又开展清匪反霸减租退押，封建势力遭到严重打击，恶霸被*，地主的金银首饰和浮财在退押中还给了农民。到1952年春，新区土改胜利完成。领到土地证的农民敲锣打鼓，庆祝土地还家，把毛主席称作大救星，视工作队如同亲人，争送自己的子弟参军。

　　我回报社后，在总编室当文书，登记稿件，编辑《情况简报》和《通讯员之友》，学习组版，还为川南区第一次各界代表会和报社通讯干事会作服务工作，听党的话，甘当普通一兵。1951年初，组织上调我到市政组当编辑。不久，又作为记者采访公安机关，写出不少有关*反革命活动的新闻、通讯、评论，受到公安厅厅长秦传厚的表扬，在一次会上夸奖我写的通讯反映了群众心态。l952年我采访知识分子的思想改造，为了到高县初级中学作典型调查，我徒步跋涉千里，历时一月，写成调查报告，报纸以整版篇幅发表并配发社论，后来还印成小册子。到这年秋天四川合省时，我已被当作能独当一面的记者使用。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上）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下）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

　　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下）

　　97共和国的黄金岁月

　　1952年我国各项社会改革基本完成，国民经济已经恢复，工农业生产达到和超过了l936年即抗日战争前的最高发展水平。1953年开始实施第一个五年计划，人民共和国进入了黄金岁月。

　　在我国历史上，每个朝代在开国之初都有个让黎民百姓休养生息的和平发展时期，汉朝的“文景之治”，唐代的“贞观之治”，清代的“康乾之治”，都是如此。l953年7月，朝鲜停战，广大干部群众无不希望从此安居乐业，全心全意建设国家，刘少奇曾设想应当有一个巩固新*主义秩序的发展阶段。毛泽东在1940年写成《新*主义论》，*奋斗28年，第一个目标就是建成一个适合国情的新*主义的联合政府。*在七届二中全会上制定了一整套新*主义的经济纲领，“发展生产，繁荣经济，公私兼顾，劳资两利，城乡互助，内外交流”，在发展国有经济的同时，允许私营经济适度发展，与此相适应发展新*主义的政治与文化教育，这个阶段可持续一二十年。如按照这个思路稳步前进，我国人民的生活可能会过得更好。

　　1952年冬，我曾到资中采访；1953年春又几次到农村考察，看到城乡一片欣欣向荣的景象，人民生活安宁，物价稳定，大米一角钱一斤（按新币计算），猪肉三角多钱一斤，鸡蛋两分钱一个，中学生每月伙食费5—6元，大学生为8元。农民生产热情很高，部分农民进城打工，到机砖厂、道班房当工人。当时农村流传一首民谣：“女儿女儿快快长，长大嫁到机砖厂，三天打牙祭，五天一关饷。”干部则开始实行工薪制，我属行政19级，每月薪金60多元，可买600斤大米，或150斤猪肉，或6双皮鞋，夜里到面馆吃一碗素面，只要5分钱，几个人到餐厅小聚，一两元钱就够了。我那年20岁，有生以来何曾有过如此潇洒？真是快乐的单身汉！

　　时代如此美好，自然要纵情讴歌，努力学习，诚实工作，深入采访，精心写作，用自己的心和笔为人民服务。

　　我在泸州时就热爱文学，熟读《中国人民文艺丛书》，如《太阳照在桑乾河上》《暴风骤雨》《白毛女》《吕梁英雄传》《无敌民兵》《原动力》……从作品中了解解放区的生活场景。每期《人民文学》和《文艺报》我都仔细阅览，吸取精神营养，学习写作技巧。那时提倡地方化、大众化、通俗化，我很欣赏赵树理的文笔，在自己的写作中尽量运用群众口语，使之新鲜活泼，具有文学意味，我这种尝试受到李力众、张枫苑等领导的赏识。到成都后，除了广览中外文艺作品，我还刻意学习政治理论，读马恩列斯的原著，床头上摆着《毛泽东选集》，常读到深夜。我还利用休息时间，到阅览室浏览各地报纸期刊，仔细分析比较，颇有收获。我在司法改革、贯彻婚姻法、*的编采活动中，都能想出新的点子，使报道点面结合，新意迭出。l953年冬调到党的生活组，在干部理论学习与理论宣传方面也写出不少文章，受到读者的欢迎。翻阅那时的四川日报，我所写的《从相爱到结婚》、《一个模范家庭》、《成渝乡景象全新》、《发动广大农村妇女参加*》、《选举的一天》、《最生动的*教育》、《对手工业者进行国家建设的教育》、《把青春献给壮丽的社会主义事业》、《宣扬创造性的劳动》、《巩固农业集体化运动继续前进的基地》、《考试怎么能说明一切呢？》……从题目也可看出涉猎范围较广泛。

　　国家处于上升时期，毛主席自然享有极高的威信，他简直就是党和真理的化身。我也写过不少歌颂领袖的文章，讴歌毛主席给我们分了土地，给我们盖了新房，给了我们欢乐和幸福。如果自己的想法与上面不合，那一定是自己错了，需要改造，个人迷信由此逐渐滋长。毛主席在全国二届团代会上号召团员和青年要做N……好，即身体好，学习好，工作好，我积极响应，以奔放的热情投入实践。不久我被选为团支部委员和总支委员，团支部组织《什么是创造性劳动》的讨论，我带头发言。团总支还组织过阅读尼古拉耶娃《收获》的座谈会，会上各抒己见，情绪热烈。青年团是党的助手与后备军，自己一定要争取入党，为党的事业奉献自己的一切。

　　1953年冬，党公布了过渡时期的总路线，即一化三改造，指出从新中国成立之日起，就进入了社会主义革命时期，要在15年内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对农业、手工业、资本主义工商业的社会主义改造。这与自己原来的想法不合，怎么不要新*主义了？转念一想，这正是毛泽东高瞻远瞩思想超前的体现，也是不断革命论的标志，自己只有调整思路，迎头赶上，便以更大的热情学习和宣传总路线。与此同时，全国开展了粮食统购统销，我下乡作过调查，看到农村干部的积极性很高，都检查自己个人发家致富的思想，表示要向国家多卖余粮。殊不知从此开始，我国广大农民割断了与市场的联系，和农业合作化一起，被束缚在土地上，造成了以后二十多年的贫困。

　　斯大林死了，赫鲁晓夫执政，当时中苏关系处于蜜月期。1954年国庆时，赫鲁晓夫率代表团来北京，祝贺新中国五周年华诞。此前，我国召开了首届一次人代会，通过了第一部宪法，选出的国家领导人绝大多数为共产党人，*党派和*人士排在较次要的地位，有入说，似乎不太像联合政府；主流观点则认为是政坛上加强了社会主义力量，进一步巩固了无产阶级专政。

　　98政治运动无休止

　　千人一面，众口一词，舆论一律是那个年代的精神特征。但头脑敏锐的报人同时也看到了社会的另一面，注意到了阳光下的阴影。

　　1953年冬，报纸上成天发表广大农民踊跃卖余粮支援工业化的报道，其实农民所卖的并非“余粮”，大部分是口粮。l954年春，许多农民到成都抢购熟食品，当时大米l角钱一斤，而饼干糕点等熟食品是1元多钱一斤，农民是最务实的人，如不是缺口粮，何至于此？1953年冬，全省加快了农业合作化运动的步伐，四川召开第一次建社工作会议，出席者都是共产党员，第一批建社的互助组长。省委书记李井泉大声问：“你们愿意走社会主义道路，还是走资本主义道路？”人们同声回答：“坚决走社会主义康庄大道！”会议伙食办得特好，八菜一汤，可是这些精壮农民吃不下饭，夜里做恶梦，说梦话：“我的耕牛啊，我的土地啊，都归公了！”“刚发的土地证怎么不作数了呢？”足见他们所想的是另一回事。难怪最熟悉农民的作家赵树理说：“干百年来农民盼望的就是土地，他们只有单干的积极性。”在运动的洪流中他们勉强入了社，生产积极性不高，导致以后二十多年农业停滞。到l955年春，农业合作社因发展过快，农村工作部长邓子恢决定整顿，被毛泽东批评为“小脚女人”，作了《关于农业合作化问题》的报告，于是，在一个冬春实现了全国合作化，初级社一下子转为高级社，把原计划15年做的事，在三年中就完成了。“欲速则不达”，岂能不造成历史的隐患？

　　有入说：“建国以来，‘左’的倾向是从l957年开始的。”我感觉1952年的“三反”“五反”就搞得很左了。反贪污、反浪费、反官僚主义，天经地义，处决刘青山、张子善，大快人心。可是运动采取订指标、分配任务的办法去完成，实在太离谱。当时我所在的川南日报社，被分配在一周内打出五个大老虎，十个中老虎，二十个小老虎，如何完得成？经理部干部胡兴是渡江战役前参军的同志，他被派往上海采购卷筒机和其它设备，经手一笔巨款，就成了涉嫌者，白天批，晚上斗，站板凳，端油灯，跪瓦片，无所不用其极，弄得他心力交瘁。我和老干部刘奎元奉命在门外看守，我悄声问老刘：“你看胡兴能是大老虎吗？”他摇头摆手，示意我不要提这类敏感问题。事务长李绍南的抽屉里存有800万元现金（旧币，合新币800元），是伙食团养猪所得，也把他当成大老虎批斗，把那些现金捆起来全套在他的脖子上。编辑部的记者石平，脑子灵，是位写作快手，我在新训班学习时的老同学，因怀疑他和泸州市木工公会主任尹铁藩有私交，也把他当成运动重点。在动员大会上，领导号召大家在24小时内攻破石平，不获全胜，决不收兵。石平矢口否认，被斗得狼狈不堪。以上三人在定案时，方知原来认定的种种罪状纯系子虚乌有。

　　1952年的思想改造运动，我亲自参加并进行了采访，被批者个个自我贬损，批判者无限上纲，似乎出身于非劳动者的家庭，便具有原罪，凡是与主流意识不合的思想，都属反动。学生代表与教师进行背靠背的揭发或面对面的批判，有些意见提得很可笑，如某位物理老师说收音机、摄影机是爱迪生发明的，学生问：“爱迪生是哪国人？”老师答：“美国人。”学生就说老师有“崇美思想”。在报纸上写文章的知识分子都给自己扣上许多大帽子，如封建思想、买办意识、改良主义、自由主义、极端利己的个人主义……等等，似乎从旧社会走过来的知识分子都有无数疮疤、沉重的发霉的包袱，长长的尾巴……这样的描述自然远离了真实，令人难以置信。

　　解放初期，报刊上批判过的人就不少，如教育界的陶行知、陈鹤琴，建筑学界的梁思成，医药卫生界的王斌，搞农业的晏阳初，其中好些人是倾向革命的进步人士，他们与主流意识有共同点，也有差异，如能求同存异，宽容大度，必有助于互相团结和理解。那时，还常批判“实业救国论”、“科学救国论”、“教育救国论”等，其实这些论点都有其局部真理性。共产党主张革命救国论，并非将革命绝对化，试问，革命又何尝不需要发展实业、科学与教育？

　　文艺界的思想批判就更无休止了。1951年批判影片《武训传》，影响全国。其实，武训兴学教农民识字，总是一件好事，怎么能说歌颂这部影片的共产党员都丧失了历史唯物主义观点呢？接着批判肖也牧的小说《我们夫妇之间》，它本是一部好作品，涉及老干部进城后看不起农民出身的妻子，最后受到教育而有所转变，其立意和效果是健康的，却被说成是“歪曲劳动人民”的小资产阶级倾向。l954年秋批判俞平伯的《红楼梦研究》，更是醉翁之意不在酒，目的是批判胡适派的实证主义、考据主义、唯心主义。人所共知，胡适是“五四”新文化运动的领导者和倡导白话文的先驱者，著作等身，在美国获几十个博士学位，属大师级人物，可是当时报刊上发表的那些批判胡适的文章，把他的哲学思想、史学观念、人生观、文学观、治学态度与方法说得一无是处，一钱不值，只因胡适的政治道路不同，便被打为另类。学术批判服从政治需要，读这种批判文章，总觉得强词夺理，无实事求是之意，有哗众取宠之心。时人批判胡适“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历次运动习惯把对象定为百分之五，然后拿人头去硬凑，岂不也是“大胆的假设，小心的求证”？

　　我热爱社会主义制度，却厌恶无休止的政治运动。诚然。如土地改革、禁烟禁毒，贯彻婚姻法、爱国卫生等运动，其动机和效果都是好的，但运动一开展起来就如发洪水，大轰大嗡，把人分成被整者与整人者，被整者横遭批斗，无从申辩；整人者心灵扭曲，同样惶惶不可终日，把一切正常秩序都打乱了，弄得人人自危。如果说和平建设是一种正常状态，运动就是一种非常状态，用不断搞运动来推动建设的作法实在损失太大。搞运动的理论依据是斯大林所云“社会主义越发展，阶级斗争越激烈”，这种论断本身就不合常理常情。我们的力量越强大，敌人的力量就必然削弱，阶级斗争也就会越缓和。相反，正是无休止的运动造成人为的阶级斗争形势紧张，挫伤好人的积极性，企图通过政治运动统治思想也会适得其反。民族振兴有赖于思想活跃，一个民族把思想统死了，这个民族也就窒息了。因此，我常常暗想，如果有朝一日不再搞运动，社会主义制度会更加美好、更得人心。

　　99　1955年的肃反风暴

　　树欲静而风不止，l955年紧接着批胡适、批胡风，开展了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运动，我在这场暴风雨中亦曾被闪电击倒。

　　对胡风文艺思想的批判，到l955年5月发生了质的变化。由于舒芜发表了胡风给他的信件，经过掐头去尾，分类整理，歪曲解释，加上按语，胡风信件变成了反革命罪证，学术问题一夜之间成了政治问题。接踵而来的是对胡风“反革命集团”的围攻，声势之大，调门之高，真是从来不曾有过。

　　5月的一天，川报编委王文同志到理论宣传组闲聊，他说：“5月份发生了两个做梦也想不到的特大新闻：一是铁托成为同志。二是胡风变成反革命。”这位担任过拉萨市委宣传部长的老革命，对这两件事也百思不得其解。

　　对胡风的批判不断升级，随着三批材料的发表，反胡风运动发展为全国肃清一切暗藏反革命分子的活动。由理论宣传组组长王石泉负责这项报道，他派我到四川音乐学院组织稿件，并为居民妇女积极分子代写反胡风的文章。有些妇女积极分子对胡风其人一无所知，我只好慢慢启发，捉刀代笔。我也写过《不许胡风继续自我扩张》的稿件，王石泉认为“写得还不错”。当时报社也收到两三封不同意反胡风的信件，均呈送省委宣传部参考。报社内部开始批判文艺组编辑萧红逵，没几天，王石泉等把我也抛出来了。

　　王石泉是一位知识分子出身的党员，身材消瘦，解放前就编过报，对人不阴不阳，眼光捉摸不定，显得深沉老练，好走极端，貌似平易，暗藏杀机，是个很难相处的人。开始共事时，似乎对我还关心，我无保留地向他坦露思想，说：“自己想入党，请你作介绍人”。他看了我的档案材料，说我读政大时那段历史复杂，需要派人核实，实则竭力阻挠，在思想深处把我当作潜在的竞争对手，寻找时机对我进行打击。我当时毕竟幼稚，涉世未深，出于对党员领导干部的敬重，以为凡属党员都是与人为善，诚心诚意帮助同志的，对他丝毫未加防范。批判胡风之初，我向他说过：“这样不分昼夜地搞，似乎打乱了机关的正常工作秩序。”他狡黠地反问：“这是你的真实想法吗？”我点点头。以后他便提出我历史问题严重，阻挠肃反斗争，建议五人小组把我作为小组斗争的重点，使我在一夜之间由同志变成了敌人。

　　6月下旬的一个晚上，王石泉以组织名义要我对l948年至l949年的历史作全面交待。我坦然陈述，历史清楚，王石泉等人的逻辑却是：政大原属国民党中央党校，和*高级党校同一规格。而*中央党校是地委以上干部才有资格进入的，可见我是国民党地委以上干部，不是国民党员怎么可能进政大呢？我从沈阳到北平是搭飞机去的。在旧中国，什么人才能够坐上飞机，显然是国民党要员，参加革命肯定是乘鱼龙混杂之机潜入革命组织，妄图长期潜伏进行反革命活动；并说我曾盗窃党内文件，拉拢出身不好的青年团员搞什么阴谋活动，我借钱给生活困难的团员是“腐蚀拉拢，高价收买”。把良好的动机说成邪恶，把积极工作说成伪装自己，把联系群众说成“组织人，联络人”，这样的分析我怎么能接受呢？

　　小组的积极分子们平素与我在一起说说笑笑，现在一反常态，铁青着脸，如私设公堂，或公设私堂，现在一个个成了义正辞严的法官，颠倒黑白，混淆是非，似乎他们早有警惕，看清了我是“披着羊皮的狼”，我的每一句话都浸满了毒液，我每一句辨解都是“对肃反的倒算，对运动的猖狂反攻”，而沉默则是“软拖硬抗”。我深深感到一个人一旦被打成运动对象，受到的心灵伤害将终生难以平复。

　　肃反运动中，报社除留少数人坚持工作，（因为报纸仍需天天出版）多数人卷入运动旋涡，一切都失去了常态。大家被关在报社大院里，寝室也作了调整，资料组组长王传大是我的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