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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8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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捎谀谡奖⒉⒂萦遥泄У袅饲г啬逊甑暮推浇ü幕觯竦痴⒉剂恕瓣医ü芏绷睢保唤鲂�*非法，*同盟也非法，中间路线和第三条道路都走不通，作为青年学生将何去何从呢？
我本属“学好数理化，走遍天下都不怕”这一类学生，此时也很关心天下大事和内战终局。知友焦金章曾说：“你文笔很好，似乎更适合读文科，将来做民众喉舌。”但当时对国共孰胜孰败的形势尚未看清楚，认为中国很可能出现新的南北朝格局，*占领东北和华北，国民政府盘踞华中与华南。
1947年冬，沈阳被东北*联军包围，陈诚代替熊式辉和杜聿明，面临更为严峻的局面。百姓说：“陈诚真不善（不简单之意），火车南站通北站。”很快卫立煌又代替陈诚。舅舅苏炳文在东北剿总任总参议，他说：“国民党在东北是死马当活马医，眼看就站不住脚了。”
在沈阳的几所国立学校，包括东北大学、长春大学、长白师院和国立东北中山中学纷纷包机迁往北平。那时，沈阳已成孤城，物价飞涨，高粱米卖流通券几万元一斤。飞离沈阳似逃出苦海，中山中学的公费生第一批飞锦州转天津再到北平。焦金章从北平写信赋诗云：“流浪到天津，夜半玄武门，风吹背脊冷，游子故园心”。数千流亡学生示威*，要求华北当局给予关怀照顾，遭到当局*，爆发了“七五”事件。
我的远房表哥陈造兴在沈阳市师资训练所接受培训，拟投考国立政治大学，他英语基础差，恐怕考不上，便请我“助考”。我当时才读高一，想体验一下投考大学的滋味，便购买了一张中正大学先修班毕业（相当于高中毕业）的假证件。我和他的报考号连在一起，就在我就读的中山中学大礼堂考试，我坐在他的前面。参加这次考试的有三百多天到天津转塘沽。买到船票。乘一艘军用船驶向波涛汹涌的大海。船上，我头晕眼花，不断呕吐，登上甲板，更感到风大浪大，蔚蓝的大海奔腾咆哮，只好又回到船舱里，翻看一本刚出版的《主流》杂志，头篇是罗梦册教授的大作《二十世纪五十年代的政治思潮》，阐明人类文明的主流是政治*，经济平等，社会公正与个人自由，缺一不可。国民党虽标榜政治*，但经济不平等，贫富不均，社会混乱，共产党领导的解放区经济平等，但政治不*，缺乏个人自由，都不符合人类的理想。
他鼓吹不流血革命，这种改良主义思潮给了我相当的影响。
这本杂志篇幅不多，系中国自由*社会主义学会主办。后来得知罗梦册是南京政大的一位政治学教授。我到南京后又买了一期《主流》，读了罗氏的另一篇论文《论不流血革命》，但从未见到罗梦册其人。这是我最早接触到的*社会主义理念。
lO月20日夜船抵上海，见江湾繁花艳开，与北方萧瑟的秋天形成鲜明对比。在火车站候车时，我买了一本《新闻天地》，上面刊载了《济南之战》和《长春得失》，得知济南已经解放，蒋介石险些在机场当俘虏。辽沈战役正在进行，战争形势的发展比人们的预料快得多，江南似乎也不稳定了。
第二天到南京红纸廊政大报到，我们乘校车到孝陵卫校分部住下。我年龄太小，人们都认为表兄才是被录取的新生，我大概是跟着表哥来玩的。这时，在沈阳录取的同学肖俊惠、宋宦春、贾举才、王传大等都汇聚在一起，我便拥有了一群伙伴。
按当时入学规定，每位新生需一名保证人，我便去找立法委员周慕文。当时周住在南京鼓楼旅馆，一人一室，房间不大，光线也不好。虽与我互不相识，听说我是陈造兴的表弟，立即在保证书上签了名，盖了章，还鼓励我几句：“这样年轻就考取了政大，应当珍惜，前途不可限量。”
当我离开北平时，收到姐姐寄来的国民党沈阳市党部书记长张宝慈写给国大代表张鸿学的一封短信，内称“兹介绍王地山同志年轻有为，望我兄热心关照，着意栽培，将来必为我兄左右臂也”。我读后觉得好笑，我又非国民党员，何得称同志，认为凭这种子虚乌有的关系攀附权门，是很可耻的。不由想起《三国演义》中庞统初谒刘备时，身上带着鲁肃和孔明的介绍信，均未出示，仅被委任为耒阳县令。其后张飞前往视察，闹出一场纠纷，被张飞惊为大才。第二次见刘备时，庞统才得到刘备的赏识。想起这个故事，我便把张宝慈的信撕毁了，也从未去找过张鸿学。我还有一位姨父李养吾在南京国防部任要职，姨娘在沈阳时曾到我家并受到款待，基于同样的心态，我到南京后也从未到他家拜访。以我那时的幼稚和缺乏主见，如果和他们来往，很可能会走上另一条道路。
93国立政治大学与顾校长
国立政大的前身是中央政校，是为国民党培养干部的学府，实行以党治校和军训制，待遇特好，全部公费，据说毕业到地方，至少可以当县长（实际并非如此）。抗日战争胜利后，蒋介石一度要蒋经国任该校教育长，在*浪潮冲击下未能如愿，便让政治上比较开明的顾毓绣担任，并改为直属*以攻读社会科学为主的普通高校，向全国招生。顾毓绣以*治校相标榜，把政大扩建为三个学院和十个系，并在孝陵卫设校分部，提倡学生建立各种社团、民选学生自治会。聘请一批有名望的教授来校任教，他的作法获得学生的普遍崇敬。
1948年秋，国统区正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时期，币制改革和限价政策的失败，使大小商店的货物被抢购一空，南京发生市民抢米风潮。东北全境解放，更使国民党政府人心惶惶。11月初，政大的东北同乡会欢迎新生，请三位东北籍教授讲话，须发皆白的臧启芳教授对时局仍持乐观态度；在司法部任职的李祥生教授则认为“大局不可为矣”，“臣无半策纾时难，唯有一死报君恩”，并说他死后立碑，刻上“东北义民李某之墓”，平生之愿足矣！周孝若教授则表示：“共产党一来，我只有逃之天天。”他们代表着右翼知识分子的立场。刘不同在《大学评论》上分别发表致蒋介石先生书和毛润之先生书，呼吁和平。一个上午，顾毓绣校长来校分部讲话，他说：“穷则变，变则通，限价的办法行不通，可以换一种新办法，百姓抢米不可怕，最可怕的是民心向背。如果百姓从心眼里痛恨一个政府，这个政府就很危险了。”
在政大学生中，有着各种不同的政治倾向，有的拥护国民党，有的同情共产党，有的则徘徊于两者之间。图书馆有各种倾向的图书报刊向同学开放，不少同学每日读英文的《字林西报》和《密勒氏评论报》。我读过马寅初的《经济学大纲》，也读过叶青的《共产主义批判》和《英国的战后经济》。在朝夕相处的东北籍同学中，政治倾向也各不相同。当过青年军、在沈阳《中央日报》任过职的贾举才却相当左倾，他随身带着伊里奇的《政治经济学批判》、许涤新的《中国经济的道路》和王辛著的小说《黎明》，并借给我看。他曾对我说，共产党员是些有思想、有见识的人，他当青年军时有一次捉到一位新四军的侦察员，问他为什么刺探国军情报，对方回答：“这是中国的土地，我作为中国公民为什么没有权利自由行走？”他的女友打算参加国军某文工队，他坚决反对。随着战争形势的发展，何学纯、宋宦春、褚会云等先后离校跑回解放区；但多数人还在犹豫，既看到国民政府即将垮台，又希望有在正规大学受教育的机会。经济系一年级同学有一天讨论形势，不少人呼吁和平，不少入主张打倒孔宋豪门资本。在圣诞节的晚会上，每张课桌分别写上杜鲁门、诸葛亮、马歇尔、川岛芳子等名人的名字，每个人进门时抽签，对号入座。我抽到的座位是诸葛亮，班长抽到的座位竟是毛泽东。陈立同学自己办了一个当代货币展览，其中竟有解放区中原银行印发的人民币，上面赫然印着毛泽东没有扣风纪扣的头像。还有不少同学向苏联驻华大使馆索取《新闻周报》，校方也未予干预。
顾毓绣校长当时四十多岁，西装革履，戴一副金丝眼镜，是一位自由主义知识分子，向往西方*，中间偏右，讲一口带无锡口音的普通话，旁征博引，诙谐幽默，风度翩翩。他于1902年12月24日生于无锡，l923年毕业于清华高等科，同年赴美深造，用四年半时间获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学士、硕士、博士等学位。1929年回国，历任浙大、中大、清华、北大、国立音乐学院、上海交大、上海戏剧专科学校教授、系主任、院长、校长及*次长等职，学贯中西，文理兼备。他是科学家、教育家、文学家、戏剧家、音乐家和佛学家，被称为旷世奇才，师表天下，著作等身，同学们都称他为Dr顾。据说，他在年轻时与闻一多等为友，努力寻求救国救民的真理，思想也很激进，后来有了地位，成为既得利益者，便希望改良而排斥革命，转向保守。1948年开国民大会，他领衔提蒋介石为总统候选人。他愿出长政大，大概是想把政大办成培养改革型政治人才的摇篮吧！
11月初，淮海战役如火如荼。在南京，每天有上百架飞机起飞，夜空中常看到红色斑点在闪耀，还可听到隆隆的轰鸣声。从传媒上很难了解战场的确切信息，时而还有潘塘大捷，甚至黄伯韬与邱清泉会师的报道，但还是隐隐让入觉察出对国民党不利的战事。从《救国日报》上“驳和谣”、“驳迁都”等社论也可看出情况不妙。否则。这一切从何谈起呢？但在孝陵卫的校园里，仍享有暂时的平静，每天敲钟上课，到图书馆阅读，和同学们讨论中国向何处去，高唱《我的家在松花江上》。伙食也办得可以，伙食团的白面馒头随便吃，晚饭后就打篮球，虽远离家乡也不觉寂寞。此间我还给北平的杨树枫女士写过一封短信；表示倾慕和问候，很快收到她的回信，说是在床上卧着写的。在漫天烽火与战乱中还能互通款曲，真是难得的浪漫，这莫非是“遥远的爱”？
1949年元旦，我们一行人到中山陵拜谒被警卫挡住。只见几十辆轿车在陵前停住，走下来的是蒋介石、李宗仁、孙科、白崇禧等国民党要员。蒋介石那年63岁，形象有些苍老，披一件黑色斗蓬，戴着白色手套，向人们频频招手，台阶下准备了一副滑杆，大概是供他代步的。他摆了摆手，腰杆笔挺地走上一级级石阶，这大概是他平生最后一次来到这里，面临战场的败绩和各种斗争，此时他的心情一定很复杂……当天下午便广播了他的求和声明，战争显然已经打不下去了。
在这种情势下，上海《新闻报》发表了《政治大学将迁南昌》的报道，迁校风潮由此而起，有主张迁往广州的，有谣传迁往台湾和重庆的。随着蒋介石的引退和李宗仁接受*八项条件。学校当局认为政大此时迁校不合时宜，决定提前放寒假。家在江南的同学可回家度假，其余的组织到杭州旅行，不愿去杭州的则留在南京，由校方保证食宿。
顾校长在孝陵卫学生食堂讲话，他说：“形势发展得很快，共产党已占领长江以北，随时可陈兵浦口，把炮口对准南京。这里已容不下一张平静的书桌了，学校受各位家长之托，有保护大家人身安全之责，才作出这个决定。如果和谈成功，大家仍回南京就学，如果和谈不成，再决定迁校，这样进可以攻，退可以守，左右逢源。校方尊重你们的选择，既服从多数，也照顾少数，希望你们在几天内作出决定。”接着，转入一个深层次话题：“目前，中国处在十字路口，青年一代正作出不同的选择，有的选择自由，有的准备迎接解放，这都是可以理解的。作为政大的校长，看到自己的学生作出不同的判断，我感到很自豪；只要不是盲从，而是根据自己的理智和思考作出的判断，都应当得到尊重。南京市民天天在批评这个政府，说它贪污*，效率低下，通货膨胀，民不聊生。的确，这个政府有许多缺点，但也有一个优点，它还给了人民以有限的自由。若干年以后，他们会发现这有限的可怜的自由也不见了，他们也许会留恋这个政府的……”他又说自己的子女也作出了不同的选择，他实行*，不强行要他们服从自己的意志。顾毓绣的倾向还是很清楚的。
于是，多数同学参加杭州旅行团，我随即收拾行装。1月29日动身，31日晚抵达杭州车站。留在南京的百余名同学都进城住到校本部，顾校长亲自去看望了他们，并一一握手。
旅行团组织得相当混乱，在火车上人们争抢座位，国民党的散兵游勇也往车厢里拥挤，食物供应不足，每个旅行者都感到十分疲惫而心情沮丧。在杭州，我们寄宿于杭州师范学校，仅有一次有组织的参观活动，参观了杭州纱厂、浙江日报社和浙江大学，其余时间在西湖畔闲逛，拜谒岳王庙和灵隐寺，或到书店站着浏览书籍。包中无钱，电影票也买不起，我们却旁若无人，横冲直撞，活像十足的流亡学生。这样的日子能持续多久呢？
国共两党角逐的形势已十分明显，一方是摇摇欲坠，走向崩溃：一方是声势浩大，咄咄逼人。这样的力量对比是怎样形成的？作为头脑敏锐的知识分子，不能不进行清醒的反思。
我在《新中华》杂志上读到一篇文章《中国知识分子的历史使命和前途》，文章指出，在中国革命和建设中，知识分子将起着举足轻重的作用，它绝不是革命的对象，而是时代发展的动力。*对知识分子的政策又作了重要调整，不是要他们都参加革命部队，而是要发挥他们在各自岗位上的才能与智慧。知识分子的动向也产生了变化：从前，一些城市的知识分子见到共产党就跑，如今不跑了，平津解放，绝大多数知识分子和青年学生都留在那里欢迎解放军。当北平形势吃紧时，只有胡适、梅贻琦等极少数名流南下。政大《政风》墙报上曾登过一则花絮，标题是：《顾校长车，梅校长坐》。费孝通、张奚若、陈垣、吴景超等经常在报刊上著文的教授、专家、学者都选择了新社会，这大概就是人心所向吧！
西湖的风景是美丽的，三潭映月，柳浪闻莺，苏堤春晓……我们暂住的杭师范，就坐落在白堤边上。冬末初春的湖水澄洁，狭窄的街道上人流熙熙攘攘，充塞着投机倒把、买卖银元美钞的商贩。我们在这里虚掷时光，无书可读，我买了一套《冰心散文集》、《冰心小说集》和《冰心诗集》。混乱的现实和作家惮憬的真善美形成强烈反差，我到剧院去看根据果戈里名著《钦差大臣》改编的话剧，沙俄的腐朽和必然灭亡的命运给人启示。贾举才对我说：“国民党看来是不行了，重新振兴，恐怕要根本改造，花几十年时间才有希望。”
这时已到了春季开学时节，留在南京的同学要学校按期开学。他们还出版了《政大学生报》，号召旅杭同学回京报到注册。顾校长恪守来去自愿的原则，同意愿回来的同学返校，这有很强的吸引力，在南京的同学这时便形成多数。
熟悉的同学中，张权治、李永生、王传大等回到了南京。他们来信说红纸廊校园气象一新，各种社团林立，活动自由，虽未正式复课，却举办了许多讲座，购进大量新书，他们受到留校同学热烈欢迎，学习环境比杭州好多了。贾举才、谢伦冠和我便决定和同学们一起第二批返回南京。
这时，住在上海的顾毓绣先是回南京看望那里的同学，接着又到杭州对旅杭同学进行安抚。他说：“如今和谈尚未开始，南京仍在解放军的威胁之下，随时可能遭到炮火的轰击。当然。你们当中一部分同学如愿回南京，我们仍提供车票和一切方便；如果一部分同学想在杭州再逗留一个时期，等待形势变化，我们也支持，可就地请教授为同学们举办一些讲座。”接着又重申“尊重多数，照顾少数”的原则，他说：“当初，到杭州旅行的占多数，留下的是少数，如今，回到南京的成了多数，留在杭州的成了少数，我们对这两部分同学的选择都充分尊重，一视同仁地爱护。在南京的同学问我，一个学校为何分成两个部分：我回答，天下大势，分久必合，合久必分嘛！”
这时，一些坚持迁校的高年级同学提问：“我们想了解，政府对我们倒底持什么态度？我们今后的出路如何？这是我们最关心的。”顾毓绣严肃地说：“你们在如此艰危条件下仍不忘初衷，想继续走下去，政府是不会丢弃你们不管的。目前我在广州拜会陈立夫、陈果夫先生，他们对政大同学的命运非常关切，*正在为政大寻觅新的校址，只要你们愿意，一定能找到安全的地方就读。”顾氏此时仍然站在国民党的立场上，为国民党争取人才。
这是我听顾毓绣的最后一次讲话，遗憾的是，我们拂逆了他的期望，第二天便搭车回到南京。他的讲话并没有产生较大的效果。形势比人强，在1949年初的大气候下，顾毓绣是无能为力的。但顾无疑也看到了中国未来的走向，并没有跟国民党到台湾。他审时度势，于l950年移居费城，历任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宾夕法尼亚大学客座教授，1973年入籍美国。他生前多次回大陆访问，心系祖国统一，对振兴中华民族献计献策，2002年9月9日去世，享年一百岁。*、*都发去唁电，对他的一生给予极高评价。顾毓绣被时人称为“学者、教授、诗人，清风、明月、劲松”，这与他的明智是分不开的。
94迎接解放与时代主流
1949年春，政大校园生意盎然，俨然是国统区中的解放区，重组了学生自治会，成立了应变机构。经向李代总统请愿，学校获得了大量应变物资和经费。美国面粉够吃几个月，学生们的伙食大为改观，每餐四菜一汤，荤菜为主。此外学校还开办了新的学生阅览室，里面清一色的进步著作。我在这里阅读了*的《雇佣劳动与资本》、《价值价格与利润》、列昂捷夫的《政治经济学教程》、《社会发展史》、肖洛霍夫的《被开垦的处女地》和《观察》丛书。在另一座大众阅览室里，还读了钱钟书的《围城》，*1942年的《整风文献》。这段时间我接受了全新的思想，逐渐认识到*获得的胜利并非偶然。我们回校的第二天，经济系同学就举办了欢迎会，把我编在宣传组，听取余精一教授的《*主义十二讲》和另一位教授主讲的《社会主义思想史》。学校里还创办了大众合唱团，每天教唱《团结就是力量》、《拉起手》、《跌倒算什么，我们骨头硬》、《山那边呀好地方》和《祖国大合唱》。校园里，礼堂内，随时有人扭秧歌，各种社团创办的壁报琳琅满目，诅咒国民党，把解放区描绘为自由、平等、博爱的伊甸园。阅报室中增订了香港《文汇报》、《大公报》和《华商报》，学生还组建了纠察队，难怪《文汇报》上载文《血腥党校变作风，石头城里扭秧歌》。
在东北同学中，王嘉藩、刘庆祜、萧俊惠等都是留校生里的积极分子，他们奔走呼号，四处串连，或演讲，或写作，或排戏，忙得不亦乐乎。一天晚上，在刘庆祜寝室开会筹办新墙报《黄河》，公推我为主编，由王嘉藩负责向学生自治会登记，并分头写稿。3月29日晚，我们集体参加了在中大广场举行的南京学生大联欢。同学们以集体朗诵诗和大合唱的形式揭露国民党假和平、真备战的阴谋；还表演了大型活报剧，饰演蒋介石、宋美龄、李宗仁的演员，把国民党即将崩溃的形象演得活灵活现，丑态百出。活报剧借用《何日君再来》的曲调唱道：“好花不长开，好景不常在，眼看国民党，马上要垮台……和平假面具，快快戴起来。”
4月1日，是国民党和谈代表张治中等飞抵北平的日子。当天上午，南京9所大专院校组织了揭露国民党假和平阴谋的大*，一路上高呼“反饥饿，反*，反美援”，“反对假和平，拥护真和平”等口号。下午*即将结束时，许多学生遭到国民党军官总队的殴打，身上的钢笔首饰现钞被搜走，一个个被捆绑着押解到南京警备司令部。
在这次*中，政大司机陈祝三被打死，学生数百人被打伤，造成轰动一时的“4&；#8226；1”事件。我们被关在警备司令部直到深夜，政工处长罗春波出来讲了一通话，说：“我们都是政大校友，你们打出的反饥饿反美援的口号似乎是互相矛盾的。为了反饥饿就应争取美援，你们的伙食开得很好，并不饥饿，你们扭的秧歌属民间的低级舞蹈，那是受了共产党的影响，希望你们今后好好读书，勿为共产党张目。”夜半，我们被送回学校。
第二天，政大学生会主席团召集全体同学开会，讨论如何应变，决定公祭司机陈祝三，慰问被打伤的同学，并和各校学生会采取联合行动，全体在校同学和国民党当局处于紧张对立的状态。我们担心军警宪特在非常时期进一步*学生，巡逻队日夜纠察，以防不测。一天下午，刘庆祜、萧俊惠、王传大和我专程到李祥生教授家寻求庇护，我们说，想在形势吃紧时离开校舍，在他家暂住，以防政府抓人。李祥生满口答应，还说，他在台湾已买了房，家属已送往台湾，他一个人在南京司法部坚持上班，如果局势恶化，他随时会离开南京，房子也就空出来了。隔几天，贾举才同学等又到顾校长家请教，顾说：“任何一个政府对公开反对它的力量都是不会宽容的。你们可以有不同的观点，但不应到街上去*示威。作为学校，对每个学生都是爱护的，只要你们再不出去*，政府也不会再来报复。”
这是一段很紧张的时期，南京街头还比较平静，但物价天天上涨，我们手里不敢保存金元券，必须换成银元或美钞。在北平的国共谈判终于无果而终，南京政府不肯在议定书上签字，毛泽东、朱德发布渡江令，百万雄师在一夜之间突破长江防线。4月23日，国民党部队仓惶出逃，城市处于真空状态。这天夜晚，我和贾举才、谢伦冠等值班巡逻，吃完夜班饭登上楼顶，遥望夜空星光璀璨，远处有一团火光和零星的枪声，这是历史的时刻，我们在护校斗争中也作出了自己的贡献。
4月24日清晨，广播说人民解放军胜利入城，政大门口的黑板上贴着新的歌单：《我们的队伍来了》，有人在一遍遍地教唱：
我们的队伍来了，
浩浩荡荡饮马长江，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战歌嘹亮红旗在飘扬。
不管那个长江宽又深，
不怕敌人的堡垒密如林，
我们的队伍要冲过波涛，
横扫千里！
我们的队伍来了……
我和王传大走向新街口，看到一队队解放军从大街走过，街头仍与往常一样平静，商店照常营业。《中央日报》以本报同仁的名义出了最后一期，刊载的全是新华社电讯：南京市已回到人民手中，国民党军弃城溃逃。晚上，我俩还到大华电影院看了一场电影，平日座无虚席的影院只有中间两排有观众。
形势发展之快超过人们的想像。“4&；#8226；1”事件后，又一批政大旅杭同学回到南京，剩下的则南下广州转迁重庆。南京解放后，李祥生教授照常来校上课。对学生们说：“解放军纪律严明，进驻司法部的军事代表对知识分子很尊重，要大家照常上班并协助接管。”他大概忘记当东北义民的说法，想飞往台湾也来不及了。
5月初，南京大专院校学生再次举行庆祝解放大联欢，演出揭露美蒋阴谋的活报剧，这是胜利的*。随着《新华日报》创刊，新华书店开张。大学生掀起新的学习热潮。我在很短时间内读了《新*主义论》、《论联合政府》、《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目前形势和我们的任务》和赵树理的《李有才板话》，对*的路线、方针、政策已有所了解。这时，南京市军管会向政大委派了军事代表赵单和联络员肖素英。随着三十五军招收青年知识分子、二野军大在南京招生，政大前后有两批大学生参军。6月初，政大停办，在红纸廊校址创办了华东人民革命大学第二分校。政大同学通过考试成为这所学校的新学员，并开始动员参加西南服务团。与此同时，南京《新华日报》刊出新华日报社和新华社南京分社举办新闻工作人员训练班招生广告，王传大和我觉得与自己志趣相投，遂报名参加考试并被录取。
响应党的号召，参加革命，建设新中国，这是当时的时代主旋律。我们怀着崇高理想，在1949年7月1日到羊皮巷的三女中报到，每人领到两套军装，一顶军帽，一个徽章和一床草席，参加了革命队伍，成为解放军的普通一兵。
经过漫漫长夜，盼来黎明的曙光。当时的南京街头，到处是耀眼的红旗，草绿色的军装，震天的锣鼓声和口号声。“拉起手，我们要勇敢前进，拉起手，向法西斯战斗！”我们自以为站在时代的前列，充当时代的号角，满怀着理想主义。理想主义也许是年轻人的一个亮点或盲点。在日寇统治时。认为祖国一旦赶起日寇便一切都好了，把理想寄托给国民党；在国民党黑暗统治下，又把理想寄托给共产党，认为一经解放，便进入自由、平等、*、和平与幸福的理想境界。一旦理想和现实发生冲突，便大惑不解，“事情怎么会是这样的呢？”
政大的王家藩大概是这种理想主义破灭后的悲剧人物之一。在政大反迁校时期，他表现十分积极、活跃，渴望光明来临。解放后，他很快回到东北，了解解放区的新气象，他的姐夫是*新民县委书记，是解放者。他从东北回来后，却经常流露不满言论，说“共产党的官员和国民党差不多，以胜利者自居，天天吃饺子。”甚至说解放区仍然是专制政权，没有*，后来竟想到香港去办刊物追求*，于1951年镇反运动中被处以极刑。当我听到这个消息，感到十分震惊。
《佛经》说，每个人都自以为是个鸟笼，在捕捉他生命中的鸟。其实，每个人都是一只鸟，在寻找自己的鸟笼。失误以为是得，被猎的还以为是猎人，人耗尽一生追求一切，其实是被一切所埋葬。人生所追求的难道仅是一重重的牢狱？
95八千里路从军行
“三十功名尘与土，八千里路云和月。”l949年走向大西南的八千里进军，是我参加革命后的第一个壮举，那年我十六岁。
南京解放后，我和原政大20多位同学一起考入新闻干部训练班，受到革命人生观和新闻专业的初步教育，听过宋任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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