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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7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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呦⑸垩嘞椤颐巧肀咭灿幸怀ご辽练⒐獾拿郑侨绻辉鈒957年这一劫，不是能作出更辉煌的贡献吗？
苗溪茶场人员大换血的热潮是在1979、1980年间掀起的。先是右派普遍摘帽回乡，接着是在苗溪被加刑的犯人多系因言罹祸而得到*，然后是准许就业人员和犯人对自己的案件合法进行申诉，大批深锁在大墙内满刑多年的就业人员清放回家。这几种情况汇合在一起，*几乎走空了，新来者多是“严打”进来的刑事犯罪分子。
我离开苗溪不久，田成义、杨俊德、李文富等一批被错误加刑的人也相继*释放。田成义回到东北，安排在铁岭三中校办工厂；杨俊德回崇庆县怀远镇当农民，和高家山的女社员杨明天结婚，曾送给我一张新婚照；牛立华回重庆某机械厂任高级工程师，后成为山城著名的热处理专家，自己办了一家企业，结婚后生了一位绝顶聪明的才女，屡屡跳级，高中未毕业就考入名牌大学，我曾写过一篇散文《牛老板和他的才女》。
李盛照落实政策后回到家乡隆昌，在粮食局工作。他铁骨铮铮，壮心不改，业余进行社会与历史调查，继续研究人口问题，为有关部门写内参，提建议，时有惊人之举。重庆、内江的报纸先后发表文章记述他的往事，如今他年事已高，虽不合流俗，仍可称为江湖奇人。
卢泽民君离开苗溪后到会东铅锌矿子弟中学任教，被评为四川省优秀教师，退休后在郫县三道堰安家，得一女。上世纪90年代我去郫县造访，赠给他拙作《早春的困惑》，他深情地说：“我是你的知音，最能理解你的心境，你说是吗？”
李莎*后回江油，先在李白纪念馆，随后创办《江油文艺》，后来调到县党史办，出了几本党史著作。他在江油县是老资格，为一些老同志落实政策不遗余力，口碑不错。他和一位有三个子女的寡妇结为伉俪，说：“我太同情她了。”1993年我们在江油时曾见过一面，酒席上，服务员尊称他为老革命，他愤愤地说：“我是什么老革命，我是老反革命！”举座愕然。
名医冯树州回蓉后开私人诊所，效益不错，他赠我不少关于川剧的著作。这位青年时代生活豪华的老人晚年生活俭仆，酒宴后必打包，大概是底层生活的教育使然。
许诚回天全县分在科委，办了一张《天全科技报》，内容翔实，后在雅安定居，为军大雅安校友会副秘书长，曾编著《雅安地区新闻志》。吴静回资阳后在县供销社工作，一次到芦山采购篾制品，曾有缘相见。王警文回天全经商，一度被选为基层人大代表。龙兆荣回四川省人艺一度搞基建，日子过得不错，仍酷爱读书，孜孜不倦。
谢选荣、费宇鸣、伍大云回蓉后经商，善于把握商机，都拥有幸福的晚年。谢选荣君喜古典文学，爱好诗词曲，善于处事，语言幽默，时有过从。
90年代初，成都的难友们曾在王建墓餐厅欢聚。当年身穿囚衣委琐不堪的人都成为体面人物，或国家公务员，或高工，或名医，或律师，或专家教授，或经理，人们殷殷劝酒，慷慨陈词，夫人们也都互通款曲，一见如故，毕竟是患难相知，彼此直呼其名，所有头衔、职称都不存在，只剩下*裸的有血有肉的活生生的入，真实而饱满的生命个体。当大家提起在苦难岁月里的告密者时，有人一笑置之，不屑一顾，有入愤然作色，大骂“虫”、“虾子”，聚会的主持者大概有意未通知这种人，这种人也可能问心有愧不敢与会。
人们默默地悼念在逆境中因饥饿、疾病和*而死亡的难友。可以开列一串长长的名单：盖苏文、李玉霖、李耀三、单明兴、万良成、方银舟、周继恒……尤令人扼腕叹息的是身材修长、心地善良、屡遭批判的转业军入郑万果。1979年春，他经常熬夜为他人写申诉，身体过于疲劳，一天去山上割牛草，为了割一丛矗立于悬岩上的茅草，挺而走险，不幸失足落于岩下，命丧黄泉。第二天，法院寄来*通知，他竟在黎明前死去，真是时耶命耶？
2007年5月，几十年不见的朱家希忽偕夫人来访。他年逾八十，精神矍铄，抚今思昔，感慨万千。他说：“苗溪本是个禁锢思想的地方，却出了不少思想者，像胡风、李天德、章诒和与你老兄，都堪称有头脑的明白人。”我说：“这也许是一种必然，因为民族需要思想，时代呼唤思想，思想是禁锢不了的，一个人的思想能站在时代前沿，就会青春永驻。”
相见时难别亦难。我们都深深地向那些渐行渐远的死难者致敬，为经常惦念的幸存者祝福。
90豆豆溪不舍昼夜
离开苗溪二十多年了，那是我人生中一个长长的驿站，因成为我生命的一部分而难以忘情。我曾多次回苗溪，到豆豆溪畔回眸往事，看望故人。
1979年暑假，我重访山谷庄，拜访李树人夫妇。他们置酒招待，遇到向义文的妻子李登美，她说：“你现在好了，可以充分贡献自己的知识和智慧。”又说：“向义文在政治上太幼稚，陷进去太深，幸亏得到宽大处理，今后当引为终生的教训。”
我虽然在山谷庄住了两年多，听惯了那里的风声和流水声。却未能倾心一睹她的芳容。来庄上时是漆黑的夜晚，离开时像“蒙面入”一样被架走，时隔十一年才看到山谷庄全景。当年住过的小监是那么逼仄，一扇扇紫色的小门呈乌黑色，龇牙咧嘴，真有几分凄怆，几分恐怖！往事不堪回首，我真在那牢笼中住了那么长久吗？
又一个细雨飘飞的下午，我来到胡家坪工地。那天人们正在背草肥，来来往往，互相招手问候。鲁延福高声说：“好久不见，真想念你，我爱人和儿子正好来看我，她们在工棚里，互相介绍一下。”他妻子也是北方人，和我一见如故，儿子也活泼可爱，说他三年未见爸爸了，“爸爸临走时是戴着手铐离开的，不久后爸爸就要回家了！”
1985年10月，我在芦山思延乡度创作假，体验农村生活。有一天路经粮站，苗溪茶场的卡车在那里出粮，巧遇周西林，周说：“你都走到苗溪门口了，也不回娘家看看。”于是，我两次去水电站看望舒衍琼，他正在领导水电站扩建工程，精神极好；后又到医院李伯侃处住了一夜，得悉徐孝怀老师年轻的妻子服毒自杀，不胜惊悸。
徐老师右派问题得到改正后，和自己的学生结婚，那女孩只有十多岁，人才出众，把老师当作英雄般崇拜，生下一子，后经不住舆论压力，无聊的人们瞎起哄，说：“男方是老牛想吃嫩草，女方是想发落实政策的财”，“两人走在一起活像父女，怎能成为夫妇？”那女孩一时气愤而自尽。父母状告徐老师*女儿致死，幸亏女儿留有遗书，说：“徐老师待我很好，我是自己选择这条路的，与徐无关。”徐方幸免于难。
1986年冬，四川《文史杂志》特约我写一篇《胡风夫妇在芦山》，为补充一些材料，我再次回到苗溪，采访当年接触过胡风夫妇的干部、医生和炊事员，重访胡风住过的磨房沟，受到大队管教干部徐光伟、原13队中队长张成英和黄素华的接待。
那天清晨，我在茶场招待所门口锻炼，巧遇原l3队干事林上清。他一定要我到他家小坐，说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来，他恢复了原工资级别，享受离休待遇，忽然转换话题说：“我给你摆个龙门阵，你走后，朱庆丰调l3队工作，经常做出一副高人一等的样子，我很见不得他的作派。一次开会学习，他自称办了几十年的专案，没有什么差错，我立即反唇相讥：‘老朱，请你不要说得那么绝对。’”他不服，我立即反击：“试问，你经办王地山的案子错了没有，恐怕百分之百地搞错了？”朱面红耳赤，无言可对。
90年代初的一个傍晚，朱庆丰来到成都寒舍。他十分和蔼热情，一副多年相知的神态，我不无惊诧：“莫非太阳真的从西边出来了。”在随意宣泄中，他竟然说：“我搞了几十年专案，感到法院办案子有时是坦白从严，抗拒从宽。”我睁大眼睛问：“此言从何说起？”他从容不迫地答道：“有些逃跑犯在外面重新作案，金额巨大，都坦白了，我在材料上批道：该犯坦白态度较好，可予从宽处理。结果法院以事实为依据，判以重刑。相反，有的案犯拒不坦白，坚持说在外面未作案，态度顽固，我报请法院从严惩处，结果却判得很轻。所以，态度问题并不重要。”他又说：“我过去也是过分相信法律判决，认为法院肯定不会有错，谁知那些年竟办了那么多冤假错案，如今反思，痛悔不已。”肺腑之言道破法制痼疾：逼供信！
又过一年，朱庆丰的儿子给我写了一封信，说他父亲最近病故，去世前说我是他生前最好的朋友。在很长时期中，我把此君看成最可怕的敌人，他何出此语？也许是他生前太左，不敢讲真话，生活也颇为孤独吧！
再访苗溪已是2002年4月，我和妻回芦山为岳母扫墓，拜会亲友，专程去了一趟茶场。老友舒衍琼住在原农行的小院里，院里草木扶疏，鲜花盛开。这些年他参与芦山县国土勘测考察，还到宝兴灵关为茶场建成一座中型水电站，成绩卓著，堪称苗溪茶场的功臣。如今退休在家，回归林泉，每日漫步于山水之间，读报、读书、写作，自得其乐。“古今多少事，都付笑谈中。”他陪我和妻拜访了商保田与黄素华，不胜今
昔之感。
商保田如今享受离休待遇，窗明几净，生活舒适。黄素华还是一脸福相，女儿黄敬在苗溪当干部，儿子是工人，我感谢她在逆境中所给予的关照，她淡淡一笑，说：“那都是过去的事了，好人终有好报，大家都加倍珍惜吧。”她和我老伴原来是熟人，几十年后重逢格外亲切。
在归来的路上，遇到周金仁，周金仁眼尖，远远地招呼我，热情握手，我说：“你是我的老领导，还好吗？”他连连点头，似有千言万语不知从何说起，他只说了一句：“人哪，总归是入……”大概在如何做人做事的问题上有许多反思。
公路旁有一家小饭馆，是另一位周指导员的遗孀开设的。沈前学在这里帮忙劈柴、烧火、打杂，用这里的灶火，每天蒸两笼馍馍，到附近几个队的工地上叫卖，也略有积蓄。沈前学满刑后不愿回家，便在路旁搭了一个棚子，以维持生活。在旁人看来，他年逾六十，孤苦无依，该是最“造孽”（可怜）的人了，他却说自己习惯了，能自食其力就好。其实，在这块地方，还有许多年迈的退养人员，每月只有百儿八十的生活费度日，有人每天只煮一次饭，吃两顿了事，或做点小生意，山上山下奔跑，身体还结实，这大概是如今最底层的生活状态……
过一天，住在铜头场的杨绍荣君前来接我和老伴。他在交通要道旁盖了一幢房，曾作旅馆，如今是图书室、小卖部，还可打台球，看录相。他最称心的是儿女已供养成人，女儿在水电厂当工人，儿子读完医专去参军，现已能自食其力。我们在他家度过一整天，住了一宿。在回县城的公路上，13队那雪白的墙壁，宽阔的晒坝，高高的岗楼由远而近，它的轮廓是那么清晰而凝重，汽车一闪而过，诗人塞风写过：“我热恋风雪路上／每一个黄昏和黎明”，“黄河，长江／我两行浑浊的眼泪”，意境何等沉深！
我又来到豆豆溪畔，溪水还是和几十年前一样潺潺流着．唱着深情的歌，像倾诉着什么，几多忧郁，几多苍凉，几多温暖与欢乐。你是受难者的母亲，当年我们每天几次从你身旁走过，夏日在溪中洗浴，冬天在溪边洗脚，你给我们以同情和安慰，给我们带来梦想与希望。你太小了，任何地图上找不到你的名字。你又很长很长，几十年一直在我心中流淌。你审视人世的沧桑，目睹过农业学大寨的热烈场景，炮声隆隆，巨石翻滚，人声鼎沸。也见过人与兽的厮杀，灵与肉的拼搏，惨绝人寰的呼喊，人类挑战生命的极限，悲怆、屈辱、挣扎、绝望，不懈的抗争，长久的忍耐与等待，演出一出出悲喜剧。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三十年后见高低，如今一切都归于平静。我久久凝视着周围的景物，一首*民歌忽然回响在耳际：
你是流氓，还是英雄？
你是魔鬼，还是神灵？
你是失败，还是成功？
这些互相对立的形象相距并不遥远，常常互相转化，我是谁？谁是我？我不禁困惑而眩晕。往日的小路依稀可辨，而熟悉的猪舍、牛栏、磨房、果园、工棚已不见踪影。物是人非，只有火红的夕阳照耀着溪水闪闪发光。我深深感到人生的短暂和自然的永恒，自然比人类更伟大。我在底层二十一年从未流过眼泪，此时干涸的双眸竟噙满感激与内疚的泪水……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第九章 大转折（下）书 包 网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上）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4）
第十章 人世几回伤往事（上）
91在沦陷区度过童年
人的一生像山溪里的一滴水，唱着欢乐的歌流入江河，互相拥挤着，碰撞着，怒吼着，卷起波浪，夹着泥沙，经过九曲十八弯，最后汇入大海。在许多情况下，命运是不由自主的，特别是在社会转型的大动荡时期，只有随波逐流而去。而人作为思想动物，又总是想了解大潮的流向，趋利避害，把握自己的航程。
我是l933年10月16日（农历8月28日）中午在沈阳（时称奉天）出生的。父亲在省公署作公务员，母亲段景纯是家庭妇女。那年父亲55岁，母亲47岁，晚年得子给了他们意外的惊喜，对我自然宠爱有加。
父亲是清末最后一批秀才，还未来得及作官，清朝就被民国所代替。国民党刚代替张作霖父子的军阀统治，就发生“9&；#8226；18事变”。父亲憎恶伪满洲国，不到60岁就退休在家。我刚懂事时，便见年迈的父亲精神抑郁，经常盘腿坐在炕上读书，吸烟，沉思。我所受的家庭教育和当时学校的殖民地教育发生强烈的冲突。学校的《满语》课本告诉我们是满洲人，第一课“皇帝陛下”，第二课“万寿节，万岁万岁万万岁”，讲“日满亲善”，创建“王道乐土”；父亲则告诫自己是中国人，是炎黄子孙，“小日本占领了东北和大半个中国”，总有一天要被逐出国土。他常讲中国悠久的历史，从五霸七雄、秦皇汉武，讲到司马迁、张骞、苏武、岳飞、文天祥、史可法的英雄事迹。姐姐比我大十四岁。到北师大学习时，家里留下她读过的大量少儿读物，OJ；朋友》、《儿童世界》、《安徒生童话集》、《三滴圣水》等，我读高小时便读完了《三国演义》。我是个孤寂的孩子，却有着丰富的精神世界，经常沉缅于对未来的幻想中。我家单门独院，庭院里长着四棵根深叶茂的榆树，窗台上还养了四盆梅花，一株比一株茁壮硕大。父亲指那最茂盛的一株，说是我的形象，而那株瘦小病弱的是他自己。出乎意料之外，有一年那接近枯干的梅却开满火爆爆的红花。我想，什么时候自己这株幼梅才能开出红艳美丽的花朵呢？
我自幼品学兼优，读初小二年级时，有一天上课思想不集中，东张西望，凝视着窗口卖地瓜（红苕）的小贩，老师提问，我答不出，挨了一耳光，我自知是自己不对；读高小时，在走廊上奔跑，被男一班的刘老师喊住，打我一耳光，我认为人格受到侮辱，第二天拒绝上学，旷课一周。我姐便到学校探问究竟，同班同学都说我受的惩罚是冤枉的，她便到教员办公室去理论，说：“对学生任意体罚是不符合教育学原理的。”班主任代表学校向她道歉，值班的日籍副校长也不敢持异议。我才又回学校上课。
1941年12月8日，日本发动太平洋战争，东北局势一天天紧张，伪帝溥仪颁布《宣战诏书》，要臣民勒紧裤带支援“圣战”，对粮食实行配给制。在城市，大人配给高粱米30斤、中人20斤，小人只有10斤，中国人不准吃大米。伪政府对人民的*也日益加剧，有所谓*、经济犯和思想犯，不满日寇统治，有反满言论者被认定为思想犯，偷吃大米饭者谓为经济犯，都要予以惩治。从l944年起，规定小学生在暑假要进行为期一月的“勤劳奉仕”，我们被指定到军械厂进行强制劳动，早上带饭盒进厂，换上肮脏的工作服，把弹药盒、皮带和马鞍等擦净涂油拭干后入库，加热的鱼油气腥臭难闻，随时恶心想呕吐。下班时门卫实行搜身，命我们把饭盒打开，把我们当小偷来防范，使幼小的心灵感到侮辱。
1943年太平洋战事逆转，美军开始反攻，日本海军大将山本五十六被击毙。夜晚，万籁俱寂，我家紧闭大门，爸爸把收音机的音量调到最低点，谛听重庆传来的战事消息。得知盟军支援我国抗战、我国远征军出国、史迪威公路通车等消息，父亲十分兴奋，有时还展开地图册，关注美军开始反攻的岛屿。l944年秋，美制B29型轰炸机编队轰炸沈阳，父亲称之为“甲申七月之变”，他从不到防空洞躲避，听至到隐约传来的轰炸声，还露出笑容说：“小日本完蛋的日子不远了。”
1945年我失学在家，精神压抑。这年2月，父亲在久病后辞世，棺木上书写着父亲自拟的挽联：“身世荣枯成过客，门庭光大望孤儿。”那时我只有12岁，望着阴沉的天空，我把一切希望寄托在抗战胜利和祖国光复，便在家里自学功课。在姐姐辅导下，每天做几十道代数题，背诵古文。我想，苦难的日子总会过去的。
这年夏天，姐姐和一位伪警官刘树杰相爱，第一次约会，姐姐把我带在身边。那警官是日本留学生，在日本中央大学读法律，讲到敌寇在监狱中*中国爱国者，语气十分愤慨，后来得知他是国民党地下工作人员。这样的身份在那时是很危险的。如今有人认为在敌占区只有*地下特工，其实也有国民党的地下工作者。他们身在虎穴，同样时刻面临着生命危险，无愧为出生入死奋不顾身的勇士。
还有人认为日寇占领中国的地方给我国带来文明，如果早被他们占领，也许已达到台湾、香港的发展水平，其实，在日寇盘踞的地方，不是促进中国的发展，而是把我们当作殖民者的奴隶。就以教育而言，当时伪满政府把初小称为国民学校，高小称为国民优等学校，初高中合并为4年，称为国民高等学校，简称国高。可见，他们只把中国人培养成普通劳动者，充其量当个工头，根本不想把中国人培养成工程师、统计师、医生、学者、专家，更不要说思想家了。要使自己受到良好的教育，只有推翻日寇的统治，等待回归祖国的怀抱。
1945年8月，随着美国在广岛、长崎投掷两颗原子弹和苏联红军出兵东北，远东局势瞬间发生巨变，抗日战争胜利的日子终于来临了！这是个历史的时刻，乱。
92内战烽火中的选择
在历史转变的关头，现实常距理想甚远，眼前竟是一片迷茫与混首先进入东北的是精锐而疲惫的苏联红军，他们手持轮盘冲锋枪，在街头横冲直撞，占领一切工厂、企业和仓库，任居民哄抢物资而置之不理。他们自行发行“联军票”，与伪币以1：1的比值购买各种商品；甚至到处搜索花姑娘，年轻女性不寒而栗。接着进驻沈阳的是*、曾克林等率领的老八路，时称东北*联军。他们身穿破旧的军装，扛着简陋的武器，在城墙上书写“没有共产党就没有中国”、“拥护人民领袖毛泽东”等标语，百姓热情欢迎这支抗战八年、劳苦功高的部队。当然也有人怀疑，这就是抗击日寇的主力吗？
东北*联军的主要任务是扩建队伍，欢迎一切爱国青年参军，为日后抗击国民党准备力量。我读过*散发的小册子《纪念孙中山，评论蒋介石》，开始知道共产党和国民党是两种不同的政治力量。*在沈阳开过各界代表会，但鉴于美苏签定的雅尔塔协议，终于主动撤出这座城市，由国民党军队从苏军手里接管。
1945年底，我结束失学的命运，进入辽宁补习学校初中三年级。因报名迟了，未通过考试，由于该校校长急于招聘我姐为英语教师，在录取的榜示中增添了我的名字。
接收沈阳的是国军新一军、新六军、五十二军等美式机械化部队，一部分还是空运来的，主要由大后方的学生兵所组成。军容整齐，军纪严明，文化层次较高。接着飞来了国民党的接受大员，普通市民对国民党政府曾寄予厚望。我曾如饥如渴地读孙中山的《三*义》，其中对自由、*、平等、博爱的追求，及其明白晓畅的文字和严密的逻辑性征服了我。我觉得孙中山无愧为中华民族的精英和先行者。我也读过蒋介石的《中国之命运》，觉得“一个国家，一个政党，一个领袖”的提法似乎与孙中山的主张背道而驰。进入沈阳二中后，我参加了沈阳市的《学生周报》社，多次投稿，并在班级的墙报上发表短诗《希望》。每天清晨我和小伙伴张良玺、曹伟刚等一起，走很远的路去上学，一路上谈天说地，对祖国的未来满怀向往。中午不回家，到食摊上买一碗豆腐脑和十个玉米饼作午餐；然后就到小河沿公园嬉戏，十几个孩子充作同盟国，十几个孩子扮演联合国，用土块互相追逐，胜利者自封为麦克阿瑟将军。放学后又到基督教青年会听课，老田头的几何、马福江的英语和王诚德的化学都讲得极精彩，回家时已是万家灯火。
1946年的东北战场，国军还占有优势，从沈阳一直打到四平、长春、吉林，占领了南满大部分城市和铁路线，直抵松花江南岸。《中央日报》叫喊“国军以武力接收东北”，接收大员迅速腐化，物价飞涨，丧失民心。而*则深入农村，实行土地改革，翻身农民踊跃参军，到1947年就扭转了战场形势，转入反攻。课堂上，有人用岳飞《满江红》词牌填了新词：
东北光复，盼来了接受大员，乘飞机直抵长春，东北沦陷十四年。苦了人民三千万，不如地狱的囚徒们真可怜。哪知道这批官，不爱政治只爱钱，到北平购买洋服料，住洋楼，吃大餐，姨太太编成了班。这种作风如果不改变，快滚蛋！
那年，蒋介石曾飞到沈阳抚慰东北父老，在市府广场举行了数万人参加的群众*，并发表演说。我怀着好奇的心情挤在学生队伍中，却一句也没有听懂。我们的校长刘文翰是北师大经济系高材生，讲一口流利的英语，曾请比利时一位女士到学校讲学，他任口译，还组织同学们进行演讲比赛。他的渊博学识、*作风和不同凡响的口才，都给我留下良好印象。他对l947年国民政府的改组仍寄予幻想，认为张群内阁可能在一定程度上革新国民党的弊政。但所有这些，都不能扭转人民解放军在东北的优势，*发动的五次攻势解放了许多中小城市和广大农村。共产党为什么会有这样大的力量？百姓们悄悄议论着，中学生们也在议论着，教《公民》课的青年远征军转业军官也在黑板上画内战形势图，谈论中国的未来。
1947年我初中毕业，在班上名列第一，考入东北中山中学。这是1934年在北平建立的一所国立中学，随着抗日战争形势的发展，由北平迁往南京，继经湖南、广西人川，在威远静宁寺办学8年，抗日胜利后迁回沈阳。学校占地宽广，图书和仪器丰富，师资力量很强，极难考上，三干多名考生只录取二百名左右。这是一所开放的学校，各种思想互相撞击。我除了学好功课，还读了许多期刊，如《观察》、《时与潮》、《读书与出版》、《太平洋》等。《太平洋》是清华大学在校生耿守铨主编的一个大型综合期刊，刊载各种不同倾向的作品，对国民党和共产党都有所批判。记得小说《三部曲》批判了农村过火的阶级斗争，《滋长在黄泥路上》歌颂抗日根据地欣欣向荣，《共产党对世界和平所持的态度》则阐明阶级斗争学说与世界持久和平的矛盾。它的《发刊词》写道：
谁能阻挡黄河的万里奔流？
谁能阻挡住年轻人前进的力量？
谁能阻挡住《太平洋》月刊无穷的发展？
哥萨克的骑兵忠于顽固的俄皇，
第三组的密探专为对付革命党。
烈士长眠黄花冈，
耶稣钉死在十字架上，
谁是最后的胜利者，
历史自有公平的判断！
当时中山中学激进的同学创办了“9&；#8226；19”社，出版诗与画刊，鞭挞丑恶的社会现实。焦金章同学曾塞给我一张纸条，上面写着《你是灯塔》的词和曲，说这是*的党歌，我唱起来觉得奔腾激越，很有鼓动性。但我那时的主导思想是首先要完善自己，考入一所理想的大学，受到理想的教育，将来作一名科学家、工程师、医生或作家。我在每本教科书的扉页上都写着：“北大、清华、南开的大门对你是开着的，只看你是否努力！”
这年秋天，国统区进行“国大代表”“立法委员”的选举，标榜所谓“还政于民”。街头行驶着竞选的卡车，车上敲锣打鼓，奏着音乐，车厢上贴着彩色纸，上书“请投张洪学先生一票”，“请选潘香凝女士为国大代表”，“请选周慕文先生为立法委员”等。鼓噪得最起劲的大多是国民党员。有一位中山中学毕业的校友也到学校发表竞选演说。呼吁大家投他一票。我当时不满十八岁，尚无选举权，只有看热闹的份儿。我姐自姐夫1946年病逝，不甘寂寞，辞去公职，也报名参加国大代表和立法委员的竞选。她不是国民党员，无人为她张罗，自然得票甚少，竞选失败。国民党员潘香凝获上万张票，我姐只得两百多票。更离奇的是在竞选期中，竟有一个票贩子来我家，说他可以买到几百张选票，一张付多少钱，那是个很吓人的数字，我姐婉拒，说她不是志在必得，仅是作一次尝试，也无力出钱购买。这件事深深伤害了我那颗对选举怀着圣洁感情的稚嫩的心，感到政治的虚伪。国民党的*选举实在是一出装璜门面的滑稽戏。
那时。我对祖国深感失望。盼望了多少年的祖国光复，并未使国家真正进入四强的行列。正如《时与潮》的社评所说，在国际舞台上，美、苏是兴风作浪的国家，英、法是推波助澜的国家，中国仅是随波逐流的国家。由于内战爆发并愈演愈烈，中国失掉了千载难逢的和平建国的机遇，国民党政府发布了“戡乱建国总动员令”，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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