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第16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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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作者题外话：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第九章　大转折（上）　txt小说上传分享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第九章　大转折（下）
走出豆豆溪（王地山　著）（连载13）

　　第九章　大转折（下）

　　87奋笔力千钧

　　党的十一届三中全会以后，中国的大气候发生了变化，改革开放的新形势改变了我的命运。

　　我像影片《早春二月》里的萧涧秋，悄悄从苗溪走到芦阳中学，小城以特有的古道热肠接纳了我。老师们对我很友好，女校长黄水易送我几十斤粮票嘱我保养身体，炊事员魏道云是苗溪干部魏家齐的父亲，待我特热情。我很快和学生们打成一片。他们觉得我见多识广，经历丰富，关心他们的成长。家长们纷纷邀我去家访，于是，在山乡的小路上布满了我的足印。大战红五月，我手执镰刀与学生们一起支农，公社党委却邀我去编辑《双枪战报》，主持赛诗会，县广播站还约我撰稿。这样，我很快融入小城的生活，在教师、干部、社员和文艺爱好者中交了不少朋友。家长们还为我物色对象，渴望我在山乡安家落户。

　　刚从苗溪出来，像有无穷无尽的精力，每天都睡得很晚。我订了《人民文学》、《诗刊》、《小说月报》等期刊，感受时代脉搏，也写了些作品。l979年9月30日，我收到四川大学党委关于我的右派问题予以改正的文件和成都市中级法院的*通知，恢复了我1956年的工资级别。同一天，我与沫东公社赤脚医生喻家慧结为伉俪，在竹林环绕的农家小院里，我有了自己的家。

　　一个晴朗的日子，川报女记者陈存瑞来芦山采访，特地到芦阳中学看望我，带来了川报总编辑许川和西南服务团许多老战友的问候，说：“你当年是才子，虽历经坎坷，却没有磋砣岁月，你一定能把书教好，还可以提笔写作。”他回报社后寄给我不少参考材料和稿笺纸，于是，我重新试笔，陆续在报刊上发表了《豆姑娘》、《摘茅梨》、《放木排》、《芦山的绿菜》和《我是农民》等散文和诗，歌颂改革开放的春风给大地以复苏的景象。刚创办不久的地区文艺刊物《青衣江》邀我参加笔会，使我萌发了回到文化界的愿望。

　　1980年暑假，我回到阔别15年的成都度假，住在川报招待所，看望原来的老领导、老同事和老同学。时任省科委副主任的李力众邀我到《科学文艺》当编辑（后因芦山县委不放我而未能实现），他说：“你还不满五十，还可以大有作为。”一天，我和已回成都工作的陈德外一起去访川大的熟人谭洛非、周浩然、赵迎生和李峰铭，他们都乐意帮忙把我调回成都，并说：“你是先知先觉，你对铁托的评价如今得到世人普遍认同，说出真理付出了这样高的代价。”这使我感到安慰。拜访省电台副台长、川大中文系老同学秦育聪时，他态度诚恳地说：“你当年虽遭到了冤枉和批判，真理毕竟在你这一边，如今继续努力吧！”当他送我们到门口时，省台正在播放《四季歌》和《天涯歌女》，陈德外不由得朝我一笑：“历史真会捉弄人，当年秦兄写文章批判这两支歌，说它们不健康，反映了庸俗的小市民情调，今天他主持的文艺部重放鲜花．谁是谁非，历史大概是最好的证人！”

　　1981年，我由芦阳中学调到芦山中学，教语文和英语。l982年暑假，《青衣江》决定调我当编辑，好友胡良柱、钟坚、骆良琮、周日琏、孟贤洲、杨栋臣等送别，希望我永远记住芦山这片土地，大家都十分珍惜在这里建立的友谊。

　　雅安是一座绿荫覆盖、碧波环绕的雨城。l982年9月我刚来时，又成了陌生人，一个人在办公室安张小床，夜里听飒飒的秋风、淅淅沥沥的秋雨。但我总算实现了业务归队，先任编辑，后任副主编、主编。其间还到*当过半年地委工作队员，甚至还当过编剧，为地区拍摄的电视片编写脚本。

　　环境虽然有些艰苦，但比起囚徒生活，相去实不可以道里计，除了编好刊物，还要大力培养本地区的业余作者，到七县一市开作者座谈会，讲课，个别谈心，组稿，润色作品。我和几十位文学爱好者交朋友，态度都很真诚。当我看到他们的佳作在大型期刊上发表或有专著付梓，像自己的儿子出生一样高兴。

　　1983年6月，我把家从山乡迁到雅安，只有两床、两桌、一椅，几个小凳和一堆书，一辆1吨半的工具车都装不满。苗溪老朋友李树人来寒舍作客，说：“你家环境萧然，徒立四壁，但你有丰富的精神财富，可称改革开放的翻身户。”

　　为了提高业余作者的写作水平，《青衣江》多次举办诗会、笔会、改稿会，请省内名家陈之光、李友欣、流沙河、白航、刘滨、尹在勤、何开四等讲学或辅导。我也多次到外地考察，参加笔会，扩展视野，星期天也坚持上班，把自己锁在办公室里读书或写作。这就苦了妻子，她一个人在家里忙家务，还要陪儿子读书。她总是说：“你忙你的，家里事不用你操心。”这样，我在雅安补了不少课，还在雅安市举办了文学讲座，讲《新时期文学发展的轨迹》。有一晚在影院看电影，影片放映中，忽然有个戴眼镜的人按住我的肩膀，说：“你还认识我吗？我是你在省看守所的同窗，原省法院的赵家齐，你把雅安的文学搞得热火朝天，怎么讲座票也不送一张给我？”难友重逢，实为缘分，此时他任雅安地区律师事务所主任，与苗溪一位女性战建华结了婚，以后我们两家常有过从。

　　1984年7月，我加入了中国共产党，接着加入四川省作家协会和文艺评论家协会。筹建雅安地区作协时当选为副主席，还被地委聘为特约政研员。四川大学补发了我本科毕业证书。好笑的是，毕业日期写的是l961年7月，而校长却是如今的校长，我忍不住又写了一篇散文《迟到的毕业证》。

　　这时，电大和省干部函授学院，先后聘我为辅导教师，辅导《写作》课和《现当代文学》课，反映还好。接着又聘我作毕业论文的辅导兼答辩教师。我和社会各层面建立了联系，在文化、教育、新闻、文学各界有一定影响。我教过的学生和经常过从的挚友后来成了各方面的骨干。

　　1987年为拍摄一部反映山区经济发展的录相片，地委委托我和陈维明、张发贵等几次赴各县采访和拍摄，得以和许多朋友重逢，并了解到城乡的实际情况。我觉得一个人有无底层生活的体验，是否了解民众疾苦，对了解和把握实际非常重要；衡量社会有无进步，这是一个底线。因此，我非常珍惜二十年的底层生活，苦难也是一笔财富。

　　《青衣江》是地区文艺季刊，由于诚实奉献，产生了影响，l984年参加了四川省举办的建国35周年文化成就展，因其坚持纯文学的方向，受到*四川省委宣传部的表彰。时任宣传部长的许川到雅安时，曾到寒舍造访；老领导李力众到雅安视察时，也因他的老战友和老部下都干得不错而感到高兴。

　　我在雅安的五年多过得紧张、充实，开始回到主流社会，在编辑工作之余写了不少作品，包括诗《寻觅记忆》《岁月》《磨房沟的白屋》《家访》《雨城的雕塑》，散文《重登岳阳楼》《走出长夜以后》《柳叶溪的梦幻》，小说《除夕夜》《蘑菇宴》《悠悠芦山情》等，觉得精力充沛，为日后的发展作了铺垫。

　　1988年1月我调回成都，在四川省干部函授学院任职，回到了原来的生活圈。该院院长许川、副院长熊光群都是我的老同事，他们给了我不少关怀和帮助。以后几年是我事业的高峰期和写作的黄金期。

　　这年7月，举家迁回成都，这时的家具已需要用卡车来装了。我的视力严重下降，双目近视达2000度，妻子忙家务，男孩才读小学二年级，生活仍拮据，连部黑自电视机也没有。命运仍需要我开足马力，55岁的我似乎仍年富力强，决定在有生之年做更多的事。

　　开始，我在学院教育辅导期刊《函授学习》任编辑，继之主编院报，接着任专业课教研室副主任，讲授《写作基础》和《大学语文》课；因有在芦山、雅安两地任课的经验，讲课比较放得开，受到好评。院报也办得内容丰富，生动活泼，在成人高校中独树一帜。

　　我在教学和编务之余，写了大量作品，还写了一些学术论文。1989年在川报偶遇川大同学陈国福君，他是戏剧评论家，当时在编《现代影视文化报》。在他的鼓励下，我又写了不少影视评论，加入了成都市影视评论协会。时任民族出版社副社长的另一川大同学李峰铭又约我作该社特约编辑，为他们审读了十几部书稿。我那时成天忙碌，深夜，寝室里仍亮着灯光，几乎不看电视。当时成都市各种报刊经常出现我的新作，每年发表作品十万字以上，有十几件作品获文学和学术奖。这时，我的思想更加活跃，力图把自己多年来对社会人生的思考与现实联系起来，把自己学得的文艺理论和新的文艺思潮结合起来，把写作教学和写作实践结合起来，对自己读过的古今中外的文艺作品加以比较，同时进行国际发展大趋势、知识分子的地位和命运、私营企业的发展等学术课题的研究。并取得一定成绩。我遇到原西南服务团的老战友和川大老同学，他们都说：“你的思想仍然很年轻，虽然耽搁了二十年，仍站在时代的前列。”

　　省关心下一代工作委员会和西南服务团团史研究会聘我为报告员，和田雁、王力行、娄凡等一起到川大和一些中学去演讲，探讨新时期青年一代的历史使命，填平代沟，构建代桥，我看到一张张生气勃勃的面庞，像看到几十年前的自己。朋友们觉得我的心理年龄还比较年轻，能够理解时代新潮。业内人士说我的文章富有朝气和新意，散文有个人风格，即使不署名，也知道是谁的手笔；文艺评论写得客观、公允、准确，常有新的发现，看得出是精读作品之后才动笔。我被评为教授、编审、优秀党员和省级优秀教师，我觉得这是对自己的嘉奖，社会终于肯定了我的价值，这也可视为在五星红旗下获得了第二次解放吧！

　　光阴似箭，我于1993年10月到点，l994年4月离休。我在1993年参与创办《民营企业导报》，主编法制版和副刊；1994年又应聘到《人民权力报》编三、四两版，直到l999年末离任。我在落实政策后，整整工作了二十年。

　　“春蚕到死丝方尽，蜡炬成灰泪始干。”过重的负荷和全天候的劳作损伤了我的身体和视力，特别是高度近视引起的严重白内障，l999年底左眼手术后只有光感，右眼也只有0．2的视力。2002年我出版了散文集《冬夜的回眸》（1993年曾出过诗集《早春的困惑》）。2001年右眼手术后视力略有好转，于是动手写这部*。生命的烛火总要发热发光，总算抗争过、奋斗过、拼搏过，没有辜负炼狱的折磨和难友们的期盼。

　　88贤妻是位农家女

　　她是农家的女儿，l979年秋我们走到一起，那年她35岁，我46岁。

　　她叫喻家慧，出生在芦山县沫东乡山花村，父亲是位老中医，小学毕业就到县中医院学医司药，向凌琢如大夫学接生。困难时期她与一位民警结婚，生一子，后来民警转业，她下放当农民。l966年那位民警因公牺牲，她与儿子相依为命，苦守了13年。为了接生，她经常夜走山路，提着马灯深一脚浅一脚地在崎岖小路上行走。产妇顺利分娩，听到婴儿的第一声啼哭，她感到这是最大的幸福和满足。一次，黎明前赶回家里，自己的儿子已从床上翻跌到地上睡着了。

　　她性格善良，手脚麻利，极富同情心。我们结婚那天，恰是我落实政策的日子。她说：“今后我们就同甘共苦吧！”

　　当时我在县城任教，她在合作医疗站上班，周末才能相聚。这时，彼此都有许多话向对方倾诉。寒暑假是更快乐的日子，或一起在自留地里汗流浃背地劳动，或到河沟里洗衣，双手沾满肥皂泡沫，或在家里听广播站播放我的诗文，或听我唱熟悉的中外歌曲，彼此感到分外幸福。l980年11月，我们的男孩降生，他哥也很钟爱这个弟弟，给家庭带来无限的生趣。

　　1983年，我们的小家迁到雅安，生活清苦，大儿子留在乡间学木匠，她放弃了从医的职业，在机关当清洁工。记得初到雨城的第一餐，我们只买了一角钱的黄豆芽。蔬菜、肉食和水果都很少，她无疑作了很大的牺牲。只要我感到充实，她似乎也分享了快乐。夜里儿子生病，她从不把我喊醒，总是一个人背着儿子到医院看病。家乡有亲友来作客，她总是倾其所有，殷勤招待，尽一位贤妻良母的责任。

　　1988年夏，我们乔迁成都，距家乡更远了。她当过门卫，包过冰糕，后来失去社会工作，相夫教子成为生命的全部。处于更年期的她精神忧郁，患了神经官能症，一次服药过量濒临死亡，多亏及时抢救方免于难。我痛心地感到对她关照不够，为未能做一个好丈夫而内疚，而她则全身心地支持我的事业，从未说半个不字。我从落实政策起作出的一切成绩，都和她的心血与劳动分不开，“军功章有她的一半”。

　　随着我办离休，我们逐渐回到二人世界，贤妻成了老伴。每天晨练在一起，买菜散步在一起，探亲访友在一起，几乎形影不离，邻居都夸我们是模范夫妻。新世纪以来，我视力减退，读书困难，她又成了我的伴读，每天抽时间为我读新到的报刊，如《读书》、《随笔》、《炎黄春秋》、《作家文摘》，有时还为我通读十余万字的书籍。我们在一起交流的时间增多，她的见识和水平也有所提高，对看过的电视剧也常谈些见解。我偶而忘记日课，她还催我“读书了”，这使我的晚年得到极大的安慰。

　　她逐渐适应了城市生活，说：“我一生有许多遗憾，书读少了，没有能继续从医，放弃了心爱的工作，但能和你在一起，使你得到成功，这些遗憾也就算不得什么了。”作为大山的女儿，她仍然常常向往山里的生活，每逢久旱不雨或大雨滂沱，便想起田里的庄稼，有时还回忆起童年上山砍竹子、摘茅梨，或与伙伴们嘻哈打笑地唱山歌，或到溪水里洗浴，也常想起我们新婚时的种种趣事。每当想起在底层的生活，我们便会增添无限的信心和勇气。

　　我们都来自平民，又回归平民。也许，那平凡而平淡的生活恰恰是最真实最有情调的生活——忧喜参半，有滋有味，那是人世间的福分。

　　89劫后喜重逢

　　失落多年的亲友们逐渐恢复联系，我姐在80年代初落实政策，女儿、女婿把她从劳教场所接回家里，过上正常人的生活。但她患了严重的神经官能症，过不惯农家生活，又回到庙里，后因病辞世。可怜这位北师大经济系的高材生，一直没有能将所学为社会作出贡献。她女儿刘丽苹学习成绩优秀，因政审不合格，未能升学，下放农村后在供销社作售货员，和一位赤脚医生结了婚，后来落实政策回到沈阳任社区委员会主任。她的两个女儿、一个儿子都是医生，全家生活美满。感谢她在我身处逆境时一直给我莫大的鼓励和帮助，“血浓于水”的亲情使我度过了艰难岁月。遗憾的是我一直未能回沈阳看望她的一家。

　　田大嫂的女儿田原坤50年代在北大毕业后，和同学汪廷杰结婚，一起分配到重庆长安汽车厂工作，如今都是高级工程师。他们曾到成都看望了我们一家，田大嫂还在我家住了一段日子，她叫李家蕴，和我妻喻家慧相处极好。她说：“我们的名字中都有一个家字，都是一家人。”她还出示辞世已半个多世纪的田大哥照片，问我：“你认得他是谁？”我脱口而出：“这是田治时大哥呀，几十年前我就熟悉这张照片。”

　　田家是个大家族，在高花堡应推首富，但二姨父田尊一辈份低，为人谦和质朴，处事低调。他每天清早起床自己扫院子，对同族长辈无论贫富，均彬彬有礼，对贫苦农民肯救济，人缘甚好。田大嫂说，他公公在土改时被誉为开明地主，没有受到多少冲击，治心二哥解放后不久就入了党，曾任保定河北农学院副院长，“*”中被当作走资派批斗自杀身亡。

　　田春书大姐在宝鸡教书时被划为右派，如今落实政策，儿孙满堂。田春芳二姐在合肥中学任教，我们也恢复了联系。田春*姐和沈镇林姐夫都在沈阳毛纺厂作技术工作，沈是高级工程师，90年代初到成都来看过我，帮助我整理了影集中的照片。

　　这些身为知识分子的亲戚在“左”的年代里都受到不同程度的冲击和*，如今日子都好过了。

　　挚友赵明贤在川大毕业后，发配到青海，先在湟中教中学，后来下放教小学，以后又因攻击*被打成反革命分子，到公社劳动；改革开放后回到湟中师范任教，在青海教育界名噪一时，后来提前离休回到南京。他比我大三岁，仍是孑然一身，但他处事超然，不慕名利，热爱旅游，每年出门游历一次，每两年回一次成都，都住在我家。他才情依旧，思路敏锐，用电脑打出的信如行云流水，是极精美的文字，如果不是极左的大气候，他的人生之旅何至于此！

　　四川省作协在1957年揪出7名右派，时称七君子，当初我和其中任何一位都不相识，改革开放后却和其中的石天河、流沙河、白航、白峡、茜子（另外两人是邱漾和储一天）有了交往。石天河给我的信最多，他的书每出一本必送给我一册，可称神交。我和《青衣江》编辑姚枫赴成都请白航和流沙河来雅安讲学，当时沙河的妻子不要他来，他送我们出门后，送给我一部《流沙河诗选》，并低声说：“我一定会来的。”茜子直率地批评我诗作中的缺点，手法陈旧，感情直露。白峡是川报编辑梁学芳的丈夫，我回到成都后的l5年中常来常往，他的真诚、厚道和直率使我受益终生。

　　那些和我一起熬过漫漫长夜的难友们如今的命运如何呢？

　　1958年曾与我在省看守所同居一室的长者张正宣仍健在。我离开动力厂到苗溪后，他被调往锄坝河，在那里就业，1979年落实政策回川报，恢复了党籍，安排在文艺部，发表过回忆在上海参加鲁迅葬礼的散文，后来又编《新闻界》。他多次给我来信，鼓励我勤奋创作，并指出写作要有重点，不宜全面开花，我听从了他的教诲，以散文为主攻方向，果然有些收获。我和他儿子也是狱友，不幸那个漂亮的小伙子出狱后竟惨遭车祸，过早离开了人世。2003年春节，这位长者曾光临寒舍，谈了大半天。他还关心地问及看守所中1138（王云德）的近况，说，“人才难得呀！”

　　改革开放后，能联系上的还有广汉的罗永成，他分配在县文化馆，办了一个油印期刊《金雁》，给我寄来几期，要我给他写稿，刊物编得不错。我的男孩出生后，为他寄了照片。一次，他和该馆馆长一起到雅安出差，曾光临寒舍。《青衣江》也发表过他的诗作，在全省少年儿童文学工作会议上还见过一次面。

　　动力厂的难友们则是慢慢联系上的。

　　我牢记着罗次氓的单位是宜宾县粮食局，l979年我的右派问题改正后给他去信，他也获改正并重新工作。他给我寄来和妻子一起到南京游历的照片，精神面貌很好，知我已在芦山安家落户，鼓励我当好山乡园丁。把智慧献给孩子们。还告知我周忠涛已回到宜宾，在某厂干技术工作，结了婚。于是，我和周也有几次通信，互寄了新照。我总觉得周的神情有些忧郁，似还没有走出历史的阴影。

　　1992年夏日的一个傍晚，有人敲门，来客头发灰白，身体发福，热情灼人，见面就问：“我是谁？你还认得出来吗？”我立即惊呼：“刘福祥，你是动力厂的刘福祥！”他笑着说：“我看到《成都晚报》上发表你的文章，亲自到报社打听，终于见到了你，我好高兴啊！”

　　近20年不曾谋面了，他还是那么热情，爽朗，说话的节奏很快，还有些夸张。他详细叙述了“*”开始后的情况，在试制新型柴油机中他成了技术骨干，与技术室主任郭剑一起，参加过全国性的专业研究会；后来制作大型毛泽东像章，他又成了技术尖子，制出的像章抛光极好，轰动一时。后来，由于“一号通令”，动力厂大批就业人员和犯人去了石棉新康石棉矿，少数人去了荞窝农场。他在石棉矿也大显身手，参加了南桠河大桥的建设工程。*后任该矿技术科长，被*部门安排为县政协委员，退休后来成都在四川社科院的《四川年鉴》任编审。

　　从此，刘福祥君常到我家造访。他的父亲刘子如先生是爱国*人士，为了恢复其父的名誉，刘福祥四处奔走，终于得到领导部门的认同，在江北县建成纪念刘子如先生的雕塑。

　　我家迁入新居不久，又有一位身材高大的长者叩门，自称是庞杰，南下老干部，60年代曾在动力厂劳教，在三车间成品库工作，在那时认识了我。庞君在抗日战争时期参加党领导的游击武装，后编入华北野战军，南下时做后勤工作，与韩念龙一起进入成都。后调到阿坝自治州任科长，因对赫鲁晓夫有微词打成“反苏”，补划为“右派”。

　　他是自己拉着行装到动力厂报到的，没有公安人员押解，动力厂的干部对他也比较关照，未让他参加体力劳动。以后调往石棉，和众人一起分享了长久的饥饿，专政的严酷，拥挤的住所，饱尝铁窗风味。落实政策后在成都落户，娶了一位小他二十岁的贤慧的妻子。在整个劳教队伍中他算幸运者，劳教使他得到了从底层审视一切的眼光，谈起动力厂的人和事，他和我的观点大体相近。但他不想动笔，因为一*实就可能给党的事业造成负面影响，还是烂在自己肚子里吧！

　　1999年初春，又一位自报家门的难友来访。他看上去精力充沛，步履坚实，是当年“动力”的小字辈，文娱组吹笛子的张茂志。他带来重庆《二二三联谊会侧记》一文，联谊会一语双关，它的确是2月23日举行的，又有当年铁窗每日粮食定量的内涵，“早上二两，中午二两，晚上三两”，使人回忆起那段十分可怖的日子，《侧记》写道：

　　一个风和日丽的好天气。人们沉浸在春节欢乐的海洋中，重庆野狼公司二楼上，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主持的二二三联谊会正在热烈地进行着，场中人头攒动。欢歌笑语如热浪翻滚。原来是与会学友在表演同学们都能倾心会意的节目，一时间掌声如雷，喝彩不断。绝妙的表演把人们的思绪带入了流失的岁月，寻觅着依稀的记忆，早已松弛的神经琴弦被拨动了。

　　这是一个特殊的联谊会，与会者年长的七十有余，年少者也四十好几。在那个特定的年代里，每个人都发生了不该发生的故事，改变了他们的人生轨迹，许多人家庭破碎，亲友散失，虽只是历史的瞬间，却是数十年的恶梦。如今历史翻开新的一页，同学们也讨到了说法。迈开新的脚步。很多人在市场的搏击中成了弄潮儿，付出超常的辛劳，获得了巨大成效。

　　他们中有著名企业家、纳税大户、野狼鞋业公司女董事长李丽蓉，高级工程师刘福祥，工会主席曾干，司法战线上秉公执法的监狱长、一级警督余健昌。西南建筑学院副教授李朝文。

　　中学校长颜永兰，省川剧学校高级讲师薛明光．高级工程师曾庆钊……历史证明，他们都是不可多得的人才。今天他们能相会在一起，真是舒心爽意，情至浓处喜极而泣。整个联谊会充满激情，催人奋进，相邀共跨世纪，相邀来年再会……

　　这真是历史的剪影和时代的进步，如果倒退若干年，谁敢主持和参加这样的盛会，不怕被打成裴多菲俱乐部吗？

　　张茂志君在会上仿杜甫《赠卫八处士》赋诗一首，诗日：

　　同学难相见，

　　动若参与商。

　　今夕何复夕，

　　冷月照铁窗。

　　年少能几时，

　　鬓发皆已苍。

　　询旧多作古，

　　惊叹当年郎。

　　焉知三十载，

　　重聚在一堂？

　　昔别君未婚，

　　眼前孙成行。

　　相逢如隔世，

　　喜极泪汪汪。

　　反思涅磐状，

　　华夏精英殇。

　　逝者长已矣，

　　存者应自强。

　　劫后庆余生，

　　峥嵘岁月长。

　　踏平千重浪。

　　百炼铸金钢。

　　众称相聚难，

　　频频举酬觥。

　　情浓人心醉，

　　无语尽衷肠。

　　会终挚手别，

　　前途路茫茫。

　　在动力时，我与张茂志君虽不很熟，他的激情还是深深地感染着我，使我想起动力的许多挚友，对他们今天的成就由衷地感到钦佩。张茂志如今仍意气风发，仍在房产开发事业方面奋力驰骋，大展宏图。

　　2000年夏，李朝文、颜永兰夫妇到青城山避暑，路过成都，得在马恒贞家一聚。在动力时，马恒贞和颜永兰同在5车间并成为挚友，被称为“动力之花”。那天，冯夷和马恒贞夫妇邀请王家鼐、许棣超、张茂志和我作陪。王家鼐曾是成都《新新新闻》和《工商导报》负责人，曾采访过蒋介石，如今是省民建的副秘书长；许棣超当年是西南建筑学院的高材生，在动力时经常帮三车间板报组作画，如今是新创意建筑设计事务所所长，总建筑师，在建筑界颇有成就。那天，冯家做了许多菜，主人殷殷劝酒，大家或叙旧，或议今，或唱歌，十分尽兴。

　　李朝文说，他在动力时，生活尚可，后来他和颜永兰到江北县农村劳动，在岩石上挖毛厕，劳动一天下来，只有一两角钱的工分值。那时生活十分艰苦，连两个儿子都养不起，只有送给身在他乡的兄妹帮助抚养。好长时间一日三餐难以为继，动不动就被当作阶级敌人批斗。他们虽早就摘了右派帽子，仍是另类，朋友来看望他们，要向队上报告，连一顿像样的饭菜也拿不出来，那大概是一生中最难堪的岁月。

　　彼此也谈了些l957年“反右”的根源，以及记叙“反右”始末的几本书。叶永烈《反右派始末》，朱正（（1957年的夏季——从百家争鸣到两家争鸣》，胡平《禅机——苦难的祭坛》，对问题的挖掘一本比一本更深入，在中国，反封建体制的斗争仍然任重道远。毫无疑问，改革开放后复出的右派，绝大多数都重新崭露头角，*、钱伟长、钱三强、费孝通、丁玲、王蒙、刘绍棠、从维熙、邓友梅、高晓声、邵燕祥……我们身边也有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