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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5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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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上海（3）
如果成功了，工作在上海的年轻人将成为海信的英雄，他们将在海信无数无名英雄的脊背上站起来，昭告天下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是如何成为英雄的。他们将赢得鲜花和掌声，赢得泪水和尊敬，赢得权力和地位，赢得金钱和名誉。总之，他们几乎能够赢得一切。
如果失败了？
他们将一无所有，重新归零。或许他们会得到一些经验，长一些记性，就如同周厚健所言。但同样他们也丧失了青春和激情，丧失了信心和理想。
或许他们遭遇更多，譬如嘲讽和挖苦，譬如焦虑和绝望。
但是，在一个“英雄梦”到来的时候，谁会想那么多呢？
“信芯”推进的速度异乎寻常地快捷，这不免使人们沾沾自喜。
2003年最初两个月，他们已经完成数字视频处理芯片的调研、论证以及系统的定义。
接下来的6个月，他们就完成了项目所需全部算法的研究和设计工作。
然而，几乎是灾难性的一幕出现了。
与此同时，一个叫何云鹏的海归族站到了舞台中间。
战嘉瑾的团队为什么能获得成功？
对于一个创业团队来说，最重要的东西是什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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那个叫何云鹏的人（1）
何云鹏，四川南充人。1998年从中国科学院获得半导体硕士学位之后，他渡过马六甲海峡，到新加坡国立大学搏击一个电子工程的硕士学位。
在新加坡的日子平和而充满温情，所以2001年毕业后他选择了在那里工作。新加坡是一个清洁和友好的城市，“比较适合居住”，但是迅速到来的婚姻使他选择了回到中国，并且他相信，回到国内企业工作“会有更大的事业感和成就感”。
“你应该找一个外企，这样待遇等各方面都会好一些。为什么选择国企？”当他选择了海信之后，他的朋友劝诫他，骂他愚蠢，每次见面都劝他跳槽。
他却有自己的比较：“海信口碑不错，充满活力，它重视人才和技术。我在新加坡学到技术和管理方面的一些东西，如果带到海信，应该会有很大发展的空间。”
何云鹏在新加坡的那家公司做工艺设计和质量管理，他曾经帮助公司在ISO9002的评审考核中建立了质量控制流程，并把这种控制模式成功地运用到了项目管理中。
他回到四川老家操办了婚礼之后，就从互联网上给海信发了自己的简历。很快他便收到了海信研发中心副主任刘维东的回信。让他感到惊诧的是，刘在几天后出现在成都，要求面试何云鹏。几乎没进行任何考核，刘便告诉何云鹏说：“海信发展过程中急需像你这样的人才。”
于是，2001年11月23日，一个美丽的星期五下午，何云鹏来到了青岛。在流亭机场下了飞机，一个叫战嘉瑾的小伙子将他接到江西路。从机场到江西路，何云鹏的内心充满了喜悦。青岛给他留下了不错的第一印象：整洁而干净。他就喜欢整洁而干净的城市。
然而第二天，他就从青岛飞向上海。陪伴他的依旧是战嘉瑾。
何云鹏抵达上海的时候，那里已经有4名工程师，其中一名就是陪伴他的战嘉瑾。005，人们这样称呼他。过了不久，他们期盼的007终于出现了。
何云鹏缺乏设计电路的经验，这使他感到巨大的压力。他没有告诉别人自己毫无设计经验。“每天埋头学，不懂就问，每天学到晚上11点，”他说，“整整一个月每天都如此。” 2002年1月1日，何云鹏从试用状态转正，开始拿到相对较高的工资，而他在电路设计方面也“入门”了。
为了快速地展示自己的能力，他主动承担了一些重要模块的设计，其中包括战嘉瑾极为重视的“图像缩放”模块。
那是怎样一种研究氛围啊。他们天天想啊，想到了办法就到处找人讨论，到处跟人争吵。他记得有一次在一个关键难点上卡了几天，坐出租车的时候想到了办法，就马上给战嘉瑾打电话，电话那头，战嘉瑾兴奋异常，似乎要穿越电话线与他来个拥抱。
那时候他们满脑子都是想着芯片，走路、睡觉都是想着芯片。何云鹏怕自己陷进去不能自拔，就找一个喜欢音乐的同事给自己谈谈音乐，结果却发现自己总是心不在焉，音乐始终没成为谈话的主题，反而主题始终是芯片。
何云鹏颇为自得的是他在科研方面有一种把复杂事物简单化的能力，他声称自己能够一眼把事物看透，看到本质。所以，每次遇到难点的时候，他总是拖一下、琢磨琢磨，实在想不到办法了，就换个思路。
办法总会想到的。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包括战嘉瑾在内的研发小组成员的尊敬；也正是在这种不断找到解决办法的过程中，他赢得了权力，最终作为战嘉瑾的副手而成为项目小组的另一个负责人，内部的称呼叫“副部长”。
何云鹏成为副部长的时候，正是整个项目组最困难的时候。那是“信芯”开发过程中最大的旋涡，它几乎导致整个项目组的崩塌。
那是在2003年8月至9月期间，当他们把经过软件仿真后的设计代码用于实际的电路验证时，发现理论上设计得好好的东西放到验证板上，出来后就全都乱了。反复修改多次都是这样。
整整两个月，“信芯”毫无进展，问题始终解决不了。
青岛急了。
战嘉瑾也急了。
他们已经把能想到的问题都想遍了，却始终找不到原因。“我们的情绪非常低落，甚至开始怀疑自己的能力。”他说，“那时候大家几乎崩溃，心里都想到了散伙。”
散伙。
项目组存在的价值就是因为“信芯”，如果信芯开发不出来，项目组做了3年时间，重新回到了零，全部的心血化为乌有，全部的希望变成了绝望，那么，只有散伙才是最好的归宿了。
如果形容得刻薄一点，青岛和上海都到了黔驴技穷的地步。牢骚、抱怨、绝望、斥责……种种失败前夕的情绪都爆发了出来。
周厚健说：“作为我来讲，从来没有因为存在问题而丧失信心。应该说，最大的问题是空白，那个时候我们都敢下决心投入做这个东西，过程中出现一些问题我们怎么能放弃呢？”
。。
那个叫何云鹏的人（2）
周厚健看起来有退路：没有芯片的海信照样是一家大企业，照样可以吹嘘自己是中国家电业巨头。但周厚健没有退路。
战嘉瑾看起来有退路：开发芯片失败的战嘉瑾依旧可以回到青岛，依旧可以在海信研发中心对电视机的外观进行“修修补补”，做一名普通的工程师。但战嘉瑾没有退路。
“11罗汉”都没有退路。
失败对于他们来说，就是4年的努力全部白费，就是青春岁月流逝的毫无意义，就是对人生和前途的否定、否定再否定。
“你成立一个公关小组，想尽一切办法解决这个问题。”战嘉瑾说。
何云鹏点了点头。几年来，他们已经合作默契，已经不需要太多的话就能够理解对方的心情和希望。
何云鹏开始召集所有项目组成员进行解决方案的讨论，他要求下属建立起详细的讨论文档。
他们设计了两套解决方案，一套方案是对原有模块进行修改，另一套方案是做出一个新的、优化后的模块。
何云鹏其实有自己的想法，他希望做一套新的模块，因为在这个过程中他可以带一带加入团队不到一年的年轻人，使他们快速成长起来。
他们一共有3周时间，这比战嘉瑾给他们的期限更短，比青岛给战嘉瑾的期限更短。他们花了一个星期讨论，又花了一个星期分配任务，最后一个星期，他们写出了代码。
然后，他们成功了。
两套方案都成功了。
系统终于可以按照设计意图正常运转起来，清晰稳定的图像处理效果在三个多月后终于再次出现了。
时间是2003年底。一个旧的年头即将结束，一个新的年头马上就要开始的时候。这是一个好兆头的开始。
“2004年最终采用了新方案，” 何云鹏说，“通过这次锻炼，新员工也融进了集体之中。”
这并不是战嘉瑾和何云鹏最大的收获。最大的收获是他们通过反思，有了一套项目管理的心得。
事实上，吞噬了他们一个季度的“难点”并不是什么天大的问题，战嘉瑾的描述是“因为疏忽，有一个元器件型号搞错了”，何云鹏也说“并不是什么大问题”。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问题？
为什么仅仅验证中的一个很小的疏忽就迫使所有设计人员加班加点、花了整整一个季度的时间去苦苦寻找原因？
战嘉瑾在反思。
何云鹏也在反思。
他们从项目组3年来的运作想到了自己对项目组的管理：3年来，大家一直是靠激情向前推进，事实上每个人都在单打独斗而不是分工协作。
看起来每个人都干劲十足，整个项目小组都热火朝天，但每个人都有一种属于自己的代码风格，却没有一种风格属于整个项目小组。也就是说，大家各干各的，“鸡犬之声相闻，老死不相往来”。
所以，当出现一些小问题，甚至仅仅通过对方案进行优化就可以解决的问题时，他们反而因为代码风格不同而无法找到突破口。
战嘉瑾和何云鹏发现了真正的“难点”，他们开始发起一场大讨论，他们希望这场大讨论不止能够促成一种统一的代码风格，还能使“11罗汉”真正成为一个坚强统一的团队。
他们所组织的讨论以及随后的培训，使整个项目组的凝聚力得以提升。当发现个别人有些自满时，何云鹏则与他们座谈，要他们警惕自满心态，要谦虚和主动，遇到困难时也不要有太多挫折感，“不要太脆弱”。
前进，挫折，前进，挫折，前进……
他们就是这样在挫折中成长的。从“11罗汉”成长为一个真正的团队，从一盘散沙凝聚为一块岩石，从脆弱变得坚强，从激情洋溢变得理性节制。
作为一个团队，他们长大了。
他们的长大就如同何云鹏描述的那样：“小公司（组织）要壮大，要经历几个阶段，出现几次危机。必须事先预想到这些危机，让团队在应对危机时发生质变，得到巨大提升。”
每一次应对危机，都被何云鹏形容为“二次创业”。“我们只是海信二次创业的一个部分、一个步骤。在一次创业后，活力渐退，观念老化了，现在海信要靠技术创新和管理创新来进行二次创业。”
在何云鹏看来，成败的关键在于执行力，执行力的关键在中层干部。他的话让我想起了他们在“验证事件”中的表现，事实上可以用两本管理类的畅销书题目进行描述：
赢在执行。
细节决定成败。
何云鹏身上体现的成功者特质是什么？
如果你是周厚健，你会给予何云鹏一个什么样的管理者定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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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行不行？”
“信芯”的开发终于回到了正途，快速的推进也终于得以延续。
从2003年10月到2004年1月，四个月的时间里，他们又完成了RTL电路的设计。
2003年底，他们设计的第一块芯片验证板诞生。这是一个不到一张A4纸大小的电路板，上面倾注了集成电路设计人员一年多的全部心血，是设计人员十几万行设计代码的体现，集成了300多万个晶体管，可用于液晶显示行业。
2004年初，芯片就要进入关键的流片阶段。
恰恰在这个时候，来自自身和外界的怀疑恰恰在这个时候让他们的脚步徘徊起来——
这个项目能成功吗？
我们自己的芯片开发人员能力到底如何？
这个出自中国人之手的芯片能够真正用在现在的整机产品上吗？
是否可以真正替代目前电视整机产品里的国外芯片？
这是“验证事件”的后遗症。那一场“验证事件”对“11罗汉”最大的伤害是他们曾经丧失了自信心，曾经认为自己没有能力实现自己的“英雄梦”。
现在，它又出现了。
周厚健曾经分析过那桩几乎令战嘉瑾他们崩溃的“验证事件”。他说：
“实际上，没有投入的时候就不能发现这些问题。华罗庚说过一句话：读书有两个过程，第一个是从薄读厚，第二个是从厚读薄。我认为他们是在从薄读厚的时候产生了动摇，实际上这已经是一个飞跃了。他们不应该失去信心，最困难的时候应该是你读的书还是薄的时候，这是最困难的。最困难的时候，他们都敢去做，到后来你还没有把书读厚时更不能放弃。第二个薄和第一个薄是质的不同。第一个薄是当时没有感觉到还有这么大的难度，是一种无知的薄；第二个是我把书消化完了，是吸收之后的薄。
什么叫有信心？最后见到成果的时候才叫信心，那个信心才是实实在在的，前面的那些都只是假设。没有成功谁也不敢说有实在的信心。你想，就在你们一点东西里面，大概几十个平方毫米吧，要布局几百万个逻辑门，一门电路里有几个晶体管。所以不流片出来怎么能知道是否成功。”
是的，所有信心都只是假设，在“信芯”流片成功前，它们都是虚无的，都是空幻的，都是美丽的肥皂光，可望而不可即。
青岛对战嘉瑾的无形压力依旧存在，依旧使战嘉瑾这位“带头大哥”紧张和焦虑。事实上，他也应该焦虑，就在他们遭遇“验证事件”停滞不前的时候，是他拍胸脯向周厚健、夏晓东他们打包票说“没问题”的。依照海信对管理人员的要求，拍过胸脯的人如果不能保证确实“没问题”，他在海信的前途就完蛋了。
还有一次，他带队为周厚健他们演示“信芯”效果时，就被周厚健痛斥了一顿。周厚健后来说：
“在开发的过程中，我发现了一个问题：他们在给我们做项目演示的时候，利用设置来回避存在的不足。当时我很严肃地批评了他们：我说我们搞的是自己从来没有做过的，搞不出来不要紧，我们一点错误也没有，但是如果我们科学的态度出了问题的话，那就不行。你们要大胆地暴露你们的问题，包括对我们这些人演示，你们不应该用设置来掩盖问题。他们也认可了这一点。我多少还懂一点技术。回去后他们很快就进行了改进，很快把问题给解决了。”
太多的焦虑，太大的压力，太遥远的未来，太密集的不确定性……这些已知和未知，考验着海信太多的人。
“我们自己、领导都需要更多的理由来验证这些不确定因素，这些问题也考验着我们的团队和我们设计的芯片，也同样考验着集团的领导，考验着海信自主创新的理念。”战嘉瑾说。
但是，像周厚健一样，战嘉瑾没有任何退路。
2004年元旦刚过，战嘉瑾和何云鹏就带着他们开发设计的FPGA验证演示系统，向周厚健、夏晓东等人和海信电器整机部门进行汇报、演示，讲解和说明他们所做芯片的原理、性能和可能达到的使用效果。
一次又一次汇报，一次又一次提出问题。
整整半年时间都是“市场推广”，整整半年时间他们都在等一个答复：
“我们做得行不行？”
除非周厚健和夏晓东说他们“行”，否则他们就“不行”。
周厚健和夏晓东最终告诉他们：“行。”
战嘉瑾的描述是：“一直到了6月，终于得到了认可，认为技术上已不存在问题，成本分析也有优势。”
那时候，正是###总理到海信视察的时候，战嘉瑾为总理做了“信芯”的演示，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让周厚健在“信芯”最终成功后写信告诉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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英雄的诞生（1）
在周厚健和夏晓东说“行”之后，在总理与周厚健作了一个约定后，“信芯”又开始向“纵深”推进。
战嘉瑾他们带着海信电器整机部门的反馈信息开始做一些改进，原来的计划也照旧进行。这种齐头并进局面的形成，并且能够有条不紊地推进，现在想来，的确要归功于何云鹏对项目管理的设计。
2004年5月，电路的设计验证工作完成。
接下来的两个月，他们完成了芯片的IP整合。
又花了两个月时间，他们完成了芯片的后端设计工作。
此时，国家领导人的来访和鼓励给了他们更大的力量。
到2004年9月28日，他们完成了“数字视频处理器芯片VPE1X”的全部设计工作，芯片设计交付加工厂加工。
单调的记述无法证明战嘉瑾、何云鹏他们所付出的努力，以及他们所承受的压力。
何云鹏说，从2004年6月开始，他们就一直在寻找后端服务，进行后端设计。“战工两头跑，我负责上海的电路及后端开发。我们在后端设计时，要做出一个实实在在的芯片，压力很大。”
他们的压力来自可能出现的任何小问题，因为每个小问题都可能造成极为严重的后果，一年前的“验证事件”已经证明了这后果到底有多严重。他们忐忑不安，他们相互打气，相互安慰，相互许诺：
“一定要赶上进度。”
“一定会保证质量。”
一直到9月28日，他们还在调试。他们试图在流片前将所有已经出现的问题和所有可能出现的问题全部解决掉。
将方案交出去的那一刻，战嘉瑾和何云鹏松了一口气，“11罗汉”都松了一口气。接着，他们的心又悬了起来。
在流片成功前，一切其实都还是零。
战嘉瑾后来说：“我们的开发、测试工作一直在做，没有明确的工作完成时间点，直到2004年9月28日。就是在这一天，我们要把所有的东西都做好交出去生产。一次的流片费用就是100万元以上，我们拿出去的东西如果流片后不工作、如果需要改动（哪怕只在代码上改动一个小标点），海信的这100万元就等于付之东流。
“流片前的那一段时间集团领导和我们的压力都很大：企业的投入不能因为工作不细致而白白浪费，我们十来个人几年的心血需要成功。所以，整个9月份，我们常常工作到凌晨两三点，进行系统的反复验证。芯片仿真计算的工作量跑一次要两天才能看到结果，我们要充分利用晚上的时间——人休息时，机器必须工作起来。每天晚上当机器运转起来时，我们才回去睡觉。”
11月27日，海信芯片完成MPW流片，专业测试通过验证，何云鹏“终于放下了悬着的心”。
事实上，在测试的过程中，刚刚在11月27日放下的心没过几天又悬了起来，在12月初的应用前测试中，自动测试程序的开发又遇到了问题，这些问题困扰了他们整整3个星期。
他们交给测试公司的一些文件始终无法转化，输入时是正确的，输出时却是乱的。他们整天往测试公司跑，从圣诞节跑到了元旦。
2005年元旦的上海飘着大雪，那是一场罕见的大雪，预示着一个好年景的开始。半夜的时候，战嘉瑾和何云鹏他们从测试公司走出来，路上已经没有了出租车，他们在纷飞的大雪中走了很远的路，在洁白的雪花簇拥下互祝“新年快乐”。
测试问题刚刚解决，他们又发现了“信芯”数据不稳定、毛刺多，无法调试，他们做出的仿真结果与实际出来的结果对不上。他们与测试公司开了好几个会进行论证都没有结果。
何云鹏猜测了几个原因。他针对这几个原因进行几天试验。进行后端服务的那家公司的专家们从理论上反对他的推测，他则固执己见。结果他成功了。这也使他更加相信：“书本上的东西不能解决所有问题。”
类似的测试做了几十种，每一种的数据都达到几百兆，有几十万到几百万的代码，如果有一行代码出现问题，就需要在这几百万中进行搜索。
出现“测试”问题的原因是“11罗汉”最早开发的时候为了省面积而没有进行针对性的测试程序的开发，那家测试公司又不懂“信芯”的结构，于是一切问题出现的时候都要“11罗汉”自己来解决。
青岛这次被他们气疯了，何云鹏说“集团骂得很凶，怕影响进度”。战嘉瑾很着急，但这次拍胸脯的是何云鹏，他说“没问题”，尽管他也担心得要死。
就在测试、出问题、被骂和解决问题的过程中，“信芯”成功地应用在支持1080P高清显示格式的电视机上。反复的测试表明，中国海信战嘉瑾们设计的芯片“一次流片成功”。
“芯片设计一次流片成功，在国际芯片大厂家族中也不多见，而我们成功了！”战嘉瑾得意地说。
英雄的诞生（2）
不知道那时候他有没有想过，英雄已经诞生了，而作为“信芯”项目组的“带头大哥”，他将成为英雄中的英雄，一切不再是零，一切变成了现实。
在他们成为英雄的时候，在青岛，那位名叫孙士华的人，以及更多的孙士华或许将注定成为无名英雄，尽管他和他们曾经影响过周厚健和夏晓东对“信芯”说“行”或者“不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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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华是一位无名英雄（1）
孙士华，海信集团技术中心，数字电视研究所负责人。
在“信芯”设计出来后，孙士华从2004年10月就开始负责海信电器整机与它的对接。那一年的12月16日，海信集团搞了个企业35周年大庆，大庆的时候他们做了一台样机进行展示，然后便开始按照公司正常开发流程进行面向用户（海信电器）的开发。
孙士华他们花了4个月的时间，先从30台开始试产，30台没问题了便试产200台，200台没问题了便开始试产2000台。
第2000台试产机下线的时间是2005年5月25日，当时战嘉瑾正站在海信电器电视机生产车间里，他盯着大屏幕观看。当他期望的数字出现的时候，他的内心激动不已。
孙士华没有去观看那一幕，在“信芯”开发的过程中，他的使命只是“配合”和“检验”。他知道，在“信芯”送交给他之前肯定出现过不少各种各样的问题，他甚至设想过它的无法使用，但最后“效果很不错，基本功能都达到了”。
他说，“信芯”比他想像的要好很多。“芯片设计风险很大，第一次流片往往失败，而他们第一次流片就成功了。”他发自内心地替战嘉瑾他们高兴。
但是，作为“用户”的他又是很苛刻的，他对“信芯”并不是很满意，他觉得“信芯”的功能应该更多，集成度应该更高。像“信芯”这样的同类芯片在国际上太多了，虽然就所提供的功能来说还不错，但如果有更多的功能就更好了。
不过，孙士华迅即又表示：“一般芯片设计，第一步都是这样，都需要一个过程。”即使如此，“信芯”依旧比他想像中要杰出很多。
在针对“用户”进行的4个月开发中，孙士华测试的是整机性能，战嘉瑾他们依旧进行着芯片内部的开发。在与战嘉瑾他们合作的过程中，孙士华发现了“信芯”独特的价值：
“我们提供的芯片具有优势的地方，一个是性能不错，价格上优势很大；另外则是展示了我们技术方面的优势。”
与泰鼎正在推广的市场主流芯片相比，“信芯”的水平差不多到了旗鼓相当的程度，但与泰鼎的概念芯片相比，“信芯”还是落后，所以孙士华希望战嘉瑾他们尽快推出功能更多、集成度更高的样片来。
他曾与战嘉瑾开过两次“产品定义会”，在那两次“产品定义会”上他提出了要求：
◆如何满足中国市场？
◆如何提供更多的功能？
◆如何满足营销？
对于孙士华来说，“信芯”不是海信电器的产品，它与海信电器没多大关系，除非海信电器从海信集团收购了这个部门和产品。因为海信电器是在上海证券交易所上市的一家公众公司，海信集团只是它的控股大股东而已。
“我们是他们的用户，他们当然会更挑剔一些，会拿我们的方案与芯片巨头譬如泰鼎和Genesis比较。”
周厚健不得不接受他的这种比较。他相信海信电器整机部门会从用户和开发人员的双重角度对战嘉瑾他们提出一些要求，但在芯片的选择上他们会考虑选择哪一款芯片配套成本更低。假设“信芯”集成度相对比泰鼎要低，比较配套成本之后，他们可能会选择泰鼎的，因为它们是上市公司。
“它们一定是谁的更好就用谁的，这个好包括了技术、成本等各个方面，是绝不会保护落后的。在供应、在开发等企业经营环节上是不会考虑感情因素的。”
海信电器的总经理王士磊也肯定喜欢孙士华的这种比较。周厚健说王士磊要对海信电器这家上市公司负责，要对业绩、对股东负责。
“所以，如果没有后续研发，开发一款就停下来，这不是一个企业的行为，这是研究所的行为，是作为一个成果出来了而不是作为一个商品出来了。商品存在的价值首先是在市场上检验，能放到市场中赢利才叫商品。如果说商品在市场上不赢利，商品价值也就没有了。我是从经营者角度讲，而不是从消费者角度讲。”
无论如何，没有孙士华和更多的孙士华们的配合，就不会有“信芯”快速的突破和推进。这些无名英雄的建议和挑剔使“信芯”同泰鼎和Genesis芯片站在了同一起跑线上。
2005年2月12日，采用“信芯”的整机完成可靠性加速试验。
3月1日，完成工程批样片生产。
3月7日完成工程批样片整机应用验证。
孙士华说他们一直在进行整机方面的监测，直到2005年6月底尚未发现任何问题。如果到了7月还没有任何问题，海信电器将在8月按正常订单计划进行批量采购，用于整机进行销售。
“8月是彩电销售旺季的开始，”他说，“但我们还是会同时使用几家公司的芯片。除了考虑成本外，我们不得不考虑可能存在的任何风险。没有一家大公司会只使用一套芯片方案，我们也一样。”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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孙士华是一位无名英雄（2）
来自海信官方的说法是：从2005年2月开始，该芯片反复数次进行装机的工程批生产和验证，并与国际同类产品进行严格的比较试验，结果显示，运用该芯片的电视整机产品与采用国际先进芯片的电视相比，技术性能毫不逊色。
2005年4月23日，山东省科技厅对“信芯”完成了鉴定，认为“信芯”在视频处理算法、芯片体系结构、深亚微米集成电路设计技术方面达到了国际同类产品领先水平。专家还建议海信集团尽早开展芯片的产业化工作，为中国自主的技术创新和中国经济做出更大的贡献。
周厚健他们就是在这时候将它命名为“HIVIEW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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