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海信突围-第4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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变了中国电视机工业乃至中国信息产业的格局。
一家名叫泰鼎的公司2000年7月14日正式向市场推出了芯片，这种芯片只有邮票大小。在半导体世界里，它外表千篇一律，平凡得丝毫不起眼。在它诞生的那天，只有少数人知道，这不起眼的小“邮票”会改变彩电业的现状。
泰鼎是世界上最大的电脑显卡供应商之一，也是全球最大的图形显示用集成电路供应商之一，它拥有全球超过三成的便携式计算机图形加速器市场份额。这家由华人控制的公司在1998年初把公司定位为“数字视频领航人”，利用自身在电脑显卡芯片技术上的优势进军电视机芯片业，从而拿到了小“邮票”，也拿到了通往未来十年彩电市场美妙前景的通行证。
对于中国，小“邮票”的意义在于：这种芯片可用于中国现有显像管，这使中国过剩的显像管生产线有了生路。
一个月之后，中国彩电业混乱极了，部分是由于彩电巨头们沉溺于价格战不能自拔，糊里糊涂地向四面开火。当混乱进入胶着状态时，最容易受到它们攻击的，就是率先打破胶着而跳将出来的海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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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2）
2000年8月18日，海信的新产品“胶片彩电”上市，市场定价为7980元。当时新品上市的宣传造势颇为隆重，汤业国那时是海信股份公司的总经理，他对外宣传说，“胶片彩电”是一种数字化程度很高的科技产品，此电视由海信在国内首家研制成功。事实上，技术并非海信独有，因为它们采用泰鼎公司的小“邮票”。
早在4月，小“邮票”试推出后，国内有超过10家电视机厂都秘密地与泰鼎达成合作协议，它们包括西湖、创维、康佳、海信、长虹、厦华、ＴＣＬ、熊猫、上广电、牡丹。然而，海信最终领先了一步，抢在了西湖和创维前头——后者的首批DPTV彩电计划9月初上市，稍后其他“重炮手”也尾随而至。
周厚健与于淑珉略胖的身躯，似乎意味着他们的行动并不比别人迅捷：海信与泰鼎的合作的确如此。第一个与泰鼎合作的是西湖，半个月后创维也悄无声息地与泰鼎签约。对手领先一步后，海信并未陷入无望的境地，他们打得很出色。他们虽然紧赶慢赶才摸了摸泰鼎的手，却最早推出了“胶片电视”。到8月14日，它也至少订购了一万片泰鼎芯片。
2000年秋天，中国拥有3600万台彩电生产能力，外销600万台，规模仅次于日本。至于技术，除了显示芯片，所有核心部件均可生产。泰鼎的介入，使日本人控制中国电视机整机方案的美梦开始破灭。
周厚健很得意，却并不兴奋。泰鼎的一张小“邮票”便使中国彩电业乱成了一锅粥，芯片的控制力实在太强大了！
战嘉瑾也没法得意，他太想在那张“邮票”上盖上自己的戳、烙上自己的印了。稍早前他便获悉了泰鼎的行动，正是夏晓东对他说海信准备做芯片，让他跟踪、调研到底有没有做的可能性，如果有可能又该怎么做。
他兴奋得简直要跳起来了。
那是一桩烦琐的差事，他要做很多调研报告，有关于市场的调研报告，有开发流程的调研报告，有如何储备人才的调研报告，有技术动向的调研报告……总之，一切他能想到的，一切有需要的调研报告，他都做了。
领导还是不满意。
夏晓东需要更多的报告和更详细的内容。他总是嫌战嘉瑾的报告太少，内容不够翔实。他不断地将报告打回去，命令战嘉瑾重新做或者进行大的修改，理由往往只有一个——
“论据不充分。”
战嘉瑾的解释则是自己“刚刚接触这个行业，对它不太了解”。
不停地报告，不停地被否定。
热情渐渐消退，战嘉瑾开始感到自己做得“毫无成就感”。
对于他这个数字电视研究所副所长来说，的确干得毫无成就感。在跟踪、调研芯片的事情上，他是个“光杆司令”，手底下无一兵一卒，一切事情都得亲历亲为，这使他疲惫不堪。
2000年5月，他终于有了第一个助手，名字叫丁勇。这个人的任务是协助他继续做跟踪、调研和论证。
8月，又有两个助手来到了他的办公室报到，一个叫刘志恒，一个叫陈永强。
他们的到来，让战嘉瑾的“毫无成就感”突然之间化为乌有，他后来有一次说：“这三个人到来，我感觉集成电路肯定要做了。”
他此前一直在做的工作就是在“要不要做”的问题上为周厚健和夏晓东提供参考资料及建议，现在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的到来，事实上意味着周厚健和夏晓东需要的东西已不再是“要不要做”的参考，而是“做什么”的参考了。
现在，战嘉瑾要找到一条路，或者说要找到一个点，拿一根针扎进去，然后对周厚健和夏晓东说：“就从这里切入！”
这是一个真正的考验。此前他做了大量的调研报告，但那基本上是一个毫无创造力的活儿，换个稍微懂点技术又精力充沛的人来干，没准儿比他干得漂亮得多。
现在，他需要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他是个有见识、有判断力的人。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就是来帮助他圆这个梦的。
就在这时候，周厚健和夏晓东决定在海信集团技术中心成立“专用集成电路设计所”。
周厚健如今已记不清当时到底论证了多长时间，他只清楚地记得他们决定去搞芯片的时候，他把一帮只搞过电路没有搞过芯片的人召集到一起开了一个会，这帮人里面包括夏晓东和战嘉瑾。
他问他们，海信现在涉足芯片可能性怎么样？
当时参加这个会的人也包括现在这个技术负责人战嘉瑾。当时大家讲，只要企业能够投入，只要能给出时间，按照海信技术人员的素质，应该是可以开发成功的。
于是，海信开始编织自己的“芯片梦”了。
海信为什么最终决定做芯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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芯片梦（3）
周厚健为什么让战嘉瑾做那么多的论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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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1）
从海信档案和官方记载中寻找海信做芯片的记录并不容易，代表海信官方“意识形态”的《海信时代》对此几乎从未给予只言片语的报道。唯一提及的一次，是海信电器的一份汇报材料《精细的技术质量经营》：
公司拥有国家级技术中心……拥有北京、上海ASCI、美国三个开发中心。
列入原国家经贸委重大技术创新计划项目3个：HDTV、ASCI专用芯片设计开发、智能服务机器人技术开发。
除了这些廖廖数语之外，芯片几乎被“忽略”在海信的官方语言之外。而仅有的一次提及，也是发生在海信决定到上海去设计芯片之后。
上海。2001年6月18日。
战嘉瑾带着丁勇、刘志恒和陈永强来到了上海。对于他们来说，那是一个陌生的城市，庞大、新奇，充满诱惑。
在虹桥机场，没有人迎接他们，没有人认识他们。
已经记不清那年初到上海的时间是6月14日还是6月18日。战嘉瑾只记得抵达后上海的梅雨季就开始了，闷热、潮湿的天气，压抑、烦躁、焦虑的情绪紧紧包围着这个“北方佬”，让他始料不及、无法逃避。
战嘉瑾4人的行动，只是海信一系列行动的部分内容。还在战嘉瑾对芯片技术和理论进行跟踪、调研的时候，北京出台了鼓励软件开发和集成电路设计的“18号文件”。
上海先行一步，他们将原本在上海市中心黄浦区开发建设的商场改变角色，命名为“科技京城”，坐落其内的是上海的国家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
他们的意图很明显，就是希望“科技京城”能够发展成为一个著名的楼宇型高科技园区，以其产业链齐全而成为华东地区最大的电子元器件物流中心，最终塑造成一个“芯片王国”。
当然，为了真正地造就一个“芯片王国”，他们还得使基地拥有大量的可租赁开放试验设备和频繁的培训交流会，并且招揽国内外大部分知名微电子企业将“科技京城”作为开发总部。
海信成为上海招揽的目标之一。当上海听说海信有意做芯片时，就派员专程到青岛与周厚健和夏晓东谈判。他们向海信发出邀请，并承诺给予种种优惠，只要海信将芯片开发部门搬迁到上海。
周厚健和夏晓东看中了上海良好的芯片产业环境以及“长三角”众多的芯片封装、加工等配套企业。几次谈判之后，他们要求战嘉瑾4人在上海的梅雨季开赴上海，组建海信ASIC上海研发中心。
在上海，4个外乡人除了来自地理课堂和旅游资讯中的线索外，他们对这座与青岛一样的滨海城市一无所知。
他们的宿舍是集成电路产业化基地的人帮忙寻找的，那是一套位于26层的房间，毗邻高架桥，没有空调。关上窗户，38摄氏度的高温热得人无法入睡；打开窗户，外面高架桥上飞速驶过的汽车发动机噪音又吵得人无法入睡。
后来，他们买了几台电风扇，吹出来的风也是热的。没办法，他们于是自己动手，折硬纸板充当纸扇祛暑；不下雨的晚上就拎上凉席，将楼顶的大平台作为自己睡觉的好场所。这是4个外乡人最奢侈的夜晚。
白天，他们要忙于办公场地的租赁谈判。300平方米的场地租赁下来之后，他们还要忙着装修、“办消防”证和采购设备。
在上海的梅雨季里，除了怀念故乡青岛、思考着芯片的事情外，他们只剩下了忙碌、忙碌之后的喝喝酒、打打游戏。
上海的梅雨季就是这样过去的。
但青岛的梅雨季却还没过去。
关于芯片“做什么”的争论还在继续，光是选产品的论证就持续了一年多。当时负责论证的是技术中心的副主任，在他通过之后再报给夏晓东和集团其他决策者。
战嘉瑾说：“那时候国内集成电路很热，大家都在谈论，都觉得那是一个很好的方向，所以海信这边的争论受整个国内大环境的影响很大。”
反对的声音也很大。
来自内部和外部的反对都有着相同的理由：风险太大、能力不够。
到了2001年底，反对的声音终于弱下去，以至消退了，上海那边的装修和采购也已完成收尾，战嘉瑾他们也有了新的办公场地了。
“论证的过程非常漫长，也非常痛苦。”4年后，战嘉瑾说，“我们论证了很多产品。当时国内迷恋微控制器，那是一种低端的、技术含量低的集成电路，但大家都很看好。还有一些企业做‘逆向设计’，就是把别人做的芯片拆开，拍照之后根据照片的显示进行设计，这样做投入小风险也小，国内很多同行都这么干。”
海信也在争论到底是“逆向设计”还是“正向设计”。
“逆向设计”获得成功的可能性对他们来说是100％，几乎毫无资本和失败的风险，而“正向设计”则意味着一切都是零，现在从零开始，未来有可能以零结束。未来有多远，风险就有多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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到上海去（2）
战嘉瑾说，这是一个“从前往后走”还是“从后往前走”的悖论。“从前往后走”，就是你假设自己走到了前方，如果路没走通，又回到了原点，时间、金钱的损失、精神的重创和理想的破灭，这都是冒险的成本。
“从后往前走”，事实上意味着你永远跟在别人屁股后面，永远赶不上别人。别人吃的是米饭，拉出来的是大便；你吃的是大便，拉出来的是土。别人是领路人，你是沿着别人的路走；别人将你带到悬崖上、陷阱边，看着你掉下去、摔死了，你自己还不知道。
青岛和上海。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调研、报告、讨论、争吵……
“部门建立了，人员也在逐渐招聘中，但方向在哪里？从什么地方切入？我们很迷茫。2000年正是全球半导体行业最低迷的时候，有人说那是黎明前最黑暗的时刻，可很多人瞪大双眼，也找不到黎明的第一道曙光出现在哪个方向。连业界的领导者都很迷茫，不知何去何从，只忙着裁员节流、出售某些业务部门。就是在如此凄惨的大环境下，海信决定进军集成电路行业；更何况我们还是一些初出茅庐、没有任何基础的新手？一时间，外界甚至企业内部充满质疑声。没有人能够断言我们能否取得成功，只能在黑暗中探索。”战嘉瑾回忆起来依然印象深刻。
没有方向，没有参考，一切未知的东西，他们都没有。
又到处都是方向，到处都是参考，乱花渐欲迷人眼。
战嘉瑾他们从2000年以来，主要进行集成电路自主设计的可行性研究，以及产品的开发。当时他们已经相继调研和探索了十多个产品项目，包括电视遥控器芯片、空调遥控器芯片、通用8位微处理器，他们甚至还调研了手机、数字电视解码和全球定位GPS芯片等。
在无数次调研、报告、讨论、争吵后，在研究了十多个芯片的方向和多方论证后，2001年底，战嘉瑾他们终于确定下来，告诉周厚健和夏晓东：
◆确定“正向设计”的方向。
◆做数字视频处理芯片。
他们告诉海信的决策层，“逆向设计”只适合于低端产品，只有“正向设计”才代表未来。海信做芯片要考虑到整机的优势，不能离开海信电视机制造的后端支持。他们还建议决策层参考市场需求，迎合液晶和等离子概念。“竞争不像其他产品那样激烈，”战嘉瑾说，“技术比较先进，前景也比较好。”
“一方面，微控制器的本身价值低，市场开发度高，可以以很便宜的价格购买，我们感觉做下去不会有长远发展。我们希望自己研发项目的起点要高，项目一旦完成，就可以参与技术的高层次竞争。以后与世界跨国企业之间的技术合作，也必定是中国企业拥有核心技术后，才能与合作者平等地坐到谈判桌上。另一方面，海信30年的经营主业一直是电视机，电视机正面临更新换代的机会，平板电视机、数字电视机将是未来的主导。”
起点高、竞争不激烈、技术先进和前景好的前提是投入大、风险大，未来不可预知。
周厚健和夏晓东不是没有犹豫，否则争论不会持续那么长时间。如果他们热血沸腾、大脑冲动，没准儿海信早就去搞芯片开发了，没准儿他们早就获得成功了呢！当然，没准儿他们也会败得一塌糊涂。谁知道呢？
但周厚健是稳健的，一如他的名字；海信是稳健的，一如它的领袖。他们的稳健，已经被外界诟病为“近乎保守”的稳健了。
周厚健和夏晓东管不了那么多，他知道这不是儿戏，而是在为海信找到一条活路，容不得他们去轻举妄动、恣肆无忌。
所以，“信芯”开发成功之后，周厚健有一次感慨地说：
“不容易，我说的不容易不仅仅是技术上获得突破，从事件的整个过程来看也很不容易，坚持了这么长时间。我觉得这个事件上，最应该赞扬的是这些研发人员。大家说‘是用生命换来的’可能有些夸张，实际上，他们把30岁左右这5年人生的黄金时间用于海信芯片开发，应该说是太珍贵了。对他们来讲付出的代价很大，但对企业的意义也很大。关键是5年前开始搞这个东西，他们不知道未来是成功还是失败，很可能做了5年是个失败的结果，从这个意义上讲，虽然在业务能力上会有提高，但工作业绩上5年下来是个零……如果我5年前搞一个东西，当时就说这个成果要花5年的时间才能完成，这个不难，因为有清晰的目标前景。关键是5年前大家展望的结果可能是零，所以能坚持下来非常困难。”
在2005年春天的海信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周厚健褒奖那些他认为“最不容易、最不简单、最应该赞扬”的开发人员时说：“我发自内心地敬佩他们。”
到上海去（3）
而在2001年，他们是不是也值得褒奖？
战嘉瑾和夏晓东最后的勇气是不是也值得敬佩呢？
没有人知道他们内心的犹豫到底持续了多久，但在那一年年底，海信的芯片项目正式立项。
海信官方的说法是：鉴于以上种种考虑，到2001年年底，海信集团上下一致同意：海信芯片设计的切入点是“数字图像、视频处理”方向；而此时，海信集成电路的设计流程也在摸索中初步建立。
战嘉瑾他们终于过关了。
他们是在上海听到的这个消息，虽然隔着漫长的陆地和海岸线，却那么令人激动和亲切。
战上海（1）
周厚健不可能知道战嘉瑾他们在上海到底付出了什么。除了难熬的梅雨季外，除了装修、“办消防”和采购设备等一大堆烦琐的事情外，他们所付出的每一丝、每一毫的努力。周厚健他们在青岛，当然还有他们其他的事情。
那一年是海信的加速年，《南方周末》在那一年有一篇报道，题目就叫《海信加速》。
事实上，海信一直在动。它原本悄无声息地运行，但2000年从日历上掀过之后，它弄得动静越来越大，到了最后开始隆隆作响。与此同时，周厚健和于淑珉，两个扩音喇叭般的调门越来越高，看得出岁月对他们足够仁慈，使他们厚积薄发有足够力气，喊出振奋人心的口号。
“8年时间，这个企业已经带上了很多我个人的特点，比如保守，这会成为企业发展的桎梏。”2000年年底，在江西路11号，周厚健感慨地说。半年后，当海信与荣事达公司在2001年6月19日宣布战略结盟时，于淑珉则颇有深意地说：“无论你愿不愿接受，洗牌已经开始。”
那一天是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第二天。
那一天的行动，是进入白色家电领域仅4年的海信集团雄心勃勃的一部分，也是周厚健在音乐广场静坐沉思、于淑珉在东海路胡思乱想的结果。《南方周末》把这种雄心勃勃的结果称为“加速计划”。它说：
这家一贯以“保守的财务”著称的企业在2001年开始突然发力，一系列规模巨大的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迅速完成，其信息产业集团即将于今年7月挂牌成立，CDMA项目将在年内投入运营，而与荣事达的结盟仅是其向全系列家电产品扩张的第一步。
海信突围的模式，总会给新闻界提供话题。关于那年夏天与荣事达的结盟，于淑珉后来说：“我们的原则是平等互利、优势互补、资源共享、战略双赢，不是谁吃谁，更不是吃‘休克鱼’。”
事实上，与荣事达的合作并不十分成功。半年过后，有一天海信发现，“联盟”生产的冰箱价格高得离谱。他们核算成本，然后叹息。接下来便有人怀疑，荣事达同时在为海信的竞争对手生产，而贴有“荣事达”标志的冰箱，价格要远低于海信。
尽管周厚健并不相信这种传言，但他还是要寻找其他合作伙伴。他从不在一棵树上吊死，所以在与荣事达“结盟”一年后，海信“吞并”了北京雪花。
周厚健野心勃勃，却又含蓄地表达意愿说：“实际上，每一个企业都不想落后，所以从这个意义上讲企业都希望自己做行业的领头羊，即使是第二名，相对于第一还是落后，我们的目标是在3年时间内，通过我们的努力，能够排在行业的前列。”
就在战嘉瑾他们抵达上海的那个夏天，突然发力形成的系列土建和设备投资已经完成。海信的制造部门要搬进一个投资数十亿建成的信息产业园，总部则要搬进紧挨着海岸线的海信大厦，CDMA项目年底的时候投入运营，周厚健颇为豪迈地宣告“３C格局已经初步具备”。
但他并不满意，有一次他告诉身边的人：“速度还不够快，尤其是在IT和通讯领域，因此海信要加速。”他用一个有利于宣传的词汇——“加速”，替代了一个悲壮的“突围”。他试图通过产业重整来完成他的“加速计划”。
事实上，战嘉瑾他们在上海的行动也是海信“加速计划”的一部分。与“加速计划”的其他部分不同，上海的一切都要从零开始，一切又都可能以零结束。
战嘉瑾他们不希望以零结束，这迫使他们付出更多的心血。他们还年轻，在这个没有英雄却又枭雄纷争的时代里，他们要为自己圆一个“英雄梦”。现在，正是一个他们建功立业的绝好机会。
就在青岛与上海调研、报告、讨论、争吵“做什么”的时候，战嘉瑾他们开始确定自己的开发流程。这不再是一个“做什么”的问题，而是一个“怎么做”的问题了。
与“做什么”相比，“怎么做”是一个“斯芬克斯之迷”，不光是海信，整个中国企业在电视芯片设计方面都毫无技术积累，更谈不上成熟的设计理念和开发流程。
一切真的要从零开始了。
“因为一切都要从头开始，集团领导并没有给我们设定必须达到的目标，也没有给我们太多压力。我还记得当时周厚健董事长说芯片是海信核心技术研发的‘试验田’，即便不能成功，这种探索和积累都是有益的。”战嘉瑾说。
尽管如此，但战嘉瑾他们并没有因为青岛的宽容而稍有懈怠。他们开始如饥似渴地从书本和一些交流、培训中汲取着有关芯片的“设计方法学”理论和知识。这群年轻人迫切希望证明自己，迫切希望实现自己内心的“英雄梦”。
“刚开始，我们连起码的设计流程也没有，不知道一个集成电路板上几百万、上千万的晶体管该各自安排在哪个位置？除了与一些国外企业交流、借鉴它们的先进经验外，还有就是从书本中汲取相关理论知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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战上海（2）
然而，即便熟稔了技术理论，要将理论变成现实的设计，中间还有很长很长的距离。
“这就像做菜一样，一种原料可以有无数种搭配，你要找出自己擅长和合口味的。芯片设计也是这样，不是说哪一个理论上的流程最好，而是哪一种符合你的需要；或者，当理论成熟时，实际设计和操作是否经济，是否可以产业化。而且，设计仅是芯片产业链上的第一环，离不开后面的芯片加工、整机应用等。而当时芯片的生产厂家大多在我国台湾地区和欧美国家，我们对后面的相关环节也不了解。”
作为项目的负责人，作为“带头大哥”，战嘉瑾一边带领大家竭尽全力、由浅入深地补习芯片开发的一切理论，一边要进行芯片设计的探索——包括数字图像处理算法的设计、芯片设计的研究以及建立海信自身的芯片设计流程。
激情、热望、证明自己的期许和一个宏大而遥远的“英雄梦”，使这些初出茅庐的年轻人“团结一心，众志成城，建立了一个良好的研发氛围和开发环境”。
然后，2002年就这么说来就来了。
随着办公场所搬迁到上海科技京城，战嘉瑾的队伍也逐渐扩大。到2001年年底，随着何云鹏的加盟，战嘉瑾的队伍已经拥有7名成员。过了不久，就递增到8个，与战嘉瑾曾目睹的那家做到液晶芯片全球第三的美国公司的开发人数已经基本相当，果真是“7、8个人、十来条枪”了。
与“全球第三”不同，从青岛到上海的这批年轻人普遍缺乏芯片设计经验，除了战嘉瑾曾在美国那家“全球第三”有过短暂的芯片验证交流经验外，只有何云鹏从事过短暂的芯片材料研究。
他们没有经验，有的只是年轻。
战嘉瑾、何云鹏、陈永强、王瑞冰等人，他们平均年龄只有286岁。在“信芯”开发成功后，他们被描述为一个精干、高效的团队，都有着一颗攻克技术难关执着的心——“因为年轻，他们更渴望胜利，因为渴望胜利，他们更加勤奋钻研、互相提携。”
他们的确精干而高效，但却不是一个管理学意义上的团队，他们凭借的是满腔热情和对未来的渴慕。他们利用上海相对优越的行业环境，近乎贪婪地补习功课。对于他们来说，这既是一份不错的工作，更是一个实现“英雄梦”的机会。
仅此而已。
他们的开发在推进。
战嘉瑾说，最初青岛并没有要求把产品正式做成芯片，而只是希望推进到芯片设计的电路验证。那时候，“芯片”只是一个实验室产品，不需要批量生产。
在此之前，青岛曾安排他们承接一个小项目，叫做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对于来自青岛的决定，他们不免以为是集团的保守和对他们能力的怀疑。
数字图像的缩放、抖动完成了；
边缘检测与增强完成了；
电路设计、仿真、验证等工作步步为营地向前推进……
设计工作还算顺利。
又一个闷热、潮湿的梅雨季过去了，又一个阴冷潮湿的冬天到来了。2002年底的时候，他们完成了包括从算法到电路的全部液晶显示器电路的FPGA实现项目。
他们证明了自己的能力，青岛那边“实际上还是比较满意的”。
“这个项目的成功可以说是我们整个集成电路设计的一个突破。它的成功具有承前启后的重大意义：一方面，它验证了我们的开发流程是可行的，我们在集成电路设计上拥有了正确的方法；另一方面，它的成功表明，采取正确的方法，我们自己完全有能力做集成电路开发。无论哪个方面对我们都是极大的鼓舞。”
青岛跟踪着上海的动向，他们关注着战嘉瑾他们的一举一动。液晶图像项目的成功使他们不再怀疑这些小伙子们的能力。
更多的调研报告、更多的芯片设计论证和突破方向论证源源不断地送到周厚健、于淑珉和夏晓东的案头……
现在，他们准备把更多的钱投进去了。
2003年1月20日…21日，在海信集团的年度经济工作会议上，海信的决策人正式将“数字视频处理器”确定为该年企业十个重点科研项目之一，他们说是希望芯片研发团队能够以此为契机，获得海信在核心技术上的重大突破。
于是，“信芯”项目正式立项了，尽管当时并不叫做“信芯”。
来自青岛的孤注一掷和自上而下的全力动员，似乎确定了“信芯”在注定要付出极大努力外，也注定要造就一批“英雄”。
正如前文所述那样，在数字电视常用的接收与解调芯片、解码芯片以及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三种核心芯片中，数字视频处理芯片不仅在开发设计上最见功夫，也是最有开发意义、分量最重的一款芯片。
战上海（3）
如果成功了，工作在上海的年轻人将成为海信的英雄，他们将在海信无数无名英雄的脊背上站起来，昭告天下他们是如何获得成功的，是如何成为英雄的。他们将赢得鲜花和掌声，赢得泪水和尊敬，赢得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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